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还有记忆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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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3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2006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03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50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60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40年前的错误、麦卡锡5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50州中的49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沾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 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战争的迷雾》《弗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里，或者《大话西游》里，或者《无极》和《遍地尽是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弗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弗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911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This World

这次回家，一件伤心事是，4岁的瓜瓜3岁的果果，开始分清这个世界的“等级制”并且接受它的暗示了。

比如，一个不高兴就敢去抓小阿姨，却绝不敢去抓妈妈。知道妈妈掌握着发巧克力、可乐的权力，还有教训他们打屁屁的权力，所以陪着小心甚至一点谄媚。看见旁人对着小阿姨指挥来指挥去，知道她是次要的角色。

去年回来时，瓜瓜显然对那个天天带他睡觉给他喂饭教他儿歌的小阿姨更亲。小阿姨回去过年，要跟他做很久的思想工作。她走了，他郁郁寡欢，等她回来，抬头一看是她，冲过去紧紧抱住她的大腿，激动地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使用“突然”这个词。

今年小阿姨回来，仍然高兴，却要淡许多。我不能释怀的是，当他拉着小阿姨的手冲着大家大声说“杨姨回来了！”时，没有人分享他的喜悦。妈妈在客厅继续跟客人聊天，他爸爸妈妈点点头打个招呼，我爸倒是抬头说了一句“赶紧给阿姨拜年啊”，又低下头去研究他的相机。他的小世界里的巨大欢乐掉进这个大世界，无声无息地被弹回去。

他也是见过全家怎样热热闹闹大张旗鼓地欢迎我回家的，那热闹，和这安静，在这小小的心灵里，会留下怎样的暗示。

许多年后，他会忘记，他的杨姨在每餐饭前，抓着他的小手在水龙头底下抹肥皂，教他搓手，然后用清水冲洗，一日三餐，一年365天，洗了很多年。许多年后，那个女人，就只是童年的一个保姆而已。

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This World》，一对阿富汗人偷渡到英国，路上有一个人给活活憋死了，活着的那个给家打电话，家人问起另外那个人，他说，他不在，对方又问，他不在英国？他答：He is not in this world。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今天看见瓜瓜宣布“杨姨回来了！”，然后面对满屋的寂静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这句电影台词，然后心就有些痛，然后心就很痛。我亲爱的侄子，4岁的儿童，he is in this world。

牛博春节期间学习材料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转贴）
作者：王怡　　

首先是不喜欢吃席菜，而宁愿随配合菜，当然更加偏向小吃。　　

还不在于席菜的搭配是强加的，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萝卜白菜各有取舍。更在于这种搭配是集约化的，搭配的背后是属于大众与时尚的潮流。饮食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个人偏好充满了藐视和否定。当侍应生说这是最流行的吃法和菜肴，很少有人有足够的骨气可以拒绝。那些在对外关系上动辄说不的激进主义者，放在此时大多是咸与维新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经得诱惑，坚持说：我就是喜欢吃回锅肉，而且肉就是要肥一点的。　　

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的，是它的等级制。每一种席菜，几冷盘，几热菜，几甜点，这些都是外围赛。精彩的在后面的寡头体制，然后众星捧月的端出一道称王称霸的鲍鱼。菜品之间等级森严，长幼有序。这是餐桌之上对于人间秩序的模仿秀，和餐桌上食客们的位置遥相呼应。如果你是在坐在最下首边缘的那位，你基本上可以大致推测你就相当于边角上那小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五香花生米。　　

随配合菜自然也有价格与偏好的差序，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仅仅是反对差序格局的凝固和与公共权力相结合之后的科层化。在自由主义者的餐桌上，绝对没有哪一道菜是终身制的、领袖群伦的核心。　　

然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喜欢吃宵夜。在一日四餐当中，唯有这一回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是对于美味的独自偷欢和津津乐道。因为宵夜是不需要讲排场的，宵夜最多的褪去了饮食的社会性和表演性，也没有人请客会请吃宵夜。所以它给我们留下和家人或知己一个单纯的陶醉机会。中餐和席菜是集体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歧视集体，但在个人气质上往往对此留有戒心，不愿意在咀嚼美食时，和众人一道发出声音。　　

自由主义者也就不太喜欢客人太多的地点。有的人比如我的妻子就更喜欢在众人面前进食，如果大家都吃得开心，自己就比较开心，胃口大张。有一种欲望会在人群之中随着人数的增长而增长，这是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者的共同点。　　

所以有一种自由主义者最反感的形式，就是自助餐。我说的是那种人多势众的自助餐，尤其是自助式火锅。关于这种类型的可恶之处，我在《乌托邦之千年食堂》一文中有切肤之痛。乌托邦的气质正是我所以最反感的地方。尽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取舍，要什么就是什么。但由于所有食客在缴纳了相同的费用之后，一旦进入喧哗的大厅，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模拟的共产主义公社或大食堂。无论你吃什么，吃多少，你的成本都为零（边际成本为零），自主选择的快感很快就被这种成本为零之下的各取所需的虚拟性埋没了，被令人生畏的人数规模吞噬了。你变得不再重要，在饮食的流水线上你有一种被喂养的家禽感。尽管你是付了费的，但那些袖手旁观的侍应生，看上去更像是大规模养殖场的技术人员。自助餐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食为本的。他背叛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声称的一个起点：每一个个人吃得高兴，是一切人吃得高兴的前提。　　

自由主义者，总是程度不一的保守主义者。所以在个人偏好和就餐场合的选择上总是不太喜欢频繁更换。自由主义者往往是婚姻的忠实拥护者，他不愿意喜新厌旧。在饮食上的这一习惯就是一种延续。我多年来在一家固定的面馆吃二两的牛肉面，直到他撤迁关闭。这就像一个英美式的判例，遵循的是"以前有人做过的事就可以依法再做"的先例原则。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者缺乏更多的冒险精神和改弦更张的动力，而对有历史的传统（路径依赖）存有"温情与敬意"。但保守不是顽固的反对变迁，直到在意外的因缘下进入另一家餐馆，觉得味道大好，这便形成又一个新判例。自由主义者的口味是渐进的，不会贸然从吃辣突变为吃酸。　　

这和某些人又不同。他们喜欢不断更换就餐的地方，寻找城市中新近的时尚餐饮场所，他们不断地尝试，渴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及其他的人。这种人是社会的激进力量，倘若有关于堕胎或者安乐死的法案，他们一定会投赞成票。他们坚决支持申办奥运，也支持城市中心广场的改造。在王蒙的笔下，他们当然也赞成牛奶面包对坚硬的稀粥或豆浆油条的取代。而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心里也挺喜欢这样的人，但总是宁愿走在各种队伍的最后面。就像在餐馆里，自由主义者总是喜欢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菜品也有讲究，自由主义者不一定要反对"霸王别姬"这种名堂，但一定反感菜名的意识形态化，反对把就餐变成与就餐无关的事情。就像反对把体育变成与体育无关的东西一样。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道菜叫做"轰炸东京"，尽管自由主义者也爱国，但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吃的。一道菜叫做"万寿无疆"或者"三个代表"，对不起，也是打死不吃。孔子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自由主义者反对过分的精细，反对对于佐菜和佐料的不尊敬。红楼梦贾府里那一道用了无数只鸡才配出来的茄子，和黄蓉用掉一整支云腿才煨出来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二两豆腐脑），自由主义者都是不爱吃的。自由主义者反对烹调中的专制主义，反对餐桌上的秦始皇，反对"满汉全席" 这种餐桌上的大一统梦想。　　

自由主义者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素菜做成荤菜的样子。　　

从逻辑上讲，自由主义者也是应当喜欢炖菜的。炖牛肉、炖莲藕骨头汤，炖一天一夜的老母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清静无为，善于等待，这样烹饪出来的菜品最有营养，又保持了完整的菜形。渐进的烹饪艺术，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但我在学生时代却不喜欢吃，作为典型的四川人，我唯独偏好火要大、油要辣的麻辣烫的食品，我喜欢看火焰在铁锅上飞腾而起的壮丽景观。直到毕业之后经济独立，感到白居不易，开始爱上了味美汤鲜的炖菜。炖菜缺乏的是高歌猛进的煽动性和外观设计上的噱头，没有入口即爽的感官刺激，但却温文尔雅，鱼鲜鸭肥，外可养颜驻容，内可滋阴壮阳。如果将爆炒煎炸烧比作是外家功夫，炖焖煨熬就是以静制动的内功了。　　所以二十五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二十五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的人就更少。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啊。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和共产主义革命家有难得的一致。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请客，也不喜欢被请。吃的最高兴的是AA制。自由主义者也不喜欢在餐桌上给人夹菜，当然更不喜欢吃别人夹来的菜。理由并不是卫生问题，自由主义者不是完美主义者，在饮食上绝对没有洁癖。而且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不通情理的，并且讲究妥协和均衡，所以既然夹来了，吃还是要吃。　　

对于分餐制自由主义者也是举双手赞同的。理由当然也不是卫生问题。自由主义者强调私有的产权明晰，摆在餐桌上的大鱼大肉都是程度不一的大锅饭。因为产权和份额不明。最典型的就是军队中的就餐方式，我在大学军训期间曾达到一生中的食量最大化。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体能的消耗最大，而是整整一个班的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用一个面盆打来菜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交了自己那一份伙食费，但那一盆菜尚未实行股份制，而是大一统的。所以一种产权不明的就餐方式把我们变成了一群食不知味的猪悟能。　　

而分餐制是一种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饮食文化，摆在自家的面前就是自家个人的，可以不慌不忙的吃。没有戒备，吃的乐趣就大增。至于有些非自由主义者觉得吃东西就是要抢着吃，才有乐趣。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有勇气坚持自己那一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赞成以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但请不要将此简单理解为餐桌上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那样会以辞害意，失去本分。　　

烟酒有害，最好是不沾。但如果权衡利弊，非要选一种"最不坏的"的，那么自由主义者宁愿抽烟，而不愿饮酒。　　

酒是一种天然的集体主义的媒质，酒精考验的干部和一醉方休的梁山好汉，都隶属于一个伟大的团体。个性张扬有如李太白，喝到二麻二麻时，也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见酒这样东西是独乐乐万万不如众乐乐的。劝君更饮一杯酒的举动，也常常让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难为情。虽说嵇康刘伶等嗜酒如命的魏晋名士多少有些自由主义者的架势，但刘伶所谓便喝边说"死便埋我"，那是根本不需要旁人来陪的。他们的酒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媒质，就连举杯邀明月也不屑为之。然而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就至于鲁。所以魏晋之人到了"感情深一口闷"和"三陪过后尽开颜"的今天，就不会喝酒了，他们也一定是改为抽烟。　　

烟不同，虽然有时也要敬来敬去，但吞吐之间全凭自在，节奏自己把握。不会像饮酒一样互相窥视，做一些相互配合的暧昧姿势。所以烟是个人主义的，它以每个单独的主体为本位。不像酒是以一种"主体间性"为本位。所以抽烟比饮酒更具有隐私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在公众场合吸烟。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把饮食看作美好的私生活。像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对我来说，最美妙的饮食享受，永远在离开人群最远的地方。

吃吃吃

对于我们这些洋插队来说，回国最幸福的事之一就是吃了。

在美国我们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一般来说，早饭是麦片倒牛奶里嚼巴嚼巴，中饭晚饭经常是pizza或者sandwich，自己做呢，厨艺有限就不说了，美国的青菜看起来象塑料、肉类嚼起来象塑料就不说了，关键是原料采购难。美国的超市里有n种生菜和n种土豆和6美元一磅的鱼片，but that’s it，你要想吃点冬瓜丝瓜豆苗之类的中式食品，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自己的车，往往就需要抱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决心，前往中国城。两胳膊能拎多少东西呢？折腾一下午下来，往往也就是抱回来两盒肉三包青菜什么的。记得有一回我和恩华为了多买点东西，拉了一个手推车去中国城，结果买了满满一车东西之后，手推车坏半路了，我俩大包小包地在路上跋涉，好不容易走到地铁站，由于手里东西太多，我愣是被卡在地铁的旋转入口里进不去出不来了。

那尴尬，同学们想想吧，一个本应站在窗口优雅地眺望月牙儿的文艺女青年，左手三个满满的印有“德昌超市”的红色塑料袋，右手三个满满的印有“德昌超市”的红色塑料袋，和一堆猪蹄、李锦记调味品、乌鸡、豆泡……卡在了纽约地铁的旋转门里，进不去，出不来，任凭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在旁边观望嘲笑，那个奇耻大辱，同学们，海归还需要别的理由吗？

那要出去吃呢？这么说吧，前一段我在哈佛附近最著名的燕京饭店点了一个“宫保鸡丁”，里面既没有宫保（花生），也没有丁（鸡肉切得硕大无比），鸡倒是有，但是你想，一堆塑料还要裹上面粉，还要再炒之前炸一遍，还要油腻腻的，尝起来能是什么味道？只能是袜子了，还是穿了好几年的。菜一端上来我就哭了，哭完还给人交10美元。

一个真正爱国的人怎么能去吃那样的中餐呢？

那吃意大利餐法国餐日本餐呢？可以啊，翘着兰花指在烛光下唆几根欧洲的西红柿面，非常地诗情画意。有一回蚊米花了300美元请我诗情画意了一回，结果吃完之后我俩直接又奔中国城花30美元重新吃了一顿。

就在我们洋插队吃得水深火热的时候，与此同时，大洋彼岸，我们祖国的食文化在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登峰造极。这么说吧，如果说美国的厨师做饭是走路，中国的厨师做饭则简直是杂技表演。

今年回来说是流行香辣蟹，明年回来又开始流行水煮鱼，一会儿这发明了吸骨髓，一会儿那又发明了剔鱼唇，把一种叫做燕窝的东西放在木瓜里炖，用猪蹄汁来浇一种叫做鲍鱼的东西……这不是杂技是什么？

穷奢极欲，就是这个词。

中国人的想象力，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美感，都在这杂技里。老外花在效率的时间，我们都花在精致里。

昨天大年三十，我们家懒得做饭，一家老小出去吃，点了多少菜我都不记得了，就说我记得的几个菜名吧：干烧牛骨髓、豆芽鹅肠、基围虾两吃、烤羊排、姜葱蟹、烤茄子肉饼、清蒸鱼、冬瓜排骨汤、手撕鱼、卤鹅头……我边吃就边琢磨，如果把这些菜名给翻译成英文，什么bone marrow of cow，什么intestines of goose，怎么也得吓死一个半个老外的。

到最后自然是吃不完，我妈说不打包了，算了吧，我当即站起来反对，这怎么行，想想在美国天天吃袜子的经历，能不珍惜intestines of goose吗我。

但其实我回国吃得最享受的，并不是那些鸡鸭鱼肉，而是每天早上就着江西老家捎来的“霉豆腐耳”和我妈做的“卤水鱼”，哗哗哗地喝一碗稀饭。鸡鸭鱼肉吃着腻不说，关键是吃鸡鸭鱼肉的场合，都是高朋满座，一堆堆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一会儿敬酒，一会儿喧闹，吃的累得慌。我吃饭快，一般一刻钟就吃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只好坐那干等。

昨天我爸还批评我来着，说我没有礼貌，不知道给人敬酒，硬着头皮敬酒了，又说我不会说话……其实他哪里知道，我对那种闹哄哄的吃饭方式非常隔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蘸一点moldy tofu，吃几快marinated fish，哗哗哗地喝一碗rice soup，五分钟吃完，然后往椅背一靠，长叹一声，那意境，比站在窗前眺望月牙儿还要优雅。

回家

我已经回国好几天了，这两天我一直琢磨着该写个博客啥的，表达我回到祖国起伏的思绪，但是我发现这两天，心潮它一直不澎湃，我都已经把水龙头转到最大了，它也死活不澎湃，仿佛我不是出国那么多年，而是出门去了趟小卖部，转个身又回家了。

不但美国这些年不算数，连北京那些年都可以不算数的。

以前读过一个小说，好像是朱文写的，说一个男人跟女朋友做爱，怎么折腾都硬不起来，但是每次一带她回到他的老家，他就能硬起来。我觉得我正好相反，每次一回家，我是说一回到父母身边，所有的感受力就枯萎了，成了一个空心人。

感受力这个东西，就像猫，白天昏昏欲睡，夜晚炯炯有神，还一惊一乍，鬼鬼祟祟。

从小到大，在父母这里，听到太多“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慢慢地，一到他们身边，就自动把自己调校到一个白痴状态，他们拨一下我动一下，他们不拨，我就动不了。至于写博客，象80年代的女中学生收集不干胶那样收集自己的感受，花花绿绿的，贴到厚厚一个本子上，不但是不必要的，简直是令人害臊。

也许我骨子里还是那个非常渴望得到某件运动衫却始终不敢开口跟妈妈说、一旦被她说穿又气急败坏的小女孩。读大学不能改变这一点，出国不能改变这一点，甚至31了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我有一种恶作剧的想法，如果我突然铁了心不回美国了呢，然后秋天以后也不去英国了呢？甚至也不去北京找工作呢？一夜之间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税务局女科员刘瑜，第三中学语文老师刘瑜，百货商场优秀售货员刘瑜。

要不怎么说人生如梦呢。所谓自己，不过是和所有其他可能性平行的那么一种可能性，一不小心，就卡进了时间的轨道里，就轰隆轰隆起来，而我总想和那些可能的自己打招呼。

祖国毕竟还是不同地。第一，吃菜竟然能吃到一种叫做鱼唇的东西；第二，打开电视就看到一个下岗女工用沈阳腔倾诉自己的创业史；第三，想当然地使用wikipedia突然发现上不了；第四，大街上的小商店一个比一个小，牌子却一个比一个气势磅礴；第五，盗版软件竟然跌倒了3块钱一张；第六，四岁的侄子竟然学会了使用屁滚尿流这个成语……

昨天晚上梦见自己在一个黑咕隆咚的楼道里滑行，一步下一层，象飞，但是紧贴着地面。紧赶慢赶，却怎么也下不完那些楼梯。

现在看窗外，干枯的杨树背后灰白的天空，时不时爆出轰隆隆的爆竹声。税务员女科员、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百货商场优秀售货员刘瑜心里嘟囔，一个城市该多么自暴自弃，才会把自己叫做石家庄呢？

耳朵上的记号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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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所周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呢？

当然也有。这两年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两个腐败案例，一个涉及前国会议员Randy Cunningham，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承包商240万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力，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另一个案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Jack Abramoff，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Randy Cunningham和Jack Abramoff都落入了法网。06年3月，Randy Cunningham被判入狱8年4个月，Jack Abramoff也被判5年10个月。共和党06年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拿Cunningham的事件来说，涉案资金两百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华盛顿邮报》语）。挖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2006年的普利策奖。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这个词近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earmark? 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相关项目专款”，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需要某学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比如，在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年11月17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动预算草案”，但是，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整个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员纷纷出马，加入了11，772个earmarks，总额达160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Earmark算不算腐败呢？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earmark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不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意代表”。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earmark为耻，反而以此为荣。比如北卡州的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又是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地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著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经窜到了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现象近10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乔姆斯基

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著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它的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踏它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画面。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舍洛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卡斯特罗政权、北越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一个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

不就是个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如果我有福柯那样上纲上线的本领，没准还能从“美金”这个词中分析出当今世界的国际阶级斗争局势。

我还厌恶“banker”这个词。Banker，听听这两个音节，它们组合在一起怎么就这么让人脸红呢，简直跟“胴体”有一拼。其实我对Banker这个职业本身一点意见也没有，只不过凡是我认识的自称banker的人，其实都是假banker，以至于Banker这个词在我脑子里直接跟“意淫”粘在了一起，就像“三里屯酒吧街”在我脑子里直接跟“装蒜”粘在一起，“共和国”直接跟“炮灰”粘在一起一样。就算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真的banker，我也希望他不要用“banker”这个词，建议他用“圈钱的”。“圈钱的”，多靠谱啊。

跟Banker有一拼的，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心想：靠，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一个时尚杂志记者非常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好，洪晃毕竟是洪晃，她说：“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个词让我害臊，就是“外省青年”。我印象中好像19世纪的法国、俄国小说里，老出现这个词――估计法文或者俄文里有个词叫“外省的”，所以译过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后来我国当代的一些诗人、作家什么的，也开始自称“外省青年”。我琢磨着，无非就是一帮山东青年、四川青年、江西青年什么的，想靠着这种翻译文体来洋化自己身上的土气而已。什么“外省青年”，直接说“外地人”不就行了，自卑成这样，何必。

我甚至连“老百姓”、“民间”这样的词都反感。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老百姓”、“民间”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发现但凡笨蛋想给自己的弱智、狭隘撑腰的时候，就开始西里哗啦地倒这样的词汇。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一帮诗人写不出好诗来，突发奇想，决定用把别人打成“学院派诗人”而自称“民间派诗人”的方式来治疗自己想象力上的阳痿，跟老毛当年搞不好经济所以成天搞阶级斗争如出一辙。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应该再给诗人落井下石了。如今“诗人”这个词也很潦倒，其落魄程度，跟“女博士”、“陈凯歌”、“蔡国庆”、“老灵魂”这些个词汇不相上下。

还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招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知道你反伊战，我知道你读过半篇他的文章，但是，请不要跟我提什么乔姆斯基，我真的很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德里达”、“现代性”、“范式”、“吊诡”、“《读书》”和“《万象》”。我知道这不够厚道，不过这些个词汇确确实实让我产生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感。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让她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汪晖干嘛！

事实上，我讨厌来讨厌去，无非就是讨厌一个字：装。这年头，在使用词语上不爱卫生一点，弄不好就给弄个精神上的拉肚子。

关评论说明

最近评论明显增多。

一些赞美我的话：担当不起。
个别骂我的话：看着生气。
理性探讨的话（含夹骂夹议）：实在没有时间一一对话。

而我又觉得人面对赞美应该感谢、面对谩骂应该回骂、面对探讨应该回应，所以，干脆关闭评论。我想我终归是一个吝啬之人，自己的时光自己雕刻，舍不得上面按满别人的手印。如果你实在觉得一定要表扬我或者跟我“商榷”，请参见我博客上方的邮箱。如果你觉得一定要骂我，请参见宋石男博客上方的邮箱。谢谢。

插播广告一则

我03年夏天写的小说《孤独得象一颗星球》和04年底写的《那么，爱呢》终于结集出版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书名《余欢》。

取李叔同《送别》中一句“一壶浊酒尽余欢”。

“那么爱呢”其实已经出过单行本，但是无论在装帧制作上还是宣传发行上，都不太好，后来和原出版商解约，把它给拿了回来。和最早的“星球”合起来，才凑足一本书的分量。这回无论从厚度还是制作上，看上去才真象一本书。其实也许还是有点早了，如果把“烟花”加上，就算是“纽约三部曲”了，呵呵。

我在国内“文学圈子”里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既没有“著名作家”给写序，也没有“资深评论家”给吆喝，而且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卖书就靠大家了。我自己回头去看这两个小说，并不是特别满意，不过客观地说，比市面上大多美女作家和丑男作家的书还是要强点。您要是连《黄金甲》都掏钱了，不买我的书好意思吗您。我的目标是不能让出版社赔钱。以前有人跟我说：“刘瑜你肯定会红的”。其实，我要“红”干嘛，“红”是多么傻逼的一件事。我一生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默默无闻的人，一种是名人。

当然实在赔钱了也没啥，大不了没出版社给我出书呗，那我还是会照样写。我和文字的死生契阔，岂是只关心红不红的人能懂。

再谢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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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牙病患者老张说：读了《余欢》，我的牙病全没了，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咬谁谁疼，《余欢》治牙疼，灵，灵，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