最近死人真多，James Brown, 福特，萨达姆，加上海底地震，印尼翻船，每天打开报纸头版上都有一条晦气的消息，而2006年就在这晦气中蹑手蹑脚地溜了过去。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憧憬2000年，四个现代化，小康，机器人干家务，所有的丑小鸭都应该变成白天鹅了，所有的灰姑娘都应该穿上水晶鞋了，所有的公主都应该找到白马王子了。虽然人人都隐约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这并不耽误大家欢天喜地地翘首以待。后来2000年来了，事实自然证明，人类过去这2、30年所有的激动都是白激动，但是白激动为什么不激动呢？
可是2001，2002，2003，2004，2005，就要过去的2006，以及马上要到来的2007呢？在2000的阴影下，这些年份，好比光芒四射的女皇面前的宫女，走路轻手轻脚，说话低声细气，一不小心就消失在了时间的隧道里。
说时间是隧道，后现代主义者没准要不满了，因为这里面“假定了线性发展的历史”，“假定了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那么时间还能是什么呢？在记忆和想象面前，在博尔赫斯面前，在爱因斯坦面前，也许时间本来还可以是迷宫的。
或者还可以是一个大轮子。虽然我一听到“现代性”这个词就头疼，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古代，也就是在人们还生活在“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的刻度里时，时间就是那么一个大轮子，周而复始地打转，爷爷种地，儿子种地，孙子还种地。后来时间就不打转了，1900年，1910年，1950年，2000年……卯足了劲地非常直线式地往上窜，爷爷种地，儿子进城，孙子出国。
据说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从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左右开始的。自从历史开始在时间的“隧道”里“加速度”前进，人类强奸自然屡屡得逞，于是得意忘形，产生一种夸张的错觉，以为这加速度会是无限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是到2000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机器人给我们做饭，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外星人，癌症也依然是癌症。这飞快疾驰的历史，在我们更快地疾驰的想象面前，显得又是多么笨重而缓慢啊。
说到沉重和缓慢，我的日记是最好的见证。偶然翻起十年前的日记，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作茧自缚，竟然十年来如出一辙。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啊，别人的时间也许是隧道，或者轮子，或者迷宫，而我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坑。十年来站在同一个坑里捶胸顿足，与此同时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已经去世、第三代已经下台，第四代也走进新时代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大约是自己的麻木，就是真的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很多女人到了30左右都开始含糊其词自己的年龄，而我从来不能理解。对我来说，过了30就过了30呗，人生就像是电子游戏，每一关都有每一关的陷阱和刺激，哪怕出于好奇，我也愿意那么一关一关地打下去。
又或者，还是不够老，所以还耍横，还嘴硬。
有一天蚊米说，现代社会真的是文明了啊，要在以前，什么巴以冲突，就是一个杀，赶尽杀绝算逑了还莫莫唧唧折腾这么多年。说的也是，现在就算那谁修理那什么功，不也得欲遮还羞么，换在古代，看你不顺眼不就砍光了算了。
这样想想，历史还真是前进了那么一些，如果不是线性，也是――用马克思的画来说――螺旋型。要不怎么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呢，不但脸上涂满了胭脂，脚上跳的也是秧歌的舞步。
2006年12月31日星期日
2006年12月23日星期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钱”，“买一斤蔬菜才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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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钱”，“买一斤蔬菜才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暖冬
到波士顿的时候，我对这里的气候如临大敌，来了之后却不怎么冷，而且一直不冷。都12月下旬了，还可以精神抖擞地在外面走，一点没有钻回室内的迫切感。
独来独往的好处是：不用怎么太收拾自己，每天早上抓起什么穿什么。有时候低头一数，发现身上有8种颜色，跟个水果拼盘似的。
路过一个商店，看见玻璃橱窗里的小人，红红绿绿 ，灯光下喜气洋洋。再接着往前走时，看到好多树上被绕了很多圈彩灯。再往前走，中央广场的路口，几个黑人在唱歌，是那种欢快的教堂歌曲。这就是所谓的节日气氛吧。
我就是有些同情那些树，本来可以趁着冬天歇会儿，生生被缠上这么多劳什子。也许我是瞎操心，虚荣一点的树没准就很窃喜。
蚊米问我生日想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
其实我想要一只猫。
可是一想到要把一个动物关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每天除了我就是我，我不在家就连我都没有，又有点不忍心。再说，过了明年夏天，还不知道人在哪呢。
终于把看了，感觉很一般。很久以前看的时候，非常喜欢。心境不同，同一个调调的东西，感觉如此不同。现在看，无非是一个逃避生活的男人，把自己的懒惰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而已。
不过女主角是真漂亮。不得不承认，法国女演员都长得一副无辜样，就是30岁的脸上，还挂着一个13岁的表情。不象好莱坞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健壮，个个都象女版施瓦辛格。
她在电影里说：Why are we often obsessed with people we even don’t like? I can’t understand this.
印象中这个Julie Delpy还演过那个什么什么斯基的“颜色三部曲”中的《白》，有一个镜头，她前夫在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她在那边和另一个人做爱。整个电影，我就记得这个画面，可见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健康。
不对，好像还有一个镜头，雪地里。几个男人，一个箱子，有人在跑，好像音乐还不失时机地响起。算了，记不清。
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或者看书看着看着，哪怕买菜做饭，我就想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漫画里，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化成铅笔的几根简单线条，快乐是简单的快乐，伤感是简单的伤感。似乎只有把线条后面的那些质地、重量去掉，生活才变得美好。你看，我也无非是一个逃避生活的女人，把自己的疲倦上升了艺术的高度而已。
独来独往的好处是：不用怎么太收拾自己，每天早上抓起什么穿什么。有时候低头一数，发现身上有8种颜色，跟个水果拼盘似的。
路过一个商店，看见玻璃橱窗里的小人，红红绿绿 ，灯光下喜气洋洋。再接着往前走时，看到好多树上被绕了很多圈彩灯。再往前走，中央广场的路口，几个黑人在唱歌，是那种欢快的教堂歌曲。这就是所谓的节日气氛吧。
我就是有些同情那些树，本来可以趁着冬天歇会儿，生生被缠上这么多劳什子。也许我是瞎操心，虚荣一点的树没准就很窃喜。
蚊米问我生日想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
其实我想要一只猫。
可是一想到要把一个动物关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每天除了我就是我，我不在家就连我都没有，又有点不忍心。再说，过了明年夏天，还不知道人在哪呢。
终于把
不过女主角是真漂亮。不得不承认，法国女演员都长得一副无辜样，就是30岁的脸上，还挂着一个13岁的表情。不象好莱坞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健壮，个个都象女版施瓦辛格。
她在电影里说：Why are we often obsessed with people we even don’t like? I can’t understand this.
印象中这个Julie Delpy还演过那个什么什么斯基的“颜色三部曲”中的《白》，有一个镜头，她前夫在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她在那边和另一个人做爱。整个电影，我就记得这个画面，可见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健康。
不对，好像还有一个镜头，雪地里。几个男人，一个箱子，有人在跑，好像音乐还不失时机地响起。算了，记不清。
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或者看书看着看着，哪怕买菜做饭，我就想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漫画里，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化成铅笔的几根简单线条，快乐是简单的快乐，伤感是简单的伤感。似乎只有把线条后面的那些质地、重量去掉，生活才变得美好。你看，我也无非是一个逃避生活的女人，把自己的疲倦上升了艺术的高度而已。
2006年12月20日星期三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这句话的完整说法是，如果我象男人那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2006年12月19日星期二
Carberry
在我各种可能被称为“装B”的行为中，有一个是最显著的：我喜欢在咖啡馆看书写东西。
我的毕业论文估计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在哥大附近110街的星巴克写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的论文出版了，你使劲闻，没准能闻到latte 的味道。
到哈佛之后，自然觉得处处没有纽约这个大城市方便，但是有两点哈佛附近比哥大附近要强得多，一个是书店多，一个就是咖啡馆多。
我住在哈佛广场和中央广场之间，所以两头的咖啡馆都去。我刚才算了算，光步行距离以内的，就有十来个咖啡馆。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家，叫carberry。
首先，carberry和一般的咖啡馆不同，它特别明亮，两面墙都是大玻璃，坐在那里看书写东西累了，抬头就看到窗外的冬天的树，顿时产生那种“生活在别处”的小资情绪，非常适合梨花体文字的创作。熟悉美国各式咖啡馆的人可能知道，美国很多咖啡馆都是黑灯瞎火的――比如哥大附近的那个hungarian café，或者cambridge中央广场附近著名的1369 café，都是黑咕隆咚的，人们得象抓虱子一样辨认书上的文字，能够在那样的光线下抓住文字甚至思想的，肯定后来都能成为康德萨特弗洛伊德什么的。
其次，它比较大，又加上不在主干道旁边，所以人不多――就是周末去，也没有碰上过排队等座位的情况。这和星巴克、peet’s coffee等又不同。在星巴克或者peet’s coffee，排长队不说，座位拥挤不堪，你坐那思考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呢，旁边两女孩讨论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非常扫兴。或者你坐那冥想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呢，旁边两教授跟那探讨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也很扫兴。可能去carberry的人都是看中了它的安静宽敞，所以除了周末吵点，平时大家基本都是各看各的书、杂志、电脑，互不干扰，或者轻声说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型”咖啡馆。有一次我竟然在carberry看见7个中年妇女，围着三张桌子坐成一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打毛衣，场面非常超现实。
再次，它方便，到处是插座，还可以上网――当然一个月要交13块钱，但是我经常去，交了也不觉得亏。以前在110街的starbucks的时候，整个咖啡馆里就三个插座，大家进去都眼巴巴地盯着等着，如果有一个人撤了电脑插头，无数人就会蜂拥而上。有一回我非常幸运的抢到了，一个哥们从后面突然冒出来，说：“你看，我带了一个插座，你让我把它给插上，然后你把你的电脑插在我的插座上吧”。去咖啡馆还带插座，这也就是资源和人口发生矛盾时人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吧。Starbucks里也有T-mobile垄断的网络链接，但是一个月好像要40块钱，我可舍不得花那钱。所以每次都尽量找靠窗口的座位，指望能偷到一点外面的无线信号，有时候能偷到，有时候偷不到，就跟野猫偷食似的，全靠当天的运气。
而且carberry挺漂亮，桔红色的外墙，里面的桌子是钢的，简洁中带点笨拙。而且carberry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茶的品种也很多，又便宜，一块五左右买一杯，坐一下午，中间还可以不断地续茶。而且这个café的管理人员大约音乐品味不错，时不时选出让人“惊艳”的CD。
好处多么罄竹难书呀。
我之所以想写写carberry，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睚眦必报。觉得这个小咖啡馆给我这么多宁静美好的下午，也应该赞美它一下，免得它觉得我不够朋友。以前一个哥们问我为什么爱去咖啡馆看书，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解释，就说大约是独来独往惯了，所以喜欢到那些温暖、热闹的地方，蹭一点人间的气息。
我的毕业论文估计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在哥大附近110街的星巴克写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的论文出版了，你使劲闻，没准能闻到latte 的味道。
到哈佛之后，自然觉得处处没有纽约这个大城市方便，但是有两点哈佛附近比哥大附近要强得多，一个是书店多，一个就是咖啡馆多。
我住在哈佛广场和中央广场之间，所以两头的咖啡馆都去。我刚才算了算，光步行距离以内的，就有十来个咖啡馆。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家，叫carberry。
首先，carberry和一般的咖啡馆不同，它特别明亮，两面墙都是大玻璃，坐在那里看书写东西累了，抬头就看到窗外的冬天的树，顿时产生那种“生活在别处”的小资情绪，非常适合梨花体文字的创作。熟悉美国各式咖啡馆的人可能知道，美国很多咖啡馆都是黑灯瞎火的――比如哥大附近的那个hungarian café，或者cambridge中央广场附近著名的1369 café，都是黑咕隆咚的，人们得象抓虱子一样辨认书上的文字，能够在那样的光线下抓住文字甚至思想的，肯定后来都能成为康德萨特弗洛伊德什么的。
其次，它比较大，又加上不在主干道旁边，所以人不多――就是周末去，也没有碰上过排队等座位的情况。这和星巴克、peet’s coffee等又不同。在星巴克或者peet’s coffee，排长队不说，座位拥挤不堪，你坐那思考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呢，旁边两女孩讨论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非常扫兴。或者你坐那冥想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呢，旁边两教授跟那探讨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也很扫兴。可能去carberry的人都是看中了它的安静宽敞，所以除了周末吵点，平时大家基本都是各看各的书、杂志、电脑，互不干扰，或者轻声说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型”咖啡馆。有一次我竟然在carberry看见7个中年妇女，围着三张桌子坐成一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打毛衣，场面非常超现实。
再次，它方便，到处是插座，还可以上网――当然一个月要交13块钱，但是我经常去，交了也不觉得亏。以前在110街的starbucks的时候，整个咖啡馆里就三个插座，大家进去都眼巴巴地盯着等着，如果有一个人撤了电脑插头，无数人就会蜂拥而上。有一回我非常幸运的抢到了，一个哥们从后面突然冒出来，说：“你看，我带了一个插座，你让我把它给插上，然后你把你的电脑插在我的插座上吧”。去咖啡馆还带插座，这也就是资源和人口发生矛盾时人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吧。Starbucks里也有T-mobile垄断的网络链接，但是一个月好像要40块钱，我可舍不得花那钱。所以每次都尽量找靠窗口的座位，指望能偷到一点外面的无线信号，有时候能偷到，有时候偷不到，就跟野猫偷食似的，全靠当天的运气。
而且carberry挺漂亮，桔红色的外墙，里面的桌子是钢的，简洁中带点笨拙。而且carberry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茶的品种也很多，又便宜，一块五左右买一杯，坐一下午，中间还可以不断地续茶。而且这个café的管理人员大约音乐品味不错，时不时选出让人“惊艳”的CD。
好处多么罄竹难书呀。
我之所以想写写carberry，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睚眦必报。觉得这个小咖啡馆给我这么多宁静美好的下午，也应该赞美它一下，免得它觉得我不够朋友。以前一个哥们问我为什么爱去咖啡馆看书，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解释，就说大约是独来独往惯了，所以喜欢到那些温暖、热闹的地方，蹭一点人间的气息。
2006年12月13日星期三
历史
美国大学里革命家非常多，昨天又碰上一个。
不知怎么地聊到中国的文革，伊象所有的小将那样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啊，文革的时候经济还增长了多少多少呢。
我说，文革的时候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为有文革，所以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另一种是“尽管有文革，但是经济还是增长多少多少”，要我说如果没有文革，经济增长更快呢。
他：你看，你这是在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说怎么不能假设，有个叫邹至庄的普林斯顿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计算“假如没有政治运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如何如何”。
他：那都是想象，我坚持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然是不欢而散。
后来越想越不对。象他这样的美国左派，肯定是反伊战、反种族歧视的，如果他说“没有伊战，世界更美好”，那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说“没有种族歧视，美国更美好”，我还是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依此类推，所谓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是混淆是非的一个说法。
我假设一下历史怎么了，又不偷又不抢的。
我老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的经历也不好，许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眼巴巴的，老惦记。对于渴望M的人，不S一下他，他就不消停。
不知怎么地聊到中国的文革，伊象所有的小将那样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啊，文革的时候经济还增长了多少多少呢。
我说，文革的时候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为有文革，所以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另一种是“尽管有文革，但是经济还是增长多少多少”，要我说如果没有文革，经济增长更快呢。
他：你看，你这是在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说怎么不能假设，有个叫邹至庄的普林斯顿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计算“假如没有政治运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如何如何”。
他：那都是想象，我坚持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然是不欢而散。
后来越想越不对。象他这样的美国左派，肯定是反伊战、反种族歧视的，如果他说“没有伊战，世界更美好”，那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说“没有种族歧视，美国更美好”，我还是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依此类推，所谓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是混淆是非的一个说法。
我假设一下历史怎么了，又不偷又不抢的。
我老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的经历也不好，许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眼巴巴的，老惦记。对于渴望M的人，不S一下他，他就不消停。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敌人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911以来美军抓获的700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2001年8月4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4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年12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60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03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911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700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911以来美军抓获的700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2001年8月4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4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年12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60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03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911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700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2006年12月7日星期四
飞跃流水线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
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
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
2006年12月4日星期一
points
今天在某网站写东西，突然出现一个提示，“文中有敏感字符points，请自行检查”。
Ok，检查就检查。
但是看来看去，楞是找不到任何敏感的字眼。我既没有诬蔑任何一代领导人，也没有拥护某某功，甚至连simple，naive这样的词绕道而行。最后，我不得不用“切半定位法”开始搜索――具体啥意思我也不解释了，估计大家都有类似的战斗经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定位出敏感部位在哪。
靠，就是“points”这个词啊。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不要以为你自己经常中英文夹杂，人家堂堂正正的中文网站也会像你一样装蒜。人家说有“敏感字符points”，人家的意思就是“敏感字符是points”，而不是“敏感字符或points”。第二，我们的宣传部门荷尔蒙近期高涨，敏感部位越来越多，连points这样一点都不性感的词汇都具有了撩拨的意味，饥渴啊饥渴。
以前一帮朋友一起唱卡拉Ok。正如所有的卡拉OK的MTV，无论你唱的是“血染的风采”，还是“送战友”，屏幕上总是出现无数泳装美女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跑累了的时候，她们也会躺倒歇息，但是可能是阳光太大，或者沙子太硬，她们躺倒的时候往往休息不好，会不断地辗转反侧。
就在其中一位美女不厌其烦地辗转反侧时，同去的一位姐们说：“搞这么多女的在这搔首弄资干嘛？What’s the point？”
一位哥们答：“Well, there’re three points.”
Ok，检查就检查。
但是看来看去，楞是找不到任何敏感的字眼。我既没有诬蔑任何一代领导人，也没有拥护某某功，甚至连simple，naive这样的词绕道而行。最后，我不得不用“切半定位法”开始搜索――具体啥意思我也不解释了，估计大家都有类似的战斗经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定位出敏感部位在哪。
靠，就是“points”这个词啊。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不要以为你自己经常中英文夹杂，人家堂堂正正的中文网站也会像你一样装蒜。人家说有“敏感字符points”，人家的意思就是“敏感字符是points”，而不是“敏感字符或points”。第二，我们的宣传部门荷尔蒙近期高涨，敏感部位越来越多，连points这样一点都不性感的词汇都具有了撩拨的意味，饥渴啊饥渴。
以前一帮朋友一起唱卡拉Ok。正如所有的卡拉OK的MTV，无论你唱的是“血染的风采”，还是“送战友”，屏幕上总是出现无数泳装美女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跑累了的时候，她们也会躺倒歇息，但是可能是阳光太大，或者沙子太硬，她们躺倒的时候往往休息不好，会不断地辗转反侧。
就在其中一位美女不厌其烦地辗转反侧时，同去的一位姐们说：“搞这么多女的在这搔首弄资干嘛？What’s the point？”
一位哥们答：“Well, there’re three points.”
2006年12月2日星期六
煤油灯
两天了，手还在辣。辣这东西真顽强，跟饶颖似的。
打开冰箱，几乎是空的。怎么办呢，我吃什么呢？于是我开始使用自己的惯常招数：把冰箱里所有剩下的能吃的东西混一块，煮。其中有：一盒paste、几片大白菜叶、几根葱、冷冻柜里一盒已经放了两个月的贝壳肉。
后果当然是，非常难吃。吃了几口，剩下的一锅给倒了。倒的时候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当年养大它们的阳光雨露和水。
小白菜长成大白菜，使了多少劲啊。
我现在真的很热爱wikipedia，什么都有，还全都免费，而且一个词链着无数相关词，不断分叉的线索，无穷无尽。每次用wikipedia，我总有一种侦探破案的兴奋心情。
家里有人去世。不过因为跟我关系远，也不太难过。但是好奇，每次知道有人去世，都好奇“那一刹那”的感觉。
我妈说，实在是煤油灯烧干了，一滴油都没了。
我回忆伊的样子，老得缩成一团，看上去很脆，一碰就要碎成粉末的样子。
想我外婆了。
“世上有着万般情义，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
打开冰箱，几乎是空的。怎么办呢，我吃什么呢？于是我开始使用自己的惯常招数：把冰箱里所有剩下的能吃的东西混一块，煮。其中有：一盒paste、几片大白菜叶、几根葱、冷冻柜里一盒已经放了两个月的贝壳肉。
后果当然是，非常难吃。吃了几口，剩下的一锅给倒了。倒的时候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当年养大它们的阳光雨露和水。
小白菜长成大白菜，使了多少劲啊。
我现在真的很热爱wikipedia，什么都有，还全都免费，而且一个词链着无数相关词，不断分叉的线索，无穷无尽。每次用wikipedia，我总有一种侦探破案的兴奋心情。
家里有人去世。不过因为跟我关系远，也不太难过。但是好奇，每次知道有人去世，都好奇“那一刹那”的感觉。
我妈说，实在是煤油灯烧干了，一滴油都没了。
我回忆伊的样子，老得缩成一团，看上去很脆，一碰就要碎成粉末的样子。
想我外婆了。
“世上有着万般情义，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
2006年11月30日星期四
半夜三点
Borat, 不好看，基本跟春晚小品一个水准。尤其到两个男人互相啃下体的那种情形，用小昭的话来说，观众不得不大笑来掩盖尴尬。
晚上切辣椒，把手给切辣了，然后手摸到哪就烧到哪，现在左脸上跟挨了个大耳光子似的，火辣辣的。
早上醒来，没来由地就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对我以前所在的系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呢？走了就是走了。离开纽约的大街时我有点伤心，离开河边公园也都点伤心，离开住了六年的公寓楼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甚至连110街那个破破烂烂的starbucks，走之前都多看了两眼，但是最后一次走出系里所在的大楼时，没有一点伤心。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伤心的缺失。
直到这个初冬的早晨，从远方的一个小床上醒来，才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缺失。
至少是不礼貌的吧。
好歹人家“培养”我这么多年。钱都是白给的呀。美元呀。
当然我很快就想清楚了为什么，无非是，没有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呗。无非是，你是个老外，人家都不带你玩而你又从来不追着人家玩呗。无非是从来没有打入过那个系里的八卦圈因而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呗。
心这个东西，是多么睚眦必报啊。而且是自动化运转的，都不跟大脑打招呼。
有一天，在街上骑车。那天冷，下着毛毛雨，街上没有什么人，黑乎乎的。突然就很想纽约的大街。想起纽约up west side那些高大古典的建筑，热热闹闹的人群，在昏暗的街灯下流动。那一刻觉得很温暖，心里又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想念，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啊。从此以后，纽约的大街，将和童年的院子，和少年时代养的猫，和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麻辣烫店并列在一起，成为我生命里的勋章。一个人得攒多少年，才能攒出一个想念呢。哪怕伤感，也是干干净净、柔柔软软的一团。
晚上切辣椒，把手给切辣了，然后手摸到哪就烧到哪，现在左脸上跟挨了个大耳光子似的，火辣辣的。
早上醒来，没来由地就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对我以前所在的系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呢？走了就是走了。离开纽约的大街时我有点伤心，离开河边公园也都点伤心，离开住了六年的公寓楼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甚至连110街那个破破烂烂的starbucks，走之前都多看了两眼，但是最后一次走出系里所在的大楼时，没有一点伤心。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伤心的缺失。
直到这个初冬的早晨，从远方的一个小床上醒来，才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缺失。
至少是不礼貌的吧。
好歹人家“培养”我这么多年。钱都是白给的呀。美元呀。
当然我很快就想清楚了为什么，无非是，没有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呗。无非是，你是个老外，人家都不带你玩而你又从来不追着人家玩呗。无非是从来没有打入过那个系里的八卦圈因而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呗。
心这个东西，是多么睚眦必报啊。而且是自动化运转的，都不跟大脑打招呼。
有一天，在街上骑车。那天冷，下着毛毛雨，街上没有什么人，黑乎乎的。突然就很想纽约的大街。想起纽约up west side那些高大古典的建筑，热热闹闹的人群，在昏暗的街灯下流动。那一刻觉得很温暖，心里又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想念，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啊。从此以后，纽约的大街，将和童年的院子，和少年时代养的猫，和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麻辣烫店并列在一起，成为我生命里的勋章。一个人得攒多少年，才能攒出一个想念呢。哪怕伤感，也是干干净净、柔柔软软的一团。
给你一个刺激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就会端出美国的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个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标题，你就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妹睡了”，“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过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一般来说，这个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A，把被她欺骗的人B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和C于是扭做一团。这时候保安D，就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婊子！婊子！婊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E开打。
你看，最后，B打A，C打B，D打BC，ABC打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象吸了毒一样high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下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的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 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叫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屏幕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的沦丧啊，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等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的评论圈子里其实也屡见不鲜。当刘忠德对着“超女”这匹羊大喊“狼来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倒真是充斥着一群群的恶狼。
但是当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则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烂，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他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其实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经任辛西那提市的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的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特定年代，比如反右的年代里，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刘忠德先生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象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辩，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文化的病毒。
其实，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要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但是洪水猛兽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个几条不堪一击的小老鼠而已。
斯布林格面对讨伐时自己就说过，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
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就会端出美国的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个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标题，你就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妹睡了”，“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过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一般来说，这个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A，把被她欺骗的人B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和C于是扭做一团。这时候保安D，就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婊子！婊子！婊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E开打。
你看，最后，B打A，C打B，D打BC，ABC打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象吸了毒一样high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下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的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 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叫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屏幕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的沦丧啊，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等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的评论圈子里其实也屡见不鲜。当刘忠德对着“超女”这匹羊大喊“狼来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倒真是充斥着一群群的恶狼。
但是当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则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烂，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他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其实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经任辛西那提市的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的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特定年代，比如反右的年代里，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刘忠德先生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象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辩，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文化的病毒。
其实，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要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但是洪水猛兽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个几条不堪一击的小老鼠而已。
斯布林格面对讨伐时自己就说过，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2006年11月22日星期三
Vivian
因为一个presentation的事情，下午我去找一个哈佛教授。
老太太70多了，精神抖擞。
第一次见面，所以寒暄了两句，然后我开始讲这个presentation的事情。讲了一小会儿，老太太飞快地转移话题。她拿出一本中文书，说“以前我和XX是这样做的：她念一句，我念一句，她给我校正读法，然后我来翻译，她看我翻译得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有点诧异，刚认识，老太太就让我帮她学中文。
书是她搞研究要用到的，刘晓波的，好像跟公民社会有关系。
我只好开始读，我念一句，她念一句，指出她的发音错误，告诉她某个词的含义。
说实话，老太太中文真不咋地。好歹是搞中国研究搞了几十年的人，连“辞职”、“策略”这样的词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所以往往10分钟才能读完一段意思很简单的话。
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一直说：It’s usually not this hard。
读到半个小时的样子，我有点着急了。下午和另一个教授还有另一个meeting，我还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呢。但我也不好意思说。老太太挺认真的，我说一句，她记一句。
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太太看了看表，终于说话了：那今天就这样吧，我还有很多别的事。
说完，她突然抽出一个check，非要往里面填20块钱。
我赶紧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就是一点小忙而已。
她说要要要，不给钱她不comfortable。
两人拉扯半天，她又说：以前XX帮忙的时候，都是要给钱的，你也是一样啊。
我说xx是谁啊？
她说：你不认识XX？你不是她介绍来的吗？
我：没有啊，我从来不认识她。
她：咦？我以为你是她介绍来的那个Vivian，专门来帮我阅读中文的。
我：不是啊，我刚才说了，我名字叫XX，就是来drop by来说presentation的事情的。
她：我听你说中文名字，以为你英文名字叫Vivian呢。
两人正说着呢，有人敲门。
打开，一个中国女孩。
Vivian?
Yes。
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一直没好意思敲门，Vivian哭丧着脸，说，我已经在外面等快一个小时了。
老太太70多了，精神抖擞。
第一次见面，所以寒暄了两句，然后我开始讲这个presentation的事情。讲了一小会儿，老太太飞快地转移话题。她拿出一本中文书，说“以前我和XX是这样做的：她念一句，我念一句，她给我校正读法，然后我来翻译，她看我翻译得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有点诧异，刚认识，老太太就让我帮她学中文。
书是她搞研究要用到的，刘晓波的，好像跟公民社会有关系。
我只好开始读，我念一句，她念一句，指出她的发音错误，告诉她某个词的含义。
说实话，老太太中文真不咋地。好歹是搞中国研究搞了几十年的人，连“辞职”、“策略”这样的词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所以往往10分钟才能读完一段意思很简单的话。
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一直说：It’s usually not this hard。
读到半个小时的样子，我有点着急了。下午和另一个教授还有另一个meeting，我还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呢。但我也不好意思说。老太太挺认真的，我说一句，她记一句。
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太太看了看表，终于说话了：那今天就这样吧，我还有很多别的事。
说完，她突然抽出一个check，非要往里面填20块钱。
我赶紧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就是一点小忙而已。
她说要要要，不给钱她不comfortable。
两人拉扯半天，她又说：以前XX帮忙的时候，都是要给钱的，你也是一样啊。
我说xx是谁啊？
她说：你不认识XX？你不是她介绍来的吗？
我：没有啊，我从来不认识她。
她：咦？我以为你是她介绍来的那个Vivian，专门来帮我阅读中文的。
我：不是啊，我刚才说了，我名字叫XX，就是来drop by来说presentation的事情的。
她：我听你说中文名字，以为你英文名字叫Vivian呢。
两人正说着呢，有人敲门。
打开，一个中国女孩。
Vivian?
Yes。
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一直没好意思敲门，Vivian哭丧着脸，说，我已经在外面等快一个小时了。
2006年11月18日星期六
人民公敌在裸奔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2005年8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科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长发披肩、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40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比自由派更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98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象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科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911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0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科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93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科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象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去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著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科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科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科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的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科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科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5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估计科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忸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科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靠色相傍大款的美女，楞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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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2005年8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科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长发披肩、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40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比自由派更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98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象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科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911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0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科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93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科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象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去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著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科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科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科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的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科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科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5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估计科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忸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科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靠色相傍大款的美女，楞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2006年11月16日星期四
同学们注意了
本小姐旷世梨花体要上半身有上半身要下半身有下半身艳情哲理小说“烟花”进行时连载在此：
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drunk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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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星期三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一个犹太人。189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5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 他们说---- 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 Strauss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 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 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 他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 Bloom的学生，而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5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 他们说---- 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 Strauss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 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 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 他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 Bloom的学生，而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抓狂
昨天我刚信誓旦旦要在博客上贴小说，blogcn就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倒戈活动。我本来想把以前写的那几节先贴出来，结果丫从昨晚到今天，不是“cannot find the server”，就是没法登陆，就是好不容易挤进去一回，又说内容太长，云云云云，总而言之，极尽颠覆破坏之能事，阻挡一篇伟大的梨花体小说之诞生。
昨天深更半夜，当blogcn第189次拒绝让我登陆，我抓狂了。如果blogcn是一个人，如果它当时站在我面前，我肯定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用斧头把他劈成两半，一半用来剁馅，一半用来炖汤。
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世界要和平，祖国要统一，文学女青年要搞文学，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我决定，不在blogcn的博客上连载了，咱另开一个博客专门连载小说：
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drunkpiano
而且这样也好，省得博客内容和小说内容混作一团。 请同学们提着马扎，背着茶壶，跑步前进，奔走相告，到我家去看烟花。
昨天深更半夜，当blogcn第189次拒绝让我登陆，我抓狂了。如果blogcn是一个人，如果它当时站在我面前，我肯定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用斧头把他劈成两半，一半用来剁馅，一半用来炖汤。
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世界要和平，祖国要统一，文学女青年要搞文学，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我决定，不在blogcn的博客上连载了，咱另开一个博客专门连载小说：
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drunkpiano
而且这样也好，省得博客内容和小说内容混作一团。 请同学们提着马扎，背着茶壶，跑步前进，奔走相告，到我家去看烟花。
2006年11月14日星期二
烟花
说挖小说坑，就挖小说坑。吹牛的本质，是自我绑架。
其实是把以前一个刚开头的小说写完，“烟花”。
“烟花”开始写的时候是要献给ss的，可是她现在已经消失了，谁都找不着了。对这事，我有点伤心。虽然我们并不熟，事实上，我们一共也就见过3、4次，但是我是把她引为知己的。我想着她要玩神秘失踪的时候，没准会给我开个后门。可是，她没有。
这个世界上，和我活得一样认真并且被这认真深深伤害的人，也就那么几个，ss算一个。她的消失，让我更加孤单。
但是我也有点高兴，我想她一定是“顿悟”了点什么才消失的。除了与过去的她自己决裂，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她要与我决裂的理由。所以我不take it personally，只是怪她为什么那么小气，不分一点她的顿悟给我。
我甚至告诉二哥，我坚信ss是生孩子去了。我时刻准备着有一天她突然找上门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屁孩。那个时候，ss气定神闲，优雅从容，上来就开始教导我人生的道理。那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劳教所，当了妈的她，可不就学会了接受现实。
我就边写边等吧，ss。这个小说，就当是给你的祝福。祝你生孩子顺利，祝孩子健康成长，祝你相信你将要教给我的所有道理。
以前连载小说的地方，mitbbs，不想去了，就在博克上连载吧。
我会尽快写，但是杂事太多，不可能天天更新。争取一两个月写完。
挖小说坑期间，除了贴专栏文章，其他博客可能就写得少了。
另：部分内容儿童不宜，未成年人以及道德特别高尚的人，请勿进。
其实是把以前一个刚开头的小说写完，“烟花”。
“烟花”开始写的时候是要献给ss的，可是她现在已经消失了，谁都找不着了。对这事，我有点伤心。虽然我们并不熟，事实上，我们一共也就见过3、4次，但是我是把她引为知己的。我想着她要玩神秘失踪的时候，没准会给我开个后门。可是，她没有。
这个世界上，和我活得一样认真并且被这认真深深伤害的人，也就那么几个，ss算一个。她的消失，让我更加孤单。
但是我也有点高兴，我想她一定是“顿悟”了点什么才消失的。除了与过去的她自己决裂，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她要与我决裂的理由。所以我不take it personally，只是怪她为什么那么小气，不分一点她的顿悟给我。
我甚至告诉二哥，我坚信ss是生孩子去了。我时刻准备着有一天她突然找上门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屁孩。那个时候，ss气定神闲，优雅从容，上来就开始教导我人生的道理。那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劳教所，当了妈的她，可不就学会了接受现实。
我就边写边等吧，ss。这个小说，就当是给你的祝福。祝你生孩子顺利，祝孩子健康成长，祝你相信你将要教给我的所有道理。
以前连载小说的地方，mitbbs，不想去了，就在博克上连载吧。
我会尽快写，但是杂事太多，不可能天天更新。争取一两个月写完。
挖小说坑期间，除了贴专栏文章，其他博客可能就写得少了。
另：部分内容儿童不宜，未成年人以及道德特别高尚的人，请勿进。
2006年11月10日星期五
A joke without a punchline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郁闷。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5天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了，除了讲电话。也可能是因为昨天下了雨。最大的原因还是终于有时间郁闷了。情绪其实是时间的函数。
72小时之内没有任何deadline。
下午天气非常好。我就穿一个T恤在外面走，也不觉得冷。
天气这样好，后来我干脆决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Cambridge是一个非常适合漫无目的乱走的小镇。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小路，很快我就如愿以偿地迷路了。
迷路之后看到一个小公园，碧绿的草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阳光下一个空空的秋千。我就走进去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
后来来了两个小孩，他们尖叫着挖蚯蚓。一条一条，拎在手里，一边喊恶心，一边往一个塑料杯子里装。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非常兴奋地挖。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空虚。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象一个影子一样生活，跟自己周围的世界毫无关系。走在cambridge迷宫般的马路上，那种幽灵般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的问题是，走到哪里都根本不为“融入”那个环境付出任何努力。好像就是打不起兴趣。那天碰见一个教授，他说，你应该去找那个谁谁谁啊，还有那个谁谁谁……我想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我确实不想去找那个谁谁谁，还有那个谁谁谁。这样的做人方式，在中国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在中国，就算你孤僻，“集体的怀抱”无处不在。可是在美国，如果你不主动跟人打交道，那你只能是街上的幽灵。
其实就是任性。
任何一个关系，都是要去经营的，我嫌累。
有一个朋友问我，你怎么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不要take it personally，因为我几乎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绝对不是清高反正。也绝对不是一说话就脸红结巴紧张。
就是，不想。
说到这个，想起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我老梦见自己养一个小动物、植物、或者小孩，竟然把它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它已经饿死了，或者奄奄一息。最近一次，是梦见两只小猫。被我给忘了。有一只，还是被拴住的，活活饿死。再前几天，梦见把朋友送的兰花给养死了。
在梦里总是无比内疚、伤心。
蚊米说，是缺乏责任心。
我说不是。一般不敢承担责任，都是太有责任心的表现。
我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认真呢？我太认真了。认真是一个一点都不酷的姿态。认真在我身上的后果，就是拖延对一切问题的决定。
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眼睛都舍不得眨。而且一定要坐得离电视最近。如果谁说话，我就跟他急。基本上我做任何其他事，都是这个样子。
对了，p and y，放心，兰花还活着呢。你们送我的时候，才开一朵。现在，开了七朵。我每天看着它，都象看一场隆重的演出。
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扛住一切deadline，写它一两个月再说。象我记忆力这么烂的人，只能靠一点想象力糊口了。写小说其实完全是个投机取巧的行当，仅次于当导演。我想没准有一天我就去当导演了，因为我还想再懒一点。
有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冒出这句话：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非常崔健、非常rap的一个声音，在脑子里硬邦邦地弹来弹去。
我怎么老不崩溃呢？我真是天下最没劲的人。
以前跟闹同学说：I’m a joke without a punch line.
11月，才4点半，天就黑了。
72小时之内没有任何deadline。
下午天气非常好。我就穿一个T恤在外面走，也不觉得冷。
天气这样好，后来我干脆决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Cambridge是一个非常适合漫无目的乱走的小镇。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小路，很快我就如愿以偿地迷路了。
迷路之后看到一个小公园，碧绿的草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阳光下一个空空的秋千。我就走进去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
后来来了两个小孩，他们尖叫着挖蚯蚓。一条一条，拎在手里，一边喊恶心，一边往一个塑料杯子里装。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非常兴奋地挖。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空虚。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象一个影子一样生活，跟自己周围的世界毫无关系。走在cambridge迷宫般的马路上，那种幽灵般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的问题是，走到哪里都根本不为“融入”那个环境付出任何努力。好像就是打不起兴趣。那天碰见一个教授，他说，你应该去找那个谁谁谁啊，还有那个谁谁谁……我想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我确实不想去找那个谁谁谁，还有那个谁谁谁。这样的做人方式，在中国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在中国，就算你孤僻，“集体的怀抱”无处不在。可是在美国，如果你不主动跟人打交道，那你只能是街上的幽灵。
其实就是任性。
任何一个关系，都是要去经营的，我嫌累。
有一个朋友问我，你怎么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不要take it personally，因为我几乎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绝对不是清高反正。也绝对不是一说话就脸红结巴紧张。
就是，不想。
说到这个，想起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我老梦见自己养一个小动物、植物、或者小孩，竟然把它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它已经饿死了，或者奄奄一息。最近一次，是梦见两只小猫。被我给忘了。有一只，还是被拴住的，活活饿死。再前几天，梦见把朋友送的兰花给养死了。
在梦里总是无比内疚、伤心。
蚊米说，是缺乏责任心。
我说不是。一般不敢承担责任，都是太有责任心的表现。
我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认真呢？我太认真了。认真是一个一点都不酷的姿态。认真在我身上的后果，就是拖延对一切问题的决定。
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眼睛都舍不得眨。而且一定要坐得离电视最近。如果谁说话，我就跟他急。基本上我做任何其他事，都是这个样子。
对了，p and y，放心，兰花还活着呢。你们送我的时候，才开一朵。现在，开了七朵。我每天看着它，都象看一场隆重的演出。
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扛住一切deadline，写它一两个月再说。象我记忆力这么烂的人，只能靠一点想象力糊口了。写小说其实完全是个投机取巧的行当，仅次于当导演。我想没准有一天我就去当导演了，因为我还想再懒一点。
有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冒出这句话：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非常崔健、非常rap的一个声音，在脑子里硬邦邦地弹来弹去。
我怎么老不崩溃呢？我真是天下最没劲的人。
以前跟闹同学说：I’m a joke without a punch line.
11月，才4点半，天就黑了。
2006年11月9日星期四
没有电脑的日子里
两个人以为我死了。三个人以为我疯了。五个人以为我跟那谁赌气了。
放心，死不了，也疯不了。俺早就决定要死皮赖脸地活他个8、90岁，活到随随便便出一次门就会造成全市交通堵塞为止。
其实就是电脑坏了。Dell竟然一修修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是做心脏手术也该出院了，也不知道dell捣鼓了些啥。
学校电脑也能用，但是用公用电脑写博客，就跟拉着一个陌生人倾诉衷肠一样，不逮劲。还是自己的电脑好，虽然它脾气大点，好歹是一家人。
没有电脑的日子，俺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一天早上，也就是上个礼拜天，我竟然6点多钟就起床了。走在多年没有沐浴过的朝阳里，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向来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能够自觉早起的人，一种是尽一切可能睡懒觉的人。就像昆虫世界分成益虫和害虫一样。因为电脑坏了，我临时冒充了两天益虫。益虫的生活多么健康、清新，我一直以为我狂躁抑郁焦虑，其实我就是每天起得太晚而已。
没有电脑的日子，不能没日没夜地上网，我就开始读书。两个星期，我飞快地读了四本书，当然也更加飞快地将它们忘记。其中最值得表扬的，是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六百来页的《Mao’s Last Revolution》。
这是哈佛一个叫Marcfarquhar的老头写的文革史。里面大多数内容，我都零零碎碎从其他地方读过，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发现。但是你知道文革之所以是文革，就在于同一段历史，无论你读多少遍，都不能消除你对人可以到达的癫狂的震惊，对人可以到达的无耻的羞愧，对人可以到达的丑恶的愤怒。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大脑允许运转，所有其他大脑就被禁止、或者主动放弃运转。就是周恩来、康生、张春桥这样的人，都总是因为毛的一句话，而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来个180度大转弯，然后站在毛的面前拼命扇自己耳光。就是明朝这样极度专制的皇权社会，还有《西游记》、《金瓶梅》这样活泼的文学作品，看看毛时代中国的文学成就，就知道中国人的大脑在那个年代，被羞辱到了什么程度。
我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人们谈论文革，总是主要谈论红卫兵运动以及打到走资派。其实很多资料表明，文革最惨烈的一段（从受迫害人数和受迫害程度而言），并不是这两个阶段，而是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而这恰恰是“革委会”成立之后对群众（包括造反派）的迫害运动。今天的“挺文革派”还在说文革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但是如果文革真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如何解释“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的“上层”对“下层”最大规模的清洗？
我本来想翻译《Mao’s Last Revolution》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这一章的，不过觉得中译本估计很快出来，所以就懒得动手了。
没有电脑的日子，其实也挺好。最大的好处，就是回到生活的真相里。我的生活有太多部分给了网络。网络是个大party，而我本来是属于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本来我也是乐于走在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
今天下了一整天雨。
放心，死不了，也疯不了。俺早就决定要死皮赖脸地活他个8、90岁，活到随随便便出一次门就会造成全市交通堵塞为止。
其实就是电脑坏了。Dell竟然一修修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是做心脏手术也该出院了，也不知道dell捣鼓了些啥。
学校电脑也能用，但是用公用电脑写博客，就跟拉着一个陌生人倾诉衷肠一样，不逮劲。还是自己的电脑好，虽然它脾气大点，好歹是一家人。
没有电脑的日子，俺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一天早上，也就是上个礼拜天，我竟然6点多钟就起床了。走在多年没有沐浴过的朝阳里，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向来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能够自觉早起的人，一种是尽一切可能睡懒觉的人。就像昆虫世界分成益虫和害虫一样。因为电脑坏了，我临时冒充了两天益虫。益虫的生活多么健康、清新，我一直以为我狂躁抑郁焦虑，其实我就是每天起得太晚而已。
没有电脑的日子，不能没日没夜地上网，我就开始读书。两个星期，我飞快地读了四本书，当然也更加飞快地将它们忘记。其中最值得表扬的，是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六百来页的《Mao’s Last Revolution》。
这是哈佛一个叫Marcfarquhar的老头写的文革史。里面大多数内容，我都零零碎碎从其他地方读过，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发现。但是你知道文革之所以是文革，就在于同一段历史，无论你读多少遍，都不能消除你对人可以到达的癫狂的震惊，对人可以到达的无耻的羞愧，对人可以到达的丑恶的愤怒。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大脑允许运转，所有其他大脑就被禁止、或者主动放弃运转。就是周恩来、康生、张春桥这样的人，都总是因为毛的一句话，而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来个180度大转弯，然后站在毛的面前拼命扇自己耳光。就是明朝这样极度专制的皇权社会，还有《西游记》、《金瓶梅》这样活泼的文学作品，看看毛时代中国的文学成就，就知道中国人的大脑在那个年代，被羞辱到了什么程度。
我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人们谈论文革，总是主要谈论红卫兵运动以及打到走资派。其实很多资料表明，文革最惨烈的一段（从受迫害人数和受迫害程度而言），并不是这两个阶段，而是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而这恰恰是“革委会”成立之后对群众（包括造反派）的迫害运动。今天的“挺文革派”还在说文革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但是如果文革真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如何解释“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的“上层”对“下层”最大规模的清洗？
我本来想翻译《Mao’s Last Revolution》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这一章的，不过觉得中译本估计很快出来，所以就懒得动手了。
没有电脑的日子，其实也挺好。最大的好处，就是回到生活的真相里。我的生活有太多部分给了网络。网络是个大party，而我本来是属于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本来我也是乐于走在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
今天下了一整天雨。
选谁都差不多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本来给杂志的文章，我一般都过十天半个月再贴到网上，不过这个时效性太强了，先贴之。小过不要打我。
－－－－－－－－－－－－－－－－－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 11 月 7 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 5.3% 减到 5% ，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 0.3 ％，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 0.3 ％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 1957 年，政治学家 Anthony Downs 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之的利益”吗？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迟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本来给杂志的文章，我一般都过十天半个月再贴到网上，不过这个时效性太强了，先贴之。小过不要打我。
－－－－－－－－－－－－－－－－－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 11 月 7 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 5.3% 减到 5% ，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 0.3 ％，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 0.3 ％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 1957 年，政治学家 Anthony Downs 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之的利益”吗？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迟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2006年10月26日星期四
技术问题
在我家里，长期以来，总有一个电器是坏的。先是电脑，然后是数码相机，然后是 DVD 机，然后是电打火的炉子，然后是 ipod 。今天，它终于黔驴技穷，所以又回到了电脑。
今天早上，我在电脑上打字。打着打着，它就喀嚓一声，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屏幕上出现黑白相间的斑马线。等我把它重新启动，过一会儿，它又翘了辫子。这回屏幕上全是格子。到晚上，它甚至懒得死出花样了，就那么一挺，黑过去了。
这简直就成了我的一个墨菲定律：如果家里有一个电器修好了，那么另一个电器肯定会立刻坏掉。这个定律的更恶劣版本是，还等不及上一个电器修好，下一个电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坏掉。
我疑心这些个电器趁着我不在家时，串通一气，商量好了怎么气我。它们私下里设计了一个值班制度，三班倒地翘辫子，今天你装死，明天它装死，纲领就一个：绝不能让她有时间干正事。
她当然就是我了。
我疑心在这个反动团体中，电脑是老大，因为它坏得最起劲。它已经两个月不能充电了，骗我买了一个新电池以后，它还是不能充电。现在，它不但不能充电，还动不动黑屏。
它知道我最需要它，不能把它怎么样，所以就像个妓院头牌似的，越发摆谱。
有时候我特想砸了它。但是砸了它又怎样？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下一个电脑，就像上一个电脑，还一样 bitch 。
这些事情，令我非常恼火，因为我是个非常纯粹的技术盲：电脑坏了，我只会重启。炉子坏了，我只会找房东。 DVD 机坏了，我就会重买。数码相机坏了，我只好不用。 IPOD 坏了，我也只好不听。反正对一切技术问题，我要么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要么把电器上所有的键按几遍，按坏为止。
另一招就是骂娘了。有时候骂着骂着，它还真就好了。
今天电脑第 108 次坏掉之后，我的愤慨终于上升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厌世感。我想到了现代性问题。想到了那些本来用以解放人类的工具本身如何囚禁了人类。想到了生活就是一个手段不断淹没目的的过程比如吃饭问题不断淹没精神问题。想到了如果我是一棵树那么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只是风花雪月。想到了在优雅的古典社会里“我思故我在”而在今天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我敲电脑故我在”。想到了我出生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接着又想到我出生在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是一个误会。想到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怎么得了他如果就像个电脑似的今天生这病明天生那病我不是要给愁死了。想到人生这么短暂却还要在这些“技术问题”上无谓地消耗这么多时间。想到了“技术”这个词更广义上的含义然后觉得人生就像一块注水猪肉一点点肉加一大滩水。想到了也许我一切的抱怨都只不过是因为懒惰人生并不存在本质问题和技术问题之分技术问题就是本质问题。
最后，我想到了给 dell 打电话。
Dell 的技术员让我寄电脑过去修。
对了，寄电脑前，别忘了把 hard drive 给卸了，最后他说。
我两眼一抹黑，卸 hard drive ？
一切涉及到螺丝刀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高科技。
让我手举螺丝刀，活活从一个电脑里掏出一个硬盘。我，电脑，螺丝刀，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就像金正日，朝鲜，核武器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
我欲哭无泪。
后来我就在屋里哼歌：人生不一定都痛苦，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完全没有道理。
后来我气累了，也吓累了，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思考起了一些问题。比如，技术问题是不是本质问题。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吃饭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吃饭问题又是本质问题，所以，技术问题是一个本质问题。
想通了以后，我就不那么虚无了。我就以体验生活的名义接受了虚度时光这个事实。在所有的事实中，这个是最没劲的：人为了避免痛苦，总是可以创造无穷的道理。
今天早上，我在电脑上打字。打着打着，它就喀嚓一声，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屏幕上出现黑白相间的斑马线。等我把它重新启动，过一会儿，它又翘了辫子。这回屏幕上全是格子。到晚上，它甚至懒得死出花样了，就那么一挺，黑过去了。
这简直就成了我的一个墨菲定律：如果家里有一个电器修好了，那么另一个电器肯定会立刻坏掉。这个定律的更恶劣版本是，还等不及上一个电器修好，下一个电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坏掉。
我疑心这些个电器趁着我不在家时，串通一气，商量好了怎么气我。它们私下里设计了一个值班制度，三班倒地翘辫子，今天你装死，明天它装死，纲领就一个：绝不能让她有时间干正事。
她当然就是我了。
我疑心在这个反动团体中，电脑是老大，因为它坏得最起劲。它已经两个月不能充电了，骗我买了一个新电池以后，它还是不能充电。现在，它不但不能充电，还动不动黑屏。
它知道我最需要它，不能把它怎么样，所以就像个妓院头牌似的，越发摆谱。
有时候我特想砸了它。但是砸了它又怎样？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下一个电脑，就像上一个电脑，还一样 bitch 。
这些事情，令我非常恼火，因为我是个非常纯粹的技术盲：电脑坏了，我只会重启。炉子坏了，我只会找房东。 DVD 机坏了，我就会重买。数码相机坏了，我只好不用。 IPOD 坏了，我也只好不听。反正对一切技术问题，我要么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要么把电器上所有的键按几遍，按坏为止。
另一招就是骂娘了。有时候骂着骂着，它还真就好了。
今天电脑第 108 次坏掉之后，我的愤慨终于上升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厌世感。我想到了现代性问题。想到了那些本来用以解放人类的工具本身如何囚禁了人类。想到了生活就是一个手段不断淹没目的的过程比如吃饭问题不断淹没精神问题。想到了如果我是一棵树那么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只是风花雪月。想到了在优雅的古典社会里“我思故我在”而在今天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我敲电脑故我在”。想到了我出生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接着又想到我出生在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是一个误会。想到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怎么得了他如果就像个电脑似的今天生这病明天生那病我不是要给愁死了。想到人生这么短暂却还要在这些“技术问题”上无谓地消耗这么多时间。想到了“技术”这个词更广义上的含义然后觉得人生就像一块注水猪肉一点点肉加一大滩水。想到了也许我一切的抱怨都只不过是因为懒惰人生并不存在本质问题和技术问题之分技术问题就是本质问题。
最后，我想到了给 dell 打电话。
Dell 的技术员让我寄电脑过去修。
对了，寄电脑前，别忘了把 hard drive 给卸了，最后他说。
我两眼一抹黑，卸 hard drive ？
一切涉及到螺丝刀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高科技。
让我手举螺丝刀，活活从一个电脑里掏出一个硬盘。我，电脑，螺丝刀，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就像金正日，朝鲜，核武器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
我欲哭无泪。
后来我就在屋里哼歌：人生不一定都痛苦，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完全没有道理。
后来我气累了，也吓累了，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思考起了一些问题。比如，技术问题是不是本质问题。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吃饭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吃饭问题又是本质问题，所以，技术问题是一个本质问题。
想通了以后，我就不那么虚无了。我就以体验生活的名义接受了虚度时光这个事实。在所有的事实中，这个是最没劲的：人为了避免痛苦，总是可以创造无穷的道理。
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就这样被你笑话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2000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700英里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露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NBC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 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化水准的。比如，David Letterman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David Letterman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涮，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克林顿，戈尔，切尼、克里……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油煎煮炸。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要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这天下还不乱套了。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2000到2004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我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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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2000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700英里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露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NBC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 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化水准的。比如，David Letterman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David Letterman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涮，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克林顿，戈尔，切尼、克里……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油煎煮炸。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要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这天下还不乱套了。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2000到2004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我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2006年10月23日星期一
版权
时不时有网友询问可否转载本博客的文章，现说明如下：
如果是个人网站转载，只要注明出处和作者，请随便转，并感谢你的好意。
如果是商业网站或平媒，请事先征得我的同意。联系方式：fishsoup1975@yahoo.com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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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女博士
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考察过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俱乐部。
今天和ABCD四个美女一块玩，说起怎么打发这个周末之夜，不知谁提议去看脱衣舞，大家立刻纷纷响应。
去！去！去去去！
都是些平时胆小如鼠就想靠着人多势众壮壮胆的好孩子。
五个女博士。
虽然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什么“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我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靠，偏要是美女。气死丫们去。
而且大家决定直接超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它的高级阶段――直接去男脱衣舞俱乐部。
女的，裸体，见的多了。要看就看男的。最好还能摸一摸。
于是，走啊走，走了近一个小时。又等啊等，等了半个小时。入场券加最低消费，一人四十。
哇，进门就是一个猛男，穿着仔裤，光着上身，那胸肌，估计一头撞过去会被弹回来好远。
进门看一个大厅，音乐喧嚣，灯光迷离，气氛暧昧。椅子、沙发围成一圈一圈。
然后是又一个猛男，更多的猛男，越来越多的猛男，穿梭于人群之间。
观众全是女的，多半是准新娘带来开bachelorette party的。我们混在其间，好像也没个名分。话又说回来，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我们怕谁。
节目一开始，A就被第一个挑中，上台，被按一张椅子上，一个猛男靠过来，直接就坐她大腿上。左挤挤，右压压。观众尖叫。
A心理素质真好啊，那个配合，真专业，一点不丢我们女博士的脸。
接着就是一群群的准新娘被请上台，猛男们一边跳舞，一边脱衣，一边挑逗这些女孩。
可怜这些女孩，跟杂技演员手里的盘子似的，在舞台上被扔过来，甩过去。一会儿被倒吊着挂在猛男胸前，一会儿两手撑着桌子被悬在空中。一会儿猛男的嘴凑到了她们的“那儿”，一会儿猛男的“那儿”凑到了她们的嘴边。
主题就一个字：拱。
左拱右拱前拱后拱悬空拱倒吊拱。当然都是假动作。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猛男们开始穿梭服务，lap dance二十，massage十五。于是，不一会儿，就见前后左右的沙发上，全是猛男在拱美女。跟orgy party似的。
我没敢要服务，老胳膊老腿，经不起人家当盘子甩。
我那小胆，也就够趁乱尖叫几声。
不过一个猛男过来要钱的时候，俺趁机摸了摸他的胸肌。
好多汗，粘乎乎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5年前，我们坐在高中课堂上背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15年后，我们往一个个几乎赤身裸体的猛男内裤里塞钱。
猛男们好像也没怎么表演，就是把全场几乎一半的女人给拱了一遍之后，就收场了。
哦，还有照相，合影一张，10块。
钱钱钱，反正进去了，每走一步都是钱。要不人家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呢？一分钱一分裸，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把我们赔进去的钱赚回来一点，临走之前，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音乐，蹦了一会儿的。A再次展示了她的专业素质，蹦的那个风骚啊，简直是“业内”水准。我和B主要是绿叶衬红花来着。C和D比较矜持，在一旁观望。尤其是D，整个晚上，一直如坐针毡。看我们几个在这种场合这么肆无忌惮、群魔乱舞，估计心里一直在嘀咕：这几个疯子，当年怎么考上博士的？
后来，就出来了。
深秋的、深夜的大街上，五双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
A觉得没玩够。D觉得玩得太疯了。B在想这个经历可以给她的研究课题提供什么新的灵感。C在算这一晚上下来，她欠了每个人多少钱。我在想，自由这个东西的可怕，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尔尔。
它还有什么。它其实再也没有什么。
这个结论，让我感到放心，但也有些莫名的惆怅。
今天和ABCD四个美女一块玩，说起怎么打发这个周末之夜，不知谁提议去看脱衣舞，大家立刻纷纷响应。
去！去！去去去！
都是些平时胆小如鼠就想靠着人多势众壮壮胆的好孩子。
五个女博士。
虽然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什么“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我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靠，偏要是美女。气死丫们去。
而且大家决定直接超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它的高级阶段――直接去男脱衣舞俱乐部。
女的，裸体，见的多了。要看就看男的。最好还能摸一摸。
于是，走啊走，走了近一个小时。又等啊等，等了半个小时。入场券加最低消费，一人四十。
哇，进门就是一个猛男，穿着仔裤，光着上身，那胸肌，估计一头撞过去会被弹回来好远。
进门看一个大厅，音乐喧嚣，灯光迷离，气氛暧昧。椅子、沙发围成一圈一圈。
然后是又一个猛男，更多的猛男，越来越多的猛男，穿梭于人群之间。
观众全是女的，多半是准新娘带来开bachelorette party的。我们混在其间，好像也没个名分。话又说回来，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我们怕谁。
节目一开始，A就被第一个挑中，上台，被按一张椅子上，一个猛男靠过来，直接就坐她大腿上。左挤挤，右压压。观众尖叫。
A心理素质真好啊，那个配合，真专业，一点不丢我们女博士的脸。
接着就是一群群的准新娘被请上台，猛男们一边跳舞，一边脱衣，一边挑逗这些女孩。
可怜这些女孩，跟杂技演员手里的盘子似的，在舞台上被扔过来，甩过去。一会儿被倒吊着挂在猛男胸前，一会儿两手撑着桌子被悬在空中。一会儿猛男的嘴凑到了她们的“那儿”，一会儿猛男的“那儿”凑到了她们的嘴边。
主题就一个字：拱。
左拱右拱前拱后拱悬空拱倒吊拱。当然都是假动作。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猛男们开始穿梭服务，lap dance二十，massage十五。于是，不一会儿，就见前后左右的沙发上，全是猛男在拱美女。跟orgy party似的。
我没敢要服务，老胳膊老腿，经不起人家当盘子甩。
我那小胆，也就够趁乱尖叫几声。
不过一个猛男过来要钱的时候，俺趁机摸了摸他的胸肌。
好多汗，粘乎乎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5年前，我们坐在高中课堂上背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15年后，我们往一个个几乎赤身裸体的猛男内裤里塞钱。
猛男们好像也没怎么表演，就是把全场几乎一半的女人给拱了一遍之后，就收场了。
哦，还有照相，合影一张，10块。
钱钱钱，反正进去了，每走一步都是钱。要不人家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呢？一分钱一分裸，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把我们赔进去的钱赚回来一点，临走之前，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音乐，蹦了一会儿的。A再次展示了她的专业素质，蹦的那个风骚啊，简直是“业内”水准。我和B主要是绿叶衬红花来着。C和D比较矜持，在一旁观望。尤其是D，整个晚上，一直如坐针毡。看我们几个在这种场合这么肆无忌惮、群魔乱舞，估计心里一直在嘀咕：这几个疯子，当年怎么考上博士的？
后来，就出来了。
深秋的、深夜的大街上，五双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
A觉得没玩够。D觉得玩得太疯了。B在想这个经历可以给她的研究课题提供什么新的灵感。C在算这一晚上下来，她欠了每个人多少钱。我在想，自由这个东西的可怕，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尔尔。
它还有什么。它其实再也没有什么。
这个结论，让我感到放心，但也有些莫名的惆怅。
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
爱情饥渴症
饥饿会影响人的判断力，这勿庸置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饱的时候和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消费数额往往大相径庭。饿的时候逛超市，看见任何食物都两眼放光，有如与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一旦抓住，就不肯松手。而饱的时候，则推着小车，从容不迫在货架间穿行，看见吃的，一般得风度翩翩地左右端详一番，多数时候还把它给扔回货架上去。
后来，我知道有一种病，叫“爱情饥渴症”。
我琢磨着，饥渴症都是一样的，不管前面的定语是不是爱情。
爱情饥渴症最大的临床表现，就是迫不及待地将随便什么落入手中的“食物”都飞速地塞到自己的车框里去，并且不管那个食物多难吃都坚信它就是自己最想吃的东西，并且不管它的价格如何，都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去。
总而言之，被饥饿冲昏了头脑。
一般来说，一个人要饿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总得饿了一阵。所以多年没有正儿八经谈恋爱的大龄男女青年，是爱情饥渴症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大龄女青年，因为对爱情的胃口特别好，因为眼看着兜里的粮票就要过期，所以看见一个吃的在眼前，哪怕是发了霉的包子，哪怕是烂了心的苹果，都要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肚子里吞。
问题是，看都没看清的东西，直接往肚子里塞，能有什么好结果。
那霉包子也好，烂苹果也好，看见你跑得这么快，吞得这么急，肯定要沾沾自喜。自然而然地，他要把你的饥饿感误解为他的内在价值。我是不是很牛啊？是不是很酷啊？是不是有种我自己都没有发掘的神秘魅力啊？霉包子、烂苹果照着镜子，抹着自己的大背头，越看越得意。不行，既然我这么牛，有这么神秘的魅力，哪能这么轻易就出手？所以，便是霉包子、烂苹果，看你跑得这么快，也要在你伸手的一刹那，把自己的价格上调个百分之五十、八十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的兄弟姐妹痛心疾首地抱怨：“丫什么东西啊？要才没才，要貌没貌，要钱没钱，谱倒是摆得比天高……”
那可不，你给人家那么多颜色，人家能不开染坊。
霉包子因为你给的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新鲜包子。新鲜包子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红烧肉。红烧肉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鲍鱼鱼翅。反正你的爱情饥渴症，造就了对方的自大狂。
对对方其实也不公平。因为患有爱情饥渴症，所以你寻找爱情的时候，寻找的是一剂膏药，牢牢地贴在你的伤口上。既然你找的是膏药，它最重要的性能就应该是安全、是杀菌、是保护。它要治疗你历史上所有的炎症，还要抵御将来所有可能的细菌。可是，爱情它不仅仅是狗皮膏药啊。人们说了，爱情要象鲜花一样美丽，无用，仅仅是嚣张地美丽。
记得崔健以前在某次采访中说，他一般只和27岁以下的女孩恋爱，因为27岁以上的女孩总是太缺乏安全感，而且总是让这种危机感败坏了恋爱的其它乐趣。
这话里面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但是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他不愿做一片膏药，被按在一个爱情饥渴症的伤口上，一按不起。
英语世界有一句被说得有点滥的话，叫做：“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need you, but because I want you.”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我需要你，而是因为我想要你。”这个“需要”和“要”之间的区别，就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工具还是一个主体的区别。如果一个女人因为钱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钱包，工具的一种。同理，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感情的饥渴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膏药，工具的另一种而已。
据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能带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欣赏他，他这个人。
对于爱情饥渴症患者自己来说，找到她的膏药，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饥饿是一种蒙蔽。所谓饥不择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你把自己随手捞来的包子苹果塞进肚子，大半饱之后，也许会突然发现，其实你并不爱吃这些包子苹果，其实这些包子苹果其实并不美味。怎么办？把剩下的扔到垃圾桶里去？可是，浪费粮食缺乏基本的公德心。
所以说，当你推着购物车在爱情的超市里穿行的时候，再饥肠辘辘，也要有耐心。耐心是一种美德，其基本的道理就是，你的饥饿，不应该是让一个霉包子糟蹋你胃口的理由，也不能是你浪费一个好包子的理由。很多时候，冲动里面有一种快感，而另一些时候，远离则是一种操守。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饱的时候和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消费数额往往大相径庭。饿的时候逛超市，看见任何食物都两眼放光，有如与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一旦抓住，就不肯松手。而饱的时候，则推着小车，从容不迫在货架间穿行，看见吃的，一般得风度翩翩地左右端详一番，多数时候还把它给扔回货架上去。
后来，我知道有一种病，叫“爱情饥渴症”。
我琢磨着，饥渴症都是一样的，不管前面的定语是不是爱情。
爱情饥渴症最大的临床表现，就是迫不及待地将随便什么落入手中的“食物”都飞速地塞到自己的车框里去，并且不管那个食物多难吃都坚信它就是自己最想吃的东西，并且不管它的价格如何，都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去。
总而言之，被饥饿冲昏了头脑。
一般来说，一个人要饿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总得饿了一阵。所以多年没有正儿八经谈恋爱的大龄男女青年，是爱情饥渴症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大龄女青年，因为对爱情的胃口特别好，因为眼看着兜里的粮票就要过期，所以看见一个吃的在眼前，哪怕是发了霉的包子，哪怕是烂了心的苹果，都要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肚子里吞。
问题是，看都没看清的东西，直接往肚子里塞，能有什么好结果。
那霉包子也好，烂苹果也好，看见你跑得这么快，吞得这么急，肯定要沾沾自喜。自然而然地，他要把你的饥饿感误解为他的内在价值。我是不是很牛啊？是不是很酷啊？是不是有种我自己都没有发掘的神秘魅力啊？霉包子、烂苹果照着镜子，抹着自己的大背头，越看越得意。不行，既然我这么牛，有这么神秘的魅力，哪能这么轻易就出手？所以，便是霉包子、烂苹果，看你跑得这么快，也要在你伸手的一刹那，把自己的价格上调个百分之五十、八十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的兄弟姐妹痛心疾首地抱怨：“丫什么东西啊？要才没才，要貌没貌，要钱没钱，谱倒是摆得比天高……”
那可不，你给人家那么多颜色，人家能不开染坊。
霉包子因为你给的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新鲜包子。新鲜包子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红烧肉。红烧肉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鲍鱼鱼翅。反正你的爱情饥渴症，造就了对方的自大狂。
对对方其实也不公平。因为患有爱情饥渴症，所以你寻找爱情的时候，寻找的是一剂膏药，牢牢地贴在你的伤口上。既然你找的是膏药，它最重要的性能就应该是安全、是杀菌、是保护。它要治疗你历史上所有的炎症，还要抵御将来所有可能的细菌。可是，爱情它不仅仅是狗皮膏药啊。人们说了，爱情要象鲜花一样美丽，无用，仅仅是嚣张地美丽。
记得崔健以前在某次采访中说，他一般只和27岁以下的女孩恋爱，因为27岁以上的女孩总是太缺乏安全感，而且总是让这种危机感败坏了恋爱的其它乐趣。
这话里面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但是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他不愿做一片膏药，被按在一个爱情饥渴症的伤口上，一按不起。
英语世界有一句被说得有点滥的话，叫做：“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need you, but because I want you.”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我需要你，而是因为我想要你。”这个“需要”和“要”之间的区别，就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工具还是一个主体的区别。如果一个女人因为钱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钱包，工具的一种。同理，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感情的饥渴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膏药，工具的另一种而已。
据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能带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欣赏他，他这个人。
对于爱情饥渴症患者自己来说，找到她的膏药，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饥饿是一种蒙蔽。所谓饥不择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你把自己随手捞来的包子苹果塞进肚子，大半饱之后，也许会突然发现，其实你并不爱吃这些包子苹果，其实这些包子苹果其实并不美味。怎么办？把剩下的扔到垃圾桶里去？可是，浪费粮食缺乏基本的公德心。
所以说，当你推着购物车在爱情的超市里穿行的时候，再饥肠辘辘，也要有耐心。耐心是一种美德，其基本的道理就是，你的饥饿，不应该是让一个霉包子糟蹋你胃口的理由，也不能是你浪费一个好包子的理由。很多时候，冲动里面有一种快感，而另一些时候，远离则是一种操守。
2006年10月17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上的新左派
刚才抱着“再给他一次机会”的心态，咬咬牙，把纽约时报昨天的关于汪晖的报道读了一遍。www.nytimes.com/2006/10/15/magazine/15leftist.html?_r=1&oref=login
读了之后，俺就放心了。这个“新左派”还象以前一样，概念模糊，逻辑混乱，一点进步没有。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
比如，伊一方面极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公正的私有化”，一方面又极力为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辩护。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公正的私有化”，在中国最大的、最有力的推行者就是这个“威权主义政权”，你怎么可能批判这种“新自由主义”而不批判它背后的政治力量？一个人得盲目到或者故意盲目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对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这就象一个人非常勇敢地批判地上的一口痰，却对那个随地吐痰的人极力吹捧。这样的勇气，算什么勇气。
本来想写篇文章反驳之，后来一想，有什么必要呢？秦晖当年跟汪晖、温铁军辩论，以一挡二，气势恢弘，把该讲的道理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可惜汪晖不虚心学习，人家递给他一个西瓜，他却死死抱住怀里的芝麻。
秦晖、汪晖、温铁军对话录：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1002
其实秦晖的洋洋万言，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个“人派”，其次才谈得上“左派”、“右派”。一个国家首先要追求基本的人类公德，然后才谈得上左拐还是右拐。
“左派”的可悲就在于，他们的权利，永远需要“右派”去帮他们争取。
读了之后，俺就放心了。这个“新左派”还象以前一样，概念模糊，逻辑混乱，一点进步没有。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
比如，伊一方面极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公正的私有化”，一方面又极力为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辩护。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公正的私有化”，在中国最大的、最有力的推行者就是这个“威权主义政权”，你怎么可能批判这种“新自由主义”而不批判它背后的政治力量？一个人得盲目到或者故意盲目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对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这就象一个人非常勇敢地批判地上的一口痰，却对那个随地吐痰的人极力吹捧。这样的勇气，算什么勇气。
本来想写篇文章反驳之，后来一想，有什么必要呢？秦晖当年跟汪晖、温铁军辩论，以一挡二，气势恢弘，把该讲的道理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可惜汪晖不虚心学习，人家递给他一个西瓜，他却死死抱住怀里的芝麻。
秦晖、汪晖、温铁军对话录：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1002
其实秦晖的洋洋万言，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个“人派”，其次才谈得上“左派”、“右派”。一个国家首先要追求基本的人类公德，然后才谈得上左拐还是右拐。
“左派”的可悲就在于，他们的权利，永远需要“右派”去帮他们争取。
2006年10月16日星期一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市民》专栏
－－－－－－－－－－－－
如果有人问， PC 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 PC 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 Survivor ），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在这个节目里， 20 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今年已经演到了第 13 个季度。然而，就在第 13 个季度开演前， 8 月 23 号，制作“幸存者”的 CBS 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今年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 20 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 CBS 取缔“幸存者”的第 13 季度节目，并且在 CBS 门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 CBS 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的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一点，美国议员 Trent Lott 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 2002 年 12 月 5 号，在另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 Strom Thurmond 的百岁生日上， Trent Lott 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 1948 年 Thurmond 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 Lott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 Lott 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 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象 Lott 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 911 之前 ，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 911 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 summers 栽的跟头了。在今年一月的某次会议上， summers 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 summers 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 summers 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 50 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那个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 60 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 100 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 Summers 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自己的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强制推行四项基本原则，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几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胜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象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
如果有人问， PC 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 PC 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 Survivor ），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在这个节目里， 20 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今年已经演到了第 13 个季度。然而，就在第 13 个季度开演前， 8 月 23 号，制作“幸存者”的 CBS 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今年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 20 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 CBS 取缔“幸存者”的第 13 季度节目，并且在 CBS 门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 CBS 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的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一点，美国议员 Trent Lott 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 2002 年 12 月 5 号，在另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 Strom Thurmond 的百岁生日上， Trent Lott 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 1948 年 Thurmond 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 Lott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 Lott 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 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象 Lott 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 911 之前 ，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 911 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 summers 栽的跟头了。在今年一月的某次会议上， summers 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 summers 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 summers 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 50 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那个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 60 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 100 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 Summers 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自己的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强制推行四项基本原则，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几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胜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象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2006年10月13日星期五
灿烂
秋天来了。
骑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团一团的树，红橙黄绿，呼呼从耳边刮过。
赶报告、找工作、写专栏、听讲座，网上溜达……我已经忙到了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地步。其实应该做的事情是，拿一本书，到河边找个椅子坐一个下午，读书是次要的，休息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和每一个季节都要肌肤相亲。这才是生命的本分。
我发誓下辈子要做一棵树，慢慢活着，象季节的变换那么慢，重点是无所事事，而且也不用养活自己，架在大地上，熬一锅粥那样，慢慢熬出秋天的颜色。
如果可以选择做什么树，我想做银杏。秋天它黄到尽头的时候，那黄，简直骇人听闻，简直悍然。整个世界的色情浓缩起来，也没有那么黄。简直视死如归，简直悲壮。
那天跟一帮朋友去看红叶，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红叶，就顾着跟身边的两个帅哥说笑来着。明天，争取给自己放一会儿假，骑车在cambridge到处转转。象访问一个老朋友一样，跟秋天嘘寒问暖。
顶风而上，转贴现代诗一首，作者马松
《灿烂》
我曾经与花平分秋色
一灿一烂
一直硬挺进冬天
弯弓射走燕子
转身又射去风声
我遇到了灿烂、姹紫和嫣红
我在她们身上左右开弓
看见她们的呻吟如雪
我又遇见了冷和冰
都是我的一妻一妾
是心肝
必须长在绿叶间
是爱人
即使床在天边
她也近在眼前
我曾经走南闯北
把每条路都走旧
我现在每天打量自己
任何看法不仅是伤心
而且如花似玉
骑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团一团的树，红橙黄绿，呼呼从耳边刮过。
赶报告、找工作、写专栏、听讲座，网上溜达……我已经忙到了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地步。其实应该做的事情是，拿一本书，到河边找个椅子坐一个下午，读书是次要的，休息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和每一个季节都要肌肤相亲。这才是生命的本分。
我发誓下辈子要做一棵树，慢慢活着，象季节的变换那么慢，重点是无所事事，而且也不用养活自己，架在大地上，熬一锅粥那样，慢慢熬出秋天的颜色。
如果可以选择做什么树，我想做银杏。秋天它黄到尽头的时候，那黄，简直骇人听闻，简直悍然。整个世界的色情浓缩起来，也没有那么黄。简直视死如归，简直悲壮。
那天跟一帮朋友去看红叶，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红叶，就顾着跟身边的两个帅哥说笑来着。明天，争取给自己放一会儿假，骑车在cambridge到处转转。象访问一个老朋友一样，跟秋天嘘寒问暖。
顶风而上，转贴现代诗一首，作者马松
《灿烂》
我曾经与花平分秋色
一灿一烂
一直硬挺进冬天
弯弓射走燕子
转身又射去风声
我遇到了灿烂、姹紫和嫣红
我在她们身上左右开弓
看见她们的呻吟如雪
我又遇见了冷和冰
都是我的一妻一妾
是心肝
必须长在绿叶间
是爱人
即使床在天边
她也近在眼前
我曾经走南闯北
把每条路都走旧
我现在每天打量自己
任何看法不仅是伤心
而且如花似玉
2006年10月12日星期四
给老罗的情书
最近牛博上战火纷飞，几个大拿相互厮杀， n 个小卒推波助澜，无数看客七嘴八舌。于是，有人哀叹：牛博不行了，牛博堕落了，牛博被污染了……云云云云。
其实，我觉得“打群架”没什么不好。我记得中学的政治课本上，是这样描述西方的议会政治的：“互相攻轩，吵吵嚷嚷”。后来我有一次看电视，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镜头，一边在发言，另一边在起哄，根本不让人把话说完，跟玉米和凉粉搞 PK 似的，毫无体统，才真算见识了“互相攻轩，吵吵嚷嚷”的视觉效果。
在某些国家里，当然是看不到这种“互相攻轩，吵吵嚷嚷”的景象的。某些人的喉咙已经被另一些人给堵上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自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景象。
话又说回来，“打群架”也有打的好看和不好看之分。象成龙、李连杰，打架打得令人眼花缭乱却有章有法，当然令观众赏心悦目。象台湾立法院那样互相扯头发、拽袖子、扔鞋子，当然不太好看。论坛打架也一样，有理有据、有幽有默，当然好看，弄到互相攻击长相、揪小辫子的地步，就不太好看了。
不过，就算不好看，真实的冲突也比虚伪的和谐要好。立法机构“一致通过”某某决议的镜头底下，到处是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牢骚满腹、忍气吞声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其实还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立法机构里扯头发、扔鞋子的镜头，往往迸发出对民主国家的深刻同情，拿这个来说事，“你看，民主就是这个德性”！其实，咱们国家由拆迁、下岗、土地纠纷等等引起的扯头发、扔鞋子还少吗？只不过是把矛盾藏到电视镜头外面而已，结果不少人还真因为媒体画面干净产生一种和谐社会的优越感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论坛上普通博主之间“打群架”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版主出来“拉偏架”，却不是太好。
前面有人说，老罗完全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删贴转贴，违反了自由主义者的原则。这个说法当然是不通――它显然混淆了“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区别。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公共权力”，有义务尽量保持“价值中立”。说白了，“公共权力”是裁判，裁判不能参与踢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老罗既没有控制警察局，也没有掌握军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表达他的个人意见，这无可厚非。
不过，牛博网是不是老罗自己“个人”的地盘，这其实是个有点微妙的问题。严格地说，牛博网由老罗投资，维护，编辑，牛博完全可以说这就是他家，其他人，都是他请来的“食客”，主人听“食客”说话不顺耳了，当然有权利让他闭嘴。
但是，正如某网友所说，如果老罗的宗旨就是传播他自己的声音，他完全没有必要弄个牛博。他自己有个独立博客，可以在上面尽情发出自己的声音、转贴自己中意的声音。既然他愿意请很多写手来共同“浇灌”牛博网，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的地方，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说明老罗应该有比“传播自己的声音”更大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牛博网又不仅仅属于老罗，而且属于全体的牛博博主。如果说牛博网的“利润”是“牛读者”的点击，那么牛博上的写手是用自己的文字“参股”了牛博网，正如老罗用自己的金钱、劳动以及文字“控股”了牛博网。“控股者”虽然有权把握牛博的发展方向，但是“参股者”也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然，“控股者”毕竟是“控股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牛博航行靠老罗。老罗作为网站的创办者，经营者，呕心沥血的园丁，对牛博的发展方向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这无可厚非。不过，“没错”不等于“最好”。老罗的做法是不是违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是一码事，这种做法是不是最有利于牛博网本身的发展，则又是一码事。
是不是有利于牛博网的“发展”，标准是什么？如果老罗认为“我的痛快就是牛博网最大的发展”，或者，“三五知己的交流是牛博的最终目标”，那老罗目前这种立场鲜明、压制异己的做法，自然没什么。不过，我相信老罗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个。老罗追求的，肯定也不是没有原则的点击率――要不然“老罗推荐”里，应该全都是美女裸照、明星绯闻、名人斗殴了。我相信根据老罗的初衷，牛博的发展目标，应当是越来越多的牛人在牛博写牛文，时不时蹦出点思想的火花、文字的光彩什么的。
如果老罗也同意牛博网追求的是“越来越多的牛人到这里来写牛文”，而不仅仅是自己的痛快或者三五好友的交流，那么我觉得宽容的言论环境是一个前提。写手们如果觉得到一个地方写东西，禁忌太多，自然可能就不愿来。你想，假设网上有 100 个牛写手，可能其中只有 50 个是“请得动”的。如果这 50 个人里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了 25 个。如果这 25 个人里只有坚决反宗教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下了 15 个。如果这 15 个人里面只有反对中医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 15 个里面可能只剩 8 个。如果这 8 个里面只有文字风格骠悍不“装 B ”的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下 4 个。如果这 4 个里面只有关心国家大事不风花雪月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最后可能只剩下两个人。如果再把“群众”的挑剔算进去，响应他们一会儿这个“不配进牛博”、那个“别丢人现眼了”的号召，最后这两个人很可能只剩一个。你看，加上各种条条框框，到最后， 100 个牛写手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有资格进牛博。
当然，我的上述说法可能太极端，其中肯定有无理取闹、诬蔑老罗、诬蔑群众的地方，但是我想说的道理却是大致成立的。
宽容不是没有原则。有些读者一留言就往下三烂的方向去，但是一被删贴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援引宽容、自由，对这种人，胡缠的谆谆教导已经很到位了，我就不罗嗦了。
宽容也不等于毫无立场。老罗尽可以在自己的博客里骂中医或者黎宛冰或者孔庆东，但是，“牛博不欢迎支持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的傻逼文章”这些说法，我觉得未必是好事。牛博之牛，应当在于水平，而不是观点。如果老罗能够对自己的两种身份――作为个人的老罗，和作为牛博版主的老罗――做一个区分，在前者那个身份下畅所欲言，在后者那个身份下兼容并蓄，对牛博网的壮大发展，可能更有好处。当然，老罗不是超人，换了谁也不可能完全区分自己的个人角色和公共角色，但是至少这可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最近这几年看网球赛，几乎每次国际大赛，打到最后，都是 Federer 和 Nadal 两人对打，而且几乎每次都是 Nadal 输 Federer 赢。虽然我很佩服 Federer ，但也有点同情 Nadal ，为人家产生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不过后来我听到一个解说员的一个说法，又安心多了。他说： Nadal 的作用，就是让 Federer 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层次上。
对于打网球来说，对手的含义在于维持一个高手的水准。对于一个论坛来说，引进对手的含义，也当在此。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可能不打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架能够打漂亮。
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是老罗，肯定也不会请徐静蕾或者极地阳光这种言之无物的人来，但是我很可能会请孔庆东之流虽然观点“反动”但“头头是道”的人来。好歹人家挺能写，说起啥来总是一套一套，能把某些读者忽悠得一愣一愣。真正对理性的力量有信心的话，根本用不着一言堂，博友们、群众们七嘴八舌就可以把反动派给说倒，犯不着把人家堵门外不让进来，显得咱多怕他似的。作为版主，搞好基本的“环保”，不要让那些下三烂的东西堵塞了言路，就可以了。
我说这些，可能很多嘴。毕竟，跟牛博上的各位大拿，包括老罗，我几乎都不认识。但是，牛博的萎缩或者停滞，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老罗心里很清楚，有很多人，老罗的私敌也好，论敌也好，幸灾乐祸的看客也好，很乐于看到牛博的倒台或者停滞不前，我不是其中一个。我希望看到牛博的发展壮大，牛人们趋之若骛，左派牛右派牛、科学主义者牛宗教教徒牛、小资女文青牛和流氓男愤青牛在一个共同的“牛”旗下一团混战然而个个身手矫健，希望看到理性焕发出比仇恨、比浅薄、比专制、甚至比骠悍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请老罗看在我这个良好愿望的份上，宽容我这封一点也不甜蜜的“情书”。
其实，我觉得“打群架”没什么不好。我记得中学的政治课本上，是这样描述西方的议会政治的：“互相攻轩，吵吵嚷嚷”。后来我有一次看电视，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镜头，一边在发言，另一边在起哄，根本不让人把话说完，跟玉米和凉粉搞 PK 似的，毫无体统，才真算见识了“互相攻轩，吵吵嚷嚷”的视觉效果。
在某些国家里，当然是看不到这种“互相攻轩，吵吵嚷嚷”的景象的。某些人的喉咙已经被另一些人给堵上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自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景象。
话又说回来，“打群架”也有打的好看和不好看之分。象成龙、李连杰，打架打得令人眼花缭乱却有章有法，当然令观众赏心悦目。象台湾立法院那样互相扯头发、拽袖子、扔鞋子，当然不太好看。论坛打架也一样，有理有据、有幽有默，当然好看，弄到互相攻击长相、揪小辫子的地步，就不太好看了。
不过，就算不好看，真实的冲突也比虚伪的和谐要好。立法机构“一致通过”某某决议的镜头底下，到处是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牢骚满腹、忍气吞声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其实还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立法机构里扯头发、扔鞋子的镜头，往往迸发出对民主国家的深刻同情，拿这个来说事，“你看，民主就是这个德性”！其实，咱们国家由拆迁、下岗、土地纠纷等等引起的扯头发、扔鞋子还少吗？只不过是把矛盾藏到电视镜头外面而已，结果不少人还真因为媒体画面干净产生一种和谐社会的优越感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论坛上普通博主之间“打群架”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版主出来“拉偏架”，却不是太好。
前面有人说，老罗完全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删贴转贴，违反了自由主义者的原则。这个说法当然是不通――它显然混淆了“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区别。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公共权力”，有义务尽量保持“价值中立”。说白了，“公共权力”是裁判，裁判不能参与踢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老罗既没有控制警察局，也没有掌握军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表达他的个人意见，这无可厚非。
不过，牛博网是不是老罗自己“个人”的地盘，这其实是个有点微妙的问题。严格地说，牛博网由老罗投资，维护，编辑，牛博完全可以说这就是他家，其他人，都是他请来的“食客”，主人听“食客”说话不顺耳了，当然有权利让他闭嘴。
但是，正如某网友所说，如果老罗的宗旨就是传播他自己的声音，他完全没有必要弄个牛博。他自己有个独立博客，可以在上面尽情发出自己的声音、转贴自己中意的声音。既然他愿意请很多写手来共同“浇灌”牛博网，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的地方，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说明老罗应该有比“传播自己的声音”更大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牛博网又不仅仅属于老罗，而且属于全体的牛博博主。如果说牛博网的“利润”是“牛读者”的点击，那么牛博上的写手是用自己的文字“参股”了牛博网，正如老罗用自己的金钱、劳动以及文字“控股”了牛博网。“控股者”虽然有权把握牛博的发展方向，但是“参股者”也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然，“控股者”毕竟是“控股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牛博航行靠老罗。老罗作为网站的创办者，经营者，呕心沥血的园丁，对牛博的发展方向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这无可厚非。不过，“没错”不等于“最好”。老罗的做法是不是违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是一码事，这种做法是不是最有利于牛博网本身的发展，则又是一码事。
是不是有利于牛博网的“发展”，标准是什么？如果老罗认为“我的痛快就是牛博网最大的发展”，或者，“三五知己的交流是牛博的最终目标”，那老罗目前这种立场鲜明、压制异己的做法，自然没什么。不过，我相信老罗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个。老罗追求的，肯定也不是没有原则的点击率――要不然“老罗推荐”里，应该全都是美女裸照、明星绯闻、名人斗殴了。我相信根据老罗的初衷，牛博的发展目标，应当是越来越多的牛人在牛博写牛文，时不时蹦出点思想的火花、文字的光彩什么的。
如果老罗也同意牛博网追求的是“越来越多的牛人到这里来写牛文”，而不仅仅是自己的痛快或者三五好友的交流，那么我觉得宽容的言论环境是一个前提。写手们如果觉得到一个地方写东西，禁忌太多，自然可能就不愿来。你想，假设网上有 100 个牛写手，可能其中只有 50 个是“请得动”的。如果这 50 个人里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了 25 个。如果这 25 个人里只有坚决反宗教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下了 15 个。如果这 15 个人里面只有反对中医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 15 个里面可能只剩 8 个。如果这 8 个里面只有文字风格骠悍不“装 B ”的才能进牛博，那么可能只剩下 4 个。如果这 4 个里面只有关心国家大事不风花雪月的人才能进牛博，那么最后可能只剩下两个人。如果再把“群众”的挑剔算进去，响应他们一会儿这个“不配进牛博”、那个“别丢人现眼了”的号召，最后这两个人很可能只剩一个。你看，加上各种条条框框，到最后， 100 个牛写手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有资格进牛博。
当然，我的上述说法可能太极端，其中肯定有无理取闹、诬蔑老罗、诬蔑群众的地方，但是我想说的道理却是大致成立的。
宽容不是没有原则。有些读者一留言就往下三烂的方向去，但是一被删贴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援引宽容、自由，对这种人，胡缠的谆谆教导已经很到位了，我就不罗嗦了。
宽容也不等于毫无立场。老罗尽可以在自己的博客里骂中医或者黎宛冰或者孔庆东，但是，“牛博不欢迎支持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或者 XX ……的傻逼文章”这些说法，我觉得未必是好事。牛博之牛，应当在于水平，而不是观点。如果老罗能够对自己的两种身份――作为个人的老罗，和作为牛博版主的老罗――做一个区分，在前者那个身份下畅所欲言，在后者那个身份下兼容并蓄，对牛博网的壮大发展，可能更有好处。当然，老罗不是超人，换了谁也不可能完全区分自己的个人角色和公共角色，但是至少这可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最近这几年看网球赛，几乎每次国际大赛，打到最后，都是 Federer 和 Nadal 两人对打，而且几乎每次都是 Nadal 输 Federer 赢。虽然我很佩服 Federer ，但也有点同情 Nadal ，为人家产生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不过后来我听到一个解说员的一个说法，又安心多了。他说： Nadal 的作用，就是让 Federer 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层次上。
对于打网球来说，对手的含义在于维持一个高手的水准。对于一个论坛来说，引进对手的含义，也当在此。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可能不打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架能够打漂亮。
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是老罗，肯定也不会请徐静蕾或者极地阳光这种言之无物的人来，但是我很可能会请孔庆东之流虽然观点“反动”但“头头是道”的人来。好歹人家挺能写，说起啥来总是一套一套，能把某些读者忽悠得一愣一愣。真正对理性的力量有信心的话，根本用不着一言堂，博友们、群众们七嘴八舌就可以把反动派给说倒，犯不着把人家堵门外不让进来，显得咱多怕他似的。作为版主，搞好基本的“环保”，不要让那些下三烂的东西堵塞了言路，就可以了。
我说这些，可能很多嘴。毕竟，跟牛博上的各位大拿，包括老罗，我几乎都不认识。但是，牛博的萎缩或者停滞，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老罗心里很清楚，有很多人，老罗的私敌也好，论敌也好，幸灾乐祸的看客也好，很乐于看到牛博的倒台或者停滞不前，我不是其中一个。我希望看到牛博的发展壮大，牛人们趋之若骛，左派牛右派牛、科学主义者牛宗教教徒牛、小资女文青牛和流氓男愤青牛在一个共同的“牛”旗下一团混战然而个个身手矫健，希望看到理性焕发出比仇恨、比浅薄、比专制、甚至比骠悍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请老罗看在我这个良好愿望的份上，宽容我这封一点也不甜蜜的“情书”。
2006年10月10日星期二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我发现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个杂志。那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定《Economist》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我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最近的和平协议，结果它们又打起来了。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嘎那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一小点的演出。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自己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而吓出一身冷汗。黑暗中，我听见群众愤慨的谴责我：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X打电话。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一个大公司工作，写程序，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福利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其主页的最显眼的位置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2006年学习风暴！”……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吧，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象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我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XX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个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是，“三讲”里面，有一讲就是“讲学习”。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Economist》，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我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最近的和平协议，结果它们又打起来了。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嘎那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一小点的演出。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自己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而吓出一身冷汗。黑暗中，我听见群众愤慨的谴责我：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X打电话。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一个大公司工作，写程序，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福利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其主页的最显眼的位置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2006年学习风暴！”……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吧，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象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我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XX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个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是，“三讲”里面，有一讲就是“讲学习”。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Economist》，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2006年10月6日星期五
朱莉的立场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15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著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 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 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 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 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 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 ……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U2的主唱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著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5000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著名的动物权利的捍卫者。
…… ……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 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
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15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著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 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 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 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 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 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 ……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U2的主唱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著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5000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著名的动物权利的捍卫者。
…… ……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 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2006年10月5日星期四
一个人来到波士顿
终于逮着一点时间去 Charles River 旁边转了转。
原以为到了波士顿会闲一点，结果发现还是在救各种各样的火。
Charles River 河边跟我在纽约时家门口的河边公园有点象。绿草如茵，美男美女跑步锻炼身体，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美得跟假的似的。不过，在纽约， Hudson River 和公园之间还隔着一条高速公路，而 Charles River 对于岸边的人来说，触手可及，这一点来说， Charles River 更好。
天还没有冷下来，真好。
但是有种预感，觉得气温随时随地可能自由落体地坠下去。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有隐隐的焦虑，觉得冬天是潜伏的牙疼。
坐在椅子上发呆。左边是一片薄薄的月亮，右边是金光四射的夕阳，后面一群叫不上名字来的鸟类，前面是绵绵的波浪。美得越发假了。
就差一条小狗绕膝奔跑来完整这小资的黄昏了。
然后开始发呆。发呆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这事跟吃冰淇淋一样甜蜜。
昨晚从电视上重看了一遍 Annie Hall ，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断是 Annie 对 Woody Allen 说： You’re incapable of enjoying life. 突然意识到 Woody Allen 其实跟 Seinfeld 里面的 George 很像： insecure, obnoxious, obsessive 。
怎么任何东西走到极端看上去都像是智慧呢。
但是虚无主义其实笨蛋故作聪明的姿态。
然后又想到刚才听的一个讲座。又想到周五跟那谁吃饭。周六那谁要来。周日要去哪爬山。每样事情都想一点，然后就放下，就像每样冰淇淋都尝一口。
当然也想那些不高兴的事。老头子们推荐信迟迟不写好。看网上谁谁谁的文章不顺眼。对自己的种种不满意。但也是每样就想一点。这就是发呆的好处，不想那么多，只想一点点。
早上跟家人电话。妈妈说：“果果你怎么这么漂亮啊！”果果说：“因为我吃蔬菜呀！”
太阳沉下去，有人抬着划艇在桥上走。然后天就黑了。
我就一个人回了家。
路上碰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只猫。是我到美国来以后见过最帅的一只猫。跟我小时候养的那只猫一摸一样，黄白相间，干净柔软，象块蛋糕。我特别想把那只猫夺过来就跑。
如果我真这么做会怎么样呢？谅这个老太太也是追不上我的吧。这样一想，我还真四下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街道。
毫无疑问
我做的牛肉炒青椒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原以为到了波士顿会闲一点，结果发现还是在救各种各样的火。
Charles River 河边跟我在纽约时家门口的河边公园有点象。绿草如茵，美男美女跑步锻炼身体，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美得跟假的似的。不过，在纽约， Hudson River 和公园之间还隔着一条高速公路，而 Charles River 对于岸边的人来说，触手可及，这一点来说， Charles River 更好。
天还没有冷下来，真好。
但是有种预感，觉得气温随时随地可能自由落体地坠下去。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有隐隐的焦虑，觉得冬天是潜伏的牙疼。
坐在椅子上发呆。左边是一片薄薄的月亮，右边是金光四射的夕阳，后面一群叫不上名字来的鸟类，前面是绵绵的波浪。美得越发假了。
就差一条小狗绕膝奔跑来完整这小资的黄昏了。
然后开始发呆。发呆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这事跟吃冰淇淋一样甜蜜。
昨晚从电视上重看了一遍 Annie Hall ，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断是 Annie 对 Woody Allen 说： You’re incapable of enjoying life. 突然意识到 Woody Allen 其实跟 Seinfeld 里面的 George 很像： insecure, obnoxious, obsessive 。
怎么任何东西走到极端看上去都像是智慧呢。
但是虚无主义其实笨蛋故作聪明的姿态。
然后又想到刚才听的一个讲座。又想到周五跟那谁吃饭。周六那谁要来。周日要去哪爬山。每样事情都想一点，然后就放下，就像每样冰淇淋都尝一口。
当然也想那些不高兴的事。老头子们推荐信迟迟不写好。看网上谁谁谁的文章不顺眼。对自己的种种不满意。但也是每样就想一点。这就是发呆的好处，不想那么多，只想一点点。
早上跟家人电话。妈妈说：“果果你怎么这么漂亮啊！”果果说：“因为我吃蔬菜呀！”
太阳沉下去，有人抬着划艇在桥上走。然后天就黑了。
我就一个人回了家。
路上碰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只猫。是我到美国来以后见过最帅的一只猫。跟我小时候养的那只猫一摸一样，黄白相间，干净柔软，象块蛋糕。我特别想把那只猫夺过来就跑。
如果我真这么做会怎么样呢？谅这个老太太也是追不上我的吧。这样一想，我还真四下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街道。
毫无疑问
我做的牛肉炒青椒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2006年10月2日星期一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桦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桦，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
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
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
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
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2006年9月30日星期六
更诚实的情书
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每次极端郁闷的时候，都有这种冲动。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好象是个反美斗士叫查维斯？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无数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公园，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都有种“国泰民安”的感慨。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看着它！不许动！看着它！
于是，我不逃避了，开始注视这个伤口，想：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世界里，怎样为自己装聋作哑的生活辩护？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必要的责任感？
Secuestro Express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ring"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Shining"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的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Ring或者Shining里面的恐怖是来自想象，所以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魔鬼已被干掉，请回到你的舞池”。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会在温柔夜空中烟消云散。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在温柔夜空中消失，相反，它跟踪你。它象一个突然从某个角落窜出来的彪形大汉，告诉你你欠着它一大笔钱，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I volunteer in a Catholic school, helping children, and you’re doing this to me?”
“Who told you to drive a fancy car?”
“Why? Why is having money a sin? My father works hard.”
“It’s not about your money.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hated while driving a fancy car and wearing a fancy dress in a starving city?”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蛋”。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是无辜的。富人说他们勤奋工作，把握机会，所以他们也无辜。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干掉那些坏蛋，幸福就会降临。而杀人是多么简单的事。杀人甚至可以是充满美感和快感的事。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
“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象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公然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位居社会上层本身成了一个罪名？为什么贫穷是一种德行？难道社会分层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听见Carla,这个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悬疑片中，问出几乎一摸一样的问题。
相比回答这个问题，杀人多么简单。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巴索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总觉得在“英特纳雄奈尔”的悲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
我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和escuestro express的导演 Jonathan Jacubowicz之间，分享这种纤细。
我家墙上有个大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来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切啊？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切，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对比。一边是切格瓦拉铿锵有力的、充满希望的表情，一边是那个乞丐懒洋洋的、绝望的姿势。这个贴画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不错，我欣赏切，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好象是个反美斗士叫查维斯？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无数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公园，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都有种“国泰民安”的感慨。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看着它！不许动！看着它！
于是，我不逃避了，开始注视这个伤口，想：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世界里，怎样为自己装聋作哑的生活辩护？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必要的责任感？
Secuestro Express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ring"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Shining"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的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Ring或者Shining里面的恐怖是来自想象，所以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魔鬼已被干掉，请回到你的舞池”。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会在温柔夜空中烟消云散。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在温柔夜空中消失，相反，它跟踪你。它象一个突然从某个角落窜出来的彪形大汉，告诉你你欠着它一大笔钱，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I volunteer in a Catholic school, helping children, and you’re doing this to me?”
“Who told you to drive a fancy car?”
“Why? Why is having money a sin? My father works hard.”
“It’s not about your money.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hated while driving a fancy car and wearing a fancy dress in a starving city?”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蛋”。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是无辜的。富人说他们勤奋工作，把握机会，所以他们也无辜。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干掉那些坏蛋，幸福就会降临。而杀人是多么简单的事。杀人甚至可以是充满美感和快感的事。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
“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象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公然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位居社会上层本身成了一个罪名？为什么贫穷是一种德行？难道社会分层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听见Carla,这个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悬疑片中，问出几乎一摸一样的问题。
相比回答这个问题，杀人多么简单。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巴索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总觉得在“英特纳雄奈尔”的悲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
我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和escuestro express的导演 Jonathan Jacubowicz之间，分享这种纤细。
我家墙上有个大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来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切啊？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切，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对比。一边是切格瓦拉铿锵有力的、充满希望的表情，一边是那个乞丐懒洋洋的、绝望的姿势。这个贴画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不错，我欣赏切，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2006年9月26日星期二
易挥发的与易凝聚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无非是，在这个一切关系都易挥发的世界里，固定住一点什么呗。
这些年，我一直在漂。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这种口音到那种口音。如果把小时候在小县城、小城市的成长经历算上，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算上，那么这种漂泊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阶层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这样的漂泊发生在短短30年里，叫人恐慌。我很担心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周围那些唧唧喳喳的，到底都是什么人。
我的朋友们也在漂。当他们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我在漂。当我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他们在漂。这就使得我和所有朋友的关系，都具有临时性，具有“擦肩而过”的视觉效果。我们在告别，或者即将告别，或者已经告别。告别是永恒的，而相聚总是临时的。
相聚是如此之临时，以至于现实在成为回忆之前，反而往往显得不真实。我养成了提前回忆往事的习惯。甚至有时候事情正在发生，我就已经开始回忆它。比如和朋友们坐在码头上喝东西，我就开始想，若干年后，有一天坐在藤椅上打瞌睡的时候，我会想起现在，公元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和ABCDE坐在码头上喝饮料。我会想起，当时船上放的音乐，是Tracy Chapman的crossroads。我会想起，当时有一对情侣站在船头，那个女孩穿一件带黄花的连衣裙。我会想起，B说，如果我现在戴着照相机，可以给你照一张很美的相。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回忆，是扫了“此刻”的兴，还是使它得到了永生。
掰着指头粗粗一算，我的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时代的好友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北京、上海、广州、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哦，对，还有南昌。我中学最好的朋友瑛同学，在南昌一个工商局工作，嫁给了一个在工商行工作的男人，生了一个不太活泼的小男孩。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见到她，象所有的妈妈那样，她徒劳地、却是坚持不懈地对她面无表情的儿子说：叫阿姨，叫阿姨，宝宝，叫阿姨……
还有西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友峰同学。他爱谈论国家大事，是一个又愤怒又温柔的青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99年，在清华的一个小餐馆里，为了谁付帐单而大打出手。更早的时候，95年，我企图给他介绍一个也很能说的女孩，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两个人能把对方侃晕，他们就会爱上对方。去年他还给我写信，用多年来趋之不散的愤青热情询问我“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何在”，我吓得没敢回信，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
还有香港。嘉同学在纽约的时候，她，我，恩华渡过了我们在纽约最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八卦，一起看电影看展览。无论我说什么，她的第一个反应总是“You’re so mean”。然后又无论我解释什么，她的第二个反应总是“You’re so right.”后来她回香港了。
还有网络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消失的网友。2000年的冬天，我刚到美国,孤苦伶仃，每天在各种时政论坛跟人吵架。那个时候，在“强国论坛”上，我最亲密的战友是“思想贩”，也叫西郭先生，是个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影响了幽默感的人。他当时写了一个“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是错的”系列，到现在我还记得，还在不顾版权地贩卖。后来，他得肺癌，去世了。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瘦而憔悴，躺在病床上，但是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象条传说中的好汉。
一些人突然消失，另一些人突然出现。那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某份报纸，她说，这个报纸上，有个写经济评论的吴同学，写得不错。吴同学？我惊呼一声，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吴同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更巧的是，这个吴同学不久以后给我发email，说是从某某网站看了别人转的我写的某某东西，所以好奇那个刘瑜是不是我这个刘瑜。然后，在彼此消失十年之后，在他出差的一个机会里，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咖啡馆里喝茶聊天。我问，你觉得你变化大吗？他笑着说，我变得更好了，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多奇妙啊，这个世界。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并且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吴同学说，你变化真大啊。以前，你是很腼腆的一个人，现在，竟然这么活泼。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日记本里写道，其实，时间从来不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暴露他而已。
还有陶同学。同样是十来年杳无音讯的朋友。有一天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听说你要去哈佛做postdoc，我也要去哈佛那个什么什么学院，你还记得我吗？
我回信说：当然记得。我记得你小眼睛。爱笑。喜欢手工艺。记得你送过李同学一个手工艺品，是一个由易拉罐拉环做的小羊。也送过我一个木雕，上面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上。还记得有一天你带我在北大校园里转，在树林子里一脚深一脚浅地逛。
我当时还没有养成提前回忆的习惯，但是奇怪，这些我都记得。那个黄昏。那片树林。我的那辆自行车。大脑大约是一个很懂事的动物，它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容易挥发，便是凝聚了，还要挥发，所以它小心翼翼锁住一些东西，慷慨地施舍给我们拥有的幻觉。
这些年，我一直在漂。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这种口音到那种口音。如果把小时候在小县城、小城市的成长经历算上，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算上，那么这种漂泊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阶层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这样的漂泊发生在短短30年里，叫人恐慌。我很担心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周围那些唧唧喳喳的，到底都是什么人。
我的朋友们也在漂。当他们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我在漂。当我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他们在漂。这就使得我和所有朋友的关系，都具有临时性，具有“擦肩而过”的视觉效果。我们在告别，或者即将告别，或者已经告别。告别是永恒的，而相聚总是临时的。
相聚是如此之临时，以至于现实在成为回忆之前，反而往往显得不真实。我养成了提前回忆往事的习惯。甚至有时候事情正在发生，我就已经开始回忆它。比如和朋友们坐在码头上喝东西，我就开始想，若干年后，有一天坐在藤椅上打瞌睡的时候，我会想起现在，公元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和ABCDE坐在码头上喝饮料。我会想起，当时船上放的音乐，是Tracy Chapman的crossroads。我会想起，当时有一对情侣站在船头，那个女孩穿一件带黄花的连衣裙。我会想起，B说，如果我现在戴着照相机，可以给你照一张很美的相。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回忆，是扫了“此刻”的兴，还是使它得到了永生。
掰着指头粗粗一算，我的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时代的好友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北京、上海、广州、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哦，对，还有南昌。我中学最好的朋友瑛同学，在南昌一个工商局工作，嫁给了一个在工商行工作的男人，生了一个不太活泼的小男孩。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见到她，象所有的妈妈那样，她徒劳地、却是坚持不懈地对她面无表情的儿子说：叫阿姨，叫阿姨，宝宝，叫阿姨……
还有西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友峰同学。他爱谈论国家大事，是一个又愤怒又温柔的青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99年，在清华的一个小餐馆里，为了谁付帐单而大打出手。更早的时候，95年，我企图给他介绍一个也很能说的女孩，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两个人能把对方侃晕，他们就会爱上对方。去年他还给我写信，用多年来趋之不散的愤青热情询问我“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何在”，我吓得没敢回信，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
还有香港。嘉同学在纽约的时候，她，我，恩华渡过了我们在纽约最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八卦，一起看电影看展览。无论我说什么，她的第一个反应总是“You’re so mean”。然后又无论我解释什么，她的第二个反应总是“You’re so right.”后来她回香港了。
还有网络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消失的网友。2000年的冬天，我刚到美国,孤苦伶仃，每天在各种时政论坛跟人吵架。那个时候，在“强国论坛”上，我最亲密的战友是“思想贩”，也叫西郭先生，是个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影响了幽默感的人。他当时写了一个“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是错的”系列，到现在我还记得，还在不顾版权地贩卖。后来，他得肺癌，去世了。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瘦而憔悴，躺在病床上，但是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象条传说中的好汉。
一些人突然消失，另一些人突然出现。那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某份报纸，她说，这个报纸上，有个写经济评论的吴同学，写得不错。吴同学？我惊呼一声，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吴同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更巧的是，这个吴同学不久以后给我发email，说是从某某网站看了别人转的我写的某某东西，所以好奇那个刘瑜是不是我这个刘瑜。然后，在彼此消失十年之后，在他出差的一个机会里，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咖啡馆里喝茶聊天。我问，你觉得你变化大吗？他笑着说，我变得更好了，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多奇妙啊，这个世界。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并且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吴同学说，你变化真大啊。以前，你是很腼腆的一个人，现在，竟然这么活泼。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日记本里写道，其实，时间从来不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暴露他而已。
还有陶同学。同样是十来年杳无音讯的朋友。有一天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听说你要去哈佛做postdoc，我也要去哈佛那个什么什么学院，你还记得我吗？
我回信说：当然记得。我记得你小眼睛。爱笑。喜欢手工艺。记得你送过李同学一个手工艺品，是一个由易拉罐拉环做的小羊。也送过我一个木雕，上面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上。还记得有一天你带我在北大校园里转，在树林子里一脚深一脚浅地逛。
我当时还没有养成提前回忆的习惯，但是奇怪，这些我都记得。那个黄昏。那片树林。我的那辆自行车。大脑大约是一个很懂事的动物，它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容易挥发，便是凝聚了，还要挥发，所以它小心翼翼锁住一些东西，慷慨地施舍给我们拥有的幻觉。
2006年9月20日星期三
无能的力量
教皇顺手引用几句话，穆斯林们又闹起来了。隔三差五的，都快成例假了。去年为一个漫画，今年为一句引语。一闹还总要闹得杀人放火。有完没完啊还。
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而人一愤怒起来，就容易迁怒他人。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有了种族冲突，有了国家间的战争。还有了陈凯歌和冯晓刚对着记者脸红脖子粗。
Respect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demand, but something you must earn. 忘了这是哪儿看来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我刚才临时造的，为了一点权威感，写成一个引语。
说革命群众闹事象例假，还真不止于穆斯林。我老觉得，政治情绪这种东西，跟荷尔蒙的周期是一回事。和平就像是禁欲，革命就像是性交。禁欲久了就想性交，性交累了就想禁欲。每次读到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如何热泪盈眶、高呼万寿无疆，我老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是一个生物现象。没准那些研究蚂蚁、蝴蝶、猴子之类的生物学家，对此有最好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打伊拉克也是好事。整个西方世界的愤青，从60年代闹了一阵以来，憋了多久啊。憋得光看世界杯和superbowl都不管用了都。憋得警匪片和American idol都无法止痛了都。这伊战一打，愤青们鱼贯而出，隔三差五地上街游行。那行游的，敲锣打鼓，声嘶力竭，总算是释放了一批利比多。
法国没怎么掺乎伊战，所以法国愤青不能上街反战。这可把他们给憋坏了。人家伊斯兰愤青有西方可抗议。人家英美愤青有自己的政府可抗议。就连人家中国愤青，还有台湾政府、印尼政府、新西兰杂志、英国足球教练可抗议。法国愤青急了，今年春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因为一个雇佣法的小破问题，来个百万人大游行。
重要的不是抗议什么，重要的是抗议。
估计文革也好，64也好，都是同一个心理。
马尔库斯写过一本“爱欲与文明”，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扯到一起。说什么资本主义压抑了性冲动，而社会主义既有“不异化的劳动”，又有“性冲动的释放”，当然我认为他纯粹是瞎扯淡。让他66年到中国来试试，连花衣服都不让穿，还妄想利比多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个德行，新的旧的都一样，把病情分析得鞭辟入里，然后开让人死得更快的药方。
马尔库斯说：文明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性压抑的过程。
我想象，性欲和政治意识之间，是一个流通器。这边被压抑了，那边就上涨了。被文明压抑的性欲，最后要转化成不文明的政治。
我虽然总是号称愤青，其实根本是个假愤青。我的愤怒摸起来总是冷冰冰，根本没有真愤青那种烫手的热度。
有一次跟着朋友去参加反战游行，我发现，无论我如何努力，就是没法让自己喊起口号来。如果真能跟着喊起口号来，我的口号声，肯定会同时被自己同时迸发的笑声给呛回去。
他们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那么，人类一愤怒呢？上帝笑不笑呢？
还有莫罕莫德他老人家，如果他此刻从天上往下俯瞰，是会为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的一片孝心而欣慰地笑，还是会为自己把几亿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而痛哭流涕呢？
最好他跟马克思在天上是邻居。这事他俩肯定谈得来。他们在世的时候，都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最后徒子徒孙们学会的，运用自如的，源远流长的，只是愤怒这无能的力量。
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而人一愤怒起来，就容易迁怒他人。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有了种族冲突，有了国家间的战争。还有了陈凯歌和冯晓刚对着记者脸红脖子粗。
Respect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demand, but something you must earn. 忘了这是哪儿看来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我刚才临时造的，为了一点权威感，写成一个引语。
说革命群众闹事象例假，还真不止于穆斯林。我老觉得，政治情绪这种东西，跟荷尔蒙的周期是一回事。和平就像是禁欲，革命就像是性交。禁欲久了就想性交，性交累了就想禁欲。每次读到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如何热泪盈眶、高呼万寿无疆，我老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是一个生物现象。没准那些研究蚂蚁、蝴蝶、猴子之类的生物学家，对此有最好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打伊拉克也是好事。整个西方世界的愤青，从60年代闹了一阵以来，憋了多久啊。憋得光看世界杯和superbowl都不管用了都。憋得警匪片和American idol都无法止痛了都。这伊战一打，愤青们鱼贯而出，隔三差五地上街游行。那行游的，敲锣打鼓，声嘶力竭，总算是释放了一批利比多。
法国没怎么掺乎伊战，所以法国愤青不能上街反战。这可把他们给憋坏了。人家伊斯兰愤青有西方可抗议。人家英美愤青有自己的政府可抗议。就连人家中国愤青，还有台湾政府、印尼政府、新西兰杂志、英国足球教练可抗议。法国愤青急了，今年春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因为一个雇佣法的小破问题，来个百万人大游行。
重要的不是抗议什么，重要的是抗议。
估计文革也好，64也好，都是同一个心理。
马尔库斯写过一本“爱欲与文明”，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扯到一起。说什么资本主义压抑了性冲动，而社会主义既有“不异化的劳动”，又有“性冲动的释放”，当然我认为他纯粹是瞎扯淡。让他66年到中国来试试，连花衣服都不让穿，还妄想利比多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个德行，新的旧的都一样，把病情分析得鞭辟入里，然后开让人死得更快的药方。
马尔库斯说：文明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性压抑的过程。
我想象，性欲和政治意识之间，是一个流通器。这边被压抑了，那边就上涨了。被文明压抑的性欲，最后要转化成不文明的政治。
我虽然总是号称愤青，其实根本是个假愤青。我的愤怒摸起来总是冷冰冰，根本没有真愤青那种烫手的热度。
有一次跟着朋友去参加反战游行，我发现，无论我如何努力，就是没法让自己喊起口号来。如果真能跟着喊起口号来，我的口号声，肯定会同时被自己同时迸发的笑声给呛回去。
他们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那么，人类一愤怒呢？上帝笑不笑呢？
还有莫罕莫德他老人家，如果他此刻从天上往下俯瞰，是会为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的一片孝心而欣慰地笑，还是会为自己把几亿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而痛哭流涕呢？
最好他跟马克思在天上是邻居。这事他俩肯定谈得来。他们在世的时候，都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最后徒子徒孙们学会的，运用自如的，源远流长的，只是愤怒这无能的力量。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于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象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带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当时就差点被我的好朋友踹出了门去。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其实他知道我的答案，但他就是想看我丢人现眼的样子。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和自尊心。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当然了，我对高雅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莫扎特、凡高、柏拉图，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那些手工鞋，我也都拿来主义。犯不着为了显示自己的“平民情怀”而和高雅划清界限。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吃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象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带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当时就差点被我的好朋友踹出了门去。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其实他知道我的答案，但他就是想看我丢人现眼的样子。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和自尊心。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当然了，我对高雅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莫扎特、凡高、柏拉图，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那些手工鞋，我也都拿来主义。犯不着为了显示自己的“平民情怀”而和高雅划清界限。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吃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2006年9月15日星期五
牛校牛在哪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 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 American Creed: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 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 American Creed: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2006年9月13日星期三
约会文化
“来美国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dating culture这种东西。”有一天，恩华突然说。
“什么dating culture?！不就是个到处睡觉不用负责的culture！”我不屑地答。
是啊，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国家千里迢迢赶到美国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土老帽，哪里想的到，在这个号称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里，还有dating culture这样的大毒草。
Dating，用中文怎么说呢？“约会”是最合适的字眼。然而“约会”在中文语境中的重要性、使用频率、含义清晰度远远不及“dating”在英语境遇中的地位。比如，在中国，我们可能会问别人：“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一般不会问别人“你最近在约会什么人吗？”事实上，这句话在中文里听上去如此别扭，简直就像是病句。但在美国，问别人“are you dating someone?”太正常了、太通顺了。
当然，这种区别绝不仅仅是用词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别。在中国，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了，没有谈就是没有谈，基本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状态，而dating这个词在英语世界里，恰恰就是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模棱两可的状态。当一个人宣布自己在dating某个人，基本上就是在宣布：我已经跟这个人上过床了（或者我很快会和这个人上床），但是她（他）还不是我女（男）朋友。
看过《Sex and City》的人也许有印象，其中有一集，Mr. Big跟别人介绍Carrie说“This is my girlfriend”，把Carrie感动坏了――那时候，他们已经dating很久了，也就是在一起上床很久了，但是Big始终没有用过“girlfriend”这个词来形容Carrie，而一旦一个男人不再用“date”而用“girlfriend”来指称一个女人，这时候她的地位才算升级了，交椅才算坐稳了。
Dating culture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承认。两个人肉体关系的发展，可以象电饭煲做饭那么快，而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往往象砂锅煲汤那样慢，怎么办？Dating呗。
迅速亲密，迅速上床，迅速分手，是dating culture里面的主要景观。
这件事情，仔细想来，其实挺叫人沮丧――dating culture的风靡，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人类承认了自己的双重无能：在抵制欲望面前的无能；在培养感情方面的无能。承认了这双重无能的人们，转过身去投入到走马观花的dating生活中去。
ABCDEFG……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毕竟，上一次床，只需要一点荷尔蒙，而要爱一个人，要有激情，恒心，意志，力气这些罗里巴索的东西，而人类永远是避重就轻的那么一种动物。
《Sex and City》里，Miranda承认自己跟42个男人上过床，《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里，Carrie也承认自己和30多个男人上过床。而Miranda和Carrie，好像也不符合我们传说中的“破鞋”形象，相反，她们和蔼可亲、积极向上、聪明伶俐，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可爱的“邻家女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不过就是她们成长在这种dating culture里。我们文化中的破鞋，可以是别人文化中的公主。
基本上在中国，至少近些年以前，没有dating culture，有的是“找对象文化”――两个人从第一次手拉手开始，婚姻这个主题就扑面而来。从小到大，我们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小说，里面有多少怨妇，因为和某个男人睡过了，就哭着喊着揪着对方衣领要人家对她“负责”，甚至时不时还要派自己的哥哥、干哥哥什么的去扁人家，打到人家鼻子出血、满地找牙。
没有dating culture，只有“找对象culture”，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抵制欲望和培养感情方面比西方人更能干，所以才能越过dating culture，大步流星地步入爱情的圣殿。事实上，“找对象文化”，只不过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不承认而已。明明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非要做“同步发展”状，结果就是：既然上床了，那就结婚吧，既然结婚了，那就凑合吧，既然家里凑合了，那我就在外面嫖妓或者找外遇吧。
如果说dating culture导致的是走马观花之后的麻木，“找对象”文化导致的则往往是深陷泥潭之后的麻木。死法不同而已，大家彼此彼此，谁也犯不着同情谁。
当然，我的悲观态度，也许纯属自己在情场上屡战屡败之后的反社会、反人类症状。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dating culture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昙花一现的快乐，而找对象文化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细水常流的快乐。轻盈的或者沉重的，但都是快乐。
那天一个美国朋友问我：“Are you dating someone?”
我说，“I have failed so many times that I decide to go on a love strik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经过n次恋爱未遂，我他妈决定情场罢工了。
罢工并不难，问题是，谁理你啊。上帝忙着呢，没功夫跟你较劲。但是，我有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一个人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它给零敲碎打地用完了，等到需要大额支出的时候，你的帐号就已经空了。所以我决定约会罢工，并没有赌气心态，只是我想把我的感情都给攒着，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本来它就所剩无几了，我得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居安思危。这事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和我那个还没有出现的、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出不出现其实不那么重要的“他”之间的一个协议。
“什么dating culture?！不就是个到处睡觉不用负责的culture！”我不屑地答。
是啊，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国家千里迢迢赶到美国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土老帽，哪里想的到，在这个号称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里，还有dating culture这样的大毒草。
Dating，用中文怎么说呢？“约会”是最合适的字眼。然而“约会”在中文语境中的重要性、使用频率、含义清晰度远远不及“dating”在英语境遇中的地位。比如，在中国，我们可能会问别人：“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一般不会问别人“你最近在约会什么人吗？”事实上，这句话在中文里听上去如此别扭，简直就像是病句。但在美国，问别人“are you dating someone?”太正常了、太通顺了。
当然，这种区别绝不仅仅是用词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别。在中国，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了，没有谈就是没有谈，基本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状态，而dating这个词在英语世界里，恰恰就是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模棱两可的状态。当一个人宣布自己在dating某个人，基本上就是在宣布：我已经跟这个人上过床了（或者我很快会和这个人上床），但是她（他）还不是我女（男）朋友。
看过《Sex and City》的人也许有印象，其中有一集，Mr. Big跟别人介绍Carrie说“This is my girlfriend”，把Carrie感动坏了――那时候，他们已经dating很久了，也就是在一起上床很久了，但是Big始终没有用过“girlfriend”这个词来形容Carrie，而一旦一个男人不再用“date”而用“girlfriend”来指称一个女人，这时候她的地位才算升级了，交椅才算坐稳了。
Dating culture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承认。两个人肉体关系的发展，可以象电饭煲做饭那么快，而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往往象砂锅煲汤那样慢，怎么办？Dating呗。
迅速亲密，迅速上床，迅速分手，是dating culture里面的主要景观。
这件事情，仔细想来，其实挺叫人沮丧――dating culture的风靡，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人类承认了自己的双重无能：在抵制欲望面前的无能；在培养感情方面的无能。承认了这双重无能的人们，转过身去投入到走马观花的dating生活中去。
ABCDEFG……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毕竟，上一次床，只需要一点荷尔蒙，而要爱一个人，要有激情，恒心，意志，力气这些罗里巴索的东西，而人类永远是避重就轻的那么一种动物。
《Sex and City》里，Miranda承认自己跟42个男人上过床，《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里，Carrie也承认自己和30多个男人上过床。而Miranda和Carrie，好像也不符合我们传说中的“破鞋”形象，相反，她们和蔼可亲、积极向上、聪明伶俐，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可爱的“邻家女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不过就是她们成长在这种dating culture里。我们文化中的破鞋，可以是别人文化中的公主。
基本上在中国，至少近些年以前，没有dating culture，有的是“找对象文化”――两个人从第一次手拉手开始，婚姻这个主题就扑面而来。从小到大，我们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小说，里面有多少怨妇，因为和某个男人睡过了，就哭着喊着揪着对方衣领要人家对她“负责”，甚至时不时还要派自己的哥哥、干哥哥什么的去扁人家，打到人家鼻子出血、满地找牙。
没有dating culture，只有“找对象culture”，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抵制欲望和培养感情方面比西方人更能干，所以才能越过dating culture，大步流星地步入爱情的圣殿。事实上，“找对象文化”，只不过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不承认而已。明明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非要做“同步发展”状，结果就是：既然上床了，那就结婚吧，既然结婚了，那就凑合吧，既然家里凑合了，那我就在外面嫖妓或者找外遇吧。
如果说dating culture导致的是走马观花之后的麻木，“找对象”文化导致的则往往是深陷泥潭之后的麻木。死法不同而已，大家彼此彼此，谁也犯不着同情谁。
当然，我的悲观态度，也许纯属自己在情场上屡战屡败之后的反社会、反人类症状。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dating culture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昙花一现的快乐，而找对象文化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细水常流的快乐。轻盈的或者沉重的，但都是快乐。
那天一个美国朋友问我：“Are you dating someone?”
我说，“I have failed so many times that I decide to go on a love strik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经过n次恋爱未遂，我他妈决定情场罢工了。
罢工并不难，问题是，谁理你啊。上帝忙着呢，没功夫跟你较劲。但是，我有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一个人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它给零敲碎打地用完了，等到需要大额支出的时候，你的帐号就已经空了。所以我决定约会罢工，并没有赌气心态，只是我想把我的感情都给攒着，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本来它就所剩无几了，我得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居安思危。这事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和我那个还没有出现的、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出不出现其实不那么重要的“他”之间的一个协议。
2006年9月12日星期二
Alice
我到美国六年，一直没有一个英文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象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好像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 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汤姆说: How are you? 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 “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e/ and the skates on the pond/ they spell Alice/ 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e/ But you must wait for me/ somewhere beneath the sea。
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不肯让人走近，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认识的那个Jeniffer笑的时候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暇。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Natalia Portman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必须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必须长成Natalia Portman那样。就像如果天使必须有一个形象，她只能长成Natalia Portman 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有必要的事。更何况我生活在美国，而我的名字美国人叫起来特别费劲。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拼不清楚我的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莫名地熟悉。
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象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好像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 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汤姆说: How are you? 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 “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e/ and the skates on the pond/ they spell Alice/ 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e/ But you must wait for me/ somewhere beneath the sea。
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不肯让人走近，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认识的那个Jeniffer笑的时候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暇。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Natalia Portman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必须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必须长成Natalia Portman那样。就像如果天使必须有一个形象，她只能长成Natalia Portman 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有必要的事。更何况我生活在美国，而我的名字美国人叫起来特别费劲。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拼不清楚我的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莫名地熟悉。
2006年9月11日星期一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
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7 月 1 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 Jon Corzine) 签署了一个 17 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分司法机构，等等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 4 万 5 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业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权力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 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在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花销。今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 7 月 1 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 7 月 1 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 45 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期望以此每年获得 11 亿美元的进帐，而这个提议遭到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一方坚决反对提高这百分之一的消费税，一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 17 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 7 月 1 日 科赞签署 17 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 7 月 6 号，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七（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多开支 275 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一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 月 8 号，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 19 号行政令，下令解除 17 号令。从 8 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 7 月 10 号，基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泽西州这么一个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费税就是涨到百分之 70 ％，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 275 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辨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到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 275 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帐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府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 275 美元。
7 月 1 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 Jon Corzine) 签署了一个 17 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分司法机构，等等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 4 万 5 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业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权力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 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在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花销。今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 7 月 1 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 7 月 1 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 45 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期望以此每年获得 11 亿美元的进帐，而这个提议遭到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一方坚决反对提高这百分之一的消费税，一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 17 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 7 月 1 日 科赞签署 17 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 7 月 6 号，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七（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多开支 275 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一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 月 8 号，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 19 号行政令，下令解除 17 号令。从 8 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 7 月 10 号，基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泽西州这么一个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费税就是涨到百分之 70 ％，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 275 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辨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到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 275 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帐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府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 275 美元。
2006年9月10日星期日
累傻了我
连着三天，起早贪黑地收拾、打扫、整理东西，今天晚上，这个新地方终于象个家了。
小昭以前告诉过我一句话：当一个人试图独自搬动家具的时候，他就是与世界为敌了。按照这个说法，那我就是与世界搏斗了三天三夜。
也不是没有朋友可以帮忙，但是我这人基本上奉行“万事不求人”的原则。又或者，我潜意识里特别喜欢布置、收拾家，所以舍不得把这个活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以前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个爱打扮的女孩，我说是呀，打扮本质上和写东西是一件事，只不过写东西组装的是词语，打扮组装的是颜色和样式。收拾一个新家其实也一样。琢磨某个poster应该贴哪儿的时候，和琢磨应该戴什么围巾配某个外套，或者琢磨某个句子里应该用哪个词语，感受是一样的，都是一个creative的过程。
其实我对这个新家有点失望。在纽约住惯了、看惯了那种高大古典的公寓楼，猛地一下被塞进这么一个house里面的unit，明明面积比以前大，还是觉得喘不过气来。
房子屋顶低，我伸出手，再蹦一下，就能够到房顶。我从纽约带来的书架，竟然因为太高而站不起来。
只好把丫的腿活活给锯了。锯子落下的一刹那，我听见它惨绝人寰的哀嚎。
View就更不用说了。我在纽约的房间，正对hudson river，放眼望去就是new jersey，往窗口一站，觉得自己应该是李白。现在的房间，对面是别人的窗口，恨不得伸出手都能跟那个别人握手。现在往窗前一站，觉得自己只能是杜甫。
当然也有好的地方：有三个walk-in closet，我那些长期不见天日的裙子裤子们，终于可以舒展筋骨、扬眉吐气地挂了出来，还为排名先后彼此大打出手；终于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了，晚上上厕所不用再衣冠楚楚，白天做饭也再不用面对被别人messed up的厨房，在砸烂厨房的愤怒和饥肠辘辘的痛苦之间斗争；房子还挺大，从最这头走到最那头，要走20步――以前的房间，就是走对角线，大约也只能走15步；地板也挺新，我都有点不忍心在上面走――只是在拖家具的时候，不小心在地板上拖出了283道划痕。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
我性格里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在安置新家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完美主义――为了找到某个颜色的窗帘，我会愿意跑上n家商店(此处“窗帘”一词可换上“老公”)；为了在三个壁橱之间合理分配我的春夏秋冬装，我可以把同一件衣服在不同的壁橱间来回倒上八遍（此处“衣服”可念作“论文”）；书架上的书，必须分门别类放好，决不允许串行（此处“书”可换做“社会角色”）。做事情急于求成、聚精会神，必须一口气把所有东西收拾完毕，中间什么别的都干不进去，饭可以不吃，厕所可以不上，电话可以不接，就是摆个项链、耳环，都跟下象棋一样全神贯注。万事不求人，比如昨天，我宁愿打的去Ikea，也没给有车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因为觉得平白无故浪费人家一天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
当然，完美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吹毛求疵。聚精会神的另一个说法是举轻若重。万事不求人的另一个说法则是“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较劲的结果是，由于昨天一天拧各种家具的腿、钉各种钉子，今天早上起来，手酸得恨不得拎不动手机。
家具们一个一个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了，我却倒下去了，多壮烈啊我。
今天终于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我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环顾四周，该钉的钉上了，该铺的铺上了，该藏起来的藏起来了，该放出来的放出来了。仿佛一个老人面对一群长大成人的孩子，我有种“可以走了”的欣慰感。
于是我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咕咚，睡了过去。
小昭以前告诉过我一句话：当一个人试图独自搬动家具的时候，他就是与世界为敌了。按照这个说法，那我就是与世界搏斗了三天三夜。
也不是没有朋友可以帮忙，但是我这人基本上奉行“万事不求人”的原则。又或者，我潜意识里特别喜欢布置、收拾家，所以舍不得把这个活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以前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个爱打扮的女孩，我说是呀，打扮本质上和写东西是一件事，只不过写东西组装的是词语，打扮组装的是颜色和样式。收拾一个新家其实也一样。琢磨某个poster应该贴哪儿的时候，和琢磨应该戴什么围巾配某个外套，或者琢磨某个句子里应该用哪个词语，感受是一样的，都是一个creative的过程。
其实我对这个新家有点失望。在纽约住惯了、看惯了那种高大古典的公寓楼，猛地一下被塞进这么一个house里面的unit，明明面积比以前大，还是觉得喘不过气来。
房子屋顶低，我伸出手，再蹦一下，就能够到房顶。我从纽约带来的书架，竟然因为太高而站不起来。
只好把丫的腿活活给锯了。锯子落下的一刹那，我听见它惨绝人寰的哀嚎。
View就更不用说了。我在纽约的房间，正对hudson river，放眼望去就是new jersey，往窗口一站，觉得自己应该是李白。现在的房间，对面是别人的窗口，恨不得伸出手都能跟那个别人握手。现在往窗前一站，觉得自己只能是杜甫。
当然也有好的地方：有三个walk-in closet，我那些长期不见天日的裙子裤子们，终于可以舒展筋骨、扬眉吐气地挂了出来，还为排名先后彼此大打出手；终于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了，晚上上厕所不用再衣冠楚楚，白天做饭也再不用面对被别人messed up的厨房，在砸烂厨房的愤怒和饥肠辘辘的痛苦之间斗争；房子还挺大，从最这头走到最那头，要走20步――以前的房间，就是走对角线，大约也只能走15步；地板也挺新，我都有点不忍心在上面走――只是在拖家具的时候，不小心在地板上拖出了283道划痕。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
我性格里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在安置新家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完美主义――为了找到某个颜色的窗帘，我会愿意跑上n家商店(此处“窗帘”一词可换上“老公”)；为了在三个壁橱之间合理分配我的春夏秋冬装，我可以把同一件衣服在不同的壁橱间来回倒上八遍（此处“衣服”可念作“论文”）；书架上的书，必须分门别类放好，决不允许串行（此处“书”可换做“社会角色”）。做事情急于求成、聚精会神，必须一口气把所有东西收拾完毕，中间什么别的都干不进去，饭可以不吃，厕所可以不上，电话可以不接，就是摆个项链、耳环，都跟下象棋一样全神贯注。万事不求人，比如昨天，我宁愿打的去Ikea，也没给有车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因为觉得平白无故浪费人家一天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
当然，完美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吹毛求疵。聚精会神的另一个说法是举轻若重。万事不求人的另一个说法则是“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较劲的结果是，由于昨天一天拧各种家具的腿、钉各种钉子，今天早上起来，手酸得恨不得拎不动手机。
家具们一个一个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了，我却倒下去了，多壮烈啊我。
今天终于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我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环顾四周，该钉的钉上了，该铺的铺上了，该藏起来的藏起来了，该放出来的放出来了。仿佛一个老人面对一群长大成人的孩子，我有种“可以走了”的欣慰感。
于是我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咕咚，睡了过去。
装B的人生需要解释
靠，因为博客里面中英文夹杂，一不小心也成了装 B 犯。
其实，象我这么牛 B 的人，哪需要靠蹦英文词来装 B 。
我出国以前，也特别讨厌说话中英文夹杂的人，人家一蹦英文词，我就想：装吧？炫耀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国外回来吧？滚。
后来出国，才慢慢意识到，在英文世界里生活时间长了，对某些想法或者词汇，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英文的，如果要用完整的中文来表达这个想法或者词汇，你就得把它强行给“翻译”回中文。这一点，任何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两、三年以上的人，肯定都有体会。比如，如果你从戴尔买的电脑有问题，你身边的中国人肯定会说：“跟 dell 打电话 argue 呀！”没人会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
这个跟你英文好不好没关系，英文再烂，某些词汇，还是被洗脑了。
所以我后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跟留学生说话，都中英文夹杂――这样大家都轻松，省得别着劲翻译。凡是回国跟亲戚朋友同学说话，出于礼貌，都强行用清一色的中文。
我上牛博之前，大部分读者都是海外留学生，所以我写 blog 一直肆无忌惮地中英文夹杂。就是现在，因为牛博是一个镜像，我在“本部”那块，大部分读者还是留学生，所以还保留着这个恶习。今天有人骂我装 B ，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在网上已经“回国”了，应该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了。
其实我觉得，装 B 有两种，一种是土装洋。还有一种是洋装土。所谓“装”，无非就是把自己表现成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如果我为了显得自己多么“不忘本”，在美国跟这边的朋友说话还口口声声“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那也是装 B 。
但既然已经“数字回国”了，就改掉恶习吧。
再说了，我也看出来了，在牛博网，“洋装土”比“土装洋”更有市场，以我一贯的投机分子心理，那要不，我就换种装法？
其实，象我这么牛 B 的人，哪需要靠蹦英文词来装 B 。
我出国以前，也特别讨厌说话中英文夹杂的人，人家一蹦英文词，我就想：装吧？炫耀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国外回来吧？滚。
后来出国，才慢慢意识到，在英文世界里生活时间长了，对某些想法或者词汇，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英文的，如果要用完整的中文来表达这个想法或者词汇，你就得把它强行给“翻译”回中文。这一点，任何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两、三年以上的人，肯定都有体会。比如，如果你从戴尔买的电脑有问题，你身边的中国人肯定会说：“跟 dell 打电话 argue 呀！”没人会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
这个跟你英文好不好没关系，英文再烂，某些词汇，还是被洗脑了。
所以我后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跟留学生说话，都中英文夹杂――这样大家都轻松，省得别着劲翻译。凡是回国跟亲戚朋友同学说话，出于礼貌，都强行用清一色的中文。
我上牛博之前，大部分读者都是海外留学生，所以我写 blog 一直肆无忌惮地中英文夹杂。就是现在，因为牛博是一个镜像，我在“本部”那块，大部分读者还是留学生，所以还保留着这个恶习。今天有人骂我装 B ，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在网上已经“回国”了，应该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了。
其实我觉得，装 B 有两种，一种是土装洋。还有一种是洋装土。所谓“装”，无非就是把自己表现成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如果我为了显得自己多么“不忘本”，在美国跟这边的朋友说话还口口声声“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那也是装 B 。
但既然已经“数字回国”了，就改掉恶习吧。
再说了，我也看出来了，在牛博网，“洋装土”比“土装洋”更有市场，以我一贯的投机分子心理，那要不，我就换种装法？
2006年9月5日星期二
crush
英文里有个词，叫crush。如果查字典，它会告诉你，这是“压碎、碾碎、压垮”的意思。后来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它作为名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短暂地、热烈地但又是羞涩地爱恋”。比如，“I had a crush on him”，就是“我曾经短暂地、热烈地、但又羞涩地喜欢过他”。
Crush的意思，这么长，这么微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心动”似乎是一个很接近的译法，但是“心动”与“crush”相比，在感情烈度上更微弱、在时间上更持久，而且有点朝恋爱、婚姻那个方面够的雄心。Crush则不同，它昙花一现，但是让你神魂颠倒。
我觉得Crush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词汇。它之所以特别实用，是因为我意识到，其实人生体验中的大多数“爱情”，是以“crush”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让我掰着指头数，我这30年来到底真正“爱”过多少个人，那恐怕也就是一……二……绝对不超过三个。但是如果让我想想，自己曾经对多少人有过crush，那就多得，哎呀，反正我都不好意思数了。
爱情是一场肺结核，crush则是一场感冒。肺结核让人元气大伤，死里逃生，感冒则只是让你咳点嗽、打点喷嚏，但是它时不时就发作一次。
Crush一般来势迅猛。初来乍到的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爱情。它的爆发，一般是受了某个因素的突然蛊惑，导致你开始鬼迷心窍。比如，你就是喜欢某个人长得好看，帅得让你流口水。比如某个人说话的方式让你特别舒服。比如你在网上看了某个人的一篇文章，你觉得，写得真好啊，我必须认识他，我们之间必须发生点什么。有的时候，crush的原因小到莫名其妙。可能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的手长得特别好看，而那天他用那双手给你夹菜来着，你就会喜欢他三天。还可能因为一个男人笑起来的神态特别孩子气，你整整一个星期都无法忘记那个表情。
但是开始时，你不知道那只是三天、一个星期的crush，你捧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想，他真好，真是无与伦比，真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人啊。
然后你开始幻想。有那么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你活得腾云驾雾。你幻想他来看你。你幻想你们走在大街上，过马路的时候，他拉住你的手，然后不肯放开。你幻想你们呆在房间里，换了三百八十种拥抱的姿势，却还是没有把要跟对方讲的话说完。
等你把该幻想的幻想完毕之后，这个crush的也就燃油耗尽了。
Crush和爱的区别就在于，那份幻想还来不及变成行动，它就已经烟消云散。它之所以没有转化成行动，也许是因为你很羞涩，不好意思表达，然后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你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让那份“心动”慢慢因为缺氧而窒息。也许是因为等到对方走得更近，你看清他的全部，他身上那个“亮点”慢慢被他的其他缺点稀释，以至于那份感情还来不及升华，就已经腐朽了下去。
爱情它是个小动物，要抚养它长大，需要每天给它好吃好喝，没有点点滴滴行动的“喂养”，crush就那么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了下去。
对方可能甚至不知道你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你自己事后可能都不承认或者不相信自己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但是，的确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心花怒放。你七窍生烟六亲不认五迷三倒。你摆脱了地球吸引力而在幻觉里展翅翱翔。
Crush是速朽的。它的残酷和优美，都在于此。
当crush试图从一个火花变成一个种子，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时，种种“计较”开始出现：哎呀，其实他好像挺尖刻的……“事业”不怎么样……他还挺花心的……长得也不是那么好……然后“责任”啊、“道德”啊、“家庭”啊，世俗的一切噪音，开始打着“爱情”的名义，潜入crush，把它从一声明亮的口哨腐蚀成一个拖沓的肥皂剧。
糟糕的是，人们总是把crush误以为是爱情，败坏那份幻想的轻盈。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从那瞬间的光亮中，拉扯出一大段沉重的故事，最后被这沉重淹没，深陷泥沼、积重难返。
然而闪电怎么可能被固定住呢？C说，面对有些可能性，转过身去，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是迎上前去，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所以当crush来临的时候，放纵它，但无需试图抓住它，把它的头强行按到爱情的粮草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与自己辩论下一次见到他时该穿的衣服、该说的话、该问的问题、该有的眼神，与此同时，你深深地知道其实下个月，你就会将他忘记。你迷恋这份幻想，但也停留在这份幻想。你看着手中的那根火柴，那么短，慢慢地烧到了指尖，然后熄灭。熄灭之后，你心存感激，为无边黑暗里短暂然而鲜艳的那点火焰。
Crush的意思，这么长，这么微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心动”似乎是一个很接近的译法，但是“心动”与“crush”相比，在感情烈度上更微弱、在时间上更持久，而且有点朝恋爱、婚姻那个方面够的雄心。Crush则不同，它昙花一现，但是让你神魂颠倒。
我觉得Crush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词汇。它之所以特别实用，是因为我意识到，其实人生体验中的大多数“爱情”，是以“crush”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让我掰着指头数，我这30年来到底真正“爱”过多少个人，那恐怕也就是一……二……绝对不超过三个。但是如果让我想想，自己曾经对多少人有过crush，那就多得，哎呀，反正我都不好意思数了。
爱情是一场肺结核，crush则是一场感冒。肺结核让人元气大伤，死里逃生，感冒则只是让你咳点嗽、打点喷嚏，但是它时不时就发作一次。
Crush一般来势迅猛。初来乍到的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爱情。它的爆发，一般是受了某个因素的突然蛊惑，导致你开始鬼迷心窍。比如，你就是喜欢某个人长得好看，帅得让你流口水。比如某个人说话的方式让你特别舒服。比如你在网上看了某个人的一篇文章，你觉得，写得真好啊，我必须认识他，我们之间必须发生点什么。有的时候，crush的原因小到莫名其妙。可能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的手长得特别好看，而那天他用那双手给你夹菜来着，你就会喜欢他三天。还可能因为一个男人笑起来的神态特别孩子气，你整整一个星期都无法忘记那个表情。
但是开始时，你不知道那只是三天、一个星期的crush，你捧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想，他真好，真是无与伦比，真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人啊。
然后你开始幻想。有那么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你活得腾云驾雾。你幻想他来看你。你幻想你们走在大街上，过马路的时候，他拉住你的手，然后不肯放开。你幻想你们呆在房间里，换了三百八十种拥抱的姿势，却还是没有把要跟对方讲的话说完。
等你把该幻想的幻想完毕之后，这个crush的也就燃油耗尽了。
Crush和爱的区别就在于，那份幻想还来不及变成行动，它就已经烟消云散。它之所以没有转化成行动，也许是因为你很羞涩，不好意思表达，然后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你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让那份“心动”慢慢因为缺氧而窒息。也许是因为等到对方走得更近，你看清他的全部，他身上那个“亮点”慢慢被他的其他缺点稀释，以至于那份感情还来不及升华，就已经腐朽了下去。
爱情它是个小动物，要抚养它长大，需要每天给它好吃好喝，没有点点滴滴行动的“喂养”，crush就那么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了下去。
对方可能甚至不知道你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你自己事后可能都不承认或者不相信自己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但是，的确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心花怒放。你七窍生烟六亲不认五迷三倒。你摆脱了地球吸引力而在幻觉里展翅翱翔。
Crush是速朽的。它的残酷和优美，都在于此。
当crush试图从一个火花变成一个种子，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时，种种“计较”开始出现：哎呀，其实他好像挺尖刻的……“事业”不怎么样……他还挺花心的……长得也不是那么好……然后“责任”啊、“道德”啊、“家庭”啊，世俗的一切噪音，开始打着“爱情”的名义，潜入crush，把它从一声明亮的口哨腐蚀成一个拖沓的肥皂剧。
糟糕的是，人们总是把crush误以为是爱情，败坏那份幻想的轻盈。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从那瞬间的光亮中，拉扯出一大段沉重的故事，最后被这沉重淹没，深陷泥沼、积重难返。
然而闪电怎么可能被固定住呢？C说，面对有些可能性，转过身去，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是迎上前去，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所以当crush来临的时候，放纵它，但无需试图抓住它，把它的头强行按到爱情的粮草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与自己辩论下一次见到他时该穿的衣服、该说的话、该问的问题、该有的眼神，与此同时，你深深地知道其实下个月，你就会将他忘记。你迷恋这份幻想，但也停留在这份幻想。你看着手中的那根火柴，那么短，慢慢地烧到了指尖，然后熄灭。熄灭之后，你心存感激，为无边黑暗里短暂然而鲜艳的那点火焰。
2006年9月2日星期六
任逍遥
几个月前，当我为论文的事情而焦虑得想抓把药一吞了事的时候，我想着，等答辩结束，我要找个角落大哭一场。
几个星期前，当我对论文基本胸有成竹的时候，我想着，等答辩通过，我肯定要笑到心脏病突发为止。
而现在，我既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大脑一片空白。空白，多么奢侈的一种状态。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眼睛，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喊：快跑！快跑！快！快！
而现在，它里面是一片空白。一个晴好的天气，在蔚蓝的大海上仰泳，在阳光里眯缝着眼睛，看到的，应当是同样一片空白。
人活着，总是要活在一定的机构里面，这些机构，总是要给你定下这样那样的目标。于是，就看见自己永远象头驴子，跟着眼前的那块胡萝卜跑啊跑，跑啊跑。房子。车。职位。地位。经商。从政。做学问。从这个机构到那个机构，从早餐的胡萝卜到晚餐的胡萝卜。
有那么一些片刻，突然，你咬到那个胡萝卜了。旧的饥饿感退去，新的饥饿感还没有浮现。那个片刻，世界变得温馨。作为一头驴子，你几乎可以倚在槽边打打瞌睡了，几乎可以数数天边的星星了。并没有什么可兴奋的，并没有什么庆祝的，你知道，其实那就是一块胡萝卜而已。
而且，吃胡萝卜是上瘾的。今天吃一个小的，明天要吃一个大的，后天要吃一个更大的。你为自己挣的每一点自由，都预报着更大的囚禁。
我承认，过去这六年，我过得并不快乐。活得象个通缉犯，被各种各样的deadline通缉。每一天，都象个消防队员一样东奔西走，头顶上架着个呜呜呜响的警笛。
然而忙碌不同于充实。当我站到很远的地方眺望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架大学术机器上一个流水线产品。这个机器再轰鸣，这个产品流转的速度再快，我还是不能被它的速度或者音量蒙蔽。我渴望自己是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束狗尾巴草，清闲，懒散，在风中伸着懒腰，活过一个夏天就痛痛快快地死。
Anyway，it’s over，at least for a while。旧的通缉令已经撤销，新的通缉令还没有张贴。我终于可以逍遥法外几天。这几天里，我不要站到很远去眺望自己。我要放下架子，靠近自己，和她一同漂流在这蔚蓝晴空下，享受这空白。
几个星期前，当我对论文基本胸有成竹的时候，我想着，等答辩通过，我肯定要笑到心脏病突发为止。
而现在，我既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大脑一片空白。空白，多么奢侈的一种状态。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眼睛，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喊：快跑！快跑！快！快！
而现在，它里面是一片空白。一个晴好的天气，在蔚蓝的大海上仰泳，在阳光里眯缝着眼睛，看到的，应当是同样一片空白。
人活着，总是要活在一定的机构里面，这些机构，总是要给你定下这样那样的目标。于是，就看见自己永远象头驴子，跟着眼前的那块胡萝卜跑啊跑，跑啊跑。房子。车。职位。地位。经商。从政。做学问。从这个机构到那个机构，从早餐的胡萝卜到晚餐的胡萝卜。
有那么一些片刻，突然，你咬到那个胡萝卜了。旧的饥饿感退去，新的饥饿感还没有浮现。那个片刻，世界变得温馨。作为一头驴子，你几乎可以倚在槽边打打瞌睡了，几乎可以数数天边的星星了。并没有什么可兴奋的，并没有什么庆祝的，你知道，其实那就是一块胡萝卜而已。
而且，吃胡萝卜是上瘾的。今天吃一个小的，明天要吃一个大的，后天要吃一个更大的。你为自己挣的每一点自由，都预报着更大的囚禁。
我承认，过去这六年，我过得并不快乐。活得象个通缉犯，被各种各样的deadline通缉。每一天，都象个消防队员一样东奔西走，头顶上架着个呜呜呜响的警笛。
然而忙碌不同于充实。当我站到很远的地方眺望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架大学术机器上一个流水线产品。这个机器再轰鸣，这个产品流转的速度再快，我还是不能被它的速度或者音量蒙蔽。我渴望自己是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束狗尾巴草，清闲，懒散，在风中伸着懒腰，活过一个夏天就痛痛快快地死。
Anyway，it’s over，at least for a while。旧的通缉令已经撤销，新的通缉令还没有张贴。我终于可以逍遥法外几天。这几天里，我不要站到很远去眺望自己。我要放下架子，靠近自己，和她一同漂流在这蔚蓝晴空下，享受这空白。
2006年9月1日星期五
明天答辩
信佛的请为我烧香。
信主的请为我祈祷。
信真主的请为我真的祈祷。
信共产主义的请高歌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
信自由主义的请挑灯夜读一篇王小波。
信民族主义的请朗诵一遍“满江红”。
信个体主义的请脱了衣服到你家门口裸奔。
啥都不信的，要不， 替我给答辩委员会的老头子们送点cash？
信主的请为我祈祷。
信真主的请为我真的祈祷。
信共产主义的请高歌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
信自由主义的请挑灯夜读一篇王小波。
信民族主义的请朗诵一遍“满江红”。
信个体主义的请脱了衣服到你家门口裸奔。
啥都不信的，要不， 替我给答辩委员会的老头子们送点cash？
2006年8月28日星期一
extraordinary machine
其实不是悲伤，就是那一刻的温暖，突然让人觉得委屈。
变得不再爱追问，不但不追问别人，也不追问自己。就是let it be。对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都有一种宿命感。彗星76年经过一次地球，你问不问，它都要在那个时刻经过地球。
清楚了又怎么样？很多事情，不问已经清楚。还有很多事情，清不清楚不能改变结局。能改变的，只是要不要跟自己较劲。是主动投降还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以后再投降，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懦弱着呢，敌人刚出现在地平线上，我就主动升了白旗。
反正一块肉，是切成块吃还是剁成馅吃，穿过肠胃之后，都是一个德性。
但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冷静。
以为当宿命感变得彻底之后，人就获得了解放。但是彻头彻尾的无力感，原来在悄悄积累你心里的委屈。一小点蛊惑人心的温暖，就可以泄漏这些委屈。这委屈不是针对你，只是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无能为力。仿佛眼睁睁地看一个亲人得了癌症一点一点绝望下去，只不过这个亲人正好是自己。
习惯了宿命感之后，觉得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爱，不爱，都是如此。因为是时间的问题，倒也省心，倒也简洁，干脆呼呼睡去。睡着的时候，阳光从身上跨过，有无数虫子爬过，有无数树叶被吹落，鸟唧唧喳喳地叫着。但是我睡着了，对这一切无从知晓，也不想知晓。敏感是一种拖累。死我也要不知不觉地死，而不要和癌症虎视耽耽。活着已经够辛苦，我不要再给自己加那么多可有可无的行李。
本质上来说，爱是很孤独的一件事。一个人爬雪山，过草地。另外那个人，不过是你所想象出来的目的地。因为是一个人的事，倒也省心。什么时候烦了这孤独，就随时随地做了逃兵。
说这些，你不会懂，因为你不想懂。我就是趁着现在有点恍惚，记录下来。知道明天早上起来，又将是风和日丽。又将是万世太平。
变得不再爱追问，不但不追问别人，也不追问自己。就是let it be。对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都有一种宿命感。彗星76年经过一次地球，你问不问，它都要在那个时刻经过地球。
清楚了又怎么样？很多事情，不问已经清楚。还有很多事情，清不清楚不能改变结局。能改变的，只是要不要跟自己较劲。是主动投降还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以后再投降，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懦弱着呢，敌人刚出现在地平线上，我就主动升了白旗。
反正一块肉，是切成块吃还是剁成馅吃，穿过肠胃之后，都是一个德性。
但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冷静。
以为当宿命感变得彻底之后，人就获得了解放。但是彻头彻尾的无力感，原来在悄悄积累你心里的委屈。一小点蛊惑人心的温暖，就可以泄漏这些委屈。这委屈不是针对你，只是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无能为力。仿佛眼睁睁地看一个亲人得了癌症一点一点绝望下去，只不过这个亲人正好是自己。
习惯了宿命感之后，觉得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爱，不爱，都是如此。因为是时间的问题，倒也省心，倒也简洁，干脆呼呼睡去。睡着的时候，阳光从身上跨过，有无数虫子爬过，有无数树叶被吹落，鸟唧唧喳喳地叫着。但是我睡着了，对这一切无从知晓，也不想知晓。敏感是一种拖累。死我也要不知不觉地死，而不要和癌症虎视耽耽。活着已经够辛苦，我不要再给自己加那么多可有可无的行李。
本质上来说，爱是很孤独的一件事。一个人爬雪山，过草地。另外那个人，不过是你所想象出来的目的地。因为是一个人的事，倒也省心。什么时候烦了这孤独，就随时随地做了逃兵。
说这些，你不会懂，因为你不想懂。我就是趁着现在有点恍惚，记录下来。知道明天早上起来，又将是风和日丽。又将是万世太平。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New Yorker
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翻出箱子底一大叠《New Yorker》。其实订的时候根本没怎么读，以后就更不会读了，所以决定全部扔掉。
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扔到compact room以后，犹豫片刻，又顺手捡回来两本，留作纪念。想着老了以后，翻到这本杂志，可以猛然想起：哦，原来我还在一个叫纽约的地方住过。
而且一住六年，24岁到30岁，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女人的白银时代了。
跟闹同学电话，说起离开纽约伤不伤感的问题。我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时间伤感。
事实是，我一直趴窗前，迫切地等着伤感象一场暴雨一样降临呢。伤感象暴雨一样降临之后，我就会跑到暴雨中淋成个落汤鸡，重感冒，发烧，昏迷。然后再醒来时，可以象忘记一个旧情人一样忘记这个城市。
问题是，左等右等，都等几个月了，暴雨就是不降临。我pose摆了这么久，它那边相机就是按不下去。算了算了，该干嘛干嘛去。
怎么会呢？我都被自己给整糊涂了。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恋旧的人呀。我的抽屉里，到现在还放着8年前在国内用的呼机。当时带着它，就是觉得里面存着许多回忆，舍不得扔。每次搬家，都问自己，要不要扔，然后低头跟它商量，可不可以扔，就见它动物般楚楚可怜地看着我，就说好好好，不扔不扔。
所以这次离开纽约，这种变态的冷静，想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解释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就算是离开，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肯定还会再回来。
跟蚊米说：我50岁的时候要回哥大教书。
蚊米说：那中间呢？
我说，中间要去中国解决一些江湖上的恩怨。
蚊米笑。我自己也乐。意淫的感觉就是好。我50岁的时候，要风度翩翩地走在哥大的college walk上，头发灰白，满腹经纶，从我身旁经过的人，都觉得如沐春风。
到那时候，我希望Mill Korean还在，我可以去里面吃E3。希望café swish也在，因为我50岁的时候肯定还爱喝珍珠奶茶。Riverside Park肯定跑不了了，我要带我儿子去那散步，我儿子，阳光明媚，健康而优美的一个小伙子。
进不了哥大进NYU也行，NYU进不了去CUNY也行，实在哪都进不了，就假装自己风度翩翩、满腹经纶地行走的任何大街都是纽约。
要不怎么伤感不起来呢？
那天拿个古老的相机，里面有一卷黑白胶卷。我挂着它在哥大附近卡嚓咔嚓地拍，准备把这个neighborhood所有“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都照下来。比如，luckyfossil家门口，比如Nausbaum and Wu café那个靠窗的座位，比如Butler library 五楼的那个reading room。吭哧吭哧地把所有的回忆都网罗进相机以后，我喜不自胜地取胶卷，准备洗出自己的劳动成果。
结果，忘了倒胶片，一开相机盖，所有努力，功亏一篑。
大约这是上帝的又一个signal。我说，你不需要回忆，因为你无法承受回忆。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signal是说，还回哥大教书呢，连倒胶片都给忘，臭美吧你。
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扔到compact room以后，犹豫片刻，又顺手捡回来两本，留作纪念。想着老了以后，翻到这本杂志，可以猛然想起：哦，原来我还在一个叫纽约的地方住过。
而且一住六年，24岁到30岁，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女人的白银时代了。
跟闹同学电话，说起离开纽约伤不伤感的问题。我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时间伤感。
事实是，我一直趴窗前，迫切地等着伤感象一场暴雨一样降临呢。伤感象暴雨一样降临之后，我就会跑到暴雨中淋成个落汤鸡，重感冒，发烧，昏迷。然后再醒来时，可以象忘记一个旧情人一样忘记这个城市。
问题是，左等右等，都等几个月了，暴雨就是不降临。我pose摆了这么久，它那边相机就是按不下去。算了算了，该干嘛干嘛去。
怎么会呢？我都被自己给整糊涂了。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恋旧的人呀。我的抽屉里，到现在还放着8年前在国内用的呼机。当时带着它，就是觉得里面存着许多回忆，舍不得扔。每次搬家，都问自己，要不要扔，然后低头跟它商量，可不可以扔，就见它动物般楚楚可怜地看着我，就说好好好，不扔不扔。
所以这次离开纽约，这种变态的冷静，想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解释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就算是离开，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肯定还会再回来。
跟蚊米说：我50岁的时候要回哥大教书。
蚊米说：那中间呢？
我说，中间要去中国解决一些江湖上的恩怨。
蚊米笑。我自己也乐。意淫的感觉就是好。我50岁的时候，要风度翩翩地走在哥大的college walk上，头发灰白，满腹经纶，从我身旁经过的人，都觉得如沐春风。
到那时候，我希望Mill Korean还在，我可以去里面吃E3。希望café swish也在，因为我50岁的时候肯定还爱喝珍珠奶茶。Riverside Park肯定跑不了了，我要带我儿子去那散步，我儿子，阳光明媚，健康而优美的一个小伙子。
进不了哥大进NYU也行，NYU进不了去CUNY也行，实在哪都进不了，就假装自己风度翩翩、满腹经纶地行走的任何大街都是纽约。
要不怎么伤感不起来呢？
那天拿个古老的相机，里面有一卷黑白胶卷。我挂着它在哥大附近卡嚓咔嚓地拍，准备把这个neighborhood所有“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都照下来。比如，luckyfossil家门口，比如Nausbaum and Wu café那个靠窗的座位，比如Butler library 五楼的那个reading room。吭哧吭哧地把所有的回忆都网罗进相机以后，我喜不自胜地取胶卷，准备洗出自己的劳动成果。
结果，忘了倒胶片，一开相机盖，所有努力，功亏一篑。
大约这是上帝的又一个signal。我说，你不需要回忆，因为你无法承受回忆。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signal是说，还回哥大教书呢，连倒胶片都给忘，臭美吧你。
2006年8月22日星期二
无用功
因为过两个星期就要搬家了，这些天开始收拾东西。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还我从图书馆借的那几百本书。
这几天，哥大附近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一道风景：一个个子小小的亚洲女孩，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的109街和115街之间来回穿梭。她大汗淋漓，举步维艰，背影刚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正面又从前方的视线里出现。
当然这也难怪。我六年时间陆陆续续从图书馆借的书，现在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还清，难度可想而知。好比六年陆陆续续增的肥，现在要一两个星期之内减下去，只好在跑步机上狂奔。
这些书一度象一种生长速度惊人的藤类植物一样，将我的房间全面占领。尤其是写论文的这两年，它繁殖得比蟑螂还快。床上、书桌上，窗台上，沙发上，饭桌上，茶几上，到处是书、书、书。我要在房间穿梭，得像在海藻之间游泳一样，左右拔拉，才能开道。我经常睡着睡着，就被背底下的一本书顶醒。或者走着走着，被一堆书绊倒。要是我坐那看电视，听见身后哗得一声巨响，我一般头都不回，接着看电视――无非就是又一堆书倒了呗。
我以前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后来我家的书将我的房间全面霸占以后，就不请了――要让我的朋友们在我的书堆里找到立足之地，在那些书密密麻麻的幽灵中找到呼吸的空间，在书起书落的哗哗声中谈笑风生，我实在不忍心这样为难人家。所以这两年，我的房间基本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闲人免进”了。
如果我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一遍，哪怕是前言后绪给读了一遍，我拉着这帮孙子在街上艰难行进的时候，恐怕心情也不会那么沮丧。哪怕仅仅是读过书名和作者名呢，没准也能转化为将来的吹牛资源呢。问题是，这些书，至少有一半，我压根就没有读过。剩下的一半中的一半，估计也就读了个前言后绪。 我象个纤夫那样在大街上前进的时候，悄悄地算了一笔帐：我大约借了400百本书，其中200本其实压根就没有看。读过的200本中，大约有100本证明对我的论文是有用的。这100本有用的书中，其中直接在论文中被quote的，可能有50本。这50本中，可能有25本纯粹是为了quote而quote（为了向导师们证明自己确实读了这本书），只有剩下的25本才是真正必要的quote。这25本中，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五年后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起的，可能只有12本。 12除以400，等于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无用功！ 站在红绿灯的前面，我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
那些查书借书的时间。那些运书的力气。那些逾期不还的罚款。读那些写得其烂无比但你又不得不读的书所消耗的时间。那些花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去读、读完了发现毫无用处的书。读那些也许有些精彩的书所迸发的、但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洋洋洒洒、却永远不会再去重读的读书笔记。那些夹在书中间的五颜六色的小note……几乎全都是无用功。
更可怕的是，我隐隐地觉得，这里面还藏着人生的道理。 小学学的语文、中学学的几何、大学背的马哲、那场花了四年去谈最后发现完全是误会的恋爱、那无数场看的时候毫无感觉、看过之后毫无印象的电影、那堆兴致勃勃买回家、其实买回家之后几乎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所有那些无法凝结为意义的事件。那些九曲回肠的弯路。我站在马路上，后面拖着那个行李箱，前面却看见自己的整个人生象个豆腐渣工程一样西里哗啦地倒塌。
甚至不需要把“意义”定义为对“社会的用处”，哪怕把它苟且地定义为“当时的喜悦”，豆腐渣工程还是势不可挡地倒塌。
甚至经不起被狠狠地看上一眼，所谓的人生。
为了避免被废墟淹没，唯一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
回家以后看王小峰的博客，说的是他采访崔永元。崔说起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长征之路”的活动。崔反复强调长征多么多么艰难，爬雪山过草地多么多么辛苦，因此这个活动多么多么有教育意义。我就想象那几万个人当年在雪山草地之间艰难地前进，然后我又想到几十年后因为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一个国家如何陷于巨大的灾难。然后又想到再过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又如何在对灾难的遗忘中狂欢。无论我对雪山、草地中的那些人的“意志”如何钦佩，他们的身影，还是不可避免地和我拖着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行进的身影重叠了起来。我脑子里，还是无休无止地播放着那三个字：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
这几天，哥大附近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一道风景：一个个子小小的亚洲女孩，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的109街和115街之间来回穿梭。她大汗淋漓，举步维艰，背影刚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正面又从前方的视线里出现。
当然这也难怪。我六年时间陆陆续续从图书馆借的书，现在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还清，难度可想而知。好比六年陆陆续续增的肥，现在要一两个星期之内减下去，只好在跑步机上狂奔。
这些书一度象一种生长速度惊人的藤类植物一样，将我的房间全面占领。尤其是写论文的这两年，它繁殖得比蟑螂还快。床上、书桌上，窗台上，沙发上，饭桌上，茶几上，到处是书、书、书。我要在房间穿梭，得像在海藻之间游泳一样，左右拔拉，才能开道。我经常睡着睡着，就被背底下的一本书顶醒。或者走着走着，被一堆书绊倒。要是我坐那看电视，听见身后哗得一声巨响，我一般头都不回，接着看电视――无非就是又一堆书倒了呗。
我以前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后来我家的书将我的房间全面霸占以后，就不请了――要让我的朋友们在我的书堆里找到立足之地，在那些书密密麻麻的幽灵中找到呼吸的空间，在书起书落的哗哗声中谈笑风生，我实在不忍心这样为难人家。所以这两年，我的房间基本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闲人免进”了。
如果我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一遍，哪怕是前言后绪给读了一遍，我拉着这帮孙子在街上艰难行进的时候，恐怕心情也不会那么沮丧。哪怕仅仅是读过书名和作者名呢，没准也能转化为将来的吹牛资源呢。问题是，这些书，至少有一半，我压根就没有读过。剩下的一半中的一半，估计也就读了个前言后绪。 我象个纤夫那样在大街上前进的时候，悄悄地算了一笔帐：我大约借了400百本书，其中200本其实压根就没有看。读过的200本中，大约有100本证明对我的论文是有用的。这100本有用的书中，其中直接在论文中被quote的，可能有50本。这50本中，可能有25本纯粹是为了quote而quote（为了向导师们证明自己确实读了这本书），只有剩下的25本才是真正必要的quote。这25本中，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五年后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起的，可能只有12本。 12除以400，等于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无用功！ 站在红绿灯的前面，我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
那些查书借书的时间。那些运书的力气。那些逾期不还的罚款。读那些写得其烂无比但你又不得不读的书所消耗的时间。那些花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去读、读完了发现毫无用处的书。读那些也许有些精彩的书所迸发的、但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洋洋洒洒、却永远不会再去重读的读书笔记。那些夹在书中间的五颜六色的小note……几乎全都是无用功。
更可怕的是，我隐隐地觉得，这里面还藏着人生的道理。 小学学的语文、中学学的几何、大学背的马哲、那场花了四年去谈最后发现完全是误会的恋爱、那无数场看的时候毫无感觉、看过之后毫无印象的电影、那堆兴致勃勃买回家、其实买回家之后几乎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所有那些无法凝结为意义的事件。那些九曲回肠的弯路。我站在马路上，后面拖着那个行李箱，前面却看见自己的整个人生象个豆腐渣工程一样西里哗啦地倒塌。
甚至不需要把“意义”定义为对“社会的用处”，哪怕把它苟且地定义为“当时的喜悦”，豆腐渣工程还是势不可挡地倒塌。
甚至经不起被狠狠地看上一眼，所谓的人生。
为了避免被废墟淹没，唯一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
回家以后看王小峰的博客，说的是他采访崔永元。崔说起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长征之路”的活动。崔反复强调长征多么多么艰难，爬雪山过草地多么多么辛苦，因此这个活动多么多么有教育意义。我就想象那几万个人当年在雪山草地之间艰难地前进，然后我又想到几十年后因为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一个国家如何陷于巨大的灾难。然后又想到再过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又如何在对灾难的遗忘中狂欢。无论我对雪山、草地中的那些人的“意志”如何钦佩，他们的身影，还是不可避免地和我拖着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行进的身影重叠了起来。我脑子里，还是无休无止地播放着那三个字：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
2006年8月19日星期六
8月的挽歌
今天看电视，突然看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去看望卡斯特罗的画面，两个人坐那一块儿吃酸奶（是不是酸奶有待考察），觉得特别滑稽。同时又正好看到罗永浩的牛博网征文。据说写得越酸越牛。于是码了这个安妮宝贝文体的东西。博自己一乐。也博大家一乐。
罗永浩征文启事：http://www.bullog.cn/blogs/me/archives/12525.aspx 这个启事本身就乐死我了。
－－－－－－－－－
8月的挽歌
他叫韦。他叫罗。
有时候。人们也叫他们果果和菲菲。
韦52岁。生长在南美洲那个遥远的国度。那里盛产石油。世界小姐。还有南半球金黄色的阳光。金黄色的阳光从天上奔涌下来。一直流淌到他的血管里。在他的血管里欢唱。欢乐颂。第九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当然还有那首古老久远的歌曲。英特。那熊。奈。尔。
罗79岁。住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海岛上。那里盛产甘蔗。欢乐的音乐。浅蓝的海滩。几千年蓝色的风景却不能阻挡他骨子里红色的。激情。1959年。他轻轻地从浅蓝的海滩前转身。他无法抗拒内心的那个召唤。无法。那个声音对他说。菲菲。菲菲。古巴人民需要你。它在大海上空盘旋。象海鸥一样。呜咽。于是。他轻轻推开蓝色的诱惑。大海的乳房。走向了群山。
那个优雅的转身。注定了他后半辈子的孤独。
兄弟们纷纷地离去。北方的林林。东方的毛毛。成成。但尤其是多年以前那个叫做切的人走了之后。天还是天。雨还是雨。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有一种爱。叫做永恒。还有一种爱。叫做永远。
逝者如斯夫。
无数个夜晚。他悄悄回到蓝色的海边。一个人。饮泣。宁静的月光如同一首挽歌在耳边回荡。他听到的是岁月的风铃。时光的特洛伊木马。
直到有一天。他遇上了韦。那个年轻的身影。让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和切在一起的时光。群山。军装。大胡子。深邃的眼神。他们一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然后他对他说。冬季到哈瓦那来看雨。
那个刹那。就是三生三世。
韦与罗的恋情。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尤其美国那个叫布的人。然而。他们依然相爱。无怨无悔。不弃不离。桃花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然而。花无千日好。月无千日圆。菲菲病了。正如所有老去的人。
韦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吃饭。他的心和他勺里的鸡汤。一同轻轻坠落。如此之慢。仿佛窗外的八月正将它托住。然而。毕竟。最终。晚了。他坠落的心。正如坠落的鸡汤。碎成兰花的形状。
韦飞到了哈瓦那。看罗。看到他花白的大胡子的一刹那。韦有种号啕大哭的冲动。岁月。仿佛美帝国主义的雇佣杀手。正夺去罗绚烂的生命。他怎么能。袖手旁观。然而。他没有哭。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怎么能在帝国主义雇佣杀手面前。投降。
他只是轻轻地打开几封慰问信。替他轻声朗诵。那个粉色的明信片。来自朝鲜的日。还有北非的卡。在一封蓝色信笺上签上了他的名字。蝴蝶结一般。最重要的是。便是深陷泥沼的萨。也寄来了他的狱中问候。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伊。拉客。萨字里行间。泛着淡淡的忧伤。载不动。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虽然。同时天涯沦落人……你丫比我强多了。至少还有个同样老不死的弟弟。
一滴浊泪。在这黄昏的八月。悄悄滑落在罗的脸颊。
罗永浩征文启事：http://www.bullog.cn/blogs/me/archives/12525.aspx 这个启事本身就乐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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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挽歌
他叫韦。他叫罗。
有时候。人们也叫他们果果和菲菲。
韦52岁。生长在南美洲那个遥远的国度。那里盛产石油。世界小姐。还有南半球金黄色的阳光。金黄色的阳光从天上奔涌下来。一直流淌到他的血管里。在他的血管里欢唱。欢乐颂。第九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当然还有那首古老久远的歌曲。英特。那熊。奈。尔。
罗79岁。住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海岛上。那里盛产甘蔗。欢乐的音乐。浅蓝的海滩。几千年蓝色的风景却不能阻挡他骨子里红色的。激情。1959年。他轻轻地从浅蓝的海滩前转身。他无法抗拒内心的那个召唤。无法。那个声音对他说。菲菲。菲菲。古巴人民需要你。它在大海上空盘旋。象海鸥一样。呜咽。于是。他轻轻推开蓝色的诱惑。大海的乳房。走向了群山。
那个优雅的转身。注定了他后半辈子的孤独。
兄弟们纷纷地离去。北方的林林。东方的毛毛。成成。但尤其是多年以前那个叫做切的人走了之后。天还是天。雨还是雨。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有一种爱。叫做永恒。还有一种爱。叫做永远。
逝者如斯夫。
无数个夜晚。他悄悄回到蓝色的海边。一个人。饮泣。宁静的月光如同一首挽歌在耳边回荡。他听到的是岁月的风铃。时光的特洛伊木马。
直到有一天。他遇上了韦。那个年轻的身影。让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和切在一起的时光。群山。军装。大胡子。深邃的眼神。他们一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然后他对他说。冬季到哈瓦那来看雨。
那个刹那。就是三生三世。
韦与罗的恋情。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尤其美国那个叫布的人。然而。他们依然相爱。无怨无悔。不弃不离。桃花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然而。花无千日好。月无千日圆。菲菲病了。正如所有老去的人。
韦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吃饭。他的心和他勺里的鸡汤。一同轻轻坠落。如此之慢。仿佛窗外的八月正将它托住。然而。毕竟。最终。晚了。他坠落的心。正如坠落的鸡汤。碎成兰花的形状。
韦飞到了哈瓦那。看罗。看到他花白的大胡子的一刹那。韦有种号啕大哭的冲动。岁月。仿佛美帝国主义的雇佣杀手。正夺去罗绚烂的生命。他怎么能。袖手旁观。然而。他没有哭。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怎么能在帝国主义雇佣杀手面前。投降。
他只是轻轻地打开几封慰问信。替他轻声朗诵。那个粉色的明信片。来自朝鲜的日。还有北非的卡。在一封蓝色信笺上签上了他的名字。蝴蝶结一般。最重要的是。便是深陷泥沼的萨。也寄来了他的狱中问候。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伊。拉客。萨字里行间。泛着淡淡的忧伤。载不动。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虽然。同时天涯沦落人……你丫比我强多了。至少还有个同样老不死的弟弟。
一滴浊泪。在这黄昏的八月。悄悄滑落在罗的脸颊。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2006年5月14日星期日
停博三个月
谢谢留言的朋友。
有事请email我: fishsoup1975@yahoo.com
----------------------------------
我有很多问题，I need to fix them。
当然其中最紧要的是毕业论文，我8月底答辩，所以要focus。有些网友说得对，为了这个破phd，我耽误了自己。大跃进的时候,很多地方人们为了炼钢，而耽误了收割粮食，粮食白白地给烂在田地里，而最后生产出来的钢铁其实都是废铜烂铁。这个情形，用来比喻我的状态，其实恰如其分。“写论文”就是我的“炼钢”，“写小说”是我土地里的“粮食”。我已经受够了这场无穷无尽的炼钢运动，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肚子里那些粮食白白烂掉。
不那么紧要，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我自己。I don’t feel good these days, and I don’t feel like exposing myself so much when I’m depressed。Depression这个东西呢，有点象乳房。完全没有的时候，也就是人光会傻乐的时候，好比平胸，不好看。最好是B-cup或者C-cup，视觉效果不错，娱人娱己。但是真到D-cup，E-cup之类的尺寸，尤其是安在一个瘦弱的身材上，只让人觉得大而无当，不成比例，弄不好人家还觉得你弄虚作假，说你“无病呻吟”。我这人自尊心强，也还算会察言观色，不愿让自己那点depression长到D-cup, E-cup那么讨嫌的时候，才被哄下台去。
当然还有爱情。这些天，我渐渐明白，其实我，爱的能力远远小于爱的愿望，而爱的愿望又远远小于爱的需要。而我又经常将这三者搞混，所以总是在误解自己，也总是给别人带来误解。我要去纠正这些错觉，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当然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也许还是无济于事，但是它至少有助于我摆脱那种肮脏的感觉。
除了用词语把自己那点情绪打扮华丽，再把它们送到大街上招摇过市，我其实百无一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比伤心。我不会开车。不会挣钱。不会滑冰滑雪。不会编程序或者分析数据。不会交朋结友。不会画画、弹琴、摄影。不能给家人、朋友以及全世界的穷人、被压迫者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甚至不懂得如何爱――怕爱多了把人吓坏，爱少了让人受伤害。甚至连读我的读者都说我只是让他们更加抑郁。甚至对我学了十年的专业也形同陌路。甚至连我父母那点微小的期望都不能为他们实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good for nothing。更糟的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对这一切无能无力，都开始自暴自弃。
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是溺爱我的，给予我那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我对他又牢骚满腹。它给我那么多，却也给了我致命的贪婪与任性。
好了，dp马戏团内部盘点，演出暂停。大家夏天愉快。
有事请email我: fishsoup197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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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问题，I need to fix them。
当然其中最紧要的是毕业论文，我8月底答辩，所以要focus。有些网友说得对，为了这个破phd，我耽误了自己。大跃进的时候,很多地方人们为了炼钢，而耽误了收割粮食，粮食白白地给烂在田地里，而最后生产出来的钢铁其实都是废铜烂铁。这个情形，用来比喻我的状态，其实恰如其分。“写论文”就是我的“炼钢”，“写小说”是我土地里的“粮食”。我已经受够了这场无穷无尽的炼钢运动，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肚子里那些粮食白白烂掉。
不那么紧要，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我自己。I don’t feel good these days, and I don’t feel like exposing myself so much when I’m depressed。Depression这个东西呢，有点象乳房。完全没有的时候，也就是人光会傻乐的时候，好比平胸，不好看。最好是B-cup或者C-cup，视觉效果不错，娱人娱己。但是真到D-cup，E-cup之类的尺寸，尤其是安在一个瘦弱的身材上，只让人觉得大而无当，不成比例，弄不好人家还觉得你弄虚作假，说你“无病呻吟”。我这人自尊心强，也还算会察言观色，不愿让自己那点depression长到D-cup, E-cup那么讨嫌的时候，才被哄下台去。
当然还有爱情。这些天，我渐渐明白，其实我，爱的能力远远小于爱的愿望，而爱的愿望又远远小于爱的需要。而我又经常将这三者搞混，所以总是在误解自己，也总是给别人带来误解。我要去纠正这些错觉，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当然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也许还是无济于事，但是它至少有助于我摆脱那种肮脏的感觉。
除了用词语把自己那点情绪打扮华丽，再把它们送到大街上招摇过市，我其实百无一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比伤心。我不会开车。不会挣钱。不会滑冰滑雪。不会编程序或者分析数据。不会交朋结友。不会画画、弹琴、摄影。不能给家人、朋友以及全世界的穷人、被压迫者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甚至不懂得如何爱――怕爱多了把人吓坏，爱少了让人受伤害。甚至连读我的读者都说我只是让他们更加抑郁。甚至对我学了十年的专业也形同陌路。甚至连我父母那点微小的期望都不能为他们实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good for nothing。更糟的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对这一切无能无力，都开始自暴自弃。
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是溺爱我的，给予我那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我对他又牢骚满腹。它给我那么多，却也给了我致命的贪婪与任性。
好了，dp马戏团内部盘点，演出暂停。大家夏天愉快。
2006年5月13日星期六
红唇
60多度，大家都穿着衬衣、T恤，最多夹克，但是老太太不。
黑色卷边帽，黑色呢子大衣，长统丝袜，黑皮鞋，老太太打扮得象是50年代的少妇，一不小心，迷路走到了21世纪。她瘦瘦小小，站在超市的队伍里，我前面。
她已经跟售货员争论很久了，大约是为某种维生素的价格问题。虽然争论了很久，她也不着急。缓缓地抬起胳膊。缓缓地对着那堆药瓶子指指点点。缓缓地摇头晃脑。缓缓地回过头，看看后面越来越不耐烦的长队，再缓缓地回过头去。
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看老外如何评价《无极》”。评价大多是这样的： “为什么它丝毫不能引起人的敬畏感，却只是让人想窃笑”，“采用了可笑的电脑技术和二流的功夫表演”，“感情更多的是强加于人而不是自然唤起的”，给的分也多是C-，C什么的。
然后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凯歌又发火：无极不是烂片，根本没有退货”。里面提到陈凯歌的声明：“如果退货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华纳为什么要接手呢？而且如果《无极》真的是烂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安排66个城市的上映呢？”
我想象陈凯歌说这话时候的样子：严肃的脸上泛起的正义表情，硕大眼袋上面愤怒的眼睛。我得承认，想到这里，我有点心酸呢，就像看到那个80岁老太太脸上的红唇。
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那个老太太，也不是陈凯歌，而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要重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状，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到处跟人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
还有朋友Y。他已经33岁，却几乎身无分文。在n次发财计划失败之后，决定开始炒股。最近开始不分昼夜地读公司报表。
还有朋友X。已经和H暧昧了一年了，而他始终不能给她一个承诺，总是在说“我喜欢慢慢来”。她又能怎么样呢？别人问起，她会笑笑地说：我男朋友挺好的，对我也很好。
还有萨达姆。萨达姆看上去已经很消瘦了，尤其是被米舍洛维奇的死吓得够呛，可是他在庭审中，还在义正词严地号召他不存在的听众赶走美帝国主义。
还有朋友K。K这个流亡者，多年来有国难回，却一不小心把自己折腾到了快50岁。在一起朋友聚餐中，他对着三个昏昏欲睡的人，滔滔不绝地政治布道。
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悲伤的、鲜艳的红唇。
黑色卷边帽，黑色呢子大衣，长统丝袜，黑皮鞋，老太太打扮得象是50年代的少妇，一不小心，迷路走到了21世纪。她瘦瘦小小，站在超市的队伍里，我前面。
她已经跟售货员争论很久了，大约是为某种维生素的价格问题。虽然争论了很久，她也不着急。缓缓地抬起胳膊。缓缓地对着那堆药瓶子指指点点。缓缓地摇头晃脑。缓缓地回过头，看看后面越来越不耐烦的长队，再缓缓地回过头去。
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看老外如何评价《无极》”。评价大多是这样的： “为什么它丝毫不能引起人的敬畏感，却只是让人想窃笑”，“采用了可笑的电脑技术和二流的功夫表演”，“感情更多的是强加于人而不是自然唤起的”，给的分也多是C-，C什么的。
然后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凯歌又发火：无极不是烂片，根本没有退货”。里面提到陈凯歌的声明：“如果退货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华纳为什么要接手呢？而且如果《无极》真的是烂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安排66个城市的上映呢？”
我想象陈凯歌说这话时候的样子：严肃的脸上泛起的正义表情，硕大眼袋上面愤怒的眼睛。我得承认，想到这里，我有点心酸呢，就像看到那个80岁老太太脸上的红唇。
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那个老太太，也不是陈凯歌，而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要重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状，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到处跟人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
还有朋友Y。他已经33岁，却几乎身无分文。在n次发财计划失败之后，决定开始炒股。最近开始不分昼夜地读公司报表。
还有朋友X。已经和H暧昧了一年了，而他始终不能给她一个承诺，总是在说“我喜欢慢慢来”。她又能怎么样呢？别人问起，她会笑笑地说：我男朋友挺好的，对我也很好。
还有萨达姆。萨达姆看上去已经很消瘦了，尤其是被米舍洛维奇的死吓得够呛，可是他在庭审中，还在义正词严地号召他不存在的听众赶走美帝国主义。
还有朋友K。K这个流亡者，多年来有国难回，却一不小心把自己折腾到了快50岁。在一起朋友聚餐中，他对着三个昏昏欲睡的人，滔滔不绝地政治布道。
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悲伤的、鲜艳的红唇。
2006年5月12日星期五
等
说是要下雨，一直不下，我一直在等。
它下点雨多好啊，多配合我现在文艺的小情绪。干这么阴着，让人心慌。阴沉的下午，容易把人带进红楼梦的情绪。
文艺情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小把戏，它还上瘾，它还弄假成真，它还自命不凡。它还有个大屁股，坐哪就把哪坐垮。
不想写论文。我多么希望布什突然疯了，发动一场文革，宣布停课脑革命，然后我就上山下乡，然后在伊阿华一边种玉米一边心里窃喜。完了20年后还可以哭哭啼啼地骂布什摧毁了我的青春。
我还盼着突然发地震。
或者再来一场Katrina，这回直接hit new york. 要不然彗星撞地球也行。
为了逃避自由，我发明了多少小把戏。
我总是不肯承认，人的一生，就算认真，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是多么、多么地少。我不服气，总以为自己可以做10件，其实只能做1件。我气急败坏，最后连这一件都没有做好。
图书馆5楼，黑框的大窗户，框住几根斜插过来的枝杈，树叶象小手一样在风中摆。我猜是槐树吧，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希望我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可以告诉我许多植物的秘密，让我觉得自己跟很多植物都是哥们。如果这个暑假不是赶论文，我自己去研究也行。
坚持不下去，就继续坚持好了。
好吧，听你的。
它下点雨多好啊，多配合我现在文艺的小情绪。干这么阴着，让人心慌。阴沉的下午，容易把人带进红楼梦的情绪。
文艺情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小把戏，它还上瘾，它还弄假成真，它还自命不凡。它还有个大屁股，坐哪就把哪坐垮。
不想写论文。我多么希望布什突然疯了，发动一场文革，宣布停课脑革命，然后我就上山下乡，然后在伊阿华一边种玉米一边心里窃喜。完了20年后还可以哭哭啼啼地骂布什摧毁了我的青春。
我还盼着突然发地震。
或者再来一场Katrina，这回直接hit new york. 要不然彗星撞地球也行。
为了逃避自由，我发明了多少小把戏。
我总是不肯承认，人的一生，就算认真，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是多么、多么地少。我不服气，总以为自己可以做10件，其实只能做1件。我气急败坏，最后连这一件都没有做好。
图书馆5楼，黑框的大窗户，框住几根斜插过来的枝杈，树叶象小手一样在风中摆。我猜是槐树吧，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希望我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可以告诉我许多植物的秘密，让我觉得自己跟很多植物都是哥们。如果这个暑假不是赶论文，我自己去研究也行。
坚持不下去，就继续坚持好了。
好吧，听你的。
2006年5月10日星期三
rain and tears
在网上翻出Beatles这首歌，听了一晚上。甜蜜而惆怅，真好听啊。厕所都舍不得去上。
可惜我不会上载音乐，不然放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最早注意到这首歌，是看“最好的时光”时。说实话，整个电影，我就记得那个镜头，舒琪和张震在小饭馆里吃完饭，出来，雨中过马路，等车流过去，两人并肩站着，张震轻轻地握住舒琪的手，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歌。
候孝贤特别擅长塑造这种非常干净的爱情。
他电影里的爱情，都是淡淡的，如同两个老头儿在午后下一盘棋。那种安静，自里而外，整个世界谦卑地撤退下去，聆听爱情发芽的声音。绿色的，细细簌簌。
却也会让人心痛。“恋恋风尘”里，男主角当兵回来，女主角已经跟了别人，整个世界都crumble了。我跟着心碎，哭了很久。非常take it personally.
候孝贤拍电影，大约是受了水墨画的影响，懂得less is more。
怎么说到候孝贤了，其实我想说的是，rain and tears，很好听，大家都去听吧，最好听的时候，心里想着一个人。
可惜我不会上载音乐，不然放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最早注意到这首歌，是看“最好的时光”时。说实话，整个电影，我就记得那个镜头，舒琪和张震在小饭馆里吃完饭，出来，雨中过马路，等车流过去，两人并肩站着，张震轻轻地握住舒琪的手，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歌。
候孝贤特别擅长塑造这种非常干净的爱情。
他电影里的爱情，都是淡淡的，如同两个老头儿在午后下一盘棋。那种安静，自里而外，整个世界谦卑地撤退下去，聆听爱情发芽的声音。绿色的，细细簌簌。
却也会让人心痛。“恋恋风尘”里，男主角当兵回来，女主角已经跟了别人，整个世界都crumble了。我跟着心碎，哭了很久。非常take it personally.
候孝贤拍电影，大约是受了水墨画的影响，懂得less is more。
怎么说到候孝贤了，其实我想说的是，rain and tears，很好听，大家都去听吧，最好听的时候，心里想着一个人。
2006年5月9日星期二
为什么说我是人民公敌
我刷新了博客门脸，号称理想是做一个人民公敌，引起了同学们的关注，以为这是文学女青年造句癖的又一临床表现。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这样写，没有任何玩弄辞藻的意思在里头。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的精神面貌，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更是对历史的总结。
为什么说是对历史的总结呢？我回首往事，惊诧地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立场问题”上，我都站在“群情激愤”的反面。比如，我觉得如果人家台湾人民实在不想跟我们统一，那么不统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我虽然不喜欢X功，但是我同情他们政治上的遭遇；比如，我虽然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让我上街游行去抵制日货，我没有什么热情――一想到很多对开日本车的小姑娘义正词严的人，事实上对中国基本的现实人权状况漠不关心时，我就不但毫无热情，而且会起鸡皮疙瘩；比如，在前两年刮那个什么朗旋风的时候，我虽然不一定喜欢郎的对手，但是我显然更讨厌朗咸平；比如，前几年那个宝马事件时，我虽然对农妇的死很同情，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以及对汽车的知识说明那个有钱太太一定是故意倒车撞人，我就不会加入全民谴责阔太太杀人犯的运动当中去；甚至比如，虽然我反对伊战，但是对那些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的人，我会追问what do you exactly mean by it: 是指美国打了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东石油价格，还是能控制它的出口总量，How so? What’s your evidence? 最不可饶恕的是，虽然我这一切政见都很反动，我还坚信我其实比那些一听见国歌就热泪盈眶、一看见日本车就急火攻心的人更爱国，但是一想到“爱国”这个字眼象妓女一样被人操来操去操了这么多年，我又觉得没有她的乳沟贴过来，其实更好。
这还仅仅是政见的部分。在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问题上，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反动立场上。哪儿人多，哪儿肯定没有我。比如，在朱苏力vs.阿甘，孙维vs.贝志城，韩寒vs.白桦，袁伟时vs.团中央等等事件中，我都是不可救药的少数派。除了对赵老师的鄙夷和对胡戈馒头的同情上，我实在看不出我跟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有任何交集。我曾经质问自己是不是因为青春期后遗症导致了自己以唱反调为乐，但是经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的思索，我得出结论，我的所有立场，不管多么反动，都是真诚的。我的毛病并不是青春期后遗症，而是正相反，未老先衰，因为我发现在所有愤青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场合，我体内那个阴郁的老头子总是随时赶到，把我拽到一个黑暗的、冷清的、阴凉的角落。
立场问题，就像口音问题一样，一旦具有了这种口音，你说任何话都具有这种口音。所以反动立场永远是成串出现的，而不是在个别事件中偶然的误入歧途。
如果上述一切还没有使大家认识到我“人民公敌”的本质的话，我还可以接着交代，总有一条会踩到你家地雷：我觉得金庸很平庸。王家卫假深沉。布什智商并不低。张国荣并不帅。王小波虽然很好，但是被overrated。王菲虽然唱的还不错，但是也就是那么回事。张曼玉长得不好看，而章子怡其实挺漂亮。
好了，得罪干净了吧。
人家说“悬崖勒马”，我觉得我这匹马已经掉下悬崖了，在山谷里垂死挣扎，很快要被追下山的群众乱棍打死。
老摇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张照片，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反分子：反集体，反道德，反舆论”。
看来，自绝于人民的人，还不止我一个。
我想说的是，老摇，牌子举累的时候，我可以顶上去。
为什么说是对历史的总结呢？我回首往事，惊诧地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立场问题”上，我都站在“群情激愤”的反面。比如，我觉得如果人家台湾人民实在不想跟我们统一，那么不统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我虽然不喜欢X功，但是我同情他们政治上的遭遇；比如，我虽然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让我上街游行去抵制日货，我没有什么热情――一想到很多对开日本车的小姑娘义正词严的人，事实上对中国基本的现实人权状况漠不关心时，我就不但毫无热情，而且会起鸡皮疙瘩；比如，在前两年刮那个什么朗旋风的时候，我虽然不一定喜欢郎的对手，但是我显然更讨厌朗咸平；比如，前几年那个宝马事件时，我虽然对农妇的死很同情，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以及对汽车的知识说明那个有钱太太一定是故意倒车撞人，我就不会加入全民谴责阔太太杀人犯的运动当中去；甚至比如，虽然我反对伊战，但是对那些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的人，我会追问what do you exactly mean by it: 是指美国打了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东石油价格，还是能控制它的出口总量，How so? What’s your evidence? 最不可饶恕的是，虽然我这一切政见都很反动，我还坚信我其实比那些一听见国歌就热泪盈眶、一看见日本车就急火攻心的人更爱国，但是一想到“爱国”这个字眼象妓女一样被人操来操去操了这么多年，我又觉得没有她的乳沟贴过来，其实更好。
这还仅仅是政见的部分。在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问题上，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反动立场上。哪儿人多，哪儿肯定没有我。比如，在朱苏力vs.阿甘，孙维vs.贝志城，韩寒vs.白桦，袁伟时vs.团中央等等事件中，我都是不可救药的少数派。除了对赵老师的鄙夷和对胡戈馒头的同情上，我实在看不出我跟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有任何交集。我曾经质问自己是不是因为青春期后遗症导致了自己以唱反调为乐，但是经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的思索，我得出结论，我的所有立场，不管多么反动，都是真诚的。我的毛病并不是青春期后遗症，而是正相反，未老先衰，因为我发现在所有愤青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场合，我体内那个阴郁的老头子总是随时赶到，把我拽到一个黑暗的、冷清的、阴凉的角落。
立场问题，就像口音问题一样，一旦具有了这种口音，你说任何话都具有这种口音。所以反动立场永远是成串出现的，而不是在个别事件中偶然的误入歧途。
如果上述一切还没有使大家认识到我“人民公敌”的本质的话，我还可以接着交代，总有一条会踩到你家地雷：我觉得金庸很平庸。王家卫假深沉。布什智商并不低。张国荣并不帅。王小波虽然很好，但是被overrated。王菲虽然唱的还不错，但是也就是那么回事。张曼玉长得不好看，而章子怡其实挺漂亮。
好了，得罪干净了吧。
人家说“悬崖勒马”，我觉得我这匹马已经掉下悬崖了，在山谷里垂死挣扎，很快要被追下山的群众乱棍打死。
老摇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张照片，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反分子：反集体，反道德，反舆论”。
看来，自绝于人民的人，还不止我一个。
我想说的是，老摇，牌子举累的时候，我可以顶上去。
2006年5月7日星期日
独身主义的诱惑
任何主张，加上的“主义”这个后缀，就变得恐怖。因为恐怖，人们就避而远之。比如“女权主义”，谁敢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呢？那简直等于宣布自己长相恐怖性情变态脾气乖戾。又比如“环保主义”，保护环境，自然是好的，可是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个这个，有专家出来说了，还是要“以人为本”嘛。
中国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
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一直觉得自己对于婚姻这件事，抱着叶公好龙的态度。一个女人，30了，整个世界都在忧心忡忡地虎视耽耽地幸灾乐祸地看着你，等你把自己用跳楼价大甩卖了。别等了，跳吧，也就59楼，我们脖子都仰酸了，你就跳吧，我们还赶着去吃午饭呢。
于是出于善良，这些年来也配合他们的目光，做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相亲，上网交友，到各种party抛头露面。最严重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标准、原则、理想，在那些毫无感觉的人面前骚首弄姿，努力用老爸老妈的口气说服自己，其实婚姻就是找个伴而已，其实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一切的标准、原则、理想都只是自恋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凭什么呀。
不就是个婚姻嘛？婚姻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说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婚姻本质上不过是爱情的私有制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说的多好啊。比如你有一个房子，得，下半辈子就忙着还贷款吧。婚姻其实也是一样，为了占有一个人，你被占有了多少啊。他本来习惯于三天洗一次澡的，可是实在无法忍受她的唠唠叨叨，只好一天洗一次。她本来习惯于饱一顿饿一顿的，可是他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少，只好睡眼惺忪地起来给他做早饭。他本来喜欢周末哪也不去，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结果她非得拉他去丈母娘家。她今晚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着，看看小说喝喝茶，可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看足球赛吵得她头疼欲裂。他其实喜欢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她非得强迫他每个月存工资的一半。她其实喜欢上网聊天，可是结了婚的女人，还上网聊天，他说，真是老不正经。
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人即地狱啊，萨特说。
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的亲友ABCDEFG说，也有很多乐趣啊。一起旅行，一起做饭，搂着看电视，挎着逛商场，其乐融融啊。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他之所以结着婚，是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之所以结了婚，是因为别人都结婚。别人都结婚，是因为――结就结吧，闲着也是闲着。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小昭在清华时，同学申请出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问：哎？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天昭答：因为出国是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
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听上去简直令人凄凉，仿佛人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在传统、趋势、潮流等等集体性的事物面前，都不堪一击。仿佛人只是一只陀螺，在外力的抽打下，机械地旋转。
而我偏偏有一个爱追问的灵魂。
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不结婚？而是，为什么要结婚？
或许，我只是自恋，对那个因为炎症而肿大的自我无法释怀。
倒也没有到“独身主义”的地步，但的确得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放下抵制它的诱惑。其实我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希望这样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没有对谁爱到“那个份上”。我希望有一天，象在大街上拣到钱包一样拣到“那个份上的爱情”，而“那个份上的爱情”正如他们说的那样，魔法无边，让我五迷三倒，七窍生烟。我可以为了它，一天洗四个澡，存80％的工资，一辈子不打游戏，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一打开电视就找足球赛，象一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不放，成天跟在他后头，唱S.H.E的那首歌：你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我还是这样希望。
中国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
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一直觉得自己对于婚姻这件事，抱着叶公好龙的态度。一个女人，30了，整个世界都在忧心忡忡地虎视耽耽地幸灾乐祸地看着你，等你把自己用跳楼价大甩卖了。别等了，跳吧，也就59楼，我们脖子都仰酸了，你就跳吧，我们还赶着去吃午饭呢。
于是出于善良，这些年来也配合他们的目光，做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相亲，上网交友，到各种party抛头露面。最严重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标准、原则、理想，在那些毫无感觉的人面前骚首弄姿，努力用老爸老妈的口气说服自己，其实婚姻就是找个伴而已，其实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一切的标准、原则、理想都只是自恋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凭什么呀。
不就是个婚姻嘛？婚姻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说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婚姻本质上不过是爱情的私有制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说的多好啊。比如你有一个房子，得，下半辈子就忙着还贷款吧。婚姻其实也是一样，为了占有一个人，你被占有了多少啊。他本来习惯于三天洗一次澡的，可是实在无法忍受她的唠唠叨叨，只好一天洗一次。她本来习惯于饱一顿饿一顿的，可是他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少，只好睡眼惺忪地起来给他做早饭。他本来喜欢周末哪也不去，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结果她非得拉他去丈母娘家。她今晚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着，看看小说喝喝茶，可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看足球赛吵得她头疼欲裂。他其实喜欢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她非得强迫他每个月存工资的一半。她其实喜欢上网聊天，可是结了婚的女人，还上网聊天，他说，真是老不正经。
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人即地狱啊，萨特说。
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的亲友ABCDEFG说，也有很多乐趣啊。一起旅行，一起做饭，搂着看电视，挎着逛商场，其乐融融啊。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他之所以结着婚，是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之所以结了婚，是因为别人都结婚。别人都结婚，是因为――结就结吧，闲着也是闲着。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小昭在清华时，同学申请出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问：哎？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天昭答：因为出国是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
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听上去简直令人凄凉，仿佛人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在传统、趋势、潮流等等集体性的事物面前，都不堪一击。仿佛人只是一只陀螺，在外力的抽打下，机械地旋转。
而我偏偏有一个爱追问的灵魂。
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不结婚？而是，为什么要结婚？
或许，我只是自恋，对那个因为炎症而肿大的自我无法释怀。
倒也没有到“独身主义”的地步，但的确得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放下抵制它的诱惑。其实我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希望这样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没有对谁爱到“那个份上”。我希望有一天，象在大街上拣到钱包一样拣到“那个份上的爱情”，而“那个份上的爱情”正如他们说的那样，魔法无边，让我五迷三倒，七窍生烟。我可以为了它，一天洗四个澡，存80％的工资，一辈子不打游戏，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一打开电视就找足球赛，象一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不放，成天跟在他后头，唱S.H.E的那首歌：你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我还是这样希望。
2006年5月4日星期四
精确的与更精确的
自从做了近视眼手术，我的世界变精确了。
之前，我看不见starbucks的小黑板上写着什么，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持之以恒地点红茶，现在我可以瞪一眼头上的那个牌子，然后挨着个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chai tea lattee什么的。又比如，之前我看不清电视字幕，很难用读字幕来弥补听力的不足，现在我可以读字幕了，而且沮丧地发现，凡是那些你听不懂的话，其实你也读不懂。
我喜欢精确。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会精确地思考的人。而所谓文采，就是能够精确地捕捉词汇去表达想法。
科学是精确的。古时候，人们只知道早晨太阳出来了，现在人们可以说，早上六点一刻太阳出来了。古时候，人们只知道今天很冷，现在人们可以说，今天是零下10摄氏度。精确的知识才能够得到积累，能够得到积累的知识才能进步。否则，大家都停留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看似高深、但实际上非常不精确的判断上，两千年前这样说，两千后还是这样说。
有的时候，我疑心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从东西的哲学、绘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甚至对比“国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看出，“天下”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国家”对边界、人口都有清晰的定义。最后“西风压倒东风”，很大意义上就“西风”将一个模糊的政治实体转变成一个精确的政治实体的过程。同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确化”的胜利――产权从一个模模糊糊的“集体”、“全民”慢慢地精确到一个一个看得见、找得着的实体或者个人。
当然，我自己就是东方人，虽然有时候企图精确地思考、精确地表达，但是更多时候是沉溺于模糊。原因当然很简单，从模糊到精确，做一个模糊的判断，只需要一个灵感，而要把它精确化，则是一个技术活。你想想，把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球精确成一张经纬分明、地形地势清楚的世界地图，这其间有多少人的探索、血汗甚至牺牲？“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样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如果是一个美国社会科学的教授，他立刻会冲上来问：What do you mean by 精确? What do you mean by 模糊? what do you mean by 追求? what do you mean by 沉溺？What do you mean by 很大程度上？你如何measure 精确与模糊？你指的是哪个方面的精确与模糊？……然后我很快就蔫了，然后我很快就觉得思考的乐趣全没了。
我就是这样慢慢丧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我以前以为做所谓的社会科学，真的象传说中的那样，每天坐在窗前紧缩眉头做思考状，所以屁颠屁颠地就跑来做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做社会科学，至少在美国，你用在窗前思考的时间，只是占你整个精力的10％，90％的时间你都是在通过找data，manage data，读文献，查证evidence，梳理逻辑，玩定义，交代data以及操作data方法的可靠性，将你的“灵感”精确化。以前只有经济学这样，现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这样了。
好比你要制作一个凳子，设计那个凳子的时间可能只占10％，其他90%的时间要去砍树、刨木头、安装椅子、上漆、雕花……那90％的奔波早就把那10％的乐趣给扼杀了。
我知道偷懒不好，但是我满足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沉溺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其实并不适合做社会科学。
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不善于analytical thinking、而习惯于general thinking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实是我们的语言。中文的语法结构里面没有定语从句、就是状语从句、补语从句，都用得不多，这就限制了我们精确地表达的能力。当然，这又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
前两天我在mitbbs上看人吵架。事情是这样的，MIT有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他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日本19世纪末期的版画，而那些版画中有很多日本人屠杀、羞辱中国人的内容。那个日本教授要主持一个这些版画的画展，当然配上了他的很多文字说明，来展现当时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军国主义心态及其演变。这件事情，在MIT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中国愤青愤怒声讨教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说实话，我却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态度，这不是常识吗？如果一个人关注什么，他就和那个被关注的事物同流合污了，那拍“辛德勒名单”的Spearberg岂不是因为拍摄犹太人被屠杀、被羞辱的电影而“严重伤害勒犹太人的感情”？要我看，这又是愤青思维及其不精确的一个表现。
当然，精确也有不好的地方。追求精确的前提，就是假定一切都是可以被精确化的，而这个假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有很多时候，世界、生活、感受的流动性是拒绝被精确化的――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measure，也许是因为它总是在变化。我以前问一个朋友，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他说：说不清，昨天爱50％，明天爱70％，上午爱75％，下午爱83％。看，爱就是一个无法被精确化的东西。还有的时候，精确化是对灵感、对美、对胃口的伤害。比如，我吃这个冰淇淋就可以了，你干嘛非要告诉我里面有150个卡路里？又比如，我知道我眼角有皱纹了，可是做了眼睛手术以后，我现在连有几条皱纹都可以数得出来，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精确。最可怕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论证为什么要每年回家看父母：“你算算看，就算你一年回一次国，一次平均回国20天，20天里面有10天呆在父母身边，而你父母还能活25年，那么其实你这一生，跟你父母总共能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50天，也就是半年多啊！”靠，这样的精确，多么让人心碎。
之前，我看不见starbucks的小黑板上写着什么，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持之以恒地点红茶，现在我可以瞪一眼头上的那个牌子，然后挨着个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chai tea lattee什么的。又比如，之前我看不清电视字幕，很难用读字幕来弥补听力的不足，现在我可以读字幕了，而且沮丧地发现，凡是那些你听不懂的话，其实你也读不懂。
我喜欢精确。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会精确地思考的人。而所谓文采，就是能够精确地捕捉词汇去表达想法。
科学是精确的。古时候，人们只知道早晨太阳出来了，现在人们可以说，早上六点一刻太阳出来了。古时候，人们只知道今天很冷，现在人们可以说，今天是零下10摄氏度。精确的知识才能够得到积累，能够得到积累的知识才能进步。否则，大家都停留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看似高深、但实际上非常不精确的判断上，两千年前这样说，两千后还是这样说。
有的时候，我疑心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从东西的哲学、绘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甚至对比“国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看出，“天下”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国家”对边界、人口都有清晰的定义。最后“西风压倒东风”，很大意义上就“西风”将一个模糊的政治实体转变成一个精确的政治实体的过程。同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确化”的胜利――产权从一个模模糊糊的“集体”、“全民”慢慢地精确到一个一个看得见、找得着的实体或者个人。
当然，我自己就是东方人，虽然有时候企图精确地思考、精确地表达，但是更多时候是沉溺于模糊。原因当然很简单，从模糊到精确，做一个模糊的判断，只需要一个灵感，而要把它精确化，则是一个技术活。你想想，把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球精确成一张经纬分明、地形地势清楚的世界地图，这其间有多少人的探索、血汗甚至牺牲？“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样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如果是一个美国社会科学的教授，他立刻会冲上来问：What do you mean by 精确? What do you mean by 模糊? what do you mean by 追求? what do you mean by 沉溺？What do you mean by 很大程度上？你如何measure 精确与模糊？你指的是哪个方面的精确与模糊？……然后我很快就蔫了，然后我很快就觉得思考的乐趣全没了。
我就是这样慢慢丧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我以前以为做所谓的社会科学，真的象传说中的那样，每天坐在窗前紧缩眉头做思考状，所以屁颠屁颠地就跑来做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做社会科学，至少在美国，你用在窗前思考的时间，只是占你整个精力的10％，90％的时间你都是在通过找data，manage data，读文献，查证evidence，梳理逻辑，玩定义，交代data以及操作data方法的可靠性，将你的“灵感”精确化。以前只有经济学这样，现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这样了。
好比你要制作一个凳子，设计那个凳子的时间可能只占10％，其他90%的时间要去砍树、刨木头、安装椅子、上漆、雕花……那90％的奔波早就把那10％的乐趣给扼杀了。
我知道偷懒不好，但是我满足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沉溺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其实并不适合做社会科学。
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不善于analytical thinking、而习惯于general thinking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实是我们的语言。中文的语法结构里面没有定语从句、就是状语从句、补语从句，都用得不多，这就限制了我们精确地表达的能力。当然，这又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
前两天我在mitbbs上看人吵架。事情是这样的，MIT有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他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日本19世纪末期的版画，而那些版画中有很多日本人屠杀、羞辱中国人的内容。那个日本教授要主持一个这些版画的画展，当然配上了他的很多文字说明，来展现当时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军国主义心态及其演变。这件事情，在MIT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中国愤青愤怒声讨教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说实话，我却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态度，这不是常识吗？如果一个人关注什么，他就和那个被关注的事物同流合污了，那拍“辛德勒名单”的Spearberg岂不是因为拍摄犹太人被屠杀、被羞辱的电影而“严重伤害勒犹太人的感情”？要我看，这又是愤青思维及其不精确的一个表现。
当然，精确也有不好的地方。追求精确的前提，就是假定一切都是可以被精确化的，而这个假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有很多时候，世界、生活、感受的流动性是拒绝被精确化的――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measure，也许是因为它总是在变化。我以前问一个朋友，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他说：说不清，昨天爱50％，明天爱70％，上午爱75％，下午爱83％。看，爱就是一个无法被精确化的东西。还有的时候，精确化是对灵感、对美、对胃口的伤害。比如，我吃这个冰淇淋就可以了，你干嘛非要告诉我里面有150个卡路里？又比如，我知道我眼角有皱纹了，可是做了眼睛手术以后，我现在连有几条皱纹都可以数得出来，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精确。最可怕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论证为什么要每年回家看父母：“你算算看，就算你一年回一次国，一次平均回国20天，20天里面有10天呆在父母身边，而你父母还能活25年，那么其实你这一生，跟你父母总共能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50天，也就是半年多啊！”靠，这样的精确，多么让人心碎。
2006年5月2日星期二
八荣八耻
我们间歇性抑郁症患者，也决定要实践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以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为荣，以顾影自怜唧唧歪歪为耻
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荣，以好好睡觉天天上网为耻
以一个星期锻炼两次以上为荣，以跑步的时候跑一分钟走五分钟为耻
以每天吃维生素钙片为荣，以喝可乐吃甜点打饱嗝为耻
以每天面对蓝天白云绿树深呼吸为荣，以动不动思考灵魂为耻
以对好人微笑对坏人微笑对天才微笑对蠢货微笑为荣，以问“你凭什么”为耻
以管好自己的吃喝拉撒为荣，以自作多情地以为中国的贫富分化美伊战争中东和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为耻
以象牲口一样忍受为荣，以每天晚上做恶梦对美好生活进行暴动为耻
有党的领导，有中宣部的精神指导，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决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基因决定论”的快乐观，正如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终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实践和认识之间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快乐观。
－－－－－－－－－－－
我党在花言巧语方面，真是训练有素啊。
说空话并不难，难就难在要把空话讲得推陈出新、琅琅上口。能把无米之炊做得花样翻新，这才是才华。
以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为荣，以顾影自怜唧唧歪歪为耻
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荣，以好好睡觉天天上网为耻
以一个星期锻炼两次以上为荣，以跑步的时候跑一分钟走五分钟为耻
以每天吃维生素钙片为荣，以喝可乐吃甜点打饱嗝为耻
以每天面对蓝天白云绿树深呼吸为荣，以动不动思考灵魂为耻
以对好人微笑对坏人微笑对天才微笑对蠢货微笑为荣，以问“你凭什么”为耻
以管好自己的吃喝拉撒为荣，以自作多情地以为中国的贫富分化美伊战争中东和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为耻
以象牲口一样忍受为荣，以每天晚上做恶梦对美好生活进行暴动为耻
有党的领导，有中宣部的精神指导，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决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基因决定论”的快乐观，正如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终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实践和认识之间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快乐观。
－－－－－－－－－－－
我党在花言巧语方面，真是训练有素啊。
说空话并不难，难就难在要把空话讲得推陈出新、琅琅上口。能把无米之炊做得花样翻新，这才是才华。
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
恶心
一回来，就depressed。
什么也不想干，什么电话都不想接，什么人都不想见。脸都不想洗。一切都不make sense。
为那些自己内心并不需要的东西奋斗，奋斗个屁。
也许不能让我自己呆着。让我跟自己呆着，就像让我和一个虐待狂呆在一起。看着他踢我、打我、捶我、砸我、掐我，眼睁睁地看自己身上开始青一块，紫一块，痛到麻木为止。
或者，是和一场火灾在一起。看它把什么都烧干净，裸露出生命的荒原本质。
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电视里的一只澳洲野狗，为了一点食物，拼命地奔波，找啊找啊找啊找，受伤了，死在沙滩上。生命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把那个食物做大一点，做复杂一点，把那个奔波做得花哨一点，曲折一点，就make sense了吗？给恐惧衍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取一些动听的名字，就make sense了吗？爱情。家庭。事业。教育。慈善。社会。不但不make sense，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恶心。
这么多的宝贝，“文明”，怎么就还压不住、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为什么那个邪念这么强烈呢？我听见它象风铃一样在我窗前叮当作响。
而它的声音竟然是清脆的，而它的声音竟然是优雅的。
还有那么多狗屁不通的人，成天在教育你、指挥你、要挟你。这些你不在乎的人，说着那些你不在乎的话，还有他们手里那些你不在乎的东西，为什么要忍受呢？为什么要表演着垂涎呢？为什么不轻轻拨开他们，然后纵身一跳呢？
可还是有在乎。如果还有在乎，怎么可能自由呢？有一些责任，有一些爱，有一些义务，它就像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样长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把它们挖掉呢？可是如果没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伤心的是，发现决心根本无法改变什么。你决心要快乐，决心要有“平常心”，决心要从容，决心要改过自新，决心要感恩，决心要看到瓶子里满的那一半，你每天都在下决心，下了30年的决心，但是最后你发现，决心管个屁用。对自己说，no matter what you have to swallow, take it as a lesson. Lesson，多么崇高的字眼，可还是让我恶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去享受强奸。
强奸它就是强奸啊，你会痛，会屈辱，会恐惧。
怎么能这样顽固不化呢？上帝对我多么溺爱，给那么多玩具，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怎么还是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
电影Before Sunset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遇上了车祸，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残疾人，但是六个月后，你还是变回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中奖了，平白无故天上掉下来一亿美元，但是六月后，你还是要变回一个不快乐的人。
不快乐的人。我多么厌倦自己。
什么也不想干，什么电话都不想接，什么人都不想见。脸都不想洗。一切都不make sense。
为那些自己内心并不需要的东西奋斗，奋斗个屁。
也许不能让我自己呆着。让我跟自己呆着，就像让我和一个虐待狂呆在一起。看着他踢我、打我、捶我、砸我、掐我，眼睁睁地看自己身上开始青一块，紫一块，痛到麻木为止。
或者，是和一场火灾在一起。看它把什么都烧干净，裸露出生命的荒原本质。
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电视里的一只澳洲野狗，为了一点食物，拼命地奔波，找啊找啊找啊找，受伤了，死在沙滩上。生命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把那个食物做大一点，做复杂一点，把那个奔波做得花哨一点，曲折一点，就make sense了吗？给恐惧衍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取一些动听的名字，就make sense了吗？爱情。家庭。事业。教育。慈善。社会。不但不make sense，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恶心。
这么多的宝贝，“文明”，怎么就还压不住、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为什么那个邪念这么强烈呢？我听见它象风铃一样在我窗前叮当作响。
而它的声音竟然是清脆的，而它的声音竟然是优雅的。
还有那么多狗屁不通的人，成天在教育你、指挥你、要挟你。这些你不在乎的人，说着那些你不在乎的话，还有他们手里那些你不在乎的东西，为什么要忍受呢？为什么要表演着垂涎呢？为什么不轻轻拨开他们，然后纵身一跳呢？
可还是有在乎。如果还有在乎，怎么可能自由呢？有一些责任，有一些爱，有一些义务，它就像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样长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把它们挖掉呢？可是如果没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伤心的是，发现决心根本无法改变什么。你决心要快乐，决心要有“平常心”，决心要从容，决心要改过自新，决心要感恩，决心要看到瓶子里满的那一半，你每天都在下决心，下了30年的决心，但是最后你发现，决心管个屁用。对自己说，no matter what you have to swallow, take it as a lesson. Lesson，多么崇高的字眼，可还是让我恶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去享受强奸。
强奸它就是强奸啊，你会痛，会屈辱，会恐惧。
怎么能这样顽固不化呢？上帝对我多么溺爱，给那么多玩具，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怎么还是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
电影Before Sunset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遇上了车祸，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残疾人，但是六个月后，你还是变回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中奖了，平白无故天上掉下来一亿美元，但是六月后，你还是要变回一个不快乐的人。
不快乐的人。我多么厌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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