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生活

逃避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结婚，比如生孩子，我最近发明的方式是看房子。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民主可以防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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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经济制裁有用吗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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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福利国家的限度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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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世相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走向共和

在国外住着，什么都比国内慢好几拍。《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好像在国内早热闹过了，我远隔欧亚大陆，最近才有时间下载来看。

目前才看到20集左右，主要感想有三个：

1. 李鸿章、慈禧演得真好。那个演慈禧的老太太，和照片里的慈禧本人还真有三分想像。李鸿章，躺在日本的病床上，听到光绪手谕批准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一抹淡淡的冷笑，太传神了。

2. 这个电视剧真gay啊，所有的男主角都有一个闺蜜：李鸿章身边永远跟着个盛宣怀，张之洞身边总是跟着个辜鸿铭，光绪身边总贴着个翁同龢，袁世凯总是和“菊人兄”粘一起，康有为身边总贴谁都不用说了，连李莲英身边都总粘个德公公。

3. 康有为和孙中山演的不是一般的猥琐，每次出场便摧胸顿足地干嚎一番，引发比他们更猥琐的众跟班们一番喝彩，然后匆匆退下。也不知道编剧是故意恶心观众还是不能把握人物心理（一种可能性为正常人无法把握这俩躁狂病人的心态），反正每次这两哥们一出场，就是一番“不起鸡皮疙瘩不收钱”的架势。比如下面这个康有为片段：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恶狠狠地指着某人）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伦常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擦汗）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双手向空中伸去）一次又一次的落第，一次又一次的耻辱！（手拍桌子）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到这个制度的内部（梁启超端茶过来：老师！）这，就是执着。（梁启超点头）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蝼蚁能捆住巨人吗？（问一堆人）栏杆能挡住骏马吗？（问另一堆人）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一只拳头向空中挥舞）

看完这个片段，我怎么觉得康有为应该由吴孟达来演，梁启超应该由周星驰来演呢。

给法治一次机会

专栏牺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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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于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魇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么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讧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么“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扇”布什政府的“耳光”了。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什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意味着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于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众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众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于在网上获得那么多“喝彩”。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于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众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为此杀死6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于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采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什么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油价高涨，焉知非福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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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又见马尔萨斯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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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Slow like honey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瓮安事件

有网友问对瓮安事件的看法。

我“不明真相”，没多少看法，就12条。

1. 照例谴责一下政府对新闻的管制。

4.我并不认为任何反政府行为天然地就是“义举”，我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一贯一样深重。

12. 很讨厌现在网上无数人一窝蜂地用“俯卧撑”这个词造句。

仔细想来，这12个看法都跟瓮安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贯情绪在某一个随机事件中的折射罢了。

可能这个答案简短得令人失望，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长度应当与他所掌握的事实数量成正比。此刻我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甚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假如由你来制宪 （4）

做事情有始有终，是我的诸多各种美好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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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毛里求斯

1.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wikipedia，说毛里求斯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结果一下飞机，路经的村庄、城镇，一概都是中国乡镇级城镇的模样（蚊米说是中国乡镇“20年前的样子”，大约因为他们浙江农村比较富裕）。要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000美元左右，所以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感觉却是“穷三倍”的样子。就是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植物园，港口的shopping center，都非常宽敞明亮洁净，但凡是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酒店，酒店都圈起自己的private beach，里面优雅宁静，风景如画，但是10分钟车距之外的村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自己的地盘反而破破烂烂，让人想起两个字：租借。

2.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一下飞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比JFK机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的风景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当然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名字忘了），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big big temple”，到那一看，就一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big big waterfall”，结果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非常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觉得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能看到“big big everything”啦。

3.

虽然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去之前看wikipedia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所以觉得应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便是在路易港的“中国城”，也很少看到华人。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破败最诡异的中国城。奇怪的是，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餐馆、卖菜卖肉的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孔子亿万的后人里，有那么几个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所以官方语言是英语，对外国人使用最多的口语是法语（基本上人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首先会用法语“试”我们，不行再试英语），加上各自的“籍贯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3-4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生养孩子吧。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很值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海，我当然见过。在北戴河，海南，大连，香港，纽约，波士顿，上海，我都见过大海，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地地蓝，热带地蓝，海明威式地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地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n年前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公路、电灯电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旷更狂野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肯定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但也不是没有好处。人少，安静，气温适宜，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which，正是我期待的。

所以基本上去的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打球打牌扔freesbie，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坐在世界尽头发呆。

5.

这一条是写给那些有可能去毛里求斯玩的人看的。

我并不是一个主张“奢侈旅游”的人，但是去毛里求斯玩，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挺重要的，主要是它们一般都有private beach。Private beach 的好处：有比较好的海景；酒店一般有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场地），所以两手空空地去都可以，不用操任何心；人相对少，不用争夺资源。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客观地说，“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似乎不应该感到内疚，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

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public beach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子，把游人给“困”在了里面。对于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极不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比如big big temple和big big waterfall），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鸡蛋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比较奇怪，虽然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什么海鲜供应（这与我在大连和北戴河的经验完全相反），外出吃饭花钱买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而且味道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鱼肉牛肉（听上去不错，但是很难吃）和面包pasta，要么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外式蔬菜salad。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当地似乎产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6.

给我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我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爸：“毛里求斯？一种布料吧？记得给我买几尺毛里求斯啊！”

7.

回来之后上网看新闻，yahoo头条新闻竟然是“UK Workers Urged To Sleep On The Job”云云。

嗯，看来我一走，世界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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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站好像上载照片特别麻烦，我就不在这里贴照片了，可以去这里观赏我拍摄的毛里求斯风光。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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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