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政治学

时不时有人问我“英式政治学”和“美式政治学”有什么区别。我在英国待的时间短，什么叫“英式政治学”还没有琢磨出来，不过“剑桥式政治学”倒是略有感受了。总的来说，剑桥这里还是比较沉浸在政治哲学的传统里，喜欢讨论一些宏大的、抽象的、笼统的、理论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学经验化、科学化、细节化的程度高多了。就拿我们这里给本科生出的考试题来说，我举几个简单（也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