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

一回来，就depressed。

什么也不想干，什么电话都不想接，什么人都不想见。脸都不想洗。一切都不make sense。

为那些自己内心并不需要的东西奋斗，奋斗个屁。

也许不能让我自己呆着。让我跟自己呆着，就像让我和一个虐待狂呆在一起。看着他踢我、打我、捶我、砸我、掐我，眼睁睁地看自己身上开始青一块，紫一块，痛到麻木为止。

或者，是和一场火灾在一起。看它把什么都烧干净，裸露出生命的荒原本质。

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电视里的一只澳洲野狗，为了一点食物，拼命地奔波，找啊找啊找啊找，受伤了，死在沙滩上。生命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把那个食物做大一点，做复杂一点，把那个奔波做得花哨一点，曲折一点，就make sense了吗？给恐惧衍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取一些动听的名字，就make sense了吗？爱情。家庭。事业。教育。慈善。社会。不但不make sense，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恶心。

这么多的宝贝，“文明”，怎么就还压不住、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为什么那个邪念这么强烈呢？我听见它象风铃一样在我窗前叮当作响。

而它的声音竟然是清脆的，而它的声音竟然是优雅的。

还有那么多狗屁不通的人，成天在教育你、指挥你、要挟你。这些你不在乎的人，说着那些你不在乎的话，还有他们手里那些你不在乎的东西，为什么要忍受呢？为什么要表演着垂涎呢？为什么不轻轻拨开他们，然后纵身一跳呢？

可还是有在乎。如果还有在乎，怎么可能自由呢？有一些责任，有一些爱，有一些义务，它就像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样长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把它们挖掉呢？可是如果没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伤心的是，发现决心根本无法改变什么。你决心要快乐，决心要有“平常心”，决心要从容，决心要改过自新，决心要感恩，决心要看到瓶子里满的那一半，你每天都在下决心，下了30年的决心，但是最后你发现，决心管个屁用。对自己说，no matter what you have to swallow, take it as a lesson. Lesson，多么崇高的字眼，可还是让我恶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去享受强奸。

强奸它就是强奸啊，你会痛，会屈辱，会恐惧。

怎么能这样顽固不化呢？上帝对我多么溺爱，给那么多玩具，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怎么还是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

电影Before Sunset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遇上了车祸，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残疾人，但是六个月后，你还是变回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中奖了，平白无故天上掉下来一亿美元，但是六月后，你还是要变回一个不快乐的人。

不快乐的人。我多么厌倦自己。

对异乡的乡愁

我承认，到最后，其实我已经很想念纽约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念的是什么，洁净明朗的空气？可以静下心来工作的状态？fossil蚊米闹同学这些朋友？纽约生机勃勃的街景？……还是，其实，我只是想一个人呆着而已。

我真是犯贱啊。一个人的时候，看到老头子下棋都恨不得跑过去凑热闹，可真热闹起来的时候，觉得人悬着，想要沉下去，沉到纯粹自言自语的地方，才算是脚跟着地。

或者我哪里都不想念，只是想要逃离。

甚至想着要卖掉我的电视，拔掉我家的网线，跟世界保持最少的接触，就读一读诗歌、历史什么的。

中国是多么狠的一记重拳啊，打得我眼冒金星之后，只想坐在地上喘气。

那天我跟小昭互相打听，“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出生在哪里”，我说美国，她说北欧，然后我又补充道，“可是你不可能假装你不是自己去进行选择的。我只能是我，那个只能是我的我，还是会选择中国。”

在JFK回哥大的路上，我心想，要有片湖就好了，结果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湖。

要下一场雨就好了，我得寸进尺地想，结果睡一觉起来，发现窗外的地都湿了。

我想纽约还是挺疼我的。

上飞机前，我爸给我电话，突然跟我说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话，让我要“爱国”、不要参加“反华”的活动，说话写文章要注意云云……我当然没有参加什么“反华”的活动，不过写文章好像是有点“出格”的地方，是不是我爸听说或者读到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只是恩恩啊啊着，想着大洋此岸也好，彼岸也好，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我党，我国、我爸，我妈，仿佛汇集成一只粘乎乎、暖烘烘的手，握着我，温柔地腐蚀我。虽然是温柔地，但是是在腐蚀。我看到自己在这只手里，变成软绵绵的一滩泥，再变成一堆水，从它的指缝间流走。

我宁可没有故乡。故乡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个负担。

飞机上的电影，大多非常难看。有一部里面两个女主角，一个叫王小路，一个叫王小晴。这个电影烂到让我恨不得跳起来砸了电影屏幕的地步。“甲方乙方”还行，至少开头不错，后面，就像个春晚小品了。艺术家多可怜啊，前有政府，后有市场，为了票房，只能糟蹋自己。这个，倒是世界各国，大家彼此彼此。

刚才睡了一觉，还没有睡够。

我的房间在四楼，刚好看到窗外槐树的树冠。一个多月前走的时候，它们还是吞吞吐吐地绿着，现在，彻底撒开了，唧唧喳喳地，填了一窗户。这点“春色”，喜气洋洋，几乎可以抵消“中国”、“美国”这样庞大的概念给我带来的折磨和忧伤。我想我最想念纽约的，其实也就是这个窗口了。我能想念而不显得自作多情的，也只是这个窗口了。

求婚

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求婚。两个人看顺眼了，然后在某天晚上，一家吃三鲜面的铺子里，男的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小不点们。

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在洋鬼子的求婚仪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当然就是钻戒了。这个钻戒，要求是真的钻石戒指，最好是tiffany牌的。据说它的价格，得是这个男人月工资的三倍。其实几个月的工资事小，重要的得让那个男人心疼。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象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钻戒代表我的心……”

光有钻戒还是不够的，还得浪漫。吃三鲜面时候，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钻戒，说：“老板，胡椒在哪儿？！……对了，小玉，嫁给我吧，这块金刚石，你拿着，三个月的工资呢！”这可不行。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帐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的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

为了满足广大女孩的浪漫需求，男人为了求婚的时机和场合绞尽脑汁。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在金门大桥上，男的给女的单膝跪下求婚。这样的“公开场合求婚法”，好处当然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就我的那对朋友来说，据说当时桥底下人们一看见有人单膝跪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立刻都停下来起哄鼓掌。坏处，当然就是这样的求婚，看上去有点象绑架。善良的女生们，多半不忍心当着众人的面，让男人下不了台。于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好吧好吧，你起来再说吧。结果这一再说，等了几十年，就没下文了。这一点，讲Johnny Cash的电影Walk the Line里面，有生动的演示，更别说我那位在金门大桥上的朋友了。不答应？不答应把你从桥上扔下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绑架了。

更多的人，在求婚场合问题上，选择温馨地“私了”。比如，吃甜点吃着吃着，突然吃出了一颗钻戒。又比如两人爬山爬到山顶，极目四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男人掏腰包，于是男人突然掏出一颗钻戒，深情的说“小玉，嫁给我吧……”。这种“温馨私了”的求婚方式，好处当然是给女生压力较小，她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拿起钻戒就飞速逃离现场，反正不一定非要说 “yes”了。坏处就是不够耸人听闻，效果不够震撼，有可能若干年后，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嫁给孩子他爸的。

要说我自己。我虽然已年过30，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枚钻戒说“嫁给我吧”。我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得三鲜面铺子都关门了。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从小对求婚场景的幻想里面，从来就没有钻戒这种东西。就一个帅哥，和我。我们都才华横溢桀骜不逊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彼此爱之入骨，又由于我们都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惟我独尊，所以我们又对彼此恨之入骨。由于这种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悖论，我们今天爱得脑肝涂地，明天又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争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对这个幻想是如此钟情，以至于都忘了在其中插入一个他掏出一颗三克拉大戒指的情节，可见女人一激动，就变得愚蠢。后来，我想，愚蠢也好，聪明也好，反正不过是幻想。如今我30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我，和一家三鲜面馆子。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我妈

我妈精力极其旺盛。仅仅当我妈太可惜了，她应该去当总理。

我在这个屋看书，她在客厅大声唱歌。唱的全是新歌，“感恩的心”，“解脱”。她一个人，下午，在客厅里，声情并茂地唱歌。

过了一会儿，她跑过来，勒令我下网，让我去踢毽子。说是怕我刚做手术的眼睛受不了电脑，但是我知道她真实的目的，是篡夺我的电脑，因为她也想玩游戏。

毽子是她买的。她没事的时候就在家踢毽子。我现在每天下午踢一会儿毽子。虽然每次只踢十来分钟，我进步却很快。三天前只能一次踢1、2个，现在可以连着踢10个。我妈更厉害，她可以左脚右脚换着踢。可是今天下午，我只踢了十个，毽子啪地散了。

我报告了我妈。我妈急了，这可怎么办？你的脚太厉害了！

那能怎么办？我心里窃喜，还惦记着我没打完的游戏呢。于是回到电脑边打游戏。打着打着，眼睛的余光扫见我妈，站在桌前咔咔咔地剪东西。我说你在干嘛？她说我在做毽子。

我抬头一看，伊正把一张白纸剪成须须，背着光，非常认真，嘴里一直嘟囔，太硬了，这种纸太硬了…… 过了一会儿，她愣是做成了一个毽子。我踢了踢，还行。不如买得好，但还是能踢起来。我回到到客厅踢毽子，踢得气喘吁吁。过了一会儿，我妈过来了。“让我踢会儿”，她眼巴巴地说。

我让给她。她拿起毽子一看，已经破了！又被你踢破了！不行不行，这种纸不行！她勉强踢了两下，恋恋不舍地把毽子扔到了垃圾桶里。

没有了运动项目，她就在屋里踱来踱去，并挥舞着两只高举的手。我问她在干嘛，她说，这也是一种运动，人老了，身体往下坠，所以要经常举举手，把身体往上提，我有时候走在路上，快步走，就举起胳膊挥舞。我说，那路上的人没准觉得你神经病呢。她不屑地笑道：神经病？人家跟我学还来不及呢！

晚上，我妈做了酸菜鱼给我吃，她边吃边说，做得真好吃，我做的东西，真好吃。

确实挺好吃的倒是。

饭后，我们出门散步。在院子里，她又开始边走边挥舞胳膊。我反正也见怪不怪了。

报纸上说了，她说，人老了，最多会缩十几厘米，所以一定要提升，运动，保持挺拔的姿态。她还说，以前老家里的旧家具，要扔掉，你爸不肯，你爸这个人，就是舍不得扔东西，那种送给别人别人都不会要的东西，我都不知道他留着干嘛！你爸那个人！她又说，现在瓜瓜新词可多了，你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奶奶，你把你的意思总结一下吧！总结！连“总结”都会说了！后来，她说累了。这个54岁的新新人类，终于放下胳膊，叹了一口气，坚定地说，明天，一定要去买一个新毽子。

怕

1。我。

哈佛一不留神竟然给了我postdoc offer。虽然我为明年的饭碗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欢欣鼓舞，但对哈佛本身，我并没有什么迷信，觉得它的光环，不过就是平庸当中最辉煌的一种而已。

但是我家里人就不一样了。在确认我所说的“哈佛”的确就是传说中的“哈佛”之后，他们普遍迸发出一股范进中举般的巨大热情。我爸跑到书店买了一堆关于哈佛的书籍和DVD，以至于他现在连哈佛那个著名铜像上有几个语法错误都已经知道了。我妈则热切向她所有认识的人发布这个消息，就是饭店的服务员小姐，在人家把我们送往电梯的路上，她都要迫不及待地告诉人家，她的女儿要去哈佛了。我一个堂哥，甚至发来了“贺电”，“贺电”里恭喜我成为了哈佛的“博导”。而我的四叔叔，从江西老家打电话过来，虽经我百般劝阻，却不能动摇他要在县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表示祝贺的决心。

闹同学说得对，中国人只知道两个国外的大学：哈佛与非哈佛。当年我上哥大的时候，虽然好歹也是一个Ivy League，但是谁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虽然我爸在做了适度的调研之后，认定哥大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他在亲朋好友之中炒作“常青腾”这个概念的努力非常失败，直到N年前，我的小姨父还是非常担忧地询问我：哥伦比亚大学是在哥伦比亚吗？

家里人的热情虽然是一片好意，我却开始忧心忡忡。原因是，虽然哈佛给我这个offer，但这个offer的前提是我必须在秋季之前成功答辩论文。现在，我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能够把论文改得让我的两个导师点头称是。我的两个导师中，导师B一直对我的论文比较肯定，但是导师A一直有种种非议。以我一直比较忧心忡忡的个性，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导师A有可能不让我通过论文。然后我就去不了哈佛。然后我就成了全世界的人的笑柄。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在我四叔叔、堂哥、饭店服务员小姐面前抬不起头来。

2。我爸

我爸总是在劝我，毕业以后要回国。他特别怕我在美国找个老外，然后就不回来了。

昨天我爸我妈我坐在一起聊天，我爸说，以后你哥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北京的，你又不回来，我们老两口啊，要空巢了。

去去去，什么空巢，我妈反对道，现在的孩子，还指望得上吗？我都想好了，以后等我们老得不行了，就住敬老院去，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有各种活动的，孩子们是指望不上的！

我爸不说话了。

晚上，我爸溜达到我房间，转悠了一圈，突然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找老外啊！你看那些涉外婚姻，有一个幸福的吗？你看那个韦唯，三个孩子都出来了，还不是要离婚？你听见没有？你可不要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啊！

3。瓜瓜

果果还不到三岁，但是他妈妈为了锻炼他，愣是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

于是他在幼儿园里号啕大哭。别的小朋友都在吃饭，他一个人站在墙角边哭。手里还拽着他的小书包，随时准备离开。

我妈决定让已经上幼儿园一年的瓜瓜教育果果。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上幼儿园，好吗？”

瓜瓜不理，自己抓着他的玩具飞机，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嘴里大喊大叫。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跟大家一起玩，大家吃饭他也吃饭，好吗？”

瓜瓜还是抓着他的飞机跑来跑去。

“瓜瓜，你去年上幼儿园哭了吗？”

“哭了。”瓜瓜停下来，扬起他小帅哥的脸。

“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我怕。”

“你怕什么？你是怕幼儿园的老师吗？”

“不是，我是怕我妈妈再也不来接我了。”

老头子

那天在北京某书店做talk的时候，我胡说八道来着，我说：很多年轻写手都是靠青春期的荷尔蒙写作，我不靠它。我从小体内有个老头子，他很焦虑，我靠他的焦虑写东西。

后来有人问，你说的老头子指的是什么啊？

我哪知道是什么啊，我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来着，只好接着胡说八道。我说，他吧，他是我体内的局外人，跟我保持着距离，等着一切情绪沉淀下来以后来拣垃圾。

那天有一个听众。他站起来问问题，他说，不知道你们留学生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去年，有7、80个留学生被杀害了，这事你知道吗？有一个叫XX的，他爸爸是XXX，是以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很厉害的，它跑到美国去抓共产党，它很厉害的……

我说我没听说，我也不觉得留学生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他说：美国的留学生安全问题，很严重的，还有北大，北大去年有3、4百个学生被绑架了，失踪了，问题很严重啊……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说，全场哗然。主持人把话筒给拿了回来。

被迫害妄想狂。一个地地道道的被迫害妄想狂。

后来散会的时候。另一个听众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们正聊着天，那个被迫害妄想狂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是我没理他。情形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听众热烈的讨论着文学当中的隐喻，而那个妄想狂站在我们身边、大声地、愤怒地、慷慨激昂地论证去年美国真的有7、80个留学生给杀害了，北大有3、400个学生给绑架了。

……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国民党很厉害的！……3、400个人被绑架了，失踪了！国家调查了吗？没有，3、400个人……国民党的特务很厉害的……我隐隐约约听见他的痛诉。

后来大约实在觉得无趣了，自己走了。而我还在和那个听众探讨文学的隐喻。

晚上躺在床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妄想狂。突然对自己很失望。

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去倾听这个被迫害妄想狂的痛诉呢？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他说话呢？我关心什么狗屁文学隐喻吗？我多么想了解，在那个人的心里，那个宇宙里，无数星系的漩涡里，为什么会认定3、400人被绑架、7、80人被杀害？我不是号称体内有个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老头子吗？为什么没有和那个智力势利主义者的自己保持距离？

我为什么没有去直视他的眼睛？

今天坐在车里，快到一个路口时，堵了。司机嘀嘀咕咕：怎么会堵成这样呢？怎么会堵成这样呢？这条路上从来不会堵成这样的，是不是出事了前面？

磨磨蹭蹭终于开到了“前面”，司机大喊：就是出事了，你看！

我按下左边的车窗，看见路的两边站满了人，警车停在一边，警车和人群的当中，有一个躺在地上的少年，大约15、6岁，农村孩子的打扮，头部鲜血淋漓，静静地躺在那里。

怎么不送医院呢？司机说。

肯定是死了，我说，流了那么多血。

我的车缓缓地开了过去。

除了5岁那年看见我六叔叔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一个尸体。而我并不悲哀。甚至也不惊诧。那是一个生命，刚刚消亡的生命，才15、6岁，他爸爸妈妈肯定伤心至极。那么多血。也许身体还是热的。而我不能够悲哀起来。我想象自己是那个少年，躺在地上，睁着空空的眼睛，仰望天空，周围的高楼、人群、车流趴在我的上方，竟然也不恐惧。

司机开了车里的音乐，是一首老歌“蝶儿蝶儿满天飞”。蝴蝶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与君双双飞，你却只能留一夜……她唱，我也唱。

于是，在那个尸体的前方二百米处，我和那个女司机一起百无聊赖地哼歌。蝴蝶为花醉，花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

能够这样坦然地接受死亡，这实在是让我措手不及的一件事。我想我真是对自己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对体内的那个老头子一样存在着误解。他焦虑吗？他是远远地看着的，但是他真的焦虑吗？他看见了死亡，但是他用同样的眼神看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的一切：刚刚被印刷出来的晚报，泛着淡淡的墨香。一个小孩在买烤红薯，眼巴巴地看师傅翘起的秤，悄悄咽了一口口水。一个郊区来的妇女在药店门口排长长的队。一只流浪猫在“草原之夜”餐馆的后门处啃一块骨头。我把车窗重新摇了上来。

角色的黄昏

终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那天我19岁的表妹到我家来玩。她穿球鞋、牛仔裤和松松垮垮的上衣，跳街舞，唱那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歌，崇拜周杰伦。我比她大11岁，作为一个表姐，我常常被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指定去教育她、改造她。可是，就是她，也眨巴着眼睛跟我说：“我同学说你的小说写得好！”

天哪，便是我这个在石家庄郊区读一个大专文凭的表妹，也知道我在写小说么？也知道她这个看似威严的学习模范表姐，其实有那么多焦虑，有那么多阴暗面，有那么多文艺情绪，有那么多顾影自怜，我看着我表妹眨巴的大眼睛――套用小学作文里面的一句话――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我还怎么继续在她面前扮演那个“三个代表”的表姐呢我？

之后是我妈。那天我在北京，走在大街上，突然接到我妈的一个电话。

“鱼儿，我的同事说，在XX杂志上看到你的访谈，上面说你写了一本小说！是真的吗？……啊，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个女儿啊，你怎么写了书都不跟我说，你也给一本给爸爸妈妈看看嘛……”

我站在地安门大街上，听着我妈的哀叹，急得都快哭了。完了，连他们都知道了。老妈啊老妈，不是我不想给你们看，而是我在你们面前，花了30年时间，苦心经营了一个傻呵呵、乖兮兮、甜蜜蜜的“女儿”形象，我实在不想毁了她。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形象上拉开一条口子，窥视里面那个惶恐焦虑敏感纤细的陌生人呢？

何况里面还有一些“儿童不宜”的情节呢，我实在无法想象我的父母读到我写的某些情节时作何感想。

然后接着是我堂妹，我妈的一个朋友……我真怕有一天连我的小脚奶奶都要打电话给我，操着家乡方言跟我说，那个王徽啊，真是作孽啊……

对于我的大部分网友读者来说，DP从一开始就是DP，所以对于向他们展示自己灰暗的一面，我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但是对我父母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单纯”的女儿。对我的表妹堂妹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学习标兵”姐姐。现在，半路突然冒出了一个DP，那么文艺，不害臊地把自己的病痛摊在别人面前，并且号称就是他们的女儿或者姐姐，这叫他们如何是好呢？而我，象一个行骗几十年的骗子，突然被拆穿，人证物证俱在，又叫我如何是好呢？

写小说是多么流氓的一件事啊。再纯洁的小说，都是一种自我暴露。

每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的衣服，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而我现在，因为写小说，被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我在生活中基本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人――对于我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姐姐、妹妹、姑姑、侄女、学生、助教、网络写手、网友、学者……分得丁是丁，卯是卯，一般都能扮演得恰如其分。倒不是我喜欢带面具，而是我尊重社会秩序嘛。一个社会的秩序，无非就是一个角色的序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师生生，婆婆妈妈……你可以和自己的哥们姐们一起看黄片，但永远不可能和自己的父母。你可以嗲声嗲气地和男朋友说话，但永远不可能嗲声嗲气地做论文报告。一旦一个角色串入另一个角色当中，尤其这两个角色的跨度很大时，结局只能是整个世界的错愕。

我长期大跨度的精神分裂终于遭到了报应。

昨天在一个书店做一个小的talk，讲到一半，突然有个人悄悄地潜入观众席。我当时脑子就“轰”地炸开了――这不是，这不是我以前在清华某院的院领导XX吗？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所以也不能完全肯定，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逃避那个人射过来的眼光。如果是他，这该是多么荒诞的景象啊――以前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可只是“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方案”啊，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前同事，那个看上去那么乖巧的小女生，竟然用这么老成的语气，说着这样厌世的话：“爱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跟大街上拣钱包似的，它可能发生，但它很少发生……”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No. No. No. No。No。No。No。

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是不是他，因为会后我还没跑过去相认，他就消失了。估计不是吧，不然他应该也会跑来认我。又或者，人家都替我害臊。

我想我对码字这事真是够哥们的，为了它，我让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的角色们纷纷破产，血本无归。

崔建的新歌“蓝色骨头”里，有一句唱道：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春天里，而我能唱的只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伪花朵正好长在伪春天里。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

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

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