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但文青，还愤青。到底文学是我的正房、政治学是我的二奶，还是相反，这个事情，她俩还在头破血流地掐着，难见分晓。这样脚踏两只船的后果，除了让我身心疲惫体力不支以外，就是我的文字经常“串味”。文青起来的时候，不够风花雪月。对爱情，对生命，对体验，缺乏一般女文青那种彻头彻尾的感性，总是带着令人发指的冷静，仿佛一个机械工程师打量一个闹钟。另一个后果，就是愤青起来的时候，也不够专业。且不说对每天中东发生什么、政治局委员有哪些人员变动、台海局势如何缺乏持之以恒的关心，就是思考政治的时候，也喜欢从个体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开始，喜欢用微观的故事去领悟或者解构大道理，还有一点，就是喜欢用比喻来表述。
前一段看那个换脸的新闻。一个法国女人，因为用药过度而昏迷，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脸被家里的狗给咬去了一大半，然后就做了全球首例换脸手术。因为这件事情离奇而恐怖，我后来还一直跟踪看了报道，直到后来看到她的“新脸”照片，才算罢休。
虽然有脸总比没有脸要好，其实我们也能想象，这样的换脸，肯定成功不到哪里去。照片上，她新换上去的脸明显和其他部位不和谐，刀疤清晰，看上去僵硬、诡异，下嘴唇干脆是象一块死肉，无关地悬在哪里。我看了之后，反正是打了一个哆嗦，心里嘟囔道：怎么跟往伊拉克移植民主似的？
以前在网上跟人辩论。挺毛派们老拿毛时代的经济发展来说事，说不管怎么说，毛时代的工业化如何如何，平均经济增长率如何如何。这些话我听得很烦，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平均增长率下面掩盖的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后面掩盖的人命关天，而且是因为这话里面掩盖的一个假定：凡是毛时代出现的经济功劳，就是毛的经济功劳。而事实是，从1949到1976，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毛放手把经济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搞的时候，凡是经济搞成一团浆糊的时候，都是毛非要瞎掺乎的时候。如果没有毛的掺乎，中国大陆那三十年经济发展只能更快。所以在我看来，情况不是“因为有毛，所以经济发展”，而是“尽管有毛，经济仍然发展”。经济学家邹至庄，好像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以前有一篇文章，名字大致叫 “Economic impa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could have been现在实际水平的几倍几倍什么的。
跟网友辩急了，我就说：好比一个有胃病的人还能长跑，你总不能说，因为他有胃病，所以他能长跑吧？！
跟闹同学电话，他说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叫“One Billion Customers”。说作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快，是因为中国的管理方式象是一个公司，而公司的管理，对员工不需要负责，所以比较有效率，上层又有一个和董事会类似的协商机制，所以也有一定的理性。这个道理，我当然是赞同的。“不过”，我说，“如果决策是英明的，有效率是好事，如果决策是错误的，越有效率就越是灾难，比如大跃进的时候吧……”后来我们讨论去讨论去，基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跃进那会儿，中国这家公司还没有董事会呢，那会儿的中国，更像是一家老板两口子说了算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固然能火一阵，要想有大的发展，还得有一个讲究“三个代表”的、以那谁谁谁为核心的董事会。
后来又说起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有些民主国家，经济也不发展，说起有些专制国家，经济也发展什么的。我就说：民主本来就不是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而是用来增加政府的accountability的，就像一个治胃病的药，没有治好心脏病，你也不能一口咬定这个胃病药不行啊。
当然，经济发展也是政府accountability的一个部分，但是国家毕竟不是公司，除了效率，还得追求公平不是。
当然，这些问题，哪里是几个比喻能够说得清。我，一个具有文青特色的愤青，以后要写n个小部头，好好唐僧这些道理。N年以前，我曾经动手写一个民主系列，就是想说说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能指望它什么、不能指望它什么、它是不是玫瑰、就算它是不是玫瑰它还有没有香味什么的。写了三个，后来没写了。因为发现以我的内力，现在动手写民主这个千古之谜，真是那个什么 “XX撼树，自不量力”（那俩字不会拼）。现在树更高更壮了，XX胳膊上也不见得更有肌肉。只好暗暗发狠，以后一定要多去思想的gym，跑步，游泳，举哑铃，十年之后带着俺的six-pack，再出江湖。毕竟，做愤青不比做文青，文青把下巴一托，两眼一眨巴，就可以行云流水了。愤青呢，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愤青，台上一分钟，得台下十年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