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博客

我喜欢冰岛。冰岛，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多好听啊。

书上说，冰岛只有30万人，说一种只有这30万人听得懂的冰岛语，幸福指数全世界排名第四。

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冰岛，我只是喜欢自己想象中的冰岛而已：荒无人烟，空气稀薄，伸手就能够着天空。

其实我也可以因为同样的理由喜欢西藏，但是喜欢西藏的人太多了，而我本能地警惕一切跟人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喜欢冰岛。

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成了一个博客狂，同时开着四个博客。当然，其中有三个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后来合成了一个，只有另一个博客，内容完全不同，而且不为人知，而且一直留着。

为什么要开另外一个博客呢？事情是这样的，随着我的博客读者数量越来越多，我发现完全自由地、舒展地表达自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首先，从内容上而言，我越来越觉得只能对公共或者半公共的话题发言，谈论自己隐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不妥当。其次，从形式上而言，由于一个逻辑纠察队的存在，我感到自己必须清晰、完整、有理有据地表达一个观点，而很多时候，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而已，并没有力气和兴趣去清晰、去完整、去有理有据。比如，有时候我只想说“fuck you”，并不想详细说明为什么要fuck you，用什么姿势fuck you以及fuck you的历史意义。最后，从情绪上而言，我不能再随便暴露自己狂躁、抑郁的一面。在两千双眼睛面前“凄凄惨惨切切”，实在令人害臊。再真诚的忧郁或者狂躁，也因为这两千双眼睛，变成了一种表演，以至于你自己都忘记它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姿态。

总而言之，一个自我忧国忧民、结构工整、情绪稳健，而另一个自我鸡毛蒜皮、七零八落、丧心病狂。后一个自己不堪忍受前一个自己的霸权主义，只好离家出走。

它走啊走，从热闹纷呈的欧亚大陆走到荒无人烟的冰岛。

这件事情引发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得拿一个精确的小秤，仔细称量自己每一句话的重量，从此丧失随意指着别人鼻子说“fuck you”的权利，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他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博客里，而不能生活在另一个博客里。相比之下，做一个艺术家多好，既有可能获得承认，时不时地说个fuck you还显得特拉风，引起少男少女们的阵阵尖叫。

遗憾的是，在网络上，你可以一边在一个博客上安居乐业，一边在另一个博客上信马由缰。可是生活中呢？你不可能同时住在大陆和冰岛。

好吧，我承认，我其实也不真的喜欢冰岛。只是有时候觉得，漂浮着他人眼光的生活是多么的油腻啊，我所说的冰岛，就是指洁净而已。

不当官会死啊

前几天人大一个小师妹发信问我对人大国关学院“张鸣PK李景治”事件怎么看，因为前几天忙，没来得及写，今天有时间了，好像这事又冷下来了。

出于一种非常不理性的逆反心理，一般我对热门话题都绕道走。比如大家都谈王朔我就偏不谈他，大家都谈钉子户我也偏不谈它，但是“张鸣PK李景治”这事，我还真一直潜水观察来着，原因很简单：这事牵涉到我的母校、母系，当事人在我心目中都栩栩如生，八卦性太强了，不容错过啊。

事本来是件破事，政治系主任张鸣和国关院长李景治之间闹了矛盾，一个说院长利用权力打压了他，一个说张鸣自己贼喊捉贼。具体这事里面谁是谁非，因为信息有限，我无法做什么判断，而且我相信如果对这事的讨论停留在“挺李”还是“挺张”的层面上，就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中国人向来喜欢将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然后在道德高地上喊打喊杀以获得一种意淫的英雄感，完了既不解决具体问题，还恶化充满仇恨的社会心理。

小师妹问我国内外大学管理有何不同，在说不同之前，我先说一下相同之处。由于对美国大学高层的管理我也不甚清楚，只能根据我有限的体验说说系院的管理，而且还要声明一下，我说的很可能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为我了解的只是一两个学校、一两个系院的情况。

我的感觉是，不应当将美国的大学院系管理理想化，认为这里事事“民主”。事实上，美国的大学院系管理，就像这个国家政府的管理，更多的是体现“共和”的原则而不是“民主”的原则，所谓共和，照我的理解，就是精英治理与民主治理的相结合。比如，就拿职称的评审来说（这也是张李之争的核心），张认为李指定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对（而李辩称全系所有正教授都自动成为委员会成员，所以不存在“指定”问题）。张认为职称评审委员会应该由全系老师选举产生，甚至学生也要参加这个选举。据我所知，在美国，职称评审委员会――在美国最重要的是“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也往往由系主任指定，并不存在全系选举的情况，更不存在学生参与选举的情况。如果是小系，我猜测正如人大国关学院（假定李景治说的是事实），所有系里的正教授都要自动成为委员会成员，而如果是大系，很可能是系主任指定人员，但结果往往是正教授们每年轮流进入委员会。而且，在有些系院（比如哈佛某系），终身教职的评定还不是系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说了算，还要上报文理学院讨论，文理学院还要上报校方讨论，校方还要请校外专家来讨论。显然，就职称评审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而言，“行政”的力量和“专家”的力量要大于“民主”的力量。

当然，这些委员会内部讨论本身要遵循民主的原则，最后要投票，要少数服从多数。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中西差异”。在委员会内部的讨论当中，我相信就美国而言，系主任的发言并没有任何特殊权威――如果他具有特殊权威，也不是因为他是系主任，而是因为他恰好也是学术权威。如果他不是“牛”教授，那么在场的“牛”教授很可能说话比他更有分量，不会有人仅仅因为他是“主任”而“敬畏”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还没有评终生教职的教授新到一个系里，会觉得当务之急是“傍牛教授”而不是“傍系主任”。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系主任或者院长，就像美国的很多官员，第一有任期，第二没多大权力，所以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去“敬畏”他。象我以前在哥大政治系，我们系的系主任任期三年，而且是一个rotating position（轮流做的职位），“上去”了以后要处理很多杂事，简直是给全系的人做秘书，所以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负担，而不是荣耀。同理，许多其他在中国人听来象“官职”的位置，比如“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人”、“研究生事务负责人”……在这里很多老师看来，完全就是秘书性的服务工作，能推就推。我的导师就多次跟我抱怨分给他的行政事务太多，他要退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逃避这些行政事务。而哈佛的一个系主任一次跟我聊天时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学生起义去推翻他，他肯定会加入他们去推翻自己。

为什么美国的系主任院长权力不够大呢？首先，美国的很多学术资源都是绕开学校的行政渠道，直接面向教师们“招标”的，说白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专家评审下的“市场竞争”，而不是“行政分配”。既然如此，我跟你系主任关系好不好，一点也不影响我申请项目资金（中国没准也是这样，不大清楚）。其次，系内也是“分权”的，系里各种委员会分掌各种权力，比如“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招员工，“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职称，“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课程设置委员会”负责课程设计……这些委员会人员可能有交叉，但往往不重合，更没有必要让系主任坐镇每一个委员会。在中国被一个人、长期垄断的权力，在这里无形中就“化整为零”地给分流了。

当然据我所知，不同地方系统差异很大。比如剑桥政治系，系主任就绝不是一个rotating position，而是系里最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是不是选举出来的不太清楚）。哈佛某系，据我所知，系主任是全系老师匿名选举出来，然后由文理学院通过，也有任期（三年）。

除了学术资源的“市场化分配”，和系院权力的分散化及短期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不同，就是这里行政结构非常简洁。在中国，不管什么样的芝麻小系院，除了一个系主任或院长，总要弄一堆付系主任付院长、院长助理、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付书记、博导、某某中心主任……我就不明白，弄出那么多带“长”字的职务来干嘛。就拿哥大政治系来说，我们系只有一个“系主任”，没有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这个那个中心主任，更不存在博不博导（在美国任何一个正式教员都是博导），球不照转吗？官职太多，大家才掐得头破血流，你把那些肉骨头拿走，狗们不就不抢了吗？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大环境的缩影，看看中国一个部长、市长、县长、书记后面设多少副职，就不难理解高校里的情形了。人家实在没有职务了，还打括号“某某级别待遇”呢。

另外还有一点，一般来说，一个老师在得到这份工作时，他的权力义务待遇都会清清楚楚地在他的合同里写好，合同一般写得非常详细（我刚收到剑桥的合同，里面连我应该在2043年退休都写上了），所以一旦你和系方发生冲突、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多数时候是“有法可依”的。而且，一般学校里都会有一个独立于系院之外的“投诉办公室”，以中立的态度处理老师、学生的权益投诉――比如有一次，一帮哥大学生投诉他们的老师上课宣传反犹思想，学校为此认认真真做调查，收集证据，举行听证，校长专门写了好几封“告全校书”，报告此事的处理原则、方式和进展，以示重视。象张李这事，如果人大有一个独立的投诉委员会，我想张鸣也就没有必要到博客上去振臂高呼了。

所以别看小小的高校管理，这个国家有没有“市场竞争”、“政治分权”、“职务终身制”、“小政府”、“独立司法”，都在这面镜子里呢。

这几年回国，每次跟以前的老师朋友见面，聊起一些学校的人事，总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谁谁谁没有当上什么什么，跟学校闹翻了……”颇令我惊诧的是，这些“谁谁谁”里面，有很多是国外牛校毕业回去的海归。我还以为耳濡目染一番西方大学的“教授高于长官”文化，海归们能给国内的高校捎去一点清新之气呢，没想到丫们一个猛子就向酱缸的最深处扎了过去。若说官场里的人想升官，还可以说是“在其位谋其政”，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完全有学术这条阳光大道可走的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去挤学术官场的独木桥呢？又不是真的官场，你又升不了部长总理，又不能治国平天下，不过就是真正的长官发你一个假肉骨头逗你玩而已，你还当真了还翻出西装领带来了还一开会就不肯放下话筒了。为了名片上那个“长”字 ，把本来可以花在读智慧的书、追求美妙的知识、思考闪闪发光的道理的时间花在了那点钩心斗角的破事上，多不划算啊。不当官会死呀。

我想来想去，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历史，这样资源行政垄断、权力高度集中、职务终身、大政府、三权合流的制度里，很多人不当官，的确是会死的。

从问题到议题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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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高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但是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因此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这样一些随机性的东西，但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

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

奥尔森有一本名著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60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水”。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确采取这种“和尚”态度。比如，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据分析将在201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国，但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一再重申二氧化碳减排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中国对此不做具体限排承诺。美国的布什政府也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全球已经有169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拒绝加入，不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

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07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年之内减少汽油使用量20％，从而减少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其中要求对美国排污量强制性设限“气候监督与创新法案”最显眼。最后，参选08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麦克凯等等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虽然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到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是由于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的。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20个最热的年份，19个都是在1980年之后。2006年是美国记录上最热的一年。2007年1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热的1月。科学家警告说，如果全球照此速度持续变暖，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2到7.1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将上升7到23英寸。可以想象，照此发展，几百年后，农业生产将受到毁灭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飓风海啸也将越来越频繁。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走向了毁灭。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它。

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显眼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年的记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个记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电影放映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了1000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提高社会的气候意识，这些讲演者（包括卡麦隆·迪亚兹这样的电影明星）保证一年要做10个这样的演讲。

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30多个青年组织发起了一个“校园气候挑战”的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捍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正在筹划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预期在今年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2000年以来就有四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甚至连那些排污主体，一些大公司，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GE、BP美国分公司在内的十个知名企业发起了一个名叫“行动呼吁”的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

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0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的太少了。民意至此，政府已经无力违拗。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用法律的手段限排二氧化碳，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来引导控制排污，同时，鉴于美国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358个市长签订“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大半吊子私有制---胡扯《物权法》（转贴）

作者：云儿
http://69.65.19.160/~nodomain/xwh/07/3/6153.html

前年《物权法》草案公布时，我对它的评价是六个字：“半吊子私有制”。读完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正式文本，我发现它与草案相比，在保障私产方面，有进步也有退步，总的来说进步多一些，所以我愿意将我以前对它的评价修正一下，加一个字，改成----“大半吊子私有制”。

此法的内容，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十六个字来概述，这就是：明确官产，保留公产，确认私产，平等保护。就这四句话，我想简单地胡扯一下我的看法。先说平等保护。

一、平等保护，违宪突破

不管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一律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受到平等保护。此一平等保护原则，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写进了《物权法》，成为其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是本法的最大亮点。在中共法律体系里，它第一次将私有产权提高到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突破了现行宪法的框框。

当年此法草案甫一公布，左派们立刻指责《物权法》违宪。他们的指控并非毫无道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公有财产的位阶高高置于私有财产之上，要求对两者实行差别保护。宪法第12条大书：“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13条谈到私有财产，只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注意一下这两条，立刻可以发现明显的区别：（1）公有财产神圣，私有财产不神圣只是受保护；（2）私有财产只有合法才受保护，公有财产则没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它或者天然合法，或者无论合法与否都受到保护；（3）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必须有法律规定才行，没有规定的不保护；而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则是无条件的，即使其他法律无规定，也要保护。

与中华民国宪法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公民的财产权，并不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一章里根本没有此条。它只是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出现在总纲里。而经济制度是有条件的，可以经常调整的。

如此规定的差别保护公私财产原则，几乎贯穿了中国所有基本法律。例如《刑法》规定，同样数额的贪污，贪污私人企业财产的，轻则五年以下重则五年以上徒刑；贪污国有企业财产的，处罚加倍，变成十年以下和十年以上。

从这个角度看，《物权法》违背差别保护的要求，公然将公私财产平等保护条款写进法律，致使公有财产受到限制，不再那么神圣；出现公私冲突时，公有财产也不再天然合法，必须到法庭上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可看作是一次偷偷摸摸的违宪立法。如果现行宪法不加修正，私人财产权没有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物权法》违宪之嫌疑，将永远无法消除。

二、明确官产，全民所有变官有

《物权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观念，用极其明确的法律条文写明，所谓国家所有制，不是理论上人人有份的全民所有，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六个字：官有、官治、官享。

官有：国家所有制的法定所有权，由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行使（第四十五、五十五条）；官治：处分国有资产，包括转让、变卖等等，纯属政府的行政裁量权，由政府按照行政规定办理（第五十三到五十七条）；官享：国有财产的权益，由政府享有（第五十三、五十四条）；
在本法的修订过程中，曾经有许多人提出，为了体现国有财产的全民所有性质，建议在法规中写明，重要国有资产的处分，特别是其转让和变卖，应当事先得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和同意。显然，这些建议并没有纳入最后的条文。我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理论，看来是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全民所有制变成赤裸裸的官有官治官享，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试图模仿当今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模式，直接把国有企业变成政府出资企业，政府只需行使股东职责，享受股东权益即可。这大约也可以算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了；第二，从法律上确立官权制，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堵塞了类似于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那种全民财产人人有份的私有化道路---国有财产的处分，卖也好分也好，全凭官府自由裁量，没老百姓什么事。

三、保留公产，农民权利低一等

《物权法》保留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从而也保留了现行制度中最反动的城乡差别地位。本来，1949年后的土改，只是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没有触动土地私有制。但是随后的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农村土地变成了村民集体所有，一直延续至今。农民住房用的宅基地、自家的自留地、种的承包田，农民个人都只有使用权，不拥有所有权。以此为基础，《物权法》对农民的私有权利，作了种种限制：

（1）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自留地都不得抵押。由于物权法规定建筑物必须与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宅基地不能抵押，意味着宅基地上的房屋也不能抵押，因此农民也就丧失了用房屋获得抵押贷款的权利。相比之下，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住房建设用地使用权，都可以转让、抵押，因此城镇居民获得房屋抵押贷款，并无此等限制。

（2）宅基地不能出卖给非本村人，特别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和住房。而城镇居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则没有法定限制。

（3）农民全家迁入城市居住，必须交回宅基地。

第2和第3点，明文出现在《物权法》草案中，到了最后文本中，却是用一句“依照有关规定”带过。目前的有关规定仍然是禁止，但是《物权法》如此行文，显然是预见到，将来这些规定，难免会有大的修改。

四、确认私产，平等保护待落实

确认私人物权，是物权法着力最多的，其对小区居民物权的保障和维护，规定细致，可圈可点。同时，在许多条文中，该法也试图限制政府滥用公权力。例如第十三条特别规定登记机构不得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不得以年检等名义进行重复登记，不得有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等等。此外诸如住宅地使用权自动延期规定、承包权延期保障规定，都是着眼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私人产权，用意可佳，方向对头。

但是在许多地方，本法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对私产的保障，仍有缺失。例如目前社会关注的征地问题，《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说，“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此处有两个问题，第一，公共利益究竟何指，没有明确界定；在过去一年多的讨论中，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条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认定程序，必须加以限定，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反映在修改条文中。

第二，关于征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补偿问题，此条回避了公平补偿原则。当初的草案，说的是“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此条遭到了学者的批评，因为国际上对于征收补偿的通行原则是“公平补偿”或“完全补偿”，《物权法》为什么要在这里绕开国际惯例，另行规定一个“合理补偿”？结果，修订文本干脆完全不提补偿原则是“合理补偿”、“公平补偿”还是“完全补偿”，以一句“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带过，反而使得滥用征收权的模糊空间增大了。

就平等保护私有财产而论，最后文本中的最大退步，还是向左派妥协，塞进了不伦不类的第三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第四条平等保护相对，让人不免有自打嘴巴之想。

致各位语文老师

我当初关掉评论，除了我以前说的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烦留言队伍中的语文老师。这些语文老师动不动来教导你怎么“选题”，怎么确立中心思想，怎么提高文采，完了拿个大红笔给你打分，今天“尚可”，明天“有进步”，后天“退步了呀”，一副特把自己当根葱的嘴脸。

我这人不烦一些人就具体的思想问题跟我交流，哪怕是夹骂夹议的交流，因为思想问题有对错，讲逻辑，讲论据，你说美国打伊战是为了石油，他说不是为了石油，大家争争吵吵，没准还真就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了。

但是我特别讨厌人家在文字或者选题问题上指导我，因为文字或者选题问题，本质上是个趣味问题，而趣味没有对错，你非要拿你的趣味来改造我的趣味，我就觉得你很讨厌。就拿牛博上的几个女写手来说，柴静有柴静的趣味，小花牛有小花牛的趣味，奶猪有奶猪的趣味，庄雅婷有庄雅婷的趣味，我一看那种非要让小花牛写“干货”或者让奶猪“好好说话”的跟贴就来气，你丫不喜欢别看，明明自己一个字写不出来还穿个中山装背着手踱着步清几声嗓子教导这教导那，那副嘴脸烦不烦啊你，多赵老师啊你。

别跟我说什么你有写的权利别人就有骂的权利，谁剥夺你骂的权利啊，你有骂的权利我还有反骂的权利呢。

关掉评论之后，在这方面的情形的确好多了，吾甚慰。但是还是有人时不时跳出来留言或者发信说“你别写政论文章了”，或者“你别写小资抒情文章了，太无聊了”，“你这篇写得不行啊”，“最近干货不多啊”……我写博克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不是为了让你高兴，明白？（这句话请读三遍）。牛博写手不是公务员，甚至不是政协委员，不拿纳税人一分钱，没有任何义务“为人民服务”，明白？

每次收到这样的email或者留言，都让我想起什么呢？一个老大爷们躺在按摩院的按摩床上，一身肥肉在那摊着，一个姑娘在旁边按着，按得丫舒服得哼哼唧唧的，但是人家姑娘一个不小心按轻了或是重了，丫就唧唧歪歪：不对！不对！没按着地方，左边点！我跟你说左边！听见没有？聋了啊你！

我想说的是：你他妈交钱了没有啊，靠。

开头

“王小雨在邮箱里看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点开却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个图片附件，再点开，是一张照片。她自己，刚才，半个小时前，在卫生间洗脸。照片上，她正在往脸上抹洗面奶。没错，她自己。王小雨尖叫一声，好像鼠标烫手似的，把它给砸了出去。”

别奇怪，这是我顺手编的一个小说的开头，恐怖小说。

我喜欢编小说的开头，而且往往仅仅是开头。

以前在一个mitbbs的文学版写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些写手写了几截开头然后不了了之，遭到读者群众的痛骂。其实读者不明白，写一个小说就像经营一场婚姻，开始是靠爱情，后来是靠毅力。有些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趁早离了婚。

某个片刻一个人被表达欲所击中，那个表达欲新鲜、强烈、浓郁，象一只红光满面的苹果，非常挑逗地坐在那里，让人忍不住伸出手去。但是很多时候，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发现其实不饿，或者这苹果其实也不好吃。

事实上大多数小说除了开头也乏善可陈，新鲜、强烈、浓郁的感觉被消耗了之后，剩下的只是强迫症。

长期一个人独居异国小镇，我发明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比如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走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看着对面那个人，我就想，他现在的样子，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者看着超市里一个挑水果的老太太，我又想，她现在可以是一个小说的开头。然后渐渐地，满大街走来走去的，满屋子坐着的，都是小说的开头。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纸团，被捡起来，被展开，文字凸现出来，被一个男低音给念出来。渐渐地，那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小的陌生人都变得有声有色，明明什么都不是，却显得象那么回事。

“王小雨很生气，因为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的时候还哈哈大笑。4岁的王小雨坐在一旁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大喊一句：李思思最漂亮了！”

这是一篇儿童故事的开头。下面是一篇色情的开头：

干完王小雨就后悔了，她盯着发黄的天花板想，我这是何苦呢，如果我15岁就被人给操了，或者如果我65岁还没有被操，那我都是英雄，可是我他妈28的生日急急忙忙随便找了根鸡巴给解决了这叫什么事啊。不就是个舆论压力吗，不就是个社会吗，多贱啊，靠。

市民故事：

整个晚上王小雨都不能聚精会神，因为李琼的牙缝里有青菜叶。当她说话的时候，那个亮晶晶的青菜叶就在她的牙缝中忽闪。她说其实李言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张佩。她说薛梅家其实没什么钱阳台上的大理石桌子其实是塑料的。她说她觉得周讯比章子怡漂亮。但是他听见的始终那个韭菜叶――或者白菜叶――或者菠菜叶――的窃笑。王小雨非常困惑地想，青菜是很无辜的，牙齿是很无辜的，说话是很无辜的，倾听是很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李琼是无辜的，那么为什么，当这一切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无辜了呢。

恋爱故事（这个更像一个结尾）：

葛明走远了，然后他转身，走回王小雨的面前，放下手里的伞和包，捧起她的脸，使劲捏了一下，说：算你狠。王小雨有点疼，但是她得意地笑了。那个笑容不可收拾地张大，她那张小脸上都装不下了，蔓延出来，眼看着就一望无际了起来。十年啊，她想，你狠我比你更狠。

当然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头：

王小雨热爱编造故事的开头。她的计算机里，堆满了故事的开头。她也不催自己去写完它们，事实上她根本没想过去写完它门，就那么搁着，有时候想起来就去添一节，有时候干脆又另起一个开头。这些开头，就像无数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在她的脑子里乱滚，滚到角落里，慢慢地腐烂。葛明说你怎么这样啊，光下蛋不孵小鸡啊。王小雨说要孵小鸡干嘛，还要喂它米，还要扫它的屎，病了要治，死了要埋，没完没了的，我才不干。说完她走到葛明面前，瞪大眼睛，严肃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吗，速朽是美好的秘诀。

一句话影评

这次回国我带了一些dvd回来，这几天补习了一下这几年落下的一些国产电影。由于我写影评没人给钱，所以我决定要言简意赅，以下是观后感：

《昨天》：关于一个贱逼的傻逼电影，深入地揭露了一切装疯卖傻的艺术青年欠揍的本质。

《落叶归根》：据说是真事改编的，能把一个真事拍这么假，也是一种才华？

《三峡好人》：一部对广大被拐卖妇女的教育片，说明了即使被拐卖也不一定要报警的道理。

《看上去很美》：一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片，说明了一个穷途末路的老男人之所以公然羞辱女记者来耍赖，很可能是因为在幼儿园时代偷看小女孩的屁股未遂。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部对广大文学女青年的教育片，说明了爱谁也不能爱文学男青年的道理。

《天下无贼》：拍电影不能这么陈凯歌。

《向日葵》：这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宣传片，说明了暴虐的父权制对于子女成材的重大意义。

《洗澡》：这是一部政论片，说明了公共空间的存在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可可西里》：又是一部政论片，说明了没有人民政府的后盾，个人英雄主义将一事无成。

排排队：

具有可看性的：《向日葵》《看上去很美》《三峡好人》
具有可骂性的：《昨天》《天下无贼》
两者都不具备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洗澡》《可可西里》《落叶归根》

关于表演：

“方枪枪”在《看上去很美》中，陈冲、孙海英在《向日葵》中表演令人惊艳；刘德华、刘若英在《天下无贼》中的表演令人直起鸡皮疙瘩。至于那个在《昨天》中演自己的贾宏声，一枪崩了比较合适。

关于导演：

贾樟柯拍《三峡好人》一如既往地“原生态”，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突破，而且甚至有点被他以往的创作模式给束缚了。张扬拍片就跟中国股市似的，成绩很不稳定，无法想象《昨天》这样的大烂片、《向日葵》这种有人情味的片子、《落叶归根》这种假人情味的片子，是同一个导演的手笔。冯晓刚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当他老老实实做他自己－－也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北京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错的导演，每当他想装作那个不是他自己的人－－也就是国际著名艺术家时，他就是一个烂导演。徐静蕾则是这么回事，拍电影也好，写博客也好，作为一个美女，当她说了一堆话达到了什么也没说的效果，而不是招人烦的效果，大家就觉得她已经很艺术了。

火车上

邻坐的女孩，从上车开始，就一直蜷在座位上讲电话，她穿个深蓝色的运动衣，带个红底白点发卡。听口气，对方应该是闺蜜，因为她每几分钟就说一句 “I hate…”

单从火车沿路看，美国其实也挺破的，至少在草还没有变绿、天也不蓝的时候。到处是低矮杂乱的房子，非常气馁的堆在路的两旁。好在火车时不时经过一个大湖什么的，蓝幽幽，凉丝丝的，让人想成为一只野生的鸭子。

火车上读《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气喘吁吁地读了这么多天，才读到400多页，全书近1600页呢。什么样的疯子去写1600页的书呢，又是什么样的疯子去读1600页的书。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希特勒的崛起，真的是民主制度的过错吗？读到这里，大概有一个模糊的答案：不一定是民主制度的后果，但肯定是它的失败。当一个国家经济陷入危机、民意四分五裂、民族主义高涨时，民主制度对社会冲突束手无策。其实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只有少数德国人接受纳粹，但是绝大多数人――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反对民主制度：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是君主立宪主义者，有的是纳粹分子，这些党派虽然政见南辕北辙，但是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都是“战友”，正是他们的“合作”摧垮了民主，然后煽情的纳粹分子才有可能上台。

然后就读累了，发呆。座位上一堆别人扔下的报纸，犹豫要不要拿起来看，还是懒得执行“拿”这个动作。

前面座位上，一个秃头的男人，树着一本杂志在看，我瞥了一眼，好像是个科技报道。

火车站都是小小的，冷冷清清，一两个老头老太太上车，一两个老头老太太下车，跟个欧洲电影似的。

车每次到站的时候，一个黑人女乘务员就到各个车厢报站。只记住了一个名字：New Rochiele。Rochielle，多么女性化的名字啊，而且还应该是一个丰满的女人。

然后脑子里升起Simone Weil这个名字。早上在河边路的一个普通的建筑前，看到刻着一行小字：Simone Weil, French philosopher, lived here from June 1947 to Septermber 1947。仰头看那个无比高大的黑铁门，想象一个带帽子穿风衣的哲学家，隔着60年，走出来。

还路过河边公园的格兰特墓，后面有一棵树，是李鸿章1897年访美的时候种的，那块纪念碑还在，李鸿章的名字前有一个非常长、长到不可思议的头衔。然后又想象那个心力交瘁的老人，拖着辫子，穿着长褂，在一圈洋人的目光下，铲一铲子土，撒下去。

甚至听到了当时的掌声。

一百多年啊，那棵树怎么长那么瘦小呢，让人心疼，让人觉得它是受了什么委屈。

厕所里满地湿乎乎的纸巾。换一个厕所，还是。什么人，干了什么，才会弄成这样？文学女青年啊，喜欢探头探脑，看每一个画面背后的故事。

窗外光秃秃的树枝，飞奔过去，来不及看清，只变成车厢里闪烁不定的光线。

空气里泛起烧焦的橡胶的味道。

火车一过providence，天就暗了下来。

先天下之急而急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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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限播涉案剧、境外影视剧、境外动画片、方言剧、恶搞剧等之后，07年1月，我国广电总局又推出新规定，从2月起卫视频道黄金时段只能播放“主旋律”节目。这件事情说明，广电总局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健康是非常关心的。但是，什么是主旋律呢？群众不甚了了。凭什么你说它是主旋律它就是主旋律呢？群众还是不甚了了。为什么只有主旋律才有利于精神文明呢？群众更是不甚了了。难怪一些渴望多元文化、并愿意在多元文化中自主选择“先进性文化”的人会哀叹广电总局已经变成“广电总急”。

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那么，在自由化的美国，广电部门是不是从来不“急”呢？

不尽然。

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会注意到，电视节目演着演着，某些言论经常被“beep”的声音屏蔽。这些言论，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无非是一些与生殖器及其各种活动相关的词汇。要将这些词汇从电视屏幕上屏蔽掉的，就是美国的“广电总局”：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

确切地说，并不是FCC要屏蔽这些词汇，而是它迫于某些民众的压力，要求各大广播电视公司屏蔽这些词汇。

1973年，纽约一个电台主持人卡林在其广播节目上大谈“美国广播电视中不能使用的七个脏词”，并调侃性地用这些脏话造了很多句子。一个驾驶中的父亲听到这个节目非常愤怒，觉得这些话严重冒犯了当时同坐一车的未成年儿子。于是他向FCC进行投诉，FCC对该电台提出警告，而该电台则宣称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事越闹越大，最后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那里。1978年，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作出裁决：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FCC有权对早六点到晚十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下流内容”进行限制。虽然这是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背道而驰的，但是法庭判决说：“广电节目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渗透性，那些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不仅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私人家庭中触及公民，而在私人场所，个人不被骚扰的权利应当大于那些侵入者的言论自由权”。

这就是著名“FCC对太平洋基金电台”案，该案为广播电视台的内容制定了一个模糊的审查标准：“按当时社区标准衡量来看、与性和排泄有关的、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姑且称其为“下流与否标准”，其法理基础为“广播电视对私人空间独特的渗透性”。直到今天，美国广播电视里的“beep”、人体敏感部位的马赛克、以及一些色情节目和广告只有在有线电视或者深夜时段才能播出等现象，都与该判例有关。

如果说这个判决还只是试图保护未成年人“不被冒犯”，FCC和一些广电公司网络联手推出的“家庭收看时段”，则和我们中国广电总局的“主旋律”心态有点异曲同工了。

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许多人对遍布电视的暴力、色情节目已经牢骚满腹了，74年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她的朋友们给强奸了，而她的朋友们强奸她，据说是想“模仿电视里的镜头”。这事激起了强烈民愤，国会做出反应，敦促FCC加强管理。FCC则开始给各大广电公司“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将每晚8至9点的“黄金时段”定为没有任何暴力、色情内容的“家庭收看时段”，以宣扬“主旋律”。

可惜，虽然一部分美国人对于“主旋律”情有独衷，另一部分人则“吾爱主旋律，吾更爱自由”。拿“家庭收看时段”来说，1975年才开始实施，1977年就被法官弗古森宣判无效――他甚至都没有援引第一修正案，只是指出该行政命令在程序上的漏洞：FCC私下里给三大广电公司“做工作”，没有经过广泛的公众听证和合理的立法程序。

便是对“下流与否标准”，也是民怨不断。很多人攻击它侵犯言论自由，剥夺公众选择的权利，认为广播电视“独特的渗透性”根本经不起深入的推敲，用同样的法理甚至可以为报刊书籍方面“危险的审查制度”辩护。同时，时不时就有电视台或者电台将FCC告上法庭。1994年“FCC对特纳”的案例中，法官判决“下流与否标准”不适用有线电视。1996年，国会通过“通讯分寸法”，试图限制网络上的下流语言，但是1997年“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对里诺”的判例中，法官认定“独特渗透性”的法理基础不适于网络世界，从而宣判“通讯分寸法”违宪。

FCC当然不甘心于节节败退――毕竟，它左边是那些要求更大自由的公众，右边则是那些抱怨电视内容太糜烂的公众。比如，03年一年FCC就受到观众投诉24万起。FCC通过罚款等手段，不断打击那些“下流”的节目：比如美国著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Howard Stern，就因不能“忌口”而被多次罚款。2004年珍妮·杰克逊在一次全国转播演出中的“露乳头”事件激起了公愤，FCC对转播该节目的CBS电台开了55万元的罚单，并借助民意乘胜追击，加大对广播电视的“监管力度”。2006年6月布什签署“通讯分寸实施法”，为强化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审查权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持。

目前只能说FCC和“言论彻底自由”派在这场“审查持久战”中各有胜负――FCC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守住了“下流内容审查”的底线；“言论彻底自由派”虽然无法彻底推翻“审查”，但将审查抵制在一个最小化的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美国的FCC则是“有点急”，区别在哪呢？首先，在程序上，与中国广电总局“一句话定乾坤”不同，美国的“广电总局”在审查制度上要有行政听证程序，立法部门批准，可以被司法部门推翻，而且FCC自己被电台、电视台推上被告席也是家常便饭。第二，在内容上，FCC的“下流与否标准”遵循最小化原则――无非是生殖器及其相关活动受到屏蔽而已，而从广电总局的各类禁令来看，它几乎遵循了一个“下流标准最大化”的做法――连涉案片、方言片、境外动画片这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下流”在哪的节目也遭到了限制；第三，FCC的每一次审查强化，都与某些“民愤很大”的广电节目内容有关，就是说，它往往是被动地对社会呼声做出反应，而广电总局则往往是“先天下之急而急”。其实，虽然“先天之之急而急”是好事，不过“无天下之急而急”，甚至“逆天下之乐而急”，是不是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呢？

敢飞

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时，《南方人物周刊》约我“从女性从政的角度写一下”，于是写了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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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想，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感到孤独。

她的名字总是和“唯一”、“第一”联系在一起。卫斯里大学第一位被邀请做毕业演说的学生、罗斯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唯一有自己的成功事业的总统夫人，唯一在丈夫卸任后谋求公职的第一夫人……现在，随着她07年1月20号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民意调查显示她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遥遥领先，她还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人们说，高处不胜寒。当这个总是微微扬着脸、抿着嘴、微笑都显得冷竣的女人以那些“唯一”、“第一”的身份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政治对手、媒体的冷嘲热讽时，是否会有某些片刻，希望自己可以象其他的女人那样，将幸福仅仅诠释为温馨的餐桌前，看自己的丈夫、孩子热火朝天地吃自己做的晚餐？

也许。

但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希拉里。那个铁女人。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光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独。几千年的男权文化都在说，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性感的，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可爱的，追求成功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

但是这一切正在改变。

希拉里参选总统，佩罗西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以及莱斯担任国务卿，使人们开始惊觉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怎么一夜之间美国政坛上出现这么多女性的面孔？

不，不是一夜之间。这些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8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开花结果。100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1920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年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60到80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70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比较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在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偏激行为，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性自身，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

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最充分地体现在电影《斯代普佛德的家庭主妇们》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小镇斯代普佛德，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美轮美奂、温柔贤惠，只关心丈夫孩子、健身美容和烹饪园艺，最后的真相却是，所有这些“完美女性”其实都是机器人而已。该片虽然是个科幻片，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不能不说《斯》其实是科幻形式下的写实主义作品。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小说《怕飞》，也是表现女性的性别角色焦虑。而女权主义者格利尔的作品《女太监》，则攻击西方那种“郊区家庭主妇”的形象摧毁女性的能量，将生机勃勃的女性阉割成了温顺无力的“女太监”。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

希拉里、佩罗西、莱斯是其中一些。

事实上，在女性参政方面，美国并不是一个楷模国家，女性在国会和州长中都只占15％左右，女性参政率全球排名仅为60。但是，从制度性歧视的消失，到女性能力的增长，到角色心态的转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只能循序渐进。

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31％。在2004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 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主管，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任参议员期间，虽然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付出了一如既往的努力。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女人应当影响政治，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男性化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敏感与同情心。

等蚊米回来

蚊米回国的时候拎了两个大箱子。其中一个大箱子里装满了给我家买的东西，另一个箱子里装满了给他家买的东西。他自己，除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什么都没带。牙膏牙刷都没有带，外套就身上那一件。

箱子据说是他临走前从Macy’s买的――他自己连个像样的箱子都没有。蚊米是我见过的最缺乏占有欲的人，对东西，对人，都是如此。就是他已经占有的很少的东西，每一样他都可以不要。我看他家衣服堆在桌子上，说买几个盒子装一下吧，他说不要。我看见他连床单床罩都只有一套，要换的时候就是当天洗当天换所以我说我拿一套给你吧，他说不要。我给他买的鞋，一年了他都不拆封，桌子底下放着。

他只需要一双鞋，不到穿破他就不需要第二双，蚊米就是这个样子。

建筑、音乐，都有极简主义的风格，做人其实也是。蚊米就是一个极简主义的人。

蚊米在我家的时候，谁让他喝酒他都喝。别人说你那杯不满啊，他就说“那加满”。别人说红的不行，来白的，他就说“那就来白的”。别人说要不我们喝三杯？他就说：“那就来三杯。”

其实他只有一瓶啤酒的酒量，还是美国那种袖珍瓶。

结果每餐下来，他都喝多。不是那种普通的上脸，而是过敏。脸一块白一块红，眼珠变紫，非常可怕，我简直担心他随时会暴毙。

可是如果你跟他这样说，他就会说：暴毙就暴毙呗，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是蚊米的口头禅。第一次滑雪就敢上黑道，两年没开车就敢直接上高速，考CFA临时抱佛脚学七天，给任何人写信从来不超过三行字，头上理着全世界最土的头型，身上穿着全市最便宜的T恤，在商场里给我买最贵的包，你要是让他解释这一切时，他就说，那无所谓的。

钱，物质，形象，CFA，生命，都是可以不要的。

因为喝酒公关做得好，竟然眼睁睁的就在我家赢得了好评如潮。大家说他酒量不行酒风不错，进而说这个人性格爽快率真，我爸甚至用了一个很文艺的词：“透明”。

这个人很透明，我爸说。

蚊米其实很倔，平时在朋友圈子里，他要不想喝酒，谁也劝不动。在我家如此，全是哄我开心。

也就是我，还是有所谓的。

虽然有一次他跟我说，别人都说不能找文学女青年啊。

我笑。佛家说，人与人之间关系无非是欠债还债。该着你欠我，不能因为我是文学女青年，就不还啊。

再说了，还不知道丫上辈子给我下了什么毒手呢。

我回美国，他回南方。到美国当晚，他打个电话过来，问“那谁接着你了吗？接着了?那就好。”

那谁是他的朋友，有车，所以他让他来接我。往年，每次我回纽约，无论我俩是朋友、男女朋友、前男女朋友（此三种角色过去n年不断循环），他都去机场接我，今年不在，就让那谁去接我。

走的时候也都要送，打车送我去，自己坐地铁回来。

现在我在纽约，蚊米还在中国。我在波士顿还有一个会议要组织，应该赶紧回去。但是我决定暂时不走，因为我要等蚊米回来。我想站在机场的出口，就象他每年都站在机场出口等我一样，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跳出那一个身影。

然后他问：你怎么还没走啊？

然后我说：因为我要等你回来。

英美差异

人人都说英国和美国非常不同。英国人美国人都愿意宣传、炫耀这种不同，就像两个孪生姐妹生怕被人说成个性雷同一样。昨天一个英国朋友问我，体会出什么不同吗？我开玩笑说，看不出来啊，唯一的不同就是英国好多星巴克都有地下室。

真正的不同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体会出来，最直观的不同倒是观察到一些。

首先，英国的东西很贵。非常贵。离谱地贵。丧尽天良地贵。

来英国前，一个波士顿的朋友说，伦敦的物价是波士顿的两倍，我还当是夸张，到了伦敦和剑桥之后，才知道这话还真是八九不离十。至少在餐馆消费上是如此。

我在英国一家普通的中餐馆点一个香干肉丝，外加一碗米饭和一杯热茶水，最后结帐的时候，是17块38英镑，换算成人民币大约300元人民币，而且菜的分量，象我这样一个“小鸡肚肠”，也就刚刚吃饱。

300元人民币，折算成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够他妈吃6盆。如果折算成中国同样水准同样分量的香干肉丝，怎么也够吃20盘。

其次当然是那个让很多人大惊小怪的英国口音。我始终不明白的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为什么都特diao英国口音。动不动就拿个“正宗牛津英语”来吓唬人，要我说这说法并不比“正宗铁岭东北话”更有杀伤力，不都是个方言吗，只不过英国人当年又是枪炮又是鸦片的，愣是把这个土鳖方言整成了世界语言。

很多人喜欢英国英语，潜意识里大约是因为它与“皇家”、“贵族”、“古典”这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我反感它，同样是因为这些原因。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英国英语，就是因为它的听觉效果，但是就是这听觉效果，我听得也很“咯硬”。英国人咬字重，元音饱满，腔调起伏大，感觉象探戈，步步踩实，而且动作幅度很大。一个播音员说英国英语，我还能接受，但是街头一个要饭的、或者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说英式英语，就让我觉得特别别扭，替他们累。如果说英式英语是礼服，美式英语则是T恤，明显“懒”很多，咬字轻、元音弱，起伏小，不象探戈那么硬，最多也就是个快三慢三什么的，还是借着跳舞的名义抱在一起乱走的那种。我这人懒，而且对一切能让人联想到“庄严”的东西都有隔阂感，所以美式英语这种“没文化的英语”更对我的胃口。

在英国能让我联想到“庄严”的，还不仅仅是英式英语。剑桥就是一个充满“庄严感”的地方。就说那些建筑，比如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国王学院这几个最大的学院，都是在那一蹲4、5百年的教堂式建筑，个个都庄严肃穆，带着一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严厉表情，让我这么一个在江西小县城长大的孩子害怕。此外，这些学院里还保留着一些非常“庄严”的仪式，比如，在学院餐厅吃晚饭，大家都得穿黑袍子，老师坐“high table”，学生坐low table，老师进去吃饭的时候，学生们要集体起立，然后某个人几里呱啦说一番拉丁语（经打听，大意是：有饭吃，真是太好了），才开始吃饭。

坐在那个昏暗高大的教堂式餐厅里，环顾满眼的黑袍子，说实话，我很真挺想念纽约街头那些摆到路边的露天小餐桌的。此外，我还想念很多美国人不管生人熟人见人就傻笑的优良传统，美国小杂货店里那些动不动喊你baby、sweetie的老大爷老大妈，那些见你的裙子稍短一点就无情赞美你的街头黑人待业青年们。

今天坐在星巴克里敲电脑，打了一个喷嚏。打完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仔细一想，原来是没有人说“bless you”。

然后就有点失落，Bless you呢？我举目四望，不禁悲从中来。英国就是英国，美国就是美国。过去近7年，我生活在大洋彼岸那个遭受全世界民族主义愤青深深仇恨的国家里。7年来，在那个国家，我在公共场所每打一个喷嚏，都有人说：“bless you”。

乱

You know what’s my favorite view in the college? There--, 胖胖的数学家领着我往前走，然后指着一大片草坪说，see the flowers there? How lovely, right? When the spring comes, it’s even more beautiful…

就在那个片刻，我突然听见心里有个声音：What am I doing here?

然后那个声音就不肯消失，每过一小会儿就冷不丁冒出来一下。

我承认，我串不起来了。10天前在石家庄，6天前在北京，4天前在纽约，然后现在，在剑桥。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累。

在石家庄，亲戚说：如果你将来回国，应该想办法去团中央，团中央最好，升得最快！

在北京，对面的老罗在对面的三表的感召下，声情并茂地对土摩托说：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在纽约，餐馆里撞见一个熟人，他说：“啊，你要去剑桥教书？好啊，以后回国弄个长江学者，随随便便就是百把来万……

在剑桥，胖胖的数学家指着远处的草坪说：看见那边的花吗？很漂亮，对不对？春天到来的时候，就更漂亮了……

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好累。

一个非常非常“体制内”的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女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甘作冷板凳的“学者”，我就是职业演员，也难以在10天里胜任这么多角色。

我觉得自己象一个力不从心的交通指挥，站在马路中间，面前的车辆堵作一团，都在按喇叭，都在抢路，都在骂娘。

然后有一个片刻，也就是现在，交通指挥非常非常想尖叫，想蹲在地上，闭上眼睛，捂上耳朵，使劲全身力气，把周围的世界都震碎。

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在剑桥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有厌倦吗？

没有，不会，他说，it’s a lovely town, isn’t it？

当然，我说。

怎么会呢？怎么能不厌倦呢？在博物馆里，你能站在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前站20分钟吗？那么你怎么能一站20年呢？

在另一个college里，college 财务会计，一个非常活泼的英国女孩，领着我穿过学院的草坪，小路边的两排树搭出一个拱形的天庭，阳光亮得象刀。小姑娘叽叽喳喳，说：what a beautiful day!

Yes, it’s really beautiful。

But I don’t care。

How can I not care?

我希望我能够更懂得“感恩”。这里是剑桥。这里的草从不枯萎，这里的空气非常透明，这里每一块砖头都很有文化的样子，静静的康河上鸭子们在嬉戏，蓝蓝的天空中漂浮着朵朵白云，古老的教堂式建筑夹着牛顿走过的青石板路，如果来往的人群人人都给装上一对翅膀，简直就是挂牌的天堂了。

But I don’t care。

其实我也很想问我妈，问国内的记者朋友律师朋友老师朋友，问我那些在纽约的写字楼上班的朋友，就像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就不厌倦吗？

可是厌倦是什么下场？看看我，为了逃避厌倦，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角色来回奔波，然后眼看着角色的交通堵塞只想蹲在地上尖叫。

小昭说：等你一切“归零”之后，就去拍个电影什么的吧。

归零，多好的提法啊。

很早很早以前，L跟我说，她的理想就是挣很多很多钱，然后一夜之间把它们输光。

谁都想归零，但不是零的那个零，是从一到零的那个零，得有那个弧度，得有那个转身，得有“踹”那个动作。

可是，真的回得去吗？

想到这一点，我只觉得悲伤。

数学家问我，你一个星期飞三个国家，现在时差肯定很混乱吧。我说是，一觉醒来都不知道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而且很可能，它们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