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3日星期五

关于Me Generation一文

看了“时代”上那篇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扯几句感想。

那个报道对小精子及其朋友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政治与民主。

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me generation”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89 generation”,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民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政治?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很简单,这跟generation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制度的产物:当前中国的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在“谁有钱谁大爷”的氛围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更糟的是,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政府打压,失去工作、人身伤害、甚至坐牢,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地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施暴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人家的存在榨出你皮袍下的小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说明: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包括政客关心自己的仕途,或者一般人对政客仕途的关心。关心黄菊什么时候死,或者张玉凤到底与毛泽东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关心八卦而已。本质上,关心政治是对我们所置身的公共生活其规则、其资源、其组织方式的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冷漠并不是中立,当一个暴徒殴打一个弱者,你站在一旁默不做声时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象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

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当然,我同意“Me generation”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只有直接跟政府“冲撞”才是关心政治。你开一个遵守劳动法的工厂,解决一批人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政治的积极贡献。

在平客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我还没有贴出),提到在苏丹达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Again,制度啊制度。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政府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抖抖瑟瑟地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自由的社会里,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扎根也会影响文化。本来,我不关心政治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慢慢地,为了自我辩护,它成了一种道义的选择。“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变成了“对的、好的、值得炫耀的”的东西。对政治的关心亦是如此,很多美国大学生最初参与政治团体可能仅仅是为了多一个“group to hang out”,但是慢慢的,各种集体活动强化了公共意识,使关心参与政治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女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XX年到XX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嘛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奴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它的错误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小精子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了。当然,避重就轻一贯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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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此文不针对Vicky小精子,我非常喜欢小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