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羽良

羽良同学说：

我对你俩的说法基本上都同意。但我认为DP强调的只是非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注意，这个转型未必是向民主化的转型！），因“选举”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大家发现，通过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建构，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选举榨取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源。而通过这种方式去“拼选举”，严格来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化。

比如台湾，台湾现在的族群对立局面绝对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在台湾解除戒严、党禁、报禁后，名义上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公民普遍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取得了，但如果用严格的民主量化指标去考核台湾的话，台湾离真正的民主化（或者采用Linz等人更准确的说法，民主的巩固）仍有距离。通过制造族群对立，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拼选举上位，而一旦上位后便成为无人能管的超级总统，丢下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烂摊子乱搞。这样的民主质量，只不过在反复印证O'Donnell所说的“委托型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并不是成熟稳定的民主政治形态。比台湾更具有典型性的情况，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非洲诸多国家，多的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证明，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够。选举，同样也可以充当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汲取合法性的工具。

真正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问题上，其实都不会太差，至少不会太血腥。（可能北爱尔兰问题是例外）顶不济，看看加拿大，比利时，苏格兰。出现DP所说情形的地方，其实都没有真正稳定的民主政治，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问题，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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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羽良同学的意思是，因为台湾、俄罗斯等地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它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能算到民主的头上。

坏苹果不是苹果？黑马不是马？是这个意思吗？呵呵。这样偷换概念来辩论，是不是有点“偷懒”呢？：）

看得出来，咱俩的阅读交叉面很大，如果这样，你应该清楚，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民主化经验研究的文章书籍，都是把有无相对fair and free election作为民主的分水岭，就是说，台湾、前南、俄罗斯等，都是算在民主制度里面。最明显的，莫过于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吧。

我当然也同意你说的，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都比较好，但别忘了，这些国家往往同时也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融合比较好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解决的比较好，算在经济发展的账上、文化融合度高的账上，还是民主的账上？不好说，可能都有吧。而且，其中很多国家都是相对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德国、日本），自然也没有多少纠纷，法国最近涌入不少阿拉伯人，所以前年也来了个大骚乱。

能做到加拿大那样，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加拿大模式在它国能否解决问题，难说。现在的民族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公投和平独立了，问题就完了？如果出现反向迫害呢？科索沃就是独立了，不也出现反向的迫害（迫害境内塞尔维亚人）？库尔德人如果独立，能保证不迫害境内的阿拉伯人？

其实我想说的是：

1）自由化本质上就是一个释放过程，它会释放出一个社会里最理性、最宽容、最文明的东西（就像你我这样的言论 ^&^)，也会释放出那些最原始、最狭隘、最冲动的东西。别忘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指望在自由化过程中，只有那些好的东西会绽放，那些坏的东西不会，是不现实的。

2）民主化本质上是一个动员过程，它会动员出理性、智慧、文明的东西，但它同样也可能动员出那些原始、狭隘、冲动的东西。用民主来解决民族问题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悖论：民主尊崇“多数原则”，而民族问题往往涉及“少数民族”，内在冲突，不言而喻。（想想当年塞尔维亚人的公投就行了）。恶性动员尤其容易在经济困难或者政权危机的时候出现，希特勒上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他后来推翻了民主制，但他的确是靠恶性动员之后的选举上的台。

当然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方式去约束调节那些狭隘冲动的原始情绪，比如联邦制，比如affirmative action，比如法治，但是不要指望这些制度安排总能战胜那种情绪，更不能假设一旦我们自由化民主化了民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自由化民主化---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恶化民族问题。

我说这些，不是要“抹黑”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觉得一个现实的预期才是拥护它的坚固基础，在这种现实的预期下，我们才会更多地思考自由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配套条件是什么，才不会---象今天的很多俄罗斯人或者台湾人那样---因为自由民主制度没能把人们送入天堂而对它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