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碗

有位同学说，“金碗”是最好的小说。由于我对该同学的品味深信不疑，当机立断地从网上买了一本，结果，好像买了一座珠峰回来，吭哧吭哧，怎么也爬不完。

该书的问题是，每一句话都是九曲回肠，都要起码读两遍才能读懂，对于我这种把读小说当作冲浪运动而不是爬山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后来该书不失时机地掉到了床底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它在床底下躺着了。

问题是，我对它在床底下躺着这事如此conscious，简直就象是在床底下藏了一具尸体，并且该尸体发出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清晰。

我对此同学的品味仍然深信不疑，但是我同样对自己的理解力深信不疑，鉴于在金碗这个问题上，这两种深信不疑是矛盾的，我该怎么办呢？

我猜想该同学热爱这部小说，是因为这小说中暗藏的隐喻。一只暗藏缺陷的金碗，有如上帝对人的设计。于是，阅读这个小说的过程，成了一个人性的福尔摩斯解读密码的过程。但是，难道隐喻不已经是一种非常老土的文学创作方式了吗？难道聪明如该同学，不能够迅速识破作者给自己或者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诠释陷阱吗？

但是，诠释的陷阱是可能、可以、有必要避免的吗？难道在阅读中追逐中心思想，不是象在饿了追逐吃的、混乱了追求政府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我疑心大部分的阅读心得都是一种“倒推”的结果：既然专家说“尤利西斯”、“在路上”、“北回归线”是“经典”，那么我要做的不是去判断它是不是经典，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为其经典性寻找依据。一旦找到了，那么我就是专家群体中的一员了，这是多么叫人安心的一种感受啊：“专家感”令人充满智力上的自信，而“群体感”令人充满了社会化的温暖。

当然还有寻宝的游戏性。

问题是，如果你潜意识里已经把它当作经典了，你怎么会找不到它的经典性呢？就象如果你用猪蹄汁去浇鲍鱼，它怎么可能不好吃呢？你就是用猪蹄汁去浇萝卜白菜，它也一样好吃的。

难道说一切专家意见本质上都是迷信？

为了给自己的理解力辩护，我不惜把该同学的智力说成是猪蹄汁，可见人在关键时刻，在自己的理解力和别人的鉴赏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自私的。

出于把一个尸体藏在床底下的歉疚之情，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扩散的气味。这气味如此之突兀，我想不但书里的金碗是一个隐喻，我与这本书的关系也慢慢成了一个隐喻。它象一个逐渐扩大的裂缝，隐藏在我对该同学深深的信任里。当然我和该同学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隐喻这个词就是这样变得无聊起来。

刚才心血来潮，从床底下捡出“金碗”，翻到折页的地方。

There had not yet been quite so much, on all the showing, as since their return from their twenty months in America, as since their settlement again in England, experimental though it was, and the consequent sense, how quite established for him, of a domestic air that had cleared and lightened, producing the effect, for their common personal life, of wider perspectives and large waiting spaces.

两遍都不够呢，简直要读三遍、四遍、无穷遍。

多么沉重的又一个隐喻。

我决定制造一场事故，让该书回到床底下去。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在starbucks迅速占领了自己常坐的那个座位。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儿，酷似马克思，尤其那一把充满了智慧感的大胡子。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叠报纸。

但马克思先生没在读报纸或者写资本论。他在晃，一直在晃。开始是上半身前后呈30弧度地晃，然后上半身停下来，右腿开始晃。这样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消失了。我大喜过望。结果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这次，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面对我，弯着腰，两个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开始晃，先左腿，后右腿，先左腿，后右腿，象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摆动幅度、方向、频率非常机械均匀。

我在备课。我，一个人民教师在从事神圣的备课事业，但是两尺之外的马克思先生在不停地机械地晃动。当然我可以换一个座位，但是我对不断晃动的马克思先生的体力和毅力发生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超过了我被annoyed的程度。于是一个有晃动强迫症的人，和一个有好奇心强迫症的人，僵持在了那里。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这是Tom Waits的一首歌。虽然这是他的歌里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首，但是当老头儿在我左边做机械摇摆运动时，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这句歌词。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What the hell is he building there?

百老汇大街上100街到110街处，每天出没着一个黑人。穿黑色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沿帽子，背着一个大黑包，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大喊: Lord，I love you! I love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深夜，外面下雨，我还透过雨声听到他在大街上喊Lord,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 Hallelujah，还有比这更诗意的疯子吗？

大一那年，我去教二四楼上自习。那是一个中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低着头看书。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人，我并没有抬头，因为觉得是另一个上自习的人。那个人走到了窗口，站在那里眺望窗外。我看书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已经长得有些蹊跷了，于是我抬头，看见那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在对着我手淫。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子的性器官，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来那是一个性器官，因为它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鸡鸡”是多么的不同啊。它竟然是红色的！但是理智告诉我长在男人那个部位的只能是性器官，理智还告诉我面对一个在中午的教室里玩弄自己性器官的青年行为艺术家我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大学生应该夺门而逃。于是我就夺门而逃了。

我记得自己刮过他身边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特别特别……哀怨。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hose people with another level of mental equilibrium.

Equilibrium，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相信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说过的蠢话、做过的蠢事、交过的蠢朋友，羞愧难当，所以一疯了之。出于从记忆中解放自己的美好愿望，他们乘坐着秘密飞船，飞到了另一个equilibrium里。

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理论，表达的仅仅是我对自己前景的恐惧。也或者，在我看来，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

到我离开starbucks的时候，老头终于停止了晃动。

他晃累了，晃累了的马克思先生静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象咖啡馆里所有其他老头一样，安详地读纽约时报。

So, what has he built there?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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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也请鸵鸟老师进

鸵鸟老师在小昭博客后面指名道姓地跟我叫板，为了“越辩越明”的真理，我只能拨开鸵鸟老师明显的恶意，忍辱负重地应战了。

鸵鸟老师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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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刘同学【DP注：被鸵鸟老师误认为是我的一位同学】是醉钢琴，在这儿说不要一锅烩就很虚伪，悍然关闭评论后，必将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呀，真是比刘天昭有主见。所以，假如你是，既然跟在本鸵后面说话，我就评论评论你。也许醉钢琴确实是哈佛的政治学博士，我在哈佛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听说过你这个人，但从未见你参加过任何讨论——只要你参加，不会逃过这几个活动量极大的家伙的眼睛的，对一个社会科学的博士，从不参加各种社团的seminar，这意味着什么？醉钢琴老师一提起汪晖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其实就你这种水平汪晖哪儿知道你是谁啊？假装吃苍蝇的机会都没有。贬汪一定扬秦吧？秦晖论证得清清楚楚：集权有助于效率，但不利于公平。关键区别就是这个：真正的对立是公平与效率，而不是民主与效率。我宁死也不相信哈佛博士会不知道民主和公平是两个概念，但就是这个小儿科的概念，让《民主与效率》跟垃圾划上了等号。醉钢琴老师自作聪明的发明了一个政策制定效率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区别，不过是个语言游戏罢了，完全证明不了民主和效率正相关。不错，中国的土改相当于土抢，全抢到国家手里了，很集权，印度的土地基本是种姓时期遗留，尊重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产权，很民主。但是请问：修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占地，直接贴布告征地和与成千上万的业主谈判，显然都不属于你这里定义的政策制定而是政策执行，那么是集权产生的政策效率高还是民主产生的政策效率高？根据以往醉老师把本鸵的问题高屋建瓴地简化为一个不堪一击的论点再抡起来猛揍的经验，本鸵认为醉钢琴老师面对这个问题很难保持既诚实又自信。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就是一个集权的结果，但是它保障了企业用地的低成本、保障了基础建设的低成本，基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别还保障了人工的低成本，构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根本内推力，这就是集权的效率。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道义上的纯粹和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往往是矛盾的，这个正宗的自由主义批判话语现在可以批评大多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谁愿意抑制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欲望？

醉钢琴老师这种文风表现最恶劣的地方，是偏颇举证，却一副全知全能的口吻，对汪晖的批判基本上可以用“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来代替——这种典型的左派思维现在在自由主义愤青当中相当流行。结果也很恶劣，就是道德化和非理性化了一批自由主义爱好者，共产、纳粹，任何意识形态的煽动都是这个路数。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你们南方媒体，徐列同学对这样文章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还是太臣服于民粹对所谓美国经验的热爱，是另一种没有独立精神的表现。那就别挤兑《读书》了吧。――――――――――――――――――――――

我的回答：


1．我不是哈佛政治学博士，只是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除掉寒暑假，掐头去尾，只有7、8个月。如果非要计算，在这期间，大约参加过15个讲座左右。“看到这儿已经开骂的愤青，先去搞清楚什么叫事实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

2．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是哈佛博士，不去参加社团seminar关任何人屁事吗？就爱自己看书学习找自己的朋友同学导师讨论问题不可以吗？或者，我去参加的各种seminar碰巧你那些“活动量极大的”朋友没去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有认出我来，不可以吗？连这个都拿来指控我，您不觉得很无聊吗？当然，就这个问题的论证方式和批判角度，确实客观反映了您的辩论水平。

3．关于“民主与效率”一文，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民主促进效率”或者试图“证明民主和效率正相关”，更没有说“民主等于公平”，只是试图说明“集权提高效率”这个说法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言自明。Again,先去弄清楚别人的看法as a matter of fact是什么再去做你的价值判断。对于那种把自己的愚蠢看法强加给别人然后开始大战风车的做法，我向来非常鄙视。当然，如果你不理解“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和“民主一定提高效率”这两句话之间的区别，建议重修大一的逻辑学原理，要不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也行：“高个子不一定身材好”以及“矮个子一定身材好”，怎么样，体会出区别吗？

4．之所以说“集权一定提高效率”这个说法不是“不言自明”的，是因为从单独某一件事、工程的决策甚至执行效率来说，集权很可能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把每一件事、工程的经济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外部及长期后果、资源使用率计算进去，集权未必提高这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到最后经济效率赶不上西方世界。

5．举例来说，对于挣钱，最有效率的，莫过于抢银行了。对于抢劫犯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抢到钱，可以说“抢劫提高效率”（呵呵，土改、集体化……）。问题是，这件事情的效率后果是什么呢？（不谈道义后果）第一，警察要来调查办案，花费纳税人的公务资源；第二，如果出现了伤亡，清洁工要来打扫清理，医院要来抢救，花费纳税人另两项公务资源；第三，银行以后要雇更多的保安或者提高反抢劫的技术投入，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第四，许多人从此不敢到这个银行存钱了，降低了这个银行的收入来源；第五，抢劫犯拿到这个钱可能吃喝嫖赌挥霍了，但是这个钱如果被银行作为贷款发放到投资当中，很可能带动更大的GDP增长……如果全社会的财富都靠抢银行得到，我们能够想象，银行都将面临破产，整个社会的资本市场崩溃。不错，对于能够抢到钱的人来说，抢劫“提高效率”，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长远来说，抢劫一定提高效率吗？

6．既然我想说明的是“集权不一定提高效率”，我当然要举“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例子了，结果就成了“恶劣文风”、“不诚实”、“全知全能的口吻”、“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哇塞，您视力真好，就那么两个例子，您看出了那么多叵测居心。不过我倒奇怪，如果同理可推的话，您用“修路”、“征地”中印对比的例子说明“集权提高效率”，是不是也属于用心险恶的“偏颇举证”、“共产纳粹式的煽动”呢？还是，大家有理说理，谁也别给谁戴高帽子比较好？

7．“民主”还是“集权”提高效率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效率输于民主的美国”的例子，也有“高度集权的中国经济效率高于民主的印度”的例子，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做统计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首先有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效率”，定义“效率”，测量“效率”的问题。其次，在对“民主”和“效率”的含义得出共识的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经验数据。再次，就算我们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也很难说它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因为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现象是“瞬息万变”的，一条社会科学得出的规律必须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做出调校。这些，我没有能力做到，而且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不确定，就算我所敬重的秦晖老师都已经断言“集权提高效率”了，我还是不能仅仅因为他这么说了就同样断言。不过，既然您对“集权提高效率”似乎很肯定的样子，我想知道您的论据是什么呢？仅仅因为中印修路征地对比这个“偏颇举证”？

8．我的确不喜欢汪晖，但首先是因为他拧巴的文风，其次才是他的政治观念。新左派当中，文风踏实的，即使意见和我不一致，我也都尊重，崔之元、王绍光颇有些文章还值得一读。“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要么是你的知识不如我，要么是你的智力不如我”从何说起呢？又把您的愚蠢观点强加给我然后大加批判？这倒的确是“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的捷径。而且，我很奇怪，这场讨论跟汪晖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您要把他给扯进来呢？

9．本来讨论问题呢，大家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但您上来就剑拔弩张地恶语相向，我不禁有些“愕然”。后来看到您在其它地方的“点拨”，仔细一想，原来是大半年前曾经和您有过一场就事论事的辩论。呵呵，grudge的力量啊，要不都能拍出两集恐怖片呢。

10． 如果您觉得读以我的水平写出来的东西就象“吞苍蝇”，我倒奇怪，您怎么这么坚持不懈地“吞苍蝇”呢？自虐狂？为了您的身心健康，还是别“吞苍蝇”了吧，还是读汪晖和《读书》陶冶情操吧，祝您思想越来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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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爱听seminar，一大半听了都后悔。

wind from the window

1．

我很想去蒸包子吃，但是现在是半夜两点半，而且我已经史无前例地胖。

哪怕只蒸一个呢。

2．

你只能是你所是的那个人，这事真让人沮丧。你会间歇性地因为受谁谁谁的影响、或者因为受了什么刺激，依靠决心或者潜意识的力量，暂时地变成另一个人，用他的语气说话、思考、做事、写文章，但是你的自我就象一个磁场，它会飞快地校正那个误会，让你回到你自己的状态。这事让人沮丧之处在于：它让你意识到努力改变是没有用的，不但没有用，而且是滑稽的。从高处俯瞰这个努力，就会看到自己和一头狗熊在格斗，但你自己还看不见那头狗熊。

3．

下午从海边回来，坐在车里，四个窗户都敞开了，车开得很快，大风往里灌，灌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收音机里大声放beyond的歌，车里的几个人都很安静地坐着，蚊米干脆睡着了。前座上sp的长发在风中飞舞。那一段路觉得非常快乐，很久没有那样快乐了。

我想这快乐仅仅因为是大风打在脸上，让我产生了一种一群中学生逃课去郊区玩然后扒卡车回城坐在后面的敞蓬拖车处偷着乐的错觉。

拥有了不曾拥有的青春的错觉。

4

据三表的博客说，老罗在身胖志坚地写一本关于减肥的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跟老罗同病相怜了。早上我妈在电话里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减肥秘诀！把绿茶捣碎了，放在酸奶里喝，非常有效！绿茶吸油脂作用非常好！……”

肥胖这件事，和一个流氓政权异曲同工，它扼杀自由，而且无处不在。

哪怕只蒸一个包子呢。

我想象一个小笼包孤零零地被蒸出来的样子。它象一个壮丁，生生地被从包兄包弟中被抓出来，孤零零地忍受蒸气的酷刑，孤零零地冒着热气，孤零零地放在一个无论多小都显得太大的盘子里，蹲在桌子上，午夜两点与一个在饥饿与意志之间孤零零地挣扎的、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对峙。

这么一说，好像我跟这个包子的关系颇有些诗意呢，好像为了这点诗意我非得去蒸一个包子呢。

5．

据说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取决于大脑里serotonin的含量。我想每天早上我大脑里的serotonin一定特别地少，因为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感到无比悲伤，好像每天早上醒来，都重新发现自己醒在一条小木筏子上，而小木筏子被困在汪洋大海里。这悲伤不象很多其他时候，并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我暗示的结果，因为它出现在大脑醒转之前，只是沉甸甸、湿漉漉的一团聚拢过来，猝不及防。以前我以为人人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别人并不是这样。这个发现只是让我更加沮丧。

当然，也许早晨的我并不比中午或者晚上更加悲伤，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刹那，在各种“事务”、deadlines、电话、email、表格、论文、饭局、聚会……所有这些泡沫还没有涌现到大脑之前，这悲伤，我与自己的恶劣关系，显得清澈见底而已。

过去的理想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年轻到人们还好奇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一个剧，97年左右，北京，实验剧场，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大到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屏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

我还喜欢话剧的简洁。没有花里胡梢的特技、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或者长镜头，没有频繁的画面更新，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某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到老师，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要爬雪山过草地吧，哪象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的一路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当然我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又看了孟京辉。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我所暗恋的人。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因为暗恋的缘故，便觉得这话剧无比动人、无比美好。为了表达我的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等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

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啊，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总是有各种理由，先是英语不够好，后是忙，或者是不急，总有机会。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蹲下来捡几颗珠宝，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Atlantic Theater,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胃口。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民主与效率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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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蒋介石传》

刚读完《蒋介石传》(by Jonathan Fenby)，闹心。
就觉得这个倒霉蛋的一生简直是场噩梦，一辈子前有狼后有虎。尤其读到史迪威一节，虽然以前也知大致史实，但这个版本里有很多这个鬼子的direct quote，就觉得一个人可以狐假虎威到如此猖獗的程度，实在令人鄙视。

此书作者非常反蒋，几乎处处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蒋，便是他对母亲的悼念都被作者暗示成作秀，不过作者倒也不怎么挺共。

读后跟蚊米讨论，得出一致结论：老蒋的悲剧就在于他是“半个独裁者”，既不够民主，又不够独裁。一边报刊言论审查，一边又让左翼们办报说话；一边一党独大，一边还允许第三党等闹腾；一边独统军权，一边又跟军阀们半推半就……说白了，就是一边独裁，一边让人家骂他独裁。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失败的了。要是蒋有毛太祖那种100％独裁的手腕，独裁到都没人敢骂他独裁的程度，独裁到人们都要把他的独裁吹捧成民主的程度，独裁倒人人都热泪盈眶地欢呼他的独裁的程度，估计蒋一辈子会好过的多，而且他在历史书中的形象也好得多。

举例说，43年大饥荒，死了上百万人，政府救济不力，救济物资还有贪污腐败，这些事全给记者（比如“时代”的Teddy White等）给捅到了西方，举世哗然，是为蒋的一大罪状。然而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大得多，而且太祖的责任要直接得多，不但不可能有西方或者国内记者采访报道（直接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缺乏文字、影像、调查记录），在很长时间里就是“饥荒”两个字都不能提，饿死人只能说成是患“肿病”而死。结果如何？今天人们评价太祖的时候，有几个人会联系到那上千万冤魂的苦难呢？可悲的是，在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不被报道的历史就不是历史。

49年后美国政界掀起一次Who Lost China的辩论，其中不少西方记者都受到牵连（包括Teddy white，John Service等人），据说构成了麦卡锡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我不认为当时普遍亲共的西方记者主观上有“骂小专制亲大专制”的意图，但是客观上，他们的亲共反蒋报道确实加速了杜鲁门的“脱蒋”政策和中共的上台。他们热情报道国民党的独裁、反动、腐败、无能，但是同时期中共从江西到延安血腥的肃反“整风”、已颇具形态的干部特权制度等却无人报道。这当然不是记者的错，我党向来善于拿出最好的一面给记者看，这一优良传统至今不变。只有象Vladiminov这样长期驻扎延安的人才可能更接近真相，从而写出“延安日记”。

当然还有许多延安青年非常了解“真相”，可惜当“整风”已经把人们对真相的反思能力给“整”掉的时候，真相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残暴不再是残暴，是光荣的阶级斗争。迫害不再是迫害，是纯洁革命队伍。特权也不再是特权，是反对“极端平均主义”。这也是革命最悲哀的一面，当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象工蚁。快乐的、勤奋的、充满干劲的、朝气蓬勃的工蚁。

扯远了。

读此书的时候，有几个人物我最感兴趣：宋子文、宋庆龄、戴季陶，大约因为这几个人格外悲剧。我经常会想，在从1949到1981年去世的这32年里，宋庆龄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回忆起自己当年义正词严地呵斥蒋介石独裁的日子呢？在目睹自己的亲人朋友被斗死、打死的片刻，会不会在心里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奋斗的结果？这个应当算是善良的老太太会不会为自己的沉默而羞愧呢？会不会在孙中山的遗像前感到一丝忏悔呢？

Google了一下，资料说，宋庆龄“晚年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多次提出入党”。81年5月去世，去世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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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万，到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3到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