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3日星期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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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钱”,“买一斤蔬菜才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