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代”

这两天读一本书叫《Bad Samaritans》by Ha-Joon Chang （也是一个剑桥的老师，韩裔，经济学系）。这本书，顺应现在西方学术界的潮流，又是一本猛烈攻击“新自由主义”的著作。客观地说，这本书比我看过的很多攻击新自由主义的书写得要好，主要是作者还是讲论据的，而不仅仅是喊口号。“反自由主义”著作里，有很多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但是这本书里，还是有一些“值得一驳”的观点。比如下面这段话（我直接翻译成中文）：

“ 60年代和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错误’政策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为3%……这是它们的最高纪录。80年代以来，自从它们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0、70年代的一半，1.7%左右。”

这段话如果成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足以说明“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优于“自由主义”战略，60、70年的管制主义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代”，而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则是“失乐园”的“黑铁时代”。

对这段话，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的回应方式（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印证）：

1. 首先是数据问题，我不知道这个3%和1.7%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值（以国家为单位），还是全体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人均GDP平均值（以个人为单位）？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数据含有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增长提速，其意义是不能被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人均GDP增长减速所抵消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计算方式，必须加上人口加权的因素，数据才有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是受益于自由化政策的，而它们的人口达世界人口1/3到1/2。

2. 更重要的是，60、7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里，是经济自由开放型的国家贡献率大，还是经济管制封闭型的国家贡献率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数据，again，是几乎没有意义的。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恰恰发生在60、70年代，而它们都是出口型的自由经济。如果那3%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的国家，作者却要用这个增长率来说明管制封闭型的“功效”，这就好像一个经常锻炼身体、但有关节炎的人短跑取得好成绩，有人非要因此论证关节炎对短跑速度快的“功效”一样，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3. 更更重要的是，管制封闭型的发展战略也许能一时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管制封闭型的国家到70年代末，经济都走进了死胡同。“国家主义”的策略之所以能暂时刺激经济发展，是因为国家能够通过其资源动员能力来制造“投资性增长”，但是社会创造力的衰落和激励机制的缺乏长远来看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这也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Chang这样的“反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描绘一个画面，好像世行、IMF、WTO、美国政府以及资本家们联手搞垮了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但事实是，无论苏联、东欧、中国、印度、非洲、拉美，所有那些采取了管制封闭发展战略的国家，无一幸免地遭遇经济困境（形式各不相同：欧美经济滞胀、苏东地区排长队买基本生活用品、非洲搞了20年社会主义还是一贫如洗……）。是经济困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转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经济困境---- “国家主义者”弄反了逻辑。因为管制封闭型经济能够一时促进经济发展，而认定80年代后如果坚持这个战略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发展，就像认定如果一个人跑1000米，前面一百米速度是12秒，后来的每一百米都可以做到12秒一样。

4. 同样重要并与第三点相联系的是，“投资型增长”经常是浪费性的、低意义的，可以制造出美丽的数字，但是很少体现到“老百姓”生活水准的改善上。比如中国，大跃进制造废铜烂铁就不说了，70年代初搞“三线工程”，巨额的大量投资，可以蹭蹭蹭地提高GDP，但是大量的烂尾工程、低质甚至无用产品，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中国在毛太祖手下虽然也号称GDP年均增长6%，但57年开始人民生活消费水准就停止提高了。

5. 一个不太重要但也不应该忽视的因素：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经历的都是“恢复性增长”，恢复性增长速度较快这并不奇怪，基础差则提高快，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像一个人跑100米，从30秒提高到20秒可能较容易，但是从20秒提高到15秒则难得多，15秒提高到10就几乎不可能，经济是同样道理。

我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简单的逻辑知识加上历史知识，就可以质疑上面那个乍一看非常具有蛊惑性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人乐于被煽动，拒绝运用简单的逻辑和历史知识，这是东西方左翼“新国家主义”者共同的毛病，也是他们“百战百胜”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