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2008年5月28日星期三
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
宽容
1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Life after People
昨天看BBC纪录片一个“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
记一次邪教活动
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2008年5月21日星期三
电视里的爱情
出于强烈的求知欲，看肥皂剧20分钟，其中一段精彩对话：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假如由你来制宪 （3）
第二个问题：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回答小牛留言
“小牛”网友留言如下：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 （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 （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 （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
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 （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 （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 （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
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关于捐款
现在有很多给灾区捐款的渠道，我看来看去，还是推荐大家使用牛博网组织的渠道（如果您还没有捐并打算捐的话）。原因除了牛博网开通的paypal方式对外海外捐款特别方便以外（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少在海外），更主要的是我相信通过这个渠道，您捐的钱会最大限度地到达灾民手里。通过红十字会等捐，就算不考虑可能的腐败，我仍然会质疑捐的钱里面，有多少、以什么速度能够渗透庞大复杂的官僚层级抵达灾民手里。
当然我对牛博的信任有与其核心人员私交有关，如果您缺乏这种信任，不用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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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另附：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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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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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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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2008年5月13日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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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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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2008年5月13日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解决
在网上下载了《立春》看，一个想去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人王彩玲被憋在山西小县城的故事，特别压抑。边看就边好奇导演会怎么让这个女人和“现实生活”的对峙收场。看到那个男芭蕾舞演员出场两人疑似冒出火花的时候，就想：不能吧，这也太好莱坞了。看到那个“绝症少女”在王彩玲的帮助下夺得大奖王彩玲热泪盈眶时，又想：不能吧，这也太陈凯歌了。看到她重新邂逅那个四宝同学而四宝疑似发财致富了时，还是想：不能吧，这也太冯小刚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by 张楚
吃完的饭有些兴奋
在家转转或者上街看看
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
天堂实在太高太远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
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明星
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人生缩影
今天计划完成任务：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Reqiuem for a dream
这两天才意识到可以用YouTube搜歌，撞上一个以前有段时间特别迷恋的曲子，Requiem for a dream。
最早知道这个曲子是因为同名电影，对配乐印象特别深，就买了soundtrack CD，有一段时间可以整晚整晚地听其中“Aeternal”那支曲子，因为它具有这样神奇的大麻效果：在你情绪低落的给你提神，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平静。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支曲子已经有了一群cult followers。作曲叫Clint Mansell.
下面这个版本，动漫也挺酷的。从第五分钟到最后，drop-dead magnificant，但必须从头开始听才有效果。
还有一个钢琴版本，也很好听。
Requiem for a Dream 电影也好看，是Darren Aronofsky三部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前一部 PI 和后一部 Fountain故事性都太弱了。这位导演的老婆是著名的美女Rachel Weiss.
最早知道这个曲子是因为同名电影，对配乐印象特别深，就买了soundtrack CD，有一段时间可以整晚整晚地听其中“Aeternal”那支曲子，因为它具有这样神奇的大麻效果：在你情绪低落的给你提神，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平静。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支曲子已经有了一群cult followers。作曲叫Clint Mansell.
下面这个版本，动漫也挺酷的。从第五分钟到最后，drop-dead magnificant，但必须从头开始听才有效果。
还有一个钢琴版本，也很好听。
Requiem for a Dream 电影也好看，是Darren Aronofsky三部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前一部 PI 和后一部 Fountain故事性都太弱了。这位导演的老婆是著名的美女Rachel Weiss.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
假如由你来制宪（2）
在一个宁静的春日黄昏，我，又牺牲了自己研究张柏芝恋爱史的宝贵时间，开始制宪了。。。
上回说到，虽然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余地了，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制度选择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兴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总统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政治学家都试图论证“总统制”不如“议会制”。Juan Linz（也是耶鲁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总统制民主的失败》（比较有意思的是，Carl Schmitt老师老师写过一本名字非常对称的书《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不过该书反思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民主制本身，所以不是一码事）。他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优越，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第一，总统制下国家等于有两个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各有各的选民基础，谁都可以不服谁，所以容易造成对峙僵局；第二，一旦政治危机出现，议会制政府往往可以及时地进行政党重组，从而缓解政治危机，但是总统制下，由于弹劾总统门槛特别高，一方面总统几乎干不下去，另一方面民怨沸腾，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惜用推翻民主制的方式推翻总统。他举的例子就是1973年智利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总统制激化了少数党总统（阿连得）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为最后军政府上台提供了制度上的帮助；如果当时智利是议会民主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觉得Linz老师说的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常看到少数党总统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比如现在的美国，和前一段的台湾），这些对峙未必都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但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的确可能增加矛盾激化的机会。印象比较深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就伊战拨款问题对峙了很久，还有一次，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坚决逼布什辞退司法部长Gonzales（最后他只好主动辞职）。可以想象，类似的对峙如果多了，而且是在民主不成熟、经济有危机的地方，双方的选民基础对峙，很可能恶化成暴力冲突。
当然总统制下的政府和国会对峙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强总统弱议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93年叶利钦愣是靠炮轰冬宫的方式胁迫立法机关通过改革议案，最后93年底通过了“强总统制”的新宪法，其遗产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普京老师愣是把职位亲切地“传给”了Medvedev小朋友（不过俄罗斯的强总统制是不是就此会改变倒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Gillermo O’Donnell就“强总统制的民主制”干脆起了一个名字，叫“委任民主制”，以区别于立法机构强大的“代议民主制”。在他看来，这种委任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总统权力超强并且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进行决策、依政令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不民主但往往不自由、政府倾向于追求垂直的责任感（民粹主义）而不是平行的责任感（三权分立）……不幸的是，他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总统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它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假设我们国家有一天民主化了，想必我们也不大希望看到习老师（？）象普京老师那样“禅让”职位，which，我们现在就有了早就不稀罕了，或者总统和自己的小圈子猫在中南海里指点江山“政令治国”，which，根据我国伟大的政治传统，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又写累了，待续……
上回说到，虽然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余地了，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制度选择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兴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总统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政治学家都试图论证“总统制”不如“议会制”。Juan Linz（也是耶鲁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总统制民主的失败》（比较有意思的是，Carl Schmitt老师老师写过一本名字非常对称的书《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不过该书反思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民主制本身，所以不是一码事）。他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优越，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第一，总统制下国家等于有两个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各有各的选民基础，谁都可以不服谁，所以容易造成对峙僵局；第二，一旦政治危机出现，议会制政府往往可以及时地进行政党重组，从而缓解政治危机，但是总统制下，由于弹劾总统门槛特别高，一方面总统几乎干不下去，另一方面民怨沸腾，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惜用推翻民主制的方式推翻总统。他举的例子就是1973年智利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总统制激化了少数党总统（阿连得）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为最后军政府上台提供了制度上的帮助；如果当时智利是议会民主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觉得Linz老师说的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常看到少数党总统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比如现在的美国，和前一段的台湾），这些对峙未必都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但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的确可能增加矛盾激化的机会。印象比较深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就伊战拨款问题对峙了很久，还有一次，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坚决逼布什辞退司法部长Gonzales（最后他只好主动辞职）。可以想象，类似的对峙如果多了，而且是在民主不成熟、经济有危机的地方，双方的选民基础对峙，很可能恶化成暴力冲突。
当然总统制下的政府和国会对峙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强总统弱议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93年叶利钦愣是靠炮轰冬宫的方式胁迫立法机关通过改革议案，最后93年底通过了“强总统制”的新宪法，其遗产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普京老师愣是把职位亲切地“传给”了Medvedev小朋友（不过俄罗斯的强总统制是不是就此会改变倒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Gillermo O’Donnell就“强总统制的民主制”干脆起了一个名字，叫“委任民主制”，以区别于立法机构强大的“代议民主制”。在他看来，这种委任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总统权力超强并且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进行决策、依政令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不民主但往往不自由、政府倾向于追求垂直的责任感（民粹主义）而不是平行的责任感（三权分立）……不幸的是，他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总统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它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假设我们国家有一天民主化了，想必我们也不大希望看到习老师（？）象普京老师那样“禅让”职位，which，我们现在就有了早就不稀罕了，或者总统和自己的小圈子猫在中南海里指点江山“政令治国”，which，根据我国伟大的政治传统，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又写累了，待续……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假如由你来制宪
由于这个学期不讲课，时间相对宽松，我终于有时间多看几本自己想看的书。今天刚读完的一本，是罗伯特·达尔的《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2008年5月2日星期五
英式政治学
时不时有人问我“英式政治学”和“美式政治学”有什么区别。我在英国待的时间短，什么叫“英式政治学”还没有琢磨出来，不过“剑桥式政治学”倒是略有感受了。总的来说，剑桥这里还是比较沉浸在政治哲学的传统里，喜欢讨论一些宏大的、抽象的、笼统的、理论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学经验化、科学化、细节化的程度高多了。就拿我们这里给本科生出的考试题来说，我举几个简单（也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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