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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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