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

1.

有一点比较好笑：愤青内部，“理性派”劝“激动派”不要太激动，“激动派”谴责“理性派”奢谈理性，as if 革命成功与否在于采取正确策略似的。其实内部掐来掐去有什么意思呢，反正“理性派”也好“激动派”也好，都是自言自语派。基本相当于杨丽娟在激烈思想斗争，该穿礼服还是该穿牛仔裤去见刘德华。

2.

本来这周专栏想写个 The Whisperers书评的。The Whisperers是一个苏联史专家写的斯大林时代口述史，非常好看。但编辑再次发来鸡毛信：“不谈政治，只谈风月”。

也是，已经为难人家很多次了。

但俺不谈风月，久矣。“风月”和我的关系，基本相当于新几内亚仙人掌和周迅的新睫毛膏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关系。思来想去，创作风月作品一篇：

2009年5月29号，南风2-3极，月亮，三分之二坨。

3.

推荐我的骨灰级网友“沧海一撮”之网站出走社，其来龙去脉在此。爬山社的门槛比较高，一般人可能迈不进去（比如我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型的），但觉悟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偏执地热爱大自然或者偏执地厌恶俗世的、相信愤青也可以是快乐的、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永远在去往内心乌托邦的路上的，不妨去锤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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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1.

Tom Waits的一个访谈中，记者问他收集过的最奇怪的cd是哪一张。他说：我买过一张cd，里面有40分钟的空白，最后结尾处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张cd卖得还挺好的。

我最近的生活，颇似这张cd。

好吧，我的空白无处兜售，而且结尾处也没有掌声。

小时候写作文特别流行的一个句子是：“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真的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

为了填补事件的空白，我只好开始狂读书，覆盖面从乌克兰大饥荒到纳粹崛起，从比较民主化到中国南北朝，愣是把生活从一篇记叙文改造成了议论文。

《Harvest of Sorrow》讲的是1930-31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如何导致8百万人饿死的故事。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一个政府制造出一个想象的同盟，再去打倒一个想象的敌人，然后奔向一个想象的目标，一定是会有人纷纷饿死的。

为了检验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另一个国家30年后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者欣慰地发现，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Terror of Nazi》讲的是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希特勒作为一个独裁者，还得依靠秘密警察抓人，再关到集中营里秘密处死，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独裁者啊。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光天化日之下整死你，整死你之后他的双手还是洁白的。

3.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老师的著作。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柏老师最出名的书，《史纲》显然是他更呕心沥血的著作，书名其实应当叫《中国暴君史》。

“假使世界上有疯子集团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高洋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突然想起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大声哭号。高洋把平时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里，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

此类情节，书中四处可见。

看完此书，我特别想举手问两个问题：第一，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第二，“沉默的羔羊”导演以及Kill Bill的导演，是不是深入学习过“中国传统文明”，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电影呢？

4.

除了读书，我还大量使用youtube和优酷，搜索MTV，sitcom和反动言论。

其中一段反动言论是李敖老师06年在北大的演讲。在两个面无表情的校领导面前，他反复指出：丹麦放开A片的那一年，强奸犯减少了16%。还有一段反动言论来自于永远春风拂面的贺卫方老师，他说，要不别说什么解放思想了，直接说言论自由不就行了。

我时常会自作多情地为中国的左派民族愤青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痛苦地想到：“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品格清白的、魅力四射的、妙语连珠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呢？”想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崩溃呢？

5.

面对人生的大面积空白，我决定要树立正确的空白观。

Tom Waits说：Is it a diamond or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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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fter People

昨天看BBC纪录片一个“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人生缩影

今天计划完成任务：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伪阅读

在一次百老汇大街边的午餐交谈中，关于阅读，我和我的荷兰同事达成一个共识：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个摧毁阅读的过程。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欧洲去旅行；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道德极限

有一天就一个问题我和蚊米发生了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水性不好，哪怕在游泳池游泳都不敢去深水区，但是发现我掉到很深的水库里了，假设我不会游泳，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不但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

在我一再声明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不救我我也不会怪他事实上他如果去救我我肯定会怪他之后，蚊米仍然坚持他会去救我。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是我水性不好自身难保，是他掉进水库，我会不会去救他呢？这个这个……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哥”“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或者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面临威胁时，临危不惧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仿佛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

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与歹徒搏斗呢？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但是我还有亲人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跑回去救他呢？
……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象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以前谈起文革时，总听见人说，其实那谁也曾经整过谁谁谁，所以他的下场也是自食其果。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境地：一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一种人是为了保全生命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前者令人唾弃，而后者令人唾弃的同时也令人同情，因为后者面临的是一个“道德极限”。所谓“极端的年代”，就是不断将人逼向“道德极限”的年代，就是一个人面前的选项被粗暴地缩减为“生”或者“死”。

整个延安整风中，不过出了一个王实味；整个庐山会议中，不过出了一个彭德怀；整个文革中，不过出了一个张志新；整个当代中国，也不过出了一个高智晟……现实中的“道德极限”，简直要将人一网打尽呢，哪象好莱坞电影。

去年纽约倒是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地铁站里，一辆火车正在驶入车站，突然一个人晕倒了，从站台上栽到了铁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黑人大叔勇猛地跳下站台，将那个晕倒的人扑到在铁轨上，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的身体，然后列车从他们身体上方疾驰了过去。

他被授予了总统勋章。

后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屡次目测铁轨枕木的凹陷度：他怎么知道火车底座与枕木的距离够两个人身体的厚度呢？如果不够呢？是什么力量让黑人大叔在那一刹那跳下铁轨呢？

那么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呢？

我又一次在“道德极限”面前陷入了焦虑。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地方松了，上方的那个圆形把手突然飞速旋转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和宿舍里的另一个姐们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我就边想：楼上楼上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赶紧逃生，来不及了！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活活地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我甚至可以用《Kite runner》里面那句话来安慰自己：Those who don’t have conscience don’t suffer.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这宽容，这承受，是不是软弱的借口而已？

过去的理想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年轻到人们还好奇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一个剧，97年左右，北京，实验剧场，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大到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屏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

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里胡梢的特技、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或者长镜头，没有频繁的画面更新，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某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到老师，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要爬雪山过草地吧，哪象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的一路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当然我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又看了孟京辉。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我所暗恋的人。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便觉得这话剧无比动人、无比美好。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等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

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啊，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总是有各种理由，先是英语不够好，后是忙，或者是不急，总有机会。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蹲下来捡几颗珠宝，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Atlantic Theater,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缺乏弹性的人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这么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纷纷对三文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7年之后，还在辗转反侧地思念那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

当恩华举着一块臭了吧唧的blue cheese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

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地板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

当然最好那个卖酱油的地方是一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10分钟之内一定要有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里最好要有卖chai 的。

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来说服我的，甚至你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象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我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是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三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反复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五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还需要无数“小毯子”的安慰。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

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

运动必须在黄昏的时候。

水果必须不能带任何酸味。

如果我买车，必须买beatles.

如果我养狗，必须是poodle。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凭什么要求这么多“必须”！这样反社会的人，被生活教育得鼻青脸肿，是多么的罪有应得。

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就象金正日蜷缩在朝鲜，顽强地自绝于人民。

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65公分以上，但是基因没听我的。

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但是际遇没听我的。

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但是水果贩子没听我的。

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但是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总而言之，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我，既没有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地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我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去剑桥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同学，到那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我说？

小澄清

我发现很多网友都以为我已经在英国剑桥了，纷纷要求我跟我去剑河边谈心、送我英国帅哥、跟我合作去抢伦敦银行什么的，澄清一下啊，我现在还在米国，9月才去剑桥。

回音：

还在米国……还在米国……还在米国……

9月才去……9月才去……9月才去……

－－－－－－－－－－象四一一样忧郁的分割线－－－－－－－－－

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

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金正日呢？

悲哀啊。

我只好又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开头

“王小雨在邮箱里看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点开却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个图片附件，再点开，是一张照片。她自己，刚才，半个小时前，在卫生间洗脸。照片上，她正在往脸上抹洗面奶。没错，她自己。王小雨尖叫一声，好像鼠标烫手似的，把它给砸了出去。”

别奇怪，这是我顺手编的一个小说的开头，恐怖小说。

我喜欢编小说的开头，而且往往仅仅是开头。

以前在一个mitbbs的文学版写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些写手写了几截开头然后不了了之，遭到读者群众的痛骂。其实读者不明白，写一个小说就像经营一场婚姻，开始是靠爱情，后来是靠毅力。有些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趁早离了婚。

某个片刻一个人被表达欲所击中，那个表达欲新鲜、强烈、浓郁，象一只红光满面的苹果，非常挑逗地坐在那里，让人忍不住伸出手去。但是很多时候，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发现其实不饿，或者这苹果其实也不好吃。

事实上大多数小说除了开头也乏善可陈，新鲜、强烈、浓郁的感觉被消耗了之后，剩下的只是强迫症。

长期一个人独居异国小镇，我发明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比如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走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看着对面那个人，我就想，他现在的样子，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者看着超市里一个挑水果的老太太，我又想，她现在可以是一个小说的开头。然后渐渐地，满大街走来走去的，满屋子坐着的，都是小说的开头。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纸团，被捡起来，被展开，文字凸现出来，被一个男低音给念出来。渐渐地，那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小的陌生人都变得有声有色，明明什么都不是，却显得象那么回事。

“王小雨很生气，因为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的时候还哈哈大笑。4岁的王小雨坐在一旁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大喊一句：李思思最漂亮了！”

这是一篇儿童故事的开头。下面是一篇色情的开头：

干完王小雨就后悔了，她盯着发黄的天花板想，我这是何苦呢，如果我15岁就被人给操了，或者如果我65岁还没有被操，那我都是英雄，可是我他妈28的生日急急忙忙随便找了根鸡巴给解决了这叫什么事啊。不就是个舆论压力吗，不就是个社会吗，多贱啊，靠。

市民故事：

整个晚上王小雨都不能聚精会神，因为李琼的牙缝里有青菜叶。当她说话的时候，那个亮晶晶的青菜叶就在她的牙缝中忽闪。她说其实李言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张佩。她说薛梅家其实没什么钱阳台上的大理石桌子其实是塑料的。她说她觉得周讯比章子怡漂亮。但是他听见的始终那个韭菜叶――或者白菜叶――或者菠菜叶――的窃笑。王小雨非常困惑地想，青菜是很无辜的，牙齿是很无辜的，说话是很无辜的，倾听是很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李琼是无辜的，那么为什么，当这一切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无辜了呢。

恋爱故事（这个更像一个结尾）：

葛明走远了，然后他转身，走回王小雨的面前，放下手里的伞和包，捧起她的脸，使劲捏了一下，说：算你狠。王小雨有点疼，但是她得意地笑了。那个笑容不可收拾地张大，她那张小脸上都装不下了，蔓延出来，眼看着就一望无际了起来。十年啊，她想，你狠我比你更狠。

当然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头：

王小雨热爱编造故事的开头。她的计算机里，堆满了故事的开头。她也不催自己去写完它们，事实上她根本没想过去写完它门，就那么搁着，有时候想起来就去添一节，有时候干脆又另起一个开头。这些开头，就像无数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在她的脑子里乱滚，滚到角落里，慢慢地腐烂。葛明说你怎么这样啊，光下蛋不孵小鸡啊。王小雨说要孵小鸡干嘛，还要喂它米，还要扫它的屎，病了要治，死了要埋，没完没了的，我才不干。说完她走到葛明面前，瞪大眼睛，严肃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吗，速朽是美好的秘诀。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一个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

不就是个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如果我有福柯那样上纲上线的本领，没准还能从“美金”这个词中分析出当今世界的国际阶级斗争局势。

我还厌恶“banker”这个词。Banker，听听这两个音节，它们组合在一起怎么就这么让人脸红呢，简直跟“胴体”有一拼。其实我对Banker这个职业本身一点意见也没有，只不过凡是我认识的自称banker的人，其实都是假banker，以至于Banker这个词在我脑子里直接跟“意淫”粘在了一起，就像“三里屯酒吧街”在我脑子里直接跟“装蒜”粘在一起，“共和国”直接跟“炮灰”粘在一起一样。就算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真的banker，我也希望他不要用“banker”这个词，建议他用“圈钱的”。“圈钱的”，多靠谱啊。

跟Banker有一拼的，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心想：靠，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一个时尚杂志记者非常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好，洪晃毕竟是洪晃，她说：“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个词让我害臊，就是“外省青年”。我印象中好像19世纪的法国、俄国小说里，老出现这个词――估计法文或者俄文里有个词叫“外省的”，所以译过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后来我国当代的一些诗人、作家什么的，也开始自称“外省青年”。我琢磨着，无非就是一帮山东青年、四川青年、江西青年什么的，想靠着这种翻译文体来洋化自己身上的土气而已。什么“外省青年”，直接说“外地人”不就行了，自卑成这样，何必。

我甚至连“老百姓”、“民间”这样的词都反感。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老百姓”、“民间”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发现但凡笨蛋想给自己的弱智、狭隘撑腰的时候，就开始西里哗啦地倒这样的词汇。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一帮诗人写不出好诗来，突发奇想，决定用把别人打成“学院派诗人”而自称“民间派诗人”的方式来治疗自己想象力上的阳痿，跟老毛当年搞不好经济所以成天搞阶级斗争如出一辙。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应该再给诗人落井下石了。如今“诗人”这个词也很潦倒，其落魄程度，跟“女博士”、“陈凯歌”、“蔡国庆”、“老灵魂”这些个词汇不相上下。

还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招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知道你反伊战，我知道你读过半篇他的文章，但是，请不要跟我提什么乔姆斯基，我真的很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德里达”、“现代性”、“范式”、“吊诡”、“《读书》”和“《万象》”。我知道这不够厚道，不过这些个词汇确确实实让我产生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感。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让她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汪晖干嘛！

事实上，我讨厌来讨厌去，无非就是讨厌一个字：装。这年头，在使用词语上不爱卫生一点，弄不好就给弄个精神上的拉肚子。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有报道说，目前美国单身成年女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已婚女人。这条消息虽然反映了广大老中青妇女感情生活的悲惨状况，但对她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不如意，跟我一样不如意的很多呀。在一定意义上，共同贫穷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鉴于目前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成人越来越多，婚姻中各类出墙行为的泛滥成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不禁开始思考婚姻制度的走向问题：等到有一天单身成人女性不是51％（今天的美国数据），而是71％、81％、91％的时候，婚姻制度还会存在吗？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现在有点理智的人都愿意承认，维持婚姻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爱情”，那些哭喊着“我不够爱他/她，所以不能跟it结婚”或者“我不够爱他/她，所以要跟it离婚”的人，经常被耻笑为“幼稚”、“琼瑶小说看多了”以及“吃饱了撑的”。那些发出此类耻笑的，也自得于自己的“成熟”、“冷静”以及“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显然，除了“爱情”这样的美好情感，婚姻的动力还包括：第一，孩子的抚养；第二，“亲情”――据说爱情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某种化学变化，从而产生“亲情”。第三，经济上的相互揩油扶持；第四，生活上的互助添乱帮助。就是说，即使没有“爱情”，一般来说，人们也往往会因为以上四个原因而维持婚姻。

但是，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第一，就孩子的抚养来说，随着法律在抚养费、监护权方面的发展健全、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以及儿童保育工作的社会化，孩子的抚养越来越不依赖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虽然据说一夫一妻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成天鸡飞蛋打的一夫一妻很可能倒不如各自轻松快乐的单身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就“亲情”来说，众所周知，亲情固然美好，但亲情并不是“排他性”的。除非你爸教唆，你不能因为爱你爸就不爱你妈了。同理，如果一夫一妻婚姻充满了“亲情”，“二夫二妻”、“一夫二妻”、“一妻三夫”也可以是充满“亲情”的。

第三，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象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

综上所述，那些深刻地看出“婚姻和爱情不是一码事”的人，其深刻性已经开始受到历史的挑战了。虽然纵观历史和现状，他们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将来，他们将越来越不正确，因为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爱情”之外的结婚或者维持婚姻的理由。虽然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

Like it or not，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琼瑶化”了。

如果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接下来最显然的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保质期很短啊！不可否认，总有一些相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摔成了肉饼了都。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因此：

事实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二：爱情往往是短暂的。
结论：婚姻会越来越短暂。
推论：婚姻的平均长度将会短到人们觉得“得不偿失”、“结婚太麻烦”的地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

问题是，虽然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多数人对“亲密关系”又有不懈的渴望和追求。多么矛盾啊，既想得到，又不想为得到所束缚。鉴于多数人不想被一棵树吊死而希望五马分尸而死，我预计，将来的“婚姻”，会变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我说的不是“n妻n夫”，因为“夫”和“妻”这种概念还是“婚姻”的产物，我说的就是n个男男女女（可以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两男两女，一女三男、二男三女、四女、三男……）由于彼此欣赏而组成的、开放性的“和谐公社”。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不一定一起上床或者财产共享，更不一定要永远在一起，至于怎么在一起，权利义务如何，可以根据八荣八耻的原则当时的道德准则自行签约。

有人可能会说，那“嫉妒”呢？人是不可能摆脱嫉妒心理的呀！

你嫉妒就不加入这个联合体、或者随时退出这个联合体呗，只要能找到你情我愿的伴侣，谁也不会拦着你跟他或者她单独白头偕老。如果找不到，那你只好追忆21世纪以前的黄金时代了。

其实，Friends里面那六个人、Seinfeld里面那四个人、Will and Grace里面那四个人，就有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思，友谊、爱情、亲情非常有机地融为一体。试想，如果Friends里面只有Rachel和Ross两个主角，Seinfeld里面只有Jerry和Elaine，Will and Grace里面只有Will 和Grace，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只有米兰和夏雨，那该是多么乏味的肥皂剧啊。

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代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比如给每个孕哺期间的妇女配备一个男保姆），等等等等。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时间的形状

最近死人真多，James Brown, 福特，萨达姆，加上海底地震，印尼翻船，每天打开报纸头版上都有一条晦气的消息，而2006年就在这晦气中蹑手蹑脚地溜了过去。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憧憬2000年，四个现代化，小康，机器人干家务，所有的丑小鸭都应该变成白天鹅了，所有的灰姑娘都应该穿上水晶鞋了，所有的公主都应该找到白马王子了。虽然人人都隐约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这并不耽误大家欢天喜地地翘首以待。后来2000年来了，事实自然证明，人类过去这2、30年所有的激动都是白激动，但是白激动为什么不激动呢？

可是2001，2002，2003，2004，2005，就要过去的2006，以及马上要到来的2007呢？在2000的阴影下，这些年份，好比光芒四射的女皇面前的宫女，走路轻手轻脚，说话低声细气，一不小心就消失在了时间的隧道里。

说时间是隧道，后现代主义者没准要不满了，因为这里面“假定了线性发展的历史”，“假定了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那么时间还能是什么呢？在记忆和想象面前，在博尔赫斯面前，在爱因斯坦面前，也许时间本来还可以是迷宫的。

或者还可以是一个大轮子。虽然我一听到“现代性”这个词就头疼，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古代，也就是在人们还生活在“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的刻度里时，时间就是那么一个大轮子，周而复始地打转，爷爷种地，儿子种地，孙子还种地。后来时间就不打转了，1900年，1910年，1950年，2000年……卯足了劲地非常直线式地往上窜，爷爷种地，儿子进城，孙子出国。

据说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从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左右开始的。自从历史开始在时间的“隧道”里“加速度”前进，人类强奸自然屡屡得逞，于是得意忘形，产生一种夸张的错觉，以为这加速度会是无限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是到2000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机器人给我们做饭，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外星人，癌症也依然是癌症。这飞快疾驰的历史，在我们更快地疾驰的想象面前，显得又是多么笨重而缓慢啊。

说到沉重和缓慢，我的日记是最好的见证。偶然翻起十年前的日记，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作茧自缚，竟然十年来如出一辙。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啊，别人的时间也许是隧道，或者轮子，或者迷宫，而我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坑。十年来站在同一个坑里捶胸顿足，与此同时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已经去世、第三代已经下台，第四代也走进新时代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大约是自己的麻木，就是真的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很多女人到了30左右都开始含糊其词自己的年龄，而我从来不能理解。对我来说，过了30就过了30呗，人生就像是电子游戏，每一关都有每一关的陷阱和刺激，哪怕出于好奇，我也愿意那么一关一关地打下去。

又或者，还是不够老，所以还耍横，还嘴硬。

有一天蚊米说，现代社会真的是文明了啊，要在以前，什么巴以冲突，就是一个杀，赶尽杀绝算逑了还莫莫唧唧折腾这么多年。说的也是，现在就算那谁修理那什么功，不也得欲遮还羞么，换在古代，看你不顺眼不就砍光了算了。

这样想想，历史还真是前进了那么一些，如果不是线性，也是――用马克思的画来说――螺旋型。要不怎么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呢，不但脸上涂满了胭脂，脚上跳的也是秧歌的舞步。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我发现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个杂志。那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定《Economist》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我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最近的和平协议，结果它们又打起来了。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嘎那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一小点的演出。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自己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而吓出一身冷汗。黑暗中，我听见群众愤慨的谴责我：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X打电话。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一个大公司工作，写程序，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福利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其主页的最显眼的位置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2006年学习风暴！”……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吧，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象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我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XX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个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是，“三讲”里面，有一讲就是“讲学习”。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Economist》，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Alice

我到美国六年，一直没有一个英文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象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好像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 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汤姆说: How are you? 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 “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e/ and the skates on the pond/ they spell Alice/ 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e/ But you must wait for me/ somewhere beneath the sea。

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不肯让人走近，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认识的那个Jeniffer笑的时候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暇。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Natalia Portman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必须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必须长成Natalia Portman那样。就像如果天使必须有一个形象，她只能长成Natalia Portman 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有必要的事。更何况我生活在美国，而我的名字美国人叫起来特别费劲。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拼不清楚我的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莫名地熟悉。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

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

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