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瓦上霜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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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