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我的房间，又大，又亮，还有一个面朝哈得逊河的大窗户，唯一的毛病，就是冬天冷。

刮风的时候，外面2级，我屋里听上去就是4级。外面4级，我屋里听上去就是8级。外面8级的话，我屋里听上去就像世界末日。光听风声的话，呜呜呜呜地，让人想起旧社会。总觉得这样的风声里，应该有个什么地主，在向一个什么佃户逼债。如果没有一个地主在向一个佃户逼债，真是浪费了这样呼啸的寒风。

最可气的是，我们这个楼的暖气还不行。不但不行，还傻。平时外面4、50多度的时候，它拼命来暖气，滋拉滋啦，响得特欢。到外面降到1、20度的时候，伊就彻底歇菜了，冰冷一块铁疙瘩，踹它都不醒。

看网上郭德纲德相声，说家里穷，穷得没钱补屋顶。外面下小雨，屋里下中雨。外面下中雨，屋里下大雨。外面下大雨，干脆全家跑到外面去避雨。我的屋子与他说的屋子有一拼。今天晚上，我就跑到了外面避寒。当然不是真的跑到河边的风口，而是躲到了starbucks里。

连starbucks都比平时冷。因为冷，人也比平时少。坐了5个小时，脚一直透心凉。

坐到第4个小时的时候，Y同学打电话来，诉说恋爱的烦恼。说了足足一个小时。我想我这人是比较心狠吧，对人也没有什么同情心。总觉得爱这个事情，永远是自作自受的。投入地爱了，不管结果是什么，都是赚了。缩手缩脚地爱了，不管结果是什么，都是活该。反正从来没有谁对不起谁那一说。老抱怨谁对不起谁的，爱的时候，就心术不正。Y爱的是大美女，好比浑身上下都是金银首饰地在街上走，贼就是惦记，也实属正常。当时赌得起，现在也要输得起。

听完恋爱的烦恼，starbucks也要关门了。收拾好，重新回到大街上。冷风吹过来，有金属的质地和重量。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前面就是莫斯科。

莫斯科，也不过如此。

回到家里，客厅里还行，但是一开房间门，冷空气象藏在门背后的杀手，一个箭步扑过来，捂住我的呼吸。一摸暖气管，还傻冷着。收拾一番，赶紧钻被窝，一个小时都过去了，脚还是冰冷。越来越冷。想起以前小时候在江西、没有暖气的日子。每天晚上钻进冰冷的被窝，都是一次斗争。每天早上离开温暖的被窝，又是一次斗争。心想，明天早上的起床，该是一场多么艰苦卓越的斗争。

不过仔细一想，现在已经2月底，春天就在后台梳洗打扮，穿高跟鞋，盘头，抹胭脂，随时都可能艳光四射地出场。

Match Point

以前做一个问答游戏题，里面有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名人里面你最象谁？我的答案是Woody Allen。

看到这个答案别人肯定会笑。你？一个亚洲丫头，象那个犹太老头儿？

可我就是觉得象啊。其实我都不太了解woody allen，虽然看过他一些电影，但是凭着我漏洞百出的记忆力，全都忘得差不多了。故事忘了，模模糊糊地，却记得电影里面的人物。都有点神经质、敏感、试图捕捉一点什么，但是自己也不清楚要抓住的是什么，更不用说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了。全靠一点不甘心、一点惶恐来出示生命的证据。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电影，这就算拍到极至了。

在西方做导演，显然不比第三世界那么容易。第三世界是事件的火山口，故事的熔岩四处流淌。扛台摄像机，随便往中国哪个县城一拍，你就可以成为贾樟克。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中产阶级的社会，“白领们”上班，下班，坐地铁，看对面那些陌生人的脸，或者开车，在路边随便一个加油站年复一年地加油，敲电脑，交税，领工资，在教堂里结婚，给孩子起名叫Adam或者Rachel，计算如何理财，让买的车房不至于压垮全部的生活。凡此种种，全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能把那种“轻”拍出来，显然比拍火山的喷发，要难得多。

因此一直喜欢Woody Allen。

他新导的这个Match Point，一直想去看，今天终于成行。

有点失望。首先，剧中的四个男女全都是超级帅哥美女，就这一点，就让我隔阂。总觉得Woody Allen应当是以现实主义见长的。四个帅哥美女，一下子就拉开了故事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电影，也就是一个电影而已了。其次，整个故事，完全发生在一个社会真空里。虽然它发生在当代的伦敦，但是它的内容，完全可以发生在一个16世纪的王宫里，或者上个世纪中国的北京，或者30年前的斯德哥儿摩。这样完全没有“背景感”的故事，仿佛一个氢气球，飘在空中，离观众就更远了。另外，就故事的结构来说，它的发展也太“直线”式了。总觉得Woody Allen擅长讲的，应该是一个“漫无目的”、“东拉西扯”的故事，而不应象小学生作文那样，有一个严格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格式。

对了，这个电影的plot很简单，也很老套：一对兄妹AB，各自有一个男朋友C，女朋友D，结果CD两人染上affair了。C虽然跟B结了婚，但是跟D还是搞在一起，但是等D怀孕时，C又退缩了，为了荣华富贵，杀了D。这样的故事，从小到大听了多少啊，所有的浪漫，总是无一例外地从女孩怀孕开始转折，从来都是。

但是说实话，反倒是Woody Allen选了一个这么老套的故事这一点，我并不反感。我边看就边想，艺术家的想象力多么贫乏啊，而人类又多么依恋这种贫乏。我3岁的侄子，爱反反复复听同一个故事。而我们这些成人，其实也没有真正超越3岁的思维。同样的故事，灰姑娘，陈世美，霍元甲……就那么几个故事的“模型”，换几个主角的名字，反反复复地被讲述，唐朝听完了宋朝听，明朝听完了清朝听。每讲述一遍，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和基本的幻想，就被重新肯定。因为这种肯定，人类的团结又被巩固一次。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人类多么单纯。因为单纯，所以有救。

更何况，一个老套的故事，能引人入胜，让人不打瞌睡地看下去，这本身就是导演的功力。怎样设悬念，怎样解悬念，怎样调动观众的情绪，这里面，全都是技艺呢。每一个导演，都是一个猎手，要布局，要设下机关，俘获观众。

而且，Woody Allen这个故事，讲得也不完全老套。一个老套的故事，愣是凭着一个不太老套的结尾，得到了救赎。这个故事要是再短30分钟，让D智勇双全地逃脱C的魔爪，或者再长30分钟，让警察神机妙算地破案，那就只能是一个平庸之极的作品。但Woody Allen是狡猾的，知道把句号划在哪里，才算棋高一招。让罪犯逍遥法外，这样的处理不仅更新颖，而且重新打开了这种故事里面的“能指”――他没有因为你花的那十块电影票钱，而赠送你一个简单的道德安慰奶嘴。相反他把那个烫手的道德悖论扔给了观众，然后自己扬长而去。

作为一个观众，你最后看到的，仿佛是阳台上一盆花的坠落，它向你砸来，将至，而未至，你仰视着它，它向你飞来，电影就结束在你惊恐的眼睛里。

电影如何结束，实在是一种艺术。正如其他的一切人类行为，都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尾：吃饭，恋爱，做生意，音乐，诗歌，社会主义。对了，还有读博士。

我爱饭扫光

以前跟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当她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心花怒放地蹦了起来。我说我怎么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会为某一种吃的东西兴奋到这个程度呢？事实上，当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要吃什么什么，只会翻一个身，更沉地睡去。

大多数人到美国来之后，都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开始爱吃pizza，sandwich，pasta，cheese。只有我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胃口，对祖国的饮食怀抱从一而终的坚贞。这就导致了我要么可吃的东西极少，要么就得自己动手做。由于懒，也由于以前说过的厨房问题，我一个星期也就做一两次饭，而其他时候，就跟流浪猫似的，逮着什么吃什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吃饭时间，就端着空空的饭碗，遥望祖国的方向，脑子里翻滚着水煮鱼、麻辣烫、香辣蟹等等美丽的名词，喉咙里却不断地咽着痛苦的口水。

当然，这种吃得生不如死的状态，是在我邂逅“饭扫光”之前。而自从认识了“饭扫光”之后，我在美国的吃饭生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事实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完全可以划分为“前饭扫光时代”和“后饭扫光时代”，与饭扫光的相遇相知，可以说是我吃饭历史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饭扫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让你把饭一扫而光的辣酱。与一般的辣酱比，她比较有“内涵”――里面有蘑菇、萝卜干、大头菜或者干笋等等。她的辣，不象阿香婆那样杀气腾腾，而是辣中带点香、带点鲜、带点风骚。如果说阿香婆的辣，是一个大老粗站在一栋居民楼底下大喊“安红、安红，我爱你”，而饭扫光的辣，则是张靓影小姐的海豚音，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还有那么一丝丝摄人心迫的震颤。

我已经不记得我初识“饭扫光”时的浪漫情形了，重要的是，在认识它之后的那个星期六，Flushing的香港超市里，多了一个恍恍惚惚、失魂落魄的女人，她穿行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间，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我找饭扫光，我找饭扫光……

从那以后，但凡我去flushing，第一使命就是搞到几瓶“饭扫光”。自从有了饭扫光，我的饭碗就找到了组织。即使不做菜，不叫外卖，我也不至于端碗四顾心茫然。一般我会在冰箱里储备一大锅饭，到吃饭时间，挖出几勺，热一下，然后，噌，从冰箱里掏出我的宝贝饭扫光，顿时，我的房间蓬荜生辉，而我也在饭扫光的感召下中，一个猛子扎入我的大白米饭当中，忘情地挥洒。等我再把头从空空如也的饭碗中抬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变得温情脉脉，我嘴角的一滴饭扫光的红油，也在这脉脉温情中，悄然地坠落。

虽然如果我妈知道了这个画面，肯定心疼不已，对我来说，这却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回忆之一。每当我为论文、为爱情、为事业、为工作、为前途而焦虑不已时，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的餐桌上，会有一瓶熠熠发光的饭扫光在不弃不离地守候我。在这异国他乡和被我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里，饭扫光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男朋友，我的宠物，我味觉里无穷无尽的小魔术。

这一段时间因为忙，没有时间去flushing，所以饭扫光已经坐吃山空。大约有两、三个月，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了饭扫光。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滋味。多少次，我打开冰箱，冰箱里已经没有了她的倩影，而她的音容笑貌却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彷徨。我追忆。我憧憬。没有饭扫光的冰箱是寂寞的，正如没有子孙满堂的老年是无聊的。一天又一天，我和我的冰箱，在寂寞中面面相觑，聆听我的胃撕心裂肺的哀号。

世无饭扫光，万古如长夜。

好在有蚊米！蚊米同学昨天去chinatown剪头发，顺便帮我完成了买饭扫光的光荣使命。他一口气买了4瓶饭扫光，一把推到我的面前，我竟无语凝咽，唯有泪千行，感动地说：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蚊米说，不用谢。我一把推开他，说，我不是谢你，是谢谢饭扫光。

如果你现在来我家找我，你会看到桌上有半瓶饭扫光，桌子的旁边，沙发上，一个女人幸福地倒在那，怀里抱着3瓶还没有开启的饭扫光，脸上挂着死而无憾的表情……以后，她也会在她的遗书上写着：每年清明节，别烧什么纸钱送什么鲜花了，上坟的时候，别忘了捎上一瓶饭扫光！

Identity

上午开会时，大家说到globalization和national identity的关系问题。照“学术界”的惯例，上来大家开始控诉“文化帝国主义”怎么样将globalization变成westernization。然后，又有人跳出来反驳，说也不是所有的local identity都值得保留，而且小国对大国也有文化输出，比如我们在美国四处可见的瑜珈、中国菜云云。我也跳出来，说了一些关于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问题，举了台湾以及中国的例子。

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突然想到闹同学以前说到的一个玩笑。一般美国女人嫁人之后都要随丈夫姓，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抗议说：我不跟你姓，我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姓原来的姓！但是丈夫回答道：可是你原来的姓，是你父亲的姓，跟他姓，不过是父权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个笑话，用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论中，恰如其分。全球化还是本土化，说白了，不过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的问题。

到处是陷阱啊，要警惕。

见到了杜维明，挺可爱的一个老头儿，长得象李宗盛。

孤独得像一颗星球

去年5月来Boston的时候，当天温度下降20度。这次来Boston，当天温度又下降20多度。以后不能来Boston了，我是boston的灾星。

从来不能理解“学术会议”这种东西。不知道别人在说些什么，很沮丧。但是知道了别人在说些什么的时候，更沮丧。不如不知道，于是做着一付深思的表情，有一搭没一搭地想别的事情。

开学术会议真正让我别扭的，不是会议本身，而是那些reception, party, coffee break, 等等空闲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跟谁说话。看着别人热热闹闹地凑在一起唧唧喳喳，很有一付“学术圈子”的感觉，而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兴趣凑过去跟任何人套近乎。于是坐在一边，让自己的无所适从被误解成孤芳自赏。

早就习惯了这种身份不明的状态。我码字，但是没什么码字的朋友。我搞学术，但是没有什么学术界的朋友。我是留学生，但是“主流”留学生追求的那些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无论走到哪里，别人的眼光里都有一个问题：这是谁？她为什么在这里？

孤独得象一颗星球。

我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多么自作多情的事情。

不要这样自作多情地活下去，要平易近人。要凑到人家的“圈子”里，递烟陪笑。

好在会上有一个以前认识的L。怂恿她不开会了，两个人一块儿去逛街。可惜harvard square周围所谓的“街”，其实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家商店，刚一起步，就走到了尽头。

Miss New York.

每次离开纽约，哪怕一天，都homesick。美国这个地方，也就是纽约，我还能呆得下去。其他地方，都太空旷了、太稀疏了、空旷和稀疏得让人恐惧。仿佛有关生活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都给暴露出来。我一定要过那种高浓度的生活。街上有很多人、很多商店、很多声音、很多狗、很多餐馆、很多酒吧。就算这一切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我爱这其中储备的可能性。

有个师兄在Harvard做postdoc，去聊了几句。伊要去Lousianna教书。Lousianna！无边的阳光照耀着无边的空虚。想想我都浑身冒凉气！而我如果赖在美国找工作，多半也就是去Lousianna之类的地方。开着汽车，走在美国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的同伴。不要！

纽约或者北京，就这样吧。

好孩子

这两天真勤奋啊，一口气写了一万字。可惜全不是论文。

学习。码字。还跑了步。还博了客。无比充实。如果没有论文这个大胖子挡在面前，几乎是幸福的了。几乎可以象金刚那样拍着胸脯嗷嗷叫了。

以前老担心是不是读博士把自己给读懒了，现在慢慢意识到，其实不是。碰到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是个工作狂。碰到不爱做的事，就开始procrastination。我爸妈生出来的，怎么可能懒呢。基因摆在那儿呢。他俩都是勤奋得变态的人。我爸是勤于工作，我妈勤于把任何事情化简为繁。
所以以后，要只做自己爱做的事，这样下去，我就势不可挡了！

不过两天写一万字，其中还包括查资料，看资料，有点太多了。人都有点虚脱了。看什么都有重影。要休息一天。

我想我与文字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有害健康的。它是我的保险柜，装着我所有的财富。它同时还是我的责任田，生产着我所有的财富。从理财上来讲，这是多么多么不明智的一种投资啊。我甚至可以为了它背叛自己的一些原则，放弃自己的一些目标。我想我有一天会敲字敲着敲着就一命呜呼了。

昨天给大学好友Y打电话，伊竟然跟那谁分手了。这身边的single怎么不见少，反而是越来越多呢。n年前我本科宿舍六个人里面有5个是结了婚的，现在倒好，反倒成了三个了。好像该结婚的，几年前都结婚了。轮不到结婚的，挺也挺不出什么名堂。小昭博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旧的东西总是飞奔而去，却不见新的东西接踵而来。

一定要写博客

昨天跟fossil聊天，说起Lincoln Center的Opera House。我说我从没在那看过opera，然后又说不不不，看过一个，然后又说，不不不，看过两个，然后一想，彻底糊涂了。

我记得那个opera house每个座椅后面的小屏幕，所以我肯定去看过。

我们还一起看过呢，最后我肯定地说，看过什么来着？

根据我对自己的判断一，我不可能自己去买票看歌剧。根据我的判断二，我的朋友里面，也只有fossil善良到帮我买票看歌剧。结论就是：我如果去看过，肯定是跟她去的。

茶花女，fossil说。

是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了。

那有可能我是跟别人去的，fossil说。

不行，我得再想想。于是我陷入了深思。深思了五分钟，愣是没想起来。

好像是“第十二夜”，又好像“茶花女”，又好像都不是。

我记得那个座椅背后的屏幕，要正对着它看，才能看见字幕，侧过去一点，就看不见了。我当时还晃来晃去，左侧右摆，看那些字幕浮现出来，又模糊下去，象做一个游戏。我记得的。

却不记得舞台上到底演了什么。

天哪，最多不过两三年时间，我一点印象都没了。只记得自己缩在肃穆的人群和浩大的音乐里，左晃右摆地跟小屏幕玩游戏。据fossil说，她在旁边看得泪水涟涟了，我却在一边睡得口水涟涟。
这件事情，折磨我的，不是我对高雅艺术的负隅顽抗，而是我怎么能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点、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呢。就好像那段时间是一个黑洞，那么光鲜的声音、音乐、灯光、道具、服饰和旁人的泪水涟涟全给宇宙吸了去。

再回头一看，身后的30年，全是这样的大黑洞，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黑。
这让我惊恐。生命的唯一证据就是记忆，而我把这些证据全给弄丢了。我象一个丢了发票的买主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向上帝这个收银员证明我花过这笔钱、那笔钱。我花过的，真的、真的花过的呀。

我记忆力坏得惊人。一生下来就有老年痴呆的症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跟没发生一样。为了那些事情的发生，世界消耗了多少物质、情绪、光线、言语，而我忘恩负义地把它们忘记。这里面有多少上帝作为一个数学家的精确计算，作为一个化学家的神奇配方，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力学调试，而它们竟然发生在了我身上。它们多么的不值。

读过的书，也全跟没读过一样。有时候，如果不是书上做过的笔记、划过的横线，我根本无法相信自己曾经读过那本书。这样怎么能去做学问呢？跑着跑着就跑回了原点，还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我真是自不量力。

一定要写博客，最后我对fossil说，写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生命、体验、感受不过是一些纸屑，而时间是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的飓风。好在有文字，算是图钉，稍稍地把那些纸屑给固定住。

又固定一张。

老张、亦文和蚊米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亦文。我们都喊他老张，其实他也不老，就三十。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本来呢，这样的人，在美国，都应该被喊成James Zhang之类的。但是我们叫惯了老张，他也就听惯了。这让我暗暗地对他有一点同情――如果有谁喊我“老刘”，我肯定很受伤。因为如果都被喊成老刘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老什么什么的，让人联想起某县某局某科的科长――而且是副的，一辈子也没扑腾起来的那种。哪见过有点前途的人被喊成老什么什么的――会有人叫张柏芝“老张”吗？会有人叫张朝阳“老张”吗？所以说，如果“诗意”有一个反义词，那就是“老张”；如果“希望”有一个反义词，它也是“老张”。

但是我说的这个老张倒也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是，他做的很多事，挺象一个“老张”才能做的事，比如他吃饭特别快，还把袖子捞起来；他特别快地吃完饭后，会说：今天我请客。再比如，他会使以下的句子听上去特别顺口：

“老张，我要去中国城买很多东西，你帮我去扛吧。”“老张，今天有个哥们欺负我，你帮我去揍他一顿吧。

总而言之，老张对“老张”这个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进行了发挥，使老张这个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有一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一聊就到深更半夜。谈人生。谈理想。谈鸡毛蒜皮。我也不知道象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拒绝成为“老刘”的人，和一个资深的“老张”，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聊。

“你别叫我老张了，叫我亦文吧。”有一天，老张突然跟我说。

“好吧，老张。”我一哆嗦，答应了下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喜欢你。但是，作为老张，他无法说出这么诗意的话，于是他用一个及其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委婉的方式就是：叫我亦文吧。

老张是不可能谈恋爱的――顶着“老张”这个词的人，顶多可以来个“中年丧偶，觅体健貌端的中年女子一名”，但是亦文可以。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喜欢我，必须先把“老张”这个词从我嘴里扼杀了。但是我积重难返，喊不出亦文。而且，亦文，多酸啊。再说了，“亦文，你帮我去中国城扛东西吧”，听上去就不太对劲，是吧？ “亦文”后面应该跟的句子是：“亦文，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或者，“亦文，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忘记你。”云云。总而言之，我们这些穷光蛋的饭桌上需要一个老张，而“亦文”最好还是滚回琼瑶阿姨的小说里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让老张失望。当我意识到张亦文恋爱的希望，与他的“去老张化”休戚相关，我就更觉得不忍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只有焦虑地在“喂”、“哎”，“嗨”之间颠沛流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一只蚊子被拔掉腿之后，变得象一粒米，也就是“蚊米”。我突然茅塞顿开，“蚊米”，就是它了。

我和张亦文谈判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服了他，让我叫他蚊米。我的大意是：虽然蚊子不是很可爱，但是没有了腿的蚊子就不一样了，它变得象一粒米，而米是很可爱的东西，所以蚊米也是很可爱的东西。我说了很久，说得天都黑了。张亦文看着口干舌燥的我，起了恻隐之心。他哭丧着脸，好像自己的四肢给拔掉了一样，说：好吧，蚊米就蚊米。

而我，则高兴得要死。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如果他是“老张”，那我就不能进；而如果他是“亦文”，那我就不能退。但是，现在好了，他变成了蚊米，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而且，下面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合理：

“蚊米，我要去中国城买东西，你帮我去扛吧。对了，现在街上百合花卖的特别便宜，你知道吧，蚊米？！”

错觉

那个小破书《那么，爱呢》前一段出版了。出版商让我发几张照片，说是宣传用到。我发了，他说分辨率不行，我说我就这些了，已经是最大的了。他说那你赶紧再去照几张，急用。

我这才意识到我都30了，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照过相，也没有人正儿八经地要求给我照相。朋友圈子里连一个摄影师都没有，还好意思自称文学女青年，真够皮厚的。真正的文学女青年，应当是一翻开电话本，里面有一打摄影师的电话，还有一打音乐家的电话，一打画家的电话，一打诗人的电话什么的，名字都是五彩缤纷的，要照相的时候，都不知道给谁面子才好。而我的电话本里，只有一打电脑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的电话，还有一打学者以及业余学者的电话，而且都叫刘建军、王小红之类的，听听这名字，能放心把相交给他们去照吗？

多么希望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摄影师跑来跟我说，DP，我给你照相，把你照成特牛X的样子。深沉中透着冷艳，冷艳中透着清纯，清纯中透着智慧，智慧中又透着性感的那种。反正是透来透去透得人心肝疼。可是没有。我知道我长得也就那样，但是我多么希望有人把我给照成不仅仅那样啊。这样等我老了时，还能有种错觉，还能骗孙女说你奶奶当年可是方圆500米之内一枝花啊。
既然没有现成的摄影师朋友，只好找luckyfossil同学了。好在fossil同学自己也是个照相爱好者（注意，我说的是照相，而不是摄影）――4年来，我们曾数度合作，光天化日之下，跑到河边公园照相，不厌其烦地对着对方那个千篇一律的笑容咔嚓咔嚓，以换取对方对着自己千篇一律的笑容咔嚓咔嚓的耐心。我们之所以热爱照相，说白了，是因为我们虽然都30了，但对自己长得什么样还是不死心，总以为照着照着没准就能照出什么奇迹。这跟一个70岁的老太太还要去算命是一个道理。

虽然4年来，我们的照相技术从来不见提升，但是我们的照相热情却从来不见削减，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以量补质，宁滥勿缺。技术不行，没关系，照它几十张，总得有一张两张行吧。这和老毛的军事战略“人海战术”是一个思路，前仆后继地往前冲，冲到把对方的子弹耗尽为止，总得赢了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英雄总是所见略同。在这个光辉的照相指导思想下，我们4年来，成功积累了多达5张的美丽照片，可见有志者，事竟成。

去照相之前，我还特地研究了一下刚刚收到的urban outfitter的catalogue，看看人家为什么照的相怎么都那么“有气质”。最后我发现啊，除了人家长相身材这些客观条件以外，她们的身体姿态也是学问大大地。我摸索了摸索，总结出三条规律，现与各姐妹分享，男同学也可以趁着家里没人时对着镜子练习。第一，目光斜视法。正面盯着镜头？傻了吧。要照相照出气质，你得看着远方，哪怕看着前面一堆鸟屎也行，但是千万不能看镜头，千万不能告诉自己我在照相，更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在告诉自己我在照相，艺术讲究的，就是那一刹那的不经意。第二，表情不屑法。微笑？又土了吧。你这照片要是寄给你妈你爸看，当然是越土越好了，问题是你不还得装酷吗，不还得拿去骗美女帅哥吗，装酷你就得有酷的表情啊，这个酷的表情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对面那个摄影师想象成联邦税务官员，你要从表情里传达一个信息：你他妈是谁啊？我凭什么笑给你看啊？第三，道具利用法。这个发现，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为什么呢？我发现我以前照相，几乎全都象一根铅笔一样笔直地树在那里，所以没有一点风情。为了避免自己象一根笔直的铅笔一样树着，你得善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身边的台阶啊、栏杆啊、树啊、椅子啊、垃圾桶啊，能扑的时候就扑，能倚的就倚，能拽的就拽，能坐的就坐，能跪的就跪，实在无依无靠的时候，起码也得给自己弄一个带口袋的衣服，好歹把两只手给安置了，总之千万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孤苦伶仃的树在那里。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在我的三大理论装备下，我和luckyfossil在河边公园忙开了。我们左抱抱树，右趴趴椅子背，一会儿深沉地眺望河对岸的new jersey，一会儿深情地注视前面的垃圾桶。其实今天下午还是挺冷的，而且河边还有风。但是我毅然决然地脱掉了大衣，单衣上阵。照到最后，俺已经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 。。。总而言之，含辛茹苦地搔首弄姿，老天爷有眼，就是为了制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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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分享两张吧，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得还不够紧密，还需修炼、修炼。。。另外，国内的兄弟姐妹们，看到我的书一定要买啊，支持真文青、打到假文青，要从你做起。:em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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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博

昨天，写那个长长的博客，写伤了。我这人死心眼。象我爸，干什么都死心眼地认真。写博客都呕心沥血，靠。今天要写一个短的。

下午，阳光好得毫无道理。本来要去图书馆，但是跟着阳光，走到了河边。河边有很多高高的树。有一棵可能足足有8层楼那么高。一只松鼠，抱着它，蹭噌蹭往上爬，爬到大约3层楼那么高，停下来，把它的大屁股往树杈上一堆，歇着。然后，另一只松鼠，可能看见它太舒服了，也跟着往上爬，却把前面那只给吓坏了，于是它又飞奔着往更高的地方爬，爬到6层楼的样子。我怕它摔下来，一直看它，我知道自己纯粹是瞎担心。这时候，我的脑袋仰得都快掉下来了。旁边有一个路过的人，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松鼠。他说，松鼠啊，我还以为你在看老鹰呢。然后他几里呱拉说了一大堆关于松鼠的事，我没听懂。他一走，我还停在那，仰了半天头，可是松鼠不见了。两只都不见了。

冬天的河边公园，没有什么人。偶尔有一个两个经过，手里都牵着一条狗。

热烈地向往搬家，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过这种被稀释的生活。过这种一勺子都捞不上三粒米的生活。搬哪都行，伊斯坦布尔都行。

其实都是写博士论文害的。这里是纽约啊，怎么可能一勺子捞不上三粒米呢。

不行，毕业之后，没有去处的话，无论如何，要在纽约赖上一两年，什么都不干，赖着。想象它是一个男人，我跳上他的膝盖，搂着他的脖子，拼命蹭他的温度。

厨房政治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宿舍楼的Resident Advisor。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栋楼需要一个Resident Advisor――我们有superintendent，也有security guard，还有清洁工。这么多管理人员，显然架空了我这个楼长，于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做人的道理。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就在上个星期，两个10楼的女孩来找我，拽我上去目睹“犯罪”现场。我说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不行吗，她们说不不不，你一定要一睹为快。我以为什么振奋人心的风景呢，结果我到了10楼，发现她们让我欣赏的，是马桶里一大砣屎。那砣屎玲珑有致、仪态万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具有观赏性。可是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脸上写满了振奋、惊恐、恶心、害怕，仿佛马桶里是一只会咬人的野兽，我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豪迈地把屎冲了下去。

这就是我的工作。除了“为人民服务”，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象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制止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先进事迹，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解，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象老外包一个sandwich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象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灶台上全是油腻，地上全是青菜叶子，水池子里全是饭粒，柜台上全是没洗的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最近刚搬走一个）。我原以为男生多的话，厨房应该清静一些，毕竟，男生有几个爱做饭的呀。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可以说有愧于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西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顺便说一句，她好像只会做这个菜，再倒到pasta里面）。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象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硝烟弥漫、横尸遍野。

虽然横尸遍野，但是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啊。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狂放不羁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也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切菜用的柜台，洗洗锅碗瓢盆，把sink里的东西捞干净，仅此而已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险峻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铺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它不明物的物质，看了之后，保证你本来想吃4两饭的会只能吃下2两，能吃下2两的，就不能再吃下了，如果本来就吃不下饭的，肯定还能吐出来点。对了，请你注意那个最大的burner，看见没？底下的圆形盘底里面，物质非常丰盛，有五天前的稀饭，有三天前的菜汁，昨天的肉丁，和今天的饺子汤。它们浑然一体地凝结在园盘上面，形成一层不黄不绿不三不四的“锅巴”，也是一种很开胃的风景。然后，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其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可以说相映成趣。对了，虽然我们这个楼规定公共空间上不应当放私人物品，但是柜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3、4个电饭煲，想要在葱片、血水、肉汤和电饭煲之间找到一个放切菜板的位置，也需要一些统筹规划的智慧。顺便提一下，在这些电饭煲当中有一个电饭煲，长达两年之久，外面挂着两道长长的鼻涕状物质，能够每天欢快地吃下里面煮出来的饭的人，可见其胃口之好。其它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总之，我们这个六平米左右的厨房，可以说是一个胃口的地狱，小强的天堂。事实上，我们这个宿舍里，小强的队伍也的确稳步发展，很有点要从连级单位扩展到师级单位的架势，与同样在迅猛发展的老鼠兵团瓜分地盘。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一共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但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的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

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这么没有公德心，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30秒的时间clean up their shit？？？？？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原先它刚到达月球时，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极限，现在它已经到达了火星，还在飞驰。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总之，我以前高估了人的理性程度，高估了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我的一系列政治观念都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的乐观之上，现在这个基础变了，一切观念都需要调整。可以说，这个厨房斗争经历，是继在网上时政论坛的辩论之后、第二个沉重打击我对人类理性信心的亲身经历。如果可能，我真想拽住我们宿舍那几个哥们的衣领，悲愤地大喊“还我希望”！

这不是说笑，也不是上纲上线。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两年前，我以为，让大家饭后擦擦灶台清理一下水池子，实在是个鸡毛蒜皮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有人由于以前没有集体公寓生活的经验，所以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我去沟通一声，打个招呼，让伊注意，事情也就解决了。这种案例，以前的三年里也有过n个，都是说一两次，基本就都改邪归正了。

但是，不。没有这么简单。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象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理性说服”、“愤怒声讨”、“出离愤怒”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

在理性说服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的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Please clean up after cooking”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甜甜的“thank you very much”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

顺便说一句，A和B以前是国内某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同系（好像还同班）同学，后来进来的C和D是他们的师弟。这个楼里，住着他们浩浩荡荡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一大群，经常一起在我们宿舍做饭开party打牌什么的。我想他们的“人多势众”，也是他们“为所欲为”的一个因素。当然，他们每个人的恶劣程度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新来的C，为人至少还挺热情友好的。那个阿拉伯兄弟E，开始也是打扫卫生的，不过后来他告诉我他已经“tired of cleaning up for others”了。

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情形。

然后，我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note上也没有了thank you very much。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note是小诗一首：

Why can’t you clean?
Why?
Enjoy dirtiness?
Enjoy pissing others off?
Fuck you.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是个有洁癖的freak。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complain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bothered。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也告诉我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 years。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4、5次降到一个星期1、2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ABCDE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resident advisor，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期间A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在sink里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8卷power towel，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2000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大个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大个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面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case提交给学校的housing office，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make the case，必须首先locate 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8点蔓延到午夜2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帐、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housing office的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salad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大个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care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care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suffer也不能让别人happy”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能否把这种观念转化为行动，又是一个问题。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我还没有丧失信心，我还在期待。

卢梭当年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君主专制、僧侣专权、民不聊生的时代，人家那么兵荒马乱的时代，都没有对人的理性丧失信心，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能够因为这么点打击，就丢盔弃甲抛弃信念吗？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不愿、不可以。

兔子急了

上个blog，不知道是不是把小朋友们给吓坏了，吓坏了的话，一人发一颗糖，压压惊。

以前老是有朋友跟我说，你怎么成天乐呵呵的，哪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对此类评论，我总是说，你还不了解我，没看到我暴躁的一面呢。

我爱笑，而且是大笑，容易hyper，平时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对人还算厚道，所以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总是特别阳光，甚至有网友说我“母仪天下”。

但是我也有暴跳如雷的时候，跟我特别熟、认识特别久的人都知道。

这当然不是说，我的厚道都是装的，厚道的外表下藏着一个黑暗的内核，而是说而是我有一个limit，生活中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根本碰不到那个limit，所以总是一团和气。而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去poke 那个limit，我火一上来，可以彻底放下文学女青年的优雅和“知识分子”的清高，捞起袖子卷起裤腿骂人。

没办法，修养就这么点。要是有无赖以为我会为了所谓的面子、修养、名誉之类的东西而让他在我头上拉屎，那他就错了。我没兴趣取悦谁，包括喜欢我的人。

我说过我爱自由。这里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摆脱政治的压迫，也包括舆论的包围。如果摆脱面子、修养、名誉之类的东西，可以让我获得无拘无束嘻笑怒骂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great deal。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澡堂里洗澡。大学的澡堂大家也知道，经常是n个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反正90年代初的时候是这样。那天我本来是一个人一个水龙头的，但是看见一对母女正四处转悠，找不着水龙头，俺因为正在洗头，非常雷锋地说：大姐，跟我一起用吧，我反正在洗头。大姐非常受用地接过了我的水龙头，然后热火朝天地洗了起来。俺的头左挠右抓，按摩都五分钟了，也不见她有让我也洗洗的意思，于是俺顶着一脑袋的泡沫，眯缝着眼睛，试探地问：能不能让我也冲冲？结果大姐突然来一句：你跟我抢什么？我这还有小孩呢！我靠。我差点没给她这句话铲倒，摔个脑震荡。于是，一场事关谁抢了谁的水龙头谁可以跟谁share的辩论在中国人民大学昏暗的、拥挤的、雾气缭绕的澡堂里展开了。由于大姐骁勇善战，辩论很快拐上了她比较轻车熟路的路线：骂街。俺本来还想继续用五讲四美的方式辩论，后来发现这一招根本无法招架大姐来势凶猛的口水。于是俺很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伊问候我妈18次，我也问候了她妈18次。大姐非常震撼，原以为我这样看上去文文弱弱、瘦瘦小小、浅笑盈盈的女大学生被她一个手指头就给戳倒了，没想到我骂起人来竟然无师自通手到擒来，一骂既出驷马难追，当即吓傻了。这事最后怎么完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就记得满澡堂的大姐小姐女研究生女博士生女本科生纷纷都忘记了自己刚洗一半的玉体，瞪大眼睛，在重重迷雾中观望一个16岁的小不点赤身裸体头顶泡沫地单挑一个资深的骂街专家北京大妈，现场效果非常壮观，可以说给中国人民大学的澡堂史谱写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幕。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点害怕？别怕别怕，俺绝没有没事就挥舞着菜刀四处喊打喊杀的爱好，更不会象Bronx猛男那样蒙着脸躲在屏幕后头肆意挑衅他人。事实上，刚才说的那个大姐，如果她和颜悦色地跟我商量让她俩洗一个水龙头，我肯定也就一声不吭地让了。但是伊以势压人，倒打一耙，俺只好奋起反抗，一骂到底。

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小县城的大杂院里，这个大杂院给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十年。在儿时无数快乐的记忆里，除了唱歌跳舞捉虫子玩游戏以外，还夹杂着以下的娱乐项目：跟在秋姨的身后狂奔，看她怎样拿着菜刀追杀她的老公；观赏穿着大裤衩和小背心的张姨和李姨，如何为了下水道的问题两手叉腰地对骂，其中一个对一个喊“你再说！你再说我用扫把插你的B嘴！”；聆听成年男子们蹲在夏夜的井边说些我听不懂的事情，每句话之间总要夹杂一句几乎是柔和的“操你妈B”……总而言之，这些底层的、野蛮的、贫困的生活经历，在我的灵魂深处刻下了一个粗鄙、乡野、恶俗的纹身。这个隐形纹身的后果，就是我可以在必要时，拿起笔来写诗，放下笔来骂娘。
不过大家放心了，俺大多数时候还是拿起笔来写诗的，只有极少数时候才放下笔来骂娘。在我过去这30年里，7.6级的脾气恐怕五年只发一次，5.5级的平均两年发一次，平时大多也就是3.2级的，一点不伤人的。而且震中一般都是无赖，所以大家放心，走进我5米之内，绝没有生命危险。小朋友们继续跟我跳皮筋吧，马兰花开二十一。

终于清净了

一下午，某Bronx蒙面猛男一直在炸版骚扰。俺删他的留言，删一条，他写十条。我心想，完了，好好一个博客，看来要给这么一个无赖毁了。理他回他，他越发来劲，上窜下跳。若按网友的告诫不理他不回他，我以后每博一客，他都按黑手印十个，俺也不会有兴致写了。好不容易弄一小窝，轻易给这么一个蒙面猛男给踩了，这次第，怎一个堵字了得。

晚上吃饭回来，突然想到还有封IP一招，喜出望外，封了Y的。

终于清静了。

看来就是网络的世界，也是有法有天的。俺在无赖上比不过他，好歹还可以给自己家的门窗上锁。

其实如果是善意的批评，俺一点意见没有。我以前在各个论坛发文，批评、争论的人多了，从没真正红过脸。但是这位上来就哄嘛密嘛密哄地装牛X，告诉我他一直在monitoring 我。告诉我我花了taxpayer的钱没有live up to my fellowship commitment所以sinful。告诉我我shape不行了。我说你不认识我就别瞎说，我导师还说我 “did extremely well”呢，你凭什么说我没有live up to my fellowship commitment？他说我认识你。我说既然你认识我，又号称本科学政治学，我大概能猜出你是谁，结果他又立马说他并不认识我，而且本科不是学政治学。然后挨个地攻击给我留言的网友。我说哥们，您要是这么看不惯我，看不惯我的网友，为什么还要到我的小窝来，趴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往里看呢？还一趴n个小时，有点出息行不行？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您上哪不行，非得跑一个你看不上的人面前七唐八僧地哄嘛密嘛密哄，您不嫌累我嫌累啊。我不嫌累其他网友还嫌累呢。

知道您还会来。用代理服务器来，来一个封一个。您有那个精神头东流西窜找服务器的话，我也不介意。对我来说，封IP就是按三个键的事而已。成本收益，您考虑好了。

话又说回来，生活这么美好，浪费在我身上，多不值啊是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别monitor我了，我用的是手提，真的不需要monitor。而且，就算您把我这小blog给monitor倒了，monitor臭了，又怎么样呢？这点胜利，哪家银行都不会给你兑现。我不写博客了，晚上这两个小时，干点别的，看看Jay Lenon，读读new york times，挺好。

顺便跟其他网友唠两句啊。我弄这个博客，就是弄一个小茶馆，上点清茶，八点小卦。因为这段时间，生活有无数动荡和变数，压力很大，所以弄这么一个博客，也算是一个减压舱。心情好的时候，hyper一下。心情不好的时候，whining一下。有斗志的时候，发点牢骚，没斗志的时候，抒点小情。谢谢大家赏脸来看。八得有共鸣的时候呢，大家愿吱一声就吱一声。不愿吱声，看个热闹，也很欢迎。八得不好呢，大家就八论八地提点意见、批评，我也努力反省，看看能不能接受。只要不跟Bronx猛男那样，自以为上帝下基层，就等着我点头哈腰就行。

嗯，就酱紫。2006年二四战役到此结束。解散。

混浊

“忙得团团转”这个词不知道谁发明的，发明得真好。多形象啊，团团转，充分表达了一个人忙忙碌碌然而又同时找不着北的状态。同样好的另一个词是“碌碌无为”。

从上上上个礼拜开始，我就一直在发誓要去gym跑步，但是一直没有成行，唯一的理由就是忙。今天下午，一个朋友给我发信，让我帮助他们一个杂志编辑几篇稿子，我给拒绝了，同样是因为忙。甚至今年的奖学金，开学半个多月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去学校的财务办公室去取，同样时因为忙。

忙忙忙。忙忙忙。忙得我都想揪住自己的头发，站到窗户前高声尖叫一直叫到震碎我家所有窗玻璃为止。

那么，我到底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呢？

奇怪的是，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还有无数该看的书还没有看，该改的论文还没有改，n个写了开头还没来得及往下写的小说，n篇答应别人的杂志文章。还有某某办公室让填的表还没有填。还有给某某该回的信还没有回。还有马上要到来的某某trip的材料还没有准备。还有某某日的机票还没有买。还有给某某的电话还没有打。答应某某要做的事还没有做。要给某某地方交的钱还没有交。

啊！！！―――

最可怕的状态其实不是忙，而是你一边在忙碌一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忙碌的这件事情几乎毫无意义。那种感觉，仿佛是一种慢性自杀。仿佛自己是不幸落在一个儿童手里的蜻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条腿一条腿地被拽下来。比如今天，我一整天都在看1968年的China Quarterly。我之所以在看1968年的China Quarterly，是因为我的导师布置我把China Quarterly从1959年看到现在，说是有助于我写literature review。但是那些文章，看来看去，只是增加我对学问的厌恶。讲的全都是常识，而且用的是极其枯燥的方式。有时候为了把常识讲的不像常识而象是学问，就开始故意混淆常识，于是几个学者一团混战。于是就有了杂志。就有了会议。于是就有了学术界。

老毛的“矛盾论”到底是1950年写的还是1937年写的，who cares!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y did they spend 50 pages to argue about this?! 我用一块钱打赌老毛自己都没有兴趣去读那个废话连篇无比唐僧的矛盾论，这些学者却要花上n个月去考证里面的一词一句，仿佛一群女生看到周杰伦的胸肌，high得不行，瞪大眼睛去区分其中列宁的成分斯大林的成分马克思的成分道家的成分儒家的成分……这还只是看到1968年呢，还有37年to go……

啊！！！！！！！！！！！！！！！！！

一个人就象一个官僚机构。永远在膨胀，永远人浮于事，效率越来越低下，目的越来越不明确。出发点永远是好的，但是走着走着就迷了路。无穷无尽的表格、电话、email、数据、信息、人事……千缠百绕，作茧自缚。

鲁迅说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依我看现代社会也是一样，就是吃法不同而已。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部门”、“办公室”、“机构”、“委员会”、“院”、“所”、“学校”、“公司”……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付锐利的牙齿，等这些“部门”、“机构”把你从它们的牙齿中吐出来时，也就剩一付干巴巴的骨架了，正好拿去给地狱当柴烧。

多么向往远古的时候，猿人们无拘无束的生活。虽然饿点冷点，但从不觉得静静地发一晚上呆就是奢侈。

如果可以，愿意跟这猿人换一天。同样是空虚，我的混浊，他的清澈。

从昨天开始，下定决心，无论多忙多累多少deadlines飞流直下，每天一定要做一件自己想做、爱做的事情。不然一辈子全给那些牙齿给啃了，我自己呢！就是留点剩汤给自己也成啊。我好歹也喝点解解馋。

今天上午写了两小时小说。

明天去游泳。

嗯，挺好，就这么定了。

又被提携一把

我是最坏的学生。象我这种人，怎么混到了一个ivy league读博士，对于我，至今还是个谜。
我上课几乎从不发言。我交上去的paper自己都不读，甚至连word的grammar check都不run一遍。我一年只去找我的导师4次，而且其中有两次可能是他发信让我去。我把课程选到minimum的level，也就是说，我三年级以后，一门课都没有选过。我从没有给我的两个导师做过TA，也从没有要求过。

我的一个导师跟别人说：Yu tends to disappear.

事实是，我不是tend to disappear。我是intend to disappear. 我喜欢自己看书，自己琢磨，自己写东西，什么导师、committee、conference、publication、funding application云云，对我来说，全是走过场、形式主义。我愿意想象知识对于我，就像一个情夫，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俩，就我们俩，保持一种隐秘的、甜蜜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噪音。就算这是一个毛病，我也就是这样了。

可是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前一段给他们发信说，说我找工作不顺，一个interview都没有，不行我就回国了！我导师急了，给我发信，说我们谈谈你的application有什么问题。然后另一个导师也回信，说我们一起谈吧。

今天早上我就跑到导师A的办公室谈话，导师B也去了。他们拿着我的推荐信说（我不能看，他们可以），写得都很好啊，fabulous，不是推荐信的问题了。现在来看你的cover letter。然后他们逐字逐句地读我的cover letter，挑了n多毛病。事先他们都读过的，不知为啥，以前没有提这些毛病。

最后，他们说，现在，faculty job market基本上已经close了。只有努力争取postdoc了。这样吧，我们准备……如此这番……#＄#((Y@)_)(U*Y*＄@……你看怎么样？

看着他们那么认真地给我出谋划策，我感动得都快哭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涌泉相报啊！

可是我同时又想，亲爱的导师们啊，您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您不知道，其实我，本来就把academics当作一根大鸡肋，别人不让我啃了，我还偷着乐呢，您怎么这么好心，非得让我接着啃呢？

于是又下决心，以后论文要是论文出版了，一定要狠狠地感谢他们。

完了，我这银行帐号空空，支票倒是开出去n张了。

这就是所谓长辈对小辈的“提携”吧，虽然要我看，这提携其实是个误会，这个误会会导致更多的、越来越多的误会。我这辈子的“悲剧”，大约就是一帆风顺，在一条充满鼓励、期待、赞许的道路上狂奔而去，却最终发现这条路通向的，不是我想去的地方。R曾经跟我说：优秀是一种习惯。要我看，不是一种好习惯。优秀怎么能是一种人尽可夫的品质呢？它应该献给你最爱的事物，而不应该仅仅是种习惯。随地吐痰才是习惯呢，一个星期剪一次指甲才是习惯呢，优秀怎么能是习惯，它应该是一种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