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d a bullet》是我昨天看的一个电影，巴西的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耳朵的一个女孩（割绑票耳朵是巴西绑架的一个常见行为）、杀过绑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象我三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是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The robber is not in fear, but the robbed is. This is Brazil. 商人说：Brazil is heading to a very dangerous direction, and it can be worse.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要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口袋里的cash，哪管绑架流行的宏观经济后果。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不明白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整个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
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永远是饮鸩止渴。
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只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能分的都分的，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就是迟迟不肯来临。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blame America.
当然委内瑞拉还有石油，还能风光地撑上一段，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里得到的好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我能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现在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50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X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与这话对称的是，富人很多，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通过不仁不义的手段致富（更不要说他们往往无辜的亲戚、孩子），所以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对富人不加区分地施暴。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认识论的差异。“集体主义”者的逻辑是：因为我属于贫困阶级，所以我可以如何如何……因为他属于权贵阶级，所以我可以对他如何如何……“个体主义”者却会问：那么个体责任呢？
我始终觉得以集体的名义逃避个体责任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吗？如果阶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言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个体主义”的核心并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个生命，不管穷富、美丑、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对待。
Send a bullet里面，记者最后问那个绑匪，你杀人的时候，会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吗？绑匪说：“不想”。
我想，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一切人道主义的起点都在于面对一个、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发问：如果我是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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