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有人来信或者留言，问：“能不能多写点你个人生活的博客啊？”“能不能再多写点美国政治的博客啊？”“你的讲恋爱讲情绪栏目更新太慢了，能不能快点？”“能不能多写点小说啊？”
答案：不能。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我爱问DP”
有小朋友来信：
亲爱的刘姐姐，我要偷偷告诉你，我非常肤浅得喜欢着日本这个国家，缩小点范围来说，是很迷日本产的东西,我记得我的第一部随身听是索尼公司的，非常好用，那时候反日情绪似乎没有现在这么高涨，大家都以用日本牌子为荣，我还可以大大咧咧得跟姐妹淘们讨论自己的护肤心得，激动地推荐几款效果好的日系护理产品。
也不知道是从啥时起，身边的朋友都变得非常仇日，可跟他们接受同样教育，生长在同样环境下的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那时候，我非常苦恼，深深责难自己反问自己，‘难道我不爱国？’ 这个认识让我非常惊恐，痛定思痛后，我断定是自己接受的爱国教育不够，或者对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认识不够清晰。这个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我想也许我多看几本描写日本侵略者丑恶嘴脸的书，问题就解决了吧。成长在我们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又还没完成学业的状态下，爱国的唯一表达方式似乎就只有仇日了。为了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就认真苦读日本跟我们祖国之间血雨腥风的历史，留意报纸上两国间的是是非非。痛苦的是，我还是‘仇’不起来。这不仅让我怀疑起自己的道德原则，而且让我在仇日派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当他们像打了鸡血般热烈讨论要怎么反日，或者激情演讲日本人斑斑劣迹的时候，我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 我觉得我没错，但哪里又有点不对，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我可以做到理性，可面对亢奋的爱国小年轻们，我却不知如何自处。在他们规劝我抵制日货的时候，在他们骄傲得宣扬自己仇日心态的时候，我该温柔地笑笑，虚伪地点点头，还是跟他们理论一番呢？如果是后者，我该怎么说他们才会认真听下去，而不是条件反射般得反感呢？我当然不是要去扭转他们的仇日心态，只是希望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不必端坐着，假装很认真得聆听。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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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关于反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1.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犯下过罪行，日本政府认罪态度不够彻底，很多中国人因此敌视日本，情有可原。
2. 事情过去了60多年，而且日本政府不是不认罪，只是不彻底，而且今天的日本国民和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而且日本的文化也有很多可贵可爱的地方，你对日本恨不起来，也情有可原。
3. 对于个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仇恨本质上都是“建构”的。当然这种建构里有合理的、对集体记忆的保护和再生产，但也有政府和媒体有意无意的煽动，还有民众的“从众心理”。在“从众”这一点上，很多大学生的积极反日和文革期间学生的积极打倒走资派是一个心理---- 表面上是一种反抗精神，本质上是努力让自己所在的群体接受自己，也就是在“集体的怀抱”里撒娇。你的那些同学，在05年抵制日货运动之前也在“孤独地”抵制日货吗？如果有，另当别论。如果没有，那之后为什么开始这么做呢？去了一趟日本了解到日本的“劣根性”？读了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籍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研究了一下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仅仅因为“别人”开始抵制日货了？
4. 仇恨的“建构性”也反映在中国人对一场人为大饥荒的彻底遗忘上。59-61年的大饥荒导致1700万到4000万人口的死亡（不同来源估计不同），而抗日战争导致1800万人死亡（加上受伤的，3500万）。就是说，大饥荒导致的死亡不少于、甚至多于抗日战争，而且这事发生在更近的40多年前，而且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对此事公然认罪，但，有几个大学生为此“愤慨”呢？如果你的同学一定要逼你“反日”，你可以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对一场规模相当的人为悲剧表示愤慨，仅仅因为错的是“自己的政府”？
5. “仇日”的本质目的应当是对侵略战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仇恨，而不是对一个族群的仇恨。以前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某一天（具体忘了），都有犹太学生站在学校的主干道上举行纪念大屠杀死难者活动，学生们一个一个上去接力念死者的名字---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哀悼、是防范悲剧重演的决心，而不是“仇恨德国”的歇斯底里心态。就是说，保护记忆和民族和解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反思战争的结论并一定要是民族仇恨。
6. 你可以说日本的认罪态度不如德国彻底，但是不彻底认罪和不认罪还是不一样的。把甲级战犯供在靖国神社参拜、批准右翼教科书固然令人寒心，但因此说今天的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我个人觉得属于夸大其辞。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不象中国总是“万众一心”，日本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事实上据说日本右翼教科书只被千分之三左右的学校采用，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件颇受争议的事情，所以，过分强调“顽固不化”的那一翼势力而忽略那个社会的意见多样性，属于以偏概全。如果一个人眼睛长得很好看，嘴巴很难看，但你看他时永远只看他的嘴巴并因此越看越不顺眼，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责任呢？我的意思是，愤怒，可以，但最好与事态的严重性成比例，否则有点钻牛角尖的意思。
7. “难道我不爱国？”并没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也是为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接受的定义，“国家是在特定疆域里可以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的机构”。不管前面定语如何，两个定义殊途同归的是，国家是某种“暴力机器”。“暴力机器”有什么好“爱”的呢？我们可以爱家乡的山水、爱给我们种了粮食的农民、爱吃中式火锅、爱李白的诗歌，爱正义，爱善良……为什么要爱一个“暴力机器”呢？仅仅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去热爱它？
8. 你不可能、也许也没必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身边所有的人。怎样为自己辩护？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多读多看相关的信息，别人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完备的答案，要你自己去“调查研究”。坚持独立思考不单是个勇气问题，而且是个需要勤奋的体力活。如果你还是为自己的“孤立”而惴惴不安，那么聊以安慰的是，其实你也不孤单。
亲爱的刘姐姐，我要偷偷告诉你，我非常肤浅得喜欢着日本这个国家，缩小点范围来说，是很迷日本产的东西,我记得我的第一部随身听是索尼公司的，非常好用，那时候反日情绪似乎没有现在这么高涨，大家都以用日本牌子为荣，我还可以大大咧咧得跟姐妹淘们讨论自己的护肤心得，激动地推荐几款效果好的日系护理产品。
也不知道是从啥时起，身边的朋友都变得非常仇日，可跟他们接受同样教育，生长在同样环境下的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那时候，我非常苦恼，深深责难自己反问自己，‘难道我不爱国？’ 这个认识让我非常惊恐，痛定思痛后，我断定是自己接受的爱国教育不够，或者对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认识不够清晰。这个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我想也许我多看几本描写日本侵略者丑恶嘴脸的书，问题就解决了吧。成长在我们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又还没完成学业的状态下，爱国的唯一表达方式似乎就只有仇日了。为了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就认真苦读日本跟我们祖国之间血雨腥风的历史，留意报纸上两国间的是是非非。痛苦的是，我还是‘仇’不起来。这不仅让我怀疑起自己的道德原则，而且让我在仇日派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当他们像打了鸡血般热烈讨论要怎么反日，或者激情演讲日本人斑斑劣迹的时候，我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 我觉得我没错，但哪里又有点不对，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我可以做到理性，可面对亢奋的爱国小年轻们，我却不知如何自处。在他们规劝我抵制日货的时候，在他们骄傲得宣扬自己仇日心态的时候，我该温柔地笑笑，虚伪地点点头，还是跟他们理论一番呢？如果是后者，我该怎么说他们才会认真听下去，而不是条件反射般得反感呢？我当然不是要去扭转他们的仇日心态，只是希望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不必端坐着，假装很认真得聆听。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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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关于反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1.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犯下过罪行，日本政府认罪态度不够彻底，很多中国人因此敌视日本，情有可原。
2. 事情过去了60多年，而且日本政府不是不认罪，只是不彻底，而且今天的日本国民和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而且日本的文化也有很多可贵可爱的地方，你对日本恨不起来，也情有可原。
3. 对于个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仇恨本质上都是“建构”的。当然这种建构里有合理的、对集体记忆的保护和再生产，但也有政府和媒体有意无意的煽动，还有民众的“从众心理”。在“从众”这一点上，很多大学生的积极反日和文革期间学生的积极打倒走资派是一个心理---- 表面上是一种反抗精神，本质上是努力让自己所在的群体接受自己，也就是在“集体的怀抱”里撒娇。你的那些同学，在05年抵制日货运动之前也在“孤独地”抵制日货吗？如果有，另当别论。如果没有，那之后为什么开始这么做呢？去了一趟日本了解到日本的“劣根性”？读了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籍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研究了一下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仅仅因为“别人”开始抵制日货了？
4. 仇恨的“建构性”也反映在中国人对一场人为大饥荒的彻底遗忘上。59-61年的大饥荒导致1700万到4000万人口的死亡（不同来源估计不同），而抗日战争导致1800万人死亡（加上受伤的，3500万）。就是说，大饥荒导致的死亡不少于、甚至多于抗日战争，而且这事发生在更近的40多年前，而且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对此事公然认罪，但，有几个大学生为此“愤慨”呢？如果你的同学一定要逼你“反日”，你可以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对一场规模相当的人为悲剧表示愤慨，仅仅因为错的是“自己的政府”？
5. “仇日”的本质目的应当是对侵略战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仇恨，而不是对一个族群的仇恨。以前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某一天（具体忘了），都有犹太学生站在学校的主干道上举行纪念大屠杀死难者活动，学生们一个一个上去接力念死者的名字---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哀悼、是防范悲剧重演的决心，而不是“仇恨德国”的歇斯底里心态。就是说，保护记忆和民族和解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反思战争的结论并一定要是民族仇恨。
6. 你可以说日本的认罪态度不如德国彻底，但是不彻底认罪和不认罪还是不一样的。把甲级战犯供在靖国神社参拜、批准右翼教科书固然令人寒心，但因此说今天的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我个人觉得属于夸大其辞。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不象中国总是“万众一心”，日本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事实上据说日本右翼教科书只被千分之三左右的学校采用，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件颇受争议的事情，所以，过分强调“顽固不化”的那一翼势力而忽略那个社会的意见多样性，属于以偏概全。如果一个人眼睛长得很好看，嘴巴很难看，但你看他时永远只看他的嘴巴并因此越看越不顺眼，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责任呢？我的意思是，愤怒，可以，但最好与事态的严重性成比例，否则有点钻牛角尖的意思。
7. “难道我不爱国？”并没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也是为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接受的定义，“国家是在特定疆域里可以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的机构”。不管前面定语如何，两个定义殊途同归的是，国家是某种“暴力机器”。“暴力机器”有什么好“爱”的呢？我们可以爱家乡的山水、爱给我们种了粮食的农民、爱吃中式火锅、爱李白的诗歌，爱正义，爱善良……为什么要爱一个“暴力机器”呢？仅仅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去热爱它？
8. 你不可能、也许也没必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身边所有的人。怎样为自己辩护？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多读多看相关的信息，别人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完备的答案，要你自己去“调查研究”。坚持独立思考不单是个勇气问题，而且是个需要勤奋的体力活。如果你还是为自己的“孤立”而惴惴不安，那么聊以安慰的是，其实你也不孤单。
2007年1月25日星期四
To Beibei：关于伊战
去英国之前beibei网友问我对萨达姆之死和伊战的看法，当时简洁回复一句，beibei不满，接着追问，匆忙之间我说回来以后再说。既然说了，就要做到。不过说实话，除非对一个问题能发掘出新的观察角度，一般来说我对纯“表态”性质的发言兴趣不大。“我支持……”“我反对……”，或哪怕声嘶力竭地说“我强烈支持……”“我强烈反对……”，好像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现在网友大约都知道我既愤青又文青，这里面的矛盾也体现在对萨达姆之死的态度上。从愤青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让你思考它到底是否正义乃至什么是正义，有多少人曾经死在这个人手里所以他是否罪该万死，他的死是否会威慑别的独裁者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古今中外有多少更大的政治罪犯逍遥法外甚至被奉为英雄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并不比别的帝王将相更坏只是比别人更倒霉而已，甚至小布什是不是同样意义的罪犯只是借了民主的程序而已……但是从文青的角度来说，你观察的不是历史，不是政治，不是宏观的局面，而是一个人。一个面对整个世界的唾弃、面对家破人亡、面对狱卒落井下石的羞辱，枯坐一个黑暗牢房时听着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等待死亡的老人。文青的习惯总是试图钻到别人的体内、别人的大脑去体会这个世界，而你试图钻到一个被套进绞索的、70岁老头的头颅里去体会死亡的呼吸时，任何宏观的政治话语都不能让你感到欢呼雀跃。那种一个人面对世界完全地、彻底地无能为力的状态将任何一个“强人”还原为一个婴儿。
对伊战本身，我向来心态矛盾，从感情上我是倾向支持伊战的，但是从理智上来说我反对。感情上来说，我支持讨伐独裁者――就算这并不是美国政府本身的初衷，但只要效果如此，我感情上就倾向支持。但是从理智上来说，当考虑到这场战争的投入产出时（不是指经济上，而是生命上），我不禁要怀疑它是否“合算”，我还会怀疑正义的目标从来是否可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实现，尤其当想到战争很可能不是实现同一目标的唯一手段，甚至可能是最坏手段时，我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反对它。
以前我给一门课做助教，那门课叫“正义”。当时那个教授把正义的原则划成两类：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Kantian(康德式的)。用简洁的话来说，功利主义的标准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加减法”，“幸福的最大化”就是正义，而康德式的正义标准则是“坚持原则”。打个比方，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要去炸楼，如果不阻止这个行为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但问题是，如果不刑讯逼供，你就没法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按照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为了救那么多人，折磨他也是值得的，但是从康德的“绝对律令”来说，哪怕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应该成为违反道德原则的理由。另一个例子，“拯救大兵瑞恩”，为了救他一个人死那么多人，是违反“功利主义”正义标准的，但是从康德的角度说，很可能又是对的（假定康德认为“为那个母亲保留唯一一个儿子是一个道德命令”）。当年中国对“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应该”的大讨论，本质上也是两种正义原则的讨论。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对伊战的矛盾态度，就是这两种正义标准的冲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为了灭掉一个萨达姆让那么多人“殉葬”，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件事，但是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讨伐独裁者又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很多人为萨达姆“殉葬”，但是萨达姆之死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能使更多的人免于死于其他独裁者手里，所以最后的收益是最大化了的。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暴力的最小化”应当是道德的基本要求，所以一场很可能是不必要的战争本身就是有违康德的正义准则的。
我前一段给《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三个稿子，都跟伊战、萨达姆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因为忙乱、去欧洲耽误了在博客上贴，过两天一并贴出，也算是对你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两天我上牛博速度其慢无比，贴一个帖子简直要花一个小时）可能因为我在伊战问题上这种犹疑的态度，这几个稿子写得我也不是很满意，因为缺乏斩钉截铁的东西。
就这些了。在我自己态度也比较暧昧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启发别人，所以此文只能算是完成一个家庭作业吧。
现在网友大约都知道我既愤青又文青，这里面的矛盾也体现在对萨达姆之死的态度上。从愤青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让你思考它到底是否正义乃至什么是正义，有多少人曾经死在这个人手里所以他是否罪该万死，他的死是否会威慑别的独裁者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古今中外有多少更大的政治罪犯逍遥法外甚至被奉为英雄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并不比别的帝王将相更坏只是比别人更倒霉而已，甚至小布什是不是同样意义的罪犯只是借了民主的程序而已……但是从文青的角度来说，你观察的不是历史，不是政治，不是宏观的局面，而是一个人。一个面对整个世界的唾弃、面对家破人亡、面对狱卒落井下石的羞辱，枯坐一个黑暗牢房时听着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等待死亡的老人。文青的习惯总是试图钻到别人的体内、别人的大脑去体会这个世界，而你试图钻到一个被套进绞索的、70岁老头的头颅里去体会死亡的呼吸时，任何宏观的政治话语都不能让你感到欢呼雀跃。那种一个人面对世界完全地、彻底地无能为力的状态将任何一个“强人”还原为一个婴儿。
对伊战本身，我向来心态矛盾，从感情上我是倾向支持伊战的，但是从理智上来说我反对。感情上来说，我支持讨伐独裁者――就算这并不是美国政府本身的初衷，但只要效果如此，我感情上就倾向支持。但是从理智上来说，当考虑到这场战争的投入产出时（不是指经济上，而是生命上），我不禁要怀疑它是否“合算”，我还会怀疑正义的目标从来是否可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实现，尤其当想到战争很可能不是实现同一目标的唯一手段，甚至可能是最坏手段时，我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反对它。
以前我给一门课做助教，那门课叫“正义”。当时那个教授把正义的原则划成两类：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Kantian(康德式的)。用简洁的话来说，功利主义的标准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加减法”，“幸福的最大化”就是正义，而康德式的正义标准则是“坚持原则”。打个比方，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要去炸楼，如果不阻止这个行为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但问题是，如果不刑讯逼供，你就没法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按照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为了救那么多人，折磨他也是值得的，但是从康德的“绝对律令”来说，哪怕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应该成为违反道德原则的理由。另一个例子，“拯救大兵瑞恩”，为了救他一个人死那么多人，是违反“功利主义”正义标准的，但是从康德的角度说，很可能又是对的（假定康德认为“为那个母亲保留唯一一个儿子是一个道德命令”）。当年中国对“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应该”的大讨论，本质上也是两种正义原则的讨论。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对伊战的矛盾态度，就是这两种正义标准的冲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为了灭掉一个萨达姆让那么多人“殉葬”，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件事，但是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讨伐独裁者又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很多人为萨达姆“殉葬”，但是萨达姆之死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能使更多的人免于死于其他独裁者手里，所以最后的收益是最大化了的。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暴力的最小化”应当是道德的基本要求，所以一场很可能是不必要的战争本身就是有违康德的正义准则的。
我前一段给《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三个稿子，都跟伊战、萨达姆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因为忙乱、去欧洲耽误了在博客上贴，过两天一并贴出，也算是对你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两天我上牛博速度其慢无比，贴一个帖子简直要花一个小时）可能因为我在伊战问题上这种犹疑的态度，这几个稿子写得我也不是很满意，因为缺乏斩钉截铁的东西。
就这些了。在我自己态度也比较暧昧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启发别人，所以此文只能算是完成一个家庭作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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