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常常碰到一类人，我称之为“时尚左翼”。就是说，这些人成为“左翼”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他们对政治、政策及其后果的了解，而是为了赶知识界的时髦。正如某些追求时髦的女孩在长裤外面穿裙子是因为“很多电影明星都这样穿”，很多时尚左翼之所以变成左翼是因为“乔姆斯基说过……”。众所周知，在美国知识界，言必称乔姆斯基是件很时髦的事情。
我对“真诚左翼”不反感，甚至可以成为朋友（glj可以作证，是吧？^&^）但是很讨厌“时尚左翼”。在我看来，因为今天他们可以因为追求“时尚感”成为“新左派”，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成为红卫兵，后天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时尚感而成为纳粹近卫军这样的时尚右翼。“时尚X翼”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酷”的感觉而放弃独立思考。而我以为，为了“酷”的感觉放弃独立思考并不比为了权贵而放弃独立思考更可爱。
在中国留美学生当中，“时尚左翼”特别多。为什么呢？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知识界的自省精神起化学反应了呗。所以“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就轻而易举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我呸。美国人怎么认为，我就应该怎么认为啊。
如何辨别时尚左翼呢？当然一个最简单的识别方式，就是辩论的时候不直接讲理，而上来就开始满嘴掉老外的名字，布迪厄，德里达，德勒兹，福柯，霍克海姆、麦克摩尔，乔姆斯基，萨伊德，斯蒂格勒兹……多时髦啊，都乔姆斯基了耶。
这个方法显然不保险，因为很可能误伤好人，有些人可能确切深入地了解了乔姆斯基之后通过理性判断决定喜欢他，还有些人未必喜欢这些人但是出于学术兴趣去深入研究他们……这些情况，当然都算不得狐假虎威的时尚左翼。
更保险的识别方法，有两条（顺便说一句，以下两条也可以用于判断“时尚右翼”，if there is such thing as “时尚右翼”）：
1）除了“表态”以外，他能否为自己支持或者反对什么提供确切的论据。
以前读Bhagwati的《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他就提到，每次国际经合会议或者8国首脑会议，都有很多反对全球化的左翼青年前往抗议示威。有一次他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反对全球化时，他们会说“不公平贸易”、“劳工工资”等等流行的口号，但是如果再具体一点问他们，让他们为观点提供具体依据时，比如“贸易不公平在哪？”“各国劳工工资因为全球化降低了多少？”“你如何解释不少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出口战略摆脱贫困”时，他们就开始语焉不详。换句话说，很多去参加抗议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抗议。他们如此愤怒，以至于都来不及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愤怒。“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high的感觉。”
比如，左翼倾向于认为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个看法有可能是对的（当我说它有可能是对的时，我至少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法，当然我也至少可以举出三个反例）。但是一个真诚左翼和一个时尚左翼的区别在于，一个真诚左翼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了解基础上的，而一个时尚左翼，除了“美国凭什么打伊拉克”这样人云亦云的话，基本上再也说不出什么。
再比如，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特别流行“美国媒体就爱妖魔化中国”，可是当你追问“你在哪个媒体、什么时候看过美国媒体不实事求是地妖魔化中国”时，大多数似乎也举不出什么例证。他们这样说，只不过因为很多人这样说而已。
2）识别时尚左翼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看他在运用自己的左翼思想时，是否使用双重标准。
比如，某些新左人士对美国政府竟然不经审讯就在关塔纳摩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气愤填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成千上万个某功人士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完全无动于衷。比如，左翼人士对美国政府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手段非常不满，但是对某国政府更广泛的、针对普通公民和网民的情报手段却泰然处之。再比如，他们因为布什政府只给资本收益征收15%的税而将布什打成“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对资本收益收0%的税却毫无异议。他们因为美国政府只cover了27%的穷人的医疗保险而没能cover剩下的15%人口简直怒火中烧，但是对自己国家绝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要么只是象征性地拥有医疗保险却无动于衷……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总之，A发生在甲身上，就是十恶不赦，但是A如果发生在乙身上，哪怕严重性放大了一百倍，就屁事不是。这是时尚左翼的一个典型症状。为什么呢？关于某功人士，关于中国网民，关于中国的资本收益……乔姆斯基什么也没说呀。
闹同学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词汇：herd mentality。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羊群心态”？“扎堆心态？”我相信，“羊群心态”不一定是追逐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往往是追求自己的peer group里的主流思潮（peer group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同辈”？“同城”？“同行”？都有点对）。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一个人表面上争做“造反派”的行为其实很可能往往是谄媚自己的peer group里“当权派”，主流里的少数派恰恰是少数派里的主流派。摇滚青年印纹身抽大麻算个例子。文学青年性放纵故作颓废大约也可以算个例子。反正都是那种貌似叛逆其实挺趋炎附势的做法。叛逆的是那个无关痒痛的大体制，谄媚的是那个朝夕共处的小体制。集体嘛，总是温暖的安全的。同理也不难理解美国高校里那种“言必称乔姆斯基”的氛围——虽然乔姆斯基在整个美国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在这个校园，这个教室，这个办公室，这个走廊里，他却很可能是多数派。Why should I care what a farmer in Idaho thinks more than what my colleague next door thinks?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herd mentality，不管它属于哪个翼。
一个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我相信，不但他的主张是建立在对相关事务的了解之上，而且他愿意接受、甚至主动寻找反面信息去求证已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用同一套标准一以贯之地对不同情景作出反应。否则叫什么呢？伪善。
2007年8月29日星期三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他人瓦上霜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
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
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2007年8月19日星期日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这个夏天
走在大街上，不再需要往荫凉里赶。晚上睡觉，不再需要开着空调。脚上的指甲油，已经掉得斑斑驳驳。这个夏天，如同一个王朝，气数将尽。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就是总能找到“不去干什么”的理由。夏天之前说要去西岸旅行，最后不了了之。七月四号说去Roosevelt Island看烟花，亦是不了不了。还说要去中央公园看戏，不了了之。说要去现场演出，不了了之。八小姐提议坐热气球，倒是小小心动了一下，一个“唉，那么远啊”，还是不了了之。
除了总能为不做什么找到理由，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总能迅速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事情打进“无意义”的垃圾桶。不，“无意义”这词太愤世嫉俗了，更准确的词是“可有可无”。读“可读可不读”的书，交往“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看“可看可不看”的电影，去“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怎么绝大多数事物看上去都那么可有可无呢？虚无主义这个词已经象健美裤一样80年代一样土，我怎么还穿着它走来走去。
《Secrets and Lies》的结尾，母亲终于跟两个女儿和解，带着她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她往椅子辈子上一靠，说：Oh――this is life.
人活来活去，大约只是、只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片刻：长叹一声，往椅子背后一靠，说：this is life。
回想这个夏天，有几个这样的片刻呢。躺在海边看蓝天算一个。跟四位美女在“成都印象”吃饭有说有笑吃叫花肥肠算一个。《No end of blame》的结尾看那个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时算一个。坐在防火梯阳台上听音乐算一个。特别低落的早晨，醒来看见屋子里有个大活人算一个。
最开始是陪母亲。然后是搬家。备课。写专栏。看书。上网闲逛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暑假最紧迫是改一个paper，但是迟迟不愿动手。到现在还没有动手。书上说，procrastination 最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 “restructure priorities in a reversed way”，哈，连有病都这么经典。
于是这个paper象一只苍蝇一样紧跟着我，我去看电影它也去，我去吃饭它也去，我去上厕所它也去。我一早醒来，它几千只复眼就趴我脸上眨巴着。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一首歌：Save Room （by John Legend）。属于那种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听就会觉得有义务爱上对方的歌曲。
胡兰成评价张爱玲时说她“天道无亲”。这词用在我身上也算是量体裁衣。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知识分子里太老粗，在老粗里太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者面前太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者面前太理想主义。在感性的人面前太理性，在理性的人面前太感性。天道无亲啊，只能在老天爷面前捶胸顿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Will Durant写到亚里斯多德时说：It’s har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i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anything. 我想这是天道无亲的长版英文说法。我想这是一个人追求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比坐牢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更惨痛的代价。
可是有时候真他妈冷。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就是总能找到“不去干什么”的理由。夏天之前说要去西岸旅行，最后不了了之。七月四号说去Roosevelt Island看烟花，亦是不了不了。还说要去中央公园看戏，不了了之。说要去现场演出，不了了之。八小姐提议坐热气球，倒是小小心动了一下，一个“唉，那么远啊”，还是不了了之。
除了总能为不做什么找到理由，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总能迅速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事情打进“无意义”的垃圾桶。不，“无意义”这词太愤世嫉俗了，更准确的词是“可有可无”。读“可读可不读”的书，交往“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看“可看可不看”的电影，去“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怎么绝大多数事物看上去都那么可有可无呢？虚无主义这个词已经象健美裤一样80年代一样土，我怎么还穿着它走来走去。
《Secrets and Lies》的结尾，母亲终于跟两个女儿和解，带着她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她往椅子辈子上一靠，说：Oh――this is life.
人活来活去，大约只是、只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片刻：长叹一声，往椅子背后一靠，说：this is life。
回想这个夏天，有几个这样的片刻呢。躺在海边看蓝天算一个。跟四位美女在“成都印象”吃饭有说有笑吃叫花肥肠算一个。《No end of blame》的结尾看那个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时算一个。坐在防火梯阳台上听音乐算一个。特别低落的早晨，醒来看见屋子里有个大活人算一个。
最开始是陪母亲。然后是搬家。备课。写专栏。看书。上网闲逛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暑假最紧迫是改一个paper，但是迟迟不愿动手。到现在还没有动手。书上说，procrastination 最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 “restructure priorities in a reversed way”，哈，连有病都这么经典。
于是这个paper象一只苍蝇一样紧跟着我，我去看电影它也去，我去吃饭它也去，我去上厕所它也去。我一早醒来，它几千只复眼就趴我脸上眨巴着。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一首歌：Save Room （by John Legend）。属于那种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听就会觉得有义务爱上对方的歌曲。
胡兰成评价张爱玲时说她“天道无亲”。这词用在我身上也算是量体裁衣。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知识分子里太老粗，在老粗里太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者面前太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者面前太理想主义。在感性的人面前太理性，在理性的人面前太感性。天道无亲啊，只能在老天爷面前捶胸顿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Will Durant写到亚里斯多德时说：It’s har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i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anything. 我想这是天道无亲的长版英文说法。我想这是一个人追求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比坐牢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更惨痛的代价。
可是有时候真他妈冷。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欧洲去旅行；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欧洲去旅行；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2007年8月13日星期一
道德极限
有一天就一个问题我和蚊米发生了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水性不好，哪怕在游泳池游泳都不敢去深水区，但是发现我掉到很深的水库里了，假设我不会游泳，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不但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
在我一再声明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不救我我也不会怪他事实上他如果去救我我肯定会怪他之后，蚊米仍然坚持他会去救我。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是我水性不好自身难保，是他掉进水库，我会不会去救他呢？这个这个……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哥”“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或者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面临威胁时，临危不惧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仿佛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
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与歹徒搏斗呢？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但是我还有亲人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跑回去救他呢？
……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象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以前谈起文革时，总听见人说，其实那谁也曾经整过谁谁谁，所以他的下场也是自食其果。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境地：一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一种人是为了保全生命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前者令人唾弃，而后者令人唾弃的同时也令人同情，因为后者面临的是一个“道德极限”。所谓“极端的年代”，就是不断将人逼向“道德极限”的年代，就是一个人面前的选项被粗暴地缩减为“生”或者“死”。
整个延安整风中，不过出了一个王实味；整个庐山会议中，不过出了一个彭德怀；整个文革中，不过出了一个张志新；整个当代中国，也不过出了一个高智晟……现实中的“道德极限”，简直要将人一网打尽呢，哪象好莱坞电影。
去年纽约倒是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地铁站里，一辆火车正在驶入车站，突然一个人晕倒了，从站台上栽到了铁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黑人大叔勇猛地跳下站台，将那个晕倒的人扑到在铁轨上，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的身体，然后列车从他们身体上方疾驰了过去。
他被授予了总统勋章。
后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屡次目测铁轨枕木的凹陷度：他怎么知道火车底座与枕木的距离够两个人身体的厚度呢？如果不够呢？是什么力量让黑人大叔在那一刹那跳下铁轨呢？
那么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呢？
我又一次在“道德极限”面前陷入了焦虑。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地方松了，上方的那个圆形把手突然飞速旋转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和宿舍里的另一个姐们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我就边想：楼上楼上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赶紧逃生，来不及了！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活活地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我甚至可以用《Kite runner》里面那句话来安慰自己：Those who don’t have conscience don’t suffer.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这宽容，这承受，是不是软弱的借口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水性不好，哪怕在游泳池游泳都不敢去深水区，但是发现我掉到很深的水库里了，假设我不会游泳，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不但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
在我一再声明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不救我我也不会怪他事实上他如果去救我我肯定会怪他之后，蚊米仍然坚持他会去救我。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是我水性不好自身难保，是他掉进水库，我会不会去救他呢？这个这个……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哥”“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或者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面临威胁时，临危不惧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仿佛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
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与歹徒搏斗呢？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但是我还有亲人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跑回去救他呢？
……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象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以前谈起文革时，总听见人说，其实那谁也曾经整过谁谁谁，所以他的下场也是自食其果。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境地：一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一种人是为了保全生命而对他人进行的迫害。前者令人唾弃，而后者令人唾弃的同时也令人同情，因为后者面临的是一个“道德极限”。所谓“极端的年代”，就是不断将人逼向“道德极限”的年代，就是一个人面前的选项被粗暴地缩减为“生”或者“死”。
整个延安整风中，不过出了一个王实味；整个庐山会议中，不过出了一个彭德怀；整个文革中，不过出了一个张志新；整个当代中国，也不过出了一个高智晟……现实中的“道德极限”，简直要将人一网打尽呢，哪象好莱坞电影。
去年纽约倒是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地铁站里，一辆火车正在驶入车站，突然一个人晕倒了，从站台上栽到了铁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黑人大叔勇猛地跳下站台，将那个晕倒的人扑到在铁轨上，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的身体，然后列车从他们身体上方疾驰了过去。
他被授予了总统勋章。
后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屡次目测铁轨枕木的凹陷度：他怎么知道火车底座与枕木的距离够两个人身体的厚度呢？如果不够呢？是什么力量让黑人大叔在那一刹那跳下铁轨呢？
那么我呢？如果我当时在场呢？
我又一次在“道德极限”面前陷入了焦虑。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地方松了，上方的那个圆形把手突然飞速旋转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和宿舍里的另一个姐们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我就边想：楼上楼上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赶紧逃生，来不及了！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活活地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我甚至可以用《Kite runner》里面那句话来安慰自己：Those who don’t have conscience don’t suffer.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这宽容，这承受，是不是软弱的借口而已？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不告白不告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
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2007年8月3日星期五
关于Me Generation一文
看了“时代”上那篇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扯几句感想。
那个报道对小精子及其朋友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政治与民主。
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me generation”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89 generation”，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民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政治？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很简单，这跟generation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制度的产物：当前中国的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在“谁有钱谁大爷”的氛围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更糟的是，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政府打压，失去工作、人身伤害、甚至坐牢，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地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施暴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人家的存在榨出你皮袍下的小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说明：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包括政客关心自己的仕途，或者一般人对政客仕途的关心。关心黄菊什么时候死，或者张玉凤到底与毛泽东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关心八卦而已。本质上，关心政治是对我们所置身的公共生活其规则、其资源、其组织方式的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冷漠并不是中立，当一个暴徒殴打一个弱者，你站在一旁默不做声时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象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
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当然，我同意“Me generation”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只有直接跟政府“冲撞”才是关心政治。你开一个遵守劳动法的工厂，解决一批人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政治的积极贡献。
在平客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我还没有贴出），提到在苏丹达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Again，制度啊制度。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政府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抖抖瑟瑟地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自由的社会里，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扎根也会影响文化。本来，我不关心政治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慢慢地，为了自我辩护，它成了一种道义的选择。“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变成了“对的、好的、值得炫耀的”的东西。对政治的关心亦是如此，很多美国大学生最初参与政治团体可能仅仅是为了多一个“group to hang out”，但是慢慢的，各种集体活动强化了公共意识，使关心参与政治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女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XX年到XX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嘛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奴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它的错误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小精子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了。当然，避重就轻一贯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
----------
Disclaimer：此文不针对Vicky小精子，我非常喜欢小精子。
那个报道对小精子及其朋友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政治与民主。
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me generation”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89 generation”，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民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政治？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很简单，这跟generation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制度的产物：当前中国的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在“谁有钱谁大爷”的氛围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更糟的是，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政府打压，失去工作、人身伤害、甚至坐牢，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地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施暴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人家的存在榨出你皮袍下的小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说明：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包括政客关心自己的仕途，或者一般人对政客仕途的关心。关心黄菊什么时候死，或者张玉凤到底与毛泽东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关心八卦而已。本质上，关心政治是对我们所置身的公共生活其规则、其资源、其组织方式的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多么悲哀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冷漠并不是中立，当一个暴徒殴打一个弱者，你站在一旁默不做声时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象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
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当然，我同意“Me generation”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只有直接跟政府“冲撞”才是关心政治。你开一个遵守劳动法的工厂，解决一批人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政治的积极贡献。
在平客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我还没有贴出），提到在苏丹达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Again，制度啊制度。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政府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抖抖瑟瑟地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自由的社会里，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扎根也会影响文化。本来，我不关心政治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慢慢地，为了自我辩护，它成了一种道义的选择。“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变成了“对的、好的、值得炫耀的”的东西。对政治的关心亦是如此，很多美国大学生最初参与政治团体可能仅仅是为了多一个“group to hang out”，但是慢慢的，各种集体活动强化了公共意识，使关心参与政治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女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XX年到XX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嘛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奴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它的错误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小精子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了。当然，避重就轻一贯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
----------
Disclaimer：此文不针对Vicky小精子，我非常喜欢小精子。
2007年8月1日星期三
Opinion vs. Knowledge
这两天学习了n篇曼昆的博客，立刻喜欢上了这头中年哈佛帅哥。
老实说，虽然我时不时自称文青和愤青，牛博上我最关注的其实那些点击率较低的经济写手。抒情我会，所以我不稀罕。表态我也会，所以我也不稀罕。在一些文青写手越来越文、愤青写手越来越愤、读者越来越打打杀杀的氛围下，我对抒情和表态就更不稀罕了。我比较稀罕的是知识和论据。我老觉得，中国过去这一百年走了这么多弯路，就是因为抒情和表态的人太多了，讲知识和论据的人太少了。
来说说我为什么喜欢曼老师吧。
比如，前一段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我的偶像、股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我的秘书比我交的税还要高”（大意）。巴菲特一言既出，美国左派如获至宝，立刻出来指责万恶的美国政府如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通过事实，破除了该myth。事实是：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联邦税税率为4.5%，最富的1％人口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买卖和红利，which is subject to a lower tax rate (15％)，and which, 并不是大部分富人发财的方式。
再比如，中外左派都特别热爱歌颂高税收高福利的“欧式资本主义”，鄙视“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再一次通过事实带领我们认识“欧式资本主义”的代价。请看这段：
One of Mr. Paulson's first briefings from the Treasury staff should be about what high taxes have done to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Nobel laureate Edward Prescott and by economists Steven Davis and Magnus Henrekson, the high tax rates in Europe have reduced work effort and distorted the industrial mix. The Davis-Henrekson study reports that a tax increase of 12.8 percentage points (a chang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reduces work for an average adult by 122 hours per year. It also reduce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by 4.9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3.8% of GDP. As Mr. Paulson works to resolve the fiscal imbalance, he should keep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firmly in mind.
再比如，另一个在西方学界颇流行的myth就是“全球化”如何增加贫富悬殊破坏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曼老师推荐的这个piece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myth所隐藏的很多事实。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对教育和工作勤奋度作出的反应，而不是跨国公司的阴谋，比如，“As Ron Haskin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ted recentl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between 1991 and 2005, ''the bottom fifth increased its earnings by 80 percent, compared with around 50 percent for the highest-income group and around 20 percent for each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当然你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对事实的掌握都因其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但是，去反驳这些有选择性的事实，也需要拿出另一套具有选择性的事实，而不是靠骂街或者煽情。Tell me what, and then tell me why。
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democracy puts opinion above knowledge. 我不认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是柏拉图当年批评的直接民主，而且我相信今天的民主机制plus现代信息传播机制启动了很多理性辩论的元素，但是我同意柏拉图的一点，就是反感那种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习惯。
我的感觉，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人，一般是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立场、群众、理想、道义、社会、解放、热爱、阴谋、走狗、终极、打倒、“一定要”。而置knowledge于opinion之上的人，一般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逻辑、事实、经验、悖论、个人、偏好、当前、可能，“问题是”。在我看来，聪明人和笨蛋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和派别，而在于他们能否就自己的观点说出有理有据的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有水平的“论敌”远甚于就知道吓吵吵的“战友”。Ultimately，opinion without knowledge is nothing but bias. Or worse, bullshit.
大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学术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对“学术界”的反感而反感过“学术”本身。或者说，就算我反感“学术”，我从来不敢反感学术所包含的思维方式。谁不热爱抒情或者表态里面的痛快劲呢？“问题是”，每一个摇滚party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都有无数的垃圾需要清理。我早就说过，在文青背后，愤青背后，我的灵魂深处，是一个冷竣、孤僻、朝着摇滚party转过身去的老头子。
－－－－－－－－－
ps. 并不讨厌抒情，只是讨厌用抒情的方式谈论政治。
老实说，虽然我时不时自称文青和愤青，牛博上我最关注的其实那些点击率较低的经济写手。抒情我会，所以我不稀罕。表态我也会，所以我也不稀罕。在一些文青写手越来越文、愤青写手越来越愤、读者越来越打打杀杀的氛围下，我对抒情和表态就更不稀罕了。我比较稀罕的是知识和论据。我老觉得，中国过去这一百年走了这么多弯路，就是因为抒情和表态的人太多了，讲知识和论据的人太少了。
来说说我为什么喜欢曼老师吧。
比如，前一段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我的偶像、股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我的秘书比我交的税还要高”（大意）。巴菲特一言既出，美国左派如获至宝，立刻出来指责万恶的美国政府如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通过事实，破除了该myth。事实是：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联邦税税率为4.5%，最富的1％人口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买卖和红利，which is subject to a lower tax rate (15％)，and which, 并不是大部分富人发财的方式。
再比如，中外左派都特别热爱歌颂高税收高福利的“欧式资本主义”，鄙视“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个piece里，曼老师再一次通过事实带领我们认识“欧式资本主义”的代价。请看这段：
One of Mr. Paulson's first briefings from the Treasury staff should be about what high taxes have done to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Nobel laureate Edward Prescott and by economists Steven Davis and Magnus Henrekson, the high tax rates in Europe have reduced work effort and distorted the industrial mix. The Davis-Henrekson study reports that a tax increase of 12.8 percentage points (a chang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reduces work for an average adult by 122 hours per year. It also reduce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by 4.9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3.8% of GDP. As Mr. Paulson works to resolve the fiscal imbalance, he should keep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firmly in mind.
再比如，另一个在西方学界颇流行的myth就是“全球化”如何增加贫富悬殊破坏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曼老师推荐的这个piece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myth所隐藏的很多事实。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对教育和工作勤奋度作出的反应，而不是跨国公司的阴谋，比如，“As Ron Haskin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ted recentl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between 1991 and 2005, ''the bottom fifth increased its earnings by 80 percent, compared with around 50 percent for the highest-income group and around 20 percent for each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当然你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对事实的掌握都因其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但是，去反驳这些有选择性的事实，也需要拿出另一套具有选择性的事实，而不是靠骂街或者煽情。Tell me what, and then tell me why。
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democracy puts opinion above knowledge. 我不认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是柏拉图当年批评的直接民主，而且我相信今天的民主机制plus现代信息传播机制启动了很多理性辩论的元素，但是我同意柏拉图的一点，就是反感那种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习惯。
我的感觉，把opinion置于knowledge之上的人，一般是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立场、群众、理想、道义、社会、解放、热爱、阴谋、走狗、终极、打倒、“一定要”。而置knowledge于opinion之上的人，一般与下述词汇联系在一起：逻辑、事实、经验、悖论、个人、偏好、当前、可能，“问题是”。在我看来，聪明人和笨蛋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和派别，而在于他们能否就自己的观点说出有理有据的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有水平的“论敌”远甚于就知道吓吵吵的“战友”。Ultimately，opinion without knowledge is nothing but bias. Or worse, bullshit.
大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学术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对“学术界”的反感而反感过“学术”本身。或者说，就算我反感“学术”，我从来不敢反感学术所包含的思维方式。谁不热爱抒情或者表态里面的痛快劲呢？“问题是”，每一个摇滚party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都有无数的垃圾需要清理。我早就说过，在文青背后，愤青背后，我的灵魂深处，是一个冷竣、孤僻、朝着摇滚party转过身去的老头子。
－－－－－－－－－
ps. 并不讨厌抒情，只是讨厌用抒情的方式谈论政治。
订阅：
博文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