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语丝新的“网人评系列”出来之后,我发现其中有一篇boating的文章是针对我的。转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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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和醉钢琴穿越百年的市恩 作者:Boating 这两天罗永浩和醉钢琴都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方舟子在多少多少年前干了什么什么的话,早就被怎么怎么样了。 罗永浩写道:“其实,方舟子学术打假时的很多言论如果是二三十年前发出的,他早就被抓起来了”。 醉钢琴写道:“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不知道搞自由民主言论的那些人有没有市恩心理,如果有,说出来的话也不过如此吧。罗永浩刚刚承认过自己市恩心理的错误,看来一个人有市恩心理就是错,所有搞自由民主言论的人都有,就成了无上的光荣,像方舟子这样还没有被抓起来的狂徒应该感激涕零才对。 我是受教了,下次要是想干什么大公无私的事情需要别人感激的,一定要多拉上几个人一起干,他事后感激了我们也就是感激了我,划算。 至于二三十年前科技界有没有那么多假要打,二百多年前有没有能够批判中医的的西医,这些小事情自然是无足挂齿。反正二三十年前方舟子还小,有口难辨,二百多年前方舟子还不存在,想辨无口。 据说二三十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如果没有什么你们就没有什么,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你们还在吃糠咽菜,如果是二百年前你们还在给人磕头当奴隶。 据说他们也曾讲过自由民主解放。逻辑多么相似,原来都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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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应一下:
先把boating的quote放回我的上下文吧:[虽然搞“自由民主”需要科学精神,但是同时,搞科学也需要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文革的时候专心搞科研可能会被打成“白专道路”,中世纪的时候说个“地球是圆的”都可能被烧死,大跃进的时候不允许对政策的基本讨论,才会闹出“亩产万斤”这样科学上的闹剧。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缺乏的社会里,难以想象理性的声音能够得以声张。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存在的空间都需要“自由”为其奠基。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想任何一个有着客观理解力的人,都会明白我这话的原意是“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方舟子应该感谢我drunkpiano"。如果一定要说谁感谢谁,应当是:包括方舟子和drunkpiano在内的一切如今享受着基本的言论自由、崇尚理性精神的人,应当感谢几百年来前仆后继为这一自由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我之所以举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为例,只不过因为我相信这对于TC等支持方舟子打假和科普的人更有说服力而已。
正如kefi在论坛讨论中指出的,太蔟在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时说,那些一边享受着电灯电话等现代科技成果、一边否定科学精神的人是多么荒谬,你难道能说这是太蔟在“穿越百年地市恩”?是太蔟在要求教徒们感谢宣传科学精神的他个人?还是--他的的意思是--包括太蔟和教徒在内的所有享受科技成果的人,都应当感谢那些为这一成果做出努力的人?
我宁愿相信boating的文章是误解而不是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