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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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