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过两个星期就要搬家了，这些天开始收拾东西。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还我从图书馆借的那几百本书。
这几天，哥大附近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一道风景：一个个子小小的亚洲女孩，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的109街和115街之间来回穿梭。她大汗淋漓，举步维艰，背影刚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正面又从前方的视线里出现。
当然这也难怪。我六年时间陆陆续续从图书馆借的书，现在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还清，难度可想而知。好比六年陆陆续续增的肥，现在要一两个星期之内减下去，只好在跑步机上狂奔。
这些书一度象一种生长速度惊人的藤类植物一样，将我的房间全面占领。尤其是写论文的这两年，它繁殖得比蟑螂还快。床上、书桌上，窗台上，沙发上，饭桌上，茶几上，到处是书、书、书。我要在房间穿梭，得像在海藻之间游泳一样，左右拔拉，才能开道。我经常睡着睡着，就被背底下的一本书顶醒。或者走着走着，被一堆书绊倒。要是我坐那看电视，听见身后哗得一声巨响，我一般头都不回，接着看电视――无非就是又一堆书倒了呗。
我以前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后来我家的书将我的房间全面霸占以后，就不请了――要让我的朋友们在我的书堆里找到立足之地，在那些书密密麻麻的幽灵中找到呼吸的空间，在书起书落的哗哗声中谈笑风生，我实在不忍心这样为难人家。所以这两年，我的房间基本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闲人免进”了。
如果我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一遍，哪怕是前言后绪给读了一遍，我拉着这帮孙子在街上艰难行进的时候，恐怕心情也不会那么沮丧。哪怕仅仅是读过书名和作者名呢，没准也能转化为将来的吹牛资源呢。问题是，这些书，至少有一半，我压根就没有读过。剩下的一半中的一半，估计也就读了个前言后绪。 我象个纤夫那样在大街上前进的时候，悄悄地算了一笔帐：我大约借了400百本书，其中200本其实压根就没有看。读过的200本中，大约有100本证明对我的论文是有用的。这100本有用的书中，其中直接在论文中被quote的，可能有50本。这50本中，可能有25本纯粹是为了quote而quote（为了向导师们证明自己确实读了这本书），只有剩下的25本才是真正必要的quote。这25本中，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五年后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起的，可能只有12本。 12除以400，等于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无用功！ 站在红绿灯的前面，我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
那些查书借书的时间。那些运书的力气。那些逾期不还的罚款。读那些写得其烂无比但你又不得不读的书所消耗的时间。那些花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去读、读完了发现毫无用处的书。读那些也许有些精彩的书所迸发的、但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洋洋洒洒、却永远不会再去重读的读书笔记。那些夹在书中间的五颜六色的小note……几乎全都是无用功。
更可怕的是，我隐隐地觉得，这里面还藏着人生的道理。 小学学的语文、中学学的几何、大学背的马哲、那场花了四年去谈最后发现完全是误会的恋爱、那无数场看的时候毫无感觉、看过之后毫无印象的电影、那堆兴致勃勃买回家、其实买回家之后几乎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所有那些无法凝结为意义的事件。那些九曲回肠的弯路。我站在马路上，后面拖着那个行李箱，前面却看见自己的整个人生象个豆腐渣工程一样西里哗啦地倒塌。
甚至不需要把“意义”定义为对“社会的用处”，哪怕把它苟且地定义为“当时的喜悦”，豆腐渣工程还是势不可挡地倒塌。
甚至经不起被狠狠地看上一眼，所谓的人生。
为了避免被废墟淹没，唯一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
回家以后看王小峰的博客，说的是他采访崔永元。崔说起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长征之路”的活动。崔反复强调长征多么多么艰难，爬雪山过草地多么多么辛苦，因此这个活动多么多么有教育意义。我就想象那几万个人当年在雪山草地之间艰难地前进，然后我又想到几十年后因为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一个国家如何陷于巨大的灾难。然后又想到再过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又如何在对灾难的遗忘中狂欢。无论我对雪山、草地中的那些人的“意志”如何钦佩，他们的身影，还是不可避免地和我拖着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行进的身影重叠了起来。我脑子里，还是无休无止地播放着那三个字：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