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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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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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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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开学
1.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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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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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美国大选贵不贵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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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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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政治现代化，从权力分享开始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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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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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事实重要吗（转帖）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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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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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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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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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看房综合症进一步恶化中
由于剑桥一共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由于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上市是有限的，又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吓得很多卖主根本都不敢把房子往市场上推，导致我在大跃进地看了一段房子之后，很快就没有房子可看了。
就是说，我的论文越狱行动很快就碰到铁丝网了。
但，就像那些发明金融衍生工具以套现的华尔街牛人一样，我很快发明了很多看房“衍生事务”，实现了进一步拖延论文的战略目的。
这些“衍生事务”包括：研究IKEA网站和catelogue（三个晚上）；研究铺地板贴瓷砖Do-It-Yourself的难度和可节省费用（四个晚上）；研究墙纸的种类的样式（两个晚上）；研究refinish厨房卫生间和refit厨房卫生间的成本区别（三个晚上）；研究剑桥的装修界现状（一个晚上）；研究英国的厨房安装改造界现状（两个晚上）；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三个晚上）；研究汇率趋势（一个晚上）；研究并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及股市、房价走势（五个晚上）；为成功砍价而窃喜（三个晚上）；窃喜之后痛悔自己的决策（四个晚上）；反反复复登录蚊米和我的所有银行帐号一次次审视我们存款数字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或多个零（无穷个晚上）……
为了逃避论文，我冲不出铁丝网，挖地道还不行吗。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注册成立一个剑桥买房咨询公司了，您想知道Abbey National和HSBC的mortgage利率区别吗？您想知道英镑和美元的利率走势吗？您想知道Paradise St上那些房子的历史价格吗？您想知道IKEA和ARGOS哪家餐桌便宜吗？请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女博士为了逃避写论文，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表明，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围棋高手，就逼他学篮球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游泳高手，就逼他学登山吧。历史一定会精确地朝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的。
可悲的是，正如金融衍生产品也有泡沫爆炸的一天，我，朝360个方向挖过地道之后，发现看房的“衍生事务”也被我做完了。
在一个深夜，发现自己面对GOOGLE的输入栏竟然失去了一切想象力，再也没有了衍生名词可输之后，我禁不住搂着自己的钱包，仰天长啸起来-----
天哪，难道，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去、买、房、了、吗？！
玩火自焚，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是说，我的论文越狱行动很快就碰到铁丝网了。
但，就像那些发明金融衍生工具以套现的华尔街牛人一样，我很快发明了很多看房“衍生事务”，实现了进一步拖延论文的战略目的。
这些“衍生事务”包括：研究IKEA网站和catelogue（三个晚上）；研究铺地板贴瓷砖Do-It-Yourself的难度和可节省费用（四个晚上）；研究墙纸的种类的样式（两个晚上）；研究refinish厨房卫生间和refit厨房卫生间的成本区别（三个晚上）；研究剑桥的装修界现状（一个晚上）；研究英国的厨房安装改造界现状（两个晚上）；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三个晚上）；研究汇率趋势（一个晚上）；研究并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及股市、房价走势（五个晚上）；为成功砍价而窃喜（三个晚上）；窃喜之后痛悔自己的决策（四个晚上）；反反复复登录蚊米和我的所有银行帐号一次次审视我们存款数字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或多个零（无穷个晚上）……
为了逃避论文，我冲不出铁丝网，挖地道还不行吗。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注册成立一个剑桥买房咨询公司了，您想知道Abbey National和HSBC的mortgage利率区别吗？您想知道英镑和美元的利率走势吗？您想知道Paradise St上那些房子的历史价格吗？您想知道IKEA和ARGOS哪家餐桌便宜吗？请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女博士为了逃避写论文，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表明，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围棋高手，就逼他学篮球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游泳高手，就逼他学登山吧。历史一定会精确地朝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的。
可悲的是，正如金融衍生产品也有泡沫爆炸的一天，我，朝360个方向挖过地道之后，发现看房的“衍生事务”也被我做完了。
在一个深夜，发现自己面对GOOGLE的输入栏竟然失去了一切想象力，再也没有了衍生名词可输之后，我禁不住搂着自己的钱包，仰天长啸起来-----
天哪，难道，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去、买、房、了、吗？！
玩火自焚，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Bail Out Ourselves (转帖)
不太懂经济、又特别想懂的时候，我一般都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今天读到的《Bail Out Ourselves》是我近期读到的、关于华盛顿bailout plan的文章里最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当然我很少发现该报纸的社论不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所以很可能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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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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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
形而下生活
逃避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结婚，比如生孩子，我最近发明的方式是看房子。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民主可以防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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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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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经济制裁有用吗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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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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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福利国家的限度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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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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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世相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走向共和
在国外住着，什么都比国内慢好几拍。《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好像在国内早热闹过了，我远隔欧亚大陆，最近才有时间下载来看。
目前才看到20集左右，主要感想有三个：
1. 李鸿章、慈禧演得真好。那个演慈禧的老太太，和照片里的慈禧本人还真有三分想像。李鸿章，躺在日本的病床上，听到光绪手谕批准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一抹淡淡的冷笑，太传神了。
2. 这个电视剧真gay啊，所有的男主角都有一个闺蜜：李鸿章身边永远跟着个盛宣怀，张之洞身边总是跟着个辜鸿铭，光绪身边总贴着个翁同龢，袁世凯总是和“菊人兄”粘一起，康有为身边总贴谁都不用说了，连李莲英身边都总粘个德公公。
3. 康有为和孙中山演的不是一般的猥琐，每次出场便摧胸顿足地干嚎一番，引发比他们更猥琐的众跟班们一番喝彩，然后匆匆退下。也不知道编剧是故意恶心观众还是不能把握人物心理（一种可能性为正常人无法把握这俩躁狂病人的心态），反正每次这两哥们一出场，就是一番“不起鸡皮疙瘩不收钱”的架势。比如下面这个康有为片段：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恶狠狠地指着某人）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伦常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擦汗）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双手向空中伸去）一次又一次的落第，一次又一次的耻辱！（手拍桌子）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到这个制度的内部（梁启超端茶过来：老师！）这，就是执着。（梁启超点头）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蝼蚁能捆住巨人吗？（问一堆人）栏杆能挡住骏马吗？（问另一堆人）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一只拳头向空中挥舞）
看完这个片段，我怎么觉得康有为应该由吴孟达来演，梁启超应该由周星驰来演呢。
目前才看到20集左右，主要感想有三个：
1. 李鸿章、慈禧演得真好。那个演慈禧的老太太，和照片里的慈禧本人还真有三分想像。李鸿章，躺在日本的病床上，听到光绪手谕批准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一抹淡淡的冷笑，太传神了。
2. 这个电视剧真gay啊，所有的男主角都有一个闺蜜：李鸿章身边永远跟着个盛宣怀，张之洞身边总是跟着个辜鸿铭，光绪身边总贴着个翁同龢，袁世凯总是和“菊人兄”粘一起，康有为身边总贴谁都不用说了，连李莲英身边都总粘个德公公。
3. 康有为和孙中山演的不是一般的猥琐，每次出场便摧胸顿足地干嚎一番，引发比他们更猥琐的众跟班们一番喝彩，然后匆匆退下。也不知道编剧是故意恶心观众还是不能把握人物心理（一种可能性为正常人无法把握这俩躁狂病人的心态），反正每次这两哥们一出场，就是一番“不起鸡皮疙瘩不收钱”的架势。比如下面这个康有为片段：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恶狠狠地指着某人）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伦常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擦汗）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双手向空中伸去）一次又一次的落第，一次又一次的耻辱！（手拍桌子）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到这个制度的内部（梁启超端茶过来：老师！）这，就是执着。（梁启超点头）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蝼蚁能捆住巨人吗？（问一堆人）栏杆能挡住骏马吗？（问另一堆人）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一只拳头向空中挥舞）
看完这个片段，我怎么觉得康有为应该由吴孟达来演，梁启超应该由周星驰来演呢。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
给法治一次机会
专栏牺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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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于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魇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么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讧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么“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扇”布什政府的“耳光”了。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什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意味着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于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众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众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于在网上获得那么多“喝彩”。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于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众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为此杀死6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于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采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什么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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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于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魇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么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讧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么“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扇”布什政府的“耳光”了。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什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意味着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于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众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众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于在网上获得那么多“喝彩”。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于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众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为此杀死6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于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采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什么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油价高涨，焉知非福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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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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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又见马尔萨斯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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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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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Slow like honey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
瓮安事件
有网友问对瓮安事件的看法。
我“不明真相”，没多少看法，就12条。
1. 照例谴责一下政府对新闻的管制。
4.我并不认为任何反政府行为天然地就是“义举”，我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一贯一样深重。
12. 很讨厌现在网上无数人一窝蜂地用“俯卧撑”这个词造句。
仔细想来，这12个看法都跟瓮安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贯情绪在某一个随机事件中的折射罢了。
可能这个答案简短得令人失望，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长度应当与他所掌握的事实数量成正比。此刻我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甚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我“不明真相”，没多少看法，就12条。
1. 照例谴责一下政府对新闻的管制。
4.我并不认为任何反政府行为天然地就是“义举”，我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一贯一样深重。
12. 很讨厌现在网上无数人一窝蜂地用“俯卧撑”这个词造句。
仔细想来，这12个看法都跟瓮安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贯情绪在某一个随机事件中的折射罢了。
可能这个答案简短得令人失望，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长度应当与他所掌握的事实数量成正比。此刻我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甚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2008年6月30日星期一
假如由你来制宪 （4）
做事情有始有终，是我的诸多各种美好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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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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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2008年6月25日星期三
毛里求斯
1.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wikipedia，说毛里求斯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结果一下飞机，路经的村庄、城镇，一概都是中国乡镇级城镇的模样（蚊米说是中国乡镇“20年前的样子”，大约因为他们浙江农村比较富裕）。要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000美元左右，所以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感觉却是“穷三倍”的样子。就是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植物园，港口的shopping center，都非常宽敞明亮洁净，但凡是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酒店，酒店都圈起自己的private beach，里面优雅宁静，风景如画，但是10分钟车距之外的村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自己的地盘反而破破烂烂，让人想起两个字：租借。
2.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一下飞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比JFK机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的风景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当然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名字忘了），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big big temple”，到那一看，就一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big big waterfall”，结果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非常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觉得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能看到“big big everything”啦。
3.
虽然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去之前看wikipedia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所以觉得应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便是在路易港的“中国城”，也很少看到华人。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破败最诡异的中国城。奇怪的是，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餐馆、卖菜卖肉的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孔子亿万的后人里，有那么几个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所以官方语言是英语，对外国人使用最多的口语是法语（基本上人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首先会用法语“试”我们，不行再试英语），加上各自的“籍贯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3-4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生养孩子吧。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很值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海，我当然见过。在北戴河，海南，大连，香港，纽约，波士顿，上海，我都见过大海，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地地蓝，热带地蓝，海明威式地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地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n年前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公路、电灯电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旷更狂野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肯定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但也不是没有好处。人少，安静，气温适宜，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which，正是我期待的。
所以基本上去的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打球打牌扔freesbie，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坐在世界尽头发呆。
5.
这一条是写给那些有可能去毛里求斯玩的人看的。
我并不是一个主张“奢侈旅游”的人，但是去毛里求斯玩，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挺重要的，主要是它们一般都有private beach。Private beach 的好处：有比较好的海景；酒店一般有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场地），所以两手空空地去都可以，不用操任何心；人相对少，不用争夺资源。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客观地说，“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似乎不应该感到内疚，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
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public beach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子，把游人给“困”在了里面。对于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极不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比如big big temple和big big waterfall），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鸡蛋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比较奇怪，虽然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什么海鲜供应（这与我在大连和北戴河的经验完全相反），外出吃饭花钱买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而且味道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鱼肉牛肉（听上去不错，但是很难吃）和面包pasta，要么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外式蔬菜salad。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当地似乎产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6.
给我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我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爸：“毛里求斯？一种布料吧？记得给我买几尺毛里求斯啊！”
7.
回来之后上网看新闻，yahoo头条新闻竟然是“UK Workers Urged To Sleep On The Job”云云。
嗯，看来我一走，世界就太平了。
-----
这个网站好像上载照片特别麻烦，我就不在这里贴照片了，可以去这里观赏我拍摄的毛里求斯风光。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wikipedia，说毛里求斯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结果一下飞机，路经的村庄、城镇，一概都是中国乡镇级城镇的模样（蚊米说是中国乡镇“20年前的样子”，大约因为他们浙江农村比较富裕）。要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000美元左右，所以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感觉却是“穷三倍”的样子。就是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植物园，港口的shopping center，都非常宽敞明亮洁净，但凡是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酒店，酒店都圈起自己的private beach，里面优雅宁静，风景如画，但是10分钟车距之外的村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自己的地盘反而破破烂烂，让人想起两个字：租借。
2.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一下飞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比JFK机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的风景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当然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名字忘了），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big big temple”，到那一看，就一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big big waterfall”，结果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非常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觉得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能看到“big big everything”啦。
3.
虽然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去之前看wikipedia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所以觉得应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便是在路易港的“中国城”，也很少看到华人。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破败最诡异的中国城。奇怪的是，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餐馆、卖菜卖肉的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孔子亿万的后人里，有那么几个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所以官方语言是英语，对外国人使用最多的口语是法语（基本上人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首先会用法语“试”我们，不行再试英语），加上各自的“籍贯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3-4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生养孩子吧。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很值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海，我当然见过。在北戴河，海南，大连，香港，纽约，波士顿，上海，我都见过大海，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地地蓝，热带地蓝，海明威式地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地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n年前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公路、电灯电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旷更狂野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肯定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但也不是没有好处。人少，安静，气温适宜，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which，正是我期待的。
所以基本上去的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打球打牌扔freesbie，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坐在世界尽头发呆。
5.
这一条是写给那些有可能去毛里求斯玩的人看的。
我并不是一个主张“奢侈旅游”的人，但是去毛里求斯玩，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挺重要的，主要是它们一般都有private beach。Private beach 的好处：有比较好的海景；酒店一般有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场地），所以两手空空地去都可以，不用操任何心；人相对少，不用争夺资源。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客观地说，“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似乎不应该感到内疚，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
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public beach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子，把游人给“困”在了里面。对于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极不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比如big big temple和big big waterfall），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鸡蛋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比较奇怪，虽然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什么海鲜供应（这与我在大连和北戴河的经验完全相反），外出吃饭花钱买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而且味道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鱼肉牛肉（听上去不错，但是很难吃）和面包pasta，要么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外式蔬菜salad。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当地似乎产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6.
给我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我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爸：“毛里求斯？一种布料吧？记得给我买几尺毛里求斯啊！”
7.
回来之后上网看新闻，yahoo头条新闻竟然是“UK Workers Urged To Sleep On The Job”云云。
嗯，看来我一走，世界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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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站好像上载照片特别麻烦，我就不在这里贴照片了，可以去这里观赏我拍摄的毛里求斯风光。
2008年6月13日星期五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南方周末》专栏
----------------------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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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雪花点
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昏天黑地地改考卷。
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所以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
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改考卷不象中国或者美国，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 这里是个“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但却改4门课的考卷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
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剪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
开始还行，毕竟，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欣快感。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象爬大山坡，越爬越吃力。
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象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
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
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
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
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
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
博客，博客是什么呀。
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森维斯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但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长时间地从事体力透支型的劳动。
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
马克思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肯定也说过点什么。
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滩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
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
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所以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
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改考卷不象中国或者美国，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 这里是个“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但却改4门课的考卷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
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剪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
开始还行，毕竟，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欣快感。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象爬大山坡，越爬越吃力。
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象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
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
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
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
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
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
博客，博客是什么呀。
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森维斯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但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长时间地从事体力透支型的劳动。
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
马克思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肯定也说过点什么。
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滩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
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为庆祝顺利完成第一个学年的教育工作，我和蚊米决定出门玩。
因为特别想去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地方，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由于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加上家里到机场的周折，从门到门，恨不得两天两夜。跋涉两天两夜，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具体也搞不清在哪，反正是美国东南角的一堆岛屿中的一个，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琢磨着，去美国，距离短点，机票便宜点。结果统筹计算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因为也要七倒八倒），而且，我4月份刚去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上次恩华去意大利希腊玩，约我同行，我打了一圈申根国家的签证预约电话，最后在斯洛伐克使馆的电话系统告诉我最近的预约也在1个月以后之后，放弃了。
地球是平的，但对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然后，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然后我就跑到mitbbs旅游版的非洲精华区查看先人的经验，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
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家名称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利坦尼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然后开始查毛里求斯在哪，原来是马达加斯加附近一个拿放大镜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也有阳光海滩。
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嗜血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听上去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伦敦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所有关于签证信息的链接，都指向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网站。Google到的其他一些信息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紧接着蚊米来电话说，毛里求斯驻美使馆的信息网页里说签证至少要一个月。
我倒。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突然搜索到的一个中文文章，文中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
可能吗？赶紧又去密集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rdan and 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 fifteen (15) days do not require a visa to enter Mauritius.”
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在此链接一下。该文列举了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你绑架。所以，have a safe trip，别忘了带上你们家祖传那把菜刀。
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是只想去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国、德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度的，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麦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美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每天电视上都看得到，麦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和蚊米飞快地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5日，我将搭乘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
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防晒霜、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非常MTV地徜徉时，突然想到----
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因为特别想去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地方，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由于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加上家里到机场的周折，从门到门，恨不得两天两夜。跋涉两天两夜，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具体也搞不清在哪，反正是美国东南角的一堆岛屿中的一个，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琢磨着，去美国，距离短点，机票便宜点。结果统筹计算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因为也要七倒八倒），而且，我4月份刚去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上次恩华去意大利希腊玩，约我同行，我打了一圈申根国家的签证预约电话，最后在斯洛伐克使馆的电话系统告诉我最近的预约也在1个月以后之后，放弃了。
地球是平的，但对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然后，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然后我就跑到mitbbs旅游版的非洲精华区查看先人的经验，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
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家名称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利坦尼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然后开始查毛里求斯在哪，原来是马达加斯加附近一个拿放大镜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也有阳光海滩。
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嗜血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听上去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伦敦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所有关于签证信息的链接，都指向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网站。Google到的其他一些信息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紧接着蚊米来电话说，毛里求斯驻美使馆的信息网页里说签证至少要一个月。
我倒。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突然搜索到的一个中文文章，文中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
可能吗？赶紧又去密集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rdan and 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 fifteen (15) days do not require a visa to enter Mauritius.”
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在此链接一下。该文列举了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你绑架。所以，have a safe trip，别忘了带上你们家祖传那把菜刀。
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是只想去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国、德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度的，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麦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美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每天电视上都看得到，麦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和蚊米飞快地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5日，我将搭乘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
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防晒霜、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非常MTV地徜徉时，突然想到----
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2008年5月28日星期三
怪谁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
宽容
1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Life after People
昨天看BBC纪录片一个“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
记一次邪教活动
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2008年5月21日星期三
电视里的爱情
出于强烈的求知欲，看肥皂剧20分钟，其中一段精彩对话：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假如由你来制宪 （3）
第二个问题：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回答小牛留言
“小牛”网友留言如下：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 （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 （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 （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
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 （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 （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 （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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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关于捐款
现在有很多给灾区捐款的渠道，我看来看去，还是推荐大家使用牛博网组织的渠道（如果您还没有捐并打算捐的话）。原因除了牛博网开通的paypal方式对外海外捐款特别方便以外（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少在海外），更主要的是我相信通过这个渠道，您捐的钱会最大限度地到达灾民手里。通过红十字会等捐，就算不考虑可能的腐败，我仍然会质疑捐的钱里面，有多少、以什么速度能够渗透庞大复杂的官僚层级抵达灾民手里。
当然我对牛博的信任有与其核心人员私交有关，如果您缺乏这种信任，不用勉强。
这是牛博的捐款途径：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http://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接受捐款的银行账号：1101 0299 8013 0459 030，户名：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中关村支行营业部。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会在到四川安排好之后再公布。
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另附：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捐赠人：所有自愿捐款捐物的网友
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益人：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接收捐款的银行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开户行：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捐款的支付宝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海外捐款的PayPal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5月14日中午公布
规则：
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2008年5月13日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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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解决
在网上下载了《立春》看，一个想去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人王彩玲被憋在山西小县城的故事，特别压抑。边看就边好奇导演会怎么让这个女人和“现实生活”的对峙收场。看到那个男芭蕾舞演员出场两人疑似冒出火花的时候，就想：不能吧，这也太好莱坞了。看到那个“绝症少女”在王彩玲的帮助下夺得大奖王彩玲热泪盈眶时，又想：不能吧，这也太陈凯歌了。看到她重新邂逅那个四宝同学而四宝疑似发财致富了时，还是想：不能吧，这也太冯小刚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by 张楚
吃完的饭有些兴奋
在家转转或者上街看看
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
天堂实在太高太远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
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明星
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人生缩影
今天计划完成任务：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Reqiuem for a dream
这两天才意识到可以用YouTube搜歌，撞上一个以前有段时间特别迷恋的曲子，Requiem for a dream。
最早知道这个曲子是因为同名电影，对配乐印象特别深，就买了soundtrack CD，有一段时间可以整晚整晚地听其中“Aeternal”那支曲子，因为它具有这样神奇的大麻效果：在你情绪低落的给你提神，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平静。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支曲子已经有了一群cult followers。作曲叫Clint Mansell.
下面这个版本，动漫也挺酷的。从第五分钟到最后，drop-dead magnificant，但必须从头开始听才有效果。
还有一个钢琴版本，也很好听。
Requiem for a Dream 电影也好看，是Darren Aronofsky三部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前一部 PI 和后一部 Fountain故事性都太弱了。这位导演的老婆是著名的美女Rachel Weiss.
最早知道这个曲子是因为同名电影，对配乐印象特别深，就买了soundtrack CD，有一段时间可以整晚整晚地听其中“Aeternal”那支曲子，因为它具有这样神奇的大麻效果：在你情绪低落的给你提神，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平静。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支曲子已经有了一群cult followers。作曲叫Clint Mansell.
下面这个版本，动漫也挺酷的。从第五分钟到最后，drop-dead magnificant，但必须从头开始听才有效果。
还有一个钢琴版本，也很好听。
Requiem for a Dream 电影也好看，是Darren Aronofsky三部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前一部 PI 和后一部 Fountain故事性都太弱了。这位导演的老婆是著名的美女Rachel Weiss.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
假如由你来制宪（2）
在一个宁静的春日黄昏，我，又牺牲了自己研究张柏芝恋爱史的宝贵时间，开始制宪了。。。
上回说到，虽然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余地了，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制度选择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兴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总统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政治学家都试图论证“总统制”不如“议会制”。Juan Linz（也是耶鲁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总统制民主的失败》（比较有意思的是，Carl Schmitt老师老师写过一本名字非常对称的书《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不过该书反思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民主制本身，所以不是一码事）。他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优越，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第一，总统制下国家等于有两个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各有各的选民基础，谁都可以不服谁，所以容易造成对峙僵局；第二，一旦政治危机出现，议会制政府往往可以及时地进行政党重组，从而缓解政治危机，但是总统制下，由于弹劾总统门槛特别高，一方面总统几乎干不下去，另一方面民怨沸腾，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惜用推翻民主制的方式推翻总统。他举的例子就是1973年智利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总统制激化了少数党总统（阿连得）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为最后军政府上台提供了制度上的帮助；如果当时智利是议会民主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觉得Linz老师说的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常看到少数党总统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比如现在的美国，和前一段的台湾），这些对峙未必都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但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的确可能增加矛盾激化的机会。印象比较深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就伊战拨款问题对峙了很久，还有一次，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坚决逼布什辞退司法部长Gonzales（最后他只好主动辞职）。可以想象，类似的对峙如果多了，而且是在民主不成熟、经济有危机的地方，双方的选民基础对峙，很可能恶化成暴力冲突。
当然总统制下的政府和国会对峙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强总统弱议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93年叶利钦愣是靠炮轰冬宫的方式胁迫立法机关通过改革议案，最后93年底通过了“强总统制”的新宪法，其遗产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普京老师愣是把职位亲切地“传给”了Medvedev小朋友（不过俄罗斯的强总统制是不是就此会改变倒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Gillermo O’Donnell就“强总统制的民主制”干脆起了一个名字，叫“委任民主制”，以区别于立法机构强大的“代议民主制”。在他看来，这种委任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总统权力超强并且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进行决策、依政令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不民主但往往不自由、政府倾向于追求垂直的责任感（民粹主义）而不是平行的责任感（三权分立）……不幸的是，他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总统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它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假设我们国家有一天民主化了，想必我们也不大希望看到习老师（？）象普京老师那样“禅让”职位，which，我们现在就有了早就不稀罕了，或者总统和自己的小圈子猫在中南海里指点江山“政令治国”，which，根据我国伟大的政治传统，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又写累了，待续……
上回说到，虽然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余地了，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制度选择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兴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总统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政治学家都试图论证“总统制”不如“议会制”。Juan Linz（也是耶鲁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总统制民主的失败》（比较有意思的是，Carl Schmitt老师老师写过一本名字非常对称的书《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不过该书反思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民主制本身，所以不是一码事）。他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优越，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第一，总统制下国家等于有两个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各有各的选民基础，谁都可以不服谁，所以容易造成对峙僵局；第二，一旦政治危机出现，议会制政府往往可以及时地进行政党重组，从而缓解政治危机，但是总统制下，由于弹劾总统门槛特别高，一方面总统几乎干不下去，另一方面民怨沸腾，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惜用推翻民主制的方式推翻总统。他举的例子就是1973年智利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总统制激化了少数党总统（阿连得）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为最后军政府上台提供了制度上的帮助；如果当时智利是议会民主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觉得Linz老师说的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常看到少数党总统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比如现在的美国，和前一段的台湾），这些对峙未必都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但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的确可能增加矛盾激化的机会。印象比较深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就伊战拨款问题对峙了很久，还有一次，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坚决逼布什辞退司法部长Gonzales（最后他只好主动辞职）。可以想象，类似的对峙如果多了，而且是在民主不成熟、经济有危机的地方，双方的选民基础对峙，很可能恶化成暴力冲突。
当然总统制下的政府和国会对峙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强总统弱议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93年叶利钦愣是靠炮轰冬宫的方式胁迫立法机关通过改革议案，最后93年底通过了“强总统制”的新宪法，其遗产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普京老师愣是把职位亲切地“传给”了Medvedev小朋友（不过俄罗斯的强总统制是不是就此会改变倒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Gillermo O’Donnell就“强总统制的民主制”干脆起了一个名字，叫“委任民主制”，以区别于立法机构强大的“代议民主制”。在他看来，这种委任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总统权力超强并且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进行决策、依政令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不民主但往往不自由、政府倾向于追求垂直的责任感（民粹主义）而不是平行的责任感（三权分立）……不幸的是，他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总统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它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假设我们国家有一天民主化了，想必我们也不大希望看到习老师（？）象普京老师那样“禅让”职位，which，我们现在就有了早就不稀罕了，或者总统和自己的小圈子猫在中南海里指点江山“政令治国”，which，根据我国伟大的政治传统，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又写累了，待续……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假如由你来制宪
由于这个学期不讲课，时间相对宽松，我终于有时间多看几本自己想看的书。今天刚读完的一本，是罗伯特·达尔的《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2008年5月2日星期五
英式政治学
时不时有人问我“英式政治学”和“美式政治学”有什么区别。我在英国待的时间短，什么叫“英式政治学”还没有琢磨出来，不过“剑桥式政治学”倒是略有感受了。总的来说，剑桥这里还是比较沉浸在政治哲学的传统里，喜欢讨论一些宏大的、抽象的、笼统的、理论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学经验化、科学化、细节化的程度高多了。就拿我们这里给本科生出的考试题来说，我举几个简单（也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
2008年4月29日星期二
高于生活多少米
虽然我对剑桥的小镇生活有种种抱怨（此处省去两万字），但是有一点却是意外惊喜：我的办公室离一个电影院特别近，走路也就7、8分钟。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电影，没事了，看个电影解闷，有事了，看个电影逃避。
开始觉得一个人看电影挺pathetic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关键在于任何自怜的理由都可以是自恋的理由。
这个电影院的好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电影都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当代的，中国的，伊朗的，瑞典的，对于我这样的电影杂食动物，正好。
经常看这些稀奇古怪的电影给人时空错乱的感觉，which，正是一个每天在优雅宁静小镇过着优雅宁静教书生活的人民女教师需要的。
说说过去一段时间看的4个电影（排名不分先后）：
1. My brother is the only child:
一个意大利电影，一对兄弟，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共产党员，两人PK不断，最后“兄弟情谊战胜政治分歧”的故事。拍政治电影，最大的陷阱就是从宏观历史中推导个人历史，从而将个体符号化。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做得还比较成功，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没有忘记讲故事，故事里有很多“不可复制”的细节。
不过，以我的政治观点看，这个电影还是太左了，所以把电影的结尾搞得很蠢，竟然整出了一个“分房英雄”，真应该请Accio同学拿着斧头到中国的各大国企和机关巡回武术表演。如果导演不急于表现他“解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心理，这本来几乎可以成为一个象Bertulluci的《Dreamers》那样的伟大电影的。
《Dreamers》也是关于两个政见不同的朋友的故事，但是Bertulluci不象Luchetti 那样急于对政治表态，所以Dreamers比My Brother更好看。当然dreamers里面的女主角也漂亮得多。后来竟然看见她在Golden Compass里面演一个飞来飞去的女巫，当时哐当心就碎了。
我认为任何出演两个胳膊向前一伸人就腾空而起的角色的演员都是可悲的。如果他或者她的胳膊往前一伸的时候表情还特别严肃，就更可悲了。
2. Persepolis
一个法国投资的关于伊朗的电影，好像去年得了一个什么大奖。一个叛逆的伊朗女孩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经历。相比上面这个电影，Perspepolis就太符号化了。“符号化”的意思就是情节太具有“集体性”了，个体成了“中心思想”的道具。
不过，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值得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画片，而且动画制作得非常好。说不上好在哪，俏皮？灵巧？虎头虎脑？一个情节比较乏味的故事，愣是被一个奇特的讲述方式给救活了。动画片爱好者们，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
3. Delamu
田壮壮老师拍的一个纪录片，反映云南一个多民族小镇的高原生活。以前看《小城之春》之后，挺讨厌田壮壮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去重拍这样一个三流电影。而且由于无聊的导演碰上更无聊的观众，这个电影当初还成了一个“现象”。
因为预期很低，所以《德拉姆》成了一个惊喜。除了有几段逼问当事人爱情经历的情节比较傻叉以外，大部分时候《德拉姆》都拍得非常收敛、安静、不动声色。很多时候，对导演来说，比“表达”更难的是“不表达”。
我比较喜欢这个电影在于它带来很多意外，而它之所以带来意外，是因为它对电影的“原料”比较诚实。比如怒族人民吧，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唱山歌编篓子的土著什么的，但结果人家是一群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蒙太奇”的画面（注：我不懂“蒙太奇”这个词什么意思，只是非常急于使用这个词而已）：一群清苦的怒族人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用方言念圣经、唱圣歌。又比如藏族人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虔诚的佛教教徒朝圣的故事，结果看到是一个和哥哥共享一个妻子的藏族帅哥讲述“发财致富”的重要性。
生活总是比你想象的要离奇，总是在拒绝小资们时刻准备献出的、满满的、都快流了一地的同情心和抚摸欲。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好的纪录片甚于故事片。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艺术理论说“艺术要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呢？谁他妈能“高于生活”呢？您准备高于生活多少米呢？
4. War on Democracy
某记者拍的讴歌查韦斯老师痛斥美国政府的纪录片。这不是从电影院看的，是租DVD看的。不评也罢，典型一“高于生活”的纪录片，如果我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会用这个纪录片来讲解“How NOT to make a documentary.”
就是这些了。小镇生活如此美好，让我禁不住想大喊一声“蒙太奇”。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电影，没事了，看个电影解闷，有事了，看个电影逃避。
开始觉得一个人看电影挺pathetic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关键在于任何自怜的理由都可以是自恋的理由。
这个电影院的好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电影都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当代的，中国的，伊朗的，瑞典的，对于我这样的电影杂食动物，正好。
经常看这些稀奇古怪的电影给人时空错乱的感觉，which，正是一个每天在优雅宁静小镇过着优雅宁静教书生活的人民女教师需要的。
说说过去一段时间看的4个电影（排名不分先后）：
1. My brother is the only child:
一个意大利电影，一对兄弟，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共产党员，两人PK不断，最后“兄弟情谊战胜政治分歧”的故事。拍政治电影，最大的陷阱就是从宏观历史中推导个人历史，从而将个体符号化。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做得还比较成功，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没有忘记讲故事，故事里有很多“不可复制”的细节。
不过，以我的政治观点看，这个电影还是太左了，所以把电影的结尾搞得很蠢，竟然整出了一个“分房英雄”，真应该请Accio同学拿着斧头到中国的各大国企和机关巡回武术表演。如果导演不急于表现他“解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心理，这本来几乎可以成为一个象Bertulluci的《Dreamers》那样的伟大电影的。
《Dreamers》也是关于两个政见不同的朋友的故事，但是Bertulluci不象Luchetti 那样急于对政治表态，所以Dreamers比My Brother更好看。当然dreamers里面的女主角也漂亮得多。后来竟然看见她在Golden Compass里面演一个飞来飞去的女巫，当时哐当心就碎了。
我认为任何出演两个胳膊向前一伸人就腾空而起的角色的演员都是可悲的。如果他或者她的胳膊往前一伸的时候表情还特别严肃，就更可悲了。
2. Persepolis
一个法国投资的关于伊朗的电影，好像去年得了一个什么大奖。一个叛逆的伊朗女孩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经历。相比上面这个电影，Perspepolis就太符号化了。“符号化”的意思就是情节太具有“集体性”了，个体成了“中心思想”的道具。
不过，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值得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画片，而且动画制作得非常好。说不上好在哪，俏皮？灵巧？虎头虎脑？一个情节比较乏味的故事，愣是被一个奇特的讲述方式给救活了。动画片爱好者们，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
3. Delamu
田壮壮老师拍的一个纪录片，反映云南一个多民族小镇的高原生活。以前看《小城之春》之后，挺讨厌田壮壮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去重拍这样一个三流电影。而且由于无聊的导演碰上更无聊的观众，这个电影当初还成了一个“现象”。
因为预期很低，所以《德拉姆》成了一个惊喜。除了有几段逼问当事人爱情经历的情节比较傻叉以外，大部分时候《德拉姆》都拍得非常收敛、安静、不动声色。很多时候，对导演来说，比“表达”更难的是“不表达”。
我比较喜欢这个电影在于它带来很多意外，而它之所以带来意外，是因为它对电影的“原料”比较诚实。比如怒族人民吧，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唱山歌编篓子的土著什么的，但结果人家是一群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蒙太奇”的画面（注：我不懂“蒙太奇”这个词什么意思，只是非常急于使用这个词而已）：一群清苦的怒族人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用方言念圣经、唱圣歌。又比如藏族人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虔诚的佛教教徒朝圣的故事，结果看到是一个和哥哥共享一个妻子的藏族帅哥讲述“发财致富”的重要性。
生活总是比你想象的要离奇，总是在拒绝小资们时刻准备献出的、满满的、都快流了一地的同情心和抚摸欲。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好的纪录片甚于故事片。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艺术理论说“艺术要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呢？谁他妈能“高于生活”呢？您准备高于生活多少米呢？
4. War on Democracy
某记者拍的讴歌查韦斯老师痛斥美国政府的纪录片。这不是从电影院看的，是租DVD看的。不评也罢，典型一“高于生活”的纪录片，如果我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会用这个纪录片来讲解“How NOT to make a documentary.”
就是这些了。小镇生活如此美好，让我禁不住想大喊一声“蒙太奇”。
2008年4月27日星期日
伪阅读
在一次百老汇大街边的午餐交谈中，关于阅读，我和我的荷兰同事达成一个共识：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个摧毁阅读的过程。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2008年4月25日星期五
独立博客
计划不如变化快，本来想做一个msn space的镜像，方便国内读者访问，也多一个备份地址。但，在某同学的指导下（隆重感谢该同学），我竟然亲自（！）建了一个独立博客。地址在：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
这个blogspot还会保留，同步更新。有两个地址比较保险，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还可以挺着。所以愿意保留这个收藏的，继续保留就是了。
连我这样DVD player和电视都不会连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建独立博客了，而且说时迟那时快，飕飕飕就建好了，真是我不肯走进新时代，新时代直接走进我了。
关键词是dreamhost和wordpress，然后是溺水般地扑腾几下，脚就踩到石头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
这个blogspot还会保留，同步更新。有两个地址比较保险，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还可以挺着。所以愿意保留这个收藏的，继续保留就是了。
连我这样DVD player和电视都不会连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建独立博客了，而且说时迟那时快，飕飕飕就建好了，真是我不肯走进新时代，新时代直接走进我了。
关键词是dreamhost和wordpress，然后是溺水般地扑腾几下，脚就踩到石头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
就这儿吧
本来做独立博客最好，但是自己不会，又不愿麻烦别人。
在各个博客网站转了一圈，发现在这里最好，因为：1，画面干净，疑似没有男根加长三寸的广告劈来闪去；2，言论自由，疑似没有目光如炬的编辑猫在暗处删贴改标题；3，组织涣散，每个人写自己的，疑似没有任何“社区感”。
说白了，就是leave you alone。
离开牛博，不是因为厌倦了牛博，而是因为厌倦任何形式的集体感。
Hell is other people.
集体给人温暖，也给人压迫感。压迫感我不能忍受，温暖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东西很多，比你们想象的多。
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觉得男主人公Charles一生真完美，前半生用来得到，后半生用来失去。
说起来也是自私，因为为牛博写东西的原因里似乎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根据阶级分析压迫感也分推动历史进步的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因为某些我讨厌的傻B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傻B，但，现在为了个舒服就做了逃兵……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爱看的，不就是再加个收藏呗，不爱看的，正好leave you alone。
还真就图个舒服。
看不得那种你死我活的表情，任何矛盾都是“敌我矛盾”，都要“弄他！弄他！”。“爱国贼”、“卖国贼”，观点不同，表情都是一样的：暴戾、乖张、兴奋、“捏死你去”的仇恨。
不奇怪，都是红旗下的蛋。
也许有人说：只管人家道理对不对就是了，管人家表情干嘛。
我还真觉得，一个民族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写在它的表情里。
而且老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辩论太耽误时间。回忆一下牛博建网以来的几次大混战，每次我都耽误一堆时间。黄佟佟有次跟我说：每次看你跟他们吵架我都着急，你要是拿那个时间来写小说多好啊。写不写小说倒无所谓，干点什么大约都比吵架要好。看书，看电影，睡觉，跑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在那个“社区”，我又不可能做到对那里的弥漫硝烟充耳不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谁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刘瑜呢。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生到考试左右，都有裸奔活动。当时就叹息着跟朋友说：唉，如果我身材再好一点，肯定也去裸奔了。
你看，还要“如果身材再好一点”，多没劲。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裸奔，让乳房、屁股、尾椎骨、五脏六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是这样的：当你离集体越远，你就离裸奔越近。
所以，就这儿吧。
在各个博客网站转了一圈，发现在这里最好，因为：1，画面干净，疑似没有男根加长三寸的广告劈来闪去；2，言论自由，疑似没有目光如炬的编辑猫在暗处删贴改标题；3，组织涣散，每个人写自己的，疑似没有任何“社区感”。
说白了，就是leave you alone。
离开牛博，不是因为厌倦了牛博，而是因为厌倦任何形式的集体感。
Hell is other people.
集体给人温暖，也给人压迫感。压迫感我不能忍受，温暖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东西很多，比你们想象的多。
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觉得男主人公Charles一生真完美，前半生用来得到，后半生用来失去。
说起来也是自私，因为为牛博写东西的原因里似乎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根据阶级分析压迫感也分推动历史进步的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因为某些我讨厌的傻B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傻B，但，现在为了个舒服就做了逃兵……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爱看的，不就是再加个收藏呗，不爱看的，正好leave you alone。
还真就图个舒服。
看不得那种你死我活的表情，任何矛盾都是“敌我矛盾”，都要“弄他！弄他！”。“爱国贼”、“卖国贼”，观点不同，表情都是一样的：暴戾、乖张、兴奋、“捏死你去”的仇恨。
不奇怪，都是红旗下的蛋。
也许有人说：只管人家道理对不对就是了，管人家表情干嘛。
我还真觉得，一个民族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写在它的表情里。
而且老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辩论太耽误时间。回忆一下牛博建网以来的几次大混战，每次我都耽误一堆时间。黄佟佟有次跟我说：每次看你跟他们吵架我都着急，你要是拿那个时间来写小说多好啊。写不写小说倒无所谓，干点什么大约都比吵架要好。看书，看电影，睡觉，跑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在那个“社区”，我又不可能做到对那里的弥漫硝烟充耳不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谁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刘瑜呢。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生到考试左右，都有裸奔活动。当时就叹息着跟朋友说：唉，如果我身材再好一点，肯定也去裸奔了。
你看，还要“如果身材再好一点”，多没劲。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裸奔，让乳房、屁股、尾椎骨、五脏六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是这样的：当你离集体越远，你就离裸奔越近。
所以，就这儿吧。
2008年4月16日星期三
支持一下“我弟”
同意王老板说的，其实在中国这种地方，每个独立思考者开始独立思考都有某种“偶然因素”（比如王老板读到林达，比如我00年接触到网上关于大饥荒的讨论，连岳97年左右开始阅读王小波），碰到这个“偶然因素”的时间有早有晚，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本质上来说这是大环境使然，用连岳的话来说，这些偶然因素在中国社会“稀缺”。现在牛博上某些人，因为自己较早碰上了这种因素，“觉悟”得比别人早点，那个得意，那个凶恶，几近狰狞了，好比一批有幸先“过了河”的人看着河对岸跌跌撞撞没找到桥的人极尽羞辱之能事，好比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骂那些还在为温饱挣扎的人“没本事”、“蠢”、“看你们那穷酸样”。我以为启蒙是一种传播，是增加这些“偶然因素”的分布点，在他们那里，启蒙成了一种耍酷，居高临下地骂人家“脑残”（哦，对了，他们现在不用“脑残”这词了，改“蠢货”、“装逼”、“脑子里养金鱼”了）。这种把自己的国民当“二傻子”的心态，本质上还是一种“思想精英”思维在背后起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对手更可爱。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这样经受着双重羞辱：先是在知识和智力上被自己的政府羞辱，然后因为这个羞辱的后果被“思想精英”同胞羞辱。政府和“思想精英”都获得了精神上的优越感，唯有普通人还在河对岸张皇失措。
更何况愤青的“蠢货”行为跟“独立思考”有多大关系也不好说，和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藏人打砸烧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某些人的反思与同情，而汉人和平示威抵制某货的民族主义却令同一些人咬牙切齿，呵呵，独立思考？两个凡是吧。
更何况愤青的“蠢货”行为跟“独立思考”有多大关系也不好说，和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藏人打砸烧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某些人的反思与同情，而汉人和平示威抵制某货的民族主义却令同一些人咬牙切齿，呵呵，独立思考？两个凡是吧。
2008年4月14日星期一
死磕西藏之A面与B面
看来这个春假不过完，俺是不会放弃死磕的。
另，来信留言里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回了，就不一一回信了。还有，那些真正想讨论交流问题的，最好发信到我的email (看博客上方）而不是留言，否则我无法给你回复。
-------------------------------------------------------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另，来信留言里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回了，就不一一回信了。还有，那些真正想讨论交流问题的，最好发信到我的email (看博客上方）而不是留言，否则我无法给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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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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