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北京某书店做talk的时候，我胡说八道来着，我说：很多年轻写手都是靠青春期的荷尔蒙写作，我不靠它。我从小体内有个老头子，他很焦虑，我靠他的焦虑写东西。
后来有人问，你说的老头子指的是什么啊？
我哪知道是什么啊，我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来着，只好接着胡说八道。我说，他吧，他是我体内的局外人，跟我保持着距离，等着一切情绪沉淀下来以后来拣垃圾。
那天有一个听众。他站起来问问题，他说，不知道你们留学生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去年，有7、80个留学生被杀害了，这事你知道吗？有一个叫XX的，他爸爸是XXX，是以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很厉害的，它跑到美国去抓共产党，它很厉害的……
我说我没听说，我也不觉得留学生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他说：美国的留学生安全问题，很严重的，还有北大，北大去年有3、4百个学生被绑架了，失踪了，问题很严重啊……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说，全场哗然。主持人把话筒给拿了回来。
被迫害妄想狂。一个地地道道的被迫害妄想狂。
后来散会的时候。另一个听众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们正聊着天，那个被迫害妄想狂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是我没理他。情形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听众热烈的讨论着文学当中的隐喻，而那个妄想狂站在我们身边、大声地、愤怒地、慷慨激昂地论证去年美国真的有7、80个留学生给杀害了，北大有3、400个学生给绑架了。
……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国民党很厉害的！……3、400个人被绑架了，失踪了！国家调查了吗？没有，3、400个人……国民党的特务很厉害的……我隐隐约约听见他的痛诉。
后来大约实在觉得无趣了，自己走了。而我还在和那个听众探讨文学的隐喻。
晚上躺在床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妄想狂。突然对自己很失望。
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去倾听这个被迫害妄想狂的痛诉呢？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他说话呢？我关心什么狗屁文学隐喻吗？我多么想了解，在那个人的心里，那个宇宙里，无数星系的漩涡里，为什么会认定3、400人被绑架、7、80人被杀害？我不是号称体内有个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老头子吗？为什么没有和那个智力势利主义者的自己保持距离？
我为什么没有去直视他的眼睛？
今天坐在车里，快到一个路口时，堵了。司机嘀嘀咕咕：怎么会堵成这样呢？怎么会堵成这样呢？这条路上从来不会堵成这样的，是不是出事了前面？
磨磨蹭蹭终于开到了“前面”，司机大喊：就是出事了，你看！
我按下左边的车窗，看见路的两边站满了人，警车停在一边，警车和人群的当中，有一个躺在地上的少年，大约15、6岁，农村孩子的打扮，头部鲜血淋漓，静静地躺在那里。
怎么不送医院呢？司机说。
肯定是死了，我说，流了那么多血。
我的车缓缓地开了过去。
除了5岁那年看见我六叔叔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一个尸体。而我并不悲哀。甚至也不惊诧。那是一个生命，刚刚消亡的生命，才15、6岁，他爸爸妈妈肯定伤心至极。那么多血。也许身体还是热的。而我不能够悲哀起来。我想象自己是那个少年，躺在地上，睁着空空的眼睛，仰望天空，周围的高楼、人群、车流趴在我的上方，竟然也不恐惧。
司机开了车里的音乐，是一首老歌“蝶儿蝶儿满天飞”。蝴蝶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与君双双飞，你却只能留一夜……她唱，我也唱。
于是，在那个尸体的前方二百米处，我和那个女司机一起百无聊赖地哼歌。蝴蝶为花醉，花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
能够这样坦然地接受死亡，这实在是让我措手不及的一件事。我想我真是对自己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对体内的那个老头子一样存在着误解。他焦虑吗？他是远远地看着的，但是他真的焦虑吗？他看见了死亡，但是他用同样的眼神看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的一切：刚刚被印刷出来的晚报，泛着淡淡的墨香。一个小孩在买烤红薯，眼巴巴地看师傅翘起的秤，悄悄咽了一口口水。一个郊区来的妇女在药店门口排长长的队。一只流浪猫在“草原之夜”餐馆的后门处啃一块骨头。我把车窗重新摇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