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
七年之后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
美国的社会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该系列最后一篇
－－－－－－－－－－－－－－－－－－－－－－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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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2007年9月12日星期三
病了谁管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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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派标兵、反布什先锋麦克·摩尔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他的新纪录片《Sicko》今年6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同时赞美了欧式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报纸上的影评虽有有不少批评的“杂音”，赞许之声还是主流。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千6百万人（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即使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总是处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险公司总是在寻找借口不付或者少付病人的医疗费用。摩尔的《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病人是如何被牺牲的。一个妻子控诉保险公司拒付“实验性手术费用”导致她失去了丈夫；一对夫妇倾诉他们只有靠卖房子才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摩尔质问道：既然政府可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消防、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提供免费医疗呢？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常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国家，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英国15.8% ，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法国79，加拿大瑞典80），人均医疗费用更是比其它发达国家高出一大截（美国$5711，英国$2428，法国$2981，加拿大$2669）。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把美国的医疗体制给公有化了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关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也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又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据一个叫做“拥护改革的护士”组织统计，有近1百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即使是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他们慷慨的医疗体制已经使医疗部门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右翼萨克兹的上台，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法国社会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刹车的意向。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象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地排着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会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但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实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当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则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严格地说，推行全民医疗并不一定非要推行全民公费医疗，它有可能与市场体制兼容。这也正是象麻省、加州等的努力方向。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全民医疗方案失败之后，全民医保改革的呼声就冷却了下去，但是近年来，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免费医疗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体制兼容的全民医疗体制，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向给低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提供补贴等等，总之，试图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07年1月，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改革方案，其它象缅因、弗蒙特、夏威夷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目前这些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很难说效果如何。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连车都有个保险呢，何况人乎？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基本矛盾。您是愿意排漫漫长队呢，还是愿意被保险公司玩得团团转？多么不幸的选择题。遗憾的是，似乎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乌托邦，无论我们象哪个方向飞奔，都会有一个问题直追而上：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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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派标兵、反布什先锋麦克·摩尔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他的新纪录片《Sicko》今年6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同时赞美了欧式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报纸上的影评虽有有不少批评的“杂音”，赞许之声还是主流。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千6百万人（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即使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总是处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险公司总是在寻找借口不付或者少付病人的医疗费用。摩尔的《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病人是如何被牺牲的。一个妻子控诉保险公司拒付“实验性手术费用”导致她失去了丈夫；一对夫妇倾诉他们只有靠卖房子才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摩尔质问道：既然政府可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消防、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提供免费医疗呢？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常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国家，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英国15.8% ，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法国79，加拿大瑞典80），人均医疗费用更是比其它发达国家高出一大截（美国$5711，英国$2428，法国$2981，加拿大$2669）。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把美国的医疗体制给公有化了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关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也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又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据一个叫做“拥护改革的护士”组织统计，有近1百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即使是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他们慷慨的医疗体制已经使医疗部门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右翼萨克兹的上台，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法国社会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刹车的意向。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象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地排着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会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但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实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当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则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严格地说，推行全民医疗并不一定非要推行全民公费医疗，它有可能与市场体制兼容。这也正是象麻省、加州等的努力方向。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全民医疗方案失败之后，全民医保改革的呼声就冷却了下去，但是近年来，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免费医疗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体制兼容的全民医疗体制，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向给低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提供补贴等等，总之，试图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07年1月，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改革方案，其它象缅因、弗蒙特、夏威夷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目前这些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很难说效果如何。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连车都有个保险呢，何况人乎？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基本矛盾。您是愿意排漫漫长队呢，还是愿意被保险公司玩得团团转？多么不幸的选择题。遗憾的是，似乎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乌托邦，无论我们象哪个方向飞奔，都会有一个问题直追而上：谁来买单？
2007年9月8日星期六
送你一棵子弹
《Send a bullet》是我昨天看的一个电影，巴西的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耳朵的一个女孩（割绑票耳朵是巴西绑架的一个常见行为）、杀过绑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象我三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是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The robber is not in fear, but the robbed is. This is Brazil. 商人说：Brazil is heading to a very dangerous direction, and it can be worse.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要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口袋里的cash，哪管绑架流行的宏观经济后果。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不明白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整个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
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永远是饮鸩止渴。
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只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能分的都分的，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就是迟迟不肯来临。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blame America.
当然委内瑞拉还有石油，还能风光地撑上一段，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里得到的好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我能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现在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50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X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与这话对称的是，富人很多，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通过不仁不义的手段致富（更不要说他们往往无辜的亲戚、孩子），所以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对富人不加区分地施暴。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认识论的差异。“集体主义”者的逻辑是：因为我属于贫困阶级，所以我可以如何如何……因为他属于权贵阶级，所以我可以对他如何如何……“个体主义”者却会问：那么个体责任呢？
我始终觉得以集体的名义逃避个体责任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吗？如果阶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言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个体主义”的核心并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个生命，不管穷富、美丑、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对待。
Send a bullet里面，记者最后问那个绑匪，你杀人的时候，会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吗？绑匪说：“不想”。
我想，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一切人道主义的起点都在于面对一个、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发问：如果我是他呢？
有点象我三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是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The robber is not in fear, but the robbed is. This is Brazil. 商人说：Brazil is heading to a very dangerous direction, and it can be worse.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要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口袋里的cash，哪管绑架流行的宏观经济后果。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不明白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整个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
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永远是饮鸩止渴。
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只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能分的都分的，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就是迟迟不肯来临。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blame America.
当然委内瑞拉还有石油，还能风光地撑上一段，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里得到的好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我能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现在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50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X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与这话对称的是，富人很多，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通过不仁不义的手段致富（更不要说他们往往无辜的亲戚、孩子），所以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对富人不加区分地施暴。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认识论的差异。“集体主义”者的逻辑是：因为我属于贫困阶级，所以我可以如何如何……因为他属于权贵阶级，所以我可以对他如何如何……“个体主义”者却会问：那么个体责任呢？
我始终觉得以集体的名义逃避个体责任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吗？如果阶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言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个体主义”的核心并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个生命，不管穷富、美丑、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对待。
Send a bullet里面，记者最后问那个绑匪，你杀人的时候，会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吗？绑匪说：“不想”。
我想，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一切人道主义的起点都在于面对一个、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发问：如果我是他呢？
2007年9月6日星期四
和谐社会
通过老罗和胡缠的“给正直一个机会”，我链到天涯网站，浏览了一下“南京撞人（or救人）案”事件的来龙去脉。说实话，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起“农夫与蛇”的故事。虽然按说经历了“黑窑事件”、“钱军视频”等事件的洗礼，我的神经应该已经非常坚强了，但是了解了这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我还是气得抓耳挠腮。
“这老太太、她儿子、那个派出所长，他们晚上睡得着吗？！”我边读边气愤地跟蚊米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幸运与不幸的人之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人是有善恶之分的，有些人就是很evil！”
如果说这个报道令人气愤，那么读这个报道之后的跟贴则让人悲哀，因为这个个案显然激发了无数网络ID的诉苦欲，大家纷纷出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目睹的类似遭遇，让人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受救助者对那些助人为乐的人反咬一口，在今天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我仅仅是收集节选了跟贴第一页里面的诉苦（见下面的附件），大家就可以见识到今天的中国是怎样的和谐社会。
当然这个现象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是每次读到听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忍不住想：这个民族怎么了？
那么多人，普普通通的人，活得没有原则，没有底线。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社会本身，所谓的“民间”，亦是满目疮痍。中学教师可以为了拿额外的讲课费故意保留讲课内容留到课外讲；普通农民可以明明知道自己村子里、邻居家里关押着奴工却不闻不问；平头百姓可以围观一个青壮年殴打一个老人打得满脸是血却无动于衷……他们不是“贪官污吏”，不是“白领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成功企业家”，不是所有那些在中国语境里被打上了“精英原罪”的成功人士，而是散发着话语光环的“人民群众”。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是大多数时候，“人民群众”身上也没能体现出传说中的“底层的光辉”。如果一件事情不涉及到自己的具体利益，就是把黑窑开到我家窗户底下都可以视而不见。政府的冷漠和社会的冷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相互依存。如果社会不是如此冷漠，政府又怎能如此嚣张？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是如此严酷扼杀社会的自组织力，社会又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盘散沙？
一个集权社会里，一切权力归于政府，不幸的是，这个“好处”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一切责任也归于政府。当一个问题、一场危机、一次恶行发生的时候，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本能都是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当官的呢？ “围观暴虐”不仅仅是街上的景象，而是一个被专制阉割的民族的形象隐喻。
在下面我收集的这些跟贴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反咬好人”的人都是“老太太”、“老头”，相反那些伸手助人的人，反而是一些“小青年”。按理说老人应该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楷模，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老人如此猥琐呢？想必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条，可能与他们成长的年代有关。今天60、70岁的老人，大多成长年代（世界观形成的年代）恰恰是50、60年代，不是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吗？怎么“理想主义”年代造就出了这么多缺乏原则和底线的人呢？难道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还是――也许，在一个其实有着严格等级体系却口口声声嚷嚷“人人平等”、太祖大手一挥就千千万万人头落地却号称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的社会里，所谓的理想主义其实从来就是口号主义，而口号喊多了的人，往往变得什么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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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跟贴欣赏，顺便游览和谐社会的迤逦风光。
作者：鬼眼凄迷 回复日期：2007-7-27 15:30:13
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98年大一的时候在南航门口，我走路，看见一小孩骑车把一老太撞倒在路上，我赶紧走上去扶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老太竟然嘴里说：哎哟，你把我撞倒了，你要送我去医院！ 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手一松，老太又回地上坐着了。继续赶我的路。
作者：中部红鹰 回复日期：2007-7-27 16:17:47
想我10几年还在读书的时候，一天中午放学骑车走进小巷（巷子大约2M宽），骑的不是很快一小P孩突然窜出来撞在我车把上，顿时头破血流。俺可一点责任没有，他自己不看车从他家飞快的窜出来，俺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他家人全冲出来说俺故意撞的他，要俺带去看，将来出啥后遗症要负责...他亲戚还牛B轰轰的想打俺，俺也是犟脾气于是对峙，声明不是俺故意撞的，是你家孩子自己撞过来，孩子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孩子家人问那孩子，小P孩望望他父母竟然说是我故意撞的，一时间觉得真是比窦娥还冤，妈的小孩应有的纯真、诚实哪里去了...
作者：我是我自个儿的爹 回复日期：2007-7-28 11:50:09
以前在南京，一天晚上，有一个盲人迷路了，请我帮忙给你的朋友呼机留言，来接他，我一直陪那盲人，等到有人来接他，中间他一直对我说感谢的话，很真诚的那种！ 再有一次，见一老太，在路上摔倒，刚巧有群中学生骑车路过，老太忽然跳起说是他们撞倒她的，学生不是好惹的一顿好骂，警察来了，一问，老太又说是被这群学生吓倒的，在路人的指责下，老太灰溜溜的跑了 哎，当时好在我没去扶他
作者：no_bug 回复日期：2007-7-28 12:17:37
这事我以前就遇到过一次，那时我还小呢，一次上学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头，刚走到我面前大概一米不到，好像没站稳的样子，就往前摔倒，我吓一跳，一时没多想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搀住，谁知道这家伙一抬头就是一句“你撞我做什么？”我当时的反应就和彭某一样，一下就蒙了。还好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的，他在旁边看得清楚，老头估计赖不到我，才作罢。要是当时就我一个人，估计我家就被赖上了。
作者：死于青春D文字 回复日期：2007-7-28 14:21:01
说说自己的事情吧，有次犯了神经，见义勇为，帮一个妇女抓了个小偷，手也受伤了，把小偷送到派出所以后，我们可爱的民警同志连个笔录都不记，把小偷往羁留室里一放。我就问，怎么处理这个小偷，可爱的民警说--关个半天，还能怎么办。。。。 我又问，我的手受伤了怎么办？民警让事主处理，奶奶的，事主一看我手。。。。说了一句我发誓以后在也不干见义勇为的傻事--对不起，我又没让你帮我抓小偷。。。。。。
作者：中阳里 回复日期：2007-7-30 23:51:17
唉！ 没有能力做好事，就走远一点！老人摔到啦，扶起的就是肇事者！哪怕你是第2天去扶起的！ 亲眼见，一辆大客正行驶，一老太和家人闹别扭，老太在路上跑，跑到车前，猛然坐到路上，大客车在老太1米前刹住车，老太的儿子硬指责大客车撞了老太，尽管有乘客证明没有撞到老人，结果还是赔一点钱才能放行！
作者：人生长恨水长 回复日期：2007-7-30 23:51:21
很明显,那个年轻人是被那无耻的老太一家冤枉的。 我也在公车上看见过类似的一幕.一个老头刚上车，还没扶好,车就开了.老头差点摔倒.傍边的一个小伙子伸手扶了他一把.然后那老头居然理直气壮的责问那小伙子为什么推他!还骂那个小伙子.我当时就在傍边,整个过程都看得很清楚。从此,我也看见老头老太就离得远远的.
作者：紫水晶狐狸 回复日期：2007-8-8 17:21:38
在南京上学时，经常在公交车上让座，后来一件改变了我。那天坐5路车，在卫岗上来一对老夫妻，带着个孙女，5路车的人一般都很多，他们一上来我就让座了，可老太朝我狠狠的看了一眼，对我说了句：有病！然后一屁股坐下来，把她的孙女抱坐在她腿上，然后和她孙女说，以后在车上不要随便让座，自己会累的！我当时那个晕啊！那个后悔啊！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老人的！到了新街口，她们下车，老太还推了我一把，踩了我一脚，连对不起都不说，竟然怪我挡了她的路。
作者：guduqin521 回复日期：2007-8-8 21:38:20
前一阵也听说过一个事情，一个老太婆走在马路上，好象是刚去输液回来，摔倒了，一个开车的女的下车把她扶起来，她就死活赖上人家说是人家撞的，周围人都不愿意出来作证，好在傍边就是消防队，站岗的消防兵出来作证，才为这个女士解围。道德沦丧啊！我坚决不做好事！特别是老太太！
作者：摇摇晃晃网前走 回复日期：2007-8-9 11:02:38
咦，去年还是前年零距离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摔在马路上，一个中年女子骑自行车路过把她扶起来，结果就赖上人家了！要人家赔好几万块钱，那女的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出了这事，丈夫怪她多管闲事，差点要和她离婚。 还好节目播出后，来了2个目击证人证明那老太太摔倒与她无关，当时那女的知道有一个人愿意作证时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我现在想起来就难受。 决定以后看到这种事情一定站得远远的打110！
作者：wuyong3236 回复日期：2007-8-9 14:40:45
我相信小伙子，我原来曾经亲眼见过，路人好心扶摔倒的老人被诬陷的事情，还被老人家人打，幸亏现场大家都作证才幸免，非常心寒，就是那是起，我见到跌到的人想去扶，一想到原先看到的一幕，立马放弃这个想法！！
作者：mlvxixicui 回复日期：2007-8-9 18:34:21
大三的时候去洛阳实习，坐的火车去的，车上很多都是站票，不过学校给我们买的是座位票，刚上车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个老太太站在那，我就让给她坐，因为去洛阳要10多个小时，我的本意是让她坐会我再坐会，都休息下，结果倒好，她坐上之后直接闭着眼睛装死了，中途我推她让她起来，她都装作睡着了，害得我就那样边站边蹲了7，8个小时，后来她到了一个站要下车，眼睛就睁开了，拿起包就走了，白眼都没向我翻下，更别说谢谢，当时真的很生气，也想以后再也不会给老人让座了，但是后来每次坐公交，看到老人站的辛苦，就想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影响自己吧。
作者：goodbyeday1314 回复日期：2007-8-9 19:55:44
我也遇过这种事，在路上扶起了一个摔倒的老人，结果对方家人来了以后硬说是我绊倒他的，围着我喊打喊杀，幸好我带了蝴蝶刀，当场挥舞着刀突围而去，这年头，做好事简直是嫌命长。
作者：babynight 回复日期：2007-8-10 10:59:44
我上初3那年有一天中午骑车回家吃饭，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车很多，结果我很悠闲慢慢骑过去，发现有个骑车的老奶奶给撞倒在地了，那群人就骑走了，我在大部队最后面，我赶上去停车问她怎么了，她说帮帮我扶我起来吧。倒霉事就发生了，我真就下车扶她，当我扶她的一刹那，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和我说：“小姑娘，你给我撞了，你得赔我去医院看病！！！” 我当时就吓傻了，那时候我可小了，懂什么啊，然后我就辩解不是我，但是她就非咬定是我。然后就围了很多路人，那些路人都是看热闹的，神、伸长了脖子，惟恐不乱，就说快打电话给你父母叫他们拿一万块钱给老奶奶看病。我辩解半天说我是好心帮她，居然被她诬陷。我当时就哭了，因为受了委屈，所以哭的时候抽噎的很厉害，都喘不上来气，说话都不能连贯了。然后围观的有个阿姨就让我给那个奶奶道歉了赶紧回家吧，就她一直在劝。 可是我当时忍不了啊，为什么我做了好事，没有人夸奖我，反到是要我赔钱，让我道歉我还很倔强的不肯道歉呢。总之闹了半个多小时，那老太太就坐地炮，坐在地上，可是别看这样，中途还可利索的站起来把我车给锁了，车钥匙给拿走了不让我回家。 结果我最后哭的不行了，都快晕倒了，然后被大家劝的回家了，到了家我妈妈都看傻了，一看我连话都说不了了。我又漫漫的把这事告诉她，她就乐了。 最后她和我说：你啊，还太嫩了，人家那些老棺材板都是从文革大风大浪里面活下来的，你斗的过人家吗？以后在马路上碰见老的，赶紧躲远远的。 10多年以后，我才理解我妈妈这话的深意，果然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啊！！！！我要是能斗到70岁，我一定比这个奶奶还狠
作者：猛壮士 回复日期：2007-8-10 11:31:54
高中时，班里两个同学出去玩 在街上看到两口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男的在打女的 同学看不下去了，过去踹了男人一脚，没想到女人转过来和男人一起撵着同学打，哥们郁闷死~~
作者：保留用户名 回复日期：2007-8-10 15:32:05
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 我在成都。有一天骑电动车下班。在三环某立交桥前辅道上，看到右边突然有个老头冲过来抓我车子，我吓了一跳，立即偏左，刹车，下车，回头一看。老头离我有几米远，因为我偏得及时，他没抓到我车，离我车约1米远处俯着躺地下。 我正想拿出手机来报急救。这时我左边有一个黑色的小车开过，前排右边的人伸出头来，对我吼：他故意的，故意的！我一惊，马上明白了，骑车就跑。故意绕了几次路才回家，当天一直不敢跟家里人讲这件事，怕真撞人了，晚上去理了个头发，变一下样子，第二天也不敢骑车上班，坐公车路过那，看到什么也没有！专门拿报纸来看头天新闻，没相关消息。后来上网查询，看到相当多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敲诈案例。才明白自己差点上当！ 我感谢那个黑色的小车前排那个人，他一句话让我省了至少2000元。 为老不尊。我提醒我家人，远离外面的老人！必要时，可以帮忙报警，但绝不可以自己去行动！
作者：xia8444252 回复日期：2007-8-10 16:07:59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啊 ！！本人是有深刻体会的哦 本人的一个朋友 在北京 一天看见一个老爷子被人撞倒了 就好象上去把他扶起来 还送到了医院 一检查 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一大堆这也不奇怪撒 老了肯定都有问题撒 后来就赖上了我那朋友 说是他撞倒了 要8万块私了 还把他手机拿走了给他老婆打电话叫她拿钱来我朋友找了个机会跳窗才逃出来的 日 现在北京上海那样的老不死的多了去了 他们没事 一到晚上就牵条狗出来到大街上瞎逛 碰见外地人就靠上去 你要是被他赖上就掺了 所以告诫大家如果你是外地人 以后碰到那样的老不死了就躲远点 要是他赖上你了 你就继续一脚把他踢倒或提晕 上TAXI走人 千万不要装好人把他送医院去开始他不会讹诈你的 都是等到医院了 儿子都来了才开始的 所以你就是把他在街上撞了也没么问题 直接走就完了 ！ 血的教训啊！！
作者：野猪满天飞 回复日期：2007-8-11 0:55:08
去年年底,我妈妈骑助力车回家,在路上路过一个村口时,我妈沿右边走,左边有个小孩蹲路边玩,然后小孩的奶奶突然在路的右边出现,这小孩猛的从路左跑到路右边,刚好跑到我妈妈的车前,我妈妈吓的猛拐弯,自己撞到路边商店雨篷的柱子上,腿上开了个好大口子,还伤了骨头,躺地上不能动了,小孩子被蹭破了皮(我实事求是的说,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说只是破了皮),小孩的奶奶就不得了了,大声吆喝村里的孩子的父母过来,一边看着我妈妈,还拉着我妈妈的车,当时我妈疼的都快晕过去了,孩子父母来就揪住我妈不放要我妈赔钱,带孩子去医院,当时我老妈可是很正常的靠右行驶,离小孩还有三四米时他突然跑到车前面,要不是我老妈转向,小娃娃早挂了,当时我妈急啊,自己疼的都意识模糊了,孩子父母还推了她的车,揪住我妈要她赔钱,幸好当时有两个村里的老人在旁边小商店门口聊天的,他们出面说公道话,责任不在我妈身上,我妈妈是很善良老实的那种,后来还去医院看了那孩子,给了他五百块医疗费,还买了点东西,那小孩的父母依旧不依不饶,我妈妈实在没办法,就跟他们说让他们去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而那两位老人也坚定的帮我妈做证,后来警察说我妈没责任,也不用赔偿什么,那小孩父母才算消停了. 打那以后我妈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终于不再像以前那么善良了,凡事她都长了心眼.发生这事时我在外工作,回家后都过去两个多月了,我妈把腿上的伤给我看,把事情讲给我听,问我:"我的车撞坏了,腿伤的这么重,我的医疗费用向谁要去?这世上人怎么这么坏呢?"说着眼泪都流出来,老妈整天在农村,不经常出去,要是去城里遇到这样的老太,我家辛苦几十年的积蓄都得被人给讹去了.
作者：tangguoba 回复日期：2007-8-11 10:01:46
我记得前几年，上海也有这样的事情的，是市三女中的一个女初中生，她骑车看到一老太摔倒了，好她心把老太扶起来，结果那老太家里人来人了，老太说是那女孩子撞的什么的。好在周围的目击证人很多，大家都很气愤，愿意帮这个小女孩作证。晨报也报道了。我看了很寒心，现在看到有事我都走的远远的。
“这老太太、她儿子、那个派出所长，他们晚上睡得着吗？！”我边读边气愤地跟蚊米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幸运与不幸的人之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人是有善恶之分的，有些人就是很evil！”
如果说这个报道令人气愤，那么读这个报道之后的跟贴则让人悲哀，因为这个个案显然激发了无数网络ID的诉苦欲，大家纷纷出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目睹的类似遭遇，让人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受救助者对那些助人为乐的人反咬一口，在今天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我仅仅是收集节选了跟贴第一页里面的诉苦（见下面的附件），大家就可以见识到今天的中国是怎样的和谐社会。
当然这个现象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是每次读到听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忍不住想：这个民族怎么了？
那么多人，普普通通的人，活得没有原则，没有底线。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社会本身，所谓的“民间”，亦是满目疮痍。中学教师可以为了拿额外的讲课费故意保留讲课内容留到课外讲；普通农民可以明明知道自己村子里、邻居家里关押着奴工却不闻不问；平头百姓可以围观一个青壮年殴打一个老人打得满脸是血却无动于衷……他们不是“贪官污吏”，不是“白领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成功企业家”，不是所有那些在中国语境里被打上了“精英原罪”的成功人士，而是散发着话语光环的“人民群众”。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是大多数时候，“人民群众”身上也没能体现出传说中的“底层的光辉”。如果一件事情不涉及到自己的具体利益，就是把黑窑开到我家窗户底下都可以视而不见。政府的冷漠和社会的冷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相互依存。如果社会不是如此冷漠，政府又怎能如此嚣张？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是如此严酷扼杀社会的自组织力，社会又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盘散沙？
一个集权社会里，一切权力归于政府，不幸的是，这个“好处”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一切责任也归于政府。当一个问题、一场危机、一次恶行发生的时候，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本能都是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当官的呢？ “围观暴虐”不仅仅是街上的景象，而是一个被专制阉割的民族的形象隐喻。
在下面我收集的这些跟贴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反咬好人”的人都是“老太太”、“老头”，相反那些伸手助人的人，反而是一些“小青年”。按理说老人应该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楷模，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老人如此猥琐呢？想必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条，可能与他们成长的年代有关。今天60、70岁的老人，大多成长年代（世界观形成的年代）恰恰是50、60年代，不是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吗？怎么“理想主义”年代造就出了这么多缺乏原则和底线的人呢？难道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还是――也许，在一个其实有着严格等级体系却口口声声嚷嚷“人人平等”、太祖大手一挥就千千万万人头落地却号称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的社会里，所谓的理想主义其实从来就是口号主义，而口号喊多了的人，往往变得什么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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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跟贴欣赏，顺便游览和谐社会的迤逦风光。
作者：鬼眼凄迷 回复日期：2007-7-27 15:30:13
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98年大一的时候在南航门口，我走路，看见一小孩骑车把一老太撞倒在路上，我赶紧走上去扶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老太竟然嘴里说：哎哟，你把我撞倒了，你要送我去医院！ 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手一松，老太又回地上坐着了。继续赶我的路。
作者：中部红鹰 回复日期：2007-7-27 16:17:47
想我10几年还在读书的时候，一天中午放学骑车走进小巷（巷子大约2M宽），骑的不是很快一小P孩突然窜出来撞在我车把上，顿时头破血流。俺可一点责任没有，他自己不看车从他家飞快的窜出来，俺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他家人全冲出来说俺故意撞的他，要俺带去看，将来出啥后遗症要负责...他亲戚还牛B轰轰的想打俺，俺也是犟脾气于是对峙，声明不是俺故意撞的，是你家孩子自己撞过来，孩子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孩子家人问那孩子，小P孩望望他父母竟然说是我故意撞的，一时间觉得真是比窦娥还冤，妈的小孩应有的纯真、诚实哪里去了...
作者：我是我自个儿的爹 回复日期：2007-7-28 11:50:09
以前在南京，一天晚上，有一个盲人迷路了，请我帮忙给你的朋友呼机留言，来接他，我一直陪那盲人，等到有人来接他，中间他一直对我说感谢的话，很真诚的那种！ 再有一次，见一老太，在路上摔倒，刚巧有群中学生骑车路过，老太忽然跳起说是他们撞倒她的，学生不是好惹的一顿好骂，警察来了，一问，老太又说是被这群学生吓倒的，在路人的指责下，老太灰溜溜的跑了 哎，当时好在我没去扶他
作者：no_bug 回复日期：2007-7-28 12:17:37
这事我以前就遇到过一次，那时我还小呢，一次上学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头，刚走到我面前大概一米不到，好像没站稳的样子，就往前摔倒，我吓一跳，一时没多想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搀住，谁知道这家伙一抬头就是一句“你撞我做什么？”我当时的反应就和彭某一样，一下就蒙了。还好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的，他在旁边看得清楚，老头估计赖不到我，才作罢。要是当时就我一个人，估计我家就被赖上了。
作者：死于青春D文字 回复日期：2007-7-28 14:21:01
说说自己的事情吧，有次犯了神经，见义勇为，帮一个妇女抓了个小偷，手也受伤了，把小偷送到派出所以后，我们可爱的民警同志连个笔录都不记，把小偷往羁留室里一放。我就问，怎么处理这个小偷，可爱的民警说--关个半天，还能怎么办。。。。 我又问，我的手受伤了怎么办？民警让事主处理，奶奶的，事主一看我手。。。。说了一句我发誓以后在也不干见义勇为的傻事--对不起，我又没让你帮我抓小偷。。。。。。
作者：中阳里 回复日期：2007-7-30 23:51:17
唉！ 没有能力做好事，就走远一点！老人摔到啦，扶起的就是肇事者！哪怕你是第2天去扶起的！ 亲眼见，一辆大客正行驶，一老太和家人闹别扭，老太在路上跑，跑到车前，猛然坐到路上，大客车在老太1米前刹住车，老太的儿子硬指责大客车撞了老太，尽管有乘客证明没有撞到老人，结果还是赔一点钱才能放行！
作者：人生长恨水长 回复日期：2007-7-30 23:51:21
很明显,那个年轻人是被那无耻的老太一家冤枉的。 我也在公车上看见过类似的一幕.一个老头刚上车，还没扶好,车就开了.老头差点摔倒.傍边的一个小伙子伸手扶了他一把.然后那老头居然理直气壮的责问那小伙子为什么推他!还骂那个小伙子.我当时就在傍边,整个过程都看得很清楚。从此,我也看见老头老太就离得远远的.
作者：紫水晶狐狸 回复日期：2007-8-8 17:21:38
在南京上学时，经常在公交车上让座，后来一件改变了我。那天坐5路车，在卫岗上来一对老夫妻，带着个孙女，5路车的人一般都很多，他们一上来我就让座了，可老太朝我狠狠的看了一眼，对我说了句：有病！然后一屁股坐下来，把她的孙女抱坐在她腿上，然后和她孙女说，以后在车上不要随便让座，自己会累的！我当时那个晕啊！那个后悔啊！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老人的！到了新街口，她们下车，老太还推了我一把，踩了我一脚，连对不起都不说，竟然怪我挡了她的路。
作者：guduqin521 回复日期：2007-8-8 21:38:20
前一阵也听说过一个事情，一个老太婆走在马路上，好象是刚去输液回来，摔倒了，一个开车的女的下车把她扶起来，她就死活赖上人家说是人家撞的，周围人都不愿意出来作证，好在傍边就是消防队，站岗的消防兵出来作证，才为这个女士解围。道德沦丧啊！我坚决不做好事！特别是老太太！
作者：摇摇晃晃网前走 回复日期：2007-8-9 11:02:38
咦，去年还是前年零距离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摔在马路上，一个中年女子骑自行车路过把她扶起来，结果就赖上人家了！要人家赔好几万块钱，那女的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出了这事，丈夫怪她多管闲事，差点要和她离婚。 还好节目播出后，来了2个目击证人证明那老太太摔倒与她无关，当时那女的知道有一个人愿意作证时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我现在想起来就难受。 决定以后看到这种事情一定站得远远的打110！
作者：wuyong3236 回复日期：2007-8-9 14:40:45
我相信小伙子，我原来曾经亲眼见过，路人好心扶摔倒的老人被诬陷的事情，还被老人家人打，幸亏现场大家都作证才幸免，非常心寒，就是那是起，我见到跌到的人想去扶，一想到原先看到的一幕，立马放弃这个想法！！
作者：mlvxixicui 回复日期：2007-8-9 18:34:21
大三的时候去洛阳实习，坐的火车去的，车上很多都是站票，不过学校给我们买的是座位票，刚上车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个老太太站在那，我就让给她坐，因为去洛阳要10多个小时，我的本意是让她坐会我再坐会，都休息下，结果倒好，她坐上之后直接闭着眼睛装死了，中途我推她让她起来，她都装作睡着了，害得我就那样边站边蹲了7，8个小时，后来她到了一个站要下车，眼睛就睁开了，拿起包就走了，白眼都没向我翻下，更别说谢谢，当时真的很生气，也想以后再也不会给老人让座了，但是后来每次坐公交，看到老人站的辛苦，就想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影响自己吧。
作者：goodbyeday1314 回复日期：2007-8-9 19:55:44
我也遇过这种事，在路上扶起了一个摔倒的老人，结果对方家人来了以后硬说是我绊倒他的，围着我喊打喊杀，幸好我带了蝴蝶刀，当场挥舞着刀突围而去，这年头，做好事简直是嫌命长。
作者：babynight 回复日期：2007-8-10 10:59:44
我上初3那年有一天中午骑车回家吃饭，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车很多，结果我很悠闲慢慢骑过去，发现有个骑车的老奶奶给撞倒在地了，那群人就骑走了，我在大部队最后面，我赶上去停车问她怎么了，她说帮帮我扶我起来吧。倒霉事就发生了，我真就下车扶她，当我扶她的一刹那，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和我说：“小姑娘，你给我撞了，你得赔我去医院看病！！！” 我当时就吓傻了，那时候我可小了，懂什么啊，然后我就辩解不是我，但是她就非咬定是我。然后就围了很多路人，那些路人都是看热闹的，神、伸长了脖子，惟恐不乱，就说快打电话给你父母叫他们拿一万块钱给老奶奶看病。我辩解半天说我是好心帮她，居然被她诬陷。我当时就哭了，因为受了委屈，所以哭的时候抽噎的很厉害，都喘不上来气，说话都不能连贯了。然后围观的有个阿姨就让我给那个奶奶道歉了赶紧回家吧，就她一直在劝。 可是我当时忍不了啊，为什么我做了好事，没有人夸奖我，反到是要我赔钱，让我道歉我还很倔强的不肯道歉呢。总之闹了半个多小时，那老太太就坐地炮，坐在地上，可是别看这样，中途还可利索的站起来把我车给锁了，车钥匙给拿走了不让我回家。 结果我最后哭的不行了，都快晕倒了，然后被大家劝的回家了，到了家我妈妈都看傻了，一看我连话都说不了了。我又漫漫的把这事告诉她，她就乐了。 最后她和我说：你啊，还太嫩了，人家那些老棺材板都是从文革大风大浪里面活下来的，你斗的过人家吗？以后在马路上碰见老的，赶紧躲远远的。 10多年以后，我才理解我妈妈这话的深意，果然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啊！！！！我要是能斗到70岁，我一定比这个奶奶还狠
作者：猛壮士 回复日期：2007-8-10 11:31:54
高中时，班里两个同学出去玩 在街上看到两口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男的在打女的 同学看不下去了，过去踹了男人一脚，没想到女人转过来和男人一起撵着同学打，哥们郁闷死~~
作者：保留用户名 回复日期：2007-8-10 15:32:05
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 我在成都。有一天骑电动车下班。在三环某立交桥前辅道上，看到右边突然有个老头冲过来抓我车子，我吓了一跳，立即偏左，刹车，下车，回头一看。老头离我有几米远，因为我偏得及时，他没抓到我车，离我车约1米远处俯着躺地下。 我正想拿出手机来报急救。这时我左边有一个黑色的小车开过，前排右边的人伸出头来，对我吼：他故意的，故意的！我一惊，马上明白了，骑车就跑。故意绕了几次路才回家，当天一直不敢跟家里人讲这件事，怕真撞人了，晚上去理了个头发，变一下样子，第二天也不敢骑车上班，坐公车路过那，看到什么也没有！专门拿报纸来看头天新闻，没相关消息。后来上网查询，看到相当多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敲诈案例。才明白自己差点上当！ 我感谢那个黑色的小车前排那个人，他一句话让我省了至少2000元。 为老不尊。我提醒我家人，远离外面的老人！必要时，可以帮忙报警，但绝不可以自己去行动！
作者：xia8444252 回复日期：2007-8-10 16:07:59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啊 ！！本人是有深刻体会的哦 本人的一个朋友 在北京 一天看见一个老爷子被人撞倒了 就好象上去把他扶起来 还送到了医院 一检查 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一大堆这也不奇怪撒 老了肯定都有问题撒 后来就赖上了我那朋友 说是他撞倒了 要8万块私了 还把他手机拿走了给他老婆打电话叫她拿钱来我朋友找了个机会跳窗才逃出来的 日 现在北京上海那样的老不死的多了去了 他们没事 一到晚上就牵条狗出来到大街上瞎逛 碰见外地人就靠上去 你要是被他赖上就掺了 所以告诫大家如果你是外地人 以后碰到那样的老不死了就躲远点 要是他赖上你了 你就继续一脚把他踢倒或提晕 上TAXI走人 千万不要装好人把他送医院去开始他不会讹诈你的 都是等到医院了 儿子都来了才开始的 所以你就是把他在街上撞了也没么问题 直接走就完了 ！ 血的教训啊！！
作者：野猪满天飞 回复日期：2007-8-11 0:55:08
去年年底,我妈妈骑助力车回家,在路上路过一个村口时,我妈沿右边走,左边有个小孩蹲路边玩,然后小孩的奶奶突然在路的右边出现,这小孩猛的从路左跑到路右边,刚好跑到我妈妈的车前,我妈妈吓的猛拐弯,自己撞到路边商店雨篷的柱子上,腿上开了个好大口子,还伤了骨头,躺地上不能动了,小孩子被蹭破了皮(我实事求是的说,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说只是破了皮),小孩的奶奶就不得了了,大声吆喝村里的孩子的父母过来,一边看着我妈妈,还拉着我妈妈的车,当时我妈疼的都快晕过去了,孩子父母来就揪住我妈不放要我妈赔钱,带孩子去医院,当时我老妈可是很正常的靠右行驶,离小孩还有三四米时他突然跑到车前面,要不是我老妈转向,小娃娃早挂了,当时我妈急啊,自己疼的都意识模糊了,孩子父母还推了她的车,揪住我妈要她赔钱,幸好当时有两个村里的老人在旁边小商店门口聊天的,他们出面说公道话,责任不在我妈身上,我妈妈是很善良老实的那种,后来还去医院看了那孩子,给了他五百块医疗费,还买了点东西,那小孩的父母依旧不依不饶,我妈妈实在没办法,就跟他们说让他们去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而那两位老人也坚定的帮我妈做证,后来警察说我妈没责任,也不用赔偿什么,那小孩父母才算消停了. 打那以后我妈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终于不再像以前那么善良了,凡事她都长了心眼.发生这事时我在外工作,回家后都过去两个多月了,我妈把腿上的伤给我看,把事情讲给我听,问我:"我的车撞坏了,腿伤的这么重,我的医疗费用向谁要去?这世上人怎么这么坏呢?"说着眼泪都流出来,老妈整天在农村,不经常出去,要是去城里遇到这样的老太,我家辛苦几十年的积蓄都得被人给讹去了.
作者：tangguoba 回复日期：2007-8-11 10:01:46
我记得前几年，上海也有这样的事情的，是市三女中的一个女初中生，她骑车看到一老太摔倒了，好她心把老太扶起来，结果那老太家里人来人了，老太说是那女孩子撞的什么的。好在周围的目击证人很多，大家都很气愤，愿意帮这个小女孩作证。晨报也报道了。我看了很寒心，现在看到有事我都走的远远的。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
王怡、同性恋与罪
其实王怡的长文总结起来就一条，漏洞也在这一条上，就是：《圣经》说同性恋是有罪的（注，这里说的有罪是道德上的，不是法律上的）。按照他的逻辑，同性恋是有罪的，当然人都有淫邪放纵之念，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王怡歧视同性恋，或者说，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但是，对他来说，正如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立法一样，我们也不能为同性恋结婚立法。对他来说，规定同性恋结婚合法，就象规定酗酒合法一样，是用法律的形式助长一个道德上的罪行。他可以容忍不用法律的形式去惩戒道德罪行，但是不能容忍用法律的形式去鼓励道德罪行。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王怡，会发现王怡也反对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禁止同性恋婚姻”，在他看来，婚姻是与“国家”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东西，所以立法支持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都是不必要的――那些批判王怡的人尽管批判，但是不应当歪曲王怡的观点，把“用法律为同性恋定罪”或者“用法律禁止同性恋结婚”这样明明不是王怡的观点强加给王怡。（他的原话：“但基督徒认为这[同性恋]是一个与国家无关的问题，是一个灵魂被罪所捆绑的苦难问题。因此，基督徒第一应当反对国家法律对同性恋者的任何强制性的处理,第二也应当反对同性恋者向国家争取“合法化”的任何努力，基督徒应当指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也应当反对一些激进的基督徒向国家寻求任何法律干预的行为。”）
所以他的比喻“丑人立法规定自己为美人”可能并不能确切地表达他的意见，更接近他的本意的说法应该是“丑行用立法的方式被规定为美德”，因为人群中长得丑的人总是一部分，而丑行却几乎人人都有。我个人认为王怡的本意并不是“美人”有权打击“丑人”，而是“美人”和“丑人”要一同面对、纠正自己的“丑行”。
当然问题在于：很多非基督徒（包括我）并不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有罪的。这个前提一旦出现分歧，其它一切辩论都是鸡对鸭讲。
我个人认为王怡的问题不是歧视（如前所述，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而是基督徒覆盖面过宽的道德“罪”感。当然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有罪，那也有罪，一会儿不准干这个，一会儿不准干那个，甚为繁琐。要我们无神论者看来，累不累啊，到处是道德的地雷。
有人说“我能够理解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但是不能理解他们以《圣经》来指导一切”（大意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许多坚定的基督徒而言，信奉《圣经》就是信主的应有之义。对他们来说，信主而不信《圣经》就像学游泳而不下水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信徒对《圣经》的内容可以“按需剪裁”，那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我们这样的非信徒也都可以通过对传统的剪裁来“自创”自己的道德系统。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支持同性恋权利，包括婚姻权。在我看来，王怡将一本几千年前写的书当作今天普世价值观的标准，毫无道理。若把王怡的原文拿来反驳，也是漏洞重重（这一点胡缠等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同时，我也能宽容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以个人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虽然反对他们以国家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一个基督徒以个人身份反对同性恋或者同性恋婚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王怡自己的话来说，“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清楚楚的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这一不可妥协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这一元。”从增进了解意义上来说，王怡的论述甚至是好事。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教徒反对同性恋，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来说，通过阅读王怡，能够增进了解那几十亿人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贴个“弱智装逼神棍”的标签了之。另一方面，只有他们清晰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与之辩驳，从我们的角度，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漏洞在那里。
但是同时，我也支持在公共领域反驳那些“同性恋有罪说”的说法。比如就这次牛博辩论而言，我赞同胡缠等比较理性的批驳态度，但是另一些打了鸡血似的言论却看得我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在 1）被批判对象王怡不在场 2）王怡原文试图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娓娓说理（有没有说服力是另一码事） 3）写手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反对王怡 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非要通过激烈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打到王怡”。看见那么多人左一个“流氓”右一个“装逼犯”地攻击一个缺席基督徒，我脑子里就一个词：群殴。我厌恶群殴，即使是和我意见相同的人群殴和我意见不同的人。
至于有人说王怡的文章“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我只觉得可笑。自从信教之后，王怡好像没有“隐藏”过他对同性恋的态度吧？我原以为支持同性恋权益的心态来源于、而且只来源于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心，没想到有人的动机却是“哈哈！终于暴露了王怡的丑恶真面目”！对于我们这些非基督徒自由主义者来说，王怡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不少关于基督教的文章）说明他因为信教而放弃了一些（注意：不是全部）自由主义立场，对此我深表遗憾。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政治理念有交叉的地方支持王怡，在政治理念有分歧的地方反驳王怡，仅此而已。这事只是再次证实了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一个党中央、既没有也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哪有什么“暴露”可言？莫非有人指望我们象他们那样狭隘，因为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和我们意见不同而与他“坚决划清界限、从此兵戎相见”？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理念之争降低到个人恩怨的地步，用“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处理“敌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对理性的信念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是来自于爱的力量，我实在看不出，用一种狂热仇恨的力量将几十亿教徒打成“白痴神棍”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王怡，会发现王怡也反对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禁止同性恋婚姻”，在他看来，婚姻是与“国家”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东西，所以立法支持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都是不必要的――那些批判王怡的人尽管批判，但是不应当歪曲王怡的观点，把“用法律为同性恋定罪”或者“用法律禁止同性恋结婚”这样明明不是王怡的观点强加给王怡。（他的原话：“但基督徒认为这[同性恋]是一个与国家无关的问题，是一个灵魂被罪所捆绑的苦难问题。因此，基督徒第一应当反对国家法律对同性恋者的任何强制性的处理,第二也应当反对同性恋者向国家争取“合法化”的任何努力，基督徒应当指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也应当反对一些激进的基督徒向国家寻求任何法律干预的行为。”）
所以他的比喻“丑人立法规定自己为美人”可能并不能确切地表达他的意见，更接近他的本意的说法应该是“丑行用立法的方式被规定为美德”，因为人群中长得丑的人总是一部分，而丑行却几乎人人都有。我个人认为王怡的本意并不是“美人”有权打击“丑人”，而是“美人”和“丑人”要一同面对、纠正自己的“丑行”。
当然问题在于：很多非基督徒（包括我）并不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有罪的。这个前提一旦出现分歧，其它一切辩论都是鸡对鸭讲。
我个人认为王怡的问题不是歧视（如前所述，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而是基督徒覆盖面过宽的道德“罪”感。当然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有罪，那也有罪，一会儿不准干这个，一会儿不准干那个，甚为繁琐。要我们无神论者看来，累不累啊，到处是道德的地雷。
有人说“我能够理解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但是不能理解他们以《圣经》来指导一切”（大意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许多坚定的基督徒而言，信奉《圣经》就是信主的应有之义。对他们来说，信主而不信《圣经》就像学游泳而不下水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信徒对《圣经》的内容可以“按需剪裁”，那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我们这样的非信徒也都可以通过对传统的剪裁来“自创”自己的道德系统。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支持同性恋权利，包括婚姻权。在我看来，王怡将一本几千年前写的书当作今天普世价值观的标准，毫无道理。若把王怡的原文拿来反驳，也是漏洞重重（这一点胡缠等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同时，我也能宽容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以个人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虽然反对他们以国家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一个基督徒以个人身份反对同性恋或者同性恋婚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王怡自己的话来说，“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清楚楚的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这一不可妥协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这一元。”从增进了解意义上来说，王怡的论述甚至是好事。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教徒反对同性恋，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来说，通过阅读王怡，能够增进了解那几十亿人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贴个“弱智装逼神棍”的标签了之。另一方面，只有他们清晰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与之辩驳，从我们的角度，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漏洞在那里。
但是同时，我也支持在公共领域反驳那些“同性恋有罪说”的说法。比如就这次牛博辩论而言，我赞同胡缠等比较理性的批驳态度，但是另一些打了鸡血似的言论却看得我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在 1）被批判对象王怡不在场 2）王怡原文试图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娓娓说理（有没有说服力是另一码事） 3）写手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反对王怡 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非要通过激烈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打到王怡”。看见那么多人左一个“流氓”右一个“装逼犯”地攻击一个缺席基督徒，我脑子里就一个词：群殴。我厌恶群殴，即使是和我意见相同的人群殴和我意见不同的人。
至于有人说王怡的文章“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我只觉得可笑。自从信教之后，王怡好像没有“隐藏”过他对同性恋的态度吧？我原以为支持同性恋权益的心态来源于、而且只来源于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心，没想到有人的动机却是“哈哈！终于暴露了王怡的丑恶真面目”！对于我们这些非基督徒自由主义者来说，王怡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不少关于基督教的文章）说明他因为信教而放弃了一些（注意：不是全部）自由主义立场，对此我深表遗憾。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政治理念有交叉的地方支持王怡，在政治理念有分歧的地方反驳王怡，仅此而已。这事只是再次证实了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一个党中央、既没有也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哪有什么“暴露”可言？莫非有人指望我们象他们那样狭隘，因为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和我们意见不同而与他“坚决划清界限、从此兵戎相见”？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理念之争降低到个人恩怨的地步，用“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处理“敌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对理性的信念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是来自于爱的力量，我实在看不出，用一种狂热仇恨的力量将几十亿教徒打成“白痴神棍”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细节问题
总有人说，现在北京上海跟纽约伦敦也差不多，到处是高楼大厦，比纽约伦敦还好呢，外国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话说的也没错，要论高楼大厦，北京上海跟纽约伦敦也都差不多了，要论一些娱乐、休闲、吃喝、服务、消费场所富丽堂皇的程度，据我观察，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省会级城市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了纽约伦敦。
但想必大家都不认为高楼大厦或者金碧辉煌的消费场所是衡量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准。正如我党所强调的，文明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文明，一种是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因为北京上海有了很多高楼大厦就觉得“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看法，感觉象是兜了150年的圈子，又兜回了“同治中兴”时代的“中体西用”观念。
我想通过一个个人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发展与人家差距有多大。我想说的是高校就业过程中的“契约”精神。
今年我有两个好朋友回国内高校工作，一个回北大，一个回北师大。按理说这也是国内的两个顶尖级的高校了，所以不能说它们不能代表国内的水准。据他们告诉我，他们找到这两份的过程就没有什么程序性可言，就是寄简历、打招呼、谈谈、“说一声”，就答应要他们了（有一个甚至都没有回国面谈）。在决定要他们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学校就几乎再也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过，既没有书面合同，对将来的工资、待遇、住房、教学研究工作量也没什么具体的说明，搞的我其中有个朋友一直犯嘀咕“他们是不是真要我了？”如果她就这些询问学校，回答要么就是“你回来再说吧”，要么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说了也不算数。
我去剑桥工作的经验则截然相反。从1月份面试通过，他们决定录用我之后，这大半年，我就不断地收到他们各种合同和文书，将我的权利、义务描述得非常清楚。而且，客观的说，这些合同里面基本没有什么“霸王条款”，权利义务非常对称。
跟我联系的有三个方面的人：一个是系里；一个是校方的人事部门；一个是学院（剑桥的系院系统和学院系统是分开的，前者叫department，主要管开课，后者叫college，主要管后勤和给学生的个别辅导）。
首先当然就是系里寄来的非正式的offer letter，里面清楚列举了我的职位、工资、合同年限，让我签字。这个是在面试十天之后就发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学校的正式offer letter寄到，里面有一套新员工信息package，里面详细介绍了：1）我搬家费用报销的限额和方式；2）我的工资额、全校的工资系统、以及我的工资未来上涨的幅度和方式；3）我参加或者不参加养老保险的权利及方式；4）我参加或者不参加“大学工会”的权利及方式；5）我的交通补助方式；6）我的工作时限和休假（包括病假、产假、parental leave、sabbatical leave）时限；7）我的医疗保险方式；8）我的试用期时限以及期满后的review方式；9）我的配偶和子女的权利；10）我如果和校方发生纠纷进行投诉的方式；11）我的教学义务、工作时间长度、工作地点；12）我的信息隐私权；13）我的知识产权；14）我中止合同的权利和方式……其中每一项描述都非常精确，并告诉我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以及如果有疑问可以和谁谁谁联系。比如，关于请病假问题，它详细告诉你，你如果请半年病假，工资和补助如何；一年病假，工资和补助如何；3年如何；5年如何；再也不能工作了如何……有些信息精确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小例子，合同甚至说明了我的具体退休日期（前提当然是我通过试用期并且我不主动离开剑桥）：2043年9月30号。反正这个package是厚厚一本书，跟字典似的，我根本没耐心仔细读完――当然，这些文书的目的也不是让我现在读完，而是将来就任何问题发生纠纷时，双方都“有法可依”。
之后4、5月份之后，因为系里开始制定下一学年的教学计划，就把我也纳入了他们的教学计划和讨论，通过反复的email往来，询问我的教课意向，和我商量我的教学任务量，向我介绍他们的教学系统，寄给我他们以前的教学大纲模板，并且要求我在6月底之前向他们提交教学大纲和考试题目。
4月份学院确定之后，我将要去的college也开始跟我文书联系，这个过程比较断断续续和分散，简直到了一个烦不胜烦的地步。首先当然是签合同（5月份寄到），告诉我给学生个别辅导的小时数（一周至少4－6个小时）以及薪水多少（和系里给的工资是两个系统）、我作为一个college fellow要参加哪些college的活动（比如定期参加行政会议）、分担哪些义务（比如参加招生面试）、有哪些“好处”（比如提供住房、365顿免费餐、计算机补助）；然后是学院里的本专业主任和我私人联系，告诉我相关辅导、招生任务；然后文秘和我联系住房问题（他们提供住房，甚至提供家具）及其他后勤问题。8月份给我寄了更详细的资料，内容具体到学院的详细地图、我参加学院的活动应该穿什么袍子、在学院吃饭的时候按什么方式坐座位、以及我如果计算机坏了可以找谁，并且给我指定了一个适应阶段的领路人（contact person）。
暑假期间，校方又开始不断给我寄orientation材料，目的在于帮助新员工在入校阶段适应新情况和“感受集体的温暖”，比如“新员工培训项目”、“副校长招待会”、“新员工心理咨询”（学院也有这种新员工招待会）。事实上，学校的人事部门网站有一系列针对新员工的信息，告诉你来之前要怎么做准备（比如怎么找房子）、来之后前五天应该做什么。总之，帮助新员工实现一个相对简单轻松的过渡，而不是把一个新员工扔掉水里，不管你会不会游泳，让你自生自灭。
我说这些，没有炫耀的意思（当然如果有傻逼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而是想说观察一个制度文明与否，并不仅仅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高楼大厦，还要观察它在细节上是否“把人当人看”。在一个“把人当人看”的制度里，你的权利、义务是清晰、具体、公平的，而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制度里，你如果不是运气特别好或者特别善于忍气吞声，那么你只能要么通过“求”要么通过“闹”来界定自己的权利义务。这一点杨支柱老师最近的趣文“后平房改造风波”（讲高校青年老师当年如何争取自己的住房权利），就是个清晰的例证。杨支柱写到他们校领导为了安抚教工搬家，大言不惭地说“我用人格保证……”，其实，人家要你的“人格”干嘛，人家要的就是一纸公平的契约而已。就是因为没有这纸公平契约，领导和群众斗智斗勇围追堵截鸡飞蛋打弄得有人都以为杨支柱老师开始改写小说了。
不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契约”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在一定意义上，契约精神是整个市场经济乃至现代政治的基础，契约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减少是投资的前提（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投入，而且是个人发展上付出的努力），这也是“50年不动摇”“100年不动摇”之类口号的意义所在。当然，契约精神不仅仅是“签合同”精神，而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协议精神”，否则拿个霸王条款给你签字、不签也得签，那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作秀精神。在我这个情况下，我当然没跟剑桥一条一条就合同内容“讨价还价”过，这是因为“大学工会”已经通过n年的讨价还价把新员工的待遇协商到了一个我可以接受的程度了。我等于是搭了制度的便车。
我自己出国前也在国内某高校工作一年，亲身经历过那种高校青年员工恶劣的生存条件，所以对那种“不把人当人看”的高校文化（当然不仅仅是高校文化）颇有体会。现在剑桥提供给我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奢华的工作生活条件，事实上他们给我的各方面待遇，也只够我过一种朴素的小康生活――但是对此我很知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对待一个新员工的态度，是把这个员工当作一个有人格尊严的人看待的，我没必要“求”任何人得到自己的分内之物，这一点比奢华的条件更重要。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感谢他们，因为人与人之间，就当如此，相互尊重，并因此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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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月中旬去英国，请大家别问了。
这话说的也没错，要论高楼大厦，北京上海跟纽约伦敦也都差不多了，要论一些娱乐、休闲、吃喝、服务、消费场所富丽堂皇的程度，据我观察，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省会级城市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了纽约伦敦。
但想必大家都不认为高楼大厦或者金碧辉煌的消费场所是衡量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准。正如我党所强调的，文明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文明，一种是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因为北京上海有了很多高楼大厦就觉得“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看法，感觉象是兜了150年的圈子，又兜回了“同治中兴”时代的“中体西用”观念。
我想通过一个个人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发展与人家差距有多大。我想说的是高校就业过程中的“契约”精神。
今年我有两个好朋友回国内高校工作，一个回北大，一个回北师大。按理说这也是国内的两个顶尖级的高校了，所以不能说它们不能代表国内的水准。据他们告诉我，他们找到这两份的过程就没有什么程序性可言，就是寄简历、打招呼、谈谈、“说一声”，就答应要他们了（有一个甚至都没有回国面谈）。在决定要他们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学校就几乎再也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过，既没有书面合同，对将来的工资、待遇、住房、教学研究工作量也没什么具体的说明，搞的我其中有个朋友一直犯嘀咕“他们是不是真要我了？”如果她就这些询问学校，回答要么就是“你回来再说吧”，要么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说了也不算数。
我去剑桥工作的经验则截然相反。从1月份面试通过，他们决定录用我之后，这大半年，我就不断地收到他们各种合同和文书，将我的权利、义务描述得非常清楚。而且，客观的说，这些合同里面基本没有什么“霸王条款”，权利义务非常对称。
跟我联系的有三个方面的人：一个是系里；一个是校方的人事部门；一个是学院（剑桥的系院系统和学院系统是分开的，前者叫department，主要管开课，后者叫college，主要管后勤和给学生的个别辅导）。
首先当然就是系里寄来的非正式的offer letter，里面清楚列举了我的职位、工资、合同年限，让我签字。这个是在面试十天之后就发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学校的正式offer letter寄到，里面有一套新员工信息package，里面详细介绍了：1）我搬家费用报销的限额和方式；2）我的工资额、全校的工资系统、以及我的工资未来上涨的幅度和方式；3）我参加或者不参加养老保险的权利及方式；4）我参加或者不参加“大学工会”的权利及方式；5）我的交通补助方式；6）我的工作时限和休假（包括病假、产假、parental leave、sabbatical leave）时限；7）我的医疗保险方式；8）我的试用期时限以及期满后的review方式；9）我的配偶和子女的权利；10）我如果和校方发生纠纷进行投诉的方式；11）我的教学义务、工作时间长度、工作地点；12）我的信息隐私权；13）我的知识产权；14）我中止合同的权利和方式……其中每一项描述都非常精确，并告诉我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以及如果有疑问可以和谁谁谁联系。比如，关于请病假问题，它详细告诉你，你如果请半年病假，工资和补助如何；一年病假，工资和补助如何；3年如何；5年如何；再也不能工作了如何……有些信息精确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小例子，合同甚至说明了我的具体退休日期（前提当然是我通过试用期并且我不主动离开剑桥）：2043年9月30号。反正这个package是厚厚一本书，跟字典似的，我根本没耐心仔细读完――当然，这些文书的目的也不是让我现在读完，而是将来就任何问题发生纠纷时，双方都“有法可依”。
之后4、5月份之后，因为系里开始制定下一学年的教学计划，就把我也纳入了他们的教学计划和讨论，通过反复的email往来，询问我的教课意向，和我商量我的教学任务量，向我介绍他们的教学系统，寄给我他们以前的教学大纲模板，并且要求我在6月底之前向他们提交教学大纲和考试题目。
4月份学院确定之后，我将要去的college也开始跟我文书联系，这个过程比较断断续续和分散，简直到了一个烦不胜烦的地步。首先当然是签合同（5月份寄到），告诉我给学生个别辅导的小时数（一周至少4－6个小时）以及薪水多少（和系里给的工资是两个系统）、我作为一个college fellow要参加哪些college的活动（比如定期参加行政会议）、分担哪些义务（比如参加招生面试）、有哪些“好处”（比如提供住房、365顿免费餐、计算机补助）；然后是学院里的本专业主任和我私人联系，告诉我相关辅导、招生任务；然后文秘和我联系住房问题（他们提供住房，甚至提供家具）及其他后勤问题。8月份给我寄了更详细的资料，内容具体到学院的详细地图、我参加学院的活动应该穿什么袍子、在学院吃饭的时候按什么方式坐座位、以及我如果计算机坏了可以找谁，并且给我指定了一个适应阶段的领路人（contact person）。
暑假期间，校方又开始不断给我寄orientation材料，目的在于帮助新员工在入校阶段适应新情况和“感受集体的温暖”，比如“新员工培训项目”、“副校长招待会”、“新员工心理咨询”（学院也有这种新员工招待会）。事实上，学校的人事部门网站有一系列针对新员工的信息，告诉你来之前要怎么做准备（比如怎么找房子）、来之后前五天应该做什么。总之，帮助新员工实现一个相对简单轻松的过渡，而不是把一个新员工扔掉水里，不管你会不会游泳，让你自生自灭。
我说这些，没有炫耀的意思（当然如果有傻逼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而是想说观察一个制度文明与否，并不仅仅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高楼大厦，还要观察它在细节上是否“把人当人看”。在一个“把人当人看”的制度里，你的权利、义务是清晰、具体、公平的，而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制度里，你如果不是运气特别好或者特别善于忍气吞声，那么你只能要么通过“求”要么通过“闹”来界定自己的权利义务。这一点杨支柱老师最近的趣文“后平房改造风波”（讲高校青年老师当年如何争取自己的住房权利），就是个清晰的例证。杨支柱写到他们校领导为了安抚教工搬家，大言不惭地说“我用人格保证……”，其实，人家要你的“人格”干嘛，人家要的就是一纸公平的契约而已。就是因为没有这纸公平契约，领导和群众斗智斗勇围追堵截鸡飞蛋打弄得有人都以为杨支柱老师开始改写小说了。
不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契约”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在一定意义上，契约精神是整个市场经济乃至现代政治的基础，契约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减少是投资的前提（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投入，而且是个人发展上付出的努力），这也是“50年不动摇”“100年不动摇”之类口号的意义所在。当然，契约精神不仅仅是“签合同”精神，而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协议精神”，否则拿个霸王条款给你签字、不签也得签，那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作秀精神。在我这个情况下，我当然没跟剑桥一条一条就合同内容“讨价还价”过，这是因为“大学工会”已经通过n年的讨价还价把新员工的待遇协商到了一个我可以接受的程度了。我等于是搭了制度的便车。
我自己出国前也在国内某高校工作一年，亲身经历过那种高校青年员工恶劣的生存条件，所以对那种“不把人当人看”的高校文化（当然不仅仅是高校文化）颇有体会。现在剑桥提供给我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奢华的工作生活条件，事实上他们给我的各方面待遇，也只够我过一种朴素的小康生活――但是对此我很知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对待一个新员工的态度，是把这个员工当作一个有人格尊严的人看待的，我没必要“求”任何人得到自己的分内之物，这一点比奢华的条件更重要。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感谢他们，因为人与人之间，就当如此，相互尊重，并因此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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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月中旬去英国，请大家别问了。
2007年8月29日星期三
时尚左翼
在美国，我常常碰到一类人，我称之为“时尚左翼”。就是说，这些人成为“左翼”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他们对政治、政策及其后果的了解，而是为了赶知识界的时髦。正如某些追求时髦的女孩在长裤外面穿裙子是因为“很多电影明星都这样穿”，很多时尚左翼之所以变成左翼是因为“乔姆斯基说过……”。众所周知，在美国知识界，言必称乔姆斯基是件很时髦的事情。
我对“真诚左翼”不反感，甚至可以成为朋友（glj可以作证，是吧？^&^）但是很讨厌“时尚左翼”。在我看来，因为今天他们可以因为追求“时尚感”成为“新左派”，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成为红卫兵，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而成为纳粹近卫军这样的时尚右翼。“时尚X翼”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酷”的感觉而放弃独立思考。而我以为，为了“酷”的感觉放弃独立思考并不比为了权贵而放弃独立思考更可爱。
在中国留美学生当中，“时尚左翼”特别多。为什么呢？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知识界的自省精神起化学反应了呗。所以“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就轻而易举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我呸。美国人怎么认为，我就应该怎么认为啊。
如何辨别时尚左翼呢？当然一个最简单的识别方式，就是辩论的时候不直接讲理，而上来就开始满嘴掉老外的名字，布迪厄，德里达，德勒兹，福柯，霍克海姆、麦克摩尔，乔姆斯基，萨伊德，斯蒂格勒兹……多时髦啊，都乔姆斯基了耶。
这个方法显然不保险，因为很可能误伤好人，有些人可能确切深入地了解了乔姆斯基之后通过理性判断决定喜欢他，还有些人未必喜欢这些人但是出于学术兴趣去深入研究他们……这些情况，当然都算不得狐假虎威的时尚左翼。
更保险的识别方法，有两条（顺便说一句，以下两条也可以用于判断“时尚右翼”，if there is such thing as “时尚右翼”）：
1）除了“表态”以外，他能否为自己支持或者反对什么提供确切的论据。
以前读Bhagwati的《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他就提到，每次国际经合会议或者8国首脑会议，都有很多反对全球化的左翼青年前往抗议示威。有一次他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反对全球化时，他们会说“不公平贸易”、“劳工工资”等等流行的口号，但是如果再具体一点问他们，让他们为观点提供具体依据时，比如“贸易不公平在哪？”“各国劳工工资因为全球化降低了多少？”“你如何解释不少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出口战略摆脱贫困”时，他们就开始语焉不详。换句话说，很多去参加抗议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抗议。他们如此愤怒，以至于都来不及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愤怒。“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high的感觉。”
比如，左翼倾向于认为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个看法有可能是对的（当我说它有可能是对的时，我至少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法，当然我也至少可以举出三个反例）。但是一个真诚左翼和一个时尚左翼的区别在于，一个真诚左翼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了解基础上的，而一个时尚左翼，除了“美国凭什么打伊拉克”这样人云亦云的话，基本上再也说不出什么。
再比如，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特别流行“美国媒体就爱妖魔化中国”，可是当你追问“你在哪个媒体、什么时候看过美国媒体不实事求是地妖魔化中国”时，大多数似乎也举不出什么例证。他们这样说，只不过因为很多人这样说而已。
2）识别时尚左翼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看他在运用自己的左翼思想时，是否使用双重标准。
比如，某些新左人士对美国政府竟然不经审讯就在关塔纳摩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气愤填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成千上万个某功人士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完全无动于衷。比如，左翼人士对美国政府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手段非常不满，但是对某国政府更广泛的、针对普通公民和网民的情报手段却泰然处之。再比如，他们因为布什政府只给资本收益征收15%的税而将布什打成“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对资本收益收0%的税却毫无异议。他们因为美国政府只cover了27%的穷人的医疗保险而没能cover剩下的15%人口简直怒火中烧，但是对自己国家绝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要么只是象征性地拥有医疗保险却无动于衷……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总之，A发生在甲身上，就是十恶不赦，但是A如果发生在乙身上，哪怕严重性放大了一百倍，就屁事不是。这是时尚左翼的一个典型症状。为什么呢？关于某功人士，关于中国网民，关于中国的资本收益……乔姆斯基什么也没说呀。
闹同学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词汇：herd mentality。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羊群心态”？“扎堆心态？”我相信，“羊群心态”不一定是追逐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往往是追求自己的peer group里的主流思潮（peer group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同辈”？“同城”？“同行”？都有点对）。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一个人表面上争做“造反派”的行为其实很可能往往是谄媚自己的peer group里“当权派”，主流里的少数派恰恰是少数派里的主流派。摇滚青年印纹身抽大麻算个例子。文学青年性放纵故作颓废大约也可以算个例子。反正都是那种貌似叛逆其实挺趋炎附势的做法。叛逆的是那个无关痒痛的大体制，谄媚的是那个朝夕共处的小体制。集体嘛，总是温暖的安全的。同理也不难理解美国高校里那种“言必称乔姆斯基”的氛围——虽然乔姆斯基在整个美国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在这个校园，这个教室，这个办公室，这个走廊里，他却很可能是多数派。Why should I care what a farmer in Idaho thinks more than what my colleague next door thinks?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herd mentality，不管它属于哪个翼。
一个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我相信，不但他的主张是建立在对相关事务的了解之上，而且他愿意接受、甚至主动寻找反面信息去求证已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用同一套标准一以贯之地对不同情景作出反应。否则叫什么呢？伪善。
我对“真诚左翼”不反感，甚至可以成为朋友（glj可以作证，是吧？^&^）但是很讨厌“时尚左翼”。在我看来，因为今天他们可以因为追求“时尚感”成为“新左派”，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成为红卫兵，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而成为纳粹近卫军这样的时尚右翼。“时尚X翼”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酷”的感觉而放弃独立思考。而我以为，为了“酷”的感觉放弃独立思考并不比为了权贵而放弃独立思考更可爱。
在中国留美学生当中，“时尚左翼”特别多。为什么呢？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知识界的自省精神起化学反应了呗。所以“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就轻而易举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我呸。美国人怎么认为，我就应该怎么认为啊。
如何辨别时尚左翼呢？当然一个最简单的识别方式，就是辩论的时候不直接讲理，而上来就开始满嘴掉老外的名字，布迪厄，德里达，德勒兹，福柯，霍克海姆、麦克摩尔，乔姆斯基，萨伊德，斯蒂格勒兹……多时髦啊，都乔姆斯基了耶。
这个方法显然不保险，因为很可能误伤好人，有些人可能确切深入地了解了乔姆斯基之后通过理性判断决定喜欢他，还有些人未必喜欢这些人但是出于学术兴趣去深入研究他们……这些情况，当然都算不得狐假虎威的时尚左翼。
更保险的识别方法，有两条（顺便说一句，以下两条也可以用于判断“时尚右翼”，if there is such thing as “时尚右翼”）：
1）除了“表态”以外，他能否为自己支持或者反对什么提供确切的论据。
以前读Bhagwati的《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他就提到，每次国际经合会议或者8国首脑会议，都有很多反对全球化的左翼青年前往抗议示威。有一次他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反对全球化时，他们会说“不公平贸易”、“劳工工资”等等流行的口号，但是如果再具体一点问他们，让他们为观点提供具体依据时，比如“贸易不公平在哪？”“各国劳工工资因为全球化降低了多少？”“你如何解释不少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出口战略摆脱贫困”时，他们就开始语焉不详。换句话说，很多去参加抗议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抗议。他们如此愤怒，以至于都来不及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愤怒。“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high的感觉。”
比如，左翼倾向于认为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个看法有可能是对的（当我说它有可能是对的时，我至少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法，当然我也至少可以举出三个反例）。但是一个真诚左翼和一个时尚左翼的区别在于，一个真诚左翼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了解基础上的，而一个时尚左翼，除了“美国凭什么打伊拉克”这样人云亦云的话，基本上再也说不出什么。
再比如，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特别流行“美国媒体就爱妖魔化中国”，可是当你追问“你在哪个媒体、什么时候看过美国媒体不实事求是地妖魔化中国”时，大多数似乎也举不出什么例证。他们这样说，只不过因为很多人这样说而已。
2）识别时尚左翼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看他在运用自己的左翼思想时，是否使用双重标准。
比如，某些新左人士对美国政府竟然不经审讯就在关塔纳摩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气愤填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成千上万个某功人士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完全无动于衷。比如，左翼人士对美国政府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手段非常不满，但是对某国政府更广泛的、针对普通公民和网民的情报手段却泰然处之。再比如，他们因为布什政府只给资本收益征收15%的税而将布什打成“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对资本收益收0%的税却毫无异议。他们因为美国政府只cover了27%的穷人的医疗保险而没能cover剩下的15%人口简直怒火中烧，但是对自己国家绝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要么只是象征性地拥有医疗保险却无动于衷……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总之，A发生在甲身上，就是十恶不赦，但是A如果发生在乙身上，哪怕严重性放大了一百倍，就屁事不是。这是时尚左翼的一个典型症状。为什么呢？关于某功人士，关于中国网民，关于中国的资本收益……乔姆斯基什么也没说呀。
闹同学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词汇：herd mentality。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羊群心态”？“扎堆心态？”我相信，“羊群心态”不一定是追逐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往往是追求自己的peer group里的主流思潮（peer group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同辈”？“同城”？“同行”？都有点对）。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一个人表面上争做“造反派”的行为其实很可能往往是谄媚自己的peer group里“当权派”，主流里的少数派恰恰是少数派里的主流派。摇滚青年印纹身抽大麻算个例子。文学青年性放纵故作颓废大约也可以算个例子。反正都是那种貌似叛逆其实挺趋炎附势的做法。叛逆的是那个无关痒痛的大体制，谄媚的是那个朝夕共处的小体制。集体嘛，总是温暖的安全的。同理也不难理解美国高校里那种“言必称乔姆斯基”的氛围——虽然乔姆斯基在整个美国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在这个校园，这个教室，这个办公室，这个走廊里，他却很可能是多数派。Why should I care what a farmer in Idaho thinks more than what my colleague next door thinks?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herd mentality，不管它属于哪个翼。
一个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我相信，不但他的主张是建立在对相关事务的了解之上，而且他愿意接受、甚至主动寻找反面信息去求证已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用同一套标准一以贯之地对不同情景作出反应。否则叫什么呢？伪善。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他人瓦上霜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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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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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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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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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2007年8月19日星期日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这个夏天
走在大街上，不再需要往荫凉里赶。晚上睡觉，不再需要开着空调。脚上的指甲油，已经掉得斑斑驳驳。这个夏天，如同一个王朝，气数将尽。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就是总能找到“不去干什么”的理由。夏天之前说要去西岸旅行，最后不了了之。七月四号说去Roosevelt Island看烟花，亦是不了不了。还说要去中央公园看戏，不了了之。说要去现场演出，不了了之。八小姐提议坐热气球，倒是小小心动了一下，一个“唉，那么远啊”，还是不了了之。
除了总能为不做什么找到理由，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总能迅速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事情打进“无意义”的垃圾桶。不，“无意义”这词太愤世嫉俗了，更准确的词是“可有可无”。读“可读可不读”的书，交往“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看“可看可不看”的电影，去“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怎么绝大多数事物看上去都那么可有可无呢？虚无主义这个词已经象健美裤一样80年代一样土，我怎么还穿着它走来走去。
《Secrets and Lies》的结尾，母亲终于跟两个女儿和解，带着她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她往椅子辈子上一靠，说：Oh――this is life.
人活来活去，大约只是、只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片刻：长叹一声，往椅子背后一靠，说：this is life。
回想这个夏天，有几个这样的片刻呢。躺在海边看蓝天算一个。跟四位美女在“成都印象”吃饭有说有笑吃叫花肥肠算一个。《No end of blame》的结尾看那个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时算一个。坐在防火梯阳台上听音乐算一个。特别低落的早晨，醒来看见屋子里有个大活人算一个。
最开始是陪母亲。然后是搬家。备课。写专栏。看书。上网闲逛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暑假最紧迫是改一个paper，但是迟迟不愿动手。到现在还没有动手。书上说，procrastination 最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 “restructure priorities in a reversed way”，哈，连有病都这么经典。
于是这个paper象一只苍蝇一样紧跟着我，我去看电影它也去，我去吃饭它也去，我去上厕所它也去。我一早醒来，它几千只复眼就趴我脸上眨巴着。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一首歌：Save Room （by John Legend）。属于那种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听就会觉得有义务爱上对方的歌曲。
胡兰成评价张爱玲时说她“天道无亲”。这词用在我身上也算是量体裁衣。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知识分子里太老粗，在老粗里太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者面前太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者面前太理想主义。在感性的人面前太理性，在理性的人面前太感性。天道无亲啊，只能在老天爷面前捶胸顿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Will Durant写到亚里斯多德时说：It’s har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i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anything. 我想这是天道无亲的长版英文说法。我想这是一个人追求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比坐牢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更惨痛的代价。
可是有时候真他妈冷。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就是总能找到“不去干什么”的理由。夏天之前说要去西岸旅行，最后不了了之。七月四号说去Roosevelt Island看烟花，亦是不了不了。还说要去中央公园看戏，不了了之。说要去现场演出，不了了之。八小姐提议坐热气球，倒是小小心动了一下，一个“唉，那么远啊”，还是不了了之。
除了总能为不做什么找到理由，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总能迅速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事情打进“无意义”的垃圾桶。不，“无意义”这词太愤世嫉俗了，更准确的词是“可有可无”。读“可读可不读”的书，交往“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看“可看可不看”的电影，去“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怎么绝大多数事物看上去都那么可有可无呢？虚无主义这个词已经象健美裤一样80年代一样土，我怎么还穿着它走来走去。
《Secrets and Lies》的结尾，母亲终于跟两个女儿和解，带着她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她往椅子辈子上一靠，说：Oh――this is life.
人活来活去，大约只是、只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片刻：长叹一声，往椅子背后一靠，说：this is life。
回想这个夏天，有几个这样的片刻呢。躺在海边看蓝天算一个。跟四位美女在“成都印象”吃饭有说有笑吃叫花肥肠算一个。《No end of blame》的结尾看那个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时算一个。坐在防火梯阳台上听音乐算一个。特别低落的早晨，醒来看见屋子里有个大活人算一个。
最开始是陪母亲。然后是搬家。备课。写专栏。看书。上网闲逛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暑假最紧迫是改一个paper，但是迟迟不愿动手。到现在还没有动手。书上说，procrastination 最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 “restructure priorities in a reversed way”，哈，连有病都这么经典。
于是这个paper象一只苍蝇一样紧跟着我，我去看电影它也去，我去吃饭它也去，我去上厕所它也去。我一早醒来，它几千只复眼就趴我脸上眨巴着。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一首歌：Save Room （by John Legend）。属于那种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听就会觉得有义务爱上对方的歌曲。
胡兰成评价张爱玲时说她“天道无亲”。这词用在我身上也算是量体裁衣。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知识分子里太老粗，在老粗里太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者面前太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者面前太理想主义。在感性的人面前太理性，在理性的人面前太感性。天道无亲啊，只能在老天爷面前捶胸顿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Will Durant写到亚里斯多德时说：It’s har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i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anything. 我想这是天道无亲的长版英文说法。我想这是一个人追求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比坐牢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更惨痛的代价。
可是有时候真他妈冷。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欧洲去旅行；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欧洲去旅行；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2007年8月13日星期一
道德极限
有一天就一个问题我和蚊米发生了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水性不好，哪怕在游泳池游泳都不敢去深水区，但是发现我掉到很深的水库里了，假设我不会游泳，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不但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
在我一再声明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不救我我也不会怪他事实上他如果去救我我肯定会怪他之后，蚊米仍然坚持他会去救我。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是我水性不好自身难保，是他掉进水库，我会不会去救他呢？这个这个……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哥”“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或者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面临威胁时，临危不惧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仿佛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
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与歹徒搏斗呢？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但是我还有亲人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跑回去救他呢？
……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象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以前谈起文革时，总听见人说，其实那谁也曾经整过谁谁谁，所以他的下场也是自食其果。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境地：一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一种人是为了保全生命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前者令人唾弃，而后者令人唾弃的同时也令人同情，因为后者面临的是一个“道德极限”。所谓“极端的年代”，就是不断将人逼向“道德极限”的年代，就是一个人面前的选项被粗暴地缩减为“生”或者“死”。
整个延安整风中，不过出了一个王实味；整个庐山会议中，不过出了一个彭德怀；整个文革中，不过出了一个张志新；整个当代中国，也不过出了一个高智晟……现实中的“道德极限”，简直要将人一网打尽呢，哪象好莱坞电影。
去年纽约倒是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地铁站里，一辆火车正在驶入车站，突然一个人晕倒了，从站台上栽到了铁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黑人大叔勇猛地跳下站台，将那个晕倒的人扑到在铁轨上，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的身体，然后列车从他们身体上方疾驰了过去。
他被授予了总统勋章。
后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屡次目测铁轨枕木的凹陷度：他怎么知道火车底座与枕木的距离够两个人身体的厚度呢？如果不够呢？是什么力量让黑人大叔在那一刹那跳下铁轨呢？
那么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呢？
我又一次在“道德极限”面前陷入了焦虑。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地方松了，上方的那个圆形把手突然飞速旋转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和宿舍里的另一个姐们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我就边想：楼上楼上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赶紧逃生，来不及了！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活活地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我甚至可以用《Kite runner》里面那句话来安慰自己：Those who don’t have conscience don’t suffer.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这宽容，这承受，是不是软弱的借口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水性不好，哪怕在游泳池游泳都不敢去深水区，但是发现我掉到很深的水库里了，假设我不会游泳，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不但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
在我一再声明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不救我我也不会怪他事实上他如果去救我我肯定会怪他之后，蚊米仍然坚持他会去救我。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是我水性不好自身难保，是他掉进水库，我会不会去救他呢？这个这个……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哥”“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或者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面临威胁时，临危不惧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仿佛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
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与歹徒搏斗呢？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但是我还有亲人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跑回去救他呢？
……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象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以前谈起文革时，总听见人说，其实那谁也曾经整过谁谁谁，所以他的下场也是自食其果。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境地：一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一种人是为了保全生命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前者令人唾弃，而后者令人唾弃的同时也令人同情，因为后者面临的是一个“道德极限”。所谓“极端的年代”，就是不断将人逼向“道德极限”的年代，就是一个人面前的选项被粗暴地缩减为“生”或者“死”。
整个延安整风中，不过出了一个王实味；整个庐山会议中，不过出了一个彭德怀；整个文革中，不过出了一个张志新；整个当代中国，也不过出了一个高智晟……现实中的“道德极限”，简直要将人一网打尽呢，哪象好莱坞电影。
去年纽约倒是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地铁站里，一辆火车正在驶入车站，突然一个人晕倒了，从站台上栽到了铁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黑人大叔勇猛地跳下站台，将那个晕倒的人扑到在铁轨上，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的身体，然后列车从他们身体上方疾驰了过去。
他被授予了总统勋章。
后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屡次目测铁轨枕木的凹陷度：他怎么知道火车底座与枕木的距离够两个人身体的厚度呢？如果不够呢？是什么力量让黑人大叔在那一刹那跳下铁轨呢？
那么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呢？
我又一次在“道德极限”面前陷入了焦虑。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地方松了，上方的那个圆形把手突然飞速旋转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和宿舍里的另一个姐们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我就边想：楼上楼上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赶紧逃生，来不及了！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活活地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我甚至可以用《Kite runner》里面那句话来安慰自己：Those who don’t have conscience don’t suffer.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这宽容，这承受，是不是软弱的借口而已？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不告白不告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
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2007年8月3日星期五
关于Me Generation一文
看了“时代”上那篇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扯几句感想。
那个报道对小精子及其朋友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政治与民主。
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me generation”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89 generation”，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民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政治？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很简单，这跟generation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制度的产物：当前中国的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在“谁有钱谁大爷”的氛围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更糟的是，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政府打压，失去工作、人身伤害、甚至坐牢，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地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施暴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人家的存在榨出你皮袍下的小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说明：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包括政客关心自己的仕途，或者一般人对政客仕途的关心。关心黄菊什么时候死，或者张玉凤到底与毛泽东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关心八卦而已。本质上，关心政治是对我们所置身的公共生活其规则、其资源、其组织方式的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冷漠并不是中立，当一个暴徒殴打一个弱者，你站在一旁默不做声时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象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
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当然，我同意“Me generation”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只有直接跟政府“冲撞”才是关心政治。你开一个遵守劳动法的工厂，解决一批人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政治的积极贡献。
在平客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我还没有贴出），提到在苏丹达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Again，制度啊制度。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政府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抖抖瑟瑟地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自由的社会里，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扎根也会影响文化。本来，我不关心政治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慢慢地，为了自我辩护，它成了一种道义的选择。“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变成了“对的、好的、值得炫耀的”的东西。对政治的关心亦是如此，很多美国大学生最初参与政治团体可能仅仅是为了多一个“group to hang out”，但是慢慢的，各种集体活动强化了公共意识，使关心参与政治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女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XX年到XX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嘛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奴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它的错误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小精子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了。当然，避重就轻一贯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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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此文不针对Vicky小精子，我非常喜欢小精子。
那个报道对小精子及其朋友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政治与民主。
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me generation”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89 generation”，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民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政治？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很简单，这跟generation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制度的产物：当前中国的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在“谁有钱谁大爷”的氛围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更糟的是，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政府打压，失去工作、人身伤害、甚至坐牢，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地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施暴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人家的存在榨出你皮袍下的小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说明：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包括政客关心自己的仕途，或者一般人对政客仕途的关心。关心黄菊什么时候死，或者张玉凤到底与毛泽东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关心八卦而已。本质上，关心政治是对我们所置身的公共生活其规则、其资源、其组织方式的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冷漠并不是中立，当一个暴徒殴打一个弱者，你站在一旁默不做声时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象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
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当然，我同意“Me generation”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只有直接跟政府“冲撞”才是关心政治。你开一个遵守劳动法的工厂，解决一批人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政治的积极贡献。
在平客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我还没有贴出），提到在苏丹达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Again，制度啊制度。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政府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抖抖瑟瑟地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自由的社会里，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扎根也会影响文化。本来，我不关心政治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慢慢地，为了自我辩护，它成了一种道义的选择。“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变成了“对的、好的、值得炫耀的”的东西。对政治的关心亦是如此，很多美国大学生最初参与政治团体可能仅仅是为了多一个“group to hang out”，但是慢慢的，各种集体活动强化了公共意识，使关心参与政治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女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XX年到XX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嘛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奴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它的错误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小精子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了。当然，避重就轻一贯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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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此文不针对Vicky小精子，我非常喜欢小精子。
2007年8月1日星期三
Opinion vs. Knowledge
这两天学习了n篇曼昆的博客，立刻喜欢上了这头中年哈佛帅哥。
老实说，虽然我时不时自称文青和愤青，牛博上我最关注的其实那些点击率较低的经济写手。抒情我会，所以我不稀罕。表态我也会，所以我也不稀罕。在一些文青写手越来越文、愤青写手越来越愤、读者越来越打打杀杀的氛围下，我对抒情和表态就更不稀罕了。我比较稀罕的是知识和论据。我老觉得，中国过去这一百年走了这么多弯路，就是因为抒情和表态的人太多了，讲知识和论据的人太少了。
来说说我为什么喜欢曼老师吧。
比如，前一段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我的偶像、股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我的秘书比我交的税还要高”（大意）。巴菲特一言既出，美国左派如获至宝，立刻出来指责万恶的美国政府如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通过事实，破除了该myth。事实是：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联邦税税率为4.5%，最富的1％人口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买卖和红利，which is subject to a lower tax rate (15％)，and which, 并不是大部分富人发财的方式。
再比如，中外左派都特别热爱歌颂高税收高福利的“欧式资本主义”，鄙视“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再一次通过事实带领我们认识“欧式资本主义”的代价。请看这段：
One of Mr. Paulson's first briefings from the Treasury staff should be about what high taxes have done to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Nobel laureate Edward Prescott and by economists Steven Davis and Magnus Henrekson, the high tax rates in Europe have reduced work effort and distorted the industrial mix. The Davis-Henrekson study reports that a tax increase of 12.8 percentage points (a chang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reduces work for an average adult by 122 hours per year. It also reduce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by 4.9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3.8% of GDP. As Mr. Paulson works to resolve the fiscal imbalance, he should keep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firmly in mind.
再比如，另一个在西方学界颇流行的myth就是“全球化”如何增加贫富悬殊破坏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曼老师推荐的这个piece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myth所隐藏的很多事实。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对教育和工作勤奋度作出的反应，而不是跨国公司的阴谋，比如，“As Ron Haskin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ted recentl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between 1991 and 2005, ''the bottom fifth increased its earnings by 80 percent, compared with around 50 percent for the highest-income group and around 20 percent for each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当然你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对事实的掌握都因其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但是，去反驳这些有选择性的事实，也需要拿出另一套具有选择性的事实，而不是靠骂街或者煽情。Tell me what, and then tell me why。
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democracy puts opinion above knowledge. 我不认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是柏拉图当年批评的直接民主，而且我相信今天的民主机制plus现代信息传播机制启动了很多理性辩论的元素，但是我同意柏拉图的一点，就是反感那种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习惯。
我的感觉，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人，一般是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立场、群众、理想、道义、社会、解放、热爱、阴谋、走狗、终极、打倒、“一定要”。而置knowledge于opinion之上的人，一般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逻辑、事实、经验、悖论、个人、偏好、当前、可能，“问题是”。在我看来，聪明人和笨蛋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和派别，而在于他们能否就自己的观点说出有理有据的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有水平的“论敌”远甚于就知道吓吵吵的“战友”。Ultimately，opinion without knowledge is nothing but bias. Or worse, bullshit.
大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学术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对“学术界”的反感而反感过“学术”本身。或者说，就算我反感“学术”，我从来不敢反感学术所包含的思维方式。谁不热爱抒情或者表态里面的痛快劲呢？“问题是”，每一个摇滚party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都有无数的垃圾需要清理。我早就说过，在文青背后，愤青背后，我的灵魂深处，是一个冷竣、孤僻、朝着摇滚party转过身去的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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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并不讨厌抒情，只是讨厌用抒情的方式谈论政治。
老实说，虽然我时不时自称文青和愤青，牛博上我最关注的其实那些点击率较低的经济写手。抒情我会，所以我不稀罕。表态我也会，所以我也不稀罕。在一些文青写手越来越文、愤青写手越来越愤、读者越来越打打杀杀的氛围下，我对抒情和表态就更不稀罕了。我比较稀罕的是知识和论据。我老觉得，中国过去这一百年走了这么多弯路，就是因为抒情和表态的人太多了，讲知识和论据的人太少了。
来说说我为什么喜欢曼老师吧。
比如，前一段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我的偶像、股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我的秘书比我交的税还要高”（大意）。巴菲特一言既出，美国左派如获至宝，立刻出来指责万恶的美国政府如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通过事实，破除了该myth。事实是：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联邦税税率为4.5%，最富的1％人口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买卖和红利，which is subject to a lower tax rate (15％)，and which, 并不是大部分富人发财的方式。
再比如，中外左派都特别热爱歌颂高税收高福利的“欧式资本主义”，鄙视“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再一次通过事实带领我们认识“欧式资本主义”的代价。请看这段：
One of Mr. Paulson's first briefings from the Treasury staff should be about what high taxes have done to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Nobel laureate Edward Prescott and by economists Steven Davis and Magnus Henrekson, the high tax rates in Europe have reduced work effort and distorted the industrial mix. The Davis-Henrekson study reports that a tax increase of 12.8 percentage points (a chang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reduces work for an average adult by 122 hours per year. It also reduce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by 4.9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3.8% of GDP. As Mr. Paulson works to resolve the fiscal imbalance, he should keep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firmly in mind.
再比如，另一个在西方学界颇流行的myth就是“全球化”如何增加贫富悬殊破坏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曼老师推荐的这个piece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myth所隐藏的很多事实。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对教育和工作勤奋度作出的反应，而不是跨国公司的阴谋，比如，“As Ron Haskin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ted recentl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between 1991 and 2005, ''the bottom fifth increased its earnings by 80 percent, compared with around 50 percent for the highest-income group and around 20 percent for each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当然你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对事实的掌握都因其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但是，去反驳这些有选择性的事实，也需要拿出另一套具有选择性的事实，而不是靠骂街或者煽情。Tell me what, and then tell me why。
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democracy puts opinion above knowledge. 我不认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是柏拉图当年批评的直接民主，而且我相信今天的民主机制plus现代信息传播机制启动了很多理性辩论的元素，但是我同意柏拉图的一点，就是反感那种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习惯。
我的感觉，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人，一般是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立场、群众、理想、道义、社会、解放、热爱、阴谋、走狗、终极、打倒、“一定要”。而置knowledge于opinion之上的人，一般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逻辑、事实、经验、悖论、个人、偏好、当前、可能，“问题是”。在我看来，聪明人和笨蛋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和派别，而在于他们能否就自己的观点说出有理有据的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有水平的“论敌”远甚于就知道吓吵吵的“战友”。Ultimately，opinion without knowledge is nothing but bias. Or worse, bullshit.
大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学术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对“学术界”的反感而反感过“学术”本身。或者说，就算我反感“学术”，我从来不敢反感学术所包含的思维方式。谁不热爱抒情或者表态里面的痛快劲呢？“问题是”，每一个摇滚party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都有无数的垃圾需要清理。我早就说过，在文青背后，愤青背后，我的灵魂深处，是一个冷竣、孤僻、朝着摇滚party转过身去的老头子。
－－－－－－－－－
ps. 并不讨厌抒情，只是讨厌用抒情的方式谈论政治。
2007年7月30日星期一
金碗
有位同学说，“金碗”是最好的小说。由于我对该同学的品味深信不疑，当机立断地从网上买了一本，结果，好像买了一座珠峰回来，吭哧吭哧，怎么也爬不完。
该书的问题是，每一句话都是九曲回肠，都要起码读两遍才能读懂，对于我这种把读小说当作冲浪运动而不是爬山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后来该书不失时机地掉到了床底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它在床底下躺着了。
问题是，我对它在床底下躺着这事如此conscious，简直就象是在床底下藏了一具尸体，并且该尸体发出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清晰。
我对此同学的品味仍然深信不疑，但是我同样对自己的理解力深信不疑，鉴于在金碗这个问题上，这两种深信不疑是矛盾的，我该怎么办呢？
我猜想该同学热爱这部小说，是因为这小说中暗藏的隐喻。一只暗藏缺陷的金碗，有如上帝对人的设计。于是，阅读这个小说的过程，成了一个人性的福尔摩斯解读密码的过程。但是，难道隐喻不已经是一种非常老土的文学创作方式了吗？难道聪明如该同学，不能够迅速识破作者给自己或者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诠释陷阱吗？
但是，诠释的陷阱是可能、可以、有必要避免的吗？难道在阅读中追逐中心思想，不是象在饿了追逐吃的、混乱了追求政府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我疑心大部分的阅读心得都是一种“倒推”的结果：既然专家说“尤利西斯”、“在路上”、“北回归线”是“经典”，那么我要做的不是去判断它是不是经典，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为其经典性寻找依据。一旦找到了，那么我就是专家群体中的一员了，这是多么叫人安心的一种感受啊：“专家感”令人充满智力上的自信，而“群体感”令人充满了社会化的温暖。
当然还有寻宝的游戏性。
问题是，如果你潜意识里已经把它当作经典了，你怎么会找不到它的经典性呢？就象如果你用猪蹄汁去浇鲍鱼，它怎么可能不好吃呢？你就是用猪蹄汁去浇萝卜白菜，它也一样好吃的。
难道说一切专家意见本质上都是迷信？
为了给自己的理解力辩护，我不惜把该同学的智力说成是猪蹄汁，可见人在关键时刻，在自己的理解力和别人的鉴赏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自私的。
出于把一个尸体藏在床底下的歉疚之情，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扩散的气味。这气味如此之突兀，我想不但书里的金碗是一个隐喻，我与这本书的关系也慢慢成了一个隐喻。它象一个逐渐扩大的裂缝，隐藏在我对该同学深深的信任里。当然我和该同学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隐喻这个词就是这样变得无聊起来。
刚才心血来潮，从床底下捡出“金碗”，翻到折页的地方。
There had not yet been quite so much, on all the showing, as since their return from their twenty months in America, as since their settlement again in England, experimental though it was, and the consequent sense, how quite established for him, of a domestic air that had cleared and lightened, producing the effect, for their common personal life, of wider perspectives and large waiting spaces.
两遍都不够呢，简直要读三遍、四遍、无穷遍。
多么沉重的又一个隐喻。
我决定制造一场事故，让该书回到床底下去。
该书的问题是，每一句话都是九曲回肠，都要起码读两遍才能读懂，对于我这种把读小说当作冲浪运动而不是爬山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后来该书不失时机地掉到了床底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它在床底下躺着了。
问题是，我对它在床底下躺着这事如此conscious，简直就象是在床底下藏了一具尸体，并且该尸体发出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清晰。
我对此同学的品味仍然深信不疑，但是我同样对自己的理解力深信不疑，鉴于在金碗这个问题上，这两种深信不疑是矛盾的，我该怎么办呢？
我猜想该同学热爱这部小说，是因为这小说中暗藏的隐喻。一只暗藏缺陷的金碗，有如上帝对人的设计。于是，阅读这个小说的过程，成了一个人性的福尔摩斯解读密码的过程。但是，难道隐喻不已经是一种非常老土的文学创作方式了吗？难道聪明如该同学，不能够迅速识破作者给自己或者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诠释陷阱吗？
但是，诠释的陷阱是可能、可以、有必要避免的吗？难道在阅读中追逐中心思想，不是象在饿了追逐吃的、混乱了追求政府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我疑心大部分的阅读心得都是一种“倒推”的结果：既然专家说“尤利西斯”、“在路上”、“北回归线”是“经典”，那么我要做的不是去判断它是不是经典，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为其经典性寻找依据。一旦找到了，那么我就是专家群体中的一员了，这是多么叫人安心的一种感受啊：“专家感”令人充满智力上的自信，而“群体感”令人充满了社会化的温暖。
当然还有寻宝的游戏性。
问题是，如果你潜意识里已经把它当作经典了，你怎么会找不到它的经典性呢？就象如果你用猪蹄汁去浇鲍鱼，它怎么可能不好吃呢？你就是用猪蹄汁去浇萝卜白菜，它也一样好吃的。
难道说一切专家意见本质上都是迷信？
为了给自己的理解力辩护，我不惜把该同学的智力说成是猪蹄汁，可见人在关键时刻，在自己的理解力和别人的鉴赏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自私的。
出于把一个尸体藏在床底下的歉疚之情，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扩散的气味。这气味如此之突兀，我想不但书里的金碗是一个隐喻，我与这本书的关系也慢慢成了一个隐喻。它象一个逐渐扩大的裂缝，隐藏在我对该同学深深的信任里。当然我和该同学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隐喻这个词就是这样变得无聊起来。
刚才心血来潮，从床底下捡出“金碗”，翻到折页的地方。
There had not yet been quite so much, on all the showing, as since their return from their twenty months in America, as since their settlement again in England, experimental though it was, and the consequent sense, how quite established for him, of a domestic air that had cleared and lightened, producing the effect, for their common personal life, of wider perspectives and large waiting spaces.
两遍都不够呢，简直要读三遍、四遍、无穷遍。
多么沉重的又一个隐喻。
我决定制造一场事故，让该书回到床底下去。
2007年7月25日星期三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在starbucks迅速占领了自己常坐的那个座位。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儿，酷似马克思，尤其那一把充满了智慧感的大胡子。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叠报纸。
但马克思先生没在读报纸或者写资本论。他在晃，一直在晃。开始是上半身前后呈30弧度地晃，然后上半身停下来，右腿开始晃。这样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消失了。我大喜过望。结果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这次，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面对我，弯着腰，两个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开始晃，先左腿，后右腿，先左腿，后右腿，象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摆动幅度、方向、频率非常机械均匀。
我在备课。我，一个人民教师在从事神圣的备课事业，但是两尺之外的马克思先生在不停地机械地晃动。当然我可以换一个座位，但是我对不断晃动的马克思先生的体力和毅力发生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超过了我被annoyed的程度。于是一个有晃动强迫症的人，和一个有好奇心强迫症的人，僵持在了那里。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这是Tom Waits的一首歌。虽然这是他的歌里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首，但是当老头儿在我左边做机械摇摆运动时，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这句歌词。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What the hell is he building there?
百老汇大街上100街到110街处，每天出没着一个黑人。穿黑色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沿帽子，背着一个大黑包，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大喊: Lord，I love you! I love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深夜，外面下雨，我还透过雨声听到他在大街上喊Lord,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 Hallelujah，还有比这更诗意的疯子吗？
大一那年，我去教二四楼上自习。那是一个中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低着头看书。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人，我并没有抬头，因为觉得是另一个上自习的人。那个人走到了窗口，站在那里眺望窗外。我看书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已经长得有些蹊跷了，于是我抬头，看见那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在对着我手淫。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子的性器官，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来那是一个性器官，因为它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鸡鸡”是多么的不同啊。它竟然是红色的！但是理智告诉我长在男人那个部位的只能是性器官，理智还告诉我面对一个在中午的教室里玩弄自己性器官的青年行为艺术家我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大学生应该夺门而逃。于是我就夺门而逃了。
我记得自己刮过他身边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特别特别……哀怨。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hose people with another level of mental equilibrium.
Equilibrium，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相信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说过的蠢话、做过的蠢事、交过的蠢朋友，羞愧难当，所以一疯了之。出于从记忆中解放自己的美好愿望，他们乘坐着秘密飞船，飞到了另一个equilibrium里。
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理论，表达的仅仅是我对自己前景的恐惧。也或者，在我看来，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
到我离开starbucks的时候，老头终于停止了晃动。
他晃累了，晃累了的马克思先生静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象咖啡馆里所有其他老头一样，安详地读纽约时报。
So, what has he built there?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儿，酷似马克思，尤其那一把充满了智慧感的大胡子。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叠报纸。
但马克思先生没在读报纸或者写资本论。他在晃，一直在晃。开始是上半身前后呈30弧度地晃，然后上半身停下来，右腿开始晃。这样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消失了。我大喜过望。结果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这次，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面对我，弯着腰，两个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开始晃，先左腿，后右腿，先左腿，后右腿，象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摆动幅度、方向、频率非常机械均匀。
我在备课。我，一个人民教师在从事神圣的备课事业，但是两尺之外的马克思先生在不停地机械地晃动。当然我可以换一个座位，但是我对不断晃动的马克思先生的体力和毅力发生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超过了我被annoyed的程度。于是一个有晃动强迫症的人，和一个有好奇心强迫症的人，僵持在了那里。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这是Tom Waits的一首歌。虽然这是他的歌里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首，但是当老头儿在我左边做机械摇摆运动时，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这句歌词。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What the hell is he building there?
百老汇大街上100街到110街处，每天出没着一个黑人。穿黑色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沿帽子，背着一个大黑包，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大喊: Lord，I love you! I love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深夜，外面下雨，我还透过雨声听到他在大街上喊Lord,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 Hallelujah，还有比这更诗意的疯子吗？
大一那年，我去教二四楼上自习。那是一个中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低着头看书。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人，我并没有抬头，因为觉得是另一个上自习的人。那个人走到了窗口，站在那里眺望窗外。我看书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已经长得有些蹊跷了，于是我抬头，看见那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在对着我手淫。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子的性器官，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来那是一个性器官，因为它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鸡鸡”是多么的不同啊。它竟然是红色的！但是理智告诉我长在男人那个部位的只能是性器官，理智还告诉我面对一个在中午的教室里玩弄自己性器官的青年行为艺术家我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大学生应该夺门而逃。于是我就夺门而逃了。
我记得自己刮过他身边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特别特别……哀怨。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hose people with another level of mental equilibrium.
Equilibrium，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相信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说过的蠢话、做过的蠢事、交过的蠢朋友，羞愧难当，所以一疯了之。出于从记忆中解放自己的美好愿望，他们乘坐着秘密飞船，飞到了另一个equilibrium里。
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理论，表达的仅仅是我对自己前景的恐惧。也或者，在我看来，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
到我离开starbucks的时候，老头终于停止了晃动。
他晃累了，晃累了的马克思先生静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象咖啡馆里所有其他老头一样，安详地读纽约时报。
So, what has he built there?
2007年7月24日星期二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
也请鸵鸟老师进
鸵鸟老师在小昭博客后面指名道姓地跟我叫板，为了“越辩越明”的真理，我只能拨开鸵鸟老师明显的恶意，忍辱负重地应战了。
鸵鸟老师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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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刘同学【DP注：被鸵鸟老师误认为是我的一位同学】是醉钢琴，在这儿说不要一锅烩就很虚伪，悍然关闭评论后，必将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呀，真是比刘天昭有主见。所以，假如你是，既然跟在本鸵后面说话，我就评论评论你。也许醉钢琴确实是哈佛的政治学博士，我在哈佛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听说过你这个人，但从未见你参加过任何讨论——只要你参加，不会逃过这几个活动量极大的家伙的眼睛的，对一个社会科学的博士，从不参加各种社团的seminar，这意味着什么？醉钢琴老师一提起汪晖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其实就你这种水平汪晖哪儿知道你是谁啊？假装吃苍蝇的机会都没有。贬汪一定扬秦吧？秦晖论证得清清楚楚：集权有助于效率，但不利于公平。关键区别就是这个：真正的对立是公平与效率，而不是民主与效率。我宁死也不相信哈佛博士会不知道民主和公平是两个概念，但就是这个小儿科的概念，让《民主与效率》跟垃圾划上了等号。醉钢琴老师自作聪明的发明了一个政策制定效率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区别，不过是个语言游戏罢了，完全证明不了民主和效率正相关。不错，中国的土改相当于土抢，全抢到国家手里了，很集权，印度的土地基本是种姓时期遗留，尊重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产权，很民主。但是请问：修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占地，直接贴布告征地和与成千上万的业主谈判，显然都不属于你这里定义的政策制定而是政策执行，那么是集权产生的政策效率高还是民主产生的政策效率高？根据以往醉老师把本鸵的问题高屋建瓴地简化为一个不堪一击的论点再抡起来猛揍的经验，本鸵认为醉钢琴老师面对这个问题很难保持既诚实又自信。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就是一个集权的结果，但是它保障了企业用地的低成本、保障了基础建设的低成本，基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别还保障了人工的低成本，构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根本内推力，这就是集权的效率。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道义上的纯粹和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往往是矛盾的，这个正宗的自由主义批判话语现在可以批评大多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谁愿意抑制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欲望？
醉钢琴老师这种文风表现最恶劣的地方，是偏颇举证，却一副全知全能的口吻，对汪晖的批判基本上可以用“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来代替——这种典型的左派思维现在在自由主义愤青当中相当流行。结果也很恶劣，就是道德化和非理性化了一批自由主义爱好者，共产、纳粹，任何意识形态的煽动都是这个路数。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你们南方媒体，徐列同学对这样文章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还是太臣服于民粹对所谓美国经验的热爱，是另一种没有独立精神的表现。那就别挤兑《读书》了吧。――――――――――――――――――――――
我的回答：
1．我不是哈佛政治学博士，只是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除掉寒暑假，掐头去尾，只有7、8个月。如果非要计算，在这期间，大约参加过15个讲座左右。“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
2．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是哈佛博士，不去参加社团seminar关任何人屁事吗？就爱自己看书学习找自己的朋友同学导师讨论问题不可以吗？或者，我去参加的各种seminar碰巧你那些“活动量极大的”朋友没去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有认出我来，不可以吗？连这个都拿来指控我，您不觉得很无聊吗？当然，就这个问题的论证方式和批判角度，确实客观反映了您的辩论水平。
3．关于“民主与效率”一文，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民主促进效率”或者试图“证明民主和效率正相关”，更没有说“民主等于公平”，只是试图说明“集权提高效率”这个说法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言自明。Again,先去弄清楚别人的看法as a matter of fact是什么再去做你的价值判断。对于那种把自己的愚蠢看法强加给别人然后开始大战风车的做法，我向来非常鄙视。当然，如果你不理解“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和“民主一定提高效率”这两句话之间的区别，建议重修大一的逻辑学原理，要不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也行：“高个子不一定身材好”以及“矮个子一定身材好”，怎么样，体会出区别吗？
4．之所以说“集权一定提高效率”这个说法不是“不言自明”的，是因为从单独某一件事、工程的决策甚至执行效率来说，集权很可能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把每一件事、工程的经济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外部及长期后果、资源使用率计算进去，集权未必提高这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到最后经济效率赶不上西方世界。
5．举例来说，对于挣钱，最有效率的，莫过于抢银行了。对于抢劫犯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抢到钱，可以说“抢劫提高效率”（呵呵，土改、集体化……）。问题是，这件事情的效率后果是什么呢？（不谈道义后果）第一，警察要来调查办案，花费纳税人的公务资源；第二，如果出现了伤亡，清洁工要来打扫清理，医院要来抢救，花费纳税人另两项公务资源；第三，银行以后要雇更多的保安或者提高反抢劫的技术投入，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第四，许多人从此不敢到这个银行存钱了，降低了这个银行的收入来源；第五，抢劫犯拿到这个钱可能吃喝嫖赌挥霍了，但是这个钱如果被银行作为贷款发放到投资当中，很可能带动更大的GDP增长……如果全社会的财富都靠抢银行得到，我们能够想象，银行都将面临破产，整个社会的资本市场崩溃。不错，对于能够抢到钱的人来说，抢劫“提高效率”，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长远来说，抢劫一定提高效率吗？
6．既然我想说明的是“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我当然要举“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例子了，结果就成了“恶劣文风”、“不诚实”、“全知全能的口吻”、“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哇塞，您视力真好，就那么两个例子，您看出了那么多叵测居心。不过我倒奇怪，如果同理可推的话，您用“修路”、“征地”中印对比的例子说明“集权提高效率”，是不是也属于用心险恶的“偏颇举证”、“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呢？还是，大家有理说理，谁也别给谁戴高帽子比较好？
7．“民主”还是“集权”提高效率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效率输于民主的美国”的例子，也有“高度集权的中国经济效率高于民主的印度”的例子，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做统计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首先有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效率”，定义“效率”，测量“效率”的问题。其次，在对“民主”和“效率”的含义得出共识的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经验数据。再次，就算我们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也很难说它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因为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现象是“瞬息万变”的，一条社会科学得出的规律必须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做出调校。这些，我没有能力做到，而且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不确定，就算我所敬重的秦晖老师都已经断言“集权提高效率”了，我还是不能仅仅因为他这么说了就同样断言。不过，既然您对“集权提高效率”似乎很肯定的样子，我想知道您的论据是什么呢？仅仅因为中印修路征地对比这个“偏颇举证”？
8．我的确不喜欢汪晖，但首先是因为他拧巴的文风，其次才是他的政治观念。新左派当中，文风踏实的，即使意见和我不一致，我也都尊重，崔之元、王绍光颇有些文章还值得一读。“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从何说起呢？又把您的愚蠢观点强加给我然后大加批判？这倒的确是“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的捷径。而且，我很奇怪，这场讨论跟汪晖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您要把他给扯进来呢？
9．本来讨论问题呢，大家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但您上来就剑拔弩张地恶语相向，我不禁有些“愕然”。后来看到您在其它地方的“点拨”，仔细一想，原来是大半年前曾经和您有过一场就事论事的辩论。呵呵，grudge的力量啊，要不都能拍出两集恐怖片呢。
10． 如果您觉得读以我的水平写出来的东西就象“吞苍蝇”，我倒奇怪，您怎么这么坚持不懈地“吞苍蝇”呢？自虐狂？为了您的身心健康，还是别“吞苍蝇”了吧，还是读汪晖和《读书》陶冶情操吧，祝您思想越来越健康。
－－－－－－－－－－－－
确实不爱听seminar，一大半听了都后悔。
鸵鸟老师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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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刘同学【DP注：被鸵鸟老师误认为是我的一位同学】是醉钢琴，在这儿说不要一锅烩就很虚伪，悍然关闭评论后，必将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呀，真是比刘天昭有主见。所以，假如你是，既然跟在本鸵后面说话，我就评论评论你。也许醉钢琴确实是哈佛的政治学博士，我在哈佛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听说过你这个人，但从未见你参加过任何讨论——只要你参加，不会逃过这几个活动量极大的家伙的眼睛的，对一个社会科学的博士，从不参加各种社团的seminar，这意味着什么？醉钢琴老师一提起汪晖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其实就你这种水平汪晖哪儿知道你是谁啊？假装吃苍蝇的机会都没有。贬汪一定扬秦吧？秦晖论证得清清楚楚：集权有助于效率，但不利于公平。关键区别就是这个：真正的对立是公平与效率，而不是民主与效率。我宁死也不相信哈佛博士会不知道民主和公平是两个概念，但就是这个小儿科的概念，让《民主与效率》跟垃圾划上了等号。醉钢琴老师自作聪明的发明了一个政策制定效率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区别，不过是个语言游戏罢了，完全证明不了民主和效率正相关。不错，中国的土改相当于土抢，全抢到国家手里了，很集权，印度的土地基本是种姓时期遗留，尊重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产权，很民主。但是请问：修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占地，直接贴布告征地和与成千上万的业主谈判，显然都不属于你这里定义的政策制定而是政策执行，那么是集权产生的政策效率高还是民主产生的政策效率高？根据以往醉老师把本鸵的问题高屋建瓴地简化为一个不堪一击的论点再抡起来猛揍的经验，本鸵认为醉钢琴老师面对这个问题很难保持既诚实又自信。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就是一个集权的结果，但是它保障了企业用地的低成本、保障了基础建设的低成本，基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别还保障了人工的低成本，构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根本内推力，这就是集权的效率。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道义上的纯粹和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往往是矛盾的，这个正宗的自由主义批判话语现在可以批评大多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谁愿意抑制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欲望？
醉钢琴老师这种文风表现最恶劣的地方，是偏颇举证，却一副全知全能的口吻，对汪晖的批判基本上可以用“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来代替——这种典型的左派思维现在在自由主义愤青当中相当流行。结果也很恶劣，就是道德化和非理性化了一批自由主义爱好者，共产、纳粹，任何意识形态的煽动都是这个路数。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你们南方媒体，徐列同学对这样文章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还是太臣服于民粹对所谓美国经验的热爱，是另一种没有独立精神的表现。那就别挤兑《读书》了吧。――――――――――――――――――――――
我的回答：
1．我不是哈佛政治学博士，只是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除掉寒暑假，掐头去尾，只有7、8个月。如果非要计算，在这期间，大约参加过15个讲座左右。“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
2．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是哈佛博士，不去参加社团seminar关任何人屁事吗？就爱自己看书学习找自己的朋友同学导师讨论问题不可以吗？或者，我去参加的各种seminar碰巧你那些“活动量极大的”朋友没去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有认出我来，不可以吗？连这个都拿来指控我，您不觉得很无聊吗？当然，就这个问题的论证方式和批判角度，确实客观反映了您的辩论水平。
3．关于“民主与效率”一文，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民主促进效率”或者试图“证明民主和效率正相关”，更没有说“民主等于公平”，只是试图说明“集权提高效率”这个说法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言自明。Again,先去弄清楚别人的看法as a matter of fact是什么再去做你的价值判断。对于那种把自己的愚蠢看法强加给别人然后开始大战风车的做法，我向来非常鄙视。当然，如果你不理解“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和“民主一定提高效率”这两句话之间的区别，建议重修大一的逻辑学原理，要不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也行：“高个子不一定身材好”以及“矮个子一定身材好”，怎么样，体会出区别吗？
4．之所以说“集权一定提高效率”这个说法不是“不言自明”的，是因为从单独某一件事、工程的决策甚至执行效率来说，集权很可能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把每一件事、工程的经济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外部及长期后果、资源使用率计算进去，集权未必提高这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到最后经济效率赶不上西方世界。
5．举例来说，对于挣钱，最有效率的，莫过于抢银行了。对于抢劫犯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抢到钱，可以说“抢劫提高效率”（呵呵，土改、集体化……）。问题是，这件事情的效率后果是什么呢？（不谈道义后果）第一，警察要来调查办案，花费纳税人的公务资源；第二，如果出现了伤亡，清洁工要来打扫清理，医院要来抢救，花费纳税人另两项公务资源；第三，银行以后要雇更多的保安或者提高反抢劫的技术投入，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第四，许多人从此不敢到这个银行存钱了，降低了这个银行的收入来源；第五，抢劫犯拿到这个钱可能吃喝嫖赌挥霍了，但是这个钱如果被银行作为贷款发放到投资当中，很可能带动更大的GDP增长……如果全社会的财富都靠抢银行得到，我们能够想象，银行都将面临破产，整个社会的资本市场崩溃。不错，对于能够抢到钱的人来说，抢劫“提高效率”，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长远来说，抢劫一定提高效率吗？
6．既然我想说明的是“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我当然要举“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例子了，结果就成了“恶劣文风”、“不诚实”、“全知全能的口吻”、“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哇塞，您视力真好，就那么两个例子，您看出了那么多叵测居心。不过我倒奇怪，如果同理可推的话，您用“修路”、“征地”中印对比的例子说明“集权提高效率”，是不是也属于用心险恶的“偏颇举证”、“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呢？还是，大家有理说理，谁也别给谁戴高帽子比较好？
7．“民主”还是“集权”提高效率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效率输于民主的美国”的例子，也有“高度集权的中国经济效率高于民主的印度”的例子，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做统计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首先有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效率”，定义“效率”，测量“效率”的问题。其次，在对“民主”和“效率”的含义得出共识的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经验数据。再次，就算我们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也很难说它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因为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现象是“瞬息万变”的，一条社会科学得出的规律必须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做出调校。这些，我没有能力做到，而且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不确定，就算我所敬重的秦晖老师都已经断言“集权提高效率”了，我还是不能仅仅因为他这么说了就同样断言。不过，既然您对“集权提高效率”似乎很肯定的样子，我想知道您的论据是什么呢？仅仅因为中印修路征地对比这个“偏颇举证”？
8．我的确不喜欢汪晖，但首先是因为他拧巴的文风，其次才是他的政治观念。新左派当中，文风踏实的，即使意见和我不一致，我也都尊重，崔之元、王绍光颇有些文章还值得一读。“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从何说起呢？又把您的愚蠢观点强加给我然后大加批判？这倒的确是“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的捷径。而且，我很奇怪，这场讨论跟汪晖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您要把他给扯进来呢？
9．本来讨论问题呢，大家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但您上来就剑拔弩张地恶语相向，我不禁有些“愕然”。后来看到您在其它地方的“点拨”，仔细一想，原来是大半年前曾经和您有过一场就事论事的辩论。呵呵，grudge的力量啊，要不都能拍出两集恐怖片呢。
10． 如果您觉得读以我的水平写出来的东西就象“吞苍蝇”，我倒奇怪，您怎么这么坚持不懈地“吞苍蝇”呢？自虐狂？为了您的身心健康，还是别“吞苍蝇”了吧，还是读汪晖和《读书》陶冶情操吧，祝您思想越来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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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爱听seminar，一大半听了都后悔。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
wind from the window
1．
我很想去蒸包子吃，但是现在是半夜两点半，而且我已经史无前例地胖。
哪怕只蒸一个呢。
2．
你只能是你所是的那个人，这事真让人沮丧。你会间歇性地因为受谁谁谁的影响、或者因为受了什么刺激，依靠决心或者潜意识的力量，暂时地变成另一个人，用他的语气说话、思考、做事、写文章，但是你的自我就象一个磁场，它会飞快地校正那个误会，让你回到你自己的状态。这事让人沮丧之处在于：它让你意识到努力改变是没有用的，不但没有用，而且是滑稽的。从高处俯瞰这个努力，就会看到自己和一头狗熊在格斗，但你自己还看不见那头狗熊。
3．
下午从海边回来，坐在车里，四个窗户都敞开了，车开得很快，大风往里灌，灌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收音机里大声放beyond的歌，车里的几个人都很安静地坐着，蚊米干脆睡着了。前座上sp的长发在风中飞舞。那一段路觉得非常快乐，很久没有那样快乐了。
我想这快乐仅仅因为是大风打在脸上，让我产生了一种一群中学生逃课去郊区玩然后扒卡车回城坐在后面的敞蓬拖车处偷着乐的错觉。
拥有了不曾拥有的青春的错觉。
4
据三表的博客说，老罗在身胖志坚地写一本关于减肥的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跟老罗同病相怜了。早上我妈在电话里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减肥秘诀！把绿茶捣碎了，放在酸奶里喝，非常有效！绿茶吸油脂作用非常好！……”
肥胖这件事，和一个流氓政权异曲同工，它扼杀自由，而且无处不在。
哪怕只蒸一个包子呢。
我想象一个小笼包孤零零地被蒸出来的样子。它象一个壮丁，生生地被从包兄包弟中被抓出来，孤零零地忍受蒸气的酷刑，孤零零地冒着热气，孤零零地放在一个无论多小都显得太大的盘子里，蹲在桌子上，午夜两点与一个在饥饿与意志之间孤零零地挣扎的、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对峙。
这么一说，好像我跟这个包子的关系颇有些诗意呢，好像为了这点诗意我非得去蒸一个包子呢。
5．
据说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取决于大脑里serotonin的含量。我想每天早上我大脑里的serotonin一定特别地少，因为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感到无比悲伤，好像每天早上醒来，都重新发现自己醒在一条小木筏子上，而小木筏子被困在汪洋大海里。这悲伤不象很多其他时候，并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我暗示的结果，因为它出现在大脑醒转之前，只是沉甸甸、湿漉漉的一团聚拢过来，猝不及防。以前我以为人人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别人并不是这样。这个发现只是让我更加沮丧。
当然，也许早晨的我并不比中午或者晚上更加悲伤，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刹那，在各种“事务”、deadlines、电话、email、表格、论文、饭局、聚会……所有这些泡沫还没有涌现到大脑之前，这悲伤，我与自己的恶劣关系，显得清澈见底而已。
我很想去蒸包子吃，但是现在是半夜两点半，而且我已经史无前例地胖。
哪怕只蒸一个呢。
2．
你只能是你所是的那个人，这事真让人沮丧。你会间歇性地因为受谁谁谁的影响、或者因为受了什么刺激，依靠决心或者潜意识的力量，暂时地变成另一个人，用他的语气说话、思考、做事、写文章，但是你的自我就象一个磁场，它会飞快地校正那个误会，让你回到你自己的状态。这事让人沮丧之处在于：它让你意识到努力改变是没有用的，不但没有用，而且是滑稽的。从高处俯瞰这个努力，就会看到自己和一头狗熊在格斗，但你自己还看不见那头狗熊。
3．
下午从海边回来，坐在车里，四个窗户都敞开了，车开得很快，大风往里灌，灌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收音机里大声放beyond的歌，车里的几个人都很安静地坐着，蚊米干脆睡着了。前座上sp的长发在风中飞舞。那一段路觉得非常快乐，很久没有那样快乐了。
我想这快乐仅仅因为是大风打在脸上，让我产生了一种一群中学生逃课去郊区玩然后扒卡车回城坐在后面的敞蓬拖车处偷着乐的错觉。
拥有了不曾拥有的青春的错觉。
4
据三表的博客说，老罗在身胖志坚地写一本关于减肥的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跟老罗同病相怜了。早上我妈在电话里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减肥秘诀！把绿茶捣碎了，放在酸奶里喝，非常有效！绿茶吸油脂作用非常好！……”
肥胖这件事，和一个流氓政权异曲同工，它扼杀自由，而且无处不在。
哪怕只蒸一个包子呢。
我想象一个小笼包孤零零地被蒸出来的样子。它象一个壮丁，生生地被从包兄包弟中被抓出来，孤零零地忍受蒸气的酷刑，孤零零地冒着热气，孤零零地放在一个无论多小都显得太大的盘子里，蹲在桌子上，午夜两点与一个在饥饿与意志之间孤零零地挣扎的、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对峙。
这么一说，好像我跟这个包子的关系颇有些诗意呢，好像为了这点诗意我非得去蒸一个包子呢。
5．
据说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取决于大脑里serotonin的含量。我想每天早上我大脑里的serotonin一定特别地少，因为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感到无比悲伤，好像每天早上醒来，都重新发现自己醒在一条小木筏子上，而小木筏子被困在汪洋大海里。这悲伤不象很多其他时候，并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我暗示的结果，因为它出现在大脑醒转之前，只是沉甸甸、湿漉漉的一团聚拢过来，猝不及防。以前我以为人人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别人并不是这样。这个发现只是让我更加沮丧。
当然，也许早晨的我并不比中午或者晚上更加悲伤，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刹那，在各种“事务”、deadlines、电话、email、表格、论文、饭局、聚会……所有这些泡沫还没有涌现到大脑之前，这悲伤，我与自己的恶劣关系，显得清澈见底而已。
2007年7月13日星期五
过去的理想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年轻到人们还好奇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一个剧，97年左右，北京，实验剧场，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大到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屏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
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里胡梢的特技、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或者长镜头，没有频繁的画面更新，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某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到老师，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要爬雪山过草地吧，哪象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的一路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当然我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又看了孟京辉。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我所暗恋的人。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便觉得这话剧无比动人、无比美好。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等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
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啊，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总是有各种理由，先是英语不够好，后是忙，或者是不急，总有机会。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蹲下来捡几颗珠宝，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Atlantic Theater,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年轻到人们还好奇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一个剧，97年左右，北京，实验剧场，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大到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屏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
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里胡梢的特技、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或者长镜头，没有频繁的画面更新，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某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到老师，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要爬雪山过草地吧，哪象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的一路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当然我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又看了孟京辉。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我所暗恋的人。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便觉得这话剧无比动人、无比美好。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等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
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啊，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总是有各种理由，先是英语不够好，后是忙，或者是不急，总有机会。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蹲下来捡几颗珠宝，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Atlantic Theater,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
民主与效率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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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2007年7月10日星期二
《蒋介石传》
刚读完《蒋介石传》(by Jonathan Fenby)，闹心。
就觉得这个倒霉蛋的一生简直是场噩梦，一辈子前有狼后有虎。尤其读到史迪威一节，虽然以前也知大致史实，但这个版本里有很多这个鬼子的direct quote，就觉得一个人可以狐假虎威到如此猖獗的程度，实在令人鄙视。
此书作者非常反蒋，几乎处处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蒋，便是他对母亲的悼念都被作者暗示成作秀，不过作者倒也不怎么挺共。
读后跟蚊米讨论，得出一致结论：老蒋的悲剧就在于他是“半个独裁者”，既不够民主，又不够独裁。一边报刊言论审查，一边又让左翼们办报说话；一边一党独大，一边还允许第三党等闹腾；一边独统军权，一边又跟军阀们半推半就……说白了，就是一边独裁，一边让人家骂他独裁。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失败的了。要是蒋有毛太祖那种100％独裁的手腕，独裁到都没人敢骂他独裁的程度，独裁到人们都要把他的独裁吹捧成民主的程度，独裁倒人人都热泪盈眶地欢呼他的独裁的程度，估计蒋一辈子会好过的多，而且他在历史书中的形象也好得多。
举例说，43年大饥荒，死了上百万人，政府救济不力，救济物资还有贪污腐败，这些事全给记者（比如“时代”的Teddy White等）给捅到了西方，举世哗然，是为蒋的一大罪状。然而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大得多，而且太祖的责任要直接得多，不但不可能有西方或者国内记者采访报道（直接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缺乏文字、影像、调查记录），在很长时间里就是“饥荒”两个字都不能提，饿死人只能说成是患“肿病”而死。结果如何？今天人们评价太祖的时候，有几个人会联系到那上千万冤魂的苦难呢？可悲的是，在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不被报道的历史就不是历史。
49年后美国政界掀起一次Who Lost China的辩论，其中不少西方记者都受到牵连（包括Teddy white，John Service等人），据说构成了麦卡锡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我不认为当时普遍亲共的西方记者主观上有“骂小专制亲大专制”的意图，但是客观上，他们的亲共反蒋报道确实加速了杜鲁门的“脱蒋”政策和中共的上台。他们热情报道国民党的独裁、反动、腐败、无能，但是同时期中共从江西到延安血腥的肃反“整风”、已颇具形态的干部特权制度等却无人报道。这当然不是记者的错，我党向来善于拿出最好的一面给记者看，这一优良传统至今不变。只有象Vladiminov这样长期驻扎延安的人才可能更接近真相，从而写出“延安日记”。
当然还有许多延安青年非常了解“真相”，可惜当“整风”已经把人们对真相的反思能力给“整”掉的时候，真相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残暴不再是残暴，是光荣的阶级斗争。迫害不再是迫害，是纯洁革命队伍。特权也不再是特权，是反对“极端平均主义”。这也是革命最悲哀的一面，当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象工蚁。快乐的、勤奋的、充满干劲的、朝气蓬勃的工蚁。
扯远了。
读此书的时候，有几个人物我最感兴趣：宋子文、宋庆龄、戴季陶，大约因为这几个人格外悲剧。我经常会想，在从1949到1981年去世的这32年里，宋庆龄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回忆起自己当年义正词严地呵斥蒋介石独裁的日子呢？在目睹自己的亲人朋友被斗死、打死的片刻，会不会在心里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奋斗的结果？这个应当算是善良的老太太会不会为自己的沉默而羞愧呢？会不会在孙中山的遗像前感到一丝忏悔呢？
Google了一下，资料说，宋庆龄“晚年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多次提出入党”。81年5月去世，去世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就觉得这个倒霉蛋的一生简直是场噩梦，一辈子前有狼后有虎。尤其读到史迪威一节，虽然以前也知大致史实，但这个版本里有很多这个鬼子的direct quote，就觉得一个人可以狐假虎威到如此猖獗的程度，实在令人鄙视。
此书作者非常反蒋，几乎处处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蒋，便是他对母亲的悼念都被作者暗示成作秀，不过作者倒也不怎么挺共。
读后跟蚊米讨论，得出一致结论：老蒋的悲剧就在于他是“半个独裁者”，既不够民主，又不够独裁。一边报刊言论审查，一边又让左翼们办报说话；一边一党独大，一边还允许第三党等闹腾；一边独统军权，一边又跟军阀们半推半就……说白了，就是一边独裁，一边让人家骂他独裁。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失败的了。要是蒋有毛太祖那种100％独裁的手腕，独裁到都没人敢骂他独裁的程度，独裁到人们都要把他的独裁吹捧成民主的程度，独裁倒人人都热泪盈眶地欢呼他的独裁的程度，估计蒋一辈子会好过的多，而且他在历史书中的形象也好得多。
举例说，43年大饥荒，死了上百万人，政府救济不力，救济物资还有贪污腐败，这些事全给记者（比如“时代”的Teddy White等）给捅到了西方，举世哗然，是为蒋的一大罪状。然而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大得多，而且太祖的责任要直接得多，不但不可能有西方或者国内记者采访报道（直接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缺乏文字、影像、调查记录），在很长时间里就是“饥荒”两个字都不能提，饿死人只能说成是患“肿病”而死。结果如何？今天人们评价太祖的时候，有几个人会联系到那上千万冤魂的苦难呢？可悲的是，在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不被报道的历史就不是历史。
49年后美国政界掀起一次Who Lost China的辩论，其中不少西方记者都受到牵连（包括Teddy white，John Service等人），据说构成了麦卡锡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我不认为当时普遍亲共的西方记者主观上有“骂小专制亲大专制”的意图，但是客观上，他们的亲共反蒋报道确实加速了杜鲁门的“脱蒋”政策和中共的上台。他们热情报道国民党的独裁、反动、腐败、无能，但是同时期中共从江西到延安血腥的肃反“整风”、已颇具形态的干部特权制度等却无人报道。这当然不是记者的错，我党向来善于拿出最好的一面给记者看，这一优良传统至今不变。只有象Vladiminov这样长期驻扎延安的人才可能更接近真相，从而写出“延安日记”。
当然还有许多延安青年非常了解“真相”，可惜当“整风”已经把人们对真相的反思能力给“整”掉的时候，真相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残暴不再是残暴，是光荣的阶级斗争。迫害不再是迫害，是纯洁革命队伍。特权也不再是特权，是反对“极端平均主义”。这也是革命最悲哀的一面，当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象工蚁。快乐的、勤奋的、充满干劲的、朝气蓬勃的工蚁。
扯远了。
读此书的时候，有几个人物我最感兴趣：宋子文、宋庆龄、戴季陶，大约因为这几个人格外悲剧。我经常会想，在从1949到1981年去世的这32年里，宋庆龄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回忆起自己当年义正词严地呵斥蒋介石独裁的日子呢？在目睹自己的亲人朋友被斗死、打死的片刻，会不会在心里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奋斗的结果？这个应当算是善良的老太太会不会为自己的沉默而羞愧呢？会不会在孙中山的遗像前感到一丝忏悔呢？
Google了一下，资料说，宋庆龄“晚年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多次提出入党”。81年5月去世，去世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07年7月4日星期三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万，到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3到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
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万，到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3到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2007年6月29日星期五
收到一个小礼物
我以前为了挣钱，和一个朋友合译过一本书，叫《礼物之流》。是一本人类学的书，讲中国农村怎么送礼，大意是说：礼物很重要啊，礼物非常重要啊，礼物特别重要啊。
按说从此以后我就应该知道礼物的重要性了，应该积极给亲人朋友送礼，但好像也不是这样，总是别人主动给我送个小礼物，然后我觉得不安，就事后也给人家送一个礼物。但是我觉得被动送礼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象在人家说了“我爱你”之后才说“我爱你”一样，一点都不纯洁。
因为我总是不记得给朋友们打电话、发邮件、问候生日……以至于我的朋友们想起我来的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都没有人给我送礼物了。
一个礼物断流的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么失败啊。要《礼物之流》的作者来说，简直就是衣冠禽兽了。
但其实我是非常爱炫耀别人给我的小恩小惠的。我最喜欢漫不经心地跟别人提起：噢，那个呀，是我一个朋友送的。比如我家那套褐色餐具，每当我把它端出来，就等着人家夸它漂亮，然后我就可以漫不经心地说：噢，那个呀，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今天美女画家Eighthday送我一个小手链，我飞快地把它戴在了手上，就等着别人夸它漂亮了！
仔细回想一下去年一年收到的礼物，少得多么可怜呀。有恩华送我的一块粉饼和一个dream catcher，有西影送我的一个钱包，有于朋送我的一副耳环，有JS送我一包巧克力（当场被我们吃掉），有艺嘉送我的另一包巧克力，有媛媛送我的一个包，有朋宇、nomap送我的CD，当然还有蚊米送我的自行车、手机、花、包和西瓜。
好像也不少啊。
不自由同学还说给我寄礼物了呢。可惜因为我搬家，好像它就迷路了。
想起去年生日的时候，蚊米在我的愤怒声讨下，愁眉苦脸地说：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我最恨他说这句话了。
我能说出的只是一种物质，但是这无关物质，而关乎心思啊。
男女朋友之间送礼物，就象是猜谜语，猜中了，再廉价也是宝贝，猜不中，再昂贵也没有用的。
又想起我妈来美国玩的时候，大街小巷地给瓜瓜果果找那种“带轮子的球鞋”，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奶奶的虚荣心由此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她多希望有一天瓜瓜穿着一双带轮子的球鞋，从幼儿园同学的身边滑过，大声说：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
当然礼物也有麻烦。如果说每一个礼物都是一团温暖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慢慢地降温了。但是当它失去所有温度只剩一个空壳的时候，怎么办呢？扔了，舍不得。留着，哪有那么多地方。
比如蚊米送给我的那条玩具狗吧。如果是我自己买的，早扔了，但是，它是一个礼物啊。从纽约搬到波士顿，拖着它。从波士顿搬到英国，还得拖着它。扔了吧，人家有鼻子有眼的，人家还学会了哀怨的眼神呢。
难道一个礼物就象一个国企员工，一旦你接收了它，就得管它一辈子吗？
但这也是为什么礼物这事特甜蜜吧，粘粘乎乎，没完没了。
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多给朋友送礼物，逮机会就送，没机会就创造机会送，做一个“撒向人间都是爱”的人。
当然，当务之急是找到带轮子的儿童球鞋。
按说从此以后我就应该知道礼物的重要性了，应该积极给亲人朋友送礼，但好像也不是这样，总是别人主动给我送个小礼物，然后我觉得不安，就事后也给人家送一个礼物。但是我觉得被动送礼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象在人家说了“我爱你”之后才说“我爱你”一样，一点都不纯洁。
因为我总是不记得给朋友们打电话、发邮件、问候生日……以至于我的朋友们想起我来的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都没有人给我送礼物了。
一个礼物断流的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么失败啊。要《礼物之流》的作者来说，简直就是衣冠禽兽了。
但其实我是非常爱炫耀别人给我的小恩小惠的。我最喜欢漫不经心地跟别人提起：噢，那个呀，是我一个朋友送的。比如我家那套褐色餐具，每当我把它端出来，就等着人家夸它漂亮，然后我就可以漫不经心地说：噢，那个呀，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今天美女画家Eighthday送我一个小手链，我飞快地把它戴在了手上，就等着别人夸它漂亮了！
仔细回想一下去年一年收到的礼物，少得多么可怜呀。有恩华送我的一块粉饼和一个dream catcher，有西影送我的一个钱包，有于朋送我的一副耳环，有JS送我一包巧克力（当场被我们吃掉），有艺嘉送我的另一包巧克力，有媛媛送我的一个包，有朋宇、nomap送我的CD，当然还有蚊米送我的自行车、手机、花、包和西瓜。
好像也不少啊。
不自由同学还说给我寄礼物了呢。可惜因为我搬家，好像它就迷路了。
想起去年生日的时候，蚊米在我的愤怒声讨下，愁眉苦脸地说：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我最恨他说这句话了。
我能说出的只是一种物质，但是这无关物质，而关乎心思啊。
男女朋友之间送礼物，就象是猜谜语，猜中了，再廉价也是宝贝，猜不中，再昂贵也没有用的。
又想起我妈来美国玩的时候，大街小巷地给瓜瓜果果找那种“带轮子的球鞋”，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奶奶的虚荣心由此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她多希望有一天瓜瓜穿着一双带轮子的球鞋，从幼儿园同学的身边滑过，大声说：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
当然礼物也有麻烦。如果说每一个礼物都是一团温暖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慢慢地降温了。但是当它失去所有温度只剩一个空壳的时候，怎么办呢？扔了，舍不得。留着，哪有那么多地方。
比如蚊米送给我的那条玩具狗吧。如果是我自己买的，早扔了，但是，它是一个礼物啊。从纽约搬到波士顿，拖着它。从波士顿搬到英国，还得拖着它。扔了吧，人家有鼻子有眼的，人家还学会了哀怨的眼神呢。
难道一个礼物就象一个国企员工，一旦你接收了它，就得管它一辈子吗？
但这也是为什么礼物这事特甜蜜吧，粘粘乎乎，没完没了。
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多给朋友送礼物，逮机会就送，没机会就创造机会送，做一个“撒向人间都是爱”的人。
当然，当务之急是找到带轮子的儿童球鞋。
2007年6月24日星期日
Dream Weaver
前两天恩华送我一个小东西，叫dream catcher，是她前一段去南方玩路上买的。
说是印第安人的工艺品，一个圆圆的网兜，周围挂着几根羽毛，如果挂在窗口，恶梦就被挡在了窗外，美梦才能溜进屋子里。
我把它给挂在了窗口。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妈和我小姨来美国看我还没有回去，但是她们自己去华盛顿玩了。玩了好多天，不肯回来。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你怎么还不回来？你们俩英语都不会说，怎么玩啊？
她不理我，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没人接。
其实我知道，她老人家是生了我的气。在纽约的时候，老吵架。伊干脆自己外面转悠去了。
问题是，两人英语都不会，在美国怎么玩？
正着急呢，门铃响了。
就在那一刻，梦不再是梦了。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纽约某街某楼某公寓的某房间，门铃特别清晰，就从我房间右边的那堵墙上响起。
我欠起身，对刚打牌回家的蚊米说：蚊米，你去开门吧。
蚊米去开了门。
然后门口一阵闹哄哄的声音。我爸洪亮、快乐的声音穿过走廊，后面是我妈！
好温暖啊，我爸，我妈，我姨。
我妈走到我的房间，在昏黄的灯光下收拾东西。我靠在床上说，妈，你怎么回来了？你刚才还骗我在华盛顿，原来都在楼下了！逗我玩是吧？
正乐呢，突然想到――
不对！不对！不可能，我妈不是已经回国了吗？一定是梦魇了，我告诉自己。
我有梦魇的毛病。就是一部分大脑已经醒来已经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另一部分大脑却失控地继续做梦并且死死地掐住你的身体的状态。
我妈象是看透我的疑惑似的，转过身，对我说：你看你，跟你说多少次了，睡觉不要贪凉，你又不盖被子！
我低头一看，果然是被子踢掉了一大半。
这我就放心了，确实是我妈。
重新倒下去，看我妈收拾东西。
突然，心里又咯噔一下。
怎么会有我爸呢？
他并没有来美国啊。
还是梦魇。
不是真的。不是，不是，不是。
我使劲挣扎，梦象钢丝笼子一样被我给罩住了，但是我清清楚楚看见自己在笼子里的挣扎，踢开一半的被子，前面是壁橱，右边是书桌，爸爸的声音还回荡在走廊里，妈妈还在灯光下收拾东西。
然后，一使劲，哄，这一切都消失了。
睁开眼睛，周围黑乎乎的，闹钟的指示灯上写着三点半。
该死的蚊米，半夜打牌回来，没有关走廊里的灯，灯光漏进了卧室。我睡觉的时候身边不能有光，有光就容易梦魇。
虽然是醒了，爸爸的声音、妈妈的温度都还停在空气里。
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以为她是原谅我了的，因为她肯从华盛顿回来。现在我醒了，知道她并没有去华盛顿，而是回了石家庄。也许已经原谅了我，也许从来没有生气。
想起她来美国那天，给我带了一件红旗袍。
她雄心勃勃地要给我举行订婚仪式。
而我总是那几个字：你不要管我的事。
走那天，她最后一次试探道：你不喜欢，我就拿回去啊。
想起那件红旗袍，想象她兴高采烈买那件旗袍时的样子，又想象她回到石家庄去商场退旗袍的沮丧，几万公里啊，这老太太孤单的喜悦与悲伤。
哭着哭着就哭累了，睡着了。
今天早上起来，想起昨晚的梦，发了一阵呆。抬头看窗口，dream catcher静静地挂在那里，中间一个网兜，周围几根羽毛。
说是印第安人的工艺品，一个圆圆的网兜，周围挂着几根羽毛，如果挂在窗口，恶梦就被挡在了窗外，美梦才能溜进屋子里。
我把它给挂在了窗口。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妈和我小姨来美国看我还没有回去，但是她们自己去华盛顿玩了。玩了好多天，不肯回来。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你怎么还不回来？你们俩英语都不会说，怎么玩啊？
她不理我，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没人接。
其实我知道，她老人家是生了我的气。在纽约的时候，老吵架。伊干脆自己外面转悠去了。
问题是，两人英语都不会，在美国怎么玩？
正着急呢，门铃响了。
就在那一刻，梦不再是梦了。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纽约某街某楼某公寓的某房间，门铃特别清晰，就从我房间右边的那堵墙上响起。
我欠起身，对刚打牌回家的蚊米说：蚊米，你去开门吧。
蚊米去开了门。
然后门口一阵闹哄哄的声音。我爸洪亮、快乐的声音穿过走廊，后面是我妈！
好温暖啊，我爸，我妈，我姨。
我妈走到我的房间，在昏黄的灯光下收拾东西。我靠在床上说，妈，你怎么回来了？你刚才还骗我在华盛顿，原来都在楼下了！逗我玩是吧？
正乐呢，突然想到――
不对！不对！不可能，我妈不是已经回国了吗？一定是梦魇了，我告诉自己。
我有梦魇的毛病。就是一部分大脑已经醒来已经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另一部分大脑却失控地继续做梦并且死死地掐住你的身体的状态。
我妈象是看透我的疑惑似的，转过身，对我说：你看你，跟你说多少次了，睡觉不要贪凉，你又不盖被子！
我低头一看，果然是被子踢掉了一大半。
这我就放心了，确实是我妈。
重新倒下去，看我妈收拾东西。
突然，心里又咯噔一下。
怎么会有我爸呢？
他并没有来美国啊。
还是梦魇。
不是真的。不是，不是，不是。
我使劲挣扎，梦象钢丝笼子一样被我给罩住了，但是我清清楚楚看见自己在笼子里的挣扎，踢开一半的被子，前面是壁橱，右边是书桌，爸爸的声音还回荡在走廊里，妈妈还在灯光下收拾东西。
然后，一使劲，哄，这一切都消失了。
睁开眼睛，周围黑乎乎的，闹钟的指示灯上写着三点半。
该死的蚊米，半夜打牌回来，没有关走廊里的灯，灯光漏进了卧室。我睡觉的时候身边不能有光，有光就容易梦魇。
虽然是醒了，爸爸的声音、妈妈的温度都还停在空气里。
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以为她是原谅我了的，因为她肯从华盛顿回来。现在我醒了，知道她并没有去华盛顿，而是回了石家庄。也许已经原谅了我，也许从来没有生气。
想起她来美国那天，给我带了一件红旗袍。
她雄心勃勃地要给我举行订婚仪式。
而我总是那几个字：你不要管我的事。
走那天，她最后一次试探道：你不喜欢，我就拿回去啊。
想起那件红旗袍，想象她兴高采烈买那件旗袍时的样子，又想象她回到石家庄去商场退旗袍的沮丧，几万公里啊，这老太太孤单的喜悦与悲伤。
哭着哭着就哭累了，睡着了。
今天早上起来，想起昨晚的梦，发了一阵呆。抬头看窗口，dream catcher静静地挂在那里，中间一个网兜，周围几根羽毛。
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
缺乏弹性的人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这么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纷纷对三文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7年之后，还在辗转反侧地思念那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
当恩华举着一块臭了吧唧的blue cheese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
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地板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
当然最好那个卖酱油的地方是一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10分钟之内一定要有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里最好要有卖chai 的。
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来说服我的，甚至你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象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我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是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三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反复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五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还需要无数“小毯子”的安慰。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
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
运动必须在黄昏的时候。
水果必须不能带任何酸味。
如果我买车，必须买beatles.
如果我养狗，必须是poodle。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凭什么要求这么多“必须”！这样反社会的人，被生活教育得鼻青脸肿，是多么的罪有应得。
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就象金正日蜷缩在朝鲜，顽强地自绝于人民。
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65公分以上，但是基因没听我的。
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但是际遇没听我的。
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但是水果贩子没听我的。
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但是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总而言之，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我，既没有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地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我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去剑桥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同学，到那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我说？
比如，虽然我出国这么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纷纷对三文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7年之后，还在辗转反侧地思念那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
当恩华举着一块臭了吧唧的blue cheese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
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地板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
当然最好那个卖酱油的地方是一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10分钟之内一定要有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里最好要有卖chai 的。
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来说服我的，甚至你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象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我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是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三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反复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五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还需要无数“小毯子”的安慰。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
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
运动必须在黄昏的时候。
水果必须不能带任何酸味。
如果我买车，必须买beatles.
如果我养狗，必须是poodle。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凭什么要求这么多“必须”！这样反社会的人，被生活教育得鼻青脸肿，是多么的罪有应得。
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就象金正日蜷缩在朝鲜，顽强地自绝于人民。
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65公分以上，但是基因没听我的。
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但是际遇没听我的。
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但是水果贩子没听我的。
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但是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总而言之，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我，既没有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地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我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去剑桥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同学，到那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我说？
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年3月16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年3月16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2007年6月18日星期一
Strawberry wine
Ryan Adams的“strawberry wine”真好听。
如果是午夜坐在窗台外面的防火梯上抽根烟面对樟树掩映下的大街听，就更好听了。
好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头儿，坐在你对面，给你讲一个柔和的故事。
Last night the street collapsed on itselfIn fact, it broke right in twoAnd I fell inThe strawberry vinesInto a pool of strawberry wine
语气悠远，故事平淡，可听可不听，似乎只是给你一个坐在这里看深夜大街的理由。
蚊米的家里，我最喜欢的去处，就是这个窗外的防火梯了。几乎就是一个阳台，前面对着一条种满了樟树的小街，右边是百老汇大街，对面是一个餐馆兼酒吧。酒吧里时不时有个人出来，站在红色的大门前抽烟。偶尔还有硕大的老鼠，蹭，从街对面窜到街的这一头。
我非常小资地热爱这深夜的街道。路灯油渍渍的，将纽约浸泡成一个小镇。
Ryan Adams唱strawberry wine时，腔调是醉醺醺的，我听着，也是被灌着酒的感觉，听完了，晕晕乎乎的，世界从写实主义变成印象主义。
我想我骨子里是个热爱美超过热爱正义的人，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每次我听到动听的歌曲时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丑恶都可以原谅。
这首歌里，我最喜欢的是这段：
This fella downtown, he jumped off a bridgeHe was angry about a letter he received from his friendHe fell inTo the arms of the most beautiful girlsThat have ever liv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And with nothing left to lose he got screwedHe sold his apartment before they made him moveThen he jumped straight inTo the san Francisco bay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Picking berries all day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ther sideLet the daylight in
尤其是“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Picking berries all day”这句。每次听到这里，都会心痛一下，不是为这个故事里的人，是为Ryan Adams唱到这个转折时那种若无其事的语气。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ther sideLet the daylight in”
That’s what I need to hear.
如果是午夜坐在窗台外面的防火梯上抽根烟面对樟树掩映下的大街听，就更好听了。
好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头儿，坐在你对面，给你讲一个柔和的故事。
Last night the street collapsed on itselfIn fact, it broke right in twoAnd I fell inThe strawberry vinesInto a pool of strawberry wine
语气悠远，故事平淡，可听可不听，似乎只是给你一个坐在这里看深夜大街的理由。
蚊米的家里，我最喜欢的去处，就是这个窗外的防火梯了。几乎就是一个阳台，前面对着一条种满了樟树的小街，右边是百老汇大街，对面是一个餐馆兼酒吧。酒吧里时不时有个人出来，站在红色的大门前抽烟。偶尔还有硕大的老鼠，蹭，从街对面窜到街的这一头。
我非常小资地热爱这深夜的街道。路灯油渍渍的，将纽约浸泡成一个小镇。
Ryan Adams唱strawberry wine时，腔调是醉醺醺的，我听着，也是被灌着酒的感觉，听完了，晕晕乎乎的，世界从写实主义变成印象主义。
我想我骨子里是个热爱美超过热爱正义的人，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每次我听到动听的歌曲时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丑恶都可以原谅。
这首歌里，我最喜欢的是这段：
This fella downtown, he jumped off a bridgeHe was angry about a letter he received from his friendHe fell inTo the arms of the most beautiful girlsThat have ever liv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And with nothing left to lose he got screwedHe sold his apartment before they made him moveThen he jumped straight inTo the san Francisco bay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Picking berries all day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ther sideLet the daylight in
尤其是“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Picking berries all day”这句。每次听到这里，都会心痛一下，不是为这个故事里的人，是为Ryan Adams唱到这个转折时那种若无其事的语气。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ther sideLet the daylight in”
That’s what I need to hear.
2007年6月17日星期日
被纪念的人
最近，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修建了一座“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不难想象，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引起了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政府、知识分子……一团混战。它将成为各个阵营的“话语资源”：爱国主义者会说这是美帝挑起事端，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是良知的胜利，社会主义者会说“咱们建个资本主义受害者纪念碑”……
但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我希望在“宏大叙事”之外，所有这些“主义者”能够腾出一个片刻，转过身，看一眼历史深处那些模糊下去、几近消逝的幽灵，正视他们绝望的眼睛。
转帖《顾准日记》日记一节，时间是大跃进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段。
-----------
商城日记----1959.10～1960.1
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
徐家断炊
前日徐云周儿来，今晨站岗，徐要跟我说一回话。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以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与民工返家取米不得相对照，问题的严重不是从明春始而是从今冬始。如何得了？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陈章初，这个人恐怕不是民工队的， 是倒卖蔬菜的， 连何、杨等人都听了默不作声。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 ......
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四时 ...... 红薯 ...... 薯田累承民工照顾，柳学冠犁田时公社一小孩跟随捡薯块，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一派灾年景象！继续跃进，反对右倾，是抵制灾年景象所必要的，确也煞费苦心。 ......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一时半 ...... 死人续说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 晨九时 ...... 紧张局势 蔬菜价格，民工回家，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劳动队是保险库，短期内不能解散，否则群魔乱舞，如何是好？ 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 ......
十二月五日 晨六时 病员数 截止三四天前规定病员吃豆浆时为止， 肿病凡44人，脚病4人。肿病续有发生。柳学冠也肿了。 ......
十二月八日 晚六时半 ...... 242人中，二个死了，喝豆浆的病员48人。 柳学冠，打夯时肋骨折断，生了肋膜炎，现在肿了，今晚上还挑五次。 鲁涤园，肿了许久，现在进医院了。 ......
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半 ...... 肿了七十余人 ...... 但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了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加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今晨刘复生跟病员在谈肿病病因。 他说传染， 但是县里没有肯定，不敢说。其实，谁都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荒年，农村人吃草根树皮， 全身浮肿，所在都有。而今，过度劳动加甚，没有瓜果吃了，没有月饼吃了，没有酒了，没有糊涂了，那能不肿？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
下午七时半 埋葬死人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 死者“罗店”人，工地民工， 才来未上工，身上有人民币四元余。 黄渤家中死人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黄渤，则上举五人即是 ...... 刘复生的肿病药 刘复生搞了一种肿病药，是黑色丸子，每天服鸡蛋大的一颗。询其成份，有枣泥，面粉，蜂蜜，与若干种中药云。这是疗饥丸，但也正是治肿丸也。 地头谈肿病 ...... 地头浮肿，大家绝口不谈休息与营养，其实心照不宣，大家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
今冬明春 ......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越春，菜苔与腊菜花菜，三月大收，情况要转好一些。但到麦收前，还有一道空白，春荒可怕，商城42万人口，麦收前能保存35万已是大好事情了。 再衰三竭与局势转变 ...... 再而竭，1959我见之矣。意图调整而骑虎难下，旱灾说成丰收，水利与猪场齐举，惜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八时 ...... 彭铁所传播的 彭铁传播了一个说法，他一家数口，都是肿病，短时期内死完了。 ......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半 人相食 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二十日进城买痰孟， 遇蔡璋，蔡告我这个消息。 既是公审，自然满城风雨，但在劳动队内是传播不得的。 ...... 逃窜犯----农村体制 ......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 ...... 饥饿与食品供应的危机还在发展 上次进城离今日不过三天，城内食品供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卖酱的卖咸菜的也没有了，卖饼子的停止发卖了。蔡璋说，住在那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厂长说，乡里一窝窝的饿死，还能做饼子卖？ ......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六时 ......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假如1960丰收，加上1958-1960之际农村已死了一批老人小孩与部分壮年,粮食消耗量有所减少，可以吃得饱些，也许能撑得好些。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究竟能充得几时？不会乞求外援么？ 附记 菜园六个本地人死五个家属 何祥福 ----- 徐云周 ----- 柳学冠 2 刘方海 1 余济美 1 杨文华 1 厨房机器房 杨柔远 1 张宝珍 2 ......
一九六○年 元旦 晚十时 ...... 吴华家也死了几口 三个，留一个孩子，寄养在附近，还向蔡璋借了钱。 死几口的人还有哪。 ......
一月四日 中午一时 ...... 劳动队压坏了人与春后节粮 劳动队压坏了一个人，肿拉车无力，压坏了腰。据说春节后那里还要节约粮食，日子是难过的。 临走前还要去看看。 日来天气暖和，中午温度在15度以上，那里的菜园应该多长些东西出来给人们吃。 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城关卫生院组织医疗团下乡去治疗这个传染病去了。 ......
一月五日 上午八时半 ...... 赵生祥带人与带消息 昨晚赵生祥说，他至鲤鱼山买鱼，半路上带来了一个肿病的女人，家里已肿死了二人，剩她一人， 走到城内找叔叔， 实在走不动，要赵的自行车带一下。这样，他带了一个人，也带了一个消息。肿病，全家死亡，不仅限于右派家属。 ......
一月十五日 商城城关镇 ...... 肿病与见物不见人 肿，到处都是肿 菜园全都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 ...... 四时 招待所 ...... 长竹园达权店与农村人口流窜 蔡璋又说到一些珍闻，但很合理的。 他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这算是流窜，但南山不易找媳妇，人们同情找到了媳妇的人，有时也马马虎虎算了。男的流窜犯又如何处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 ......
一月十六日 下午二时 ...... 一个典型的死人的数字 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 路遇张承业，请假归家，大约家里死了人。徐说家属死的多，请假的多。徐问，其他地方如何？我说不知道。但湖北灾情比河南重是事实。本部各省，只能有程度的差别，情况该是相同的啊。 DIED NO.3(第三个死亡者) 劳动队又死了一个。三组的周为风，肿死的。前天抬进医院，昨天死了。
...... 李宝仁要检讨自己的顽固思想 据了解，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 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 这个姑娘很愚蠢， 然而是可钦的愚蠢。于，昨天，右派分子可以不参加入党入团仪式，是自由的，李宝仁还要坐下来写。 而且，李宝仁肿了。 附记，下放干部妇女月经不调。李克征调查以后说这是正常的，农村妇女都是如此。 于是，死亡率高之外，再加上一条，生殖率低。 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本文节选于《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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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就所谓“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在美国落成事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秦刚说，当今时代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各种社会制度不应相互排斥，而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他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言论和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放弃“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做法，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多做促进各国间平等对话与合作的事情，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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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秦刚只说了三个字：要遗忘。
但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我希望在“宏大叙事”之外，所有这些“主义者”能够腾出一个片刻，转过身，看一眼历史深处那些模糊下去、几近消逝的幽灵，正视他们绝望的眼睛。
转帖《顾准日记》日记一节，时间是大跃进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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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日记----1959.10～1960.1
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
徐家断炊
前日徐云周儿来，今晨站岗，徐要跟我说一回话。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以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与民工返家取米不得相对照，问题的严重不是从明春始而是从今冬始。如何得了？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陈章初，这个人恐怕不是民工队的， 是倒卖蔬菜的， 连何、杨等人都听了默不作声。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 ......
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四时 ...... 红薯 ...... 薯田累承民工照顾，柳学冠犁田时公社一小孩跟随捡薯块，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一派灾年景象！继续跃进，反对右倾，是抵制灾年景象所必要的，确也煞费苦心。 ......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一时半 ...... 死人续说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 晨九时 ...... 紧张局势 蔬菜价格，民工回家，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劳动队是保险库，短期内不能解散，否则群魔乱舞，如何是好？ 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 ......
十二月五日 晨六时 病员数 截止三四天前规定病员吃豆浆时为止， 肿病凡44人，脚病4人。肿病续有发生。柳学冠也肿了。 ......
十二月八日 晚六时半 ...... 242人中，二个死了，喝豆浆的病员48人。 柳学冠，打夯时肋骨折断，生了肋膜炎，现在肿了，今晚上还挑五次。 鲁涤园，肿了许久，现在进医院了。 ......
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半 ...... 肿了七十余人 ...... 但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了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加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今晨刘复生跟病员在谈肿病病因。 他说传染， 但是县里没有肯定，不敢说。其实，谁都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荒年，农村人吃草根树皮， 全身浮肿，所在都有。而今，过度劳动加甚，没有瓜果吃了，没有月饼吃了，没有酒了，没有糊涂了，那能不肿？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
下午七时半 埋葬死人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 死者“罗店”人，工地民工， 才来未上工，身上有人民币四元余。 黄渤家中死人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黄渤，则上举五人即是 ...... 刘复生的肿病药 刘复生搞了一种肿病药，是黑色丸子，每天服鸡蛋大的一颗。询其成份，有枣泥，面粉，蜂蜜，与若干种中药云。这是疗饥丸，但也正是治肿丸也。 地头谈肿病 ...... 地头浮肿，大家绝口不谈休息与营养，其实心照不宣，大家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
今冬明春 ......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越春，菜苔与腊菜花菜，三月大收，情况要转好一些。但到麦收前，还有一道空白，春荒可怕，商城42万人口，麦收前能保存35万已是大好事情了。 再衰三竭与局势转变 ...... 再而竭，1959我见之矣。意图调整而骑虎难下，旱灾说成丰收，水利与猪场齐举，惜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八时 ...... 彭铁所传播的 彭铁传播了一个说法，他一家数口，都是肿病，短时期内死完了。 ......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半 人相食 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二十日进城买痰孟， 遇蔡璋，蔡告我这个消息。 既是公审，自然满城风雨，但在劳动队内是传播不得的。 ...... 逃窜犯----农村体制 ......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 ...... 饥饿与食品供应的危机还在发展 上次进城离今日不过三天，城内食品供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卖酱的卖咸菜的也没有了，卖饼子的停止发卖了。蔡璋说，住在那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厂长说，乡里一窝窝的饿死，还能做饼子卖？ ......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六时 ......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假如1960丰收，加上1958-1960之际农村已死了一批老人小孩与部分壮年,粮食消耗量有所减少，可以吃得饱些，也许能撑得好些。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究竟能充得几时？不会乞求外援么？ 附记 菜园六个本地人死五个家属 何祥福 ----- 徐云周 ----- 柳学冠 2 刘方海 1 余济美 1 杨文华 1 厨房机器房 杨柔远 1 张宝珍 2 ......
一九六○年 元旦 晚十时 ...... 吴华家也死了几口 三个，留一个孩子，寄养在附近，还向蔡璋借了钱。 死几口的人还有哪。 ......
一月四日 中午一时 ...... 劳动队压坏了人与春后节粮 劳动队压坏了一个人，肿拉车无力，压坏了腰。据说春节后那里还要节约粮食，日子是难过的。 临走前还要去看看。 日来天气暖和，中午温度在15度以上，那里的菜园应该多长些东西出来给人们吃。 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城关卫生院组织医疗团下乡去治疗这个传染病去了。 ......
一月五日 上午八时半 ...... 赵生祥带人与带消息 昨晚赵生祥说，他至鲤鱼山买鱼，半路上带来了一个肿病的女人，家里已肿死了二人，剩她一人， 走到城内找叔叔， 实在走不动，要赵的自行车带一下。这样，他带了一个人，也带了一个消息。肿病，全家死亡，不仅限于右派家属。 ......
一月十五日 商城城关镇 ...... 肿病与见物不见人 肿，到处都是肿 菜园全都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 ...... 四时 招待所 ...... 长竹园达权店与农村人口流窜 蔡璋又说到一些珍闻，但很合理的。 他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这算是流窜，但南山不易找媳妇，人们同情找到了媳妇的人，有时也马马虎虎算了。男的流窜犯又如何处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 ......
一月十六日 下午二时 ...... 一个典型的死人的数字 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 路遇张承业，请假归家，大约家里死了人。徐说家属死的多，请假的多。徐问，其他地方如何？我说不知道。但湖北灾情比河南重是事实。本部各省，只能有程度的差别，情况该是相同的啊。 DIED NO.3(第三个死亡者) 劳动队又死了一个。三组的周为风，肿死的。前天抬进医院，昨天死了。
...... 李宝仁要检讨自己的顽固思想 据了解，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 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 这个姑娘很愚蠢， 然而是可钦的愚蠢。于，昨天，右派分子可以不参加入党入团仪式，是自由的，李宝仁还要坐下来写。 而且，李宝仁肿了。 附记，下放干部妇女月经不调。李克征调查以后说这是正常的，农村妇女都是如此。 于是，死亡率高之外，再加上一条，生殖率低。 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本文节选于《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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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就所谓“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在美国落成事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秦刚说，当今时代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各种社会制度不应相互排斥，而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他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言论和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放弃“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做法，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多做促进各国间平等对话与合作的事情，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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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秦刚只说了三个字：要遗忘。
来，继续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讲道理
本来不想再就“方罗之争”继续辩论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根本不想听道理的人，你讲什么都是白讲。你讲一句道理，他们给你纠缠十句，所以你跟他们讲道理纯属浪费时间，属于“中了他们的计”。比如，你说“男人平均比女人高”，他们就会找一个特别高的女人和一个特别矮的男人，说“你看，男人并不比女人高”（见Boating《关于“关于《穿越百年的市恩》”》），或者开始纠缠“平均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划定年龄段？指的是1到8岁这个年龄段？8到16岁这个年龄段？你这样说严密吗？……”（见柯南《拆散宏大叙事》）这还算是试图讲道理的。实在找不着你的道理茬呢，他就开始指责你讲的是“废话”（见《醉钢琴的醉三条》）、你讲话的pose不对（见《醉钢琴的绝世功夫》）、你的动机有问题（见西风的“圈子论”和唐僧的“舔屁眼论”）或者直接开骂（见罗永浩博客跟贴里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如果老罗还没删的话）。我向来珍惜自己的时间，觉得哪怕闲得无聊把刚刚洗过的衣服再洗一遍，也比这样对牛弹琴要好。我写“大字报”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醒悟”，与其对牛弹琴，不如写点恶搞的娱乐一下读者和自己，结果被毫无幽默感的SB们说成是“理屈词穷，满地打滚”，正如网友多西巴指出的：
“对有理有节的帖子，醉钢琴不都有理有节地回了吗？对西风，那是他自己先无缘无故开骂。至于“往地上一屁墩儿就开嚎”，罗永浩博客上方粉屎尿遍地你看不见，醉钢琴恶搞一下他们，你视力突然就好起来了？”
我现在之所以收回“最后一战”的说法，再徒劳地讲一次道理，当然不是想说服那些对讲道理本质上没有兴趣的人，而且觉得：第一，有的网友因为支持我而挨骂，我不站出来讲讲理，是对他们的辜负。第二，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一个平衡的视角。我就当我写这个帖子的两个小时是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了吧。至于那些认为这种吵架无聊的人，此文以下部分你就不用看了，但是如果你已经“无聊”地往下看了，就甭教育我什么叫“有聊”了。
我的讲理，局限于那些还在试图讲理的人，至于那些纯属漫骂或者攻击我“pose”或者“动机”的人，我还真不屑搭理你们。
1）对太蔟“有理有节的"《对醉钢琴一处比喻的感触》，我已经在原贴后“有理有节”地回复如下（略有改动）。
－－－－－－－－－－－－－－
drunkpiano @ 2007-6-14 10:24:25
呵呵，因为老罗的一个问题(注：老罗因为方舟子和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过架，于是问方舟子“是不是反对自由民主？”)，竟然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论。我是稀里糊涂闯了进来，才看到争论。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我也“无聊”一把吧。
我想太蔟你想强调的是：“伪自由主义小人”和“真正的自由民主派”之间的区别不是种类的区别（西红柿和冬瓜的区别），而是质量的区别（坏西红柿和好西红柿的区别），所以你觉得我的比喻不当，对吗？好吧，就算我的比喻不得当吧。
我换一种比喻方式：A不爱吃这个西红柿，那个西红柿……于是B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西红柿啊？当然A可能回答B：我不是不爱吃西红柿，而是这个西红柿长太脏，那个没熟透……所以我不吃。疑问解决。
问题是，B一开始怎么知道“这个西红柿太脏、那个没熟透”呢？你凭什么认为在B提问之前已经掌握了A对他所见过的西红柿的知识呢？就算B掌握了那些知识，你又凭什么认为B一定同意A的判断呢？比如，在A眼里“太脏”的西红柿在B眼里可能只是一个有个小灰点的西红柿所以不是大问题呢，不至于使那个西红柿成为一个“伪漂亮的坏西红柿”呢？
所以，即使我换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老罗问那个问题，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2）对Boating“关于《关于‘穿越百年的市恩’》”的答复。
－－－－－－－－－－－－－－－
你的这篇文章，除去我认为强词夺理、不知所云的内容，也就这段话还貌似有道理，值得一驳。
【最后谈一下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关系问题。drunkpiano说的不错，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但是drunkpiano所举出例子，比如，文革中对搞科研的限制，中世纪教会对科学人士的摧残，大跃进中的亩产过万的闹剧。却并不足以说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就在亩产过万的同一时期，我国还搞出过原子弹、导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如果我拿这几个例子来说明独裁专制对科学的重要性，显然我已经有点神智不清了。
至于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上，drunkpiano也举出了一个例子，“煤变油”项目花费100亿巨资后被停建。这个例子就更不能说明民主和科学的关系了。就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自己专制独裁的权力修建了都江堰，二千多年了过去了仍在发挥作用。当时虽无科学，但是技术上的独创性却是世界顶尖的。我想从这个例子上也不会有任何人得出专制独裁对科学的重要。】
我想你的意思是：专制制度下也有过科技进步，所以不能说自由、民主对于科技发展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我说：中医也治好过人，所以不能说西医对于治病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你会怎么想？
如果我再说：科技发展也害过人（比如车祸死人、孩子玩游戏上瘾），所以不能说科技发展对于人类文明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你又会怎么想？
上面三句话在逻辑上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还讲道理的话，相信应该同意：判断A与B之间是否有大致的正相关关系，是应该看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正相关，而不是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几个反例。纵向地说，比较自由、民主制度逐步发展的近代几百年的科技成果和过去几千年专制、“封建”制度下的科技成果。横向地说，比较相对自由民主的国家和同时代专制国家的科技成果。
不错，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苏联在共产主义时代）也搞出过不少科技成果，问题是：“尽管有专制，但科技仍然发展”和“因为有专制，所以科技有发展”是同一个意思吗？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你体会得出来吗？袁隆平文革期间被打成白专分子、培育的秧苗被红卫兵破坏，你能说他是“因为”被打成白专分子、“因为”秧苗被红卫兵扔掉，“所以”培育出了伟大的杂交水稻？而且当时东方阵营的科技成果有多少是依靠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基础？又有多少科技“可持续发展”的例子？有多少军工之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科技发展？有多少是依靠“留学归国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都是在哪拿的博士？
你可能又会跳出来说了，我没有说“专制对科学重要”啊，我只是说“你举的例子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对科学重要”。是啊，当然“不足以”。怎样才能足以呢？写个百万字的论文统计分析比较专制制度下的科技成果和自由民主时代的科技成果？我本来就没想用那几个例子来“证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而只是试图用举例的方式来强调这个“中学生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既然你自己也说“drunkpiano说的不错，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那你还争什么呢？为了吵架而吵架？要不你来写个百万字的论文“说明”一下为什么“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不然我就可以说你这句话是胡扯？我还好歹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句话呢，你的“说明”在哪里？
3）对柯南的《拆散宏大叙事》和《继续宏大叙事》的回复。
本来我根本不想跟柯南对话的，因为我觉得他纯粹是在“抠字眼”，想尽一切办法曲解你的意思，然后大战风车，但是现在看来，他还挺乐意跟我对话的，连出几篇文章都是针对我，我再不对话，也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有网友把他作为“有理有节”的代表，我再不对话，倒显得我“无理无节”似的，所以我也来“抠”一下字眼算了。
下面是我对柯南的回答，括号里是柯南的话,加重字体的是我的回答。
【“drunkpiano在第一张帖子里大谈“看不惯有人因此跳出来批斗‘民主自由派’，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然而TC说的是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这怎么就成了“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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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仅仅是说“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吗？如果他仅仅是说“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这样的废话需要反驳吗？可能反驳吗？TC的原话：“大多数号称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华丽的POSE上”，“比如说这次PX事件……POSE党们就怒了，说，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重要的是要反对，只要反对就行了，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我认为TC的观点“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只关心pose”和“pose党认为科学论据算个屁”加起来，推出了一个观点：“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认为说话讲科学依据算个屁”，我觉得这是把“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热爱“德先生”的人）和“对讲科学依据的人”（热爱“赛先生”的人）放到了对立面上，我不同意这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挑拨”这个字眼过重，对此我向TC道歉。――――――――――――――――
【“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这与有人指出华丽pose的存在有什么关系？
在第二张帖子里，drunkpiano提了一个“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不爱吃白菜、芹菜、豆芽、莴笋、韭菜、萝卜、土豆、西红柿……那么你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蔬菜啊？’”的说法，用来说明罗永浩的“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这种类比是有问题的。因为“白菜、芹菜、豆芽……”都隐含了“这些蔬菜是有益人体的”（热量、维生素、蛋白质、其他营养物质等等）。试着把这个类比中的蔬菜换成“二恶英、亚硝酸盐、1,2-苯并芘、黄曲霉菌……”，那么“你是不是不爱吃这些东西”还有问的必要吗？
我并非暗示摆pose的人都像1,2-苯并芘那么有毒，我使用这些例子主要是为了让你更好地看出这个类比中隐含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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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话，见上文我对太蔟的《对醉钢琴比喻的感触》一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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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张贴子里，该作者抱怨了boating指责他在第一张贴子里说的“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是一种“市恩”情结。
该作者称：“‘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偷换了概念。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研究（free inquiry），但是你不能直接把它换成今天我们说的自由、民主（一种政治过程）。顺便说一句，“不言自明”在这里是一个很可笑的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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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inquiry难道不是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 “问”的自由都没有，又哪来“答”的成果？历史上专制者利用权力剥夺别人“问”的自由的例子少吗？你倒没有“偷换概念”，你就是胡搅蛮缠概念而已。另，如果你觉得“不言自明”很可笑，你又怎么看“挺方阵营”里的人说我在“醉三条”里写的都是“中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呢？难道你连“中学生都明白的道理”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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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看到，所谓的“县官整方舟子”是在drunkpiano反驳TC关于华丽pose的文章里出现的。Drunkpiano的这句话与华丽pose的存在有什么关系？这又与太簇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有什么相似之处？所以我说这句话摆放在哪里其实也是个华丽的pose，属于“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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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整方舟子”这句话是用来举例说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和“华丽的pose”有什么关系？就是告诉TC "自由”不仅仅是“华丽的pose”啊。和太蔟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在于：正如你不能一边享受科技成果一边反科技，你也不能一边享受free inquiry里面的那个freedom，一边对那些开拓这个freedom的人表示愤恨。你是真看不懂还是假看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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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说罗永浩的“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这段话是这场“宏大叙事”式的“争论”的根源。注意，所谓“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中的一些人被方舟子批评（罗永浩使用的是“骂”这个词），和方舟子是否反对自由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你批评了一群人中的好几个，这也可能是因为这几个人真有问题。下一句“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本身隐含了一个命题，即“那些作家和学者是倡导自由民主的”。然而这个隐含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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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中的一些人被方舟子批评，和方舟子是否反对自由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同意这个说法，我想老罗也同意，否则他根本没必要“问”了，直接从“方舟子跟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过架”推出“方舟子反对自由民主”就可以了。他之所以没有推出这个结论，而采取“问”的形式，恰恰证明了他并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至于“那些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是不是“真有问题”，这完全可以讨论，没有人使用“那些倡导自由民主的人都没有问题”这个“隐含命题”论证任何观点。从逻辑上讲，我完全可以一方面同意“王怡是个伪自由主义小人”，另一方面反对“对自由民主人士的无理攻击”。（注：在有人使用充分论据说服我之前，我并不认为“王怡是个伪自由主义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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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drunkpiano继续“宏大叙事”，称“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
明白了，这就是该作者的动机。和刚才我指出的一样，这个命题也隐含了“那些人士是自由、民主人士”，然而这个隐含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drunkpiano的这句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这个比喻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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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洋洋自得地抠字眼了不是？“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的完整说法是：“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并且攻击得没有道理，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连TC自己都道歉说他认为“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是pose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你还搅和什么呢？你可能会说：你原先没有“并且攻击得没有道理”这句话啊！废话，我用了一整篇文章来说明这种攻击的“没有道理”之处，你还要我怎么说？此外，我在回TC的帖子中已经明确说了，我认为不但可以批评自由民主人士，连自由民主本身都可以批评，又哪来什么“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宗教”都没有，又谈何“圣人”？至于“那些人是自由民主人士，这个隐含命题是有争议的”，哪有什么隐含命题？你还对根本不存在的隐含命题纠缠个没完没了了？我同意“有些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和主张“没有根据认为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是pose党”有什么矛盾吗？我反对“对自由民主没有道理的批评”和反对“对自由民主的批评”是一回事吗？
还要接着抠字眼吗？愿意奉陪。
“对有理有节的帖子，醉钢琴不都有理有节地回了吗？对西风，那是他自己先无缘无故开骂。至于“往地上一屁墩儿就开嚎”，罗永浩博客上方粉屎尿遍地你看不见，醉钢琴恶搞一下他们，你视力突然就好起来了？”
我现在之所以收回“最后一战”的说法，再徒劳地讲一次道理，当然不是想说服那些对讲道理本质上没有兴趣的人，而且觉得：第一，有的网友因为支持我而挨骂，我不站出来讲讲理，是对他们的辜负。第二，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一个平衡的视角。我就当我写这个帖子的两个小时是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了吧。至于那些认为这种吵架无聊的人，此文以下部分你就不用看了，但是如果你已经“无聊”地往下看了，就甭教育我什么叫“有聊”了。
我的讲理，局限于那些还在试图讲理的人，至于那些纯属漫骂或者攻击我“pose”或者“动机”的人，我还真不屑搭理你们。
1）对太蔟“有理有节的"《对醉钢琴一处比喻的感触》，我已经在原贴后“有理有节”地回复如下（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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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nkpiano @ 2007-6-14 10:24:25
呵呵，因为老罗的一个问题(注：老罗因为方舟子和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过架，于是问方舟子“是不是反对自由民主？”)，竟然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论。我是稀里糊涂闯了进来，才看到争论。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我也“无聊”一把吧。
我想太蔟你想强调的是：“伪自由主义小人”和“真正的自由民主派”之间的区别不是种类的区别（西红柿和冬瓜的区别），而是质量的区别（坏西红柿和好西红柿的区别），所以你觉得我的比喻不当，对吗？好吧，就算我的比喻不得当吧。
我换一种比喻方式：A不爱吃这个西红柿，那个西红柿……于是B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西红柿啊？当然A可能回答B：我不是不爱吃西红柿，而是这个西红柿长太脏，那个没熟透……所以我不吃。疑问解决。
问题是，B一开始怎么知道“这个西红柿太脏、那个没熟透”呢？你凭什么认为在B提问之前已经掌握了A对他所见过的西红柿的知识呢？就算B掌握了那些知识，你又凭什么认为B一定同意A的判断呢？比如，在A眼里“太脏”的西红柿在B眼里可能只是一个有个小灰点的西红柿所以不是大问题呢，不至于使那个西红柿成为一个“伪漂亮的坏西红柿”呢？
所以，即使我换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老罗问那个问题，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2）对Boating“关于《关于‘穿越百年的市恩’》”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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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篇文章，除去我认为强词夺理、不知所云的内容，也就这段话还貌似有道理，值得一驳。
【最后谈一下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关系问题。drunkpiano说的不错，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但是drunkpiano所举出例子，比如，文革中对搞科研的限制，中世纪教会对科学人士的摧残，大跃进中的亩产过万的闹剧。却并不足以说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就在亩产过万的同一时期，我国还搞出过原子弹、导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如果我拿这几个例子来说明独裁专制对科学的重要性，显然我已经有点神智不清了。
至于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上，drunkpiano也举出了一个例子，“煤变油”项目花费100亿巨资后被停建。这个例子就更不能说明民主和科学的关系了。就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自己专制独裁的权力修建了都江堰，二千多年了过去了仍在发挥作用。当时虽无科学，但是技术上的独创性却是世界顶尖的。我想从这个例子上也不会有任何人得出专制独裁对科学的重要。】
我想你的意思是：专制制度下也有过科技进步，所以不能说自由、民主对于科技发展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我说：中医也治好过人，所以不能说西医对于治病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你会怎么想？
如果我再说：科技发展也害过人（比如车祸死人、孩子玩游戏上瘾），所以不能说科技发展对于人类文明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你又会怎么想？
上面三句话在逻辑上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还讲道理的话，相信应该同意：判断A与B之间是否有大致的正相关关系，是应该看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正相关，而不是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几个反例。纵向地说，比较自由、民主制度逐步发展的近代几百年的科技成果和过去几千年专制、“封建”制度下的科技成果。横向地说，比较相对自由民主的国家和同时代专制国家的科技成果。
不错，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苏联在共产主义时代）也搞出过不少科技成果，问题是：“尽管有专制，但科技仍然发展”和“因为有专制，所以科技有发展”是同一个意思吗？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你体会得出来吗？袁隆平文革期间被打成白专分子、培育的秧苗被红卫兵破坏，你能说他是“因为”被打成白专分子、“因为”秧苗被红卫兵扔掉，“所以”培育出了伟大的杂交水稻？而且当时东方阵营的科技成果有多少是依靠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基础？又有多少科技“可持续发展”的例子？有多少军工之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科技发展？有多少是依靠“留学归国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都是在哪拿的博士？
你可能又会跳出来说了，我没有说“专制对科学重要”啊，我只是说“你举的例子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对科学重要”。是啊，当然“不足以”。怎样才能足以呢？写个百万字的论文统计分析比较专制制度下的科技成果和自由民主时代的科技成果？我本来就没想用那几个例子来“证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而只是试图用举例的方式来强调这个“中学生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既然你自己也说“drunkpiano说的不错，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那你还争什么呢？为了吵架而吵架？要不你来写个百万字的论文“说明”一下为什么“搞科学研究离不开自由”？不然我就可以说你这句话是胡扯？我还好歹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句话呢，你的“说明”在哪里？
3）对柯南的《拆散宏大叙事》和《继续宏大叙事》的回复。
本来我根本不想跟柯南对话的，因为我觉得他纯粹是在“抠字眼”，想尽一切办法曲解你的意思，然后大战风车，但是现在看来，他还挺乐意跟我对话的，连出几篇文章都是针对我，我再不对话，也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有网友把他作为“有理有节”的代表，我再不对话，倒显得我“无理无节”似的，所以我也来“抠”一下字眼算了。
下面是我对柯南的回答，括号里是柯南的话,加重字体的是我的回答。
【“drunkpiano在第一张帖子里大谈“看不惯有人因此跳出来批斗‘民主自由派’，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然而TC说的是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这怎么就成了“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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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仅仅是说“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吗？如果他仅仅是说“摆华丽pose的人存在”，这样的废话需要反驳吗？可能反驳吗？TC的原话：“大多数号称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华丽的POSE上”，“比如说这次PX事件……POSE党们就怒了，说，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重要的是要反对，只要反对就行了，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我认为TC的观点“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只关心pose”和“pose党认为科学论据算个屁”加起来，推出了一个观点：“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认为说话讲科学依据算个屁”，我觉得这是把“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热爱“德先生”的人）和“对讲科学依据的人”（热爱“赛先生”的人）放到了对立面上，我不同意这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挑拨”这个字眼过重，对此我向TC道歉。――――――――――――――――
【“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这与有人指出华丽pose的存在有什么关系？
在第二张帖子里，drunkpiano提了一个“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不爱吃白菜、芹菜、豆芽、莴笋、韭菜、萝卜、土豆、西红柿……那么你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蔬菜啊？’”的说法，用来说明罗永浩的“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这种类比是有问题的。因为“白菜、芹菜、豆芽……”都隐含了“这些蔬菜是有益人体的”（热量、维生素、蛋白质、其他营养物质等等）。试着把这个类比中的蔬菜换成“二恶英、亚硝酸盐、1,2-苯并芘、黄曲霉菌……”，那么“你是不是不爱吃这些东西”还有问的必要吗？
我并非暗示摆pose的人都像1,2-苯并芘那么有毒，我使用这些例子主要是为了让你更好地看出这个类比中隐含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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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话，见上文我对太蔟的《对醉钢琴比喻的感触》一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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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张贴子里，该作者抱怨了boating指责他在第一张贴子里说的“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是一种“市恩”情结。
该作者称：“‘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偷换了概念。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研究（free inquiry），但是你不能直接把它换成今天我们说的自由、民主（一种政治过程）。顺便说一句，“不言自明”在这里是一个很可笑的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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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inquiry难道不是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 “问”的自由都没有，又哪来“答”的成果？历史上专制者利用权力剥夺别人“问”的自由的例子少吗？你倒没有“偷换概念”，你就是胡搅蛮缠概念而已。另，如果你觉得“不言自明”很可笑，你又怎么看“挺方阵营”里的人说我在“醉三条”里写的都是“中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呢？难道你连“中学生都明白的道理”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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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看到，所谓的“县官整方舟子”是在drunkpiano反驳TC关于华丽pose的文章里出现的。Drunkpiano的这句话与华丽pose的存在有什么关系？这又与太簇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有什么相似之处？所以我说这句话摆放在哪里其实也是个华丽的pose，属于“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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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整方舟子”这句话是用来举例说明“自由对科学”的重要性，和“华丽的pose”有什么关系？就是告诉TC "自由”不仅仅是“华丽的pose”啊。和太蔟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在于：正如你不能一边享受科技成果一边反科技，你也不能一边享受free inquiry里面的那个freedom，一边对那些开拓这个freedom的人表示愤恨。你是真看不懂还是假看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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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说罗永浩的“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这段话是这场“宏大叙事”式的“争论”的根源。注意，所谓“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中的一些人被方舟子批评（罗永浩使用的是“骂”这个词），和方舟子是否反对自由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你批评了一群人中的好几个，这也可能是因为这几个人真有问题。下一句“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本身隐含了一个命题，即“那些作家和学者是倡导自由民主的”。然而这个隐含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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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中的一些人被方舟子批评，和方舟子是否反对自由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同意这个说法，我想老罗也同意，否则他根本没必要“问”了，直接从“方舟子跟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过架”推出“方舟子反对自由民主”就可以了。他之所以没有推出这个结论，而采取“问”的形式，恰恰证明了他并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至于“那些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是不是“真有问题”，这完全可以讨论，没有人使用“那些倡导自由民主的人都没有问题”这个“隐含命题”论证任何观点。从逻辑上讲，我完全可以一方面同意“王怡是个伪自由主义小人”，另一方面反对“对自由民主人士的无理攻击”。（注：在有人使用充分论据说服我之前，我并不认为“王怡是个伪自由主义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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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drunkpiano继续“宏大叙事”，称“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
明白了，这就是该作者的动机。和刚才我指出的一样，这个命题也隐含了“那些人士是自由、民主人士”，然而这个隐含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drunkpiano的这句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这个比喻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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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洋洋自得地抠字眼了不是？“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的完整说法是：“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并且攻击得没有道理，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连TC自己都道歉说他认为“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是pose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你还搅和什么呢？你可能会说：你原先没有“并且攻击得没有道理”这句话啊！废话，我用了一整篇文章来说明这种攻击的“没有道理”之处，你还要我怎么说？此外，我在回TC的帖子中已经明确说了，我认为不但可以批评自由民主人士，连自由民主本身都可以批评，又哪来什么“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宗教”都没有，又谈何“圣人”？至于“那些人是自由民主人士，这个隐含命题是有争议的”，哪有什么隐含命题？你还对根本不存在的隐含命题纠缠个没完没了了？我同意“有些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和主张“没有根据认为大多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是pose党”有什么矛盾吗？我反对“对自由民主没有道理的批评”和反对“对自由民主的批评”是一回事吗？
还要接着抠字眼吗？愿意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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