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澄清

我发现很多网友都以为我已经在英国剑桥了，纷纷要求我跟我去剑河边谈心、送我英国帅哥、跟我合作去抢伦敦银行什么的，澄清一下啊，我现在还在米国，9月才去剑桥。

回音：

还在米国……还在米国……还在米国……

9月才去……9月才去……9月才去……

－－－－－－－－－－象四一一样忧郁的分割线－－－－－－－－－

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

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金正日呢？

悲哀啊。

我只好又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夏天

两个星期前走在街上还冻得瑟瑟发抖呢，转眼就是春夏之交了。

憋坏的绿芽和鲜花一夜之间就炸开了，阳光汹涌澎湃，大街上好多女孩都穿着袒胸露背的裙子，让人觉得生活无限美好，万事具备，只欠一个老公两个儿子一条狗。

地铁开过查尔斯河的时候，看见好多小帆船。水特别蓝，让人想死在其中。

路过中央广场的时候，有人在拍电影，我走过去回头看，有一个工作人员就使劲摆手：Don’t look back! Don’t look back! 然后我就真的憋着一直不回头，连过马路都不偏头，真心的想做一个好的群众演员。

掐指一算，竟然在哈佛没几天可呆了。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坐在房间的地上自己动手组装床头柜呢。

那时候还不认识Alan和peng，没有便车可搭，打车来回Ikea。那天从Ikea出来的时候，推着一车的东西，等叫好的出租车，等了好久，天都黑了。坐在Ikea门口的栏杆上，看人们来来往往，那是来美国七年“异国他乡”感最强的一刻。

这大半年过得不好，我是说，不充分。还没去河边跑步滑冰呢，还没去brattle square的那个著名剧院看过话剧呢，还没进城听过一次live music呢，还没发掘出boston最好的甜点店在哪儿呢。却要“咔嚓”，走了。

多么不负责任啊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都视而不见，她还凭什么说自己热爱生活呢？

忙于生计，却来不及生活。如果一辈子就像这9个月这样过去，这真叫人伤感。

为什么要“如果”呢？事实已经如此，未来如此缺乏新意，简直可以直接用上过去式。

当然我认识了一堆新朋友，重新混熟了一帮老朋友，这是唯一安慰人心的地方。我很喜欢哈佛MIT这帮新老朋友，都是老实孩子，思想清新，恰到好处地不谙世事，混进哈佛MIT，真的不是他们的错。

决定：多晒太阳，多去河边，多呼朋唤友，多跑步，深呼吸，穿裙子，野餐，对得起这个夏天。

I miss you.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纷纷来信，告诉我“知己并不是对所有问题意见一致的人”。

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穷尽30年的思考，都没有想到呢？真是醍醐灌顶啊。我一直以为我的知己必须也象我一样认为“刘烨比陈坤英俊”、“做水煮鱼重要的是麻而不是辣”、“脚趾甲必须两周剪一次而手指甲必须一周剪一次”、“只用雕牌洗衣皂”呢。我真是太受教育了。

为什么总有人认为别人非常蠢然后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别人的机会呢？

“逻辑纠察队”的耐心帮助，使我在“知己”问题上改正了错误观念，深深地意识到：

1．知己并不是对所有问题意见一致的人。
2．知己就是那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而且只需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跟你立场接近的人。
3．知己其实是个“度”的问题而不是“是”与“否”的问题。

不就是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废话么，呵呵。

从今天起，我决定放宽“知己”标准，将以前繁琐的条文精简为以下粗放式的三条：

1．厌恶毛太祖。
2．热爱崔健。
3．有李连杰那样的豪宅。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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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也就是刚说完这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然后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当时我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谁敢买啊？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何广告没有用，厂家会傻到去做广告吗？据统计，美国药厂2005年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8亿美元，加上针对医生的70亿广告费，可见美国医药广告行业烧钱的火势之猛。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有统计表明，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1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4.25美元。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呢？暗示性的吹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电视画面显示，一个病人在服药之前愁眉苦脸，在服药之后却欢声笑语，暗示该药翻天复地的效果。不过，“吹”亦有道。按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做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中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个印刷品或者资料册；提及向医生咨询。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后果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栽了一个跟头。这个公司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药Vioxx并且猛做广告，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25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这个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作出声明。接下来是什么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从06年4月一个77岁的老人起诉默克，声称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了450万美元的赔偿以来，默克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07年3月另一个消费者的胜诉创造了破纪录的赔偿额：一个爱达和的邮局工人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2700万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然任重道远：还有28000个Vioxx官司要一个一个打呢。

这点事在中国，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和法官一餐饭或者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医药公司会在06年放弃研制一项降胆固醇新药了――虽然已经投入了8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扔掉那8亿，也不能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逃。

这样重大的商业事故，导致的不仅仅是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机。Vioxx出事以后，就有议员05年提案“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个新药必须在试用三年之后才能开始面向消费者作广告。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张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物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可以宣传它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自己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被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而且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律还规定，不仅仅是产商，而且“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判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批判，据说一个老头还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呢？中国的法律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这个老头儿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不过，虽然这事郭德纲有点责任，但主要肯定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警察不抓小偷，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们不要滥作广告，不如劝国家药检机构强化管理，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作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几个老照片

刚才闲来无事，翻自己的影册，翻到一个老照片文件夹，啊，无限往事，涌上心头。
第一张照片是我外婆中年的时候。
毫无疑问
我的外婆
是天下最美的外婆

第二张是我妈。
我妈年轻的时候多美啊，简直是罄竹难书。县城里有多少男青年为她打架、撞电线杆、茶饭不思、仰天长啸、出家、跳楼、卖肾、走上文学男青年的不归路……可惜啊，她偏偏嫁给了我爸，而我又偏偏长得象我爸。身材、长相、头发，一样便宜也没贪着我妈的，以至于她多年来一直怀着愧疚的心情对我说，其实，你长得还是挺耐看的……

最后一张我是我和我哥童年的时候。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老笑得那么灿烂吧？人家7岁小女孩寄存我这的，哪能给人弄丢了。
我哥，长得象我妈，帅哥一坨，还是清华才子，从小以其英俊、数学好、乖，给我的成长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现在他儿子瓜瓜看上去都快象照片上的他了。

知错就改

郑重为《所谓“秘诀”》一文中的一个数据错误而向读者道歉。

在原文中，我说2004年“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这是错误的，因为100亿元仅仅是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主体是县级政府，所以如果把各级政府农村教育投入加起来，应该是1326亿元。我当时阅读材料的时候粗枝大叶，没有注意到“中央”二字，今天因为阅读一篇关于教育投入的文章，意识到这个错误，所以特此上来更正并道歉。

当然，原文的基本观点不会因此改变，就是1326亿，还是不到全国公款吃喝费的一半，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有一次小昭对我说了一句很肉麻的话，她说她觉得我就是另一个她。

这么肉麻的话她怎么说的出来，这可是写社论写得铿锵写随笔写得飘忽的刘天昭啊。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很多我觉得知己的人，了解得足够多，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有些地方”很不一样。比如，我觉得跟老罗挺知己的，但是我们为“和菜头风波”吵过架。我觉得我跟闹同学挺知己的，结果我们为“一人一票制”辩论过两个小时。我觉得王老板挺知己的，结果为校园枪击案，我们顶上了。我觉得跟老摇挺知己的，结果我们为“潘神的迷宫”也发生严重分歧。跟蚊米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分别为以下问题发生过斗殴：美国会不会打伊朗；石油为什么涨价；毛泽东是不是个混蛋……多少次，吵得我恨不得把他给崩了，然后顺便崩了他周围31个人。

我跟恩华、曦影、家明、倩薇、露露、遥遥不是知己，我们是闺蜜。闺蜜不需要知己。闺蜜不分是非，只分敌我。你说收拾谁吧，上！然后但见地上白骨一片。闺蜜就是这么省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重大问题上跟小昭发生过歧见，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虽然她爱看韩剧我不爱看，但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我偷偷觉得她其实也不是真爱看就是喜欢看韩剧时智力失重的状态而已。

她太累了。做另一个我，多累啊。

如果可能，我真想把她体内那个“我”给拽出来，让小昭从此成为李红王丽或者张东梅。

我跟小昭聊天，那才叫累呢。整个一个自我分析的漩涡，不停地往下坠。见过晕车晕船的，见过晕对话的吗？那就是我和亲爱的小昭在一起。

但那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还不够了解呢？

2000年的冬天，前男友到纽约来看我，我们去参观自由女神像。那天冷得要命，我穿着一个肥嘟嘟的粉色棉袄，他穿着一个肥嘟嘟的黑色棉袄。我们排漫长的队，冻得直抽抽。可是，不知道谁发起的话题，我们突然为邓小平吵了起来，越吵越大声，越吵越愤怒，吵得都忘了冷，都忘了我们半年没见了，都忘了自由女神高高在上的仁慈的眼神。

后来他跟我说那天他特别伤心。他远隔万里来看我，而我对他这样无情。他说他当时恨不得一转身就走了。

而我也特别委屈，因为发现我们不是知己。

那么冷的天，那么长的队，站在自由女神像下，他那么远地跑来，24岁的粉棉袄和25岁的黑棉袄，而我们不是知己。

我喜欢《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那首歌，尤其喜欢里面那句“没有人比我更懂你”。年少的时候，我总幻想着有人能够能够对我说，“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想象我们生活在文革，我想象整个世界来揪斗我们，我想象我们能够彼此看上一眼，然后对着黑压压的血淋淋的整个世界说：我呸。

她们在乎礼物、在乎电话，在乎每一个纪念日，这些我都不在乎。我的要求多么卑微啊，我的要求多么贪婪啊，我要的是一个知己。

愤青们辛苦了

就校园枪击案事件参观了几个论坛，发现爱国愤青非常辛苦，渡过了一波三折的一天。

不知谁动的手时，窃喜。
以为是中国人动的手时，恼羞。
发现是韩国人动的手并且背后看不出任何政治动机时，失语。

爱国愤青的基本特点是，脱离了仇恨，他就丧失了思维的乐趣和感知的能力。丫永远也学不会从一个人的角度，也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孩子……角度去看待问题，丫太高瞻远瞩了，整天忙于搓揉国家、民族、人民、阶级等等词汇，就象搓揉一堆丰乳肥臀。任何事情，如果不是“万恶美国”的证据，就不是事情。任何人渣，只要打出反美的旗号，就是英雄。他们多么希望该校园枪击案是一个微型的911啊，多么希望枪手打出“反美帝”的旗号啊，这样他们又获得一次免费搓揉丰乳肥臀的机会，又可以缩在电脑前动动鼠标就获得一种拯救全世界的悲壮感了，哪怕枪手曾经象马加爵那样受到过同学们的欺负也好啊，至少可以做做美帝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文章，可是，可是，竟然就是一个反社会的韩国小屁孩，也挖不出什么政治根源，就象大放一场鞭炮之后，竟然拣不到几个没放干净的爆竹，多么扫兴。

拳头都举起来了，肾上腺素都窜上去了，就是没口号可喊，憋死丫去。

上周在纽约

1．名人

纽约搞一个什么中国电影节，来了一帮诗人、导演。由于纽约华人出没的地方也就那些，竟然让我碰见好些。

跟曦影在电影院的门厅聊天，看到一个小矮个钻进男厕所，贾樟柯。
跟蚊米进哥大对门的一家中餐馆吃饭，路过两个边吃边聊的人，北岛和导演李扬。
跟恩华等一行人去哥大附近的咖啡馆小坐，旁桌是西川、翟永明、欧阳江河等。
跟曦影在downtown一家中餐馆吃饭，旁桌一中年妇女疑似王安忆。

一辈子好像也没见到这么多名人，不过俺好像也不fan其中哪个，所以也没有呈现出应有的欢呼雀跃状。只有见到贾樟柯的时候，有那么一秒钟，想着是不是应该把人堵在男厕所门口，跟人打个招呼什么的，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算了。这个“国际著名导演”，说到底就是个山西县城青年而已，而且只有作为一个山西县城青年的贾樟柯，才是有价值的、可爱的。

2．大雨

离开江西老家后，就没有见过这么经久不息的大雨。看完之后回去的路上，地铁都给雨水给冲坏了，不得不步行20分钟回家。那雨大的，先是鞋湿了，然后是裤脚湿了，然后是整个裤管都湿了，贴在腿上，然后感觉鞋里灌满了水，走起路来嘎吱嘎吱。

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前面走着一个中年男子。黑风衣，背着双肩包，左手举着一把黑伞，右手抱着一个中提琴模样的乐器，非常艰难地前进。

拐到Claremont Street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车，就自己踩着灌水的鞋子，嘎吱嘎吱。抬头看见路灯下大雨斜着砸，砸到地上还站不稳，随着大风翻跟斗。突然觉得很快乐，想停下来不走了，想钻进一滴雨珠里去，仿佛自己的童年就藏在那里。

3．Lives of Others

在政治电影几乎被左翼垄断的时代，终于有一个反映共产主义体制之黑暗的电影了，而且是一个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不错的电影（就是前半部分有些拖沓）。说实话，我一直很奇怪，虽然麦卡锡主义、越战等等值得批判，但是就它们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而言，对这一伤害的艺术表现是相对充分的.相比之下，对那个更黑暗，更专制、更残暴的庞然大物，却一直缺乏相应的艺术表现。如果说中国这样的地方是政治条件所限，东欧改制也这么多年了，也不见东欧或者前苏联拿出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那几十年的历史，仿佛雨水冲刷过的血迹，似乎已经了无痕迹了。

其实也不奇怪。艺术家习惯于批判自己的政府，而艺术家拍电影需要钱，需要市场，需要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这一点，只有几个欧美国家做得到，东欧、前苏联还得且等几十年。这就造成了那种艺术和现实不成比例地对应的局面。可以说，集体记忆的制造，不仅仅是个政治学的问题，而且是个经济学的问题。

Lives of Others是一个开端。它出现在前共阵营中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德，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这部电影真正令我感动的，并不是它的政治含义，而是那个超越一切政治环境的“救赎”主题。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丑陋，人类总有一点点光芒，那个光芒，就是一个人想变成一个好人的愿望。那种善的愿望，那种用行善来洗清污秽和罪孽的愿望，比任何“阶级情感”、“意识形态”、“政治理念”都要顽强和永恒。从这一点来说，这个电影和小说《Kite Runner》，《罪与罚》，《复活》，《悲惨世界》殊途同归。

电影里有不少精彩对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结尾处男主角之一对那个前领导人说的话：Think people like you ever ruled a country！

“想想看，像你这样的人曾经统治过一个国家。”

所谓“秘诀”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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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瞭望》报道说，中国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可以什么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大家都熟悉的陈水扁案和马英九案，我就不多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染目睹的几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阿伦·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我们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绝对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相关费用。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并主动给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明知故犯地利用职位，为自己和妻子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阶段，州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的，一个星期之间，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罪名不明朗，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当他的案子正式进入法庭程序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发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05年7月的一天，宾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第二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相比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车填旅游，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侈消费的情况下，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利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耽耽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等等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刃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前一段我写过一篇“耳朵上的记号”，阐述美国07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其目的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地方主义化的拨款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这同样是“预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团体，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听听它的一些报告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辎珠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爱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点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或者有这个嫌疑，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50美元。又比如，06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跟左派对话

昨天开某学术会议，会后大家一起吃饭，碰巧坐在一堆左派中间，对面两个美式左派，左右三个中式左派（都是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吧。

可想而知，我在当晚的吃饭过程中身陷重围。两个美式左派里面有一个没怎么参与辩论，有一个一半时候在跟我辩论，一半时候在跟新左派辩论。我的主战场是身边几个中国新左派，尤其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以下引用言论基本是和这几位中国新左派的对话。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以寡敌众，但是越辩越乐，心情大好，新左的头脑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浆糊，思维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混乱，0乘以3还是等于0，我作为一个铁杆自由主义者，怎么能不为“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斗争形势而欣慰呢？

经过多年和新左的交手，我发现新左的说话方式其实非常有规律可循，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高屋建瓴，气势恢弘：

例句：“四百年来的现代社会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而且是越来越糟”。“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崩溃？因为它把危机都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的不发展”（这样通顺的句子是我给整理出来的中心思想，伊没说这么通顺）。

左派热爱这种宏大叙事，就像那什么改不了吃那什么。当左派总是在忙于炮制各种原子弹似的宏大论断时，扫兴的右派总是特别关心定义、论据、逻辑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每次听到上面这种振聋发聩的言论时，我都会特别想问：请明确你说的“灾难”的标准，请论证一下为什么“越来越”，为什么一些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另一些国家的不发展你这个零和博弈的前提从何而来，你又怎么解释中国、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崛起，你有什么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你又如何论证这个下降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当然，他们总是不等你把一个宏大论断里的细节问题探究清楚就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宏大判断。从判断到更大的判断，到满天飞舞的判断，到波涛汹涌的判断，基本就是左派保持精神上high的秘诀，可惜对我来说没有定义、数据、逻辑的判断不过是塑料原子弹，比早市上的烂白菜还廉价。

2．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对话片断一：

伊：马克思所畅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美好的，上午打渔，下午写诗……
我：这个理想的确听上去挺美好的，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提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一个人人上午打渔下午写诗的社会，是不可能或者非常难发明出电脑、手机、抗癌药、心脏搭桥技术的……（顺便说一下，此处我不过是偷用了斯密《国富论》里最基本的思想而已）
伊：手机、电脑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
我：您用手机、电脑吗？
伊：…………

对话片断二：

伊：美国一个国家用了世界上XX%的资源，如果全世界人都维持这种生活水准，200个地球都不够。
我：这个我同意，我也同意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过度发展”、“过度消费”的问题。
伊：所以说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就是竭泽而渔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毁灭性的……
我：那您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过这种毁灭性的生活呢？

说实话，关于资源、环保这个问题上，我跟这位左愤意见差别不大，而且我从来不认为珍惜资源、爱护环境这种主张是左派的专利，但是我和跟这位老师的不同在于，当我自己过着这种每天洗热水澡、到处是空调暖气、电器一应俱全的生活、享受着由巨大工业耗能支撑起来的衣食住行时，我破口大骂“美国用了多少多少资源”时会心虚、会为自己是这能源巨大浪费里的一份子而内疚，不象丫这么一边接受资本主义的温柔按摩、一边气吞山河地痛骂资本主义。一个素食主义者大骂肉食主义者如何残忍我是欣赏的，一个肉食主义者闭嘴悄无声息地吃肉我也是尊重的，最恶心的就是那种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骂吃肉如何不道德的德性。

3．双重标准，自相矛盾：

对话片断（说到中国的解放，有人提起一个老太太，如何在解放前穿不起裤子，而解放以后有饭吃了所以特别感谢共产党……）

我：为什么要感谢共产党呢？政府是民众养活的，政府为社会服务是天经地义，中国人动不动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上面“赐予”的，就要感恩戴德，把自己的权利当作别人的恩赐。
伊：但是有很多政府根本做不到这种服务。
我：做不到公共服务的政府你可以骂它，但是做得到这些服务的，你没有必要感谢它。
伊：那不能这么说……
我：那你觉得你应该对美国政府感恩戴德吗？要说公共服务，美国政府比中国可比中国强多了，你孩子可以免费上公立学校，福利保险比中国好多了……
伊：……（思想斗争状）

也是，让左派愤青说感谢美国政府，比咬断自己的舌头还难，但是我琢磨如果你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应该为有裤子穿、有饭吃感谢政府（先不说那大饥荒、没裤子穿没饭吃还逼人感恩戴德的事了），那你应该为自己在美国的小康生活给美国政府磕几个头呢？

4．耍赖：

对话片段：
伊：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你追求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
我：谁给你堵住了？共产主义已经给你机会了，在十好几个国家都给实验了，你自己失败了还怪人家不给你机会？

田径比赛，自己跑步摔倒了就怪人家跑得太快，自己跑一次摔一次，跑十次摔十次，还气势汹汹地跑到那个跑步冠军面前喊：你根本不允许我跑步！你把我的路都给堵住了！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耍赖呢。

5．概念模糊：

对话片断：
伊：左派右派怎么区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
我：等等等等，你别跟我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含糊了，你就说你批判不批判市场经济吧，市场经济这个词含义要明确得多。
伊：（迟疑片刻）我觉得……其实……总得来说……大多时候……左翼对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

说到资本主义就斩钉截铁，说到市场经济就开始支支吾吾。什么叫资本主义？瑞典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如此含糊，以至于俺都不知道它所指何在。左派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一百多年来，已经被丑化成by definition a bad thing了。把一个东西定义成坏的，然后批判它，这样的辩论，太投机取巧了吧。

6．漂着浮着，只谈理念不谈制度

对话片断：
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重重，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必须有一个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
我：你说的这个alternative模式指的是什么？你具体给说说吧，别跟我描绘一番蓝图，然后就是不告诉我怎么到那，你不能光想象一个乌托邦……
伊：为什么不能想象？
我：你可以想象，我就是特别好奇你这个乌托邦的制度特征是什么样的。
伊：想象乌托邦的意义在于批判现实……

说实话，我都同情左派，因为他们总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不去谈论制度，这是他们的瓶颈和死穴。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而是他们不能，因为一旦开始思考制度而不是那些大口号大标语，就会发现社会变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改良，which 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做而且做得比较成功（比如工会制度、福利制度……）；第二，革命，which所谓的“公产主义国家”已经弄得一败涂地。难怪左派自己都避免谈制度，而只谈理念，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热爱“宏大叙事”里面高潮迭起的感觉，另一方面说白了他们就是“困”在那个语言中了，因为他们一旦降到制度的层面谈问题就露馅了。因此每天只能嚷嚷着“保持批判姿态”。那我就奇怪了，非要做一个左派才能批判？秦晖、贺卫方这样的右派不也在批判，不也呼吁关心弱势群体？所以说如果说左派只剩下一个批判的姿态，它其实就什么都不剩了。

而且，新左派中那么多保皇党，公然捍卫专制，连中国工人农民的自由结社权（工会、农会）都反对，这叫什么左派？连言论自由都反对，又怎么保持“批判姿态”？要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坟墓里听到他还有这样的不肖子孙，你说他老人家会不会给气得再死一次？

7．高深莫测、引经据典：

常用句式：
“本雅明说……”
“阿多诺认为……”
“施密特说……”
“黑格尔认为……”

不过，一般伊在说完“某某说”之后，我就听到一片“*^&*%$※^%$#……”，也不知道是我理解力有限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引经据典这事的重要性不在于人家说了什么，而是“黑格尔说”“施密特说”，这才是关键词。其实，既然你要批判现实，就直接从现实出发，“我舅舅说……”“我邻居说……”“我同事说”“我小学同学说……”比“本雅明说”“黑格尔说”有说服力多了。一会儿本雅明一会儿阿多诺，您这到底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说话呢，还是追赶学术的时尚呢？晚上跟恩华通电话时，我就说：左派说话，要么就是用让人听不懂的话来掩盖自己的混乱，而当你能听懂他说什么的时候，你立刻就听出那是一派胡言。

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经典笑话：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吹嘘各自的国家多么自由，美国人说：“我们特别自由，我就是冲到美国总统的面前对他破口大骂也没事。”苏联人：“我们也一样自由啊，我们也可以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却一点事没有！”基本上，中国这些的新左派就是这个做派，他们勇于“批判现实”，“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勇气可嘉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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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yc: 如有得罪，请多包涵。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政见，希望你不要觉得是针对你个人。我死水微澜的生活，好不容易热闹一次，博客记下，备忘。

一个人要象一支队伍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不可遏制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强求”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一本书看了一大半的明史的书看完。
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
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
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2点，跟蚊米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一周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我这人其实一点也不孤僻。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平易近人开朗活泼。有时候，我就是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子集。我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一望无际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也因为一个人思想的先锋性总是通过碰撞来保持的。我担心，我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惊诧于自己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竟然保持了创造力和战斗力，竟然写小说政论论文饱博客而且写得如此饱满热情，我刘瑜又是何等顽强的一株向日葵。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

它还不是气馁，不是得过且过，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样的狗屁歌词，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那天偶然想起我过去几年写的这三个小说，《孤独得象一颗星球》《那么，爱呢》《烟花》，吃惊地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轨迹，从忧伤到怨恨，然后再到绝望。

绝望，就意味着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名字叫“一个人要象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象一支队伍，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现在看来，我也只能面对内心招兵买马了，一个人成为一支队伍。人家一个人象一个军，我象一个营，一个连还不行吗？

当然我的队伍没有他们的那么坚定，肯定有逃兵，经常嚷嚷着要休息，但是，我还在招兵买马呢，还前进呢，还边走边唱南泥湾呢。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上帝给我的顽强和禀赋。它告诉我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教我用虚无、骄傲、愤世嫉俗超越那种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教我用是非感、责任心来超越那点虚无、骄傲、愤世嫉俗。

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简直就是我的亲哥。

因为这幸运，我原谅上帝给我的一切挫折、孤单，原谅他给我的敏感、抑郁和神经质，原谅他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让那么多烂书卖得比我的好，甚至原谅他让我长到105斤，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咦，怎么说到这儿了呢？本来是想谈谈自己克服寂寞的经验的，结果活活写成了一篇自我吹捧的范文，就当是本营长写给士兵们的战斗动员书吧，分析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小城之春

突然就下雪了
明明是四月

明明是四月
一棵树没绿
一株花没开
上帝欠债不还
已经畏罪潜逃

新英格兰的冬天
顽强的老头儿
栽个跟头
爬起来继续
在街上踱步
背着手
撅着胡子
影子那么长

长到让你焦急
然后愤怒
然后气馁
然后在灰蒙蒙的天
光秃秃的树底下
跟着老头儿
若无其事地走

一排排的木板房
推推耸耸挤在路边
仰望满天飞舞的
唐诗宋词
老房子还不够老
新房子又不够新
憔悴的小镇
越深越憔悴
主干道的憔悴里面
藏着小街道的憔悴
小街道的憔悴里面
藏着小房子的憔悴
小房子里的憔悴里面
藏着桦木桌子的憔悴
桦木桌子上放着一张已经
贴好了邮票但是
还没有寄出去的明信片

Dear George
I’ve been back for two weeks now

一个人都没有
满街都是你的脚步声
哒哒哒
哒哒哒
如此清晰
大于远处的警笛
大于你
大于这下雪的小城之春

你说你非常想念加州
虽然你从来没有去过加州
你说你非常想念家乡
但是你已经忘记了家乡

本来只是路过
本来一早就要离开
一觉醒来
洪水已经退去
船被困在原地
船只长成了房屋
房屋又长成了城市
老头儿长成了老头儿
你长成了你

你管得着吗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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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看美国某地方选举的电视辩论，主持人问几个候选人：你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一愣：好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所有人都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对它的回答及争论，实际上构成一部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史。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给自由的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法律的保障；比如，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会认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道德的教化；比如，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控制资源的流动来保证社会的平等。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上的演员，政府则应该仅仅是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更重要的是，政府真的应该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最近美国发生的几件小事，引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06年12月纽约市通过一项法令，限令餐馆08年7月之前停止使用“反式脂肪”烹饪食品。“反式脂肪”是一种氢化了的植物油，口感好而且易于保存。许多人热爱的麦当劳薯条，就是在这种食用油中制作出来的。但是研究表明，这种食用油对心血管不利，会提高食用者患心脏病的机率。所以纽约市议会和政府颁布禁令，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餐馆使用“反式脂肪”的城市。不少地区紧跟其后，也在商议相关立法。

第二件事，是07年2月，德州州长下达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六年级女生都必须注射一种抗HPV疫苗。HPV是一种流传极广的、通过性交传播的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重要原因。默克公司近年研制出了对付HPV病毒的疫苗，去年6月联邦政府认可了该疫苗的效果，并推荐所有11－12岁的女孩注射它。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州开始把注射该疫苗提上立法议程，但是德州州长捷足先登，绕开议会中保守团体的抵抗，直接下达了行政命令。

第三件事，是加州一个女议员莎利·利本最近向加州议会提案，要求立法禁止成人打三岁以下小孩的屁股，否则可能受到罚款甚至坐牢。虽然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立法禁止幼儿园及中小学实行体罚，但如果该法案通过，加州将成为禁止家长打孩子屁股的第一个州。

从道义上看，地方政府在这几件事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好心好意”，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它们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归根结底就是一点：好的行为，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政府力量强制执行？

拿“反式脂肪”禁令来说，如果有些人愿意冒心脏病的危险去换取吃可口食物的乐趣，他是否可以拥有这个自由？“保护公共健康”一说，似乎站不住脚。吃肥肉也对心血管不利，难道要禁止餐馆供应肥肉？冬天的时候只穿T恤容易感冒发烧，难道要禁止冬天穿得太少？长期不运动有害健康，难道要立法规定每个人的运动量？……难怪有人哀叹，这个全式脂肪禁令是“保姆国家”的表现，有“极权主义”的征兆。如果说在公共场合禁烟还有“保护被动吸烟者的权利”这一法理基础，吃“全式脂肪”则完全是自作自受，并没有碍着谁的什么事。

但该法令的支持者又可以说：如果“自作自受”就可以放任自流，那么禁毒、限赌就都不必要了。而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是不存在的，比如，你得了心脏病，如果你使用商业医保，你的医疗保险公司在为你付保费的过程中会潜在地抬高整个社会的保价，如果你使用的是政府保险，实际上由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放任自己的健康恶化，有可能是“自作他受”……这么一说，反式脂肪禁令又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HPV疫苗的政令，面临类似的质疑：防止子宫颈癌固然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是否一定要通过政府强力推广？避孕套的使用也有利于防止性病传播，那么是不是要对避孕套的使用立法呢？有的父母还担心，让十一、二岁的女儿去打这种疫苗，会给她们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她们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性放纵。至于禁止打小孩，有些父母称，3岁以下的小孩，你不可能跟他说清楚道理，偶尔打打屁股，是让他认清是非对错的最有效途径，政府连这个都管，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以上几件事，似乎都是“小是小非”，但归根结底却都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大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主张政府的“道德中立”，但是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任何法律系统都有它的道德前提。即使是“最小政府”，也在或隐或现地承担一个“道德引导”的责任，但是，政府在“从善如流”的过程中，界限在哪里？“为人民服务”和“多管闲事”甚至“极权主义”的边界何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当初划定了一个边界：伤害原则。一个人的道德完善和身体健康，与政府无关，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的伤害，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所以，如果通过密尔的眼睛来审视上面几个案例，他不会觉得它们合乎自由主义，估计他会称之为“狗拿耗子主义”。

Last King of Scotland

刚看电影《Last king of scotland》，觉得很不错，特别上来推荐一下。

我发现我越来越爱看没品的商业电影，不爱看文艺片，主要是现在商业片越拍越好看，文艺片越拍越腻歪。我觉得一个电影吧，不管什么题材，什么类型，总得有一条，就是你看的时候不打瞌睡，不象中学上课的时候那样老看表，伸长脖子等下课铃。这是及格线，上了及格线，才能说好不好，好在哪。

当然也有受虐心态的人会觉得：不好看的电影也是好电影，甚至越是不好看的电影越是好电影。好多人对学术书、小说的态度都是这样。我觉得，这都是智力上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态度，我体谅他。

上次看梅尔·吉布森导的《Apocolypto》，也觉得很不错。结果每次提起，都遭到嘲笑。有人说，吉布森很反动的，大右派，反犹，他的片子你也看。靠，反犹言论人家已经道了无数次歉了，而“反动”在我这里，是褒义词。特烦好莱坞那帮唧唧歪歪看着特有个性其实特谄媚大众的左派，比如George Clooney。

Tim Robbins我还是喜欢的，谁让他演过肖申克的救赎呢。

而且别看《Last king》和《Apocolypto》这样的商业片，真要思考里面的深意，好深一口井呢。不象《Good night good luck》这样的片子，中心思想都写George Clooney脑门上，就等着观众在那边看边想：我真受教育，我太他妈受教育了。

说实话，我觉得拍好商业片比拍好文艺片难多了。文艺片吧，找几个眉头紧锁的人，老不说话，镜头定格在茶壶烧水上，或者主角毫无征兆地哭起来上，按闹同学的说法，再加上少年洗澡的镜头，就差不多了。商业片多难啊，技术处理上要讲究高精尖，想象力上要不断推陈出新，新奇的同时还得合情合理，不能把人当风筝拽着跑，不能把A号的胸愣是挤成D号的胸搞波涛胸涌，挑战大多了。

《Last king of scotland》里面的音乐，还有剪辑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两个男主角的表演也令人难忘。从形式上而言，感觉这电影各个要素就像小齿轮们分别转动，但最后都卡一块儿了，非常妥帖。

这个故事好多地方都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都是革命浪漫主义者跑到第三世界去拯救世界结果成了政治绞肉机上的一个螺丝钉的故事，不过这个Nicolas在《Last King》中是个虚构人物，而跑到中国革命来献身的Rittenberg是个真实人物。众所周知，现实永远比虚构更有有想象力，更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电影的导演，肯定是那种时尚的分寸感特别好的人，有点爱冒险，但又不走太远。他家里若是挂一幅画，应该不是毕加索，而是O’Keeffe那样的，刺激中保持平衡。查了一下，叫Kevin McDonald，是个帅哥。

周其仁：医改评论系列

周其仁是国内少数几个我欣赏的学者之一，问题意识敏锐，思维清晰严密，说理讲究论据，文风简洁流畅，跟秦晖有一拼。在一个左派右派都热爱激愤、都追求high的时代里，这种坚持冷思考、坚持用细节来检验口号的人尤其可贵。下面转贴的是他写的关于医改的一系列帖子，由于原文太长，我就选了其中几节（还是有点长），原文地址在：http://blog.sohu.com/members/zhouq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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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哪门子“市场化”？——医改系列评论(2)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7年1月22日 星期一

差不多众口一词，国内外不少专家都说，中国医疗卫生急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市场化”造成的。为了避免无的放矢，先把我读到的代表性言论举证如下：

——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撰文指出，中国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我们改革总体思路中隐隐约约存在的两种迷信有关”——其一是迷信经济增长，其二就是迷信市场。据王文，“九十年代以后，建立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医疗卫生事业也逐步被推向市场”，而最后结果是，“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之一”（见“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刊《比较》2003年第7期）。

——2005年，由葛延风负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表专项研究报告，在讴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之余，该报告指证，中国自改革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见“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概要与重点）”，刊《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1期）。

——同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也发表文章，不加引证地重复上引王、葛等人发现的问题，即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且在投入增加的条件下，“医疗卫生的绩效反而下降”。李的解释也如出一辙：“主要原因是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盲目地将医疗卫生推向市场”（见“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刊《中国与世界观察》2005年第1期 ） 。

以上表明，几方专家已就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的体制现状就是已经完成了“市场化”。在这些论者看来，由于医疗卫生的特殊性，所以导致市场化医改路线必然失败，而新的医改总方向，顺理成章就应该是反市场之道的“政府主导”。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少。不过为了厘清症结所在，本文首先集中辩论问题的现状，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到底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市场化”?理由是这样的，对现状的判断比诸如市场化医改好还是不好、应该还是不应该、以及未来医改要不要以“政府主导”等问题，较少受到论者主观价值观的干扰，因此更有可能达成认识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对体制现状的判断是进一步改变体制政策建议的基础。因为实在无法想象，一个误断病情的大夫居然可以开出妙手回春的处方。

对不少人而言，我国医疗卫生已经步上市场化之路，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现实。难道不是吗？现在国人看病皆要自己花钱（无论直接掏个人腰包支付、还是经由社保或税收代为支付）；公、私医院不但“有病无钱莫进来”，更利用信息和技术的优势地位，诱导病家看病多花钱——如此这般一头买进，一头卖出，不是市场是什么？医疗服务的买卖如此普遍，不是“市场化”又是什么？
数据似乎也说明问题。据统计，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比1978年增长了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远高于同期GDP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人们想，国民用于卫生保健的开支如此超高速增加，难道还不是“市场化”惹的祸？

是的，国人为医卫服务花费了越来越多的钱财。不过，容我问一句，当大量购买力集中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医卫的供给方面又作出了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首先的结果当然就是医院和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发”了——或明或暗的收入滚滚而来，岂有不发之理？好，我们再问一句，当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在需求集中增长的势头下大发利市之后，又有什么现象注定要接踵而来？

如果真是专家们言之凿确凿的“市场化”，行医利市大发的消息一旦传出，档不住天下英雄豪杰下定决心要破门而入——开设更多的医院和诊所，动员更多的人才学医，增加更多的医卫服务——直到行医行当的“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下来。这就是说，要是真有市场化这回事，行医大发利市是第一反应，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则是无可避免的第二反应。很清楚，前者是需求增长引发收入分配的变化，后者才是用价格机制重新配置资源。

循着这条简单的思路，我查验了以下问题：在卫生总费用、特别是个人卫生现金开支急速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医院、诊所、医护人员又增加了多少？结果令人吃惊：1978－2005年期间全国的医院数目仅增加了101.3%，门诊部所增加了119.8%，医院卫生院床位增加了43.5％（同期人口增加了35.8%，所以每千人床位只增加了21.3%）；同期全国医护人员的增加数，医生87.6%，医师155.2%，护士多一点，也不过231.9%。就是说，相对于卫生总费用增长77倍、个人卫生开支增长197倍，所有医疗卫生供给方面的变化，最高是护士增加了2倍多，医师增加1倍半，其余包括医院、诊所、床位和医生数目的增加，增加皆不到1倍。难道是医护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了？没有。同期全国诊疗人次增加了也只不过40％

把图形画出来看吧。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增长了77倍的卫生总费用和198倍的个人卫生开支，两天斜线冲天而起；而同期所有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资源的增加，包括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以及诊疗人次的增加，统统不过是一条条平线！

这组现象有多个含义：（1）国人卫生费用和开支的增加，几十倍甚至百十倍高于诊疗人次的增加，由此每次诊疗的花费急速上升了——“看病贵”是也；（2）每个医疗机构以至每个医护人员，平均计得的服务收入得到了几十倍、甚至百十倍的增加；（3）医护人员的增长快于诊疗人次的增加，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医卫服务的生产率并没有提升，虽然在不同医院之间，如我们以后要分析的那样，存在着极大的差异；（4）最重要的，是国人大把花钱于医卫服务，居然就没有刺激供给面资源动员的相应增长！

在哪里见过这等“市场化”呢？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而言，从样样难的短缺时代，转入越来越多的产品供应充足，服务改善迅速，物美价廉之物充斥市场。其中最基本的轨迹，就是一旦需求集中，卖家大发利市，很快引来大批“后进份子”，投资开厂设店，动员人力转行，钻研技术管理，很快形成产能商能，然后各出其谋，或竞争杀价，或创新出怪，直到把一样又一样产品服务，送入寻常百姓家。

恰恰是这些横向经验，让我看出所谓“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论的破绽。再重复一次，要辩论的问题不是市场化好不好、该不该，而是究竟中国的医疗服务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王绍光把政府经费占卫生总费用比例的下降，当作医疗卫生市场化的根据。我认为他忽略了问：政府在降低卫生费用开支比例的同时，有没有开启医疗卫生服务准入的大门？葛延风和他的课题组说，“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假如他们说得对，为什么医卫需求如此急速增加、平均医疗服务收费几十倍、百十倍提升，却没有刺激我国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数量的相应增长？李玲文章批评“有人称由于市场竞争，电视已进入微利时代，那么医疗卫生也能通过市场竞争将价格降下来”，而她认定“医疗卫生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引入市场机制不能简单照搬其他行业的做法”。我认为她回避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性问题：中国医卫究竟是不是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

当然无意统一什么才叫“市场化”，毕竟每个论者可以自己有一个定义而自圆其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个实质问题，这就是我国医卫系统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为什么动员资源增加供给的能力如此低下？我认为，不论大家各有什么主张，这个问题不解决，改善我国医卫服务的政策目标，即使不是空中楼阁，做起来也一定困难重重。下次再谈吧。

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医改系列评论(3)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7年1月29日 星期一

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基本的政策着眼点就是动员更多的资源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之所以发生巨大改善的基本经验。不敢说，中国人的成绩已有资格笑傲天下；永远不能说，中国人的生活无须继续改善。但那些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经验，应该成为目前看来还没有办好事项——例如医疗卫生、教育之类——的参考。

凭借以上基点，本系列评论从一个可观察事实出发，这就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在需求猛增的情况下，资源动员的能力十分低下。上文报告过，作者发现1978－2005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77倍、个人卫生开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医院、诊所、医生和护士数目的增加却分别只有1－2倍。

要是社会对医疗服务没有需求，动员很少的资源就很正常。举一个例子，现在城乡居民靠书信传递消息的，明显比过去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更多的资源进入传统的邮政服务，不足为奇。与此相关，街头代写书信的服务也比过去大为减少——那是自然的萎缩，谁也不必为此大动干戈、兴师问罪的。

要是需求增长强劲，但存在一时难以逾越的供给障碍，结果引发市价猛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方面可举石油为例。2005年我国原油的供给比1978年也不过只增加了1倍多，那可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探明的储量太少，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只好大大增加进口——高需求刺激了全球资源的动员；一时供不上来，涨价可也。

还有一种状况在制造业常见，就是旺盛的需求持续刺激了资源的动员，直到形成所谓“产能过剩”，日趋激励的市场竞争导致兼并，也压迫生产率提升，最后存活下来的企业数目可能很少，整个行业只用很少一点人力资源就产出了过去不可想象的巨大的产品数量。

仔细鉴别，卫生医疗服务与上述三种情况都不相同。第一，绝不是没有需求。事实上，“卫生总费用”和“个人卫生开支费用”都不足以完全反映卫生医疗服务的全部需求（这点以后再谈），即便如此，27年间77倍和198倍的增长，也说明了需求增长的强劲；第二，不存在难以逾越的供给障碍，因为组成医疗服务的要素无非就是专业人才、场地、建筑和设备，都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出来；第三，医疗是服务，重的是医生、护士的关照，无法靠“制造流水线”提升生产率，非动员更多的人力参与不可。给定这三点区别，我们认定，我国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能力之低下，实在是一个相当反常的现象。

我自己深受刺激的，是医卫系统动员人力资源的能力居然如此出人意料地低下。讲过了，1978－2005年间，全国医生护士人数增加之少，与同期卫生总费用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整体轮廓。深入进去，发现2005年全国卫生人员的绝对数，甚至低于历史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我查到的数据如下：2005年全国医生总数193.8万人，医师总数155.6万，分别只及历史最高数2001年的92.3％和95％；期间虽然护士人数一直在增加，但医生和医师的数量大不如前，以致2005年全国卫生人员总数只及历史最高水平的97％！

最离谱的是，2005年全国医生人数不但低于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比1997年的还绝对减少了46595人。再重复一次，不是因为需求减少了：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1.7倍（增量绝对值是5399.8亿元），个人现金卫生开支增加了1.6倍（增量绝对值是2775亿元）。就是说，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增加，而医生作为满足需求的中坚力量，人数却在减少！

很难找到一个类似的现象。劳动密集的制造行业就免谈了吧：见过多少原来的“吴下阿蒙”，不过几年、十几年时间就把持了全球产量第一名。还不是需求刺激，动员资源，干干干、学学学，仿佛不经意之间就搞上去了？1997年我国懂网络技术的人才寥寥无几，现在又怎么样了？其他诸如金融、外语、音乐、体育、美术，凡有市场招手的，无不吸引了足额的人才争相进入。就连同病相怜的教育部门，似乎也比医疗强。别的不论，至少教授数目总是直线上升的吧？

想来想去，还是选餐饮作为医疗的合适参照。两者都是服务业，都涉及生命健康（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也都受所谓“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供方诱导消费”之类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没有谁可以否认今天我国的餐饮业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市场化行当——完全符合一些专家对医疗服务体制特点的指控。那么，市场化的餐饮业，是不是也像“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一样，面对急速上升的需求，资源动员的数量却绝对减少了呢？

没有。据统计，1978－2003年间（没有2005年的最新统计），全国餐饮业销售总额增长了112倍，同期餐饮网点的数目增加了33倍，从业人数则增加了17倍。就是说，需求量比网点和人员的增加，仅高出数倍而已。更有意思的是，1997年以来全国餐饮销售额增加了1.5倍，网点和人员则分别增加了43％和1.25倍。看明白了：在餐饮业，需求的强劲增加刺激了资源供给的增加，假以时日，资源动员的强度差不多可以直追需求的增长。

当然，医生的培养要难过厨师。可是，恰恰在查证了医生后备人才的状况之后，才让我对现存医卫系统动员人力资源的能力差不多感到绝望。2005年全国医学本、专科招生人数有多少呢？33.8万。加上成人高等教育医学专业的招生人数，总共是58万！这里有扩招因素，而成人教育中很大一个比例的学生本身已经是医护人员。撇开这些，仅计普通大学医学专业的本专科生，1997－2005年间全国累计招生数达到85.4万人。对照上文所引，同期全国医生人数减少了4.7万人，这究竟算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医科大学生比普通大学生要受更长时间的训练，医科学生及其家庭也因此要承受更大的财务负担。可是，最近8年以来，全国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了的85万后备医生，面对的却是一个医生职位绝对数减少的就业市场！期间全国退休医生有20万吗？没有查到，即便有，那就还有70万受过专用性非常强的专业训练的医学人才入医无门！是人才外流吗？也许是——毕竟到美国当医生收入要高很多。可是美国的厨师、工程师等等的收入也远比中国的高，为什么那些人才外流之余，国内还是越来越多，与医疗卫生系统出现的尴尬局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呢？

不少专家喜欢强调医疗卫生的特殊性。当然有特殊性，否则研究和言论没有特指，就成了讲套话。可是如果事物特殊到其中不包含一般性，岂不更令人匪夷所思？具体谈医卫，要是这个行当特殊到可以无须动员资源，那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问题是，医卫服务同样离不开资源的动员、特别是离不开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才资源的动员。更严重的是，我国医卫系统在需求强劲增长的条件下，资源动员能力居然如此出人意料地低下。

听我一句吧，不把个中道理探查清楚，再良好的愿望构成的医改方案也难免变成纸上谈兵。

政府主导才是问题所在——医改系列评论之四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7年2月5日 星期一

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动员能力，与体制息息相关。道理简单，人们要动员资源来增加供给、满足需要，非经过一套具体的体制不可。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体制特征，才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医卫系统的资源动员能力呢？

说来不容易相信，现行我国医卫体制的最显著特色，恰恰是某些专家认定可以充当医改中心思路的“政府主导”。请读者看看事实吧。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5年全国82.8％的医院、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其中包括88％的执业医生）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52.8％的医院、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包括74.2％的执业医生）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这样的组织特征，说“政府包办”，不准确，说“民营主导”，更不恰当，说“政府主导”，才恰如其分。

国有医院也罢，政府办医院也罢，当下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院长任命权，都毫无例外地集中于政府之手。院长以下的人事，或由院长组阁或由“班子”集体决定，实质上都是间接的“政府主导”制，因为纲举目张，院长或班子的“乌纱帽”拿在政府手里，帽子下面人的行为，一定间接受到控制或影响。这样的人事体制，绝对是行政控制，仅仅因为覆盖面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叫“政府主导”可也。

如果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数目不够，需要新设，一律经由卫生行政当局审批。那不是开餐馆，更不是开鞋店，符合了技术经济规范，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就可以了。开医院，非审批不可！“政府办”医院如此，国有集体医院如此，非政府办、非国有集体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也如此。新设医院要批，新增科室和专业也要批。就此环节而言，“政府主导”都不足以反映实际情况，说“行政包办”还比较靠谱。

医生和护士差不多都是聘任制。不过，合法行医的资格，要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审查和批准。其中，公立医院（包括国有和政府办医院）扩大执医人员的数量，还要受到政府人事编制的严格限制。这就是说，即使技术上合格，没有编制也不行。总之，究竟可以动员多少人力资源合法进入医疗卫生服务，“把门的”是政府，靠的是行政审批机制。

成百上千种医疗服务、药品和用品的供应价格，在体制上由政府实行价格管制。这是《价格法》规定的，涉及生命、健康和国计民生，没有价格管制怎么可以？我这里加了“在体制上”这个限制词，因为制度是制度，实际是实际，实际能否规避制度，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需要另外专门讨论。这里只不过确认，在制度上，医药的合法定价机制是政府价格管制。

行文至此，不得不对王绍光、葛延风（和他的课题组）以及李玲诸君，表达一点佩服之情：他们非把具备以上特征的现行医卫体制，冠以“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的帽子不可。可是我等凡人，睁眼一看，医疗服务体制“政府主导”的特征真的随处可见、怎样也挥之不去——“看着是鸭子，听着是鸭子，走起来像鸭子”，为什么不能说这就是一只鸭子呢？

王绍光教授的论文把政府经费占卫生总费用比例的下降，看作是医疗卫生市场化的根据。我不同意他的“市场化”概念，因为在我看来，离开了“市场准入”，所谓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根本就无从谈起。但是，王文关注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经费所占比例的下降”，却是一个重要事实。数据说，197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来自政府预算的比例为32.16％，到1996年却下降为17.04％。199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提升政府卫生预算的增长幅度，可是随后的几年，政府预算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是进一步降低，直到2004年才重新达到1997年的17.04％的水平。

政府出钱比例的减少，加上政府主导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特征，我们就得到了一幅更加完整的画面。这就是，政府管制医疗服务的权力依旧，但政府的卫生预算比例却下降了不少。这差不多是最糟糕的一种组合：行政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年年喊“看病难”，政府多办一点医院行不行？不行，因为预算不够用。多聘一些医生行不行？也不行，因为没有足额的编制和人头费。怪了，财政税收形势连年大好，政府办公条件和官员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举世有目可睹，偏偏就没有很多钱多办医。这样的局面能没有民怨吗？老百姓大有意见，一些人出来打圆场说“都是市场化闹的”——还有一丝一毫实事求是之意吗？

政府预算不够，总可以高抬贵手扩大民间办医吧。举目四望，中国人解决吃难、穿难、住难、行难、通讯难，哪一样是完全依赖政府预算解决问题的？自己的经验总很可靠：用合适的体制和政策充分动员非政府的市场资源、民间资源、国际资源，许许多多当时想起来要难破了头的问题，都是可以缓解、甚至可以解决的。

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在动员非政府资源方面又做得如何呢？调查了一下，法律上没有民间办医的限入或禁入的规定。从政策倾向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办医一再得到政府文件和主管部门的鼓励。可是从结果看，非政府、非公有的医疗机构的绝对数不多，增长率不高，份额很小。这就是说，对民间办医，虽然法律不禁、政策鼓励，但实际结果就是不多。

其间有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值得一提，这就是“非营利性机构”。原来，我国医疗机构的设立，在体制上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大类。前者，传承了所有政府公立医院的历史，因为“行医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政府不抽税；后者，既然行医图利，就和其他工商企业一视同仁，税收伺候。

问题来了：同样开一家医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并存，你选哪样？看看税则吧——单是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三项，就要抽走很大的一块。况且，政府医院高举“非营利”而无须纳税，非政府的民营医院如果声明“营利”而大交其税，两者之间怎么可能展开平等竞争呢？统计数字说，2005年全国96％的床位都按非营利机构注册，可营利的医疗机构，法律上允许，实际上寥寥无几。

可是一旦挂上“非营利”的牌子，要合法分配投资收益的难度就大了。不是不可以做手脚，或者绕来绕去、用其他办法为投资方“曲线”提供回报。不过这样的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交易费用奇高。“曲高和寡”的事情，应者不免很少。加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市场化如火如荼，投资医疗的机会成本日益见高。结果合乎逻辑，实际动员到医疗服务里来的非政府投资与民间经济实力完全不相称。

其他抑制资源动员的体制因素，涉及行政权力和既得利益再分配的深层次，下次继续探察。
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医改系列评论（5）
周其仁

政府出钱少、管得多，这是我国卫生医疗系统“政府主导”体制的基本特征。出钱少，就谈不到把卫生医疗作为“公益事业”来办；管得多，特别是服务准入和价格的行政管制多，就无从充分动员市场性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加到一起，中国的医疗服务成了一个关起门来放手让“非赢利机构”赚钱的场所。其中，绝对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公立医院”，集种种尴尬于一身，为天下所仅见。

是的，“公立医院”不是中国独有的，算上国立、市立、县立、以及各种社区的公家医院，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屈指算来，英国、美国、香港、台湾、印度、俄罗斯、古巴、巴西，墨西哥，好像真还没有听说哪个地方没有公立医院。不过，在我有限的见识范围内，同时具备看病贵和难的公立医院，天下差不多只有我们这里一家。

不是吗？英国战后搞起来的公立医院（NHS），排队候诊时间之长，天下知名。在《英国医疗体制问答录》一文里，我向读者介绍过，在这个政府出钱包办全民医疗服务所有开支的国家，之所以还有人愿意自掏腰包购买私立的医疗服务，就是因为公家医院候诊时间过长。香港的政府医院，患者盘长龙，密处连下脚都困难，不算太稀奇的事情。比较之下，美国的公立医院不那么挤，但那常常是一个“假象”——低收入者要先到其他地方排队申请政府的医疗补贴，获准后再到医院就诊。说起来有一个共性：天下公立医院多多少少看病要排队！其看病难的程度，一般与国力财力的雄厚程度成反比。

但是天下所有要排队的公立医院，不容易同时出现“看病贵”。这倒不是说，凡公立医院或政府医院就一定以公益为重、绝不牟利——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哪里也在所难免。问题是，同时又难又贵的逻辑难以成立。经验告诉我们，排队人头汹涌、一号难求的，一般就是因为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奇低；反过来，曲高和寡，没有听到谁抱怨买法拉利跑车真难的。难者不贵，贵者不难，是合乎常理的行为逻辑。

中国的公立医院，偏偏同时做到了又难又贵。排队现象本来不为中国人所陌生，不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还像看病那样令人绝望的反复排队，实在不多见。拜当年在黑龙江天天上山走路之福，我自己绝少进医院看病。五年前送一位不慎摔坏的同学去医院，完成一个看病的全过程，才领教了什么叫“看病难”。那还是急诊。看一些热门的专科，半夜起来挂号根本不是奇闻。这还都是身居闹市的居民，那些从农村和小地方来看病的，要外加多少辛苦！

难是难，可绝不便宜！不要说那些“天价医疗费”案，就是平均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也与患者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脱了节。一家健康保险公司的调查资料说，某大都会城市医院平均门诊一次收费440元，住院一次19000元，贵于台北，也贵于美国洛杉叽！这当然是顶级医院的平均收费水准。普遍的应该不至于这么高，但是平平常常看一个门诊，连看带查外加药，不容易少于100元。2005年全国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的医疗保健费168.09元，占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7.87%，比衣着和用品开支的比例还要高一点。就是说，农民平均花费了比穿衣还高的代价，一年也看不起2次门诊。

既难且贵，同时在中国公立医院里发生，这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这些年来，大家众口一词批评“看病贵、看病难”，仿佛是最流行的套语。我自己从听到的第一次开始，就怀疑其间的逻辑。问过了：倘若“难”是因为需求量太大而起，而“贵”是货币代价的度量，那么看病又难又贵，岂不就是说需求量不受价格之约束？真有此事，可以解释行为的经济学基础就倒塌了。

一定还有被漏看的约束条件。调查了几年，先后看过十来家各色医院，也有机会与众多医院院长、医生和患者倾谈，并在可得的资料里寻寻觅觅。去年分析一个实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并存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还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对一部分患者而言，看病实在过于便宜！加上这一点，难、贵并存的悖论，在逻辑上就可以破案。

读者或许问，国内还真有“看病超级便宜”这回事吗？答案是有的，就在至今尚存的“公费医疗”体制之中。不错，我国“公费医疗”覆盖的人口范围，自改革以来有了明显的减少。相当一些受到财力约束的公家单位（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即便“制度”还在，公费医药报销也难以兑现。这都是事实。但是同时，那些财力（包括预算内外）状况很好、且越来越好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机构，“公费医疗”一直在水涨船高！总起来看，现存公费医疗覆盖的人口少了，但受惠群体平均享受的医疗福利水平，则有了惊人的提高。

2006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周凯撰写的对当月16日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的报道。报道说，“出席论坛并发表讲演的政府官员们依然对媒体讳莫如深”，“他们一再强调不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几位官员还要求主办方把论坛速记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删掉”。不过就在这次论坛上，“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讲演者”、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却提供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本报道转发于《人民网》2006年9月19日08：45，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831144.html .）

不清楚这里的“政府投入的医疗经费”，在统计口径上是不是就是卫生部公布的“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如是，2004年本项支出总额为1293.58亿人民币，80％就是1034亿，按消息所说为850万干部的医疗所用，每人平均一年花费12174元，听起来也不算太离谱。不过上文说过，不同级别、不同地区政府和不同行当的国有企事业机构的实际财力相差非常大，因此同朝为官的，医疗待遇的差别可以很大，而仍然算作“党政干部”、实际上是国有企事业机构头头的，更因为行业和单位之间经济收益的巨大不同而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医疗服务待遇。个人观察所得，这方面的标准之“乱”，应该称得上世界之最。

但是最严重的还在于由此派生出来的效果。首先，由于这部分高端的公费医疗绝少要求患者个人支付相应的比例（例如商业保险通常做的那样），因此，这部分医疗需求的量通常要远高于实际需要的量。别的不说，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这里要用一用医疗特殊性——公费医疗的花销就绝不仅仅只受一个人胃口大小的制约。一般的观察，公费吃喝比起公费医疗来，小巫见大巫就是了。

更麻烦的是，这部分通常超出实际需要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还常常要求“公立医院”提供高于其名义购买力的高水准医疗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权力、关系和人情在我们的“公立医院”里，事实上都相当于一部分货币购买力。结果，当“公费医疗”向权力机关集中的时候，硕果仅存的公费医疗购买力，当然就代表了高于其货币“面值”的购买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不妨找任何一家大医院做一点实证研究：锁定高干病房与普通病房病人支付的货币代价，观察记录服务质量方面的差距有多大，再问一问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公立医院”终于要面对这个体系最大的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公立医院因此才变得行为尴尬，我们下周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