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预算十万块钱装修房子，肯定不会找个包工头，塞给他十万现金，然后说“随你怎么花”。你肯定会跟他沟通你的想法，说希望客厅装成什么样、卧室什么样，地板什么样……让他买完材料给你留个收据以备核实。没有交待和核实，谁知道包工头会不会把其中8万塞进自己的腰包，然后用剩下的2万买一堆朋友给他推销的伪劣产品呢。
这样的常识，人人都懂。但是放在治理国家上，却有很多人不懂或者不求甚解。人大代表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为自己家的装修和包工头斤斤计较过，但是这种斤斤计较精神似乎没怎么体现在人民大会堂里。上海的严义明律师不满足于这种“难得糊涂”，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它公开4万亿元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预算项目金额和使用情况。不出所料，发改委虽然就4万亿做了原则性概述，但是没提供具体项目资料，虽然“魔鬼都在细节中”。
如果严义明律师是美国人，他其实用不着提交这个申请。2月17号奥巴马签署8000亿美元复苏法案时说：“这个计划的实施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透明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创办了recovery.gov网站，以便每个美国人都能上网观察他们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
奥巴马说要有复苏网站，于是有了复苏网站。在他允诺的复苏网站上，我们能找到8000千亿的预算法案，其中不仅包括粗略的流向“板块”，而且有细致的流向信息，比如流向能源板块的613亿美元中：110亿用于电网改造，63亿用于地方政府的能源投资，60亿用于可再生能源，60亿用于核辐射垃圾的清理，50亿帮助穷困家庭取暖或降温，34亿用于二氧化碳减排，25亿用于科研，20亿用于汽车节能……；复苏网站还链接到每个联邦政府部门的复苏网页，其中有各部门所接受复苏资金数额和使用情况的信息，比如劳工部有资金使用的“周报”，工作动态具体到每一天；至于每个州的复苏计划实施情况，你可以在网站的美国地图上点击一个州查看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同时，网站也及时更新复苏计划的进展，比如，三天前一条新闻标题是：“劳工部老年社区服务项目受益人在复苏计划中将接受1.18亿美元拨款”。这些项目的合理性当然可以被质疑，但是质疑的前提是信息的公开本身。
其实经济复苏资金信息是否公开只是一面镜子，折射财政问责体系的现状。虽然中国人大的职责之一是监督政府财政，其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网站信息却可以说少得惊人。不但没有基本的财政报告，“委员会职责”、“机构设置”、“研究与报告”等栏目竟然是空的。仅有的内容在“工作动态”里，但08年以来的7条动态里，有5条是座谈会简报。相比之下，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网站，则是美国财政收支的字典，不但有69年以来每年的历史数据，而且有当前预算的每月更新；不但有每个政策领域的预算报告，而且有各领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但对其职能和工作流程详尽解释，而且有其依赖的专家名单；其负责人甚至在上面开了个工作博客。仅09年2月，该办公室就有11个报告出台，其中包括“扩张医疗保险和控制开支的几种方案”、“军队的网络无线沟通项目”、“欧洲导弹部署的几种方案”等等。正是因此，该网站已经成为无数记者、学者、公民观察、研究美国财政状况的窗口。相比之下，研究中国的学家只能“嫉妒”研究美国的同行，因为研究中国，由于官方常常不公布或者按独特口径公布数据，学者需要绞尽脑汁寻找基本数据。学者不但要“做饭”，还要自己去种大米。
无论从公务人员数量还是行政管理费规模来看，相比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是个大政府。但一个大政府却没有做到服务最大化、信息最大化，不能不说它没有大到点子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这里的“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温顺沉默、逆来顺受、对4万亿、4千亿、4百亿的来龙去脉不闻不问的话，这样的“好”其实一点也不好，它就是懒而已。一个好的老百姓是公民而不是子民，当有人对从自己、从任何人口袋里拿走东西，他追问是谁、干什么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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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7日星期日
2009年5月2日星期六
南周评论档案三：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3/4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即倒，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联邦支出的50%以上。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是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象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象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百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4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峰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咯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联邦支出的50%以上。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是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象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象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百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4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峰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咯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南周评论档案一：别了，布什
因为有半年左右没有更新博客，很多《南周》上的专栏都没有及时转帖上来，虽然有些因为有时效性意义已经不大了，不过由于“档案完整强迫症”，我还是都贴上来吧。这个星期贴一批，下个星期再贴一批，要不然太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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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虽然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虽然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若干年后人们提起他，恐怕最先想起的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语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至少它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打开了可能性，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是，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要是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有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年时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小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小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象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地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据说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象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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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虽然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虽然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若干年后人们提起他，恐怕最先想起的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语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至少它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打开了可能性，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是，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要是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有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年时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小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小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象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地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据说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象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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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
布朗拯救世界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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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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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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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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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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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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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美国大选贵不贵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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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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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事实重要吗（转帖）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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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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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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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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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Bail Out Ourselves (转帖)
不太懂经济、又特别想懂的时候，我一般都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今天读到的《Bail Out Ourselves》是我近期读到的、关于华盛顿bailout plan的文章里最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当然我很少发现该报纸的社论不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所以很可能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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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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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假如由你来制宪
由于这个学期不讲课，时间相对宽松，我终于有时间多看几本自己想看的书。今天刚读完的一本，是罗伯特·达尔的《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
Affirmative Action
最近有很多网友给留言、发信，不好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没法一一回复。但有好几个人因为我文章提到affirmative action而问道什么叫“affirmative action"，简单说一下：在美国的背景下，就是给少数族裔和女性提供教育、就业方面的一点特殊照顾的政策。其实有可操作性的，就是给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在大学录取方面降低分数线。不是想拽英文，而是确实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翻译方式，曾经用过“平权行动”这个说法，但还是觉得太含糊。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 辩论的文章，附在下面。
顺便说一句，据说有傻叉因为我“被群殴”而兴奋不已，要是您看了给我的留言来信，会很失望的，呵呵。当然，正如“被很多人反对”不一定意味着没道理，“被很多人支持”也不一定意味着有道理。所谓牛B就是不管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能够始终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和逻辑出发保持理性娓娓道来，并且对新的事实和逻辑开放。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平权行动分割线－－－－－－－－－－
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 臧 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 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 辩论的文章，附在下面。
顺便说一句，据说有傻叉因为我“被群殴”而兴奋不已，要是您看了给我的留言来信，会很失望的，呵呵。当然，正如“被很多人反对”不一定意味着没道理，“被很多人支持”也不一定意味着有道理。所谓牛B就是不管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能够始终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和逻辑出发保持理性娓娓道来，并且对新的事实和逻辑开放。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平权行动分割线－－－－－－－－－－
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 臧 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 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为什么是他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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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美国总统选举大战刚开始打响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讨论：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会给谁投票？我的朋友们分别选择了希拉里、希拉里、希拉里，我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却非常异类：麦克凯。
麦克凯是谁？基本上朋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麦克凯是亚利桑那参议院、总统参选人、越战老兵以及“那个糟老头子”。但问题是，麦克凯到底是谁？
当时麦克凯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黑马”，还没有成为“超级星期二”的明星，大家不了解麦克凯不足为奇：他哪有希拉里、奥巴马、朱利安尼那么耀眼——希拉里是前总统夫人；奥巴马是第一个真正有竞选实力的黑人；朱利安尼，“美国的市长”……相比之下，麦克凯身上的“明星”成分最少，像个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小角色，厚着脸皮在总统大选中跑龙套。
我最早注意到麦克凯是02年，当时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竞选筹款改革，讨论的焦点，是是否要清除竞选捐款中的“软钱”。“软钱”是指那些捐给政党而不是候选人、用于推销某个候选人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推销候选人的捐款。这种“间接选举捐款”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为利益集团操纵选举结果提供了良机，从而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当时，我注意到，积极反对软钱渗透选举、提出改革议案的，是一个叫做麦克凯的参议员。
然后05年我又注意到他。当年夏天由于纽约时报的“爆料”，关塔纳摩的虐俘丑闻正让布什政府头疼不已。当时反虐俘最响亮的声音里，又有麦克凯。他说：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价值观上的胜利。事实上，他提倡“干脆关了关塔纳摩监狱算了”。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布什也不得不在该法案上签字。
2006年，麦凯恩又在另一项“进步事业”上发出声音：倡导EARMARK(“专项拨款”)改革，试图遏制议员在“游说集团”的影响下任意给自己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拉赞助”的行为。美国民主制度里面，虽然个人“中饱私囊”式的腐败并不多见，但是由于“游说”事业发达导致政治利益集团化的腐败却并不少见。比如，据统计，2007年一年，希拉里给利益集团“拉钱”3.4亿美元，奥巴马拉了9000多万，麦凯恩却分文未拉。作为一名资深议员，能够挣脱利益集团网络，在EARMARK 改革中振臂高呼，可谓特立独行。
如此种种，我不禁把麦克凯看作了一个“进步人士”。再去看他的其他记录：经济上，“里根派”；干细胞研究，支持；同性恋婚姻，反对立宪禁止；非法移民问题，“非法移民也是上帝的孩子”……除了女性堕胎权问题，我看不出有他政见跟我有什么实质性分歧。至于女性堕胎权问题，保守派早就回天无力了，忽略不计也罢。
当然麦克凯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在伊战上的态度。到07年，由于伊拉克形势陷入僵局，美国民众的撤军情绪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希拉里及时地做了变色龙，一个“被误导了”，就轻飘飘地从支持伊战变成了反对伊战。麦克凯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号称“我宁愿自己输掉选举，也不愿美国输掉战争”。他不但反对撤军，还号召增兵，以“增兵浪潮来遏制恐怖势力”。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是否支持发动伊战是一回事，是否支持在伊拉克一片狼藉的情况下拍屁股走人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是否应该打人是一码事，打了人之后是否应该给人送医院是另一码事。我可能反对发动伊战，但是我支持美国稳定局势后再撤军。在这个问题上，我钦佩麦克凯逆民意而动的勇气。
总之，我支持麦克凯是因为：首先，他不但立场进步，而且是诸多进步法案的发起人，用老美的话说，充分展示了leadership；其次，从earmark改革、伊战问题上来看，他没有因为谄媚选民而失去立场；第三，他“党性”很差，在关塔纳摩、干细胞问题上，并不盲目服从自己的政党。
尽管美国民众有很多理由支持麦克凯，但是07年夏天他的选举却差点因为筹款问题土崩瓦解，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民主选举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对候选人的关注激发民众探讨公共政策，而民主选举最大的悲剧就是民众脱离对公共政策的关心，去讨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选举策略、“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以及“奥巴马发动了很多美女在Youtube上做广告”。政治家长得帅不帅、在哪个大学拿的文凭、来自哪个家族、面孔是否“新鲜”并不会真正影响民众的生活，真正影响民众生活的，是他们在每一项公共政策上是否坚持理性。
当麦克凯的选举几乎失败的时候，我的朋友玩笑说：“你的麦克凯不行了呀！”我则玩笑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够帅。”现在，麦克凯在共和党里所向披靡，卷土重来，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我希望其中一个，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主选举不是选“明星”，而且是选择公共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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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美国总统选举大战刚开始打响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讨论：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会给谁投票？我的朋友们分别选择了希拉里、希拉里、希拉里，我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却非常异类：麦克凯。
麦克凯是谁？基本上朋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麦克凯是亚利桑那参议院、总统参选人、越战老兵以及“那个糟老头子”。但问题是，麦克凯到底是谁？
当时麦克凯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黑马”，还没有成为“超级星期二”的明星，大家不了解麦克凯不足为奇：他哪有希拉里、奥巴马、朱利安尼那么耀眼——希拉里是前总统夫人；奥巴马是第一个真正有竞选实力的黑人；朱利安尼，“美国的市长”……相比之下，麦克凯身上的“明星”成分最少，像个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小角色，厚着脸皮在总统大选中跑龙套。
我最早注意到麦克凯是02年，当时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竞选筹款改革，讨论的焦点，是是否要清除竞选捐款中的“软钱”。“软钱”是指那些捐给政党而不是候选人、用于推销某个候选人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推销候选人的捐款。这种“间接选举捐款”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为利益集团操纵选举结果提供了良机，从而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当时，我注意到，积极反对软钱渗透选举、提出改革议案的，是一个叫做麦克凯的参议员。
然后05年我又注意到他。当年夏天由于纽约时报的“爆料”，关塔纳摩的虐俘丑闻正让布什政府头疼不已。当时反虐俘最响亮的声音里，又有麦克凯。他说：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价值观上的胜利。事实上，他提倡“干脆关了关塔纳摩监狱算了”。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布什也不得不在该法案上签字。
2006年，麦凯恩又在另一项“进步事业”上发出声音：倡导EARMARK(“专项拨款”)改革，试图遏制议员在“游说集团”的影响下任意给自己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拉赞助”的行为。美国民主制度里面，虽然个人“中饱私囊”式的腐败并不多见，但是由于“游说”事业发达导致政治利益集团化的腐败却并不少见。比如，据统计，2007年一年，希拉里给利益集团“拉钱”3.4亿美元，奥巴马拉了9000多万，麦凯恩却分文未拉。作为一名资深议员，能够挣脱利益集团网络，在EARMARK 改革中振臂高呼，可谓特立独行。
如此种种，我不禁把麦克凯看作了一个“进步人士”。再去看他的其他记录：经济上，“里根派”；干细胞研究，支持；同性恋婚姻，反对立宪禁止；非法移民问题，“非法移民也是上帝的孩子”……除了女性堕胎权问题，我看不出有他政见跟我有什么实质性分歧。至于女性堕胎权问题，保守派早就回天无力了，忽略不计也罢。
当然麦克凯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在伊战上的态度。到07年，由于伊拉克形势陷入僵局，美国民众的撤军情绪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希拉里及时地做了变色龙，一个“被误导了”，就轻飘飘地从支持伊战变成了反对伊战。麦克凯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号称“我宁愿自己输掉选举，也不愿美国输掉战争”。他不但反对撤军，还号召增兵，以“增兵浪潮来遏制恐怖势力”。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是否支持发动伊战是一回事，是否支持在伊拉克一片狼藉的情况下拍屁股走人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是否应该打人是一码事，打了人之后是否应该给人送医院是另一码事。我可能反对发动伊战，但是我支持美国稳定局势后再撤军。在这个问题上，我钦佩麦克凯逆民意而动的勇气。
总之，我支持麦克凯是因为：首先，他不但立场进步，而且是诸多进步法案的发起人，用老美的话说，充分展示了leadership；其次，从earmark改革、伊战问题上来看，他没有因为谄媚选民而失去立场；第三，他“党性”很差，在关塔纳摩、干细胞问题上，并不盲目服从自己的政党。
尽管美国民众有很多理由支持麦克凯，但是07年夏天他的选举却差点因为筹款问题土崩瓦解，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民主选举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对候选人的关注激发民众探讨公共政策，而民主选举最大的悲剧就是民众脱离对公共政策的关心，去讨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选举策略、“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以及“奥巴马发动了很多美女在Youtube上做广告”。政治家长得帅不帅、在哪个大学拿的文凭、来自哪个家族、面孔是否“新鲜”并不会真正影响民众的生活，真正影响民众生活的，是他们在每一项公共政策上是否坚持理性。
当麦克凯的选举几乎失败的时候，我的朋友玩笑说：“你的麦克凯不行了呀！”我则玩笑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够帅。”现在，麦克凯在共和党里所向披靡，卷土重来，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我希望其中一个，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主选举不是选“明星”，而且是选择公共生活的方式。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
美国的社会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该系列最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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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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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2007年9月12日星期三
病了谁管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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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派标兵、反布什先锋麦克·摩尔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他的新纪录片《Sicko》今年6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同时赞美了欧式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报纸上的影评虽有有不少批评的“杂音”，赞许之声还是主流。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千6百万人（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即使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总是处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险公司总是在寻找借口不付或者少付病人的医疗费用。摩尔的《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病人是如何被牺牲的。一个妻子控诉保险公司拒付“实验性手术费用”导致她失去了丈夫；一对夫妇倾诉他们只有靠卖房子才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摩尔质问道：既然政府可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消防、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提供免费医疗呢？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常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国家，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英国15.8% ，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法国79，加拿大瑞典80），人均医疗费用更是比其它发达国家高出一大截（美国$5711，英国$2428，法国$2981，加拿大$2669）。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把美国的医疗体制给公有化了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关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也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又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据一个叫做“拥护改革的护士”组织统计，有近1百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即使是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他们慷慨的医疗体制已经使医疗部门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右翼萨克兹的上台，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法国社会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刹车的意向。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象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地排着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会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但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实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当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则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严格地说，推行全民医疗并不一定非要推行全民公费医疗，它有可能与市场体制兼容。这也正是象麻省、加州等的努力方向。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全民医疗方案失败之后，全民医保改革的呼声就冷却了下去，但是近年来，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免费医疗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体制兼容的全民医疗体制，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向给低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提供补贴等等，总之，试图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07年1月，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改革方案，其它象缅因、弗蒙特、夏威夷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目前这些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很难说效果如何。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连车都有个保险呢，何况人乎？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基本矛盾。您是愿意排漫漫长队呢，还是愿意被保险公司玩得团团转？多么不幸的选择题。遗憾的是，似乎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乌托邦，无论我们象哪个方向飞奔，都会有一个问题直追而上：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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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派标兵、反布什先锋麦克·摩尔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他的新纪录片《Sicko》今年6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同时赞美了欧式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报纸上的影评虽有有不少批评的“杂音”，赞许之声还是主流。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千6百万人（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即使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总是处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险公司总是在寻找借口不付或者少付病人的医疗费用。摩尔的《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病人是如何被牺牲的。一个妻子控诉保险公司拒付“实验性手术费用”导致她失去了丈夫；一对夫妇倾诉他们只有靠卖房子才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摩尔质问道：既然政府可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消防、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提供免费医疗呢？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常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国家，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英国15.8% ，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法国79，加拿大瑞典80），人均医疗费用更是比其它发达国家高出一大截（美国$5711，英国$2428，法国$2981，加拿大$2669）。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把美国的医疗体制给公有化了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关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也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又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据一个叫做“拥护改革的护士”组织统计，有近1百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即使是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他们慷慨的医疗体制已经使医疗部门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右翼萨克兹的上台，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法国社会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刹车的意向。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象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地排着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会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但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实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当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则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严格地说，推行全民医疗并不一定非要推行全民公费医疗，它有可能与市场体制兼容。这也正是象麻省、加州等的努力方向。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全民医疗方案失败之后，全民医保改革的呼声就冷却了下去，但是近年来，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免费医疗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体制兼容的全民医疗体制，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向给低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提供补贴等等，总之，试图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07年1月，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改革方案，其它象缅因、弗蒙特、夏威夷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目前这些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很难说效果如何。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连车都有个保险呢，何况人乎？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基本矛盾。您是愿意排漫漫长队呢，还是愿意被保险公司玩得团团转？多么不幸的选择题。遗憾的是，似乎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乌托邦，无论我们象哪个方向飞奔，都会有一个问题直追而上：谁来买单？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他人瓦上霜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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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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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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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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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不告白不告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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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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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2007年7月24日星期二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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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
民主与效率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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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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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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