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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1.

Tom Waits的一个访谈中,记者问他收集过的最奇怪的cd是哪一张。他说:我买过一张cd,里面有40分钟的空白,最后结尾处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张cd卖得还挺好的。

我最近的生活,颇似这张cd。

好吧,我的空白无处兜售,而且结尾处也没有掌声。

小时候写作文特别流行的一个句子是:“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真的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

为了填补事件的空白,我只好开始狂读书,覆盖面从乌克兰大饥荒到纳粹崛起,从比较民主化到中国南北朝,愣是把生活从一篇记叙文改造成了议论文。

《Harvest of Sorrow》讲的是1930-31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如何导致8百万人饿死的故事。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一个政府制造出一个想象的同盟,再去打倒一个想象的敌人,然后奔向一个想象的目标,一定是会有人纷纷饿死的。

为了检验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另一个国家30年后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者欣慰地发现,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Terror of Nazi》讲的是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希特勒作为一个独裁者,还得依靠秘密警察抓人,再关到集中营里秘密处死,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独裁者啊。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光天化日之下整死你,整死你之后他的双手还是洁白的。

3.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老师的著作。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柏老师最出名的书,《史纲》显然是他更呕心沥血的著作,书名其实应当叫《中国暴君史》。

“假使世界上有疯子集团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高洋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突然想起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大声哭号。高洋把平时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里,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

此类情节,书中四处可见。

看完此书,我特别想举手问两个问题:第一,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第二,“沉默的羔羊”导演以及Kill Bill的导演,是不是深入学习过“中国传统文明”,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电影呢?

4.

除了读书,我还大量使用youtube和优酷,搜索MTV,sitcom和反动言论。

其中一段反动言论是李敖老师06年在北大的演讲。在两个面无表情的校领导面前,他反复指出:丹麦放开A片的那一年,强奸犯减少了16%。还有一段反动言论来自于永远春风拂面的贺卫方老师,他说,要不别说什么解放思想了,直接说言论自由不就行了。

我时常会自作多情地为中国的左派民族愤青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痛苦地想到:“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品格清白的、魅力四射的、妙语连珠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呢?”想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崩溃呢?

5.

面对人生的大面积空白,我决定要树立正确的空白观。

Tom Waits说:Is it a diamond or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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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冒个泡

这两天收到dreamhost好几封信,说这个网站再不交钱就过期了。为了避免网站过期,只好交了钱。既然交了钱,不写东西好像很对不起那个钱,所以,还是时不时冒点泡吧。

嗯,我已经消失六个月了,以下是一系列可以找到的理由:忙;懒;厌倦网络世界;忙;避免和那些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忙。以下是一系列本可以成为理由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炮制鸿篇巨著;被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孩子抱着大腿叫妈;转行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被送往神经病院;到发展中国家去打游击。

Update一下近况:

房子已经买了。该事件造成三个后果:1. 因为成为地主而政治态度越加保守;2.因为拥有一个公寓30%的产权而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丧失任何物质上的追求;3. 装修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巨大DIY热情使我产生一个远大抱负,以后,将来,在光荣退休的岁月里,我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又完成了近一年的人民教师生涯。这一年和上一年相同,在讲台上没有遭到鲜花掌声的袭击,也没有遭到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尤其可喜可贺的是,没有遭到43号男鞋的袭击。

《南方周末》的专栏还在写。最近又添了一个专栏,在《新周刊》,专栏位置疑似和一位叫做“于丹”的老师平行。回头把其中一些文章堆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有两本署名刘瑜的书今年将要出版。一本是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一本是我的文艺随笔集,暂定名《风吹草动》,收录博客节选和一些平媒非时政文字,其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性生活描写,哦,不对,那个是《小团圆》。

仍然象以前一样忧国忧民忧自己,半夜为“live or not live“ 这样深沉的问题惊醒,然后在跑到厨房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口鸡块之后又回到床上酣然睡去。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开学

1.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世相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Slow like honey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解决

在网上下载了《立春》看,一个想去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人王彩玲被憋在山西小县城的故事,特别压抑。边看就边好奇导演会怎么让这个女人和“现实生活”的对峙收场。看到那个男芭蕾舞演员出场两人疑似冒出火花的时候,就想:不能吧,这也太好莱坞了。看到那个“绝症少女”在王彩玲的帮助下夺得大奖王彩玲热泪盈眶时,又想:不能吧,这也太陈凯歌了。看到她重新邂逅那个四宝同学而四宝疑似发财致富了时,还是想:不能吧,这也太冯小刚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2008年4月12日星期六

亚细亚的孤儿

1. The big apple

五颜六色的人群,大超市旁边挨着小百货店,胖胖的鸽子赖在马路中间不走,满街的美甲店,路边摊上卖10块钱一个的假皮包,星巴克里不再问你是drink in or drink out,啊,this is my town.

走在那个英格兰小镇里,确切地说走在Sidgwick Avenue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每天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总是对自己说: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

“UK or US, it’s all foreign countries. So who cares.”

然后,坐在JFK到曼哈顿的出租车里,看见哈德逊河边的skyline,茂盛的高楼大厦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灯光,头顶上的月亮特别特别细,象一片被啃光的西瓜。一边昏昏欲睡,一边想:“This is my town.”

The madness. The freaks. The indifference. The dirtiness. The noisiness. The fuckers and the fucked. This is my town.

2. 亚细亚的孤儿

那天看巴黎火炬传递的网络报道,一个小女孩,举着中国国旗,旁边一片雪山狮子旗,小女孩站在那里,先是笑着,然后痛哭起来。

据说那天不少法国人对举着中国国旗的人喊:Go back to China!

觉得伤心。觉得看到13亿个孤儿的表情。

觉得这个政府太辜负自己的民众。

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re loving the unlovable.

无法体会他们那种“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愤怒,也无法体会另一些人看到“流氓国家成为过街老鼠”的幸灾乐祸,只是伤心。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 happen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想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了孤儿。从1978年想起?从1949年想起?从1911年想起?从1898年想起?从1840年想起?从明朝想起?从宋朝想起?从春秋战国想起?从屈原站在泊罗江边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想起?

看三番火炬接力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上四五点就跑去“占领阵地”;看一个中国人自己租了一个飞机,绑了一个飘带,上面写着“TB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China”;看到论坛上北美各个城市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组织抗议示威;看到阿根廷华人武术师要组织自己的几百个徒弟去保卫火炬……然后看到Pelosi谴责,Clinton号召,Obama号召,Brown退出,美国议会谴责,欧洲议会谴责。

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

想屈原投江那一刹那的心情。

看视频里一群中国人从一个臧独手里抢雪山狮子旗,觉得镜头在放慢,在模糊,觉得罗大佑在镜头背后,很远的地方唱: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想走到镜头里,抓住那些兄弟姐妹的手,对他们说:stop,stop,let’s not fight history.

想在一个无人的夜晚,走到天安门,凝视那个巨大画像。

想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恐惧甚于愤怒,无知甚于邪恶。让我们别再害怕,因为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已经错了三千年,让我们明天醒在一个无辜的清晨。

3. Richard Dawkins

“If there is no God, how can we keep a sense of hope living in this world?”

“The Universe doesn’t owe you a sense of hope.”

2008年3月18日星期二

春江花月夜

终于,把这个学期的课给讲完了。

我觉得现在自己应该躺在剑河的小船上,手里拿瓶小酒,一边喝酒,一边看月亮。当然这事想想可能比做起来更惬意。

终于可以有一个周末放在手里,想怎么着它怎么着它了,当然一旦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不会怎么着它了。

和某校友同学吃饭,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孤单,并不纯属倒霉,而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基本上这个复杂性,归根结底来说,就是我实在太正常了并如此坚持这种正常,因此成了一个怪人。

“其实只有一些小小的moments感到孤单,于是因此产生了需要一个‘伴侣’的错觉”。

当年x同学离婚后这样总结他的婚姻体验。

D说T在给他的两只猫寻找新主人,我热烈表示了我可以考虑,但是存在以下困难:我家太小;我早出晚归;寒暑假我回国怎么办;没有车,猫病了不知道怎么带它们看病;我家附近没有商店,买猫粮猫砂什么的很不方便……发现自己确实不是冲动行事的人,这事往好里说叫“有责任心”,往坏里说叫……好像只能往好里说。

“What's worse than a cat dying is they're not dying.”

电视里播一个关于英国小城市Braford“工人俱乐部”的纪录片,表现:1)英国工人阶级的衰落和政治上的边缘化;2)这种边缘化不但影响工人的士气,而且把他们推向了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右翼BNP;3)外来移民恶化了这种边缘化趋势,于是阶级问题成了种族问题。

其中有一个工人坚称自己不是工人阶级:“I've got a house, a car, mobiles... Catherine is going to university... I took airplane...I'm not working class! You're just talking stupid. I'm not working class! I'm not middle class, but I'm not working class!”

看来全世界人民都是把能够坐上飞机当作摆脱工人阶层的标志的。

他们管巴基斯坦人叫Pakis.

他们憎恨Pakis.

S来信说,佩服我的坚强。我想了想,不得不同意他。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过去半年

过去半年,由于我全身心投入到英国的乡村教育工作或试图制造这种假象,没有更新博客,搞得很多网友发信咨询,现正式声明:本人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没有身患绝症没有被抓进关塔纳摩监狱没有跟火星人私奔。

就是天天备课上课来着。

对于那些对我在英国乡村学校的奇遇深感好奇的同学,也不得不遗憾地告知:本人备课上课的过程中没有被扔过臭鸡蛋也没有赢得过热烈掌声既没有教唆任何男同学杀死另一个男同学也没有以“师道尊严”的名义扭住任何女同学的手不让她逃课然后把她关进保卫室。

就是老老实实备课上课来着。

现在,这个学年的课基本上完了,虽然还有无数“后事”,不过最艰巨的部分已经过去。所以可以上来,“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不过不会像以前写得那么多那么勤了。作为一个劳模强迫症患者,以及一个嗜睡症患者,我必须在博客界劳模、教育界劳模和嗜睡界劳模之间做出选择。我的排名只能是嗜睡界(我愿意)、教育界(人家给我发钱)、和博客界。

所以,恒——源——祥——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

七年之后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七年之后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这个夏天

走在大街上,不再需要往荫凉里赶。晚上睡觉,不再需要开着空调。脚上的指甲油,已经掉得斑斑驳驳。这个夏天,如同一个王朝,气数将尽。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就是总能找到“不去干什么”的理由。夏天之前说要去西岸旅行,最后不了了之。七月四号说去Roosevelt Island看烟花,亦是不了不了。还说要去中央公园看戏,不了了之。说要去现场演出,不了了之。八小姐提议坐热气球,倒是小小心动了一下,一个“唉,那么远啊”,还是不了了之。

除了总能为不做什么找到理由,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总能迅速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事情打进“无意义”的垃圾桶。不,“无意义”这词太愤世嫉俗了,更准确的词是“可有可无”。读“可读可不读”的书,交往“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看“可看可不看”的电影,去“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怎么绝大多数事物看上去都那么可有可无呢?虚无主义这个词已经象健美裤一样80年代一样土,我怎么还穿着它走来走去。

《Secrets and Lies》的结尾,母亲终于跟两个女儿和解,带着她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她往椅子辈子上一靠,说:Oh――this is life.

人活来活去,大约只是、只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片刻:长叹一声,往椅子背后一靠,说:this is life。

回想这个夏天,有几个这样的片刻呢。躺在海边看蓝天算一个。跟四位美女在“成都印象”吃饭有说有笑吃叫花肥肠算一个。《No end of blame》的结尾看那个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时算一个。坐在防火梯阳台上听音乐算一个。特别低落的早晨,醒来看见屋子里有个大活人算一个。

最开始是陪母亲。然后是搬家。备课。写专栏。看书。上网闲逛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暑假最紧迫是改一个paper,但是迟迟不愿动手。到现在还没有动手。书上说,procrastination 最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 “restructure priorities in a reversed way”,哈,连有病都这么经典。

于是这个paper象一只苍蝇一样紧跟着我,我去看电影它也去,我去吃饭它也去,我去上厕所它也去。我一早醒来,它几千只复眼就趴我脸上眨巴着。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一首歌:Save Room (by John Legend)。属于那种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听就会觉得有义务爱上对方的歌曲。

胡兰成评价张爱玲时说她“天道无亲”。这词用在我身上也算是量体裁衣。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知识分子里太老粗,在老粗里太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者面前太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者面前太理想主义。在感性的人面前太理性,在理性的人面前太感性。天道无亲啊,只能在老天爷面前捶胸顿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Will Durant写到亚里斯多德时说:It’s har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i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anything. 我想这是天道无亲的长版英文说法。我想这是一个人追求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比坐牢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更惨痛的代价。

可是有时候真他妈冷。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

wind from the window

1.

我很想去蒸包子吃,但是现在是半夜两点半,而且我已经史无前例地胖。

哪怕只蒸一个呢。

2.

你只能是你所是的那个人,这事真让人沮丧。你会间歇性地因为受谁谁谁的影响、或者因为受了什么刺激,依靠决心或者潜意识的力量,暂时地变成另一个人,用他的语气说话、思考、做事、写文章,但是你的自我就象一个磁场,它会飞快地校正那个误会,让你回到你自己的状态。这事让人沮丧之处在于:它让你意识到努力改变是没有用的,不但没有用,而且是滑稽的。从高处俯瞰这个努力,就会看到自己和一头狗熊在格斗,但你自己还看不见那头狗熊。

3.

下午从海边回来,坐在车里,四个窗户都敞开了,车开得很快,大风往里灌,灌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收音机里大声放beyond的歌,车里的几个人都很安静地坐着,蚊米干脆睡着了。前座上sp的长发在风中飞舞。那一段路觉得非常快乐,很久没有那样快乐了。

我想这快乐仅仅因为是大风打在脸上,让我产生了一种一群中学生逃课去郊区玩然后扒卡车回城坐在后面的敞蓬拖车处偷着乐的错觉。

拥有了不曾拥有的青春的错觉。

4

据三表的博客说,老罗在身胖志坚地写一本关于减肥的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跟老罗同病相怜了。早上我妈在电话里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减肥秘诀!把绿茶捣碎了,放在酸奶里喝,非常有效!绿茶吸油脂作用非常好!……”

肥胖这件事,和一个流氓政权异曲同工,它扼杀自由,而且无处不在。

哪怕只蒸一个包子呢。

我想象一个小笼包孤零零地被蒸出来的样子。它象一个壮丁,生生地被从包兄包弟中被抓出来,孤零零地忍受蒸气的酷刑,孤零零地冒着热气,孤零零地放在一个无论多小都显得太大的盘子里,蹲在桌子上,午夜两点与一个在饥饿与意志之间孤零零地挣扎的、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对峙。

这么一说,好像我跟这个包子的关系颇有些诗意呢,好像为了这点诗意我非得去蒸一个包子呢。

5.

据说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取决于大脑里serotonin的含量。我想每天早上我大脑里的serotonin一定特别地少,因为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感到无比悲伤,好像每天早上醒来,都重新发现自己醒在一条小木筏子上,而小木筏子被困在汪洋大海里。这悲伤不象很多其他时候,并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我暗示的结果,因为它出现在大脑醒转之前,只是沉甸甸、湿漉漉的一团聚拢过来,猝不及防。以前我以为人人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别人并不是这样。这个发现只是让我更加沮丧。

当然,也许早晨的我并不比中午或者晚上更加悲伤,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刹那,在各种“事务”、deadlines、电话、email、表格、论文、饭局、聚会……所有这些泡沫还没有涌现到大脑之前,这悲伤,我与自己的恶劣关系,显得清澈见底而已。

2007年5月28日星期一

大智慧

还有什么比一个初夏的、周末的、阳光无边无际的下午靠在沙发上发呆更令人伤感的呢?

何况是刚刚送走老妈和小姨的下午。何况沙发的另一头摆满了这几周游玩的各种票据。联合国、帝国大厦、从波士顿回来的火车票……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扔掉,舍不得。留着,有什么用呢?

人类所有的感情里面,最不理性的,大约就是“舍不得”。好像不需要热爱,不需要心意相投,仅仅是习惯,仅仅是时间。

以前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不跟他早已感情淡漠的远方女友分手,他笨嘴拙舌,不知怎么说,嗫嚅半天,说:还是……舍不得。

机场回来的路上还跟蚊米抱怨老妈的种种不是,难哄,去哪都没兴趣,不去哪又埋怨美国没劲,几里呱啦说了一路。回到家,站在房间,看见空空的桌面,想着上面本来摆着她的什么和什么,空出来的衣橱,想着里面本来挂着她的什么和什么,过道里本来有她的脚步声,厨房里本来有她的炒菜声,客厅里本来有我们的吵架声,现在,都安静了下来。

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淌。

还是……舍不得。

也不完全是伤离别。还有挫败感。以往在中国的时候,两人的关系虽然有问题,但它被更多更复杂更错乱更有问题的关系跟遮蔽、掩盖,所以不觉得。在这里,这关系单线条地暴露出来,清晰突兀,孤零零,如同一条丑陋的伤疤。让自己的无能如此正面、清晰、全方位地暴露在自己的眼前,让人挫败。又因为是在美国,她除了我无依无靠,哪怕是平等的拌嘴,却觉得是自己欺负她,更觉恼羞。

还有惊恐。她在这些天,生活满满当当,有组织有纪律,早起早睡,一日三餐,游玩,逛街,聊天,洗衣做法拖地, ……就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笼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她这一走,生活的属性再次暴露:稀薄、空洞、陌生、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却感觉是一只野兽走在荒原里。

站在空空的房间里哭的时候,就是那种重新被吸入一个黑洞的惊恐。

窗外各种车辆的声响延绵不绝。轰隆隆、兹啦拉、哗哗哗、呜呜呜,各式各样,让初夏更象初夏,让无边无际的阳光更显得无边无际,让荒原更象荒原。

老妈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下载了一个叫“大智慧”的软件,及时更新国内股市动态。刚才打开电脑,发现这个软件还打开在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曲线,热热闹闹地堆在那里。我想起她当时让我下载时说:一定要先起一个文件名,再下载它!你起文件名了吗?不起文件名就下载不了……先下载再起文件名?不是不是!我下过,我知道!……

她总是那样自信,就算不知所云时。我不知道是我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隔岸观火,还是她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满满当当,对着屏幕发了两分钟呆,几乎是依靠某种决心,我关掉了“大智慧”。屏幕上蹦出一个窗口问“您真要推出大智慧”,我点了“确定”。

2007年4月25日星期三

夏天

两个星期前走在街上还冻得瑟瑟发抖呢,转眼就是春夏之交了。

憋坏的绿芽和鲜花一夜之间就炸开了,阳光汹涌澎湃,大街上好多女孩都穿着袒胸露背的裙子,让人觉得生活无限美好,万事具备,只欠一个老公两个儿子一条狗。

地铁开过查尔斯河的时候,看见好多小帆船。水特别蓝,让人想死在其中。

路过中央广场的时候,有人在拍电影,我走过去回头看,有一个工作人员就使劲摆手:Don’t look back! Don’t look back! 然后我就真的憋着一直不回头,连过马路都不偏头,真心的想做一个好的群众演员。

掐指一算,竟然在哈佛没几天可呆了。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坐在房间的地上自己动手组装床头柜呢。

那时候还不认识Alan和peng,没有便车可搭,打车来回Ikea。那天从Ikea出来的时候,推着一车的东西,等叫好的出租车,等了好久,天都黑了。坐在Ikea门口的栏杆上,看人们来来往往,那是来美国七年“异国他乡”感最强的一刻。

这大半年过得不好,我是说,不充分。还没去河边跑步滑冰呢,还没去brattle square的那个著名剧院看过话剧呢,还没进城听过一次live music呢,还没发掘出boston最好的甜点店在哪儿呢。却要“咔嚓”,走了。

多么不负责任啊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都视而不见,她还凭什么说自己热爱生活呢?

忙于生计,却来不及生活。如果一辈子就像这9个月这样过去,这真叫人伤感。

为什么要“如果”呢?事实已经如此,未来如此缺乏新意,简直可以直接用上过去式。

当然我认识了一堆新朋友,重新混熟了一帮老朋友,这是唯一安慰人心的地方。我很喜欢哈佛MIT这帮新老朋友,都是老实孩子,思想清新,恰到好处地不谙世事,混进哈佛MIT,真的不是他们的错。

决定:多晒太阳,多去河边,多呼朋唤友,多跑步,深呼吸,穿裙子,野餐,对得起这个夏天。

I miss you.

2007年4月5日星期四

小城之春

突然就下雪了
明明是四月

明明是四月
一棵树没绿
一株花没开
上帝欠债不还
已经畏罪潜逃

新英格兰的冬天
顽强的老头儿
栽个跟头
爬起来继续
在街上踱步
背着手
撅着胡子
影子那么长

长到让你焦急
然后愤怒
然后气馁
然后在灰蒙蒙的天
光秃秃的树底下
跟着老头儿
若无其事地走

一排排的木板房
推推耸耸挤在路边
仰望满天飞舞的
唐诗宋词
老房子还不够老
新房子又不够新
憔悴的小镇
越深越憔悴
主干道的憔悴里面
藏着小街道的憔悴
小街道的憔悴里面
藏着小房子的憔悴
小房子里的憔悴里面
藏着桦木桌子的憔悴
桦木桌子上放着一张已经
贴好了邮票但是
还没有寄出去的明信片

Dear George
I’ve been back for two weeks now

一个人都没有
满街都是你的脚步声
哒哒哒
哒哒哒
如此清晰
大于远处的警笛
大于你
大于这下雪的小城之春

你说你非常想念加州
虽然你从来没有去过加州
你说你非常想念家乡
但是你已经忘记了家乡

本来只是路过
本来一早就要离开
一觉醒来
洪水已经退去
船被困在原地
船只长成了房屋
房屋又长成了城市
老头儿长成了老头儿
你长成了你

2007年3月31日星期六

另一个博客

我喜欢冰岛。冰岛,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多好听啊。

书上说,冰岛只有30万人,说一种只有这30万人听得懂的冰岛语,幸福指数全世界排名第四。

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冰岛,我只是喜欢自己想象中的冰岛而已:荒无人烟,空气稀薄,伸手就能够着天空。

其实我也可以因为同样的理由喜欢西藏,但是喜欢西藏的人太多了,而我本能地警惕一切跟人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喜欢冰岛。

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成了一个博客狂,同时开着四个博客。当然,其中有三个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后来合成了一个,只有另一个博客,内容完全不同,而且不为人知,而且一直留着。

为什么要开另外一个博客呢?事情是这样的,随着我的博客读者数量越来越多,我发现完全自由地、舒展地表达自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首先,从内容上而言,我越来越觉得只能对公共或者半公共的话题发言,谈论自己隐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不妥当。其次,从形式上而言,由于一个逻辑纠察队的存在,我感到自己必须清晰、完整、有理有据地表达一个观点,而很多时候,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而已,并没有力气和兴趣去清晰、去完整、去有理有据。比如,有时候我只想说“fuck you”,并不想详细说明为什么要fuck you,用什么姿势fuck you以及fuck you的历史意义。最后,从情绪上而言,我不能再随便暴露自己狂躁、抑郁的一面。在两千双眼睛面前“凄凄惨惨切切”,实在令人害臊。再真诚的忧郁或者狂躁,也因为这两千双眼睛,变成了一种表演,以至于你自己都忘记它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姿态。

总而言之,一个自我忧国忧民、结构工整、情绪稳健,而另一个自我鸡毛蒜皮、七零八落、丧心病狂。后一个自己不堪忍受前一个自己的霸权主义,只好离家出走。

它走啊走,从热闹纷呈的欧亚大陆走到荒无人烟的冰岛。

这件事情引发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得拿一个精确的小秤,仔细称量自己每一句话的重量,从此丧失随意指着别人鼻子说“fuck you”的权利,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他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博客里,而不能生活在另一个博客里。相比之下,做一个艺术家多好,既有可能获得承认,时不时地说个fuck you还显得特拉风,引起少男少女们的阵阵尖叫。

遗憾的是,在网络上,你可以一边在一个博客上安居乐业,一边在另一个博客上信马由缰。可是生活中呢?你不可能同时住在大陆和冰岛。

好吧,我承认,我其实也不真的喜欢冰岛。只是有时候觉得,漂浮着他人眼光的生活是多么的油腻啊,我所说的冰岛,就是指洁净而已。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火车上

邻坐的女孩,从上车开始,就一直蜷在座位上讲电话,她穿个深蓝色的运动衣,带个红底白点发卡。听口气,对方应该是闺蜜,因为她每几分钟就说一句 “I hate…”

单从火车沿路看,美国其实也挺破的,至少在草还没有变绿、天也不蓝的时候。到处是低矮杂乱的房子,非常气馁的堆在路的两旁。好在火车时不时经过一个大湖什么的,蓝幽幽,凉丝丝的,让人想成为一只野生的鸭子。

火车上读《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气喘吁吁地读了这么多天,才读到400多页,全书近1600页呢。什么样的疯子去写1600页的书呢,又是什么样的疯子去读1600页的书。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希特勒的崛起,真的是民主制度的过错吗?读到这里,大概有一个模糊的答案:不一定是民主制度的后果,但肯定是它的失败。当一个国家经济陷入危机、民意四分五裂、民族主义高涨时,民主制度对社会冲突束手无策。其实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只有少数德国人接受纳粹,但是绝大多数人――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反对民主制度: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是君主立宪主义者,有的是纳粹分子,这些党派虽然政见南辕北辙,但是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都是“战友”,正是他们的“合作”摧垮了民主,然后煽情的纳粹分子才有可能上台。

然后就读累了,发呆。座位上一堆别人扔下的报纸,犹豫要不要拿起来看,还是懒得执行“拿”这个动作。

前面座位上,一个秃头的男人,树着一本杂志在看,我瞥了一眼,好像是个科技报道。

火车站都是小小的,冷冷清清,一两个老头老太太上车,一两个老头老太太下车,跟个欧洲电影似的。

车每次到站的时候,一个黑人女乘务员就到各个车厢报站。只记住了一个名字:New Rochiele。Rochielle,多么女性化的名字啊,而且还应该是一个丰满的女人。

然后脑子里升起Simone Weil这个名字。早上在河边路的一个普通的建筑前,看到刻着一行小字:Simone Weil, French philosopher, lived here from June 1947 to Septermber 1947。仰头看那个无比高大的黑铁门,想象一个带帽子穿风衣的哲学家,隔着60年,走出来。

还路过河边公园的格兰特墓,后面有一棵树,是李鸿章1897年访美的时候种的,那块纪念碑还在,李鸿章的名字前有一个非常长、长到不可思议的头衔。然后又想象那个心力交瘁的老人,拖着辫子,穿着长褂,在一圈洋人的目光下,铲一铲子土,撒下去。

甚至听到了当时的掌声。

一百多年啊,那棵树怎么长那么瘦小呢,让人心疼,让人觉得它是受了什么委屈。

厕所里满地湿乎乎的纸巾。换一个厕所,还是。什么人,干了什么,才会弄成这样?文学女青年啊,喜欢探头探脑,看每一个画面背后的故事。

窗外光秃秃的树枝,飞奔过去,来不及看清,只变成车厢里闪烁不定的光线。

空气里泛起烧焦的橡胶的味道。

火车一过providence,天就暗了下来。

2007年3月7日星期三

You know what’s my favorite view in the college? There--, 胖胖的数学家领着我往前走,然后指着一大片草坪说,see the flowers there? How lovely, right? When the spring comes, it’s even more beautiful…

就在那个片刻,我突然听见心里有个声音:What am I doing here?

然后那个声音就不肯消失,每过一小会儿就冷不丁冒出来一下。

我承认,我串不起来了。10天前在石家庄,6天前在北京,4天前在纽约,然后现在,在剑桥。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累。

在石家庄,亲戚说:如果你将来回国,应该想办法去团中央,团中央最好,升得最快!

在北京,对面的老罗在对面的三表的感召下,声情并茂地对土摩托说: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在纽约,餐馆里撞见一个熟人,他说:“啊,你要去剑桥教书?好啊,以后回国弄个长江学者,随随便便就是百把来万……

在剑桥,胖胖的数学家指着远处的草坪说:看见那边的花吗?很漂亮,对不对?春天到来的时候,就更漂亮了……

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好累。

一个非常非常“体制内”的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女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甘作冷板凳的“学者”,我就是职业演员,也难以在10天里胜任这么多角色。

我觉得自己象一个力不从心的交通指挥,站在马路中间,面前的车辆堵作一团,都在按喇叭,都在抢路,都在骂娘。

然后有一个片刻,也就是现在,交通指挥非常非常想尖叫,想蹲在地上,闭上眼睛,捂上耳朵,使劲全身力气,把周围的世界都震碎。

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在剑桥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有厌倦吗?

没有,不会,他说,it’s a lovely town, isn’t it?

当然,我说。

怎么会呢?怎么能不厌倦呢?在博物馆里,你能站在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前站20分钟吗?那么你怎么能一站20年呢?

在另一个college里,college 财务会计,一个非常活泼的英国女孩,领着我穿过学院的草坪,小路边的两排树搭出一个拱形的天庭,阳光亮得象刀。小姑娘叽叽喳喳,说:what a beautiful day!

Yes, it’s really beautiful。

But I don’t care。

How can I not care?

我希望我能够更懂得“感恩”。这里是剑桥。这里的草从不枯萎,这里的空气非常透明,这里每一块砖头都很有文化的样子,静静的康河上鸭子们在嬉戏,蓝蓝的天空中漂浮着朵朵白云,古老的教堂式建筑夹着牛顿走过的青石板路,如果来往的人群人人都给装上一对翅膀,简直就是挂牌的天堂了。

But I don’t care。

其实我也很想问我妈,问国内的记者朋友律师朋友老师朋友,问我那些在纽约的写字楼上班的朋友,就像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就不厌倦吗?

可是厌倦是什么下场?看看我,为了逃避厌倦,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角色来回奔波,然后眼看着角色的交通堵塞只想蹲在地上尖叫。

小昭说:等你一切“归零”之后,就去拍个电影什么的吧。

归零,多好的提法啊。

很早很早以前,L跟我说,她的理想就是挣很多很多钱,然后一夜之间把它们输光。

谁都想归零,但不是零的那个零,是从一到零的那个零,得有那个弧度,得有那个转身,得有“踹”那个动作。

可是,真的回得去吗?

想到这一点,我只觉得悲伤。

数学家问我,你一个星期飞三个国家,现在时差肯定很混乱吧。我说是,一觉醒来都不知道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而且很可能,它们都是对的。

2007年1月1日星期一

辞旧迎新

世上本没有“年”,庆祝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年”。

虽然我的生活总得来说是一勺子捞不上三粒米,2006年,却仍然算是“eventful”。最大的一件事当然是博士毕业,如同一场得了六年的肝炎终于治愈,终于出院。答辩是在九月,在这之前,由于和我的论文导师之一学术观点不同,论文写得非常揪心,直到答辩前一个月,都不能确定他能否让我通过。大约有半年时间,非常郁闷,每天早上醒来,都似乎醒在一条铁轨上,而远处火车的呼啸越来越近。虽然那位老师可能最后也没有理解我的论文意图和价值,但他还是高抬贵手,让我通过,而答辩委员会的其他几位老师,似乎都很喜欢我的论文。那天是9月1号,我答辩出来,坐在哥大那堆著名的台阶上晒太阳,觉得一只长期掐着我的脖子的手突然松开、消失,而我自己,从一场漫长、孤独、险恶的海上漂流中死里逃生,回到了岸边。

当然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个学位。我很高兴自己完成了论文,并且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不是一个做事很在乎“规则”的人,包括写论文,明明知道做什么样的选题、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以相对轻易地发表论文、申请会议、取得funding,谋得教职,但还是从阳关大道上走下来,拐进了自己的羊肠小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服从内心的召唤更重要。人这一生,很多时候不是缺乏勇气去追求去放弃,而是不知道for what,所以内心有召唤的人是有福的,能在一个羊肠小道上看到瑰丽风景是有福的。

2006年的最后四个月我来到了cambridge。这段时间过得比较懒散,论文一个字没改,倒是开始看杂书、写博客、小说、专栏――平时朋友问我忙什么,我都说:“忙着不务正业呢”。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看杂书、写博客、小说、专栏就是不务正业。事实上我觉得凡是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就是正业,而做自己不想做的,纯粹出于义务感而去做的事情,哪怕一天工作16个小时,哪怕最后这勤奋能让你功成名就,它仍然是歪门邪道。

比如找工作。在这四个月里,我花了大量时间去准备找教职的材料,但我做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找一个工作养活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很不开心,仿佛自己是在为自己找一所监狱蹲。职称、发表论文数量、tenure、开会、funding……这些劳什子游戏规则,对我来说就是作茧自缚而已。所以当我投寄的那些材料石沉大海时(我论文的选题实在太冷门),我竟然真心地感到窃喜。

如果要说感谢,就是感谢灰暗之中朋友们带来一些亮色:在巴塞罗那Humbler大街上,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西班牙语中,我、恩华、M迎来了2006年的第一个时分;在广州,小昭带着酸奶到宾馆来看我;老黄、小麦和我坐在某酒吧里说笑;和西影夫妇、家明夫妇在罗湖逛街吃饭,家明的老公坚持让我们看完他们小宝宝的影集;春天去纽约郊外的路上看到的沿河的风景,以及那个美丽的河边小站;夏天和Z还有他的朋友,坐在little Italy的街边吃饭;在图书馆五楼的步行梯那里给C打电话,边说话边听到自己的回音;和luckfossil在她家厨房里做饭,透彻分析那谁到底有没有“那方面”的毛病;和蚊米去打网球,走在路上,突然泪如雨下;和W在edgar’s café喝茶;和X等三个摄影家在hungarian café喝东西,s教我摄影;和si他们一起在哥大附近吃告别饭,听闹同学讲六四的故事;和H去听那个Tom Waits的模仿秀,非常sensational;和西影、emily、xn等老朋友一起庆祝答辩顺利;去white mountain路上的说笑;五个女博士的脱衣舞男俱乐部之夜;中秋之夜和JS等在韩国餐馆听四一吹牛;感恩节之夜一桌子女孩齐声讨伐可怜的C……这样回忆下来,发现过去这一年拥有过的快乐其实比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还要感谢两个还没有见过的网友,一个是老罗,他把我引入了牛博,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有就是cherry,我几年前写的那点小破东西,在她无限耐心的帮助下,终于要出版了。

不过我对自己的2006仍然很不满,太多时间都浪费在了睡懒觉、上八卦网上。最不可原谅的是,无数宝贵的精神能量都消耗在了重复性的焦虑、自我辩论和顾影自怜上。一年前,3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自己一张生日卡,祝福自己在下一年,下十年,下半辈子可以变得更勇敢、更自由。现在来看,我做的很不好,还是害怕孤单、害怕失败,害怕让父母失望,害怕辜负与被辜负,还是被软弱蚕食。

新的一年,心里自然充满期许。我希望伊拉克人能想通了不再掐架,希望俄罗斯人能想通了不再搞什么暗杀,希望中国人想通了不再骂任志强,希望孔庆东想通了不再歌颂朝鲜,希望地震想通了绕开海底缆线而行,希望全世界的蟑螂都想通了去集体自杀,希望我爸豁然,我妈开朗,瓜瓜茁壮,果果成长,希望朋友们和网友们该找到工作的找到工作,该发财的发财,该有艳遇的有艳遇,该买房子的买房子――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好消息,也希望你跳楼的时候正好楼下有一个席梦思。至于我自己,我希望2007年能够停止漂泊――如果不得不接着漂泊,希望能遇上有趣的旅人。希望自己能够更快乐――如果不得不焦虑,希望这焦虑能转化为生产力。希望能更聚精会神地做事――如果不得不分心,希望迷路的途中有意外惊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在所有的希望落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