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无非是，在这个一切关系都易挥发的世界里，固定住一点什么呗。
这些年，我一直在漂。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这种口音到那种口音。如果把小时候在小县城、小城市的成长经历算上，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算上，那么这种漂泊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阶层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这样的漂泊发生在短短30年里，叫人恐慌。我很担心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周围那些唧唧喳喳的，到底都是什么人。
我的朋友们也在漂。当他们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我在漂。当我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他们在漂。这就使得我和所有朋友的关系，都具有临时性，具有“擦肩而过”的视觉效果。我们在告别，或者即将告别，或者已经告别。告别是永恒的，而相聚总是临时的。
相聚是如此之临时，以至于现实在成为回忆之前，反而往往显得不真实。我养成了提前回忆往事的习惯。甚至有时候事情正在发生，我就已经开始回忆它。比如和朋友们坐在码头上喝东西，我就开始想，若干年后，有一天坐在藤椅上打瞌睡的时候，我会想起现在，公元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和ABCDE坐在码头上喝饮料。我会想起，当时船上放的音乐，是Tracy Chapman的crossroads。我会想起，当时有一对情侣站在船头，那个女孩穿一件带黄花的连衣裙。我会想起，B说，如果我现在戴着照相机，可以给你照一张很美的相。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回忆，是扫了“此刻”的兴，还是使它得到了永生。
掰着指头粗粗一算，我的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时代的好友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北京、上海、广州、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哦，对，还有南昌。我中学最好的朋友瑛同学，在南昌一个工商局工作，嫁给了一个在工商行工作的男人，生了一个不太活泼的小男孩。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见到她，象所有的妈妈那样，她徒劳地、却是坚持不懈地对她面无表情的儿子说：叫阿姨，叫阿姨，宝宝，叫阿姨……
还有西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友峰同学。他爱谈论国家大事，是一个又愤怒又温柔的青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99年，在清华的一个小餐馆里，为了谁付帐单而大打出手。更早的时候，95年，我企图给他介绍一个也很能说的女孩，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两个人能把对方侃晕，他们就会爱上对方。去年他还给我写信，用多年来趋之不散的愤青热情询问我“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何在”，我吓得没敢回信，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
还有香港。嘉同学在纽约的时候，她，我，恩华渡过了我们在纽约最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八卦，一起看电影看展览。无论我说什么，她的第一个反应总是“You’re so mean”。然后又无论我解释什么，她的第二个反应总是“You’re so right.”后来她回香港了。
还有网络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消失的网友。2000年的冬天，我刚到美国,孤苦伶仃，每天在各种时政论坛跟人吵架。那个时候，在“强国论坛”上，我最亲密的战友是“思想贩”，也叫西郭先生，是个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影响了幽默感的人。他当时写了一个“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是错的”系列，到现在我还记得，还在不顾版权地贩卖。后来，他得肺癌，去世了。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瘦而憔悴，躺在病床上，但是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象条传说中的好汉。
一些人突然消失，另一些人突然出现。那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某份报纸，她说，这个报纸上，有个写经济评论的吴同学，写得不错。吴同学？我惊呼一声，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吴同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更巧的是，这个吴同学不久以后给我发email，说是从某某网站看了别人转的我写的某某东西，所以好奇那个刘瑜是不是我这个刘瑜。然后，在彼此消失十年之后，在他出差的一个机会里，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咖啡馆里喝茶聊天。我问，你觉得你变化大吗？他笑着说，我变得更好了，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多奇妙啊，这个世界。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并且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吴同学说，你变化真大啊。以前，你是很腼腆的一个人，现在，竟然这么活泼。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日记本里写道，其实，时间从来不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暴露他而已。
还有陶同学。同样是十来年杳无音讯的朋友。有一天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听说你要去哈佛做postdoc，我也要去哈佛那个什么什么学院，你还记得我吗？
我回信说：当然记得。我记得你小眼睛。爱笑。喜欢手工艺。记得你送过李同学一个手工艺品，是一个由易拉罐拉环做的小羊。也送过我一个木雕，上面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上。还记得有一天你带我在北大校园里转，在树林子里一脚深一脚浅地逛。
我当时还没有养成提前回忆的习惯，但是奇怪，这些我都记得。那个黄昏。那片树林。我的那辆自行车。大脑大约是一个很懂事的动物，它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容易挥发，便是凝聚了，还要挥发，所以它小心翼翼锁住一些东西，慷慨地施舍给我们拥有的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