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对剑桥的小镇生活有种种抱怨（此处省去两万字），但是有一点却是意外惊喜：我的办公室离一个电影院特别近，走路也就7、8分钟。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电影，没事了，看个电影解闷，有事了，看个电影逃避。
开始觉得一个人看电影挺pathetic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关键在于任何自怜的理由都可以是自恋的理由。
这个电影院的好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电影都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当代的，中国的，伊朗的，瑞典的，对于我这样的电影杂食动物，正好。
经常看这些稀奇古怪的电影给人时空错乱的感觉，which，正是一个每天在优雅宁静小镇过着优雅宁静教书生活的人民女教师需要的。
说说过去一段时间看的4个电影（排名不分先后）：
1. My brother is the only child:
一个意大利电影，一对兄弟，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共产党员，两人PK不断，最后“兄弟情谊战胜政治分歧”的故事。拍政治电影，最大的陷阱就是从宏观历史中推导个人历史，从而将个体符号化。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做得还比较成功，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没有忘记讲故事，故事里有很多“不可复制”的细节。
不过，以我的政治观点看，这个电影还是太左了，所以把电影的结尾搞得很蠢，竟然整出了一个“分房英雄”，真应该请Accio同学拿着斧头到中国的各大国企和机关巡回武术表演。如果导演不急于表现他“解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心理，这本来几乎可以成为一个象Bertulluci的《Dreamers》那样的伟大电影的。
《Dreamers》也是关于两个政见不同的朋友的故事，但是Bertulluci不象Luchetti 那样急于对政治表态，所以Dreamers比My Brother更好看。当然dreamers里面的女主角也漂亮得多。后来竟然看见她在Golden Compass里面演一个飞来飞去的女巫，当时哐当心就碎了。
我认为任何出演两个胳膊向前一伸人就腾空而起的角色的演员都是可悲的。如果他或者她的胳膊往前一伸的时候表情还特别严肃，就更可悲了。
2. Persepolis
一个法国投资的关于伊朗的电影，好像去年得了一个什么大奖。一个叛逆的伊朗女孩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经历。相比上面这个电影，Perspepolis就太符号化了。“符号化”的意思就是情节太具有“集体性”了，个体成了“中心思想”的道具。
不过，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值得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画片，而且动画制作得非常好。说不上好在哪，俏皮？灵巧？虎头虎脑？一个情节比较乏味的故事，愣是被一个奇特的讲述方式给救活了。动画片爱好者们，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
3. Delamu
田壮壮老师拍的一个纪录片，反映云南一个多民族小镇的高原生活。以前看《小城之春》之后，挺讨厌田壮壮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去重拍这样一个三流电影。而且由于无聊的导演碰上更无聊的观众，这个电影当初还成了一个“现象”。
因为预期很低，所以《德拉姆》成了一个惊喜。除了有几段逼问当事人爱情经历的情节比较傻叉以外，大部分时候《德拉姆》都拍得非常收敛、安静、不动声色。很多时候，对导演来说，比“表达”更难的是“不表达”。
我比较喜欢这个电影在于它带来很多意外，而它之所以带来意外，是因为它对电影的“原料”比较诚实。比如怒族人民吧，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唱山歌编篓子的土著什么的，但结果人家是一群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蒙太奇”的画面（注：我不懂“蒙太奇”这个词什么意思，只是非常急于使用这个词而已）：一群清苦的怒族人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用方言念圣经、唱圣歌。又比如藏族人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虔诚的佛教教徒朝圣的故事，结果看到是一个和哥哥共享一个妻子的藏族帅哥讲述“发财致富”的重要性。
生活总是比你想象的要离奇，总是在拒绝小资们时刻准备献出的、满满的、都快流了一地的同情心和抚摸欲。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好的纪录片甚于故事片。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艺术理论说“艺术要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呢？谁他妈能“高于生活”呢？您准备高于生活多少米呢？
4. War on Democracy
某记者拍的讴歌查韦斯老师痛斥美国政府的纪录片。这不是从电影院看的，是租DVD看的。不评也罢，典型一“高于生活”的纪录片，如果我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会用这个纪录片来讲解“How NOT to make a documentary.”
就是这些了。小镇生活如此美好，让我禁不住想大喊一声“蒙太奇”。
2008年4月29日星期二
2008年4月27日星期日
伪阅读
在一次百老汇大街边的午餐交谈中，关于阅读，我和我的荷兰同事达成一个共识：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个摧毁阅读的过程。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2008年4月25日星期五
独立博客
计划不如变化快，本来想做一个msn space的镜像，方便国内读者访问，也多一个备份地址。但，在某同学的指导下（隆重感谢该同学），我竟然亲自（！）建了一个独立博客。地址在：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
这个blogspot还会保留，同步更新。有两个地址比较保险，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还可以挺着。所以愿意保留这个收藏的，继续保留就是了。
连我这样DVD player和电视都不会连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建独立博客了，而且说时迟那时快，飕飕飕就建好了，真是我不肯走进新时代，新时代直接走进我了。
关键词是dreamhost和wordpress，然后是溺水般地扑腾几下，脚就踩到石头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
这个blogspot还会保留，同步更新。有两个地址比较保险，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还可以挺着。所以愿意保留这个收藏的，继续保留就是了。
连我这样DVD player和电视都不会连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建独立博客了，而且说时迟那时快，飕飕飕就建好了，真是我不肯走进新时代，新时代直接走进我了。
关键词是dreamhost和wordpress，然后是溺水般地扑腾几下，脚就踩到石头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
就这儿吧
本来做独立博客最好，但是自己不会，又不愿麻烦别人。
在各个博客网站转了一圈，发现在这里最好，因为：1，画面干净，疑似没有男根加长三寸的广告劈来闪去；2，言论自由，疑似没有目光如炬的编辑猫在暗处删贴改标题；3，组织涣散，每个人写自己的，疑似没有任何“社区感”。
说白了，就是leave you alone。
离开牛博，不是因为厌倦了牛博，而是因为厌倦任何形式的集体感。
Hell is other people.
集体给人温暖，也给人压迫感。压迫感我不能忍受，温暖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东西很多，比你们想象的多。
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觉得男主人公Charles一生真完美，前半生用来得到，后半生用来失去。
说起来也是自私，因为为牛博写东西的原因里似乎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根据阶级分析压迫感也分推动历史进步的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因为某些我讨厌的傻B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傻B，但，现在为了个舒服就做了逃兵……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爱看的，不就是再加个收藏呗，不爱看的，正好leave you alone。
还真就图个舒服。
看不得那种你死我活的表情，任何矛盾都是“敌我矛盾”，都要“弄他！弄他！”。“爱国贼”、“卖国贼”，观点不同，表情都是一样的：暴戾、乖张、兴奋、“捏死你去”的仇恨。
不奇怪，都是红旗下的蛋。
也许有人说：只管人家道理对不对就是了，管人家表情干嘛。
我还真觉得，一个民族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写在它的表情里。
而且老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辩论太耽误时间。回忆一下牛博建网以来的几次大混战，每次我都耽误一堆时间。黄佟佟有次跟我说：每次看你跟他们吵架我都着急，你要是拿那个时间来写小说多好啊。写不写小说倒无所谓，干点什么大约都比吵架要好。看书，看电影，睡觉，跑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在那个“社区”，我又不可能做到对那里的弥漫硝烟充耳不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谁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刘瑜呢。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生到考试左右，都有裸奔活动。当时就叹息着跟朋友说：唉，如果我身材再好一点，肯定也去裸奔了。
你看，还要“如果身材再好一点”，多没劲。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裸奔，让乳房、屁股、尾椎骨、五脏六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是这样的：当你离集体越远，你就离裸奔越近。
所以，就这儿吧。
在各个博客网站转了一圈，发现在这里最好，因为：1，画面干净，疑似没有男根加长三寸的广告劈来闪去；2，言论自由，疑似没有目光如炬的编辑猫在暗处删贴改标题；3，组织涣散，每个人写自己的，疑似没有任何“社区感”。
说白了，就是leave you alone。
离开牛博，不是因为厌倦了牛博，而是因为厌倦任何形式的集体感。
Hell is other people.
集体给人温暖，也给人压迫感。压迫感我不能忍受，温暖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东西很多，比你们想象的多。
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觉得男主人公Charles一生真完美，前半生用来得到，后半生用来失去。
说起来也是自私，因为为牛博写东西的原因里似乎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根据阶级分析压迫感也分推动历史进步的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因为某些我讨厌的傻B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傻B，但，现在为了个舒服就做了逃兵……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爱看的，不就是再加个收藏呗，不爱看的，正好leave you alone。
还真就图个舒服。
看不得那种你死我活的表情，任何矛盾都是“敌我矛盾”，都要“弄他！弄他！”。“爱国贼”、“卖国贼”，观点不同，表情都是一样的：暴戾、乖张、兴奋、“捏死你去”的仇恨。
不奇怪，都是红旗下的蛋。
也许有人说：只管人家道理对不对就是了，管人家表情干嘛。
我还真觉得，一个民族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写在它的表情里。
而且老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辩论太耽误时间。回忆一下牛博建网以来的几次大混战，每次我都耽误一堆时间。黄佟佟有次跟我说：每次看你跟他们吵架我都着急，你要是拿那个时间来写小说多好啊。写不写小说倒无所谓，干点什么大约都比吵架要好。看书，看电影，睡觉，跑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在那个“社区”，我又不可能做到对那里的弥漫硝烟充耳不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谁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刘瑜呢。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生到考试左右，都有裸奔活动。当时就叹息着跟朋友说：唉，如果我身材再好一点，肯定也去裸奔了。
你看，还要“如果身材再好一点”，多没劲。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裸奔，让乳房、屁股、尾椎骨、五脏六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是这样的：当你离集体越远，你就离裸奔越近。
所以，就这儿吧。
2008年4月16日星期三
支持一下“我弟”
同意王老板说的，其实在中国这种地方，每个独立思考者开始独立思考都有某种“偶然因素”（比如王老板读到林达，比如我00年接触到网上关于大饥荒的讨论，连岳97年左右开始阅读王小波），碰到这个“偶然因素”的时间有早有晚，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本质上来说这是大环境使然，用连岳的话来说，这些偶然因素在中国社会“稀缺”。现在牛博上某些人，因为自己较早碰上了这种因素，“觉悟”得比别人早点，那个得意，那个凶恶，几近狰狞了，好比一批有幸先“过了河”的人看着河对岸跌跌撞撞没找到桥的人极尽羞辱之能事，好比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骂那些还在为温饱挣扎的人“没本事”、“蠢”、“看你们那穷酸样”。我以为启蒙是一种传播，是增加这些“偶然因素”的分布点，在他们那里，启蒙成了一种耍酷，居高临下地骂人家“脑残”（哦，对了，他们现在不用“脑残”这词了，改“蠢货”、“装逼”、“脑子里养金鱼”了）。这种把自己的国民当“二傻子”的心态，本质上还是一种“思想精英”思维在背后起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对手更可爱。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这样经受着双重羞辱：先是在知识和智力上被自己的政府羞辱，然后因为这个羞辱的后果被“思想精英”同胞羞辱。政府和“思想精英”都获得了精神上的优越感，唯有普通人还在河对岸张皇失措。
更何况愤青的“蠢货”行为跟“独立思考”有多大关系也不好说，和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藏人打砸烧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某些人的反思与同情，而汉人和平示威抵制某货的民族主义却令同一些人咬牙切齿，呵呵，独立思考？两个凡是吧。
更何况愤青的“蠢货”行为跟“独立思考”有多大关系也不好说，和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藏人打砸烧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某些人的反思与同情，而汉人和平示威抵制某货的民族主义却令同一些人咬牙切齿，呵呵，独立思考？两个凡是吧。
2008年4月14日星期一
死磕西藏之A面与B面
看来这个春假不过完，俺是不会放弃死磕的。
另，来信留言里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回了，就不一一回信了。还有，那些真正想讨论交流问题的，最好发信到我的email (看博客上方）而不是留言，否则我无法给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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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另，来信留言里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回了，就不一一回信了。还有，那些真正想讨论交流问题的，最好发信到我的email (看博客上方）而不是留言，否则我无法给你回复。
-------------------------------------------------------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2008年4月13日星期日
“脑残”
来信选登一封：
dp:
关于海外华人针对达赖和藏独的游行，我觉得某些博主提出的“go back to China”非常不合适。我承认参与游行的有些人可能是所谓的“愤青脑残”，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那么盲目。从BBS上的发言看，很多人也反感中国政府和政策。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支持抗议，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让西方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包围他们的媒体，和中国政府一样，只是传输着单方面的观点和消息。游行组织者们再三声明我们只要陈述事实，让美国人了解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让部分媒体能看到和报道不同的观点。这些活动全部是海外华人自发组织的，费用是大家民间募集的，就连受到中国使馆赞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拒绝在newsletter里发布关于抗议游行的信息，以免造成中国官方组织此类抗议的嫌疑。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博主对有组织有靠山有赞助的藏独人员到处围攻一个体育盛会标志物如此纵容，却对海外华人气愤不过西方世界的“洗脑”自发自愿组织的抗议游行如此冷嘲热讽。叶三的狐朋狗友对游行的态度并不代表多数海外参加游行的华人的态度。他们凭什么用这或者杜撰出来的对话，或者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代表性的对话来侮辱游行的华人。这些华人和藏独法轮功的人一样拥有在美国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声音而已，又何过之有？ 我没有打算去参加游行，因为我不能确定他们所散发的资料是否是真实的。但是我回去看看，如果我觉得他们所宣传的表达的是我能认同的，也许我也会站到他们的队伍去。 谢谢你听我罗嗦：）
祝好 稻草人
------------
有感：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那么多人都气氛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
为什么总有一种优越感那么廉价呢？
dp:
关于海外华人针对达赖和藏独的游行，我觉得某些博主提出的“go back to China”非常不合适。我承认参与游行的有些人可能是所谓的“愤青脑残”，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那么盲目。从BBS上的发言看，很多人也反感中国政府和政策。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支持抗议，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让西方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包围他们的媒体，和中国政府一样，只是传输着单方面的观点和消息。游行组织者们再三声明我们只要陈述事实，让美国人了解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让部分媒体能看到和报道不同的观点。这些活动全部是海外华人自发组织的，费用是大家民间募集的，就连受到中国使馆赞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拒绝在newsletter里发布关于抗议游行的信息，以免造成中国官方组织此类抗议的嫌疑。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博主对有组织有靠山有赞助的藏独人员到处围攻一个体育盛会标志物如此纵容，却对海外华人气愤不过西方世界的“洗脑”自发自愿组织的抗议游行如此冷嘲热讽。叶三的狐朋狗友对游行的态度并不代表多数海外参加游行的华人的态度。他们凭什么用这或者杜撰出来的对话，或者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代表性的对话来侮辱游行的华人。这些华人和藏独法轮功的人一样拥有在美国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声音而已，又何过之有？ 我没有打算去参加游行，因为我不能确定他们所散发的资料是否是真实的。但是我回去看看，如果我觉得他们所宣传的表达的是我能认同的，也许我也会站到他们的队伍去。 谢谢你听我罗嗦：）
祝好 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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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那么多人都气氛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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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有一种优越感那么廉价呢？
2008年4月12日星期六
好看的以及难看的胜利
<南方周末>
－－－－－－－－－－－－－
俄罗斯、台湾和伊朗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08年3月都有世人瞩目的选举。俄罗斯、台湾是选总统，伊朗是国会选举。
选举正如电视剧，有好看、难看之分。好看的电视剧有什么特点？有悬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湾的选举比俄罗斯的、伊朗的好看。台湾大选之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预测国民党马英九会得胜，但由于族群冲突余温未消，加上西臧问题节外生枝，很多人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疑虑重重。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从去年普京牵手梅德维杰夫亮相的那一刻开始，全世界人民就知道了谁会当选总统。至于伊朗的国会选举，在神职团体“护国议会”的护佑下，保守派势力“再次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也不足为奇。
选举缺乏悬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个政党以及候选人众望所归，另一种则是，地球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操作”。不幸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不好看，都有后者这个因素。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半民主”国家，神职团体“护国议会”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过滤。于是，1700个具有改革倾向的参选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参选人----以“对伊斯兰革命不忠诚”的名义被“过滤”掉了。俄罗斯的反对党同样在选举前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很多反对党成员收到恐吓电话，一些有力的参选人，比如人民民主联盟的Mikhail Kasyanov，干脆被禁止参选。自由派的媒体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之驯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猫腻”，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保守派在伊朗支持率也很高，但这就使他们的“猫腻”显得更奇怪了----既然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地，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样呢？
相比之下，选举有悬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政党竞争正在展开。学界对民主化的共识是：“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自由公正”这一点上，台湾走在了其他两国前面。众所周知，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我们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在伊朗和俄罗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可以上，但是你不可以上”，或者“我可以跑步上，你却只能迈着小碎步上”。
可能有人要问，台湾的民主竟然还是民主化国家的榜样？今天我骂你爹搞外遇，明天你用30万根蜡烛拼“屁”字，鸡飞狗跳，乱象丛生，这样的民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如果“井然有序”是民主的检测器，那么朝鲜恐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检验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分析台湾政治这几年里重大政治危机：大选枪击案、陈水扁家族腐败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等，我们发现，不管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事情的解决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里，而不是象伊拉克那样靠军阀混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之乱甚至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习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习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习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
“公正自由”四个字，实际上是各国民主化的瓶颈。历史表明，民主国家的很多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起源：由于选举不够自由公正，失败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并因此引发冲突甚至内战。最近的例子包括乌克兰、刚果、埃塞俄比亚、巴基斯他、肯尼亚等等。就拿肯尼亚来说，07年底的选举出现舞弊，反对派拒绝接受选举结果，08年初对抗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一千多人死亡。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选举相对自由公正，失败者也心服口服。所以谢长廷才会在败选后说：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这个态度表明，台湾民主已经成熟到把权力当作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或者政党财产。
3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津巴布韦总统选举。这个选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很好奇，当了28年总统、已经84岁高龄的穆加贝在把一个非洲之星折腾成一个失业率高达80%、通货膨胀率100000%的国家之后，是否还能以民主的名义当选。虽然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几乎已经人神共愤，从选票而言不可能当选，但是军方表示他们坚决效忠穆加贝，同时还有流言说，政府多印了350万张假选票。所以，如果最后穆加贝这次还能“顺利当选”，那就真是非常、非常难看的胜利了。
－－－－－－－－－－－－－
俄罗斯、台湾和伊朗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08年3月都有世人瞩目的选举。俄罗斯、台湾是选总统，伊朗是国会选举。
选举正如电视剧，有好看、难看之分。好看的电视剧有什么特点？有悬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湾的选举比俄罗斯的、伊朗的好看。台湾大选之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预测国民党马英九会得胜，但由于族群冲突余温未消，加上西臧问题节外生枝，很多人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疑虑重重。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从去年普京牵手梅德维杰夫亮相的那一刻开始，全世界人民就知道了谁会当选总统。至于伊朗的国会选举，在神职团体“护国议会”的护佑下，保守派势力“再次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也不足为奇。
选举缺乏悬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个政党以及候选人众望所归，另一种则是，地球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操作”。不幸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不好看，都有后者这个因素。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半民主”国家，神职团体“护国议会”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过滤。于是，1700个具有改革倾向的参选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参选人----以“对伊斯兰革命不忠诚”的名义被“过滤”掉了。俄罗斯的反对党同样在选举前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很多反对党成员收到恐吓电话，一些有力的参选人，比如人民民主联盟的Mikhail Kasyanov，干脆被禁止参选。自由派的媒体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之驯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猫腻”，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保守派在伊朗支持率也很高，但这就使他们的“猫腻”显得更奇怪了----既然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地，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样呢？
相比之下，选举有悬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政党竞争正在展开。学界对民主化的共识是：“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自由公正”这一点上，台湾走在了其他两国前面。众所周知，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我们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在伊朗和俄罗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可以上，但是你不可以上”，或者“我可以跑步上，你却只能迈着小碎步上”。
可能有人要问，台湾的民主竟然还是民主化国家的榜样？今天我骂你爹搞外遇，明天你用30万根蜡烛拼“屁”字，鸡飞狗跳，乱象丛生，这样的民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如果“井然有序”是民主的检测器，那么朝鲜恐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检验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分析台湾政治这几年里重大政治危机：大选枪击案、陈水扁家族腐败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等，我们发现，不管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事情的解决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里，而不是象伊拉克那样靠军阀混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之乱甚至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习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习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习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
“公正自由”四个字，实际上是各国民主化的瓶颈。历史表明，民主国家的很多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起源：由于选举不够自由公正，失败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并因此引发冲突甚至内战。最近的例子包括乌克兰、刚果、埃塞俄比亚、巴基斯他、肯尼亚等等。就拿肯尼亚来说，07年底的选举出现舞弊，反对派拒绝接受选举结果，08年初对抗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一千多人死亡。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选举相对自由公正，失败者也心服口服。所以谢长廷才会在败选后说：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这个态度表明，台湾民主已经成熟到把权力当作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或者政党财产。
3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津巴布韦总统选举。这个选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很好奇，当了28年总统、已经84岁高龄的穆加贝在把一个非洲之星折腾成一个失业率高达80%、通货膨胀率100000%的国家之后，是否还能以民主的名义当选。虽然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几乎已经人神共愤，从选票而言不可能当选，但是军方表示他们坚决效忠穆加贝，同时还有流言说，政府多印了350万张假选票。所以，如果最后穆加贝这次还能“顺利当选”，那就真是非常、非常难看的胜利了。
亚细亚的孤儿
1. The big apple
五颜六色的人群，大超市旁边挨着小百货店，胖胖的鸽子赖在马路中间不走，满街的美甲店，路边摊上卖10块钱一个的假皮包，星巴克里不再问你是drink in or drink out，啊，this is my town.
走在那个英格兰小镇里，确切地说走在Sidgwick Avenue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每天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总是对自己说：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
“UK or US, it’s all foreign countries. So who cares.”
然后，坐在JFK到曼哈顿的出租车里，看见哈德逊河边的skyline，茂盛的高楼大厦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灯光，头顶上的月亮特别特别细，象一片被啃光的西瓜。一边昏昏欲睡，一边想：“This is my town.”
The madness. The freaks. The indifference. The dirtiness. The noisiness. The fuckers and the fucked. This is my town.
2. 亚细亚的孤儿
那天看巴黎火炬传递的网络报道，一个小女孩，举着中国国旗，旁边一片雪山狮子旗，小女孩站在那里，先是笑着，然后痛哭起来。
据说那天不少法国人对举着中国国旗的人喊：Go back to China!
觉得伤心。觉得看到13亿个孤儿的表情。
觉得这个政府太辜负自己的民众。
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re loving the unlovable.
无法体会他们那种“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愤怒，也无法体会另一些人看到“流氓国家成为过街老鼠”的幸灾乐祸，只是伤心。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 happen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想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了孤儿。从1978年想起？从1949年想起？从1911年想起？从1898年想起？从1840年想起？从明朝想起？从宋朝想起？从春秋战国想起？从屈原站在泊罗江边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想起？
看三番火炬接力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上四五点就跑去“占领阵地”；看一个中国人自己租了一个飞机，绑了一个飘带，上面写着“TB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China”；看到论坛上北美各个城市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组织抗议示威；看到阿根廷华人武术师要组织自己的几百个徒弟去保卫火炬……然后看到Pelosi谴责，Clinton号召，Obama号召，Brown退出，美国议会谴责，欧洲议会谴责。
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
想屈原投江那一刹那的心情。
看视频里一群中国人从一个臧独手里抢雪山狮子旗，觉得镜头在放慢，在模糊，觉得罗大佑在镜头背后，很远的地方唱：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想走到镜头里，抓住那些兄弟姐妹的手，对他们说：stop，stop，let’s not fight history.
想在一个无人的夜晚，走到天安门，凝视那个巨大画像。
想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恐惧甚于愤怒，无知甚于邪恶。让我们别再害怕，因为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已经错了三千年，让我们明天醒在一个无辜的清晨。
3. Richard Dawkins
“If there is no God, how can we keep a sense of hope living in this world?”
“The Universe doesn’t owe you a sense of hope.”
五颜六色的人群，大超市旁边挨着小百货店，胖胖的鸽子赖在马路中间不走，满街的美甲店，路边摊上卖10块钱一个的假皮包，星巴克里不再问你是drink in or drink out，啊，this is my town.
走在那个英格兰小镇里，确切地说走在Sidgwick Avenue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每天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总是对自己说：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
“UK or US, it’s all foreign countries. So who cares.”
然后，坐在JFK到曼哈顿的出租车里，看见哈德逊河边的skyline，茂盛的高楼大厦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灯光，头顶上的月亮特别特别细，象一片被啃光的西瓜。一边昏昏欲睡，一边想：“This is my town.”
The madness. The freaks. The indifference. The dirtiness. The noisiness. The fuckers and the fucked. This is my town.
2. 亚细亚的孤儿
那天看巴黎火炬传递的网络报道，一个小女孩，举着中国国旗，旁边一片雪山狮子旗，小女孩站在那里，先是笑着，然后痛哭起来。
据说那天不少法国人对举着中国国旗的人喊：Go back to China!
觉得伤心。觉得看到13亿个孤儿的表情。
觉得这个政府太辜负自己的民众。
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re loving the unlovable.
无法体会他们那种“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愤怒，也无法体会另一些人看到“流氓国家成为过街老鼠”的幸灾乐祸，只是伤心。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 happen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想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了孤儿。从1978年想起？从1949年想起？从1911年想起？从1898年想起？从1840年想起？从明朝想起？从宋朝想起？从春秋战国想起？从屈原站在泊罗江边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想起？
看三番火炬接力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上四五点就跑去“占领阵地”；看一个中国人自己租了一个飞机，绑了一个飘带，上面写着“TB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China”；看到论坛上北美各个城市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组织抗议示威；看到阿根廷华人武术师要组织自己的几百个徒弟去保卫火炬……然后看到Pelosi谴责，Clinton号召，Obama号召，Brown退出，美国议会谴责，欧洲议会谴责。
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
想屈原投江那一刹那的心情。
看视频里一群中国人从一个臧独手里抢雪山狮子旗，觉得镜头在放慢，在模糊，觉得罗大佑在镜头背后，很远的地方唱：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想走到镜头里，抓住那些兄弟姐妹的手，对他们说：stop，stop，let’s not fight history.
想在一个无人的夜晚，走到天安门，凝视那个巨大画像。
想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恐惧甚于愤怒，无知甚于邪恶。让我们别再害怕，因为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已经错了三千年，让我们明天醒在一个无辜的清晨。
3. Richard Dawkins
“If there is no God, how can we keep a sense of hope living in this world?”
“The Universe doesn’t owe you a sense of hope.”
2008年4月7日星期一
（转帖）一个澳大利亚人对西臧问题的看法
另一个西臧问题的英文帖。读后感想一：但凡做过一点独立历史或调查“功课”的人，而不仅仅是跟着媒体走的人（此点同时适用于中国人、西方人、西臧人），都愿意承认西臧问题并非“非黑即白”的卡通世界，而有着复杂的根源和多方的责任。西方主要的西藏问题专家，A. Tom. Grunfeld, Melvyn Goldstein, Barry Sautman 以及下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都对西藏流亡政府持有或多或少的批评态度，当然对中国政府更是如此。感想二：多研究点事实和史实比匆匆忙忙做价值或政治判断更重要。虽然人对事实的观察往往受制于价值观念，但哪怕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事实研究和陈述也还是比干喊口号更有意义。
有人针对我上一篇转帖说“你不会因为作者是老外就觉得文章客观吧”。答：如果我认为作者是老外文章就客观，那我应该觉得西方媒体在西臧问题上的报道都很客观了。我觉得那篇文章客观是因为它涉及很多事实讨论，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当然这也仅仅是“我认为”而已，我的判断当然受我的价值观影响。我转贴那篇以及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人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误解’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自己吗？”我想展示：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全世界”在西臧问题上看法都高度一致。事实上，西方政界/新闻界和西方学界在西臧问题上出现的观点分化（前者多“一边倒”，后者多强调复杂性）就耐人寻味。当然，不管西方在西臧问题上看法是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都要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
还有这样的留言: “以你近来的进化，估计有一天北大清华会来请你去当个教授院长之类的了。” 答：滚。
此文是pbs论坛的一个主贴，后面还有很多跟贴，讨论涉及很多牛博博主也讨论到的问题，而且质量比较高，有兴趣可以去这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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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sponse to Tony Martin (in relation to the Tibet issue)
有人针对我上一篇转帖说“你不会因为作者是老外就觉得文章客观吧”。答：如果我认为作者是老外文章就客观，那我应该觉得西方媒体在西臧问题上的报道都很客观了。我觉得那篇文章客观是因为它涉及很多事实讨论，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当然这也仅仅是“我认为”而已，我的判断当然受我的价值观影响。我转贴那篇以及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人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误解’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自己吗？”我想展示：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全世界”在西臧问题上看法都高度一致。事实上，西方政界/新闻界和西方学界在西臧问题上出现的观点分化（前者多“一边倒”，后者多强调复杂性）就耐人寻味。当然，不管西方在西臧问题上看法是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都要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
还有这样的留言: “以你近来的进化，估计有一天北大清华会来请你去当个教授院长之类的了。” 答：滚。
此文是pbs论坛的一个主贴，后面还有很多跟贴，讨论涉及很多牛博博主也讨论到的问题，而且质量比较高，有兴趣可以去这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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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sponse to Tony Martin (in relation to the Tibet issue)
2008年4月4日星期五
（转帖）西臧抗议和分离主义
我读到的对314事件（我认为）最公正的英文评述。据说是香港科大的一个外籍教授写的。
不吵架，转帖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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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
Barry Sautman
Recent protests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were organized to embarra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head of the Olympics.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 the major Tibetan exile organization that advocates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has endorsed using violent methods to achieve it, has said as much. Its head, Tsewang Rigzin, stated in a March 15 interview with the Chicago Tribune that since it is likely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suppress protests in Tibet, “With the spotlight on them with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test them. We want them to show their true colors. That’s why we’re pushing this.” At the June, 2007 Conference for an Independent Tibet organized in India by “Friends of Tibet,” speak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Olympics present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protests in Tibet. In January, 2008, exiles in India launched a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 to “act in the spirit” of the violent 1959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focus on the Olympics.
Several groups of Tibetans were likely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in Lhasa, including in the burning and looting of non-Tibetan businesses and attacks against Han and Hui (Muslim Chinese) migrants to Tibet. The large monasteries have long been centers of separatism, a stance cultivated by the TYC and other exile entities, many of which are financ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US Congres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Monks are self-selected to be e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Dalai Lama. However much he may characterize his own position as seeking only greater autonomy for Tibet, monks know he is unwilling to declare that Tibet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an act China demands of him as a precondition to formal negotiations. Because the exile regime eschews a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many monks deem adherence to the Dalai Lama’s stance of non-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egitimacy in Tibet to be a religious obligation.
Reports on the violence have underscored that Tibetan merchants competing with Han and Hui are especially antagonistic to the presence of non-Tibetans. Alongside monks, Tibetan merchants were the mainstay of protests in Lhasa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is time around, many Han and Hui-owned shops were torched. Many of those involved in arson, looting, and ethnic-based beatings are also likely to have been unemployed young men. Towns have experienced much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f Tibetans with few skills needed for urban employment. Videos from Lhasa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rioters were males in their teens or twenties.
The recent actions in Tibetan areas differ from the broad-based demonstrations of “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 hardly show the overwhelming Tibetan anti-Chinese consensus portray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highest media estimate of Tibetans who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is 20,000 — by Steve Chao, the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Canadian Television News, i.e. one of every 300 Tibetans. Compare that to the 1986 protests against the Marcos dictatorship by about three million — one out of every 19 Filipinos.
Tibetans have legitimate grievances about not being sufficiently helped to compete for jobs and in business with migrants to Tibet. There is also job discrimination by Han migrants in favor of family members and people from their native places. The gaps in educa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 are substantial and too slow in narrowing. The grievances have long existed, but protests and rioting took place this year because theOlympics make it opportune for separatists to advance their agenda. Indeed, there was a radical disconnect between Tibetan socio-economic grievances and the slogans raised in the protests, such as “Complete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May the exiles and Tibetans inside Tibet be reunited,” slogans that not coincidentally replicate those raised by pro-independence Tibetan exiles.
While separatists will not succeed in detaching Tibet from China by rioting,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like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and they seek to establish their claim to rule before that happens. Alternatively, they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intervene, as it has elsewhere, to foster the breakaway of regions in countries to which the US is antagonistic, e.g. Kosovo and southern Sud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fears such eventualities, however unlikely they are to come to pass. It accordingly acts to suppress separatism, an action that comports with it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paratists know they can count on the automatic sympathy of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who view China as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petitor. Western elites have thus widely condemned China for suppressing riots that these elites would never allow to go unsuppressed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demand that China be restrained in its response; yet, during the Los Angeles uprising or riots of 1992 — which spread to a score of other major cities —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stated when he sent in thousands of soldiers, that “There can be no excuse for the murder, arson, theft or vandalism that have terrorized the people of Los Angeles . . . Let me assure you that I will use whatever force is necessary to restore order.” Neither Western politicians nor mainstream media attacked him on this score, while neither Western leaders nor the Dalai Lama have criticized those Tibetans who recently engaged in ethnic-based attacks and arson.
Western elites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recognition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s of Tibetans as a result of subsidies from the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es, improvements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himself admitted.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also consistently credit the Dalai Lama’s charge that “cultural genocide” is underway in Tibet, even though the exiles and their supporters offer no credible evidence of the eviscera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use, religious practice or art. In fact, more than 90% of Tibetans speak Tibetan as their mother tongue. Tibet has about 150,000 monks and nun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full-time “clergy” in the Buddhist world. Western scholars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ms have attested that it is flourishing.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Tibet arise from the demography,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Tibetan areas. Separatists and their supporters claim that Han Chinese have been “flooding” into Tibet, “swamping” Tibetans demographically. In fact, between the national censuses of 1990 and 2000 (which count everyone who has lived in an area for six months or more), the percentage of Tibetans in the Tibetan areas as a whole increased somewhat and Han were about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2005 mini-census shows that from 2000-2005 there was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Han in the central-western parts of Tibet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r TAR) and little change in eastern Tibet. Pro-independence forces want the Tibetan areas cleansed of Han (as happened in 1912 and 1949); the Dalai Lama has said he will accept a three-to-one Tibetan to non-Tibet population ratio, but he consistently misrepresen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s one of a Han majority. Given his status as not merely the top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 but as an emanation of Buddha, most Tibetans credit whatever he says on this or other topics.
The Tibetan countryside, where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has very few non-Tibet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Han migrants to Tibetan towns are poor or near-poor. They are not personally subsidized by the state; although like urban Tibetans, they are indirectly subsidized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at favors the towns. Some 85% of Han who migrate to Tibet to establish businesses fail; they generally leave within two to three years. Those who survive economically offer competition to local Tibetan business people, b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in Lhasa has shown that non-Tibetans have pioneer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ectors that some Tibetans have later entered and made use of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 prosper.
Tibetans are not simply an underclas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Tibetan middle class, based in government service, tourism, commerce, and small-scale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Tibetans, but almost no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Han because those who cannot find work leave. Many Han migrants have racist attitudes toward Tibetans, mostly notions that Tibetans are lazy, dirty, and obsessed with religion. Many Tibetans reciprocate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Han as rich, money-obsessed and conspiring to exploit Tibetans. Long-resident urban Tibetans absorb aspects of Han culture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ethnic minorities do with ethnic majority cultures the world over. Tibetans are not however being forcibly “Sincized.” Most Tibetans speak little or no Chinese. They begin to learn it in the higher primary grades and, in many Tibetan areas, must study in it if they go on to secondary education. Chinese, however,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accrue to those who learn it, just as they do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 Tibetan exiles argue that religious practice is sharply restricted in Tibetan are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gulat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used as vehicles for separatism and the control of religion is in fact mostly a function of the state’s (overly-developed) concern about separatism and secondarily about how the hyper-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counteracts “development” among ethnic Tibetans. Certain state policies do infringe on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example, the forbidding, in the TAR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state employe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rites. The lesser degree of control over religion in the eastern Tibetan areas beyond the TAR– at least before the events of March, 2008 — indicate howeve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librates its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perceived degree of separatist sentiment in the monasteries.
The Dalai Lama’s regime was of course itself a theocracy that closely regulated the monasteries, including the politics, hierarchy and number of monks. The exile authorities today circumscribe by fiat those religious practices they oppose, such as the propitiation of a “deity” known as Dorje Shugden. The cult of the Dalai Lama, which is even stronger among monks than it is among Hollywood stars, nevertheless mandates acceptance of his claim that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in Tibet arise solely from the Chinese state’s supposed anti-religious animus. Similarly, the cult require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Dalai Lama is a pacifist, even though he ha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endorsed all wars waged by the US.The Dalai Lama is a Tibetan ethnic nationalist whose worldview is — in US terms — both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He and many of his foreign supporters have a pronounced affinity for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such as Bush, Thatcher, Lee Teng-hui and Ishihara Shintaro, but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liberals like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because they are virulently anti-communist and anti-China.The Dalai Lama is far from being a supporter of oppressed peoples. For example, in 2002, when he visited Australia, the Dalai Lama, upon arriving in Melbourne, noted “he had flown over ‘a large empty area’ of Australia that could house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continents.” The area is, of course, not wholly empty, as it contains Aborigines. To them,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the advice that “black people ‘should appreciate what white people have brought to this country, its development.’” (R. Callick, “Dalai Lama Treads Fine Lin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22,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had much the same effect in Tibetan areas as in the rest of China, i.e. increased exploitation, exacerbated income and wealth differentials, and rampant corrupti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involves an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that disadvantages Tibetans is however exaggerated by separatists in order to foster ethnic antagonism. For example, Tibet is not the poorest area of China, as is often claimed. It is better off than several oth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even than some Han areas, in large measure due to heavy government subsidies. Rural Tibetans as well receive more state subsidies than other minorities. The exile leaders employ hyperbole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empirical difference, but also concerning the more fundamental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ibet: in contrast to, say, Israel/Palestine, Tibetans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Han, they enjoy certain prefer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about half the top party leaders in the TAR have been ethnic Tibetans.
Tibet has none of the indicia of a colony or occupied territory and thus has no relationship to self-determination, a concept that in recent decades has often been misused, especially by the US, to foster the breakup of states and consequent emiser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s. A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exile elite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because absent a settlement, ethnic politics will continue to subsume every issue in Tibet, as it does for example, in Taiwan and Kosovo, where ethnic binaries are constructed by “ethnic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who seek to outbid each other for support.The protests in Tibet had no progressive aspect. Many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thnic murders, beatings and arsons in Lhasa were poor rural migrants to the city, but the slogans there and elsewhere in Tibet almost all concerned independence or the Dalai Lama. There have been many movements the world over in which marginalized people have taken a reactionary and often racist road, for example, al-Qaeda or much of the base of the Nazis.
The riots in Tibet also have done nothing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f a political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xiles, yet a settlemen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bstantial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For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a setback to such efforts may have been their very purpose in fostering the riots.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like separatists everywhere, seek to counter any view of the world that is not ethnic-based and to thwart all efforts to resolve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order to boost the mobilization needed to sustain their ethnic nationalist projects. They have claimed that China will soon collapse and the US will thereafter increase its patronage of a Tibetan state elite, to the benefit of ordinary Tibetans. One only has to look round the world at the many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such thinking to project what consequences are likely to follow for ordinary Tibetans if the separatist fantasy were fulfilled.--
不吵架，转帖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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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
Barry Sautman
Recent protests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were organized to embarra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head of the Olympics.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 the major Tibetan exile organization that advocates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has endorsed using violent methods to achieve it, has said as much. Its head, Tsewang Rigzin, stated in a March 15 interview with the Chicago Tribune that since it is likely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suppress protests in Tibet, “With the spotlight on them with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test them. We want them to show their true colors. That’s why we’re pushing this.” At the June, 2007 Conference for an Independent Tibet organized in India by “Friends of Tibet,” speak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Olympics present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protests in Tibet. In January, 2008, exiles in India launched a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 to “act in the spirit” of the violent 1959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focus on the Olympics.
Several groups of Tibetans were likely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in Lhasa, including in the burning and looting of non-Tibetan businesses and attacks against Han and Hui (Muslim Chinese) migrants to Tibet. The large monasteries have long been centers of separatism, a stance cultivated by the TYC and other exile entities, many of which are financ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US Congres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Monks are self-selected to be e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Dalai Lama. However much he may characterize his own position as seeking only greater autonomy for Tibet, monks know he is unwilling to declare that Tibet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an act China demands of him as a precondition to formal negotiations. Because the exile regime eschews a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many monks deem adherence to the Dalai Lama’s stance of non-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egitimacy in Tibet to be a religious obligation.
Reports on the violence have underscored that Tibetan merchants competing with Han and Hui are especially antagonistic to the presence of non-Tibetans. Alongside monks, Tibetan merchants were the mainstay of protests in Lhasa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is time around, many Han and Hui-owned shops were torched. Many of those involved in arson, looting, and ethnic-based beatings are also likely to have been unemployed young men. Towns have experienced much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f Tibetans with few skills needed for urban employment. Videos from Lhasa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rioters were males in their teens or twenties.
The recent actions in Tibetan areas differ from the broad-based demonstrations of “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 hardly show the overwhelming Tibetan anti-Chinese consensus portray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highest media estimate of Tibetans who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is 20,000 — by Steve Chao, the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Canadian Television News, i.e. one of every 300 Tibetans. Compare that to the 1986 protests against the Marcos dictatorship by about three million — one out of every 19 Filipinos.
Tibetans have legitimate grievances about not being sufficiently helped to compete for jobs and in business with migrants to Tibet. There is also job discrimination by Han migrants in favor of family members and people from their native places. The gaps in educa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 are substantial and too slow in narrowing. The grievances have long existed, but protests and rioting took place this year because theOlympics make it opportune for separatists to advance their agenda. Indeed, there was a radical disconnect between Tibetan socio-economic grievances and the slogans raised in the protests, such as “Complete Independence for Tibet” and “May the exiles and Tibetans inside Tibet be reunited,” slogans that not coincidentally replicate those raised by pro-independence Tibetan exiles.
While separatists will not succeed in detaching Tibet from China by rioting,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like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and they seek to establish their claim to rule before that happens. Alternatively, they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intervene, as it has elsewhere, to foster the breakaway of regions in countries to which the US is antagonistic, e.g. Kosovo and southern Sud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fears such eventualities, however unlikely they are to come to pass. It accordingly acts to suppress separatism, an action that comports with it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paratists know they can count on the automatic sympathy of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who view China as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petitor. Western elites have thus widely condemned China for suppressing riots that these elites would never allow to go unsuppressed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demand that China be restrained in its response; yet, during the Los Angeles uprising or riots of 1992 — which spread to a score of other major cities —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stated when he sent in thousands of soldiers, that “There can be no excuse for the murder, arson, theft or vandalism that have terrorized the people of Los Angeles . . . Let me assure you that I will use whatever force is necessary to restore order.” Neither Western politicians nor mainstream media attacked him on this score, while neither Western leaders nor the Dalai Lama have criticized those Tibetans who recently engaged in ethnic-based attacks and arson.
Western elites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recognition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s of Tibetans as a result of subsidies from the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es, improvements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himself admitted.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also consistently credit the Dalai Lama’s charge that “cultural genocide” is underway in Tibet, even though the exiles and their supporters offer no credible evidence of the eviscera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use, religious practice or art. In fact, more than 90% of Tibetans speak Tibetan as their mother tongue. Tibet has about 150,000 monks and nun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full-time “clergy” in the Buddhist world. Western scholars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ms have attested that it is flourishing.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Tibet arise from the demography,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Tibetan areas. Separatists and their supporters claim that Han Chinese have been “flooding” into Tibet, “swamping” Tibetans demographically. In fact, between the national censuses of 1990 and 2000 (which count everyone who has lived in an area for six months or more), the percentage of Tibetans in the Tibetan areas as a whole increased somewhat and Han were about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2005 mini-census shows that from 2000-2005 there was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Han in the central-western parts of Tibet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r TAR) and little change in eastern Tibet. Pro-independence forces want the Tibetan areas cleansed of Han (as happened in 1912 and 1949); the Dalai Lama has said he will accept a three-to-one Tibetan to non-Tibet population ratio, but he consistently misrepresen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s one of a Han majority. Given his status as not merely the top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 but as an emanation of Buddha, most Tibetans credit whatever he says on this or other topics.
The Tibetan countryside, where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has very few non-Tibet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Han migrants to Tibetan towns are poor or near-poor. They are not personally subsidized by the state; although like urban Tibetans, they are indirectly subsidized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at favors the towns. Some 85% of Han who migrate to Tibet to establish businesses fail; they generally leave within two to three years. Those who survive economically offer competition to local Tibetan business people, b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in Lhasa has shown that non-Tibetans have pioneer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ectors that some Tibetans have later entered and made use of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 prosper.
Tibetans are not simply an underclas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Tibetan middle class, based in government service, tourism, commerce, and small-scale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Tibetans, but almost no unemployed or underemployed Han because those who cannot find work leave. Many Han migrants have racist attitudes toward Tibetans, mostly notions that Tibetans are lazy, dirty, and obsessed with religion. Many Tibetans reciprocate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Han as rich, money-obsessed and conspiring to exploit Tibetans. Long-resident urban Tibetans absorb aspects of Han culture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ethnic minorities do with ethnic majority cultures the world over. Tibetans are not however being forcibly “Sincized.” Most Tibetans speak little or no Chinese. They begin to learn it in the higher primary grades and, in many Tibetan areas, must study in it if they go on to secondary education. Chinese, however,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accrue to those who learn it, just as they do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 Tibetan exiles argue that religious practice is sharply restricted in Tibetan are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gulat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used as vehicles for separatism and the control of religion is in fact mostly a function of the state’s (overly-developed) concern about separatism and secondarily about how the hyper-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counteracts “development” among ethnic Tibetans. Certain state policies do infringe on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example, the forbidding, in the TAR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state employe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rites. The lesser degree of control over religion in the eastern Tibetan areas beyond the TAR– at least before the events of March, 2008 — indicate howeve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librates its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perceived degree of separatist sentiment in the monasteries.
The Dalai Lama’s regime was of course itself a theocracy that closely regulated the monasteries, including the politics, hierarchy and number of monks. The exile authorities today circumscribe by fiat those religious practices they oppose, such as the propitiation of a “deity” known as Dorje Shugden. The cult of the Dalai Lama, which is even stronger among monks than it is among Hollywood stars, nevertheless mandates acceptance of his claim that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in Tibet arise solely from the Chinese state’s supposed anti-religious animus. Similarly, the cult require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Dalai Lama is a pacifist, even though he ha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endorsed all wars waged by the US.The Dalai Lama is a Tibetan ethnic nationalist whose worldview is — in US terms — both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He and many of his foreign supporters have a pronounced affinity for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such as Bush, Thatcher, Lee Teng-hui and Ishihara Shintaro, but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liberals like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because they are virulently anti-communist and anti-China.The Dalai Lama is far from being a supporter of oppressed peoples. For example, in 2002, when he visited Australia, the Dalai Lama, upon arriving in Melbourne, noted “he had flown over ‘a large empty area’ of Australia that could house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continents.” The area is, of course, not wholly empty, as it contains Aborigines. To them,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the advice that “black people ‘should appreciate what white people have brought to this country, its development.’” (R. Callick, “Dalai Lama Treads Fine Lin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22,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had much the same effect in Tibetan areas as in the rest of China, i.e. increased exploitation, exacerbated income and wealth differentials, and rampant corrupti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involves an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that disadvantages Tibetans is however exaggerated by separatists in order to foster ethnic antagonism. For example, Tibet is not the poorest area of China, as is often claimed. It is better off than several oth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even than some Han areas, in large measure due to heavy government subsidies. Rural Tibetans as well receive more state subsidies than other minorities. The exile leaders employ hyperbole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empirical difference, but also concerning the more fundamental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ibet: in contrast to, say, Israel/Palestine, Tibetans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Han, they enjoy certain prefer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about half the top party leaders in the TAR have been ethnic Tibetans.
Tibet has none of the indicia of a colony or occupied territory and thus has no relationship to self-determination, a concept that in recent decades has often been misused, especially by the US, to foster the breakup of states and consequent emiser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s. A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exile elite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because absent a settlement, ethnic politics will continue to subsume every issue in Tibet, as it does for example, in Taiwan and Kosovo, where ethnic binaries are constructed by “ethnic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who seek to outbid each other for support.The protests in Tibet had no progressive aspect. Many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thnic murders, beatings and arsons in Lhasa were poor rural migrants to the city, but the slogans there and elsewhere in Tibet almost all concerned independence or the Dalai Lama. There have been many movements the world over in which marginalized people have taken a reactionary and often racist road, for example, al-Qaeda or much of the base of the Nazis.
The riots in Tibet also have done nothing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f a political settl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xiles, yet a settlemen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bstantial mitigation of Tibetan grievances. For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a setback to such efforts may have been their very purpose in fostering the riots. Tibetan pro-independence forces, like separatists everywhere, seek to counter any view of the world that is not ethnic-based and to thwart all efforts to resolve ethnic contradictions, in order to boost the mobilization needed to sustain their ethnic nationalist projects. They have claimed that China will soon collapse and the US will thereafter increase its patronage of a Tibetan state elite, to the benefit of ordinary Tibetans. One only has to look round the world at the many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such thinking to project what consequences are likely to follow for ordinary Tibetans if the separatist fantasy were fulfilled.--
2008年4月3日星期四
敌人的敌人
本来不想讨论西 臧问题了，看了老莫关于cnn的两篇帖子，还是没忍住又来掺和。因为实在没时间一对五地辩论（上次吵得改作业都给耽误了），所以本来是写给老莫的一份私人邮件，后来发现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只给他一个人看有点可惜，就又，发上来了。争取做到最后一帖，绝不跳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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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事情的关键不是“cnn军车图片”这个“树木”（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细节问题双方都可圈可点），而是很多西方媒体对西 臧报道明显选择性失明这个“森林”。以我个人在英国这三个星期的观察，很多主流媒体一开始报道非常偏颇，后来逐渐公正，不过前两天BBC一个关于西 臧的纪录片（名字叫undercover in Tibet）让我又大跌眼镜。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西 臧新闻纪录片，整整一个小时，一个汉人都没有采访，完全是臧 人在控诉，而且大多是和政府“苦大仇深”的臧人，情形颇似当年共产党组织贫下中农痛诉地主恶霸。其中有些言论（比如“西 臧人一跟外国人说话就会被抓起来”）几乎就是谎言----我有一个美国学生长期在西 臧地区做志愿者，也没见她的臧 族同事被抓起来。我相信也许有臧 人喇嘛因为跟外国人说话而被逮捕过，但是不加说明地暗示这种个别经验的普遍性，造成的印象只能是误导性的。类似的误导成分充斥了整个纪录片。这就好像一个导演号称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跑到哈莱姆黑人区兜了一圈，把所有曾经被抓过的黑人给采访一遍，然后宣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这样的“报导”，效果是什么呢？臧 人看了会很生气，西方人看了会很生气，中国人看了也会很生气，除了恶化各方的仇恨，实在看不出什么建设性效果。
我觉得很多西媒选择性失明是明显的事实（当然你也可以因此也说我“脑残”，呵呵，宣布别人脑残确实是辩论胜利之捷径），但是对事实如何做价值判断则是另一码事。我当然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忘我之心不死”，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同情西 臧的西方人都是善良热心之人。但问题在于，在这个问题上，片面的新闻报道和由此形成的民意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挺臧”成了“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大多报道都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剪裁，于是这种报道进一步确立了“挺臧”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个大背景下，任何枝节的纠缠没有多大意义（到底“军车”“卡车”“剪了”“没剪”……），重要的是从媒体得到的“整体印象”。据我跟西方人聊天得到的结论，他们很多人对西 臧的问题的整体印象就是：西 臧在1951年以前是一个香格里拉式的独立国家，共产党入侵了西 臧，实行了类似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文化清洗政策，直到现在汉人和政府对西 臧的政策还是制度性的歧视、剥削、迫害……相比之下，对西 臧和中国的历史关系、农奴制、政教合一、土改引发僧侣暴动、CIA支持下达赖默许下56-69年的“武装斗争”、当代补偿性政策等等因素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政治正确”的根子可能还是在89，当年臧 民运动和89的六四大约同时期发生，加上达赖喇嘛的诺奖，所以西方人已经不可避免地对臧 人斗争和“民主运动”有了“捆绑”记忆，今天很多西方人----甚至也许象你这样的中国人----谈西 臧，其实还是在“借景生情”。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觉得一个地区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永远属于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问题。但历史上西 臧到底属不属于中国，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上，我觉得“一国论”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道理。同样，我并不觉得一个政府给一个民族很多优惠政策，这个民族就应当感激涕零，但是，again,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给西 臧优惠政策，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很多西方记者因为价值判断而对“历史上西 臧曾经（argurably）属于中国”、“中国政府给予西 臧不少优惠政策”这样的事实因素避而不谈或者一带而过，从而使很多西方民众丧失了根据一定事实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你可能要说你管人家西方媒体怎么说干嘛？如果他们的很多初衷善意的行为后果只是激化中国的民族仇恨，当然要care。
我想我们（包括我vs.牛博很多其他写手）在这个事情上有这么大分歧，就在于我不大同意把这场骚乱和民主运动“捆绑”看待。说白了，我感觉对你们来说，这个骚乱根子在中共错误的民族政策，臧 民受尽凌辱、最后仇恨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暴力手段也许不对，但实在是官逼民反。但对我来说，以我对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极端反感（实在当今世界上太多战乱和仇恨因之而起），我并不觉得西 臧的民族主义就真的比中国的、台湾的、车臣的、赛尔维亚的、科索沃的、津巴布韦的。。。“纯洁”很多。我承认，中共的民族政策里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因素，“反抗暴政”是激发暴乱的因素之一。但正如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的起源，“精英的建构”（在西 臧来说，就是喇嘛僧侣的建构，甚至西方政界和媒体二十年来背后的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记得以前读过一个王力雄的文章，他算是“同情西 臧派”吧，连他也承认，其实普通臧 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60、70年代的时候，很多臧 人也跟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不是说当时高压政策吓得他们不敢表白独立心迹，而是当时很多藏人没有这种诉求。那么80年代以后发生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暴政”更严重了因此“官逼民反”？“揭锅盖”把隐藏的诉求给揭出来了？还是，新出现的相对宽松环境给了精英动员（喇嘛尤其是流亡喇嘛的动员）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后者。连王力雄都说胡耀邦80年代的臧 族政策是中共历史以来最宽松、最人道的，结果却是87、88、89年的三场骚乱。
你引用为色的文章说要注意314骚乱之前10号到14号如何镇压示威，姑且她说的都是对的吧（我并不把她作为中立消息来源），那我们何不把目光再放长到3月10号之前，二十年来西臧僧侣一直在以宗教自由的名义煽动分离主义呢？当然以我的政治观念，分离主义也应当在政治上被宽容，但是想到明早一起来如果新疆、延边、蒙古、广西、云南、四川、台湾、香港大家一起闹分离把这个国家闹得鸡飞蛋打民族种族混战，对分离主义，我就只能一边宽容一边讨厌了。这种讨厌并不是因为我“主权国家”观念有多强，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对“主权”“国家”这样的观念太淡漠了。正因为这种淡漠，我才觉得，在没有人道危机和制度性歧视的情况下，那些成天“争取独立”的和那些成天“捍卫统一”的一样愚蠢，两者都是在仇恨教育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当炮灰的，总是平民百姓。
当然民族主义里还有一个我最鄙夷的东西，就是人类天然的、动物性的那种“地盘意识”和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思维。如果攻击汉人全是“反抗暴政”的逻辑，那么攻击回民又是怎么回事呢？回民怎么“暴政”臧 人了？你就不认为臧 民的民族主义，正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有跟被压迫无关的狭隘情绪在里面？很多人拿着一些中国愤青的过激言论来说明中国愤青有多傻叉多脑残，说实话，你真的觉得在如果我们钻到一个臧 人内部的网站论坛上，会没有类似的过激言论？愤青只有汉族的“脑残”？“统治阶级”只有中国的搞恶性煽动？
顺便说一句，你们老以为自由了、民主了西 臧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别忘了，自由了、民主了不仅仅是臧 人的自由、民主，也是你们眼中的“脑残者”的自由、民主。
还有一点，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不适应造成的“迷惘”。臧 民经济上语言上的边缘化，的确令人同情，但这笔账是不是都要算到“政府”的头上呢？给连岳写信的那个臧 族姑娘说她因为臧 语学校教育质量不好，只好到汉语学校上学。如果是政府刻意在资金、投入方面冷落臧 语学校，当然要谴责，但有没有一个因素，是说臧 语同时数理化等专业知识又过硬的老师供应不足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逼迫汉族老师学臧 语来教课？（记得徐明旭还写过很多现代科技词汇很难翻译成臧 语）。又拿语言来说，很多臧 人抱怨不会说汉语工作都不好找，把这个也作为政府“文化屠杀”的证据，说实话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不会说普通话，工作都不会好找吧？全中国的地方文化都给“屠杀”了？在夏威夷要是不会英语估计工作也不好找吧？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要么只能是臧 人努力发展自己的实业企业，可以提高臧 人的雇佣比例，要么就是在学习臧 语的同时学习汉语（应该不矛盾吧）。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明确规定英文发表的文章“职称积分”比中文发的高得多，逼得很多中国学者去学英文写英文，这种痛苦，应当与臧 人不会汉语难找工作类似吧？不幸，也无奈，都是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得失。
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次矛盾激化，“反抗暴政”肯定是一个因素，长期的精英动员则是因素之二，人类天然的狭隘族群心态是因素之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是因素之四，你们几个完全聚焦在第一个因素上，忽略第二、第三、第四个因素，这大约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我觉得四者都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同样的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人的“仇日民族主义”心态（当然两个情形里四者比例未必类似）。你也可以说在西 臧问题上我对第一个因素强调不够---那我就再说一次，我认为政府“不许记者采访”、“不许崇拜达 赖”、“不许和平集会”这样的政策是愚蠢而且反动的，政府对矛盾的激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政府事后在处理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外交笨拙、思维僵化，也的确令人觉得惨不忍睹。但同时，我还是觉得把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自由的诉求捆绑起来，再加上“政教合一”这样的因素，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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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事情的关键不是“cnn军车图片”这个“树木”（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细节问题双方都可圈可点），而是很多西方媒体对西 臧报道明显选择性失明这个“森林”。以我个人在英国这三个星期的观察，很多主流媒体一开始报道非常偏颇，后来逐渐公正，不过前两天BBC一个关于西 臧的纪录片（名字叫undercover in Tibet）让我又大跌眼镜。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西 臧新闻纪录片，整整一个小时，一个汉人都没有采访，完全是臧 人在控诉，而且大多是和政府“苦大仇深”的臧人，情形颇似当年共产党组织贫下中农痛诉地主恶霸。其中有些言论（比如“西 臧人一跟外国人说话就会被抓起来”）几乎就是谎言----我有一个美国学生长期在西 臧地区做志愿者，也没见她的臧 族同事被抓起来。我相信也许有臧 人喇嘛因为跟外国人说话而被逮捕过，但是不加说明地暗示这种个别经验的普遍性，造成的印象只能是误导性的。类似的误导成分充斥了整个纪录片。这就好像一个导演号称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跑到哈莱姆黑人区兜了一圈，把所有曾经被抓过的黑人给采访一遍，然后宣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这样的“报导”，效果是什么呢？臧 人看了会很生气，西方人看了会很生气，中国人看了也会很生气，除了恶化各方的仇恨，实在看不出什么建设性效果。
我觉得很多西媒选择性失明是明显的事实（当然你也可以因此也说我“脑残”，呵呵，宣布别人脑残确实是辩论胜利之捷径），但是对事实如何做价值判断则是另一码事。我当然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忘我之心不死”，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同情西 臧的西方人都是善良热心之人。但问题在于，在这个问题上，片面的新闻报道和由此形成的民意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挺臧”成了“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大多报道都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剪裁，于是这种报道进一步确立了“挺臧”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个大背景下，任何枝节的纠缠没有多大意义（到底“军车”“卡车”“剪了”“没剪”……），重要的是从媒体得到的“整体印象”。据我跟西方人聊天得到的结论，他们很多人对西 臧的问题的整体印象就是：西 臧在1951年以前是一个香格里拉式的独立国家，共产党入侵了西 臧，实行了类似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文化清洗政策，直到现在汉人和政府对西 臧的政策还是制度性的歧视、剥削、迫害……相比之下，对西 臧和中国的历史关系、农奴制、政教合一、土改引发僧侣暴动、CIA支持下达赖默许下56-69年的“武装斗争”、当代补偿性政策等等因素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政治正确”的根子可能还是在89，当年臧 民运动和89的六四大约同时期发生，加上达赖喇嘛的诺奖，所以西方人已经不可避免地对臧 人斗争和“民主运动”有了“捆绑”记忆，今天很多西方人----甚至也许象你这样的中国人----谈西 臧，其实还是在“借景生情”。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觉得一个地区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永远属于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问题。但历史上西 臧到底属不属于中国，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上，我觉得“一国论”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道理。同样，我并不觉得一个政府给一个民族很多优惠政策，这个民族就应当感激涕零，但是，again,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给西 臧优惠政策，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很多西方记者因为价值判断而对“历史上西 臧曾经（argurably）属于中国”、“中国政府给予西 臧不少优惠政策”这样的事实因素避而不谈或者一带而过，从而使很多西方民众丧失了根据一定事实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你可能要说你管人家西方媒体怎么说干嘛？如果他们的很多初衷善意的行为后果只是激化中国的民族仇恨，当然要care。
我想我们（包括我vs.牛博很多其他写手）在这个事情上有这么大分歧，就在于我不大同意把这场骚乱和民主运动“捆绑”看待。说白了，我感觉对你们来说，这个骚乱根子在中共错误的民族政策，臧 民受尽凌辱、最后仇恨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暴力手段也许不对，但实在是官逼民反。但对我来说，以我对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极端反感（实在当今世界上太多战乱和仇恨因之而起），我并不觉得西 臧的民族主义就真的比中国的、台湾的、车臣的、赛尔维亚的、科索沃的、津巴布韦的。。。“纯洁”很多。我承认，中共的民族政策里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因素，“反抗暴政”是激发暴乱的因素之一。但正如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的起源，“精英的建构”（在西 臧来说，就是喇嘛僧侣的建构，甚至西方政界和媒体二十年来背后的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记得以前读过一个王力雄的文章，他算是“同情西 臧派”吧，连他也承认，其实普通臧 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60、70年代的时候，很多臧 人也跟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不是说当时高压政策吓得他们不敢表白独立心迹，而是当时很多藏人没有这种诉求。那么80年代以后发生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暴政”更严重了因此“官逼民反”？“揭锅盖”把隐藏的诉求给揭出来了？还是，新出现的相对宽松环境给了精英动员（喇嘛尤其是流亡喇嘛的动员）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后者。连王力雄都说胡耀邦80年代的臧 族政策是中共历史以来最宽松、最人道的，结果却是87、88、89年的三场骚乱。
你引用为色的文章说要注意314骚乱之前10号到14号如何镇压示威，姑且她说的都是对的吧（我并不把她作为中立消息来源），那我们何不把目光再放长到3月10号之前，二十年来西臧僧侣一直在以宗教自由的名义煽动分离主义呢？当然以我的政治观念，分离主义也应当在政治上被宽容，但是想到明早一起来如果新疆、延边、蒙古、广西、云南、四川、台湾、香港大家一起闹分离把这个国家闹得鸡飞蛋打民族种族混战，对分离主义，我就只能一边宽容一边讨厌了。这种讨厌并不是因为我“主权国家”观念有多强，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对“主权”“国家”这样的观念太淡漠了。正因为这种淡漠，我才觉得，在没有人道危机和制度性歧视的情况下，那些成天“争取独立”的和那些成天“捍卫统一”的一样愚蠢，两者都是在仇恨教育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当炮灰的，总是平民百姓。
当然民族主义里还有一个我最鄙夷的东西，就是人类天然的、动物性的那种“地盘意识”和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思维。如果攻击汉人全是“反抗暴政”的逻辑，那么攻击回民又是怎么回事呢？回民怎么“暴政”臧 人了？你就不认为臧 民的民族主义，正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有跟被压迫无关的狭隘情绪在里面？很多人拿着一些中国愤青的过激言论来说明中国愤青有多傻叉多脑残，说实话，你真的觉得在如果我们钻到一个臧 人内部的网站论坛上，会没有类似的过激言论？愤青只有汉族的“脑残”？“统治阶级”只有中国的搞恶性煽动？
顺便说一句，你们老以为自由了、民主了西 臧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别忘了，自由了、民主了不仅仅是臧 人的自由、民主，也是你们眼中的“脑残者”的自由、民主。
还有一点，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不适应造成的“迷惘”。臧 民经济上语言上的边缘化，的确令人同情，但这笔账是不是都要算到“政府”的头上呢？给连岳写信的那个臧 族姑娘说她因为臧 语学校教育质量不好，只好到汉语学校上学。如果是政府刻意在资金、投入方面冷落臧 语学校，当然要谴责，但有没有一个因素，是说臧 语同时数理化等专业知识又过硬的老师供应不足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逼迫汉族老师学臧 语来教课？（记得徐明旭还写过很多现代科技词汇很难翻译成臧 语）。又拿语言来说，很多臧 人抱怨不会说汉语工作都不好找，把这个也作为政府“文化屠杀”的证据，说实话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不会说普通话，工作都不会好找吧？全中国的地方文化都给“屠杀”了？在夏威夷要是不会英语估计工作也不好找吧？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要么只能是臧 人努力发展自己的实业企业，可以提高臧 人的雇佣比例，要么就是在学习臧 语的同时学习汉语（应该不矛盾吧）。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明确规定英文发表的文章“职称积分”比中文发的高得多，逼得很多中国学者去学英文写英文，这种痛苦，应当与臧 人不会汉语难找工作类似吧？不幸，也无奈，都是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得失。
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次矛盾激化，“反抗暴政”肯定是一个因素，长期的精英动员则是因素之二，人类天然的狭隘族群心态是因素之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是因素之四，你们几个完全聚焦在第一个因素上，忽略第二、第三、第四个因素，这大约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我觉得四者都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同样的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人的“仇日民族主义”心态（当然两个情形里四者比例未必类似）。你也可以说在西 臧问题上我对第一个因素强调不够---那我就再说一次，我认为政府“不许记者采访”、“不许崇拜达 赖”、“不许和平集会”这样的政策是愚蠢而且反动的，政府对矛盾的激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政府事后在处理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外交笨拙、思维僵化，也的确令人觉得惨不忍睹。但同时，我还是觉得把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自由的诉求捆绑起来，再加上“政教合一”这样的因素，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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