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诚实的情书

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每次极端郁闷的时候，都有这种冲动。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好象是个反美斗士叫查维斯？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无数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公园，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都有种“国泰民安”的感慨。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看着它！不许动！看着它！

于是，我不逃避了，开始注视这个伤口，想：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世界里，怎样为自己装聋作哑的生活辩护？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必要的责任感？

Secuestro Express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ring"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Shining"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的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Ring或者Shining里面的恐怖是来自想象，所以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魔鬼已被干掉，请回到你的舞池”。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会在温柔夜空中烟消云散。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在温柔夜空中消失，相反，它跟踪你。它象一个突然从某个角落窜出来的彪形大汉，告诉你你欠着它一大笔钱，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I volunteer in a Catholic school, helping children, and you’re doing this to me?”
“Who told you to drive a fancy car?”
“Why? Why is having money a sin? My father works hard.”
“It’s not about your money.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hated while driving a fancy car and wearing a fancy dress in a starving city?”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蛋”。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是无辜的。富人说他们勤奋工作，把握机会，所以他们也无辜。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干掉那些坏蛋，幸福就会降临。而杀人是多么简单的事。杀人甚至可以是充满美感和快感的事。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

“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象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公然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位居社会上层本身成了一个罪名？为什么贫穷是一种德行？难道社会分层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听见Carla,这个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悬疑片中，问出几乎一摸一样的问题。

相比回答这个问题，杀人多么简单。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巴索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总觉得在“英特纳雄奈尔”的悲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

我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和escuestro express的导演 Jonathan Jacubowicz之间，分享这种纤细。

我家墙上有个大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来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切啊？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切，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对比。一边是切格瓦拉铿锵有力的、充满希望的表情，一边是那个乞丐懒洋洋的、绝望的姿势。这个贴画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不错，我欣赏切，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易挥发的与易凝聚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无非是，在这个一切关系都易挥发的世界里，固定住一点什么呗。

这些年，我一直在漂。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这种口音到那种口音。如果把小时候在小县城、小城市的成长经历算上，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算上，那么这种漂泊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阶层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这样的漂泊发生在短短30年里，叫人恐慌。我很担心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周围那些唧唧喳喳的，到底都是什么人。

我的朋友们也在漂。当他们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我在漂。当我暂时固定在某处的时候，他们在漂。这就使得我和所有朋友的关系，都具有临时性，具有“擦肩而过”的视觉效果。我们在告别，或者即将告别，或者已经告别。告别是永恒的，而相聚总是临时的。

相聚是如此之临时，以至于现实在成为回忆之前，反而往往显得不真实。我养成了提前回忆往事的习惯。甚至有时候事情正在发生，我就已经开始回忆它。比如和朋友们坐在码头上喝东西，我就开始想，若干年后，有一天坐在藤椅上打瞌睡的时候，我会想起现在，公元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和ABCDE坐在码头上喝饮料。我会想起，当时船上放的音乐，是Tracy Chapman的crossroads。我会想起，当时有一对情侣站在船头，那个女孩穿一件带黄花的连衣裙。我会想起，B说，如果我现在戴着照相机，可以给你照一张很美的相。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回忆，是扫了“此刻”的兴，还是使它得到了永生。

掰着指头粗粗一算，我的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时代的好友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北京、上海、广州、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哦，对，还有南昌。我中学最好的朋友瑛同学，在南昌一个工商局工作，嫁给了一个在工商行工作的男人，生了一个不太活泼的小男孩。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见到她，象所有的妈妈那样，她徒劳地、却是坚持不懈地对她面无表情的儿子说：叫阿姨，叫阿姨，宝宝，叫阿姨……

还有西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友峰同学。他爱谈论国家大事，是一个又愤怒又温柔的青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99年，在清华的一个小餐馆里，为了谁付帐单而大打出手。更早的时候，95年，我企图给他介绍一个也很能说的女孩，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两个人能把对方侃晕，他们就会爱上对方。去年他还给我写信，用多年来趋之不散的愤青热情询问我“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何在”，我吓得没敢回信，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

还有香港。嘉同学在纽约的时候，她，我，恩华渡过了我们在纽约最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八卦，一起看电影看展览。无论我说什么，她的第一个反应总是“You’re so mean”。然后又无论我解释什么，她的第二个反应总是“You’re so right.”后来她回香港了。
还有网络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消失的网友。2000年的冬天，我刚到美国,孤苦伶仃，每天在各种时政论坛跟人吵架。那个时候，在“强国论坛”上，我最亲密的战友是“思想贩”，也叫西郭先生，是个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影响了幽默感的人。他当时写了一个“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是错的”系列，到现在我还记得，还在不顾版权地贩卖。后来，他得肺癌，去世了。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瘦而憔悴，躺在病床上，但是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象条传说中的好汉。

一些人突然消失，另一些人突然出现。那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某份报纸，她说，这个报纸上，有个写经济评论的吴同学，写得不错。吴同学？我惊呼一声，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吴同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更巧的是，这个吴同学不久以后给我发email，说是从某某网站看了别人转的我写的某某东西，所以好奇那个刘瑜是不是我这个刘瑜。然后，在彼此消失十年之后，在他出差的一个机会里，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咖啡馆里喝茶聊天。我问，你觉得你变化大吗？他笑着说，我变得更好了，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多奇妙啊，这个世界。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并且有了更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吴同学说，你变化真大啊。以前，你是很腼腆的一个人，现在，竟然这么活泼。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日记本里写道，其实，时间从来不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暴露他而已。

还有陶同学。同样是十来年杳无音讯的朋友。有一天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听说你要去哈佛做postdoc，我也要去哈佛那个什么什么学院，你还记得我吗？

我回信说：当然记得。我记得你小眼睛。爱笑。喜欢手工艺。记得你送过李同学一个手工艺品，是一个由易拉罐拉环做的小羊。也送过我一个木雕，上面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上。还记得有一天你带我在北大校园里转，在树林子里一脚深一脚浅地逛。

我当时还没有养成提前回忆的习惯，但是奇怪，这些我都记得。那个黄昏。那片树林。我的那辆自行车。大脑大约是一个很懂事的动物，它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容易挥发，便是凝聚了，还要挥发，所以它小心翼翼锁住一些东西，慷慨地施舍给我们拥有的幻觉。

无能的力量

教皇顺手引用几句话，穆斯林们又闹起来了。隔三差五的，都快成例假了。去年为一个漫画，今年为一句引语。一闹还总要闹得杀人放火。有完没完啊还。

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而人一愤怒起来，就容易迁怒他人。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有了种族冲突，有了国家间的战争。还有了陈凯歌和冯晓刚对着记者脸红脖子粗。

Respect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demand, but something you must earn. 忘了这是哪儿看来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我刚才临时造的，为了一点权威感，写成一个引语。

说革命群众闹事象例假，还真不止于穆斯林。我老觉得，政治情绪这种东西，跟荷尔蒙的周期是一回事。和平就像是禁欲，革命就像是性交。禁欲久了就想性交，性交累了就想禁欲。每次读到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如何热泪盈眶、高呼万寿无疆，我老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是一个生物现象。没准那些研究蚂蚁、蝴蝶、猴子之类的生物学家，对此有最好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打伊拉克也是好事。整个西方世界的愤青，从60年代闹了一阵以来，憋了多久啊。憋得光看世界杯和superbowl都不管用了都。憋得警匪片和American idol都无法止痛了都。这伊战一打，愤青们鱼贯而出，隔三差五地上街游行。那行游的，敲锣打鼓，声嘶力竭，总算是释放了一批利比多。

法国没怎么掺乎伊战，所以法国愤青不能上街反战。这可把他们给憋坏了。人家伊斯兰愤青有西方可抗议。人家英美愤青有自己的政府可抗议。就连人家中国愤青，还有台湾政府、印尼政府、新西兰杂志、英国足球教练可抗议。法国愤青急了，今年春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因为一个雇佣法的小破问题，来个百万人大游行。

重要的不是抗议什么，重要的是抗议。

估计文革也好，64也好，都是同一个心理。

马尔库斯写过一本“爱欲与文明”，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扯到一起。说什么资本主义压抑了性冲动，而社会主义既有“不异化的劳动”，又有“性冲动的释放”，当然我认为他纯粹是瞎扯淡。让他66年到中国来试试，连花衣服都不让穿，还妄想利比多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个德行，新的旧的都一样，把病情分析得鞭辟入里，然后开让人死得更快的药方。

马尔库斯说：文明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性压抑的过程。

我想象，性欲和政治意识之间，是一个流通器。这边被压抑了，那边就上涨了。被文明压抑的性欲，最后要转化成不文明的政治。

我虽然总是号称愤青，其实根本是个假愤青。我的愤怒摸起来总是冷冰冰，根本没有真愤青那种烫手的热度。

有一次跟着朋友去参加反战游行，我发现，无论我如何努力，就是没法让自己喊起口号来。如果真能跟着喊起口号来，我的口号声，肯定会同时被自己同时迸发的笑声给呛回去。

他们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那么，人类一愤怒呢？上帝笑不笑呢？

还有莫罕莫德他老人家，如果他此刻从天上往下俯瞰，是会为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的一片孝心而欣慰地笑，还是会为自己把几亿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而痛哭流涕呢？

最好他跟马克思在天上是邻居。这事他俩肯定谈得来。他们在世的时候，都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最后徒子徒孙们学会的，运用自如的，源远流长的，只是愤怒这无能的力量。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于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象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带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当时就差点被我的好朋友踹出了门去。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其实他知道我的答案，但他就是想看我丢人现眼的样子。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和自尊心。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当然了，我对高雅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莫扎特、凡高、柏拉图，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那些手工鞋，我也都拿来主义。犯不着为了显示自己的“平民情怀”而和高雅划清界限。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吃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牛校牛在哪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 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 American Creed: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约会文化

“来美国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dating culture这种东西。”有一天，恩华突然说。

“什么dating culture?！不就是个到处睡觉不用负责的culture！”我不屑地答。

是啊，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国家千里迢迢赶到美国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土老帽，哪里想的到，在这个号称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里，还有dating culture这样的大毒草。

Dating，用中文怎么说呢？“约会”是最合适的字眼。然而“约会”在中文语境中的重要性、使用频率、含义清晰度远远不及“dating”在英语境遇中的地位。比如，在中国，我们可能会问别人：“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一般不会问别人“你最近在约会什么人吗？”事实上，这句话在中文里听上去如此别扭，简直就像是病句。但在美国，问别人“are you dating someone?”太正常了、太通顺了。

当然，这种区别绝不仅仅是用词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别。在中国，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了，没有谈就是没有谈，基本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状态，而dating这个词在英语世界里，恰恰就是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模棱两可的状态。当一个人宣布自己在dating某个人，基本上就是在宣布：我已经跟这个人上过床了（或者我很快会和这个人上床），但是她（他）还不是我女（男）朋友。

看过《Sex and City》的人也许有印象，其中有一集，Mr. Big跟别人介绍Carrie说“This is my girlfriend”，把Carrie感动坏了――那时候，他们已经dating很久了，也就是在一起上床很久了，但是Big始终没有用过“girlfriend”这个词来形容Carrie，而一旦一个男人不再用“date”而用“girlfriend”来指称一个女人，这时候她的地位才算升级了，交椅才算坐稳了。

Dating culture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承认。两个人肉体关系的发展，可以象电饭煲做饭那么快，而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往往象砂锅煲汤那样慢，怎么办？Dating呗。

迅速亲密，迅速上床，迅速分手，是dating culture里面的主要景观。

这件事情，仔细想来，其实挺叫人沮丧――dating culture的风靡，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人类承认了自己的双重无能：在抵制欲望面前的无能；在培养感情方面的无能。承认了这双重无能的人们，转过身去投入到走马观花的dating生活中去。

ABCDEFG……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毕竟，上一次床，只需要一点荷尔蒙，而要爱一个人，要有激情，恒心，意志，力气这些罗里巴索的东西，而人类永远是避重就轻的那么一种动物。

《Sex and City》里，Miranda承认自己跟42个男人上过床，《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里，Carrie也承认自己和30多个男人上过床。而Miranda和Carrie，好像也不符合我们传说中的“破鞋”形象，相反，她们和蔼可亲、积极向上、聪明伶俐，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可爱的“邻家女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不过就是她们成长在这种dating culture里。我们文化中的破鞋，可以是别人文化中的公主。

基本上在中国，至少近些年以前，没有dating culture，有的是“找对象文化”――两个人从第一次手拉手开始，婚姻这个主题就扑面而来。从小到大，我们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小说，里面有多少怨妇，因为和某个男人睡过了，就哭着喊着揪着对方衣领要人家对她“负责”，甚至时不时还要派自己的哥哥、干哥哥什么的去扁人家，打到人家鼻子出血、满地找牙。

没有dating culture，只有“找对象culture”，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抵制欲望和培养感情方面比西方人更能干，所以才能越过dating culture，大步流星地步入爱情的圣殿。事实上，“找对象文化”，只不过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不承认而已。明明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非要做“同步发展”状，结果就是：既然上床了，那就结婚吧，既然结婚了，那就凑合吧，既然家里凑合了，那我就在外面嫖妓或者找外遇吧。
如果说dating culture导致的是走马观花之后的麻木，“找对象”文化导致的则往往是深陷泥潭之后的麻木。死法不同而已，大家彼此彼此，谁也犯不着同情谁。

当然，我的悲观态度，也许纯属自己在情场上屡战屡败之后的反社会、反人类症状。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dating culture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昙花一现的快乐，而找对象文化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细水常流的快乐。轻盈的或者沉重的，但都是快乐。

那天一个美国朋友问我：“Are you dating someone?”

我说，“I have failed so many times that I decide to go on a love strik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经过n次恋爱未遂，我他妈决定情场罢工了。

罢工并不难，问题是，谁理你啊。上帝忙着呢，没功夫跟你较劲。但是，我有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一个人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它给零敲碎打地用完了，等到需要大额支出的时候，你的帐号就已经空了。所以我决定约会罢工，并没有赌气心态，只是我想把我的感情都给攒着，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本来它就所剩无几了，我得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居安思危。这事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和我那个还没有出现的、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出不出现其实不那么重要的“他”之间的一个协议。

Alice

我到美国六年，一直没有一个英文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象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好像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 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汤姆说: How are you? 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 “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e/ and the skates on the pond/ they spell Alice/ 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e/ But you must wait for me/ somewhere beneath the sea。

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不肯让人走近，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认识的那个Jeniffer笑的时候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暇。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Natalia Portman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必须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必须长成Natalia Portman那样。就像如果天使必须有一个形象，她只能长成Natalia Portman 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有必要的事。更何况我生活在美国，而我的名字美国人叫起来特别费劲。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拼不清楚我的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莫名地熟悉。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

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7 月 1 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 Jon Corzine) 签署了一个 17 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分司法机构，等等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 4 万 5 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业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权力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 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在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花销。今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 7 月 1 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 7 月 1 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 45 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期望以此每年获得 11 亿美元的进帐，而这个提议遭到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一方坚决反对提高这百分之一的消费税，一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 17 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 7 月 1 日 科赞签署 17 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 7 月 6 号，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七（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多开支 275 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一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 月 8 号，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 19 号行政令，下令解除 17 号令。从 8 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 7 月 10 号，基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泽西州这么一个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费税就是涨到百分之 70 ％，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 275 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辨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到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 275 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帐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府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 275 美元。

累傻了我

连着三天，起早贪黑地收拾、打扫、整理东西，今天晚上，这个新地方终于象个家了。

小昭以前告诉过我一句话：当一个人试图独自搬动家具的时候，他就是与世界为敌了。按照这个说法，那我就是与世界搏斗了三天三夜。

也不是没有朋友可以帮忙，但是我这人基本上奉行“万事不求人”的原则。又或者，我潜意识里特别喜欢布置、收拾家，所以舍不得把这个活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以前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个爱打扮的女孩，我说是呀，打扮本质上和写东西是一件事，只不过写东西组装的是词语，打扮组装的是颜色和样式。收拾一个新家其实也一样。琢磨某个poster应该贴哪儿的时候，和琢磨应该戴什么围巾配某个外套，或者琢磨某个句子里应该用哪个词语，感受是一样的，都是一个creative的过程。

其实我对这个新家有点失望。在纽约住惯了、看惯了那种高大古典的公寓楼，猛地一下被塞进这么一个house里面的unit，明明面积比以前大，还是觉得喘不过气来。

房子屋顶低，我伸出手，再蹦一下，就能够到房顶。我从纽约带来的书架，竟然因为太高而站不起来。

只好把丫的腿活活给锯了。锯子落下的一刹那，我听见它惨绝人寰的哀嚎。

View就更不用说了。我在纽约的房间，正对hudson river，放眼望去就是new jersey，往窗口一站，觉得自己应该是李白。现在的房间，对面是别人的窗口，恨不得伸出手都能跟那个别人握手。现在往窗前一站，觉得自己只能是杜甫。

当然也有好的地方：有三个walk-in closet，我那些长期不见天日的裙子裤子们，终于可以舒展筋骨、扬眉吐气地挂了出来，还为排名先后彼此大打出手；终于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了，晚上上厕所不用再衣冠楚楚，白天做饭也再不用面对被别人messed up的厨房，在砸烂厨房的愤怒和饥肠辘辘的痛苦之间斗争；房子还挺大，从最这头走到最那头，要走20步――以前的房间，就是走对角线，大约也只能走15步；地板也挺新，我都有点不忍心在上面走――只是在拖家具的时候，不小心在地板上拖出了283道划痕。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

我性格里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在安置新家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完美主义――为了找到某个颜色的窗帘，我会愿意跑上n家商店(此处“窗帘”一词可换上“老公”)；为了在三个壁橱之间合理分配我的春夏秋冬装，我可以把同一件衣服在不同的壁橱间来回倒上八遍（此处“衣服”可念作“论文”）；书架上的书，必须分门别类放好，决不允许串行（此处“书”可换做“社会角色”）。做事情急于求成、聚精会神，必须一口气把所有东西收拾完毕，中间什么别的都干不进去，饭可以不吃，厕所可以不上，电话可以不接，就是摆个项链、耳环，都跟下象棋一样全神贯注。万事不求人，比如昨天，我宁愿打的去Ikea，也没给有车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因为觉得平白无故浪费人家一天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

当然，完美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吹毛求疵。聚精会神的另一个说法是举轻若重。万事不求人的另一个说法则是“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较劲的结果是，由于昨天一天拧各种家具的腿、钉各种钉子，今天早上起来，手酸得恨不得拎不动手机。

家具们一个一个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了，我却倒下去了，多壮烈啊我。

今天终于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我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环顾四周，该钉的钉上了，该铺的铺上了，该藏起来的藏起来了，该放出来的放出来了。仿佛一个老人面对一群长大成人的孩子，我有种“可以走了”的欣慰感。

于是我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咕咚，睡了过去。

装B的人生需要解释

靠，因为博客里面中英文夹杂，一不小心也成了装 B 犯。

其实，象我这么牛 B 的人，哪需要靠蹦英文词来装 B 。

我出国以前，也特别讨厌说话中英文夹杂的人，人家一蹦英文词，我就想：装吧？炫耀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国外回来吧？滚。

后来出国，才慢慢意识到，在英文世界里生活时间长了，对某些想法或者词汇，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英文的，如果要用完整的中文来表达这个想法或者词汇，你就得把它强行给“翻译”回中文。这一点，任何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两、三年以上的人，肯定都有体会。比如，如果你从戴尔买的电脑有问题，你身边的中国人肯定会说：“跟 dell 打电话 argue 呀！”没人会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

这个跟你英文好不好没关系，英文再烂，某些词汇，还是被洗脑了。

所以我后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跟留学生说话，都中英文夹杂――这样大家都轻松，省得别着劲翻译。凡是回国跟亲戚朋友同学说话，出于礼貌，都强行用清一色的中文。

我上牛博之前，大部分读者都是海外留学生，所以我写 blog 一直肆无忌惮地中英文夹杂。就是现在，因为牛博是一个镜像，我在“本部”那块，大部分读者还是留学生，所以还保留着这个恶习。今天有人骂我装 B ，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在网上已经“回国”了，应该说“跟戴尔打电话争论”了。

其实我觉得，装 B 有两种，一种是土装洋。还有一种是洋装土。所谓“装”，无非就是把自己表现成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如果我为了显得自己多么“不忘本”，在美国跟这边的朋友说话还口口声声“跟戴尔打电话争论呀”，那也是装 B 。

但既然已经“数字回国”了，就改掉恶习吧。

再说了，我也看出来了，在牛博网，“洋装土”比“土装洋”更有市场，以我一贯的投机分子心理，那要不，我就换种装法？

crush

英文里有个词，叫crush。如果查字典，它会告诉你，这是“压碎、碾碎、压垮”的意思。后来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它作为名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短暂地、热烈地但又是羞涩地爱恋”。比如，“I had a crush on him”，就是“我曾经短暂地、热烈地、但又羞涩地喜欢过他”。

Crush的意思，这么长，这么微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心动”似乎是一个很接近的译法，但是“心动”与“crush”相比，在感情烈度上更微弱、在时间上更持久，而且有点朝恋爱、婚姻那个方面够的雄心。Crush则不同，它昙花一现，但是让你神魂颠倒。

我觉得Crush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词汇。它之所以特别实用，是因为我意识到，其实人生体验中的大多数“爱情”，是以“crush”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让我掰着指头数，我这30年来到底真正“爱”过多少个人，那恐怕也就是一……二……绝对不超过三个。但是如果让我想想，自己曾经对多少人有过crush，那就多得，哎呀，反正我都不好意思数了。

爱情是一场肺结核，crush则是一场感冒。肺结核让人元气大伤，死里逃生，感冒则只是让你咳点嗽、打点喷嚏，但是它时不时就发作一次。

Crush一般来势迅猛。初来乍到的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爱情。它的爆发，一般是受了某个因素的突然蛊惑，导致你开始鬼迷心窍。比如，你就是喜欢某个人长得好看，帅得让你流口水。比如某个人说话的方式让你特别舒服。比如你在网上看了某个人的一篇文章，你觉得，写得真好啊，我必须认识他，我们之间必须发生点什么。有的时候，crush的原因小到莫名其妙。可能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的手长得特别好看，而那天他用那双手给你夹菜来着，你就会喜欢他三天。还可能因为一个男人笑起来的神态特别孩子气，你整整一个星期都无法忘记那个表情。

但是开始时，你不知道那只是三天、一个星期的crush，你捧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想，他真好，真是无与伦比，真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人啊。

然后你开始幻想。有那么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你活得腾云驾雾。你幻想他来看你。你幻想你们走在大街上，过马路的时候，他拉住你的手，然后不肯放开。你幻想你们呆在房间里，换了三百八十种拥抱的姿势，却还是没有把要跟对方讲的话说完。

等你把该幻想的幻想完毕之后，这个crush的也就燃油耗尽了。

Crush和爱的区别就在于，那份幻想还来不及变成行动，它就已经烟消云散。它之所以没有转化成行动，也许是因为你很羞涩，不好意思表达，然后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你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让那份“心动”慢慢因为缺氧而窒息。也许是因为等到对方走得更近，你看清他的全部，他身上那个“亮点”慢慢被他的其他缺点稀释，以至于那份感情还来不及升华，就已经腐朽了下去。

爱情它是个小动物，要抚养它长大，需要每天给它好吃好喝，没有点点滴滴行动的“喂养”，crush就那么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了下去。

对方可能甚至不知道你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你自己事后可能都不承认或者不相信自己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但是，的确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心花怒放。你七窍生烟六亲不认五迷三倒。你摆脱了地球吸引力而在幻觉里展翅翱翔。

Crush是速朽的。它的残酷和优美，都在于此。

当crush试图从一个火花变成一个种子，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时，种种“计较”开始出现：哎呀，其实他好像挺尖刻的……“事业”不怎么样……他还挺花心的……长得也不是那么好……然后“责任”啊、“道德”啊、“家庭”啊，世俗的一切噪音，开始打着“爱情”的名义，潜入crush，把它从一声明亮的口哨腐蚀成一个拖沓的肥皂剧。

糟糕的是，人们总是把crush误以为是爱情，败坏那份幻想的轻盈。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从那瞬间的光亮中，拉扯出一大段沉重的故事，最后被这沉重淹没，深陷泥沼、积重难返。

然而闪电怎么可能被固定住呢？C说，面对有些可能性，转过身去，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是迎上前去，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所以当crush来临的时候，放纵它，但无需试图抓住它，把它的头强行按到爱情的粮草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与自己辩论下一次见到他时该穿的衣服、该说的话、该问的问题、该有的眼神，与此同时，你深深地知道其实下个月，你就会将他忘记。你迷恋这份幻想，但也停留在这份幻想。你看着手中的那根火柴，那么短，慢慢地烧到了指尖，然后熄灭。熄灭之后，你心存感激，为无边黑暗里短暂然而鲜艳的那点火焰。

刘博士

了。

任逍遥

几个月前，当我为论文的事情而焦虑得想抓把药一吞了事的时候，我想着，等答辩结束，我要找个角落大哭一场。

几个星期前，当我对论文基本胸有成竹的时候，我想着，等答辩通过，我肯定要笑到心脏病突发为止。

而现在，我既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大脑一片空白。空白，多么奢侈的一种状态。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眼睛，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喊：快跑！快跑！快！快！

而现在，它里面是一片空白。一个晴好的天气，在蔚蓝的大海上仰泳，在阳光里眯缝着眼睛，看到的，应当是同样一片空白。

人活着，总是要活在一定的机构里面，这些机构，总是要给你定下这样那样的目标。于是，就看见自己永远象头驴子，跟着眼前的那块胡萝卜跑啊跑，跑啊跑。房子。车。职位。地位。经商。从政。做学问。从这个机构到那个机构，从早餐的胡萝卜到晚餐的胡萝卜。

有那么一些片刻，突然，你咬到那个胡萝卜了。旧的饥饿感退去，新的饥饿感还没有浮现。那个片刻，世界变得温馨。作为一头驴子，你几乎可以倚在槽边打打瞌睡了，几乎可以数数天边的星星了。并没有什么可兴奋的，并没有什么庆祝的，你知道，其实那就是一块胡萝卜而已。

而且，吃胡萝卜是上瘾的。今天吃一个小的，明天要吃一个大的，后天要吃一个更大的。你为自己挣的每一点自由，都预报着更大的囚禁。

我承认，过去这六年，我过得并不快乐。活得象个通缉犯，被各种各样的deadline通缉。每一天，都象个消防队员一样东奔西走，头顶上架着个呜呜呜响的警笛。

然而忙碌不同于充实。当我站到很远的地方眺望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架大学术机器上一个流水线产品。这个机器再轰鸣，这个产品流转的速度再快，我还是不能被它的速度或者音量蒙蔽。我渴望自己是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束狗尾巴草，清闲，懒散，在风中伸着懒腰，活过一个夏天就痛痛快快地死。

Anyway，it’s over，at least for a while。旧的通缉令已经撤销，新的通缉令还没有张贴。我终于可以逍遥法外几天。这几天里，我不要站到很远去眺望自己。我要放下架子，靠近自己，和她一同漂流在这蔚蓝晴空下，享受这空白。

明天答辩

信佛的请为我烧香。

信主的请为我祈祷。

信真主的请为我真的祈祷。

信共产主义的请高歌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

信自由主义的请挑灯夜读一篇王小波。

信民族主义的请朗诵一遍“满江红”。

信个体主义的请脱了衣服到你家门口裸奔。

啥都不信的，要不， 替我给答辩委员会的老头子们送点c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