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螺旋式终结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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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也是终结状态，其它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还不到20年，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勒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甚至两个月前，美国女记者还因采访活动被伊朗当局判刑8年。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据说约有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型”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71到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81-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这也是“最初的人”：漂亮女孩渴望摘下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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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也是罪责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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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有些媒体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很多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几年后可视情况释放），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瘀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06年12月到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起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瘀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或作为不足的惩罚，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Shoesmith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医生Ikwueke和Al Zayyat被解雇；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象Shoesmith那样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07年9月此案爆发，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搜索”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苏东剧变：20年之后

南方周末，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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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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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八：都是IMF惹的祸？

4月初的20国首脑会议据说没干成别的，就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了个5000亿美元的大红包，使其规模和功能大大强化。IMF还在数钱呢，4月24号，其负责人收到了一封信，题目叫“督促IMF负责人具体政策改革的请愿书”，要求IMF缩小其政策范围、减少贷款条件、加大公共服务款项，签名的有加纳的非洲全球联盟、马拉维的行动援助国际、美国的非洲行动……以及其他所有你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几百个非政府组织。

当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将北朝鲜、伊朗、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的时候，西方知识界和媒体一片哗然：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给人扣这么个帽子呢？一点也没有建设性。不过，有趣的是，我发现西方知识界在斥责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学说的同时，其实自身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邪恶轴心”观念，这个轴心的成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

当然谁也没有明确地称这些国际组织为“邪恶轴心”，但是从我8、9年前进入西方高校以来，就发现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关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书、新闻报道都在重复一个主题：都怪IMF！都怪WB！都怪WTO！其中对IMF的谴责尤甚。于是，就像小时候我还不知道国民党是何物时就已经对它恨之入骨一样，在我还不知道IMF为何物时，就已经对之深恶痛绝了。

IMF受到谴责，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它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黑手，而“华盛顿共识”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你想获得IMF的贷款援助吗？请削减政府开支、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就是说，如果你想拿到IMF的钱，必须先改革本国的经济甚至政治模式——向市场化、私有化、开放化、小政府化方向前进。这种“有条件贷款”里的“条件”貌似无害，却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贷款国民众不高兴是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往往意味着教育、医疗、公共行业工资的削减；贷款国政府不高兴，是因为IMF对其指手划脚，捆住了它花钱的手脚；知识分子不高兴是因为……好吧，知识分子不高兴需要理由吗？于是，政府、民众、知识界骂声一片、相互强化，IMF就这样从一个金融组织被骂成一个霸权主义“邪恶轴心”。

一边给你发钱，一边还挨你骂，IMF听上去真的很冤大头。但挨的骂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IMF战后刚成立时，初衷是维护世界汇率体系的稳定，缓解各国收支不平衡，但是从70年代开始，它越来越转向“促进穷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远大目标，而促进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贷款条件来改造这些穷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问题在于，IMF“在改革中求发展”的远大目标四处碰壁。不但救火成功案例屈指可数，甚至有批评者还认为它火上浇油。据统计，在80-99年接受IMF和世行贷款最多的12个非洲国家里，有7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负增长。90年代接受贷款最多的十个前苏东国家里，有6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的负增长。在拉美，经济增长速度50-80时代比80年代后快得多，而80年代后正是拉美接受世行和IMF贷款最多的时代。所以有学者得出结论说，IMF不但于事无补，简直是经济增长的毒药。阿根廷、厄瓜多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爆发反IMF的民众大游行也因此不奇怪了。

IMF虽然“劣迹斑斑”，我倒觉得对它需要“辩证”地看待。且不说IMF曾经在救助一些危机国家起过积极作用（94年墨西哥、97年韩国和泰国、最近冰岛和东欧），关键是这样的，大多数求助IMF的国家一般都是在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才找上门来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IMF的药方没起作用，到底是药不行还是病人病得太重呢？就象一个人得了胃癌吃三九胃泰不见好，如果他不幸去世，那是不是能怪三九胃泰害死了他吧？比如阿根廷，80年代末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这种情况下IMF90年代在阿根廷推行紧缩财政政策，难道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吗？更何况IMF开出的药方在很多国家得到执行的程度很低，象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药都没吃下去，又怎么能怪药不见效呢？事实上，象印度、中国这样接受IMF贷款相对少的国家，虽然不面对IMF的直接压力，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靠的正是市场化、开放化、财政适度开支等药方，因此把“市场化”这个药方一棍子打倒，似乎不妥。

这当然不是说IMF没有任何问题。《White Men’s Burden》一书列举了IMF的种种问题，比如太野心勃勃，不分主次，实施方式太自上而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考虑太少 ……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那种“都是IMF惹的祸”观念盛行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其“欠发展”问题上的责任。指责IMF其实很容易，因为它“怎么做都是错”：遇上经济危机，不帮是见死不救；帮则条件太苛刻；条件紧，侵犯主权；条件松，助纣为虐；通过政府帮，只管精英不管百姓；通过民间团体帮，挑拨离间想搞颜色革命。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因”。如果一个国家腐败盛行、社会动荡、政策短视，管谁借钱估计都无力回天。比如海地，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获得IMF短期贷款次数最多的国家，但它同时在179个国家腐败排名中占177位，独立以来发生过200多次政变或骚乱，你说给它借钱有什么用呢，也就IMF还一往情深地给它借。与海地类似还有刚果、安哥拉、乍得、索马里等等“失控国家”。

当然，IMF并没有被骂倒。G20这次给它注资5000亿使其如虎添翼，就是明证。当然G20也是没办法，在经济危机全球化的今天，救市资金不注给IMF这个救市机构，又能给谁呢？IMF也许伤痕累累，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当然IMF这些年来也逐渐调整战略，现在也终于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对民间团体请愿书的回信中，IMF总裁表示，现在IMF“贷款条件已经被大大简化了”，他尤其指出“IMF没有限制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条款，事实上IMF在穷国三分之一的项目都用于维持或增加福利支出”。G20之后，各国纷纷加大贷款申请力度，IMF，这个“万恶的美帝霸权主义代言人”，揣着鼓鼓的腰包，顶着烂西红柿、臭鸡蛋又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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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七：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今年三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六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同样，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往往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可能同时还会窃喜：洗衣机320块、电视机370块、门垫14块……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块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卖隆1741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不吃辣”的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吃惯辣”的人则可能会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都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2010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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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五：绞死银行家

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这个愤青大本营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几天前开始，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是：Capitalism is not working. (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上要完蛋啦。

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愤青们宣布资本主义完蛋了时，会场里的G20各国元首达成协议，要筹集1万亿美元，注入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全球救市；奥巴马则说，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将危机变成萧条。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是各国元首对愤青们的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真的能够分得那么一清二楚吗？什么是“他们的危机”呢？如果金融崩溃、企业倒闭、就业机会萎缩，“他们的危机”不也就成了“我们的危机”吗？绞死了银行家，我们也就搁浅在了……天知道哪里。

同样重要的是，当愤青们指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环顾四周，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还存在吗？当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都将联邦预算的一半左右用于福利开支、法庭将麦道夫送进监狱、国会让AIG吐出已经吞进去的奖金，那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象是愤青们想象出来的敌人，而不是对经验现实的观察。不错，各国对自由经济的监管还不够有力，但这只说明一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全新金融现象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调整，而不是“革命！革命！革命！”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游行队伍，就会发现愤青们“门派”其实很多，反对自由经济的，未必是多数。其中有环保分子，有反对加入欧盟的，有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有力挺伊朗的，有为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和能力。从图片上来看，那些冲到RBS去砸烂窗玻璃的，可不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而是一些20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后来被拘捕的一个打砸抢分子，竟然是个17岁的小姑娘。据她自己交待，她“从12岁开始就跟着继父四处游行示威”。这个小细节虽然不起眼，却隐藏着无穷关于“革命”的道理。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愤青都不怎么“愤”。虽然有“一小撮”打砸抢者，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都心态平和，喊喊口号，散散步而已。有些游行者简直可以说喜气洋洋，全当示威是一次春游活动了。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政治活动中，最极端的声音往往吸引最多的眼球。

令诸愤青遗憾的是，自由经济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无政府主义们冲进RBS之后，要绞死银行家的人类学家奈特振奋地说：革命已经发生，没有什么能阻止革命。如果十来个人半个小时的暴力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革命的话，这可能是史上最微型革命了。就在奈特为此振奋不已时，道琼斯指数，资本主义的晴雨表，作为对G20的反应，同样振奋地涨了几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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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四：罗宾汉在21世纪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维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00年到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了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于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它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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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二：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磅，2-3件26磅，4-6件30磅，7-10件40磅。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象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该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这两天泰国很热闹，下面是我前一段给南周写的一篇关于泰国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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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布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新周刊》专栏。

这个专栏主要写书评、影评之类的文化评论，不过写出来还是象时政，呵呵。这篇《戈尔巴乔夫自传》的书评。因为该专栏有1500字的字数限制，很多观点都没法展开谈，如果大家觉得语焉不详，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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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46-50年GNP增长率8.9%； 61-65年4.8%；71-75年2.9%；81-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部门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了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帐，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布朗拯救世界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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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政治现代化，从权力分享开始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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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民主可以防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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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经济制裁有用吗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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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福利国家的限度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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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油价高涨，焉知非福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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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又见马尔萨斯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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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假如由你来制宪 （4）

做事情有始有终，是我的诸多各种美好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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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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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假如由你来制宪 （3）

第二个问题：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