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官会死啊

前几天人大一个小师妹发信问我对人大国关学院“张鸣PK李景治”事件怎么看，因为前几天忙，没来得及写，今天有时间了，好像这事又冷下来了。

出于一种非常不理性的逆反心理，一般我对热门话题都绕道走。比如大家都谈王朔我就偏不谈他，大家都谈钉子户我也偏不谈它，但是“张鸣PK李景治”这事，我还真一直潜水观察来着，原因很简单：这事牵涉到我的母校、母系，当事人在我心目中都栩栩如生，八卦性太强了，不容错过啊。

事本来是件破事，政治系主任张鸣和国关院长李景治之间闹了矛盾，一个说院长利用权力打压了他，一个说张鸣自己贼喊捉贼。具体这事里面谁是谁非，因为信息有限，我无法做什么判断，而且我相信如果对这事的讨论停留在“挺李”还是“挺张”的层面上，就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中国人向来喜欢将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然后在道德高地上喊打喊杀以获得一种意淫的英雄感，完了既不解决具体问题，还恶化充满仇恨的社会心理。

小师妹问我国内外大学管理有何不同，在说不同之前，我先说一下相同之处。由于对美国大学高层的管理我也不甚清楚，只能根据我有限的体验说说系院的管理，而且还要声明一下，我说的很可能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为我了解的只是一两个学校、一两个系院的情况。

我的感觉是，不应当将美国的大学院系管理理想化，认为这里事事“民主”。事实上，美国的大学院系管理，就像这个国家政府的管理，更多的是体现“共和”的原则而不是“民主”的原则，所谓共和，照我的理解，就是精英治理与民主治理的相结合。比如，就拿职称的评审来说（这也是张李之争的核心），张认为李指定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对（而李辩称全系所有正教授都自动成为委员会成员，所以不存在“指定”问题）。张认为职称评审委员会应该由全系老师选举产生，甚至学生也要参加这个选举。据我所知，在美国，职称评审委员会――在美国最重要的是“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也往往由系主任指定，并不存在全系选举的情况，更不存在学生参与选举的情况。如果是小系，我猜测正如人大国关学院（假定李景治说的是事实），所有系里的正教授都要自动成为委员会成员，而如果是大系，很可能是系主任指定人员，但结果往往是正教授们每年轮流进入委员会。而且，在有些系院（比如哈佛某系），终身教职的评定还不是系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说了算，还要上报文理学院讨论，文理学院还要上报校方讨论，校方还要请校外专家来讨论。显然，就职称评审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而言，“行政”的力量和“专家”的力量要大于“民主”的力量。

当然，这些委员会内部讨论本身要遵循民主的原则，最后要投票，要少数服从多数。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中西差异”。在委员会内部的讨论当中，我相信就美国而言，系主任的发言并没有任何特殊权威――如果他具有特殊权威，也不是因为他是系主任，而是因为他恰好也是学术权威。如果他不是“牛”教授，那么在场的“牛”教授很可能说话比他更有分量，不会有人仅仅因为他是“主任”而“敬畏”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还没有评终生教职的教授新到一个系里，会觉得当务之急是“傍牛教授”而不是“傍系主任”。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系主任或者院长，就像美国的很多官员，第一有任期，第二没多大权力，所以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去“敬畏”他。象我以前在哥大政治系，我们系的系主任任期三年，而且是一个rotating position（轮流做的职位），“上去”了以后要处理很多杂事，简直是给全系的人做秘书，所以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负担，而不是荣耀。同理，许多其他在中国人听来象“官职”的位置，比如“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人”、“研究生事务负责人”……在这里很多老师看来，完全就是秘书性的服务工作，能推就推。我的导师就多次跟我抱怨分给他的行政事务太多，他要退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逃避这些行政事务。而哈佛的一个系主任一次跟我聊天时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学生起义去推翻他，他肯定会加入他们去推翻自己。

为什么美国的系主任院长权力不够大呢？首先，美国的很多学术资源都是绕开学校的行政渠道，直接面向教师们“招标”的，说白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专家评审下的“市场竞争”，而不是“行政分配”。既然如此，我跟你系主任关系好不好，一点也不影响我申请项目资金（中国没准也是这样，不大清楚）。其次，系内也是“分权”的，系里各种委员会分掌各种权力，比如“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招员工，“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职称，“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课程设置委员会”负责课程设计……这些委员会人员可能有交叉，但往往不重合，更没有必要让系主任坐镇每一个委员会。在中国被一个人、长期垄断的权力，在这里无形中就“化整为零”地给分流了。

当然据我所知，不同地方系统差异很大。比如剑桥政治系，系主任就绝不是一个rotating position，而是系里最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是不是选举出来的不太清楚）。哈佛某系，据我所知，系主任是全系老师匿名选举出来，然后由文理学院通过，也有任期（三年）。

除了学术资源的“市场化分配”，和系院权力的分散化及短期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不同，就是这里行政结构非常简洁。在中国，不管什么样的芝麻小系院，除了一个系主任或院长，总要弄一堆付系主任付院长、院长助理、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付书记、博导、某某中心主任……我就不明白，弄出那么多带“长”字的职务来干嘛。就拿哥大政治系来说，我们系只有一个“系主任”，没有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这个那个中心主任，更不存在博不博导（在美国任何一个正式教员都是博导），球不照转吗？官职太多，大家才掐得头破血流，你把那些肉骨头拿走，狗们不就不抢了吗？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大环境的缩影，看看中国一个部长、市长、县长、书记后面设多少副职，就不难理解高校里的情形了。人家实在没有职务了，还打括号“某某级别待遇”呢。

另外还有一点，一般来说，一个老师在得到这份工作时，他的权力义务待遇都会清清楚楚地在他的合同里写好，合同一般写得非常详细（我刚收到剑桥的合同，里面连我应该在2043年退休都写上了），所以一旦你和系方发生冲突、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多数时候是“有法可依”的。而且，一般学校里都会有一个独立于系院之外的“投诉办公室”，以中立的态度处理老师、学生的权益投诉――比如有一次，一帮哥大学生投诉他们的老师上课宣传反犹思想，学校为此认认真真做调查，收集证据，举行听证，校长专门写了好几封“告全校书”，报告此事的处理原则、方式和进展，以示重视。象张李这事，如果人大有一个独立的投诉委员会，我想张鸣也就没有必要到博客上去振臂高呼了。

所以别看小小的高校管理，这个国家有没有“市场竞争”、“政治分权”、“职务终身制”、“小政府”、“独立司法”，都在这面镜子里呢。

这几年回国，每次跟以前的老师朋友见面，聊起一些学校的人事，总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谁谁谁没有当上什么什么，跟学校闹翻了……”颇令我惊诧的是，这些“谁谁谁”里面，有很多是国外牛校毕业回去的海归。我还以为耳濡目染一番西方大学的“教授高于长官”文化，海归们能给国内的高校捎去一点清新之气呢，没想到丫们一个猛子就向酱缸的最深处扎了过去。若说官场里的人想升官，还可以说是“在其位谋其政”，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完全有学术这条阳光大道可走的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去挤学术官场的独木桥呢？又不是真的官场，你又升不了部长总理，又不能治国平天下，不过就是真正的长官发你一个假肉骨头逗你玩而已，你还当真了还翻出西装领带来了还一开会就不肯放下话筒了。为了名片上那个“长”字 ，把本来可以花在读智慧的书、追求美妙的知识、思考闪闪发光的道理的时间花在了那点钩心斗角的破事上，多不划算啊。不当官会死呀。

我想来想去，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历史，这样资源行政垄断、权力高度集中、职务终身、大政府、三权合流的制度里，很多人不当官，的确是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