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理想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年轻到人们还好奇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一个剧，97年左右，北京，实验剧场，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大到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屏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

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里胡梢的特技、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或者长镜头，没有频繁的画面更新，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某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到老师，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要爬雪山过草地吧，哪象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的一路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当然我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又看了孟京辉。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我所暗恋的人。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便觉得这话剧无比动人、无比美好。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等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

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啊，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总是有各种理由，先是英语不够好，后是忙，或者是不急，总有机会。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蹲下来捡几颗珠宝，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Atlantic Theater,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