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朋友来信：
亲爱的刘姐姐，我要偷偷告诉你，我非常肤浅得喜欢着日本这个国家，缩小点范围来说，是很迷日本产的东西,我记得我的第一部随身听是索尼公司的，非常好用，那时候反日情绪似乎没有现在这么高涨，大家都以用日本牌子为荣，我还可以大大咧咧得跟姐妹淘们讨论自己的护肤心得，激动地推荐几款效果好的日系护理产品。
也不知道是从啥时起，身边的朋友都变得非常仇日，可跟他们接受同样教育，生长在同样环境下的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那时候，我非常苦恼，深深责难自己反问自己，‘难道我不爱国？’ 这个认识让我非常惊恐，痛定思痛后，我断定是自己接受的爱国教育不够，或者对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认识不够清晰。这个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我想也许我多看几本描写日本侵略者丑恶嘴脸的书，问题就解决了吧。成长在我们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又还没完成学业的状态下，爱国的唯一表达方式似乎就只有仇日了。为了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就认真苦读日本跟我们祖国之间血雨腥风的历史，留意报纸上两国间的是是非非。痛苦的是，我还是‘仇’不起来。这不仅让我怀疑起自己的道德原则，而且让我在仇日派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当他们像打了鸡血般热烈讨论要怎么反日，或者激情演讲日本人斑斑劣迹的时候，我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 我觉得我没错，但哪里又有点不对，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我可以做到理性，可面对亢奋的爱国小年轻们，我却不知如何自处。在他们规劝我抵制日货的时候，在他们骄傲得宣扬自己仇日心态的时候，我该温柔地笑笑，虚伪地点点头，还是跟他们理论一番呢？如果是后者，我该怎么说他们才会认真听下去，而不是条件反射般得反感呢？我当然不是要去扭转他们的仇日心态，只是希望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不必端坐着，假装很认真得聆听。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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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关于反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1.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犯下过罪行，日本政府认罪态度不够彻底，很多中国人因此敌视日本，情有可原。
2. 事情过去了60多年，而且日本政府不是不认罪，只是不彻底，而且今天的日本国民和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而且日本的文化也有很多可贵可爱的地方，你对日本恨不起来，也情有可原。
3. 对于个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仇恨本质上都是“建构”的。当然这种建构里有合理的、对集体记忆的保护和再生产，但也有政府和媒体有意无意的煽动，还有民众的“从众心理”。在“从众”这一点上，很多大学生的积极反日和文革期间学生的积极打倒走资派是一个心理---- 表面上是一种反抗精神，本质上是努力让自己所在的群体接受自己，也就是在“集体的怀抱”里撒娇。你的那些同学，在05年抵制日货运动之前也在“孤独地”抵制日货吗？如果有，另当别论。如果没有，那之后为什么开始这么做呢？去了一趟日本了解到日本的“劣根性”？读了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籍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研究了一下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仅仅因为“别人”开始抵制日货了？
4. 仇恨的“建构性”也反映在中国人对一场人为大饥荒的彻底遗忘上。59-61年的大饥荒导致1700万到4000万人口的死亡（不同来源估计不同），而抗日战争导致1800万人死亡（加上受伤的，3500万）。就是说，大饥荒导致的死亡不少于、甚至多于抗日战争，而且这事发生在更近的40多年前，而且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对此事公然认罪，但，有几个大学生为此“愤慨”呢？如果你的同学一定要逼你“反日”，你可以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对一场规模相当的人为悲剧表示愤慨，仅仅因为错的是“自己的政府”？
5. “仇日”的本质目的应当是对侵略战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仇恨，而不是对一个族群的仇恨。以前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某一天（具体忘了），都有犹太学生站在学校的主干道上举行纪念大屠杀死难者活动，学生们一个一个上去接力念死者的名字---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哀悼、是防范悲剧重演的决心，而不是“仇恨德国”的歇斯底里心态。就是说，保护记忆和民族和解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反思战争的结论并一定要是民族仇恨。
6. 你可以说日本的认罪态度不如德国彻底，但是不彻底认罪和不认罪还是不一样的。把甲级战犯供在靖国神社参拜、批准右翼教科书固然令人寒心，但因此说今天的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我个人觉得属于夸大其辞。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不象中国总是“万众一心”，日本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事实上据说日本右翼教科书只被千分之三左右的学校采用，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件颇受争议的事情，所以，过分强调“顽固不化”的那一翼势力而忽略那个社会的意见多样性，属于以偏概全。如果一个人眼睛长得很好看，嘴巴很难看，但你看他时永远只看他的嘴巴并因此越看越不顺眼，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责任呢？我的意思是，愤怒，可以，但最好与事态的严重性成比例，否则有点钻牛角尖的意思。
7. “难道我不爱国？”并没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也是为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接受的定义，“国家是在特定疆域里可以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的机构”。不管前面定语如何，两个定义殊途同归的是，国家是某种“暴力机器”。“暴力机器”有什么好“爱”的呢？我们可以爱家乡的山水、爱给我们种了粮食的农民、爱吃中式火锅、爱李白的诗歌，爱正义，爱善良……为什么要爱一个“暴力机器”呢？仅仅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去热爱它？
8. 你不可能、也许也没必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身边所有的人。怎样为自己辩护？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多读多看相关的信息，别人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完备的答案，要你自己去“调查研究”。坚持独立思考不单是个勇气问题，而且是个需要勤奋的体力活。如果你还是为自己的“孤立”而惴惴不安，那么聊以安慰的是，其实你也不孤单。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
苏格兰
我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事，就是跑到一个陌生地方站在一个自己不了解也无心了解的巨大建筑物前咔嚓咔嚓地拍照并把它称之为旅游。当然，以下几件事情会使它显得更不浪漫也就是更像旅游：一，你的照相技术很差；二，你在被照相的一刹那难以自控地伸出手比划出一个V字型；三，镜头里面涌动着无数人头你要费上很大的劲才能使自己的那颗成为最大的一颗；四，你身后竟然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花坛。
上周我去苏格兰“旅游”了。
这次旅行的意义在于：一，摆脱一场意义正在递减的辩论；二，下次某人提及某地时，可以说“噢，我去过那里！但跟没去过一样”；三，暂时脱离孤寡老人的生活住6人一间的青年旅舍重新温习了一下人间烟火；四，因为住在6人一间的青年旅舍而为地球节约了少量的能源。
目前还没有感受到“体会异国风土人情”这样的重大意义，因为实在不知道在巨大建筑物面前照相如何帮助体会异国风土人情。
实际上我常常觉得旅行爱好者往往是因为无力发掘自己的生活才奋力去发掘别人的生活但结果被发掘的还是苍白的自己，的过程。
好吧，说说苏格兰。看图说话，从城市说起：
爱丁堡，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是我去过的建筑上最美的城市：
爱丁堡城堡的一面墙，也有正门的照片，人头涌动，不贴也罢。不过正门一侧有一个Wallace的雕塑，也就是《勇敢的心》里面那个哥们。
街边的一对母子：
一家漫画书店：
格拉斯哥（苏格兰的最大城市）的一座房子：
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同学的母校。苏格兰虽然小、人口不多、荒凉，却出过很多重要思想家和科学家，亚当斯密、休谟、瓦特、密尔（爸爸那位）等等。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英美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重要起源地。总之，一个弹丸之地，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非常稀里哗啦。
街上一个弹钢琴的人，可惜不能把音乐也给照下来。
一个北方小镇，fort william，特别冷，还苍凉：
镇上小书店的窗户：
一个老房子：
一个更老的房子：
也有清新可爱的角落：
一个叫urguhart的城堡，据说曾关押过某个著名国王（名字给忘了）：
据说是英国最北的城市 Inverness：
再来点自然风光，苏格兰高地，北方的北方，荒凉，极冷：
尼斯湖边，木有怪兽：
雨中的某湖（名字忘了）：
雾蒙蒙的天气：
一个寂寞的小孩：
一只寂寞的鸟：
一个寂寞的屁股：
苏格兰的天气非常诡异，一天之内可以变幻无穷。阴：
晴：
雨：
雪：
晴天最宜人，再来两张晴天：
小镇上的一个居民家墙上，每朵花都在使劲开放，这事多么叫人感动：
苏格兰旗帜，虽然合并300多年了，苏格兰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独立意识。我问司机：Are you British? 他答：No, I’m Scottish. 这件事情说明，三百年后牛博上的人民群众还可能在继续争吵西臧问题。三百年啊，人类多么无趣。
报告闹同学，我还没有堕落成“摄影爱好者”。就是多数时候闲极无聊，为了避免打出更无聊的V字手势而对风景下了毒手。
格拉斯哥（苏格兰的最大城市）的一座房子：
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同学的母校。苏格兰虽然小、人口不多、荒凉，却出过很多重要思想家和科学家，亚当斯密、休谟、瓦特、密尔（爸爸那位）等等。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英美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重要起源地。总之，一个弹丸之地，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非常稀里哗啦。
街上一个弹钢琴的人，可惜不能把音乐也给照下来。
一个北方小镇，fort william，特别冷，还苍凉：
镇上小书店的窗户：
一个老房子：
一个更老的房子：
也有清新可爱的角落：
一个叫urguhart的城堡，据说曾关押过某个著名国王（名字给忘了）：
据说是英国最北的城市 Inverness：
再来点自然风光，苏格兰高地，北方的北方，荒凉，极冷：
尼斯湖边，木有怪兽：
雨中的某湖（名字忘了）：
雾蒙蒙的天气：
一个寂寞的小孩：
一只寂寞的鸟：
一个寂寞的屁股：
苏格兰的天气非常诡异，一天之内可以变幻无穷。阴：
晴：
雨：
雪：
晴天最宜人，再来两张晴天：
小镇上的一个居民家墙上，每朵花都在使劲开放，这事多么叫人感动：
苏格兰旗帜，虽然合并300多年了，苏格兰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独立意识。我问司机：Are you British? 他答：No, I’m Scottish. 这件事情说明，三百年后牛博上的人民群众还可能在继续争吵西臧问题。三百年啊，人类多么无趣。
报告闹同学，我还没有堕落成“摄影爱好者”。就是多数时候闲极无聊，为了避免打出更无聊的V字手势而对风景下了毒手。
2008年3月21日星期五
关于帮倒忙
既然已经被“群殴”了，再多一个“论敌”也无妨。
和菜头博客里说西方很多媒体和挺 臧人士是在“帮倒忙”，胡缠说他的言论“傻气腾腾”。说实话，我没看出来“傻气腾腾”在哪。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认为西方媒体和挺 臧 人士在帮倒忙。对和菜头的某些字句我未必同意，但对这个基本观点是同意的。
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件事上的确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刻意误导”倾向，这已经有各种论据支撑。这种“误导”程度，在某些媒体，已经到了放弃专业性而露骨地歪曲事实的程度。我以为，那些平时对国内媒体放弃专业性、歪曲事实而气愤填膺的人，在同样的事情被很多西方媒体做了之后，会表现出同样的气愤填膺，但是，显然，我又错了。
别跟我说是因为中共封锁信息所以很多西媒才误传信息，由于手机、网络、录像、旅行者口述和有限的现场记者，西媒已经掌握大量中立来源的信息，但是刻意误导还是无处不在。比如，有一张照片，明明是一个中国警察救出一个被暴徒殴打的中国小孩，竟然有媒体说这是警察抓走臧 人小孩。Times 客观一点，拿了那张照片做头版，标题也只是“A child taken away by police”----他们明明知道这是警察救被打的中国小孩（因为是录像节选，有上下文），但是他们不写，乍一看这种照片和文字，别说向来同情臧 读 的老外，就是我，也以为是警察抓走抗议的臧 人儿童。（后来从别的地方看了全部录像才知道事实刚好相反）。又比如，很多媒体每次报道暴动中死了多少人的时候，都是放在“troops opened fire”之后说，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所有的死伤都是“troops opened fire”的结果。在某个老外论坛上，我看到一个老外说“Ten were burned to death! Boycott the Olympic Games!” 显然，他以为被烧死的是臧 人，说实话，在这样的“误导”声势下，形成这样的误解一点也不奇怪。我相信很多去中国大使馆门口示威的老外--乃至很多普通西方人--- 都有这样的误解：一群和平示威者被中 共给无情扫射了。当然，不同媒体倾向性程度不同，比如《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的报道就比较客观（可惜属于极少数），而《纽约时报》倾向性就太强。比如NYT最近的一篇报道，在讲到汉 臧 对立情绪的时候，刻意节选了很多汉人说臧 人的坏话（比如说臧 人懒、不洗澡，白眼狼……总之很难听的话），但没有节选任何臧 人对汉人人身攻击的坏话（说实话，我不相信臧 人 没有说类似的话----当然我可能是错的），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汉人对臧 人怀有刻骨的歧视和仇恨，但是臧 人对汉人却没有。
之所以说是“帮倒忙”，是因为在对事实进行误导或者歪曲之后激起的“国际民愤”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民愤”会进一步激化中国方面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将民众更快地推向政府的强力镇压话语。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大多数西方媒体在“火上浇油”。
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以下现象是可以同时谴责的：
1）臧 人滥杀滥烧无辜；
2）政府封锁信息、限制宗教自由，或甚至滥杀无辜（后一点有待确认）。
3）大多数西方媒体刻意的误导性报导。
但我感觉，对有些人 ，谴责了第一条第三条就不用谴责第二条，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谴责了第二条就不用谴责第一、第三条。说白了，还是那种“站队”思维。为什么一定要“站队”呢？我觉得，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够格“傻气腾腾”。
------
针对留言的补充：有人说任何媒体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倾向性，读者自己从不同媒体中去粗取精，自然能得出一个相对公正的结论。这话当然不错，但前提应该是事实的多面性和报道的多面性“成比例地”对称，结论才会是相对公正的。就象A和B打架，A打B一拳，B打A一拳，如果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A打B那一拳，对B打A那一拳却一闪而过，那么虽然似乎也有信息多样性，但给人的印象则是A在欺负B。在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上，我根本没有看过事情与报道的比例对称。象《经济学家》那样把暴徒称做暴徒的，我只看到一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从媒体得到的印象是“一群和平示威者被中国政府无情扫射。”
和菜头博客里说西方很多媒体和挺 臧人士是在“帮倒忙”，胡缠说他的言论“傻气腾腾”。说实话，我没看出来“傻气腾腾”在哪。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认为西方媒体和挺 臧 人士在帮倒忙。对和菜头的某些字句我未必同意，但对这个基本观点是同意的。
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件事上的确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刻意误导”倾向，这已经有各种论据支撑。这种“误导”程度，在某些媒体，已经到了放弃专业性而露骨地歪曲事实的程度。我以为，那些平时对国内媒体放弃专业性、歪曲事实而气愤填膺的人，在同样的事情被很多西方媒体做了之后，会表现出同样的气愤填膺，但是，显然，我又错了。
别跟我说是因为中共封锁信息所以很多西媒才误传信息，由于手机、网络、录像、旅行者口述和有限的现场记者，西媒已经掌握大量中立来源的信息，但是刻意误导还是无处不在。比如，有一张照片，明明是一个中国警察救出一个被暴徒殴打的中国小孩，竟然有媒体说这是警察抓走臧 人小孩。Times 客观一点，拿了那张照片做头版，标题也只是“A child taken away by police”----他们明明知道这是警察救被打的中国小孩（因为是录像节选，有上下文），但是他们不写，乍一看这种照片和文字，别说向来同情臧 读 的老外，就是我，也以为是警察抓走抗议的臧 人儿童。（后来从别的地方看了全部录像才知道事实刚好相反）。又比如，很多媒体每次报道暴动中死了多少人的时候，都是放在“troops opened fire”之后说，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所有的死伤都是“troops opened fire”的结果。在某个老外论坛上，我看到一个老外说“Ten were burned to death! Boycott the Olympic Games!” 显然，他以为被烧死的是臧 人，说实话，在这样的“误导”声势下，形成这样的误解一点也不奇怪。我相信很多去中国大使馆门口示威的老外--乃至很多普通西方人--- 都有这样的误解：一群和平示威者被中 共给无情扫射了。当然，不同媒体倾向性程度不同，比如《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的报道就比较客观（可惜属于极少数），而《纽约时报》倾向性就太强。比如NYT最近的一篇报道，在讲到汉 臧 对立情绪的时候，刻意节选了很多汉人说臧 人的坏话（比如说臧 人懒、不洗澡，白眼狼……总之很难听的话），但没有节选任何臧 人对汉人人身攻击的坏话（说实话，我不相信臧 人 没有说类似的话----当然我可能是错的），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汉人对臧 人怀有刻骨的歧视和仇恨，但是臧 人对汉人却没有。
之所以说是“帮倒忙”，是因为在对事实进行误导或者歪曲之后激起的“国际民愤”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民愤”会进一步激化中国方面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将民众更快地推向政府的强力镇压话语。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大多数西方媒体在“火上浇油”。
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以下现象是可以同时谴责的：
1）臧 人滥杀滥烧无辜；
2）政府封锁信息、限制宗教自由，或甚至滥杀无辜（后一点有待确认）。
3）大多数西方媒体刻意的误导性报导。
但我感觉，对有些人 ，谴责了第一条第三条就不用谴责第二条，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谴责了第二条就不用谴责第一、第三条。说白了，还是那种“站队”思维。为什么一定要“站队”呢？我觉得，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够格“傻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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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留言的补充：有人说任何媒体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倾向性，读者自己从不同媒体中去粗取精，自然能得出一个相对公正的结论。这话当然不错，但前提应该是事实的多面性和报道的多面性“成比例地”对称，结论才会是相对公正的。就象A和B打架，A打B一拳，B打A一拳，如果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A打B那一拳，对B打A那一拳却一闪而过，那么虽然似乎也有信息多样性，但给人的印象则是A在欺负B。在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上，我根本没有看过事情与报道的比例对称。象《经济学家》那样把暴徒称做暴徒的，我只看到一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从媒体得到的印象是“一群和平示威者被中国政府无情扫射。”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
Affirmative Action
最近有很多网友给留言、发信，不好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没法一一回复。但有好几个人因为我文章提到affirmative action而问道什么叫“affirmative action"，简单说一下：在美国的背景下，就是给少数族裔和女性提供教育、就业方面的一点特殊照顾的政策。其实有可操作性的，就是给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在大学录取方面降低分数线。不是想拽英文，而是确实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翻译方式，曾经用过“平权行动”这个说法，但还是觉得太含糊。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 辩论的文章，附在下面。
顺便说一句，据说有傻叉因为我“被群殴”而兴奋不已，要是您看了给我的留言来信，会很失望的，呵呵。当然，正如“被很多人反对”不一定意味着没道理，“被很多人支持”也不一定意味着有道理。所谓牛B就是不管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能够始终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和逻辑出发保持理性娓娓道来，并且对新的事实和逻辑开放。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平权行动分割线－－－－－－－－－－
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 臧 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 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 辩论的文章，附在下面。
顺便说一句，据说有傻叉因为我“被群殴”而兴奋不已，要是您看了给我的留言来信，会很失望的，呵呵。当然，正如“被很多人反对”不一定意味着没道理，“被很多人支持”也不一定意味着有道理。所谓牛B就是不管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能够始终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和逻辑出发保持理性娓娓道来，并且对新的事实和逻辑开放。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平权行动分割线－－－－－－－－－－
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 臧 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 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回羽良
羽良同学说：
我对你俩的说法基本上都同意。但我认为DP强调的只是非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注意，这个转型未必是向民主化的转型！），因“选举”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大家发现，通过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建构，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选举榨取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源。而通过这种方式去“拼选举”，严格来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化。
比如台湾，台湾现在的族群对立局面绝对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在台湾解除戒严、党禁、报禁后，名义上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公民普遍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取得了，但如果用严格的民主量化指标去考核台湾的话，台湾离真正的民主化（或者采用Linz等人更准确的说法，民主的巩固）仍有距离。通过制造族群对立，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拼选举上位，而一旦上位后便成为无人能管的超级总统，丢下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烂摊子乱搞。这样的民主质量，只不过在反复印证O'Donnell所说的“委托型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并不是成熟稳定的民主政治形态。比台湾更具有典型性的情况，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非洲诸多国家，多的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证明，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够。选举，同样也可以充当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汲取合法性的工具。
真正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问题上，其实都不会太差，至少不会太血腥。（可能北爱尔兰问题是例外）顶不济，看看加拿大，比利时，苏格兰。出现DP所说情形的地方，其实都没有真正稳定的民主政治，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问题，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羽良同学的意思是，因为台湾、俄罗斯等地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它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能算到民主的头上。
坏苹果不是苹果？黑马不是马？是这个意思吗？呵呵。这样偷换概念来辩论，是不是有点“偷懒”呢？：）
看得出来，咱俩的阅读交叉面很大，如果这样，你应该清楚，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民主化经验研究的文章书籍，都是把有无相对fair and free election作为民主的分水岭，就是说，台湾、前南、俄罗斯等，都是算在民主制度里面。最明显的，莫过于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吧。
我当然也同意你说的，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都比较好，但别忘了，这些国家往往同时也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融合比较好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解决的比较好，算在经济发展的账上、文化融合度高的账上，还是民主的账上？不好说，可能都有吧。而且，其中很多国家都是相对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德国、日本），自然也没有多少纠纷，法国最近涌入不少阿拉伯人，所以前年也来了个大骚乱。
能做到加拿大那样，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加拿大模式在它国能否解决问题，难说。现在的民族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公投和平独立了，问题就完了？如果出现反向迫害呢？科索沃就是独立了，不也出现反向的迫害（迫害境内塞尔维亚人）？库尔德人如果独立，能保证不迫害境内的阿拉伯人？
其实我想说的是：
1）自由化本质上就是一个释放过程，它会释放出一个社会里最理性、最宽容、最文明的东西（就像你我这样的言论 ^&^)，也会释放出那些最原始、最狭隘、最冲动的东西。别忘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指望在自由化过程中，只有那些好的东西会绽放，那些坏的东西不会，是不现实的。
2）民主化本质上是一个动员过程，它会动员出理性、智慧、文明的东西，但它同样也可能动员出那些原始、狭隘、冲动的东西。用民主来解决民族问题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悖论：民主尊崇“多数原则”，而民族问题往往涉及“少数民族”，内在冲突，不言而喻。（想想当年塞尔维亚人的公投就行了）。恶性动员尤其容易在经济困难或者政权危机的时候出现，希特勒上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他后来推翻了民主制，但他的确是靠恶性动员之后的选举上的台。
当然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方式去约束调节那些狭隘冲动的原始情绪，比如联邦制，比如affirmative action，比如法治，但是不要指望这些制度安排总能战胜那种情绪，更不能假设一旦我们自由化民主化了民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自由化民主化---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恶化民族问题。
我说这些，不是要“抹黑”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觉得一个现实的预期才是拥护它的坚固基础，在这种现实的预期下，我们才会更多地思考自由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配套条件是什么，才不会---象今天的很多俄罗斯人或者台湾人那样---因为自由民主制度没能把人们送入天堂而对它失去信心。
我对你俩的说法基本上都同意。但我认为DP强调的只是非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注意，这个转型未必是向民主化的转型！），因“选举”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大家发现，通过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建构，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选举榨取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源。而通过这种方式去“拼选举”，严格来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化。
比如台湾，台湾现在的族群对立局面绝对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在台湾解除戒严、党禁、报禁后，名义上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公民普遍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取得了，但如果用严格的民主量化指标去考核台湾的话，台湾离真正的民主化（或者采用Linz等人更准确的说法，民主的巩固）仍有距离。通过制造族群对立，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拼选举上位，而一旦上位后便成为无人能管的超级总统，丢下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烂摊子乱搞。这样的民主质量，只不过在反复印证O'Donnell所说的“委托型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并不是成熟稳定的民主政治形态。比台湾更具有典型性的情况，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非洲诸多国家，多的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证明，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够。选举，同样也可以充当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汲取合法性的工具。
真正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问题上，其实都不会太差，至少不会太血腥。（可能北爱尔兰问题是例外）顶不济，看看加拿大，比利时，苏格兰。出现DP所说情形的地方，其实都没有真正稳定的民主政治，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问题，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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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羽良同学的意思是，因为台湾、俄罗斯等地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它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能算到民主的头上。
坏苹果不是苹果？黑马不是马？是这个意思吗？呵呵。这样偷换概念来辩论，是不是有点“偷懒”呢？：）
看得出来，咱俩的阅读交叉面很大，如果这样，你应该清楚，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民主化经验研究的文章书籍，都是把有无相对fair and free election作为民主的分水岭，就是说，台湾、前南、俄罗斯等，都是算在民主制度里面。最明显的，莫过于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吧。
我当然也同意你说的，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都比较好，但别忘了，这些国家往往同时也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融合比较好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解决的比较好，算在经济发展的账上、文化融合度高的账上，还是民主的账上？不好说，可能都有吧。而且，其中很多国家都是相对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德国、日本），自然也没有多少纠纷，法国最近涌入不少阿拉伯人，所以前年也来了个大骚乱。
能做到加拿大那样，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加拿大模式在它国能否解决问题，难说。现在的民族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公投和平独立了，问题就完了？如果出现反向迫害呢？科索沃就是独立了，不也出现反向的迫害（迫害境内塞尔维亚人）？库尔德人如果独立，能保证不迫害境内的阿拉伯人？
其实我想说的是：
1）自由化本质上就是一个释放过程，它会释放出一个社会里最理性、最宽容、最文明的东西（就像你我这样的言论 ^&^)，也会释放出那些最原始、最狭隘、最冲动的东西。别忘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指望在自由化过程中，只有那些好的东西会绽放，那些坏的东西不会，是不现实的。
2）民主化本质上是一个动员过程，它会动员出理性、智慧、文明的东西，但它同样也可能动员出那些原始、狭隘、冲动的东西。用民主来解决民族问题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悖论：民主尊崇“多数原则”，而民族问题往往涉及“少数民族”，内在冲突，不言而喻。（想想当年塞尔维亚人的公投就行了）。恶性动员尤其容易在经济困难或者政权危机的时候出现，希特勒上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他后来推翻了民主制，但他的确是靠恶性动员之后的选举上的台。
当然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方式去约束调节那些狭隘冲动的原始情绪，比如联邦制，比如affirmative action，比如法治，但是不要指望这些制度安排总能战胜那种情绪，更不能假设一旦我们自由化民主化了民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自由化民主化---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恶化民族问题。
我说这些，不是要“抹黑”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觉得一个现实的预期才是拥护它的坚固基础，在这种现实的预期下，我们才会更多地思考自由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配套条件是什么，才不会---象今天的很多俄罗斯人或者台湾人那样---因为自由民主制度没能把人们送入天堂而对它失去信心。
2008年3月19日星期三
回老莫（及羽良）
老莫说：
我没有暗示说自由民主制度下极端分子就失去了土壤，恰恰相反，在全能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更没有土壤，尽管极端主义的思想更有土壤，但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空间看似有了，但其思想的吸引力一定会被大大地削弱。
民主化进程往往会伴随着统治效能在一段时间内的削弱，而与此同时，以前被压抑的极端主义思想又得以行动化，在这个时候，出现被长期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个事实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但是，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正确的答案恰恰不是民主化激化了极端主义情绪，而是相反，正如揭开锅盖会冒出水蒸气，但水蒸气并不是因揭开锅盖而激化，反倒是由没揭开的锅盖而激化的。
所以，民主化过程确实需要面对被压抑的情绪集中爆发这一考验，但是，这一考验不是非议民主化的理由，而是必须民主化的理由，因为，如果任由锅盖一直存在，内部的压力早晚都会将锅盖顶开。从而，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揭盖（民主化进程）的技术，而我以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减压，才能达到平稳揭盖的可能，也就是说，需要在现在就允许自由的思想这样的减压行动。
-------
我们的区别在于：你认为民主化过程呈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因为“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被释放出来”，所以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在那里，民主化过程只是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了而已，是这个意思吧？
而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大量的事实表明：民主化过程可以动员出本来没有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很简单，民族主义是最能激发支持率和高选票的，所以很多政治家愿意打这张牌，“阶级仇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中生有或者少中生多地动员出很多本来没有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台湾是最明显的例子。民主化之前，台湾真的“本来就有”现在这样规模、这种深度的种族仇恨吗？我很怀疑，深深地怀疑。所以我觉得，民主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给炉子升温”的问题。现在伊拉克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因此要放弃民主制度呢？当然不是。我支持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民族问题，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所包含的价值与我所相信的价值观契合，即：一，每个人对影响自己个体生活的公共生活都应该有发言权，也就是“权利义务对称原则”；二，虽然每一个人的capacity不一定相同，但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的worthiness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原则”。就是说，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奉是基于我对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民主制度在民族问题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功效。我认为正义比功效重要。
如果一定要从功效上来说，专制也可能引领经济发展、萨达姆比现在的伊拉克领袖更能维持秩序，民主也可能导致－－注意，是“导致”，而不仅仅是“呈现”混乱－－这些是基本事实，没必要否认。从“制度的竞争力”来说，在某些地方或者历史的某些片刻，民主制度很可能是没有竞争力的，但“竞争力”不是衡量制度的唯一标准。邱吉尔说（大意）：民主制度是很坏的制度，但好过任何其他被试行过的制度。我同意。
那“民族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政治上的公平+适量的affirmative action，社会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融合来慢慢缓和－－对，我说的是融合，我相信“文化融合”比“保持文化纯净性”更能促进和平。当然这种融合不应当是强制性的，而是经济、文化、人口交流的天然结果－－反过来说，“不融合”也不应当是强制性的。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靠什么保持稳定？不是讲 melting pot吗？美国人最骄傲的不就是它的“文化大熔炉”吗？这样一个文化融合过程，同一件事，在那里就是“成功范例”，在这里就被叫成了“文化屠 杀”，呵呵。
－－－
另，一个跟老莫不大相关的问题：义和团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往往被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臧&* 人 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却应当被体谅同情，呵呵，还以为只有左派不讲逻辑一致性呢。
我没有暗示说自由民主制度下极端分子就失去了土壤，恰恰相反，在全能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更没有土壤，尽管极端主义的思想更有土壤，但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极端分子的活动空间看似有了，但其思想的吸引力一定会被大大地削弱。
民主化进程往往会伴随着统治效能在一段时间内的削弱，而与此同时，以前被压抑的极端主义思想又得以行动化，在这个时候，出现被长期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个事实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但是，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正确的答案恰恰不是民主化激化了极端主义情绪，而是相反，正如揭开锅盖会冒出水蒸气，但水蒸气并不是因揭开锅盖而激化，反倒是由没揭开的锅盖而激化的。
所以，民主化过程确实需要面对被压抑的情绪集中爆发这一考验，但是，这一考验不是非议民主化的理由，而是必须民主化的理由，因为，如果任由锅盖一直存在，内部的压力早晚都会将锅盖顶开。从而，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揭盖（民主化进程）的技术，而我以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减压，才能达到平稳揭盖的可能，也就是说，需要在现在就允许自由的思想这样的减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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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区别在于：你认为民主化过程呈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因为“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被释放出来”，所以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在那里，民主化过程只是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了而已，是这个意思吧？
而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大量的事实表明：民主化过程可以动员出本来没有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很简单，民族主义是最能激发支持率和高选票的，所以很多政治家愿意打这张牌，“阶级仇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中生有或者少中生多地动员出很多本来没有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台湾是最明显的例子。民主化之前，台湾真的“本来就有”现在这样规模、这种深度的种族仇恨吗？我很怀疑，深深地怀疑。所以我觉得，民主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揭锅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给炉子升温”的问题。现在伊拉克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因此要放弃民主制度呢？当然不是。我支持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民族问题，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所包含的价值与我所相信的价值观契合，即：一，每个人对影响自己个体生活的公共生活都应该有发言权，也就是“权利义务对称原则”；二，虽然每一个人的capacity不一定相同，但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的worthiness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原则”。就是说，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奉是基于我对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民主制度在民族问题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功效。我认为正义比功效重要。
如果一定要从功效上来说，专制也可能引领经济发展、萨达姆比现在的伊拉克领袖更能维持秩序，民主也可能导致－－注意，是“导致”，而不仅仅是“呈现”混乱－－这些是基本事实，没必要否认。从“制度的竞争力”来说，在某些地方或者历史的某些片刻，民主制度很可能是没有竞争力的，但“竞争力”不是衡量制度的唯一标准。邱吉尔说（大意）：民主制度是很坏的制度，但好过任何其他被试行过的制度。我同意。
那“民族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政治上的公平+适量的affirmative action，社会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融合来慢慢缓和－－对，我说的是融合，我相信“文化融合”比“保持文化纯净性”更能促进和平。当然这种融合不应当是强制性的，而是经济、文化、人口交流的天然结果－－反过来说，“不融合”也不应当是强制性的。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靠什么保持稳定？不是讲 melting pot吗？美国人最骄傲的不就是它的“文化大熔炉”吗？这样一个文化融合过程，同一件事，在那里就是“成功范例”，在这里就被叫成了“文化屠 杀”，呵呵。
－－－
另，一个跟老莫不大相关的问题：义和团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往往被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臧&* 人 出于“报复”心态而滥杀无辜，却应当被体谅同情，呵呵，还以为只有左派不讲逻辑一致性呢。
2008年3月18日星期二
春江花月夜
终于，把这个学期的课给讲完了。
我觉得现在自己应该躺在剑河的小船上，手里拿瓶小酒，一边喝酒，一边看月亮。当然这事想想可能比做起来更惬意。
终于可以有一个周末放在手里，想怎么着它怎么着它了，当然一旦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不会怎么着它了。
和某校友同学吃饭，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孤单，并不纯属倒霉，而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基本上这个复杂性，归根结底来说，就是我实在太正常了并如此坚持这种正常，因此成了一个怪人。
“其实只有一些小小的moments感到孤单，于是因此产生了需要一个‘伴侣’的错觉”。
当年x同学离婚后这样总结他的婚姻体验。
D说T在给他的两只猫寻找新主人，我热烈表示了我可以考虑，但是存在以下困难：我家太小；我早出晚归；寒暑假我回国怎么办；没有车，猫病了不知道怎么带它们看病；我家附近没有商店，买猫粮猫砂什么的很不方便……发现自己确实不是冲动行事的人，这事往好里说叫“有责任心”，往坏里说叫……好像只能往好里说。
“What's worse than a cat dying is they're not dying.”
电视里播一个关于英国小城市Braford“工人俱乐部”的纪录片，表现：1）英国工人阶级的衰落和政治上的边缘化；2）这种边缘化不但影响工人的士气，而且把他们推向了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右翼BNP；3）外来移民恶化了这种边缘化趋势，于是阶级问题成了种族问题。
其中有一个工人坚称自己不是工人阶级：“I've got a house, a car, mobiles... Catherine is going to university... I took airplane...I'm not working class! You're just talking stupid. I'm not working class! I'm not middle class, but I'm not working class!”
看来全世界人民都是把能够坐上飞机当作摆脱工人阶层的标志的。
他们管巴基斯坦人叫Pakis.
他们憎恨Pakis.
S来信说，佩服我的坚强。我想了想，不得不同意他。
我觉得现在自己应该躺在剑河的小船上，手里拿瓶小酒，一边喝酒，一边看月亮。当然这事想想可能比做起来更惬意。
终于可以有一个周末放在手里，想怎么着它怎么着它了，当然一旦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不会怎么着它了。
和某校友同学吃饭，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孤单，并不纯属倒霉，而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基本上这个复杂性，归根结底来说，就是我实在太正常了并如此坚持这种正常，因此成了一个怪人。
“其实只有一些小小的moments感到孤单，于是因此产生了需要一个‘伴侣’的错觉”。
当年x同学离婚后这样总结他的婚姻体验。
D说T在给他的两只猫寻找新主人，我热烈表示了我可以考虑，但是存在以下困难：我家太小；我早出晚归；寒暑假我回国怎么办；没有车，猫病了不知道怎么带它们看病；我家附近没有商店，买猫粮猫砂什么的很不方便……发现自己确实不是冲动行事的人，这事往好里说叫“有责任心”，往坏里说叫……好像只能往好里说。
“What's worse than a cat dying is they're not dying.”
电视里播一个关于英国小城市Braford“工人俱乐部”的纪录片，表现：1）英国工人阶级的衰落和政治上的边缘化；2）这种边缘化不但影响工人的士气，而且把他们推向了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右翼BNP；3）外来移民恶化了这种边缘化趋势，于是阶级问题成了种族问题。
其中有一个工人坚称自己不是工人阶级：“I've got a house, a car, mobiles... Catherine is going to university... I took airplane...I'm not working class! You're just talking stupid. I'm not working class! I'm not middle class, but I'm not working class!”
看来全世界人民都是把能够坐上飞机当作摆脱工人阶层的标志的。
他们管巴基斯坦人叫Pakis.
他们憎恨Pakis.
S来信说，佩服我的坚强。我想了想，不得不同意他。
西藏问题再罗嗦几句
（经网友提醒，知道了格式变化的原因，不知道改了关键字以后，国内是否能显示了。----另，如王小山老师所说，字体都扭曲成这样了，讨论起来也没劲，不说了。）
一早起来，发现文章格式变得很奇怪，而且文中链接也不见了，所以更正回来。另外，针对后来牛博网友几个相关的讨论贴，补充几点：
1）同意莫之许所说的：对臧读分子正常的言论、示威、组织自由，应予保护，压制这种自由可能造成更大的反弹。
2）不同意莫之许所暗示的：如果民主自由制度存在，极端分子就失去了土壤。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布隆迪、台湾等经验都表明，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恰恰会激化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尤其与宗教因素混合的话）。所以，如果放开对臧读问题的“控制”，出现更多暴力激进行为完全是可能的。我向来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但向来不主张把民主自由制度看作“万灵药”。羽良提及Juan Linz的书，说“国家统一是民主化成功的前提”，而不是“民主化成功是国家统一的前提”表达类似意思。以前我博客提到过一本书《From Voting to Voilence》 by Jack Snyder 恰恰就是讨论自由民主化通过何种机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兴起。
3）达濑的高度自 治方案（不许驻军、异族迁徙、自主外交、“大西 臧区”……）是不是“合理自 治方案”，仁者见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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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来写了一篇关于西 臧问题的新贴，后来自己主动删了，主要觉得有可能被“热血爱国青年”引为“同路人”，which，是令我非常生理不适的。
但这两天老收到留言或来信，质疑我丧失自由主义“立场”，所以还是发个贴吧，总结一下我的零散看法：
1. 我向来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臧 族激进民族主义比汉族激进民族主义要可爱。
2. 之所以说在这次事件中，喇 嘛们和一些臧 族“愤青”表现出激进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区分平民、“官兵”地打砸抢烧，有名有姓地被烧死的汉人（普通生意人）已经被报道（官方媒体说烧死十个汉人，当然未必可信）。这也是为什么象《经济学家》这样的西方媒体会---非常罕见地---把当时的臧 民称为“暴徒”。顺便说一下，《经济学家》称他们的记者是当时唯一“有许可进入”拉萨的外国记者，而且他们不是中共喉舌，所以，他们的言论应当比较可信。他们对上周五情形报道在这里。（关于“唯一在场西方记者”的说法，来自于此文，从以后《经济学家》的解释来看，之所以这名记者在那里不是因为政府给他们开了什么后门，而是因为该记者因为别的采访来到西 臧，正好“撞”上了这事）。《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现场照片在这里。
3. 之所以说臧 民“激进民族主义”，“基督教科学导报”报道里的一个小细节可以作为注脚：“The European traveler said he was hiding out with a 西 臧 family but eventually got kicked out when he disagreed with their sentiment that all Chinese and Muslim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西 臧. A monk who was with the family asked him to leave, to avoid confrontation。”我觉得，要让所有异族人滚出本地的论调，便是巴以之间、塞穆之间，也不大可能出现，几乎是赤裸裸的种族仇恨。这样赤裸裸的种族仇恨，还能在国际众多媒体上被宽容、被同情、被赞美，恐怕只有西 臧问题。
4. 关于政府开枪：到底是臧 民暴力引起政府暴力，还是政府暴力引起臧 民暴力，这个各执一词，谁也说不好。我个人觉得，“奥运”在即，政府主动开枪滋事的概率比较小，当然我可能是错的。在被动反击的情况下，政府可否开枪，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否，原因很简单：政府暴力能力和民众暴力能力的不对称。但在个别情况下，比如---仅仅是说比如---臧 民在汉人身上浇汽油点火，如果暴力是阻止此类暴力的唯一方式，我觉得此事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5. 现在臧读组织宣扬死了近百人，数据真假不说，但是其中多少是被政府枪杀的臧 民，多少是被臧人杀死的汉人，不清楚。所以死人数据对于判断是非意义不大。现在诸多国际媒体只说死亡数据，并且暗示都是警察开枪杀死的臧 民，有失公允。
6. 我认为政府禁止记者进入采访是愚蠢的。政府总是用“家丑不可外传”的心态来对待媒体自由，但是这种禁令往往能比“家丑”本身更能“抹黑”政府。
7. 达 濑说中国在对西 臧进行“文化屠杀”，将大量中国人向西 臧移民的现象作为证据。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是政府刻意以物质和职位激励入臧的，的确不妥（也只是部分不妥，因为很多是入臧的工程技术人员为西 臧的基础建设出力，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也往云南、四川、江西等任何一个省份派人）；如果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力量平民主动入臧做生意、找工作的，没有不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纯净性都会受到挑战，保护民族文化往往只能通过“观念市场的竞争”来实现，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以领土上的封闭性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臧 民没有理由享受比其他55个民族更大的特权。事实上在任何多民族国家，都极少听说某个民族占据大片国土不许外族来居住的。
8. 有同学提醒我班禅在文革受到的迫害。不错，在土改、文革等运动当中，西 臧深受其害，但当时全国各地情形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暴政问题，而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9. 我相信西 臧问题的根源包括：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在西 臧地区的残酷做法；喇 嘛对权力的垄断被共产党打破因此产生“失乐园”感；英国20世纪初的挑拨离间和80年代之后西方明显有倾向性的报道导致的狐假虎威。第一条不可否认，但假装第二、第三条不存在是不客观的。
10. 经济补助问题。中国政府给西 臧提供大量的经济扶持，其利益连达 濑喇 嘛也不得不承认，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大意是“给西 臧的人均经济补助是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的两倍”（大意如此，有可能数据不确切，而且这些钱很可能不是直接发到臧 民手里的钱，而包括基建、寺庙等的折算）。说实话，这种affirmative action几乎已经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了。当然，我并不觉得臧 民就一定要对此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钱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强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
11. 关于达 濑喇 嘛。我承认他是“魅力型领袖”，在外交上非常有策略、识时务，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和尚能搞得整个西方为他神魂颠倒，不得不说他很牛逼（这一点胡老师可以向他学习）。但我觉得他的牛逼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人格上的，也就是传说中的老谋深算而已。比如他甩出了一个“不坚持独立，只寻求自治”主张，搞得全世界舆论立刻一边倒地赞美他的宽厚、慈悲、温和……但实际上他的自治条款开价如此苛刻（不许中国驻军、所有外族人全民迁徙、包括部分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大西 臧地区、可以有自主外交……），几乎就是摆明了刺激共产党拒绝之，然后可以宣布：你们看，我好心好意伸出橄榄枝，他们却不理不睬……这就好像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要娶我，出个一亿吧，出不了？你看，娶我没诚意吧？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谋深算。
12. 有人说，中国是专制国家，西 臧要通过独立来获得民主自由----别忘了，西 臧的传统是政教合一，现在的流亡政府采用的也不是什么民主自由制度。当然臧 民可以说：我就是愿意政教合一、愿意被喇 嘛们专制而不要被汉人专制……我觉得，如果通过和平手段和理性讨论，这个诉求也没什么，我反对政府对任何和平示威的镇压。臧读运动本身不是问题，通过往普通汉人平民身上浇汽油来追求臧读，非要让所有异族人全民迁徙来追求臧读，明明享受了汉人扶助的很多好处还要大喊大叫受到了严重迫害误导国际舆论来追求臧读，特权阶层明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非要说是为了民主自由而追求臧读，才是问题。
一早起来，发现文章格式变得很奇怪，而且文中链接也不见了，所以更正回来。另外，针对后来牛博网友几个相关的讨论贴，补充几点：
1）同意莫之许所说的：对臧读分子正常的言论、示威、组织自由，应予保护，压制这种自由可能造成更大的反弹。
2）不同意莫之许所暗示的：如果民主自由制度存在，极端分子就失去了土壤。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布隆迪、台湾等经验都表明，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恰恰会激化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尤其与宗教因素混合的话）。所以，如果放开对臧读问题的“控制”，出现更多暴力激进行为完全是可能的。我向来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但向来不主张把民主自由制度看作“万灵药”。羽良提及Juan Linz的书，说“国家统一是民主化成功的前提”，而不是“民主化成功是国家统一的前提”表达类似意思。以前我博客提到过一本书《From Voting to Voilence》 by Jack Snyder 恰恰就是讨论自由民主化通过何种机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兴起。
3）达濑的高度自 治方案（不许驻军、异族迁徙、自主外交、“大西 臧区”……）是不是“合理自 治方案”，仁者见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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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来写了一篇关于西 臧问题的新贴，后来自己主动删了，主要觉得有可能被“热血爱国青年”引为“同路人”，which，是令我非常生理不适的。
但这两天老收到留言或来信，质疑我丧失自由主义“立场”，所以还是发个贴吧，总结一下我的零散看法：
1. 我向来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臧 族激进民族主义比汉族激进民族主义要可爱。
2. 之所以说在这次事件中，喇 嘛们和一些臧 族“愤青”表现出激进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区分平民、“官兵”地打砸抢烧，有名有姓地被烧死的汉人（普通生意人）已经被报道（官方媒体说烧死十个汉人，当然未必可信）。这也是为什么象《经济学家》这样的西方媒体会---非常罕见地---把当时的臧 民称为“暴徒”。顺便说一下，《经济学家》称他们的记者是当时唯一“有许可进入”拉萨的外国记者，而且他们不是中共喉舌，所以，他们的言论应当比较可信。他们对上周五情形报道在这里。（关于“唯一在场西方记者”的说法，来自于此文，从以后《经济学家》的解释来看，之所以这名记者在那里不是因为政府给他们开了什么后门，而是因为该记者因为别的采访来到西 臧，正好“撞”上了这事）。《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现场照片在这里。
3. 之所以说臧 民“激进民族主义”，“基督教科学导报”报道里的一个小细节可以作为注脚：“The European traveler said he was hiding out with a 西 臧 family but eventually got kicked out when he disagreed with their sentiment that all Chinese and Muslim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西 臧. A monk who was with the family asked him to leave, to avoid confrontation。”我觉得，要让所有异族人滚出本地的论调，便是巴以之间、塞穆之间，也不大可能出现，几乎是赤裸裸的种族仇恨。这样赤裸裸的种族仇恨，还能在国际众多媒体上被宽容、被同情、被赞美，恐怕只有西 臧问题。
4. 关于政府开枪：到底是臧 民暴力引起政府暴力，还是政府暴力引起臧 民暴力，这个各执一词，谁也说不好。我个人觉得，“奥运”在即，政府主动开枪滋事的概率比较小，当然我可能是错的。在被动反击的情况下，政府可否开枪，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否，原因很简单：政府暴力能力和民众暴力能力的不对称。但在个别情况下，比如---仅仅是说比如---臧 民在汉人身上浇汽油点火，如果暴力是阻止此类暴力的唯一方式，我觉得此事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5. 现在臧读组织宣扬死了近百人，数据真假不说，但是其中多少是被政府枪杀的臧 民，多少是被臧人杀死的汉人，不清楚。所以死人数据对于判断是非意义不大。现在诸多国际媒体只说死亡数据，并且暗示都是警察开枪杀死的臧 民，有失公允。
6. 我认为政府禁止记者进入采访是愚蠢的。政府总是用“家丑不可外传”的心态来对待媒体自由，但是这种禁令往往能比“家丑”本身更能“抹黑”政府。
7. 达 濑说中国在对西 臧进行“文化屠杀”，将大量中国人向西 臧移民的现象作为证据。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是政府刻意以物质和职位激励入臧的，的确不妥（也只是部分不妥，因为很多是入臧的工程技术人员为西 臧的基础建设出力，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也往云南、四川、江西等任何一个省份派人）；如果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力量平民主动入臧做生意、找工作的，没有不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纯净性都会受到挑战，保护民族文化往往只能通过“观念市场的竞争”来实现，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以领土上的封闭性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臧 民没有理由享受比其他55个民族更大的特权。事实上在任何多民族国家，都极少听说某个民族占据大片国土不许外族来居住的。
8. 有同学提醒我班禅在文革受到的迫害。不错，在土改、文革等运动当中，西 臧深受其害，但当时全国各地情形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暴政问题，而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9. 我相信西 臧问题的根源包括：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在西 臧地区的残酷做法；喇 嘛对权力的垄断被共产党打破因此产生“失乐园”感；英国20世纪初的挑拨离间和80年代之后西方明显有倾向性的报道导致的狐假虎威。第一条不可否认，但假装第二、第三条不存在是不客观的。
10. 经济补助问题。中国政府给西 臧提供大量的经济扶持，其利益连达 濑喇 嘛也不得不承认，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大意是“给西 臧的人均经济补助是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的两倍”（大意如此，有可能数据不确切，而且这些钱很可能不是直接发到臧 民手里的钱，而包括基建、寺庙等的折算）。说实话，这种affirmative action几乎已经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了。当然，我并不觉得臧 民就一定要对此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钱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强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
11. 关于达 濑喇 嘛。我承认他是“魅力型领袖”，在外交上非常有策略、识时务，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和尚能搞得整个西方为他神魂颠倒，不得不说他很牛逼（这一点胡老师可以向他学习）。但我觉得他的牛逼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人格上的，也就是传说中的老谋深算而已。比如他甩出了一个“不坚持独立，只寻求自治”主张，搞得全世界舆论立刻一边倒地赞美他的宽厚、慈悲、温和……但实际上他的自治条款开价如此苛刻（不许中国驻军、所有外族人全民迁徙、包括部分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大西 臧地区、可以有自主外交……），几乎就是摆明了刺激共产党拒绝之，然后可以宣布：你们看，我好心好意伸出橄榄枝，他们却不理不睬……这就好像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要娶我，出个一亿吧，出不了？你看，娶我没诚意吧？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谋深算。
12. 有人说，中国是专制国家，西 臧要通过独立来获得民主自由----别忘了，西 臧的传统是政教合一，现在的流亡政府采用的也不是什么民主自由制度。当然臧 民可以说：我就是愿意政教合一、愿意被喇 嘛们专制而不要被汉人专制……我觉得，如果通过和平手段和理性讨论，这个诉求也没什么，我反对政府对任何和平示威的镇压。臧读运动本身不是问题，通过往普通汉人平民身上浇汽油来追求臧读，非要让所有异族人全民迁徙来追求臧读，明明享受了汉人扶助的很多好处还要大喊大叫受到了严重迫害误导国际舆论来追求臧读，特权阶层明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非要说是为了民主自由而追求臧读，才是问题。
2008年3月17日星期一
周末读物
1. 卡夫卡
出于要跟自己大脑的各个部位搞好关系的心态，长期只读新闻和社科读物的我，星期六下午在书店转悠时，决定读小说。要读就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
多年以前试图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城堡》或者《审判》，总之很长很抑郁），结果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
觉得丫太、太、太罗嗦了。
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随手拿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到咖啡座坐下，随手翻开一篇，In the Penal Colony，咬紧牙关，读啊读，终于以熬过一节化学课的心情，熬完了这篇小说。
还是喜欢不起来，太、太、太罗嗦了。情节也生硬：officer跟explorer介绍一台刺字杀人机，本来要杀死一个“罪犯”的，但最后officer自己自杀了。
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2.
还是回到新闻，开始读本期《Economist》。
一个女人得多么变态，才会在一个周六的下午以阅读西班牙大选、法国市长选举、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以及巴黎与伦敦的投资率比较为乐趣啊。
确切地说，以测试自己忍受力的极限为乐趣。
这期里面，有篇关于中非能源关系的长篇报道，里面折射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陈志武老师似乎曾经明确解释过：国有企业成分大 --》重工业比例大 --》石油消耗量大 --》污染严重。就是说，环境恶化和产权结构是有关系的。
陈志武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我最喜欢的外国时政杂志。
上面两句话的对称不是故意的。
3. 《Talk of the Evil》
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与各国独裁者遭遇的经历，目前只读了前两章，关于乌干达的阿明和关于中非的博卡萨。
这两章写得很好看，一股浓郁的原始社会气息扑面而来。
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侮辱了原始社会。
想起来张宏杰在《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里写到过中国的皇权制度和非洲部落文化的相似性。
张宏杰是我最喜欢的业余史学家。请大家务必购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而且一定要读完，那将是你花的最明智的20块钱之一。
博卡萨说：“我是为了非洲人民才下台的，我要捍卫非洲人民的利益，因此西方殖民者把我赶下了台。”
独裁者们是不是都上过同一座修辞大学呢。
博卡萨有一个罗马尼亚老婆，一个越南老婆，一个台湾老婆，一个加蓬老婆，一个中非老婆，一个土耳其老婆……他甚至有两个越南女儿。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他把两个越南女儿嫁了出去。其中一个女婿被他自己杀死，一个女婿被他的敌人杀死，一个女儿被他的保镖杀死，一个女儿现在在巴黎开了一家越南餐馆。
去巴黎的话，我很想去拜访那家餐馆。
4. 学生的作业
英国的学生都很左，三篇作业，两篇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一篇为斯大林主义唱赞歌。
就斯大林主义，该学生深情地写道：“许多人说革命极权主义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君主专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对斯大林时期的文化部，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的文化部鼓励人们浸淫到各种文化中去，所以Kotkin才会说斯大林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继续。”
对，你没有看错，这是21世纪，是英国，是在剑桥大学，是在我们以为古拉格的幽灵已经消散很久之后。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
出于要跟自己大脑的各个部位搞好关系的心态，长期只读新闻和社科读物的我，星期六下午在书店转悠时，决定读小说。要读就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
多年以前试图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城堡》或者《审判》，总之很长很抑郁），结果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
觉得丫太、太、太罗嗦了。
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随手拿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到咖啡座坐下，随手翻开一篇，In the Penal Colony，咬紧牙关，读啊读，终于以熬过一节化学课的心情，熬完了这篇小说。
还是喜欢不起来，太、太、太罗嗦了。情节也生硬：officer跟explorer介绍一台刺字杀人机，本来要杀死一个“罪犯”的，但最后officer自己自杀了。
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2.
还是回到新闻，开始读本期《Economist》。
一个女人得多么变态，才会在一个周六的下午以阅读西班牙大选、法国市长选举、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以及巴黎与伦敦的投资率比较为乐趣啊。
确切地说，以测试自己忍受力的极限为乐趣。
这期
陈志武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我最喜欢的外国时政杂志。
上面两句话的对称不是故意的。
3. 《Talk of the Evil》
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与各国独裁者遭遇的经历，目前只读了前两章，关于乌干达的阿明和关于中非的博卡萨。
这两章写得很好看，一股浓郁的原始社会气息扑面而来。
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侮辱了原始社会。
想起来张宏杰在《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里写到过中国的皇权制度和非洲部落文化的相似性。
张宏杰是我最喜欢的业余史学家。请大家务必购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而且一定要读完，那将是你花的最明智的20块钱之一。
博卡萨说：“我是为了非洲人民才下台的，我要捍卫非洲人民的利益，因此西方殖民者把我赶下了台。”
独裁者们是不是都上过同一座修辞大学呢。
博卡萨有一个罗马尼亚老婆，一个越南老婆，一个台湾老婆，一个加蓬老婆，一个中非老婆，一个土耳其老婆……他甚至有两个越南女儿。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他把两个越南女儿嫁了出去。其中一个女婿被他自己杀死，一个女婿被他的敌人杀死，一个女儿被他的保镖杀死，一个女儿现在在巴黎开了一家越南餐馆。
去巴黎的话，我很想去拜访那家餐馆。
4. 学生的作业
英国的学生都很左，三篇作业，两篇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一篇为斯大林主义唱赞歌。
就斯大林主义，该学生深情地写道：“许多人说革命极权主义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君主专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对斯大林时期的文化部，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的文化部鼓励人们浸淫到各种文化中去，所以Kotkin才会说斯大林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继续。”
对，你没有看错，这是21世纪，是英国，是在剑桥大学，是在我们以为古拉格的幽灵已经消散很久之后。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没有辩论的两会是寂寞的
一篇被阉稿，《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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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个国家的议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象“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各自不但要表达观点，还要随时拿出数据、事实支持论点；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两边西装革履的议员，竟然象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导人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对骂娘的情形，急了，嘴不够用，就手脚并用了。
对于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来说，领导发言，代表起哄，这成何体统？我们人大会议，习惯了“领导指出……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的风格。领导发言四平八稳，与会代表正襟危坐，记者四处捕捉“花絮”，画面何其和谐。所以有人总结在中国，“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
但是英国“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虽然对政治家们带来身心上巨大的考验，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社会也就进步了。当然，英国是英国，我们中国出于国情、历史、文化，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代表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辩论能否反映到政策决议中则是第三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融洽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和谐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和谐”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在我们的国家平均有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有资产权益、教育医保权益等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两会却无比“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各种提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提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两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提案的公开辩论，就算提案后来被通过、被纳入决策了，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被纳入决策？如果代表甲支持的恰恰是代表乙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比如代表张茵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不就遭到网民嘘声一片吗？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或者要求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机构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两会的民主气氛，会议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领导开记者见面会等等。这种举措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解决问题。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但是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两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的自言自语，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其实，民意表达只是民主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通过不同党派或者利益集团进行民意提炼、不同党派提炼出来的民意进行辩论、在各自合理性充分展现的前提下代议机构进行投票、然后是保证代议机构的投票对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至此，一个有意义的民主过程才算完成。现在我们刚迈出第一步就开始欢呼民主进步大功告成，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呢？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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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个国家的议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象“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各自不但要表达观点，还要随时拿出数据、事实支持论点；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两边西装革履的议员，竟然象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导人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对骂娘的情形，急了，嘴不够用，就手脚并用了。
对于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来说，领导发言，代表起哄，这成何体统？我们人大会议，习惯了“领导指出……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的风格。领导发言四平八稳，与会代表正襟危坐，记者四处捕捉“花絮”，画面何其和谐。所以有人总结在中国，“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
但是英国“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虽然对政治家们带来身心上巨大的考验，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社会也就进步了。当然，英国是英国，我们中国出于国情、历史、文化，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代表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辩论能否反映到政策决议中则是第三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融洽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和谐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和谐”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在我们的国家平均有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有资产权益、教育医保权益等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两会却无比“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各种提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提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两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提案的公开辩论，就算提案后来被通过、被纳入决策了，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被纳入决策？如果代表甲支持的恰恰是代表乙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比如代表张茵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不就遭到网民嘘声一片吗？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或者要求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机构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两会的民主气氛，会议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领导开记者见面会等等。这种举措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解决问题。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但是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两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的自言自语，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其实，民意表达只是民主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通过不同党派或者利益集团进行民意提炼、不同党派提炼出来的民意进行辩论、在各自合理性充分展现的前提下代议机构进行投票、然后是保证代议机构的投票对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至此，一个有意义的民主过程才算完成。现在我们刚迈出第一步就开始欢呼民主进步大功告成，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呢？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爱尔兰，西藏和奥巴马
终 于 ， 看 了 K e n L o a c h 的 <> ， 比 较 失 望 ， 尤 其 是 后 半 截 ， 简 直 就 是 爱 尔 兰 共 和 军 的 宣 传 片 。 如 果 把 电 影 里 的 英 国 军 队 换 成 国 民 党 军 队 ， 把 爱 尔 兰 共 和 军 换 成 共 产 党 军 队 ， 这 部 片 子 的 名 字 可 以 直 接 改 成 《 平 原 游 击 队 》 了 。
该 片 讲 述 的 是 爱 尔 兰 为 推 翻 英 国 的 三 座 大 山 而 奋 斗 的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 。
我 的 失 望 就 在 于 停 火 协 议 签 订 以 后 爱 尔 兰 共 和 军 还 非 要 以 革 命 的 名 义 继 续 战 斗 并 且 把 试 图 妥 协 的 战 友 骂 得 狗 血 喷 头 。
非 著 名 学 者 d p 早 就 说 过 ： 政 治 是 个 斗 争 的 艺 术 ， 但 更 是 一 个 妥 协 的 艺 术 。 后 者 往 往 比 前 者 更 难 ， 因 为 前 者 姿 态 比 较 大 义 凛 然 ， 而 后 者 姿 态 比 较 … … 后 者 比 较 不 注 重 姿 态 。
世 上 本 没 有 科 索 沃 问 题 、 台 湾 问 题 、 西 藏 问 题 、 达 富 尔 问 题 、 克 什 米 尔 问 题 、 车 臣 问 题 … … 大 义 凛 然 的 人 多 了 ， 也 就 有 了 问 题 。
我 是 非 常 反 感 大 _ _ 族 主 义 的 （ 空 格 处 可 填 入 “ 汉 ” 、 “ 俄 罗 斯 ” 、 “ 印 度 ” 、 “ 塞 尔 维 亚 ” 、 “ 英 ” ） ， 但 是 同 样 反 感 这 种 大 _ 族 主 义 在 体 积 比 较 灵 巧 的 民 族 中 的 倒 影 ， 也 就 是 小 民 族 非 要 追 求 _ _ 独 （ 此 处 可 以 填 入 “ 台 ” 、 “ 藏 ” 、 “ 库 尔 德 ” 、 “ 车 臣 ” 等 等 ） ， 它 们 不 过 是 同 一 种 狭 隘 的 两 种 不 同 反 映 形 式 罢 了 。
当 然 ， 当 X 族 欺 负 Y 族 造 成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的 情 况 例 外 ， 比 如 米 老 师 时 期 的 科 索 沃 ， 比 如 萨 老 师 时 期 的 库 尔 德 ， 比 如 裕 仁 老 师 时 期 的 中 国 。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早 就 过 去 或 者 基 本 不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 非 要 煽 动 种 族 对 立 或 者 X 独 ， 比 如 台 湾 的 陈 老 师 ， 西 藏 的 达 赖 老 师 ， 就 让 人 非 常 反 感 。
激 进 民 族 主 义 这 件 袍 子 很 丑 陋 ， 便 是 身 材 象 达 赖 老 师 那 样 优 美 ， 穿 上 也 不 好 看 。
关 键 不 在 于 A 族 与 B 族 的 对 立 ， 而 在 于 族 本 主 义 与 人 本 主 义 的 对 立 。
上 次 和 同 事 吃 饭 聊 天 ， 聊 到 科 索 沃 独 立 的 事 ， 大 家 都 觉 得 要 对 这 件 事 表 态 很 为 难 ， 因 为 要 在 A 族 和 B 族 之 间 选 择 ， 好 像 是 半 斤 八 两 ， 所 以 ， 最 后 的 结 论 是 ， 科 索 沃 赶 紧 加 入 E U ， 让 “ 国 家 ” 这 个 东 西 本 身 变 得 越 来 越 i r r e l e v a n t ， 独 立 或 者 不 独 立 这 事 也 就 i r r e l e v a n t 了 。
当 然 在 没 有 任 何 人 道 危 机 的 情 况 下 ， B 族 人 民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我 个 人 觉 得 A 族 人 民 也 没 有 必 要 咬 牙 切 齿 地 拦 着 他 们 ， 更 没 必 要 激 动 地 拿 着 古 代 地 图 说 “ 1 7 2 4 年 你 们 还 给 我 们 进 贡 了 呢 ！ ”
但 ，
在 没 有 任 何 人 道 危 机 的 情 况 下 ， 我 不 相 信 某 族 人 民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会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他 们 如 果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我 相 信 它 一 定 跟 “ 一 小 撮 人 ” 的 煽 动 、 权 力 、 利 益 、 选 票 和 站 在 高 岗 上 白 衣 飘 飘 的 姿 态 有 关 。
这 两 天 在 我 国 的 西 南 边 疆 ， 似 乎 有 一 小 撮 人 … … （ 此 处 省 略 三 百 字 ） 。 说 实 话 ， 读 过 一 些 关 于 8 0 年 代 末 期 的 西 藏 骚 乱 书 籍 以 后 ， 我 觉 得 藏 族 那 些 和 尚 真 的 不 象 我 们 想 象 的 那 样 藏 族 、 那 样 和 尚 、 那 样 蓝 天 白 云 。 看 今 天 的 B B C 新 闻 ， 便 是 E c o n o m i s t 这 样 非 常 自 由 翼 、 力 挺 科 索 沃 独 立 的 杂 志 的 记 者 都 报 道 说 ， 现 在 藏 族 的 “ 造 反 派 ” 们 看 见 任 何 跟 中 国 有 关 的 车 辆 、 建 筑 就 打 砸 烧 … … 同 样 的 事 情 ， 如 果 不 是 那 些 身 着 袈 裟 的 人 所 为 ， 完 全 可 能 被 世 界 任 何 一 个 媒 体 称 为 m o b 。
在 西 藏 问 题 上 ， 在 中 国 听 惯 了 一 边 的 谎 言 ， 现 在 在 这 里 ， 又 要 听 那 么 多 另 一 边 的 谎 言 。 其 实 ， 真 要 独 立 ， 援 引 自 然 权 利 就 可 以 了 ， 没 必 要 堆 砌 那 么 多 谎 言 悲 情 和 声 嘶 力 竭 。
不 给 修 路 供 电 供 水 是 种 族 歧 视 ， 给 修 路 供 电 供 水 是 破 坏 文 化 纯 净 性 ， 这 事 上 共 产 党 还 真 陷 入 2 2 条 军 规 了 。
想 起 奥 巴 马 老 师 总 是 高 喊 W e c a n c h a n g e 。
然 后 想 起 某 同 学 烦 透 了 ， 说 ： c h a n g e 什 么 c h a n g e ， 给 个 宾 语 先 ！
该 片 讲 述 的 是 爱 尔 兰 为 推 翻 英 国 的 三 座 大 山 而 奋 斗 的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 。
我 的 失 望 就 在 于 停 火 协 议 签 订 以 后 爱 尔 兰 共 和 军 还 非 要 以 革 命 的 名 义 继 续 战 斗 并 且 把 试 图 妥 协 的 战 友 骂 得 狗 血 喷 头 。
非 著 名 学 者 d p 早 就 说 过 ： 政 治 是 个 斗 争 的 艺 术 ， 但 更 是 一 个 妥 协 的 艺 术 。 后 者 往 往 比 前 者 更 难 ， 因 为 前 者 姿 态 比 较 大 义 凛 然 ， 而 后 者 姿 态 比 较 … … 后 者 比 较 不 注 重 姿 态 。
世 上 本 没 有 科 索 沃 问 题 、 台 湾 问 题 、 西 藏 问 题 、 达 富 尔 问 题 、 克 什 米 尔 问 题 、 车 臣 问 题 … … 大 义 凛 然 的 人 多 了 ， 也 就 有 了 问 题 。
我 是 非 常 反 感 大 _ _ 族 主 义 的 （ 空 格 处 可 填 入 “ 汉 ” 、 “ 俄 罗 斯 ” 、 “ 印 度 ” 、 “ 塞 尔 维 亚 ” 、 “ 英 ” ） ， 但 是 同 样 反 感 这 种 大 _ 族 主 义 在 体 积 比 较 灵 巧 的 民 族 中 的 倒 影 ， 也 就 是 小 民 族 非 要 追 求 _ _ 独 （ 此 处 可 以 填 入 “ 台 ” 、 “ 藏 ” 、 “ 库 尔 德 ” 、 “ 车 臣 ” 等 等 ） ， 它 们 不 过 是 同 一 种 狭 隘 的 两 种 不 同 反 映 形 式 罢 了 。
当 然 ， 当 X 族 欺 负 Y 族 造 成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的 情 况 例 外 ， 比 如 米 老 师 时 期 的 科 索 沃 ， 比 如 萨 老 师 时 期 的 库 尔 德 ， 比 如 裕 仁 老 师 时 期 的 中 国 。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早 就 过 去 或 者 基 本 不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 非 要 煽 动 种 族 对 立 或 者 X 独 ， 比 如 台 湾 的 陈 老 师 ， 西 藏 的 达 赖 老 师 ， 就 让 人 非 常 反 感 。
激 进 民 族 主 义 这 件 袍 子 很 丑 陋 ， 便 是 身 材 象 达 赖 老 师 那 样 优 美 ， 穿 上 也 不 好 看 。
关 键 不 在 于 A 族 与 B 族 的 对 立 ， 而 在 于 族 本 主 义 与 人 本 主 义 的 对 立 。
上 次 和 同 事 吃 饭 聊 天 ， 聊 到 科 索 沃 独 立 的 事 ， 大 家 都 觉 得 要 对 这 件 事 表 态 很 为 难 ， 因 为 要 在 A 族 和 B 族 之 间 选 择 ， 好 像 是 半 斤 八 两 ， 所 以 ， 最 后 的 结 论 是 ， 科 索 沃 赶 紧 加 入 E U ， 让 “ 国 家 ” 这 个 东 西 本 身 变 得 越 来 越 i r r e l e v a n t ， 独 立 或 者 不 独 立 这 事 也 就 i r r e l e v a n t 了 。
当 然 在 没 有 任 何 人 道 危 机 的 情 况 下 ， B 族 人 民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我 个 人 觉 得 A 族 人 民 也 没 有 必 要 咬 牙 切 齿 地 拦 着 他 们 ， 更 没 必 要 激 动 地 拿 着 古 代 地 图 说 “ 1 7 2 4 年 你 们 还 给 我 们 进 贡 了 呢 ！ ”
但 ，
在 没 有 任 何 人 道 危 机 的 情 况 下 ， 我 不 相 信 某 族 人 民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会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他 们 如 果 某 天 早 上 起 来 推 开 窗 户 深 呼 吸 一 口 之 后 突 然 决 定 要 独 立 ， 我 相 信 它 一 定 跟 “ 一 小 撮 人 ” 的 煽 动 、 权 力 、 利 益 、 选 票 和 站 在 高 岗 上 白 衣 飘 飘 的 姿 态 有 关 。
这 两 天 在 我 国 的 西 南 边 疆 ， 似 乎 有 一 小 撮 人 … … （ 此 处 省 略 三 百 字 ） 。 说 实 话 ， 读 过 一 些 关 于 8 0 年 代 末 期 的 西 藏 骚 乱 书 籍 以 后 ， 我 觉 得 藏 族 那 些 和 尚 真 的 不 象 我 们 想 象 的 那 样 藏 族 、 那 样 和 尚 、 那 样 蓝 天 白 云 。 看 今 天 的 B B C 新 闻 ， 便 是 E c o n o m i s t 这 样 非 常 自 由 翼 、 力 挺 科 索 沃 独 立 的 杂 志 的 记 者 都 报 道 说 ， 现 在 藏 族 的 “ 造 反 派 ” 们 看 见 任 何 跟 中 国 有 关 的 车 辆 、 建 筑 就 打 砸 烧 … … 同 样 的 事 情 ， 如 果 不 是 那 些 身 着 袈 裟 的 人 所 为 ， 完 全 可 能 被 世 界 任 何 一 个 媒 体 称 为 m o b 。
在 西 藏 问 题 上 ， 在 中 国 听 惯 了 一 边 的 谎 言 ， 现 在 在 这 里 ， 又 要 听 那 么 多 另 一 边 的 谎 言 。 其 实 ， 真 要 独 立 ， 援 引 自 然 权 利 就 可 以 了 ， 没 必 要 堆 砌 那 么 多 谎 言 悲 情 和 声 嘶 力 竭 。
不 给 修 路 供 电 供 水 是 种 族 歧 视 ， 给 修 路 供 电 供 水 是 破 坏 文 化 纯 净 性 ， 这 事 上 共 产 党 还 真 陷 入 2 2 条 军 规 了 。
想 起 奥 巴 马 老 师 总 是 高 喊 W e c a n c h a n g e 。
然 后 想 起 某 同 学 烦 透 了 ， 说 ： c h a n g e 什 么 c h a n g e ， 给 个 宾 语 先 ！
2008年3月9日星期日
钱都上哪儿去了
一篇被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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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政府为自己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辩解时都说：咱们国家穷，办不了那么多事，有时候只能顾此失彼……老百姓一听：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谅解谅解政府。但是现在，至少近两年，再这么说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了。据统计，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达5.1万亿，是GDP的增长率的3倍。
可以说，咱们的政府有钱得很哪。
这事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乍一看，当然是好事。有钱怎么会是坏事呢？以前史书上形容文景之治时，说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都烂了。那可是光耀千古的文景之治，今天我们要是把这5万亿换成铜钱用绳子穿起来，堆在一起，场面一定更加震撼。
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是好事。政府的钱从哪来呢？只能是民间。政府的钱多了，意味着民间的钱少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的幸福往往是另一个人的不幸。如果你是可以拿公款吃喝的钱去报销的公务人员，政府有钱当然是好事。如果你是工资本来就微薄的私企雇员，给政府交钱时难免有“我凭什么要交这么多”的心疼感。 所以政府有钱是好事坏事，取决于你是交的钱多还是花的钱多，这事似乎只能做“阶级分析”。
你可能要说，话不能这么说，钱留在民间，是张三李四的钱，而收到政府口袋里，则是大家的钱，这能一样吗？也是，如果张三大把大把地交税时，政府跟他说，你这钱呢，是拿去给民工的小孩子上学用了，是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建福利院去了，是拿去治理空气污染了……就算是心疼点，作为“善良的百姓”成员之一，想必也就认了，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问题是，这些税钱真的“得以善终”了吗？要说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善”莫过于让农村孩子免费上学，让农民有钱看病，让城里人呼吸上新鲜空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07年中国各级政府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600亿，也就是5.1万亿的1.17%；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是140亿元，占5.1万亿的0.27%；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则刚刚超过1%。三件最关系民生的大事加起来，也不到政府收入的3%。
举目四望，我们不禁想问：钱呢？钱都上哪去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满街的公家用车；酒店里的公款吃喝；各处豪华的政府大楼……据《瞭望》报道，04公款吃喝费用高达3700亿元，即使我们假定这三年中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没有增长，那就意味着07年公款吃喝这一项就是财政收入的7.25%。这还没算公家用车、公款旅游、政府豪华大楼、政府人员工资、灰色收入……有学者指出，04年中国的行政支出是财政支出的37.6%，而美国的同比为12.5%。
一边是三项基本公共服务加起来不到3%，一边是公款吃喝一项就丢掉至少7%，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37%，通过这5.1万亿，政府倒的确实现“收入再分配”了，只不过是从普通公民口袋里分到了政府官员手里。
当然，这也不是全部，我们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呢，还搞三峡工程了呢，还修了无数高速公路呢，还在北京建了个举世瞩目的大鸟巢呢。说到大鸟巢，多好看，多壮观，远在西部的农民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
据说当今中国政治流行“民粹主义”，虽然“民粹主义”似乎是个贬义词，但是在贫富悬殊的中国，政府能“民粹”一下，也未尝不是好事。问题在于，便是“民粹”这事，其实似乎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事实是，我们的政府很有钱，但是我们的底层民众很没钱。事实是，咱们还不够格“民粹主义”。
面对5万亿的税收，政府再为薄弱的公共服务辩解时，肯定不能哭穷了，因为一边哭、钱都一边从口袋里满出来了。那么政府还能说什么呢？我还真有点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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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政府为自己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辩解时都说：咱们国家穷，办不了那么多事，有时候只能顾此失彼……老百姓一听：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谅解谅解政府。但是现在，至少近两年，再这么说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了。据统计，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达5.1万亿，是GDP的增长率的3倍。
可以说，咱们的政府有钱得很哪。
这事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乍一看，当然是好事。有钱怎么会是坏事呢？以前史书上形容文景之治时，说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都烂了。那可是光耀千古的文景之治，今天我们要是把这5万亿换成铜钱用绳子穿起来，堆在一起，场面一定更加震撼。
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是好事。政府的钱从哪来呢？只能是民间。政府的钱多了，意味着民间的钱少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的幸福往往是另一个人的不幸。如果你是可以拿公款吃喝的钱去报销的公务人员，政府有钱当然是好事。如果你是工资本来就微薄的私企雇员，给政府交钱时难免有“我凭什么要交这么多”的心疼感。 所以政府有钱是好事坏事，取决于你是交的钱多还是花的钱多，这事似乎只能做“阶级分析”。
你可能要说，话不能这么说，钱留在民间，是张三李四的钱，而收到政府口袋里，则是大家的钱，这能一样吗？也是，如果张三大把大把地交税时，政府跟他说，你这钱呢，是拿去给民工的小孩子上学用了，是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建福利院去了，是拿去治理空气污染了……就算是心疼点，作为“善良的百姓”成员之一，想必也就认了，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问题是，这些税钱真的“得以善终”了吗？要说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善”莫过于让农村孩子免费上学，让农民有钱看病，让城里人呼吸上新鲜空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07年中国各级政府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600亿，也就是5.1万亿的1.17%；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是140亿元，占5.1万亿的0.27%；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则刚刚超过1%。三件最关系民生的大事加起来，也不到政府收入的3%。
举目四望，我们不禁想问：钱呢？钱都上哪去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满街的公家用车；酒店里的公款吃喝；各处豪华的政府大楼……据《瞭望》报道，04公款吃喝费用高达3700亿元，即使我们假定这三年中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没有增长，那就意味着07年公款吃喝这一项就是财政收入的7.25%。这还没算公家用车、公款旅游、政府豪华大楼、政府人员工资、灰色收入……有学者指出，04年中国的行政支出是财政支出的37.6%，而美国的同比为12.5%。
一边是三项基本公共服务加起来不到3%，一边是公款吃喝一项就丢掉至少7%，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37%，通过这5.1万亿，政府倒的确实现“收入再分配”了，只不过是从普通公民口袋里分到了政府官员手里。
当然，这也不是全部，我们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呢，还搞三峡工程了呢，还修了无数高速公路呢，还在北京建了个举世瞩目的大鸟巢呢。说到大鸟巢，多好看，多壮观，远在西部的农民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
据说当今中国政治流行“民粹主义”，虽然“民粹主义”似乎是个贬义词，但是在贫富悬殊的中国，政府能“民粹”一下，也未尝不是好事。问题在于，便是“民粹”这事，其实似乎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事实是，我们的政府很有钱，但是我们的底层民众很没钱。事实是，咱们还不够格“民粹主义”。
面对5万亿的税收，政府再为薄弱的公共服务辩解时，肯定不能哭穷了，因为一边哭、钱都一边从口袋里满出来了。那么政府还能说什么呢？我还真有点好奇。
2008年3月4日星期二
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代”
这两天读一本书叫《Bad Samaritans》by Ha-Joon Chang （也是一个剑桥的老师，韩裔，经济学系）。这本书，顺应现在西方学术界的潮流，又是一本猛烈攻击“新自由主义”的著作。客观地说，这本书比我看过的很多攻击新自由主义的书写得要好，主要是作者还是讲论据的，而不仅仅是喊口号。“反自由主义”著作里，有很多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但是这本书里，还是有一些“值得一驳”的观点。比如下面这段话（我直接翻译成中文）：
“ 60年代和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错误’政策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为3%……这是它们的最高纪录。80年代以来，自从它们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0、70年代的一半，1.7%左右。”
这段话如果成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足以说明“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优于“自由主义”战略，60、70年的管制主义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代”，而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则是“失乐园”的“黑铁时代”。
对这段话，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的回应方式（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印证）：
1. 首先是数据问题，我不知道这个3%和1.7%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值（以国家为单位），还是全体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人均GDP平均值（以个人为单位）？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数据含有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增长提速，其意义是不能被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人均GDP增长减速所抵消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计算方式，必须加上人口加权的因素，数据才有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是受益于自由化政策的，而它们的人口达世界人口1/3到1/2。
2. 更重要的是，60、7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里，是经济自由开放型的国家贡献率大，还是经济管制封闭型的国家贡献率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数据，again，是几乎没有意义的。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恰恰发生在60、70年代，而它们都是出口型的自由经济。如果那3%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的国家，作者却要用这个增长率来说明管制封闭型的“功效”，这就好像一个经常锻炼身体、但有关节炎的人短跑取得好成绩，有人非要因此论证关节炎对短跑速度快的“功效”一样，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3. 更更重要的是，管制封闭型的发展战略也许能一时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管制封闭型的国家到70年代末，经济都走进了死胡同。“国家主义”的策略之所以能暂时刺激经济发展，是因为国家能够通过其资源动员能力来制造“投资性增长”，但是社会创造力的衰落和激励机制的缺乏长远来看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这也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Chang这样的“反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描绘一个画面，好像世行、IMF、WTO、美国政府以及资本家们联手搞垮了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但事实是，无论苏联、东欧、中国、印度、非洲、拉美，所有那些采取了管制封闭发展战略的国家，无一幸免地遭遇经济困境（形式各不相同：欧美经济滞胀、苏东地区排长队买基本生活用品、非洲搞了20年社会主义还是一贫如洗……）。是经济困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转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经济困境---- “国家主义者”弄反了逻辑。因为管制封闭型经济能够一时促进经济发展，而认定80年代后如果坚持这个战略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发展，就像认定如果一个人跑1000米，前面一百米速度是12秒，后来的每一百米都可以做到12秒一样。
4. 同样重要并与第三点相联系的是，“投资型增长”经常是浪费性的、低意义的，可以制造出美丽的数字，但是很少体现到“老百姓”生活水准的改善上。比如中国，大跃进制造废铜烂铁就不说了，70年代初搞“三线工程”，巨额的大量投资，可以蹭蹭蹭地提高GDP，但是大量的烂尾工程、低质甚至无用产品，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中国在毛太祖手下虽然也号称GDP年均增长6%，但57年开始人民生活消费水准就停止提高了。
5. 一个不太重要但也不应该忽视的因素：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经历的都是“恢复性增长”，恢复性增长速度较快这并不奇怪，基础差则提高快，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像一个人跑100米，从30秒提高到20秒可能较容易，但是从20秒提高到15秒则难得多，15秒提高到10就几乎不可能，经济是同样道理。
我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简单的逻辑知识加上历史知识，就可以质疑上面那个乍一看非常具有蛊惑性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人乐于被煽动，拒绝运用简单的逻辑和历史知识，这是东西方左翼“新国家主义”者共同的毛病，也是他们“百战百胜”的秘诀。
“ 60年代和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错误’政策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为3%……这是它们的最高纪录。80年代以来，自从它们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0、70年代的一半，1.7%左右。”
这段话如果成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足以说明“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优于“自由主义”战略，60、70年的管制主义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代”，而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则是“失乐园”的“黑铁时代”。
对这段话，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的回应方式（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印证）：
1. 首先是数据问题，我不知道这个3%和1.7%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值（以国家为单位），还是全体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人均GDP平均值（以个人为单位）？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数据含有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增长提速，其意义是不能被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人均GDP增长减速所抵消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计算方式，必须加上人口加权的因素，数据才有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是受益于自由化政策的，而它们的人口达世界人口1/3到1/2。
2. 更重要的是，60、7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里，是经济自由开放型的国家贡献率大，还是经济管制封闭型的国家贡献率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数据，again，是几乎没有意义的。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恰恰发生在60、70年代，而它们都是出口型的自由经济。如果那3%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的国家，作者却要用这个增长率来说明管制封闭型的“功效”，这就好像一个经常锻炼身体、但有关节炎的人短跑取得好成绩，有人非要因此论证关节炎对短跑速度快的“功效”一样，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3. 更更重要的是，管制封闭型的发展战略也许能一时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管制封闭型的国家到70年代末，经济都走进了死胡同。“国家主义”的策略之所以能暂时刺激经济发展，是因为国家能够通过其资源动员能力来制造“投资性增长”，但是社会创造力的衰落和激励机制的缺乏长远来看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这也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Chang这样的“反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描绘一个画面，好像世行、IMF、WTO、美国政府以及资本家们联手搞垮了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但事实是，无论苏联、东欧、中国、印度、非洲、拉美，所有那些采取了管制封闭发展战略的国家，无一幸免地遭遇经济困境（形式各不相同：欧美经济滞胀、苏东地区排长队买基本生活用品、非洲搞了20年社会主义还是一贫如洗……）。是经济困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转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经济困境---- “国家主义者”弄反了逻辑。因为管制封闭型经济能够一时促进经济发展，而认定80年代后如果坚持这个战略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发展，就像认定如果一个人跑1000米，前面一百米速度是12秒，后来的每一百米都可以做到12秒一样。
4. 同样重要并与第三点相联系的是，“投资型增长”经常是浪费性的、低意义的，可以制造出美丽的数字，但是很少体现到“老百姓”生活水准的改善上。比如中国，大跃进制造废铜烂铁就不说了，70年代初搞“三线工程”，巨额的大量投资，可以蹭蹭蹭地提高GDP，但是大量的烂尾工程、低质甚至无用产品，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中国在毛太祖手下虽然也号称GDP年均增长6%，但57年开始人民生活消费水准就停止提高了。
5. 一个不太重要但也不应该忽视的因素：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经历的都是“恢复性增长”，恢复性增长速度较快这并不奇怪，基础差则提高快，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像一个人跑100米，从30秒提高到20秒可能较容易，但是从20秒提高到15秒则难得多，15秒提高到10就几乎不可能，经济是同样道理。
我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简单的逻辑知识加上历史知识，就可以质疑上面那个乍一看非常具有蛊惑性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人乐于被煽动，拒绝运用简单的逻辑和历史知识，这是东西方左翼“新国家主义”者共同的毛病，也是他们“百战百胜”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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