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请鸵鸟老师进

鸵鸟老师在小昭博客后面指名道姓地跟我叫板，为了“越辩越明”的真理，我只能拨开鸵鸟老师明显的恶意，忍辱负重地应战了。

鸵鸟老师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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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刘同学【DP注：被鸵鸟老师误认为是我的一位同学】是醉钢琴，在这儿说不要一锅烩就很虚伪，悍然关闭评论后，必将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呀，真是比刘天昭有主见。所以，假如你是，既然跟在本鸵后面说话，我就评论评论你。也许醉钢琴确实是哈佛的政治学博士，我在哈佛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听说过你这个人，但从未见你参加过任何讨论——只要你参加，不会逃过这几个活动量极大的家伙的眼睛的，对一个社会科学的博士，从不参加各种社团的seminar，这意味着什么？醉钢琴老师一提起汪晖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其实就你这种水平汪晖哪儿知道你是谁啊？假装吃苍蝇的机会都没有。贬汪一定扬秦吧？秦晖论证得清清楚楚：集权有助于效率，但不利于公平。关键区别就是这个：真正的对立是公平与效率，而不是民主与效率。我宁死也不相信哈佛博士会不知道民主和公平是两个概念，但就是这个小儿科的概念，让《民主与效率》跟垃圾划上了等号。醉钢琴老师自作聪明的发明了一个政策制定效率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区别，不过是个语言游戏罢了，完全证明不了民主和效率正相关。不错，中国的土改相当于土抢，全抢到国家手里了，很集权，印度的土地基本是种姓时期遗留，尊重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产权，很民主。但是请问：修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占地，直接贴布告征地和与成千上万的业主谈判，显然都不属于你这里定义的政策制定而是政策执行，那么是集权产生的政策效率高还是民主产生的政策效率高？根据以往醉老师把本鸵的问题高屋建瓴地简化为一个不堪一击的论点再抡起来猛揍的经验，本鸵认为醉钢琴老师面对这个问题很难保持既诚实又自信。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就是一个集权的结果，但是它保障了企业用地的低成本、保障了基础建设的低成本，基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别还保障了人工的低成本，构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根本内推力，这就是集权的效率。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道义上的纯粹和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往往是矛盾的，这个正宗的自由主义批判话语现在可以批评大多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谁愿意抑制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欲望？

醉钢琴老师这种文风表现最恶劣的地方，是偏颇举证，却一副全知全能的口吻，对汪晖的批判基本上可以用“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来代替——这种典型的左派思维现在在自由主义愤青当中相当流行。结果也很恶劣，就是道德化和非理性化了一批自由主义爱好者，共产、纳粹，任何意识形态的煽动都是这个路数。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你们南方媒体，徐列同学对这样文章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还是太臣服于民粹对所谓美国经验的热爱，是另一种没有独立精神的表现。那就别挤兑《读书》了吧。――――――――――――――――――――――

我的回答：


1．我不是哈佛政治学博士，只是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除掉寒暑假，掐头去尾，只有7、8个月。如果非要计算，在这期间，大约参加过15个讲座左右。“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

2．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是哈佛博士，不去参加社团seminar关任何人屁事吗？就爱自己看书学习找自己的朋友同学导师讨论问题不可以吗？或者，我去参加的各种seminar碰巧你那些“活动量极大的”朋友没去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有认出我来，不可以吗？连这个都拿来指控我，您不觉得很无聊吗？当然，就这个问题的论证方式和批判角度，确实客观反映了您的辩论水平。

3．关于“民主与效率”一文，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民主促进效率”或者试图“证明民主和效率正相关”，更没有说“民主等于公平”，只是试图说明“集权提高效率”这个说法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言自明。Again,先去弄清楚别人的看法as a matter of fact是什么再去做你的价值判断。对于那种把自己的愚蠢看法强加给别人然后开始大战风车的做法，我向来非常鄙视。当然，如果你不理解“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和“民主一定提高效率”这两句话之间的区别，建议重修大一的逻辑学原理，要不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也行：“高个子不一定身材好”以及“矮个子一定身材好”，怎么样，体会出区别吗？

4．之所以说“集权一定提高效率”这个说法不是“不言自明”的，是因为从单独某一件事、工程的决策甚至执行效率来说，集权很可能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把每一件事、工程的经济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外部及长期后果、资源使用率计算进去，集权未必提高这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到最后经济效率赶不上西方世界。

5．举例来说，对于挣钱，最有效率的，莫过于抢银行了。对于抢劫犯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抢到钱，可以说“抢劫提高效率”（呵呵，土改、集体化……）。问题是，这件事情的效率后果是什么呢？（不谈道义后果）第一，警察要来调查办案，花费纳税人的公务资源；第二，如果出现了伤亡，清洁工要来打扫清理，医院要来抢救，花费纳税人另两项公务资源；第三，银行以后要雇更多的保安或者提高反抢劫的技术投入，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第四，许多人从此不敢到这个银行存钱了，降低了这个银行的收入来源；第五，抢劫犯拿到这个钱可能吃喝嫖赌挥霍了，但是这个钱如果被银行作为贷款发放到投资当中，很可能带动更大的GDP增长……如果全社会的财富都靠抢银行得到，我们能够想象，银行都将面临破产，整个社会的资本市场崩溃。不错，对于能够抢到钱的人来说，抢劫“提高效率”，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长远来说，抢劫一定提高效率吗？

6．既然我想说明的是“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我当然要举“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例子了，结果就成了“恶劣文风”、“不诚实”、“全知全能的口吻”、“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哇塞，您视力真好，就那么两个例子，您看出了那么多叵测居心。不过我倒奇怪，如果同理可推的话，您用“修路”、“征地”中印对比的例子说明“集权提高效率”，是不是也属于用心险恶的“偏颇举证”、“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呢？还是，大家有理说理，谁也别给谁戴高帽子比较好？

7．“民主”还是“集权”提高效率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效率输于民主的美国”的例子，也有“高度集权的中国经济效率高于民主的印度”的例子，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做统计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首先有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效率”，定义“效率”，测量“效率”的问题。其次，在对“民主”和“效率”的含义得出共识的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经验数据。再次，就算我们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也很难说它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因为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现象是“瞬息万变”的，一条社会科学得出的规律必须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做出调校。这些，我没有能力做到，而且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不确定，就算我所敬重的秦晖老师都已经断言“集权提高效率”了，我还是不能仅仅因为他这么说了就同样断言。不过，既然您对“集权提高效率”似乎很肯定的样子，我想知道您的论据是什么呢？仅仅因为中印修路征地对比这个“偏颇举证”？

8．我的确不喜欢汪晖，但首先是因为他拧巴的文风，其次才是他的政治观念。新左派当中，文风踏实的，即使意见和我不一致，我也都尊重，崔之元、王绍光颇有些文章还值得一读。“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从何说起呢？又把您的愚蠢观点强加给我然后大加批判？这倒的确是“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的捷径。而且，我很奇怪，这场讨论跟汪晖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您要把他给扯进来呢？

9．本来讨论问题呢，大家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但您上来就剑拔弩张地恶语相向，我不禁有些“愕然”。后来看到您在其它地方的“点拨”，仔细一想，原来是大半年前曾经和您有过一场就事论事的辩论。呵呵，grudge的力量啊，要不都能拍出两集恐怖片呢。

10． 如果您觉得读以我的水平写出来的东西就象“吞苍蝇”，我倒奇怪，您怎么这么坚持不懈地“吞苍蝇”呢？自虐狂？为了您的身心健康，还是别“吞苍蝇”了吧，还是读汪晖和《读书》陶冶情操吧，祝您思想越来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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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爱听seminar，一大半听了都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