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莫（及羽良）

老莫说：

我没有暗示说自由民主制度下极端分子就失去了土壤，恰恰相反，在全能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更没有土壤，尽管极端主义的思想更有土壤，但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空间看似有了，但其思想的吸引力一定会被大大地削弱。

民主化进程往往会伴随着统治效能在一段时间内的削弱，而与此同时，以前被压抑的极端主义思想又得以行动化，在这个时候，出现被长期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个事实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但是，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正确的答案恰恰不是民主化激化了极端主义情绪，而是相反，正如揭开锅盖会冒出水蒸气，但水蒸气并不是因揭开锅盖而激化，反倒是由没揭开的锅盖而激化的。

所以，民主化过程确实需要面对被压抑的情绪集中爆发这一考验，但是，这一考验不是非议民主化的理由，而是必须民主化的理由，因为，如果任由锅盖一直存在，内部的压力早晚都会将锅盖顶开。从而，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揭盖（民主化进程）的技术，而我以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减压，才能达到平稳揭盖的可能，也就是说，需要在现在就允许自由的思想这样的减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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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区别在于：你认为民主化过程呈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因为“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被释放出来”，所以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在那里，民主化过程只是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了而已，是这个意思吧？

而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大量的事实表明：民主化过程可以动员出本来没有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很简单，民族主义是最能激发支持率和高选票的，所以很多政治家愿意打这张牌，“阶级仇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中生有或者少中生多地动员出很多本来没有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台湾是最明显的例子。民主化之前，台湾真的“本来就有”现在这样规模、这种深度的种族仇恨吗？我很怀疑，深深地怀疑。所以我觉得，民主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给炉子升温”的问题。现在伊拉克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因此要放弃民主制度呢？当然不是。我支持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民族问题，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所包含的价值与我所相信的价值观契合，即：一，每个人对影响自己个体生活的公共生活都应该有发言权，也就是“权利义务对称原则”；二，虽然每一个人的capacity不一定相同，但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的worthiness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原则”。就是说，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奉是基于我对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民主制度在民族问题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功效。我认为正义比功效重要。

如果一定要从功效上来说，专制也可能引领经济发展、萨达姆比现在的伊拉克领袖更能维持秩序，民主也可能导致－－注意，是“导致”，而不仅仅是“呈现”混乱－－这些是基本事实，没必要否认。从“制度的竞争力”来说，在某些地方或者历史的某些片刻，民主制度很可能是没有竞争力的，但“竞争力”不是衡量制度的唯一标准。邱吉尔说（大意）：民主制度是很坏的制度，但好过任何其他被试行过的制度。我同意。

那“民族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政治上的公平+适量的affirmative action，社会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融合来慢慢缓和－－对，我说的是融合，我相信“文化融合”比“保持文化纯净性”更能促进和平。当然这种融合不应当是强制性的，而是经济、文化、人口交流的天然结果－－反过来说，“不融合”也不应当是强制性的。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靠什么保持稳定？不是讲 melting pot吗？美国人最骄傲的不就是它的“文化大熔炉”吗？这样一个文化融合过程，同一件事，在那里就是“成功范例”，在这里就被叫成了“文化屠 杀”，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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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跟老莫不大相关的问题：义和团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往往被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臧&* 人 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却应当被体谅同情，呵呵，还以为只有左派不讲逻辑一致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