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1.

Tom Waits的一个访谈中，记者问他收集过的最奇怪的cd是哪一张。他说：我买过一张cd，里面有40分钟的空白，最后结尾处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张cd卖得还挺好的。

我最近的生活，颇似这张cd。

好吧，我的空白无处兜售，而且结尾处也没有掌声。

小时候写作文特别流行的一个句子是：“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真的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

为了填补事件的空白，我只好开始狂读书，覆盖面从乌克兰大饥荒到纳粹崛起，从比较民主化到中国南北朝，愣是把生活从一篇记叙文改造成了议论文。

《Harvest of Sorrow》讲的是1930-31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如何导致8百万人饿死的故事。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一个政府制造出一个想象的同盟，再去打倒一个想象的敌人，然后奔向一个想象的目标，一定是会有人纷纷饿死的。

为了检验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另一个国家30年后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者欣慰地发现，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Terror of Nazi》讲的是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希特勒作为一个独裁者，还得依靠秘密警察抓人，再关到集中营里秘密处死，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独裁者啊。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光天化日之下整死你，整死你之后他的双手还是洁白的。

3.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老师的著作。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柏老师最出名的书，《史纲》显然是他更呕心沥血的著作，书名其实应当叫《中国暴君史》。

“假使世界上有疯子集团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高洋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突然想起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大声哭号。高洋把平时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里，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

此类情节，书中四处可见。

看完此书，我特别想举手问两个问题：第一，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第二，“沉默的羔羊”导演以及Kill Bill的导演，是不是深入学习过“中国传统文明”，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电影呢？

4.

除了读书，我还大量使用youtube和优酷，搜索MTV，sitcom和反动言论。

其中一段反动言论是李敖老师06年在北大的演讲。在两个面无表情的校领导面前，他反复指出：丹麦放开A片的那一年，强奸犯减少了16%。还有一段反动言论来自于永远春风拂面的贺卫方老师，他说，要不别说什么解放思想了，直接说言论自由不就行了。

我时常会自作多情地为中国的左派民族愤青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痛苦地想到：“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品格清白的、魅力四射的、妙语连珠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呢？”想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崩溃呢？

5.

面对人生的大面积空白，我决定要树立正确的空白观。

Tom Waits说：Is it a diamond or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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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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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The Fountainhead》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The Fountainhead》。

《The Fountainhead》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The Fountainhead》。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 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 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Howard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Howard，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入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 ；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象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象其它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Or, is it?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The Fountainhead》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的作品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这两天泰国很热闹，下面是我前一段给南周写的一篇关于泰国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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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布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亲自回到巴黎

在写完“回到巴黎”之后，我和“真爱”恩华同学就私奔到了巴黎。

巴黎还真是巴黎。建筑古典优雅，塞纳河风清云淡（是塞纳河吧……），阳光灿烂，广场祥和，照相机往哪一举都是“风景”。的确适合全世界人民辞去工作、六亲不认、偷渡扒车，到此地来晒太阳、喝咖啡、选一座大桥的桥头与恋人弯腰45度角接吻。

巴黎也不过是巴黎。见到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并没有心跳加速，仰望艾菲尔铁塔时心潮始终没有澎湃，找到梵高故居时没能够潸然泪下，参观完各地城堡窃喜地想：“幸亏我们没有生在41世纪，不然不得不参观的城堡还得多一倍”，继而对41世纪的人民倍感同情。

旅行的意义在于你能够用眼见为实的方式得知生活不在别处、地球上没有别处、别处的别处就是此处。

当然旅行的意义还在于能够见到一个老朋友你们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坐在床头啃花生米。

链接里是我在巴黎拍的街景。附有近照哦，其中一张在高空324米哦。

http://www.flickr.com/photos/drunkpiano/sets/72157616634490468/

爱是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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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回到巴黎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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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它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凯特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新周刊》专栏。

这个专栏主要写书评、影评之类的文化评论，不过写出来还是象时政，呵呵。这篇《戈尔巴乔夫自传》的书评。因为该专栏有1500字的字数限制，很多观点都没法展开谈，如果大家觉得语焉不详，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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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46-50年GNP增长率8.9%； 61-65年4.8%；71-75年2.9%；81-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部门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了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帐，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冒个泡

这两天收到dreamhost好几封信，说这个网站再不交钱就过期了。为了避免网站过期，只好交了钱。既然交了钱，不写东西好像很对不起那个钱，所以，还是时不时冒点泡吧。

嗯，我已经消失六个月了，以下是一系列可以找到的理由：忙；懒；厌倦网络世界；忙；避免和那些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忙。以下是一系列本可以成为理由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炮制鸿篇巨著；被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孩子抱着大腿叫妈；转行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被送往神经病院；到发展中国家去打游击。

Update一下近况：

房子已经买了。该事件造成三个后果：1. 因为成为地主而政治态度越加保守；2.因为拥有一个公寓30%的产权而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丧失任何物质上的追求；3. 装修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巨大DIY热情使我产生一个远大抱负，以后，将来，在光荣退休的岁月里，我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又完成了近一年的人民教师生涯。这一年和上一年相同，在讲台上没有遭到鲜花掌声的袭击，也没有遭到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尤其可喜可贺的是，没有遭到43号男鞋的袭击。

《南方周末》的专栏还在写。最近又添了一个专栏，在《新周刊》，专栏位置疑似和一位叫做“于丹”的老师平行。回头把其中一些文章堆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有两本署名刘瑜的书今年将要出版。一本是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一本是我的文艺随笔集，暂定名《风吹草动》，收录博客节选和一些平媒非时政文字，其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性生活描写，哦，不对，那个是《小团圆》。

仍然象以前一样忧国忧民忧自己，半夜为“live or not live“ 这样深沉的问题惊醒，然后在跑到厨房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口鸡块之后又回到床上酣然睡去。

布朗拯救世界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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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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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开学

1.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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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美国大选贵不贵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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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政治现代化，从权力分享开始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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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事实重要吗（转帖）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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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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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