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牛弹琴了,娱乐一下吧。谁当真,谁SB。此战最后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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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文革发动41周年之际,为了纪念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学习当年广大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精神,将革命的火种播散下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是科技打假和反伪自由主义领域,掀起革命的新高潮!令人不安的是,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批罗批牛博”运动中,有一个网站,也就是被“走伪自由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自派”)罗永浩把持的牛博网,针插不动,水泼不进,革命的形势冷冷清清,呈现出“死人办网”的可悲局面。
曾几何时,罗永浩也曾经夹起过他“走自派”的尾巴,装出一付支持科技打假的伪善面貌。但是,反革命的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仅仅因为反革命阵营送出“柴香玉”这个美色的诱惑,他就立刻失去了革命立场,悍然将科技打假英雄方舟子赶出了臭气熏天的牛博网,露出了狰狞的反革命嘴脸!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六事变”。六六事变是一场以颠覆光荣伟大正确的科技打假运动为目的、由伪自由主义小人们策划组织的丑恶逆流!毫无阶级立场的反动派会说,这只是一个人离开一个网站这样的小事――大错特错!这是真科学精神与假科学精神、真自由主义与伪自由主义两条路线之间的殊死搏斗,是牵涉到科学、自由、民主、革命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在遭到国际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之后,不要脸的“走自派”罗永浩号称还要继续支持科技打假,笑话!还想继续沾着“科技打假”的光继续干“走自派”的勾当?!走自派有什么资格支持科技打假!走自派有什么资格提“打假”这两个圣洁的字眼!!
令人欣慰的是,牛博网一群普普通通的网友表现出了良好的革命觉悟,及时涌现出来,人人争做“批罗标兵”,个个抢当“骂罗先进”,用丰富活泼的民间语言喊出了“罗永浩,我操你妈!”“罗永浩,我继续操你妈!” “罗永浩,我还是要操你妈!” 罗永浩,我就是要操你妈!”“罗永浩,我死了也要操你妈!” 等等花样翻新、想象力丰富的革命口号。
与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举网悲愤、人神共泣之际,牛博网的写手们竟然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站在走自派的身后支持罗永浩的反动立场,多么令人作呕!什么热爱科学精神!什么热爱自由精神!全都是叶公好龙!热爱科学精神、热爱自由精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支持方舟子!凡是跟方舟子有过任何论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小人!凡是紧跟方舟子的,都是不怕流血牺牲的真正的革命派!
尤其需要批判的伪自由主义小人醉钢琴!她试图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太极以迷惑群众,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打着“德先生”的旗号反“赛先生”而已!她一个文科傻妞懂什么叫科学精神?借机炒作!她对科学精神早就怀恨在心,苦于一直找不到发泄口,终于在六六事变中露出了虚伪的真面目!请大家注意她在“关于‘穿越百年的市恩’”一文中露出的马脚,她说“我之所以举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为例,只不过因为我相信这对于TC等支持方舟子打假和科普的人更有说服力而已”,看!善良的人们!“TC等支持方舟子打假和科普的人”!在这里,她显然是把自己放在“TC等”之外!还有,她在此文开篇即说“在新语丝新的‘网人评系列’出来之后……”,就六六事变新语丝什么时候集结“网人评系列”了?!这是罗永浩给起的标题!这些网人评论完全是分散地放在新语丝主页上,排名不分先后,谈得上什么系列!她之所以这样造谣是为了显示新语丝的广大网人在有组织地集中火力猛攻走自派,我呸!伟大的革命派在这次运动中走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路线!根本不屑于跟这帮小人打阵地战!再比如,她在讨伐西风的丑恶檄文中说“没看到一大群人浩浩荡荡苦爹喊娘地要操老罗的七大姑八大姨?”又是无耻的谎言!明明众多有良知的网民想操的是罗永浩的妈,醉钢琴却莫名其妙地扯出“七大姑八大姨”!公然造假!!想混淆群众视听,模糊革命重心,多么险恶的用心!!
就是这样一个每句话都滴着谎言和肮脏的东西的“走自派”,竟然在“批罗标兵”西风独自凉发布《高度和谐的牛博网》之后,猖狂 恶毒 又猖狂又恶毒地攻击新语丝“更万众一心”!不错,新语丝非常和谐,但是,众所周知,对“和谐”也要做阶级分析。“和谐”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和谐,一种是无产阶级和谐,此“和谐”非彼“和谐”。对“走自派”的和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不和谐,对“走自派”的不和谐才是对人民群众的和谐!新语丝的科技打假阵营,代表了无产阶级和谐,在这里,群众本着对历史、对真相、对科学负责的“三个负责”态度,完全真心地拥护版主的一言一行!是正义的和谐!辨证的和谐!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和谐!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和谐!一句话,是新语丝经过三十八次路线斗争摸索出来的民主集中制。相比之下,牛博网的和谐是什么狗屁和谐?!是在罗永浩的淫威下广大写手敢怒不敢言的怯懦!是走自派的和谐!是小人们惺惺相惜的和谐!是将被定上历史耻辱柱的和谐!
(抒情地)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科学精神的巨流终将托起人类文明的风帆。科学是光,科学是电,科学是分子的嬉戏,科学是时间的酒窝,科学是宇宙的呢喃。(语速加快)然而这滚滚巨流中,总有几个肮脏的石子在玷污革命的清流。螳臂档车,自不量力!(高亢地)网友们,团结起来!同学们,动员起来!今天,我们在“批罗批牛博”运动中摩拳擦掌流血流汗,明天,我们将迎来照亮历史长河的科技之光!
打倒罗永浩!
打倒醉钢琴!
打倒胡缠!
打倒四一!
打倒一切在罗永浩淫威下苟且偷生的骑墙派!
打倒牛博网!砸烂走自派的狗窝!
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伟大的科技打假领袖方舟子万岁!!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新语丝论坛万岁!!
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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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high的感觉。
2007年6月14日星期四
闲着也是闲着(嫌吵架无聊的人勿进)
对罗永浩“悍然”请走方舟子事件,在《求求你了,罗永浩》之后,正义感极强的西风独自凉又出“雄文”:《高度和谐的牛博网》,指责牛博写手在老罗的“淫威”面前噤若寒蝉、死水一潭。既然他贴到牛博社区,想必是想发给各牛博写手当学习材料的。不如我来传达一下文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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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和谐的牛博网 西风独自凉 @ 2007-6-14 0:11:51 阅读(182) 分类: 唇枪舌剑 这两天常常问自己,要是还在牛博,会不会发表《求求您了,罗永浩!》?发表,措辞还会不会那么严厉?这在以前根本不是问题,我非常珍惜网上的这点可怜的自由,写什么、怎么写,只要不是什么“禁区”,绝不会因为外界的什么狗屁压力更改一个标点符号。牛博一些平常高喊自由、崇尚独立思考的作者的表现,突然让我的自信产生了轻微的摇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渴望表达不一样的意见的自由,可是,当这种意见是针对我们而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又是这么粗暴这么懦弱和虚伪?方、罗之争的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牛博几十个作者,堪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除了方舟子的“故人”太蔟,竟然没人站出来说半句公道话,怎不令人感到寒心?面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争论,牛博逻辑严密、目光如炬、嫉恶如仇的海龟或专栏作家,以及那些痛恨圈子文化的青年英俊(“什么圈到了最后都是花圈”),要么选择性失明,要么和稀泥,要么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尽情阐释,把数学模型都给整了出来。一个牛编的“淫威”究竟有多大?这些面对更大更直接的威胁尚且谈笑风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一个个噤若寒蝉?中国该死的面子文化注定了是一个人情社会,什么都是抹不开面子,该死的面子!什么面子比公道的面子还大?罗、和之争,醉钢琴想当和事佬,挨了老罗当头一棒(后又道歉)。有了前车之“贱”,这次就学乖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还顺带普及了一把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的责任也尽到了,想不佩服自己都不行。“前天把你吹上天,昨天把你打入地”-----方舟子的冷笑中也夹杂着些许苦涩。他也算经历过一些网上阵仗,但对罗永浩这种曾经的同志阵营突然的丧心病狂和翻脸不认人,多少还是有些意外吧。方舟子不了解,也永远无法理解:作者相互之间死水一潭似的和谐是老罗不懈的追求,目前来看,罗的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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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到,在该文件中,西风还专门点了我的名字,所以我更需要好好学习。他对其他牛博写手的指摘,他们回不回应,我管不着。关于我的这几句话,我不能让他白骂。
【罗、和之争,醉钢琴想当和事佬,挨了老罗当头一棒(后又道歉)。有了前车之“贱”,这次就学乖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还顺带普及了一把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的责任也尽到了,想不佩服自己都不行。】
1)罗、和之争我才不想做什么狗屁“和事佬”,我对他们的私人关系好坏毫无兴趣。我当时给老罗写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我认为牛博在中医问题上应该允许争论。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我倒奇怪你怎么不“心寒”牛博在中医问题上的“高度和谐”?还是――凡是跟你意见一致的“和谐”就是“暖烘烘”的民主、凡是跟你意见不一致的“和谐”就是“冷飕飕”的专制?顺便说一句,在罗方之争上,牛博“高度和谐”吗?没看到那么多人浩浩荡荡哭爹喊娘地要操老罗的七大姑、八大姨?阵型一会儿S一会儿B的。
2)“这次就学乖了……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学乖拿捏?我呸。你以为谁都会像你一样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所以要犹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要怕得罪人会写那篇文章吗?你看看因为那篇文章有多少人开始攻击我,以为我写的时候没料到?我只说我想说的,不会因为怕得罪人而少说一句,也不会为了耍酷而多说一句。方舟子离开牛博这事,我还真没有多少感触,没有感触的事情写什么写?在我看来,老罗“讨厌”方舟子,方舟子觉得牛博到处是“伪自由主义小人”,两厢不情愿,不合则离有什么呀。屁大点事还真当是金正日又“悍然”进行核试验啊?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你大约想揪住所有那些对方舟子离开没有感触的牛博写手的领子喊“你怎么能没有感触?!”咦,所有人的敏感点都得一样?
3)前车之“贱”:说到“贱”字,我的理解是,在一个允许读者骂主编傻逼的网站“心寒”它的“高度和谐”,却对另一个更“万众一心”的网站的“高度和谐”泰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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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和谐的牛博网 西风独自凉 @ 2007-6-14 0:11:51 阅读(182) 分类: 唇枪舌剑 这两天常常问自己,要是还在牛博,会不会发表《求求您了,罗永浩!》?发表,措辞还会不会那么严厉?这在以前根本不是问题,我非常珍惜网上的这点可怜的自由,写什么、怎么写,只要不是什么“禁区”,绝不会因为外界的什么狗屁压力更改一个标点符号。牛博一些平常高喊自由、崇尚独立思考的作者的表现,突然让我的自信产生了轻微的摇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渴望表达不一样的意见的自由,可是,当这种意见是针对我们而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又是这么粗暴这么懦弱和虚伪?方、罗之争的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牛博几十个作者,堪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除了方舟子的“故人”太蔟,竟然没人站出来说半句公道话,怎不令人感到寒心?面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争论,牛博逻辑严密、目光如炬、嫉恶如仇的海龟或专栏作家,以及那些痛恨圈子文化的青年英俊(“什么圈到了最后都是花圈”),要么选择性失明,要么和稀泥,要么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尽情阐释,把数学模型都给整了出来。一个牛编的“淫威”究竟有多大?这些面对更大更直接的威胁尚且谈笑风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一个个噤若寒蝉?中国该死的面子文化注定了是一个人情社会,什么都是抹不开面子,该死的面子!什么面子比公道的面子还大?罗、和之争,醉钢琴想当和事佬,挨了老罗当头一棒(后又道歉)。有了前车之“贱”,这次就学乖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还顺带普及了一把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的责任也尽到了,想不佩服自己都不行。“前天把你吹上天,昨天把你打入地”-----方舟子的冷笑中也夹杂着些许苦涩。他也算经历过一些网上阵仗,但对罗永浩这种曾经的同志阵营突然的丧心病狂和翻脸不认人,多少还是有些意外吧。方舟子不了解,也永远无法理解:作者相互之间死水一潭似的和谐是老罗不懈的追求,目前来看,罗的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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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到,在该文件中,西风还专门点了我的名字,所以我更需要好好学习。他对其他牛博写手的指摘,他们回不回应,我管不着。关于我的这几句话,我不能让他白骂。
【罗、和之争,醉钢琴想当和事佬,挨了老罗当头一棒(后又道歉)。有了前车之“贱”,这次就学乖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还顺带普及了一把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的责任也尽到了,想不佩服自己都不行。】
1)罗、和之争我才不想做什么狗屁“和事佬”,我对他们的私人关系好坏毫无兴趣。我当时给老罗写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我认为牛博在中医问题上应该允许争论。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我倒奇怪你怎么不“心寒”牛博在中医问题上的“高度和谐”?还是――凡是跟你意见一致的“和谐”就是“暖烘烘”的民主、凡是跟你意见不一致的“和谐”就是“冷飕飕”的专制?顺便说一句,在罗方之争上,牛博“高度和谐”吗?没看到那么多人浩浩荡荡哭爹喊娘地要操老罗的七大姑、八大姨?阵型一会儿S一会儿B的。
2)“这次就学乖了……说什么也不能得罪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学乖拿捏?我呸。你以为谁都会像你一样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所以要犹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要怕得罪人会写那篇文章吗?你看看因为那篇文章有多少人开始攻击我,以为我写的时候没料到?我只说我想说的,不会因为怕得罪人而少说一句,也不会为了耍酷而多说一句。方舟子离开牛博这事,我还真没有多少感触,没有感触的事情写什么写?在我看来,老罗“讨厌”方舟子,方舟子觉得牛博到处是“伪自由主义小人”,两厢不情愿,不合则离有什么呀。屁大点事还真当是金正日又“悍然”进行核试验啊?我有感触的是有人因为方舟子离开牛博开始攻击自由、民主人士,我只能写我有感触的事情,明白?你大约想揪住所有那些对方舟子离开没有感触的牛博写手的领子喊“你怎么能没有感触?!”咦,所有人的敏感点都得一样?
3)前车之“贱”:说到“贱”字,我的理解是,在一个允许读者骂主编傻逼的网站“心寒”它的“高度和谐”,却对另一个更“万众一心”的网站的“高度和谐”泰然处之。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关于“穿越百年的市恩”
在新语丝新的“网人评系列”出来之后,我发现其中有一篇boating的文章是针对我的。转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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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和醉钢琴穿越百年的市恩 作者:Boating 这两天罗永浩和醉钢琴都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方舟子在多少多少年前干了什么什么的话,早就被怎么怎么样了。 罗永浩写道:“其实,方舟子学术打假时的很多言论如果是二三十年前发出的,他早就被抓起来了”。 醉钢琴写道:“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不知道搞自由民主言论的那些人有没有市恩心理,如果有,说出来的话也不过如此吧。罗永浩刚刚承认过自己市恩心理的错误,看来一个人有市恩心理就是错,所有搞自由民主言论的人都有,就成了无上的光荣,像方舟子这样还没有被抓起来的狂徒应该感激涕零才对。 我是受教了,下次要是想干什么大公无私的事情需要别人感激的,一定要多拉上几个人一起干,他事后感激了我们也就是感激了我,划算。 至于二三十年前科技界有没有那么多假要打,二百多年前有没有能够批判中医的的西医,这些小事情自然是无足挂齿。反正二三十年前方舟子还小,有口难辨,二百多年前方舟子还不存在,想辨无口。 据说二三十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如果没有什么你们就没有什么,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你们还在吃糠咽菜,如果是二百年前你们还在给人磕头当奴隶。 据说他们也曾讲过自由民主解放。逻辑多么相似,原来都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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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应一下:
先把boating的quote放回我的上下文吧:[虽然搞“自由民主”需要科学精神,但是同时,搞科学也需要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文革的时候专心搞科研可能会被打成“白专道路”,中世纪的时候说个“地球是圆的”都可能被烧死,大跃进的时候不允许对政策的基本讨论,才会闹出“亩产万斤”这样科学上的闹剧。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缺乏的社会里,难以想象理性的声音能够得以声张。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存在的空间都需要“自由”为其奠基。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想任何一个有着客观理解力的人,都会明白我这话的原意是“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方舟子应该感谢我drunkpiano"。如果一定要说谁感谢谁,应当是:包括方舟子和drunkpiano在内的一切如今享受着基本的言论自由、崇尚理性精神的人,应当感谢几百年来前仆后继为这一自由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我之所以举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为例,只不过因为我相信这对于TC等支持方舟子打假和科普的人更有说服力而已。
正如kefi在论坛讨论中指出的,太蔟在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时说,那些一边享受着电灯电话等现代科技成果、一边否定科学精神的人是多么荒谬,你难道能说这是太蔟在“穿越百年地市恩”?是太蔟在要求教徒们感谢宣传科学精神的他个人?还是--他的的意思是--包括太蔟和教徒在内的所有享受科技成果的人,都应当感谢那些为这一成果做出努力的人?
我宁愿相信boating的文章是误解而不是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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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和醉钢琴穿越百年的市恩 作者:Boating 这两天罗永浩和醉钢琴都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方舟子在多少多少年前干了什么什么的话,早就被怎么怎么样了。 罗永浩写道:“其实,方舟子学术打假时的很多言论如果是二三十年前发出的,他早就被抓起来了”。 醉钢琴写道:“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不知道搞自由民主言论的那些人有没有市恩心理,如果有,说出来的话也不过如此吧。罗永浩刚刚承认过自己市恩心理的错误,看来一个人有市恩心理就是错,所有搞自由民主言论的人都有,就成了无上的光荣,像方舟子这样还没有被抓起来的狂徒应该感激涕零才对。 我是受教了,下次要是想干什么大公无私的事情需要别人感激的,一定要多拉上几个人一起干,他事后感激了我们也就是感激了我,划算。 至于二三十年前科技界有没有那么多假要打,二百多年前有没有能够批判中医的的西医,这些小事情自然是无足挂齿。反正二三十年前方舟子还小,有口难辨,二百多年前方舟子还不存在,想辨无口。 据说二三十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如果没有什么你们就没有什么,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你们还在吃糠咽菜,如果是二百年前你们还在给人磕头当奴隶。 据说他们也曾讲过自由民主解放。逻辑多么相似,原来都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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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应一下:
先把boating的quote放回我的上下文吧:[虽然搞“自由民主”需要科学精神,但是同时,搞科学也需要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文革的时候专心搞科研可能会被打成“白专道路”,中世纪的时候说个“地球是圆的”都可能被烧死,大跃进的时候不允许对政策的基本讨论,才会闹出“亩产万斤”这样科学上的闹剧。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缺乏的社会里,难以想象理性的声音能够得以声张。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存在的空间都需要“自由”为其奠基。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我想任何一个有着客观理解力的人,都会明白我这话的原意是“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方舟子应该感谢我drunkpiano"。如果一定要说谁感谢谁,应当是:包括方舟子和drunkpiano在内的一切如今享受着基本的言论自由、崇尚理性精神的人,应当感谢几百年来前仆后继为这一自由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我之所以举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为例,只不过因为我相信这对于TC等支持方舟子打假和科普的人更有说服力而已。
正如kefi在论坛讨论中指出的,太蔟在批评藐视科学的教徒时说,那些一边享受着电灯电话等现代科技成果、一边否定科学精神的人是多么荒谬,你难道能说这是太蔟在“穿越百年地市恩”?是太蔟在要求教徒们感谢宣传科学精神的他个人?还是--他的的意思是--包括太蔟和教徒在内的所有享受科技成果的人,都应当感谢那些为这一成果做出努力的人?
我宁愿相信boating的文章是误解而不是曲解。
2007年6月12日星期二
TC来信及回复
我昨天的博客登出以后,TC来信澄清了他的一些看法,并要求我将其回信公开在博客里,我尊重他的意见,并附回复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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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来信:
你好,关于我的<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有几个问题说明一下。
这篇文章本来是我在老罗的blog里的几个留言,后来别人整理后投给xys的。因为是BLOG留言不是写文章,所以其中一些地方写得比较随意,可能造成误解。
我说的POSE党并不是指连岳,而是指牛博论坛的几位活跃人物(李清晨等),"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 P关系!"等,基本上是他们的原话,至少意思是这样(即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另一些人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天和他们在qq群里讨论这件事,对他们的论点很不以为然,所以留言的时候写了这段话,绝不是' 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自由民主派"然后给"民主自由派"贴个"pose党"的标签的做法'。因为没有点名,有人以为我在射影连岳,这是我的问题,以后坚决点名,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连岳在PX问题上的做法,我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
另外我说老罗逻辑和教徒一致,指的是他"我 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这段话的逻辑。你文中所说的观点我基本上都同意。不过你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老罗的逻辑问题,在于他认为方既然不反对自由民主,那就不应该和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架。你文中也说了,'"民主自由"太可以讨论和批评了',那我们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吗?
我也从来没说过,民主自由派,全部停留在言论上,只是说国内大多数所谓自民领袖不怎么样,好的当然也不少。这也是因为我没点名,以后坚决点名,免得让人有射影感。另外"绝大多数"是我个人印象,没有统计过,我承认不严谨。
'推动民主自由的"言论"是不是"实事"? '这节里写的,内容都对,但和我说的并不矛盾。我批评的是"仅仅停留在/华丽/形式",而不是"言论"。如果言之有物,当然是不错的。这就和你上一篇文章《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想表达的意思类似。
我写这些留言并不是批判"自由民主派",更不是挑拨什么关系,如果因为没有就事论事,没有点名,给人造成错觉,很抱歉。
/*希望DP贴一下,至少贴一下关于连岳的那段,免得被别人误会我是在攻击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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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很高兴我们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2.关于“李清晨等”在方舟子转帖PX毒性文章之后说的“"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 P关系!”,我没有看到,所以不能加入你的声讨。当然我没有看到并不等于没有,如果“李清晨等”的确说了这话,我把它说成你的“想像”,是我的不对,抱歉。但是即使“李清晨等”说了这个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代表了多数“所谓自由民主领袖”或者一般的“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的看法,或者代表了大多数牛博网一般写手、读者乃至老罗本人的看法,你由对“李清晨等”的批判跳跃到对“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的批判,或者把“李清晨等”的话作为批判老罗的依据,我不能接受。当然你完全可以批判“自由民主派”或者老罗,但论据不应该是“李清晨等说了什么什么”。
3.老罗因为方舟子曾经和很多自由民主观念的主张者有过论争,所以询问方是否反对自由民主观念,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出于好奇的询问而不是一种出于道德优越感的质问。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不爱吃白菜、芹菜、豆芽、莴笋、韭菜、萝卜、土豆、西红柿……那么你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蔬菜啊?”,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一种疑问?当然,可能事实证明这个人并不是不爱吃蔬菜,只是胃口比较挑剔,只爱吃,比如说,毛豆、冬瓜等少量的蔬菜,但是你之前的疑问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很高兴我们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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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来信:
你好,关于我的<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有几个问题说明一下。
这篇文章本来是我在老罗的blog里的几个留言,后来别人整理后投给xys的。因为是BLOG留言不是写文章,所以其中一些地方写得比较随意,可能造成误解。
我说的POSE党并不是指连岳,而是指牛博论坛的几位活跃人物(李清晨等),"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 P关系!"等,基本上是他们的原话,至少意思是这样(即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另一些人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天和他们在qq群里讨论这件事,对他们的论点很不以为然,所以留言的时候写了这段话,绝不是' 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自由民主派"然后给"民主自由派"贴个"pose党"的标签的做法'。因为没有点名,有人以为我在射影连岳,这是我的问题,以后坚决点名,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连岳在PX问题上的做法,我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
另外我说老罗逻辑和教徒一致,指的是他"我 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这段话的逻辑。你文中所说的观点我基本上都同意。不过你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老罗的逻辑问题,在于他认为方既然不反对自由民主,那就不应该和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吵架。你文中也说了,'"民主自由"太可以讨论和批评了',那我们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吗?
我也从来没说过,民主自由派,全部停留在言论上,只是说国内大多数所谓自民领袖不怎么样,好的当然也不少。这也是因为我没点名,以后坚决点名,免得让人有射影感。另外"绝大多数"是我个人印象,没有统计过,我承认不严谨。
'推动民主自由的"言论"是不是"实事"? '这节里写的,内容都对,但和我说的并不矛盾。我批评的是"仅仅停留在/华丽/形式",而不是"言论"。如果言之有物,当然是不错的。这就和你上一篇文章《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想表达的意思类似。
我写这些留言并不是批判"自由民主派",更不是挑拨什么关系,如果因为没有就事论事,没有点名,给人造成错觉,很抱歉。
/*希望DP贴一下,至少贴一下关于连岳的那段,免得被别人误会我是在攻击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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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很高兴我们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2.关于“李清晨等”在方舟子转帖PX毒性文章之后说的“"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 P关系!”,我没有看到,所以不能加入你的声讨。当然我没有看到并不等于没有,如果“李清晨等”的确说了这话,我把它说成你的“想像”,是我的不对,抱歉。但是即使“李清晨等”说了这个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代表了多数“所谓自由民主领袖”或者一般的“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的看法,或者代表了大多数牛博网一般写手、读者乃至老罗本人的看法,你由对“李清晨等”的批判跳跃到对“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的批判,或者把“李清晨等”的话作为批判老罗的依据,我不能接受。当然你完全可以批判“自由民主派”或者老罗,但论据不应该是“李清晨等说了什么什么”。
3.老罗因为方舟子曾经和很多自由民主观念的主张者有过论争,所以询问方是否反对自由民主观念,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出于好奇的询问而不是一种出于道德优越感的质问。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不爱吃白菜、芹菜、豆芽、莴笋、韭菜、萝卜、土豆、西红柿……那么你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吃蔬菜啊?”,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一种疑问?当然,可能事实证明这个人并不是不爱吃蔬菜,只是胃口比较挑剔,只爱吃,比如说,毛豆、冬瓜等少量的蔬菜,但是你之前的疑问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很高兴我们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2007年6月11日星期一
关于德先生与赛先生
老罗和方舟子最近“吵架”这件事本身,我不想评论。但是最近读老罗链接的所谓“网人评……”,我发现对这事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对“方舟子离开牛博”这事“就事论事”了,而上升为一批人对“民主自由派”的攻击。到这里,我觉得我有话要说。
在我说我要说的话之前,我想转贴一篇“批罗”文章。转贴这篇文章倒不是因为我对作者TC本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刚才说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 作者:TC 老罗这篇《对读者评论和留言的答复》写得不错,把嘴脸摆上台面让大家都看清楚了。 “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宗教和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而科学家不管多伟大,后人都可以随便批评其错误。 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绝大多数都一副鸟样,基本上仅仅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而且形式华丽而已,内容漏洞百出。可悲的是,大多数号称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华丽的POSE上,不管自民领袖们论点多么幼稚,论据多么站不住脚,底下小动作做得多龌龊,只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摆出华丽POSE,那其他一概是可以不论的。不仅不论,还不准别人论,否则就是反民主,反自由。 比如说这次PX事件,反PX英雄们拿错误的论据出来反对。然后有人说,虽然你们反得没错,但论据有问题,建议换个正确的论据。然后POSE党们就怒了,说,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重要的是要反对,只要反对就行了,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 POSE党们是见不得指出任何错误的,只要POSE方向正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动,哪怕其他人是出于帮助他们的好心,想帮他们改正错误,也不行,坚决捍卫POSE的纯洁。 POSE党们要坚决捍卫领袖崇高地位,谁指出自民领袖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自民领袖心存敬意,一律干死。要是谁胆敢和自民领袖吵架,更是大逆不道,POSE党党纲写明,和自民领袖吵架=反自由反民主。 貌似和宗教差不多嘛。 哦,中国某著名自民领袖不是自称“自由主义基督徒”吗,怪不得,真是和他妈逼谐。
―――――――――――――――――――
我说说我的看法:
1. 关于“科学”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有不少网友指出,搞“自由民主”也需要科学精神,这当然是没错的。如果为了某个政治主张而胡诌论据,无论这个政治主张多么高尚,也是不应该的。“科学精神”对于提升民主质量的作用,勿庸置疑。许多大型的公共工程的论证,不仅仅是个“利益均衡”的问题,而且需要有“技术可行性”的讨论。
在一点上,我相信大多真正信奉“自由民主”的人都会同意,我不知道TC所说的“pose党”是谁。在方舟子转贴关于PX毒性的文章之后,“反PX英雄”之一连岳的第一反应就是表示要踏踏实实去收集科学依据(见其博客),牛博上绝大多数留言的读者也是这个态度,而不是象TC所说的那样破口大骂“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这种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自由民主派”然后给“民主自由派”贴个“pose党”的标签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
回到“德先生”与“赛先生”。虽然搞“自由民主”需要科学精神,但是同时,搞科学也需要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文革的时候专心搞科研可能会被打成“白专道路”,中世纪的时候说个“地球是圆的”都可能被烧死,大跃进的时候不允许对政策的基本讨论,才会闹出“亩产万斤”这样科学上的闹剧。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缺乏的社会里,难以想象理性的声音能够得以声张。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存在的空间都需要“自由”为其奠基。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民主对科学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如果把民主仅仅理解成一种“投票机制”,它跟理性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个“利益表达”的方式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投票机器”和它所所驱动的整个政治、社会“讨论机器”的运转联系起来,民主至少对于促进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是非常必要的。今天郭凯的博客里说到政府准备停建一个“煤变油”的项目,因为它耗水量太大,但是郭凯质疑道:“为什么要等到100亿砸进去以后才想到这个耗水量太大的问题呢”?你可能会说这恰恰证明了没有“科学论证”的政策的灾难性,但是它同样说明了“民主决策”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类似的决策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讨论,才会有这种“一拍脑袋就立项”的现象:科学的声音进入政治决策程序,不是自动的,而是民主化的结果。
正是基于民主、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自由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褒一贬一,在我看来,对自由民主的伤害就是对科学的伤害,反之亦然。
2.自由民主是不是一种“宗教”?
TC说“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宗教和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而科学家不管多伟大,后人都可以随便批评其错误。”
先说说这话中的逻辑错误吧,老罗询问方舟子对王怡的态度,他表示过“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人都不能批判”吗?和菜头不也主张自由民主吗,他不也批判?老罗出于个人偏好比较欣赏王怡,是因为他看不出王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把王怡当作“自由民主的圣人”,就象方舟子反对朱学勤批判杨振宁,不是因为方舟子把杨振宁当作“科学的圣人”,而是因为他不觉得朱学勤的批判有什么道理。如果有一天老罗发现王怡主张“中医万岁”,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批判王怡,就象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杨振宁跑出来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方舟子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批判一样。
回到正题,即使“信奉民主自由的人”可以批判,“民主自由”本身可不可以批判呢?“民主自由精神”是不是一种“宗教”呢?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代表老罗说话,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信奉“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人,但是我从不觉得“民主自由”不可以讨论和批评。
“民主自由”太可以讨论和批评了,比如所谓“美式民主是不是最好的民主”、“财产的不公平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主的政策产出?”“民主的出现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在人与人公益心、关心政治程度、理性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一人一票是不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这些对于我来说不但可以讨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讨论。西方政治思想的“鼻祖”柏拉图就是个“反民主派”,到今天民主国家的教室里,不还在组织学生虚心学习柏拉图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一个问题有反思的能力,并不等于对它必须永远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我信奉“民主自由”的价值和制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由民主”完美无缺,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宗教”,而是因为我觉得它远远好于“专制”、是所有“坏制度”中最好的一种而已。
3.推动民主自由的“言论”是不是“实事”?
“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绝大多数都一副鸟样,基本上仅仅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而且形式华丽而已,内容漏洞百出。”
首先,“自由民主派”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据我所说,有很多“自由民主派”也在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为“公民维权”作出行动上的努力,为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也好,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救援被囚禁的维权者也好,组织弱者发出抗议的声音也好,就具体的政策提出改革方案也好……当然,对这些努力,在“反自由民主派”眼里,很可能只是“国外反华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而已。你做什么就是“黑手”,你不做什么就是“虚伪”,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其次,即使绝大多数“自由民主派”仅仅是在对专制进行“言论”上的批判,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老人,旁边有围观者谴责这个流氓,你就气势汹汹地跑上来说:“你怎么不去跟这个流氓拼了?!虚伪!”一个连谴责的声音都不发出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做勇气上的圣人呢?旁观者也许没有通过“武力”制止流氓,但至少通过舆论让他感到一点羞耻、一点心虚,从而让他下次耍流氓的时候有一点犹疑,这难道不是“实事”?如果只有“跟流氓拼了”才是“实事”,那么方舟子最推崇的鲁迅当年写的那么多反抗专制的文章算什么呢?“形式华丽的言论”而已?
方、罗之争基本已经平息,我不想做什么评论,但是看不惯有人因此跳出来批斗“民主自由派”,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故此一文。
在我说我要说的话之前,我想转贴一篇“批罗”文章。转贴这篇文章倒不是因为我对作者TC本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刚才说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 作者:TC 老罗这篇《对读者评论和留言的答复》写得不错,把嘴脸摆上台面让大家都看清楚了。 “网络上有点影响的,搞民主宪政理论的作者们,很多都被方舟子骂过。我这样问过方舟子,方先生你是不反对自由民主的吧?方舟子说当然。我说那你怎么跟那么多倡导自由民主的作家和学者都吵过架?” 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宗教和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而科学家不管多伟大,后人都可以随便批评其错误。 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绝大多数都一副鸟样,基本上仅仅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而且形式华丽而已,内容漏洞百出。可悲的是,大多数号称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华丽的POSE上,不管自民领袖们论点多么幼稚,论据多么站不住脚,底下小动作做得多龌龊,只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摆出华丽POSE,那其他一概是可以不论的。不仅不论,还不准别人论,否则就是反民主,反自由。 比如说这次PX事件,反PX英雄们拿错误的论据出来反对。然后有人说,虽然你们反得没错,但论据有问题,建议换个正确的论据。然后POSE党们就怒了,说,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重要的是要反对,只要反对就行了,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 POSE党们是见不得指出任何错误的,只要POSE方向正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动,哪怕其他人是出于帮助他们的好心,想帮他们改正错误,也不行,坚决捍卫POSE的纯洁。 POSE党们要坚决捍卫领袖崇高地位,谁指出自民领袖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自民领袖心存敬意,一律干死。要是谁胆敢和自民领袖吵架,更是大逆不道,POSE党党纲写明,和自民领袖吵架=反自由反民主。 貌似和宗教差不多嘛。 哦,中国某著名自民领袖不是自称“自由主义基督徒”吗,怪不得,真是和他妈逼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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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我的看法:
1. 关于“科学”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有不少网友指出,搞“自由民主”也需要科学精神,这当然是没错的。如果为了某个政治主张而胡诌论据,无论这个政治主张多么高尚,也是不应该的。“科学精神”对于提升民主质量的作用,勿庸置疑。许多大型的公共工程的论证,不仅仅是个“利益均衡”的问题,而且需要有“技术可行性”的讨论。
在一点上,我相信大多真正信奉“自由民主”的人都会同意,我不知道TC所说的“pose党”是谁。在方舟子转贴关于PX毒性的文章之后,“反PX英雄”之一连岳的第一反应就是表示要踏踏实实去收集科学依据(见其博客),牛博上绝大多数留言的读者也是这个态度,而不是象TC所说的那样破口大骂“你小子居心不良!政府走狗!论据对不对有个P关系!”这种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自由民主派”然后给“民主自由派”贴个“pose党”的标签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
回到“德先生”与“赛先生”。虽然搞“自由民主”需要科学精神,但是同时,搞科学也需要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文革的时候专心搞科研可能会被打成“白专道路”,中世纪的时候说个“地球是圆的”都可能被烧死,大跃进的时候不允许对政策的基本讨论,才会闹出“亩产万斤”这样科学上的闹剧。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缺乏的社会里,难以想象理性的声音能够得以声张。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存在的空间都需要“自由”为其奠基。方舟子《批判中医》之类的书,如果发表在200年前,一个信中医的县官没准就可以把方给整死。
民主对科学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如果把民主仅仅理解成一种“投票机制”,它跟理性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个“利益表达”的方式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投票机器”和它所所驱动的整个政治、社会“讨论机器”的运转联系起来,民主至少对于促进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是非常必要的。今天郭凯的博客里说到政府准备停建一个“煤变油”的项目,因为它耗水量太大,但是郭凯质疑道:“为什么要等到100亿砸进去以后才想到这个耗水量太大的问题呢”?你可能会说这恰恰证明了没有“科学论证”的政策的灾难性,但是它同样说明了“民主决策”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类似的决策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讨论,才会有这种“一拍脑袋就立项”的现象:科学的声音进入政治决策程序,不是自动的,而是民主化的结果。
正是基于民主、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自由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褒一贬一,在我看来,对自由民主的伤害就是对科学的伤害,反之亦然。
2.自由民主是不是一种“宗教”?
TC说“老罗的逻辑和教徒高度一致。宗教和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宗教的圣人是不能碰的,而科学家不管多伟大,后人都可以随便批评其错误。”
先说说这话中的逻辑错误吧,老罗询问方舟子对王怡的态度,他表示过“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人都不能批判”吗?和菜头不也主张自由民主吗,他不也批判?老罗出于个人偏好比较欣赏王怡,是因为他看不出王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把王怡当作“自由民主的圣人”,就象方舟子反对朱学勤批判杨振宁,不是因为方舟子把杨振宁当作“科学的圣人”,而是因为他不觉得朱学勤的批判有什么道理。如果有一天老罗发现王怡主张“中医万岁”,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批判王怡,就象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杨振宁跑出来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方舟子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批判一样。
回到正题,即使“信奉民主自由的人”可以批判,“民主自由”本身可不可以批判呢?“民主自由精神”是不是一种“宗教”呢?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代表老罗说话,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信奉“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人,但是我从不觉得“民主自由”不可以讨论和批评。
“民主自由”太可以讨论和批评了,比如所谓“美式民主是不是最好的民主”、“财产的不公平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主的政策产出?”“民主的出现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在人与人公益心、关心政治程度、理性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一人一票是不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这些对于我来说不但可以讨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讨论。西方政治思想的“鼻祖”柏拉图就是个“反民主派”,到今天民主国家的教室里,不还在组织学生虚心学习柏拉图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一个问题有反思的能力,并不等于对它必须永远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我信奉“民主自由”的价值和制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由民主”完美无缺,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宗教”,而是因为我觉得它远远好于“专制”、是所有“坏制度”中最好的一种而已。
3.推动民主自由的“言论”是不是“实事”?
“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领袖,绝大多数都一副鸟样,基本上仅仅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而且形式华丽而已,内容漏洞百出。”
首先,“自由民主派”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论的华丽上”,据我所说,有很多“自由民主派”也在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为“公民维权”作出行动上的努力,为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也好,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救援被囚禁的维权者也好,组织弱者发出抗议的声音也好,就具体的政策提出改革方案也好……当然,对这些努力,在“反自由民主派”眼里,很可能只是“国外反华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而已。你做什么就是“黑手”,你不做什么就是“虚伪”,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其次,即使绝大多数“自由民主派”仅仅是在对专制进行“言论”上的批判,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老人,旁边有围观者谴责这个流氓,你就气势汹汹地跑上来说:“你怎么不去跟这个流氓拼了?!虚伪!”一个连谴责的声音都不发出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做勇气上的圣人呢?旁观者也许没有通过“武力”制止流氓,但至少通过舆论让他感到一点羞耻、一点心虚,从而让他下次耍流氓的时候有一点犹疑,这难道不是“实事”?如果只有“跟流氓拼了”才是“实事”,那么方舟子最推崇的鲁迅当年写的那么多反抗专制的文章算什么呢?“形式华丽的言论”而已?
方、罗之争基本已经平息,我不想做什么评论,但是看不惯有人因此跳出来批斗“民主自由派”,挑拨德先生与赛先生,故此一文。
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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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07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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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07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25个箱子
包都打好了,一共25个箱子。
整整齐齐地码在客厅里,等着星期六搬运公司来办托运。他们说要给我一个5.6立方米的集装箱,收我XXXX多钱,被我严厉驳斥了。我说,我那点东西,占地还不到4立方米。
不到4立方米的25个箱子,装着来不及读的书、舍不得扔掉的鞋子、听过一半的CD、还没吃完的干辣椒……整整齐齐蹲在客厅里,雄纠纠气昂昂地展示着一个人死皮赖脸地活了下来并将继续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英雄儿女多奇志,战天斗地慨而慷。
可是,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啊。好多不怎么穿的我以为我以后会穿但是其实根本不会穿的衣服,好多不怎么读的我以为我以后会读但是其实根本不会读的书……如果你正视自己拥有多少“不必要”的废物,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总是会变得官僚主义。
那些你从来不读的书,“真理部”,那些你从来不穿的鞋子,“和平部”,那个从路边摊买来的“非洲式的汤勺”,统战部,那辆骑了一个月就歇菜了的自行车,电信局。
80%都可以被称为“劳什子”。占地还不说,从箱子里放出来之后,就会十面埋伏,摆阵型,设圈套,把你的时间一口一口吃掉,然后――“啐”地一口――吐掉。
但是也许不必自责,也许“不怎么__我以为我以后会__但是其实根本不会__”本来就是生活的公式。
下定决心学习小昭,书看完一本,才再买一本新的,衣服扔掉一件,再买一件新的,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黄仁宇不是说明朝完蛋就是因为缺乏数字化管理吗,我可不能象明朝那样稀里糊涂地玩完。
精兵简政倒在其次,关键是东西一多,好的就淹没在坏的里面,不能出头,就象三宫六院把美女全给淹没了一样。每次搬家收东西,总会感慨:呀,我还有这件衣服,怎么好久没穿了呢?出于对物质、对生产这些物质的工人农民的尊重,我也要改造自己的占有欲。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电影March of Penguins,就说企鹅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一个“繁殖”。你可以说它表现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但是一个无意义“伟大而顽强”地繁殖出更多的无意义,这事还真不能让我肃然起敬。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企鹅一圈一圈地换位子保护肚皮底下那个蛋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它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
这样居高临下地看待企鹅,令我深感不安,可是这骄傲不是全无道理。我们人类,离“无意义”毕竟有一段距离。至少,我坐在客厅的慈爱地打量着我的家当,宽慰地想,隔着整整25个箱子。
整整齐齐地码在客厅里,等着星期六搬运公司来办托运。他们说要给我一个5.6立方米的集装箱,收我XXXX多钱,被我严厉驳斥了。我说,我那点东西,占地还不到4立方米。
不到4立方米的25个箱子,装着来不及读的书、舍不得扔掉的鞋子、听过一半的CD、还没吃完的干辣椒……整整齐齐蹲在客厅里,雄纠纠气昂昂地展示着一个人死皮赖脸地活了下来并将继续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英雄儿女多奇志,战天斗地慨而慷。
可是,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啊。好多不怎么穿的我以为我以后会穿但是其实根本不会穿的衣服,好多不怎么读的我以为我以后会读但是其实根本不会读的书……如果你正视自己拥有多少“不必要”的废物,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总是会变得官僚主义。
那些你从来不读的书,“真理部”,那些你从来不穿的鞋子,“和平部”,那个从路边摊买来的“非洲式的汤勺”,统战部,那辆骑了一个月就歇菜了的自行车,电信局。
80%都可以被称为“劳什子”。占地还不说,从箱子里放出来之后,就会十面埋伏,摆阵型,设圈套,把你的时间一口一口吃掉,然后――“啐”地一口――吐掉。
但是也许不必自责,也许“不怎么__我以为我以后会__但是其实根本不会__”本来就是生活的公式。
下定决心学习小昭,书看完一本,才再买一本新的,衣服扔掉一件,再买一件新的,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黄仁宇不是说明朝完蛋就是因为缺乏数字化管理吗,我可不能象明朝那样稀里糊涂地玩完。
精兵简政倒在其次,关键是东西一多,好的就淹没在坏的里面,不能出头,就象三宫六院把美女全给淹没了一样。每次搬家收东西,总会感慨:呀,我还有这件衣服,怎么好久没穿了呢?出于对物质、对生产这些物质的工人农民的尊重,我也要改造自己的占有欲。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电影March of Penguins,就说企鹅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一个“繁殖”。你可以说它表现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但是一个无意义“伟大而顽强”地繁殖出更多的无意义,这事还真不能让我肃然起敬。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企鹅一圈一圈地换位子保护肚皮底下那个蛋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它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
这样居高临下地看待企鹅,令我深感不安,可是这骄傲不是全无道理。我们人类,离“无意义”毕竟有一段距离。至少,我坐在客厅的慈爱地打量着我的家当,宽慰地想,隔着整整25个箱子。
2007年5月28日星期一
大智慧
还有什么比一个初夏的、周末的、阳光无边无际的下午靠在沙发上发呆更令人伤感的呢?
何况是刚刚送走老妈和小姨的下午。何况沙发的另一头摆满了这几周游玩的各种票据。联合国、帝国大厦、从波士顿回来的火车票……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扔掉,舍不得。留着,有什么用呢?
人类所有的感情里面,最不理性的,大约就是“舍不得”。好像不需要热爱,不需要心意相投,仅仅是习惯,仅仅是时间。
以前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不跟他早已感情淡漠的远方女友分手,他笨嘴拙舌,不知怎么说,嗫嚅半天,说:还是……舍不得。
机场回来的路上还跟蚊米抱怨老妈的种种不是,难哄,去哪都没兴趣,不去哪又埋怨美国没劲,几里呱啦说了一路。回到家,站在房间,看见空空的桌面,想着上面本来摆着她的什么和什么,空出来的衣橱,想着里面本来挂着她的什么和什么,过道里本来有她的脚步声,厨房里本来有她的炒菜声,客厅里本来有我们的吵架声,现在,都安静了下来。
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淌。
还是……舍不得。
也不完全是伤离别。还有挫败感。以往在中国的时候,两人的关系虽然有问题,但它被更多更复杂更错乱更有问题的关系跟遮蔽、掩盖,所以不觉得。在这里,这关系单线条地暴露出来,清晰突兀,孤零零,如同一条丑陋的伤疤。让自己的无能如此正面、清晰、全方位地暴露在自己的眼前,让人挫败。又因为是在美国,她除了我无依无靠,哪怕是平等的拌嘴,却觉得是自己欺负她,更觉恼羞。
还有惊恐。她在这些天,生活满满当当,有组织有纪律,早起早睡,一日三餐,游玩,逛街,聊天,洗衣做法拖地, ……就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笼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她这一走,生活的属性再次暴露:稀薄、空洞、陌生、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却感觉是一只野兽走在荒原里。
站在空空的房间里哭的时候,就是那种重新被吸入一个黑洞的惊恐。
窗外各种车辆的声响延绵不绝。轰隆隆、兹啦拉、哗哗哗、呜呜呜,各式各样,让初夏更象初夏,让无边无际的阳光更显得无边无际,让荒原更象荒原。
老妈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下载了一个叫“大智慧”的软件,及时更新国内股市动态。刚才打开电脑,发现这个软件还打开在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曲线,热热闹闹地堆在那里。我想起她当时让我下载时说:一定要先起一个文件名,再下载它!你起文件名了吗?不起文件名就下载不了……先下载再起文件名?不是不是!我下过,我知道!……
她总是那样自信,就算不知所云时。我不知道是我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隔岸观火,还是她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满满当当,对着屏幕发了两分钟呆,几乎是依靠某种决心,我关掉了“大智慧”。屏幕上蹦出一个窗口问“您真要推出大智慧”,我点了“确定”。
何况是刚刚送走老妈和小姨的下午。何况沙发的另一头摆满了这几周游玩的各种票据。联合国、帝国大厦、从波士顿回来的火车票……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扔掉,舍不得。留着,有什么用呢?
人类所有的感情里面,最不理性的,大约就是“舍不得”。好像不需要热爱,不需要心意相投,仅仅是习惯,仅仅是时间。
以前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不跟他早已感情淡漠的远方女友分手,他笨嘴拙舌,不知怎么说,嗫嚅半天,说:还是……舍不得。
机场回来的路上还跟蚊米抱怨老妈的种种不是,难哄,去哪都没兴趣,不去哪又埋怨美国没劲,几里呱啦说了一路。回到家,站在房间,看见空空的桌面,想着上面本来摆着她的什么和什么,空出来的衣橱,想着里面本来挂着她的什么和什么,过道里本来有她的脚步声,厨房里本来有她的炒菜声,客厅里本来有我们的吵架声,现在,都安静了下来。
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淌。
还是……舍不得。
也不完全是伤离别。还有挫败感。以往在中国的时候,两人的关系虽然有问题,但它被更多更复杂更错乱更有问题的关系跟遮蔽、掩盖,所以不觉得。在这里,这关系单线条地暴露出来,清晰突兀,孤零零,如同一条丑陋的伤疤。让自己的无能如此正面、清晰、全方位地暴露在自己的眼前,让人挫败。又因为是在美国,她除了我无依无靠,哪怕是平等的拌嘴,却觉得是自己欺负她,更觉恼羞。
还有惊恐。她在这些天,生活满满当当,有组织有纪律,早起早睡,一日三餐,游玩,逛街,聊天,洗衣做法拖地, ……就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笼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她这一走,生活的属性再次暴露:稀薄、空洞、陌生、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却感觉是一只野兽走在荒原里。
站在空空的房间里哭的时候,就是那种重新被吸入一个黑洞的惊恐。
窗外各种车辆的声响延绵不绝。轰隆隆、兹啦拉、哗哗哗、呜呜呜,各式各样,让初夏更象初夏,让无边无际的阳光更显得无边无际,让荒原更象荒原。
老妈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下载了一个叫“大智慧”的软件,及时更新国内股市动态。刚才打开电脑,发现这个软件还打开在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曲线,热热闹闹地堆在那里。我想起她当时让我下载时说:一定要先起一个文件名,再下载它!你起文件名了吗?不起文件名就下载不了……先下载再起文件名?不是不是!我下过,我知道!……
她总是那样自信,就算不知所云时。我不知道是我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隔岸观火,还是她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满满当当,对着屏幕发了两分钟呆,几乎是依靠某种决心,我关掉了“大智慧”。屏幕上蹦出一个窗口问“您真要推出大智慧”,我点了“确定”。
2007年5月16日星期三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众所周知,自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长长的“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2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解雇了8名联邦律师(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检察官)。这些律师在震惊愤慨之余,将这事捅到了媒体。从2007年1月份开始,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报道这件事,讨论这次解雇是否合理。3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传唤司法部的相关当事人。在媒体和国会越来越气势汹汹的声讨下,司法部策划此次解雇事件的司法部长助理桑普森被迫辞职,同时,要求司法部长冈泽尔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虽然此事仍然在调查当中,但是“律师门”的说法已经遍及媒体了。
大家可能会奇怪,司法部解雇自己的雇员,怎么会成为丑闻呢?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个联邦律师里有89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93个里面替换了89个。布什政府最初两年里,也替换了88个联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这一点,在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已经做出明确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冈泽尔解雇本部的9个律师,怎么会酿成政治风暴呢?
问题在于,很多议员、媒体以及这8个律师本人认为,此次大规模解雇不是因为什么“工作表现”――因为在解雇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工作表现”的评审程序,而是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次解雇是对这些律师的打击报复――报复他们作为检察官起诉民主党员不力,或者起诉共和党成员太卖力。
比如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南加州律师莱姆。05年她曾经积极调查美国近年来最大的腐败案克宁汉姆案,并成功了起诉了共和党议员克宁汉姆。2006年5月,她又将调查之手伸向了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员利维斯。同时,由克宁汉姆案顺藤摸瓜,她又开始调查CIA前高官佛格。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她还在忙于起诉佛格。莱姆在这个关头被解雇,难怪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清洗运动”,与“工作表现”没有关系。当然司法部还是辩称,这个解雇并不是阻止莱姆起诉佛格,因为就在莱姆被解雇之后,司法部还是起诉了佛格。
其他7个联邦律师的解雇,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争议。比如,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律师依格里塞斯表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没有加快调查民主党人的投票舞弊案;内华达的波根,在被解雇前正在调查内华达共和党州长吉本斯;而东阿肯色州联邦律师克明斯的解雇,据说唯一的理由就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洛伍想让他腾出位子,安插他的一个亲信。
鉴于这些争议的存在,双方掐作一团。冈泽尔坚称这次解雇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纯粹基于“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是广义而言的,包括政策优先性的安排等等”,同时强调司法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能本来就是“为总统服务”,具有政党性的特点。而批评者则认为,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应当说,在这场辩论中,冈泽尔节节败退。助手辞职,国会听证,本人被传唤,职位岌岌可危。尤其在他声称他并没有深入参与这件事、但是他的助手在国会听证中否证了这一说法之后,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布什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他,也一再要求他“做出更好的解释”。事实上,布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身难保:他的几个“爱卿”洛伍、玛尔斯等都受到牵连,被国会传唤。
堂堂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靠山,有“麦尔斯对美国”这个判例的前科,有政府大规模更新联邦律师的惯例,竟然不能扳倒几个手下的律师,甚至可能被他们扳倒,可见在美国,即使是部长,权力也非常有限。政党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政见不能超越公益,是这场斗争成为丑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稍微熟悉一点美国宪政史的人就知道,这场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地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年,当罗斯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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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长长的“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2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解雇了8名联邦律师(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检察官)。这些律师在震惊愤慨之余,将这事捅到了媒体。从2007年1月份开始,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报道这件事,讨论这次解雇是否合理。3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传唤司法部的相关当事人。在媒体和国会越来越气势汹汹的声讨下,司法部策划此次解雇事件的司法部长助理桑普森被迫辞职,同时,要求司法部长冈泽尔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虽然此事仍然在调查当中,但是“律师门”的说法已经遍及媒体了。
大家可能会奇怪,司法部解雇自己的雇员,怎么会成为丑闻呢?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个联邦律师里有89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93个里面替换了89个。布什政府最初两年里,也替换了88个联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这一点,在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已经做出明确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冈泽尔解雇本部的9个律师,怎么会酿成政治风暴呢?
问题在于,很多议员、媒体以及这8个律师本人认为,此次大规模解雇不是因为什么“工作表现”――因为在解雇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工作表现”的评审程序,而是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次解雇是对这些律师的打击报复――报复他们作为检察官起诉民主党员不力,或者起诉共和党成员太卖力。
比如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南加州律师莱姆。05年她曾经积极调查美国近年来最大的腐败案克宁汉姆案,并成功了起诉了共和党议员克宁汉姆。2006年5月,她又将调查之手伸向了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员利维斯。同时,由克宁汉姆案顺藤摸瓜,她又开始调查CIA前高官佛格。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她还在忙于起诉佛格。莱姆在这个关头被解雇,难怪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清洗运动”,与“工作表现”没有关系。当然司法部还是辩称,这个解雇并不是阻止莱姆起诉佛格,因为就在莱姆被解雇之后,司法部还是起诉了佛格。
其他7个联邦律师的解雇,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争议。比如,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律师依格里塞斯表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没有加快调查民主党人的投票舞弊案;内华达的波根,在被解雇前正在调查内华达共和党州长吉本斯;而东阿肯色州联邦律师克明斯的解雇,据说唯一的理由就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洛伍想让他腾出位子,安插他的一个亲信。
鉴于这些争议的存在,双方掐作一团。冈泽尔坚称这次解雇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纯粹基于“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是广义而言的,包括政策优先性的安排等等”,同时强调司法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能本来就是“为总统服务”,具有政党性的特点。而批评者则认为,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应当说,在这场辩论中,冈泽尔节节败退。助手辞职,国会听证,本人被传唤,职位岌岌可危。尤其在他声称他并没有深入参与这件事、但是他的助手在国会听证中否证了这一说法之后,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布什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他,也一再要求他“做出更好的解释”。事实上,布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身难保:他的几个“爱卿”洛伍、玛尔斯等都受到牵连,被国会传唤。
堂堂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靠山,有“麦尔斯对美国”这个判例的前科,有政府大规模更新联邦律师的惯例,竟然不能扳倒几个手下的律师,甚至可能被他们扳倒,可见在美国,即使是部长,权力也非常有限。政党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政见不能超越公益,是这场斗争成为丑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稍微熟悉一点美国宪政史的人就知道,这场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地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年,当罗斯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怎样悼念死者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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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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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2007年5月12日星期六
蜜
热烈庆祝恩华同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加入到女博士这个弱势群体当中来。有了恩华的优雅、贤惠和无数双漂亮鞋子,我们女博士的“去污名化”运动是多么的如虎添翼!
―――――――――――――――
在我过去几年的哥大生活中,恩华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人。亲密度甚至超过蚊米,蚊米跟我还是时好时坏阴晴圆缺,恩华跟我,用一个我一直不知道啥意思的成语来说,那是“meng不离jiao,jiao不离meng”。
我们闺蜜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我们早已说好:千万不能让对方给自己写回忆录,因为我们了解对方如此之多的“黑幕”,以至于这回忆录肯定会写成一本丑闻录。
毫无疑问,恩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这事不用证明。这事还用证明吗?她能持之以恒地忍受我的霸道,说明她非常吃苦耐劳。她能吃我各种“实验主义”风格的饭菜,说明她非常宽容。她能欣赏我的思想,说明她非常智慧。她能在我每次还她钱的时候都说“不用了”,说明她非常大方。她能在我冲动地准备买下第29条裙子时按住我那只伸向钱包的手,说明她非常刚正不阿。
还是让记忆的镜头捕捉我们伟大友谊的片断吧:
镜头一:“喂,你陪我去跟那谁谁谁吃饭吧!”“我今天晚上有事,就不去了吧……”“不行啊,我真的很讨厌他,你不去,我一人承受不来……”
镜头二:春暖花开,河边公园,但见我俩一个前扑后仰、左挪右腾地在那摆芙蓉造型,另一个拿着相机大喊:眼神迷茫一点,再迷茫一点,侧过去,侧过去,你左脸34.5度最好看了……
镜头三:由于我要分用恩华的study cubicle――“这是学校的钥匙,不能复制啊!上面写着呢。”“没事,咱们伪造校方同意书就行了。”“对,他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哗哗哗,伪造完毕。“电话留什么号呢?”“留我的就行。”“好吧……可是,万一人家当场打,你的手机当场响起来了呢?”
镜头四:“革命爆发了?”“爆发了。”“革命成功了?”“就那样吧。”“武器装备还先进?”“……妈的,太小了,我都感觉不到它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的!”——摘自关于一次sexual experience的对话。
镜头五:两人结伴去西班牙玩。恩华订的飞机票,大约800欧元,我出的零用钱,大约1000欧元,其中,我分了一半,也就是500左右给她。最后回来结帐,恩华花了一个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计算帐目,最后,她大汗淋漓地交给我一个结果:她,花了800+500=1300,我花了500,所以,我欠她1300-500再除以2也就是350块钱。我非常愉快地说:好吧,我回头还你350啊。瞧,这俩女博士的数学,太有才了!
镜头六:“以后我们真的要好好做学问,发文章,你看看那谁谁谁,小学校、小教授,开个会都没人理,人家牛校一个秘书都欺负她……”“是,不能再象现在这样贪玩了。”“没错,实力才是硬道理……哎,下午去逛街吧?”“走!”
镜头七:在恩华家那个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我们一起做饭,边做饭边八卦,由于生活贫乏,八料很少,只好反反复复八以前八过的东西,基本上到了她说上半句我能说出下半句的地步。“他那人,特烦人,特别imposing……”“对了,那天我查了一下,imposing好像不是强人所难的意思,而是‘壮丽的’意思。”“靠,用错这么多年了,反正吧,他那人,特烦人,特别……算了,都错这么多年了……特别imposing……”
镜头八:“啊?你又跟他和好了?他对你那样,你还跟他和好,真是I服了U。”“哎,我就是没出息……”“没事,我跟那谁也和好了,咱俩谁也别嫌弃谁了……”
镜头九:哥大的游泳池里,两个中国三好学生,对减肥抱着百折不挠的决心,跳进了游泳池里,一前一后,在粼粼波光中使用非常标准的蛙泳姿势,优美地前进……尤其优美的是恩华,动作如此标准,看上去简直像个德国三好学生……游完泳,这两个三好学生就会去商学院的cafe喝珍珠奶茶,然后去图书馆,非常三好学生地学习,那间图书室里,所有的人都被她们给起了外号:绿绿、花花、恨恨……绿绿是个德国帅哥,花花是美女,她男朋友是数学系的,恨恨老不让人说话,一句都不行,幸亏她长得丑。
…………
镜头十:2046年,在剑桥,秋日的黄昏,一个70岁的退休老太太,孤身一人,拎着一堆grocery,非常艰难地穿行在飘满了落叶的马路上,拿出冰冷的钥匙,打开冰冷的房门,走进冰冷的厨房,拿冰冷的刀,切冰冷的菜,那时候她抬头,看着阴云密布的英格兰的天空,心想:如果有恩华在,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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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过去几年的哥大生活中,恩华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人。亲密度甚至超过蚊米,蚊米跟我还是时好时坏阴晴圆缺,恩华跟我,用一个我一直不知道啥意思的成语来说,那是“meng不离jiao,jiao不离meng”。
我们闺蜜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我们早已说好:千万不能让对方给自己写回忆录,因为我们了解对方如此之多的“黑幕”,以至于这回忆录肯定会写成一本丑闻录。
毫无疑问,恩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这事不用证明。这事还用证明吗?她能持之以恒地忍受我的霸道,说明她非常吃苦耐劳。她能吃我各种“实验主义”风格的饭菜,说明她非常宽容。她能欣赏我的思想,说明她非常智慧。她能在我每次还她钱的时候都说“不用了”,说明她非常大方。她能在我冲动地准备买下第29条裙子时按住我那只伸向钱包的手,说明她非常刚正不阿。
还是让记忆的镜头捕捉我们伟大友谊的片断吧:
镜头一:“喂,你陪我去跟那谁谁谁吃饭吧!”“我今天晚上有事,就不去了吧……”“不行啊,我真的很讨厌他,你不去,我一人承受不来……”
镜头二:春暖花开,河边公园,但见我俩一个前扑后仰、左挪右腾地在那摆芙蓉造型,另一个拿着相机大喊:眼神迷茫一点,再迷茫一点,侧过去,侧过去,你左脸34.5度最好看了……
镜头三:由于我要分用恩华的study cubicle――“这是学校的钥匙,不能复制啊!上面写着呢。”“没事,咱们伪造校方同意书就行了。”“对,他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哗哗哗,伪造完毕。“电话留什么号呢?”“留我的就行。”“好吧……可是,万一人家当场打,你的手机当场响起来了呢?”
镜头四:“革命爆发了?”“爆发了。”“革命成功了?”“就那样吧。”“武器装备还先进?”“……妈的,太小了,我都感觉不到它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的!”——摘自关于一次sexual experience的对话。
镜头五:两人结伴去西班牙玩。恩华订的飞机票,大约800欧元,我出的零用钱,大约1000欧元,其中,我分了一半,也就是500左右给她。最后回来结帐,恩华花了一个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计算帐目,最后,她大汗淋漓地交给我一个结果:她,花了800+500=1300,我花了500,所以,我欠她1300-500再除以2也就是350块钱。我非常愉快地说:好吧,我回头还你350啊。瞧,这俩女博士的数学,太有才了!
镜头六:“以后我们真的要好好做学问,发文章,你看看那谁谁谁,小学校、小教授,开个会都没人理,人家牛校一个秘书都欺负她……”“是,不能再象现在这样贪玩了。”“没错,实力才是硬道理……哎,下午去逛街吧?”“走!”
镜头七:在恩华家那个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我们一起做饭,边做饭边八卦,由于生活贫乏,八料很少,只好反反复复八以前八过的东西,基本上到了她说上半句我能说出下半句的地步。“他那人,特烦人,特别imposing……”“对了,那天我查了一下,imposing好像不是强人所难的意思,而是‘壮丽的’意思。”“靠,用错这么多年了,反正吧,他那人,特烦人,特别……算了,都错这么多年了……特别imposing……”
镜头八:“啊?你又跟他和好了?他对你那样,你还跟他和好,真是I服了U。”“哎,我就是没出息……”“没事,我跟那谁也和好了,咱俩谁也别嫌弃谁了……”
镜头九:哥大的游泳池里,两个中国三好学生,对减肥抱着百折不挠的决心,跳进了游泳池里,一前一后,在粼粼波光中使用非常标准的蛙泳姿势,优美地前进……尤其优美的是恩华,动作如此标准,看上去简直像个德国三好学生……游完泳,这两个三好学生就会去商学院的cafe喝珍珠奶茶,然后去图书馆,非常三好学生地学习,那间图书室里,所有的人都被她们给起了外号:绿绿、花花、恨恨……绿绿是个德国帅哥,花花是美女,她男朋友是数学系的,恨恨老不让人说话,一句都不行,幸亏她长得丑。
…………
镜头十:2046年,在剑桥,秋日的黄昏,一个70岁的退休老太太,孤身一人,拎着一堆grocery,非常艰难地穿行在飘满了落叶的马路上,拿出冰冷的钥匙,打开冰冷的房门,走进冰冷的厨房,拿冰冷的刀,切冰冷的菜,那时候她抬头,看着阴云密布的英格兰的天空,心想:如果有恩华在,多好啊。
2007年5月11日星期五
2007年5月10日星期四
体力活
这几天一直帮蚊米搬家来着。
由于蚊米的工作属于早出晚归型,我不得不承担了几乎所有收拾新家、打扫卫生甚至组装家具的工作。
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面对几十块板,几百号各式各样的钉子,一件件家具,愣是在我的巧手下,扭着柔软的腰肢,神奇地站了起来(恩华对此亦有贡献)。我妈说得多好啊,她说:谁要是娶了我们家鱼儿,那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幸福了。
人们单知道我忧国忧民,单知道我风花雪月,不知道我还特热爱收拾家、做花样百出的饭。
我琢磨着我要是生活在农业社会,肯定是个虎背熊腰的劳动妇女,孩子生一串,睡觉打胡噜,碰上个灾荒之年的话,愣是靠着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保证全家一个都饿不死。
当然,这也未必是优点。据说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老公――我打不开这个酱油瓶,你帮我打一下嘛!”
不过,谁又在乎一个从能打开酱油瓶盖中获得成就感的男人的看法。
连干几天体力活后,突然觉得体力劳动好处真多。减肥就不说了,关键是不用追问意义。体力劳动的本质,就是造成一些事物的物理或者生化变化。什么叫意义?这变化就是意义。大到种粮食造房子,小到做饭洗碗,无不如此。相比之下,写论文写小说写博客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有吧,但好像总得费点口舌才能说清,说清了也总有点狡辩的苍白在里面。
难怪农民、工人不管穷不穷吧,总是活得理直气壮,“咱老百姓”这、“咱老百姓”那的,人家愣是把一颗种子变成结结实实一根玉米,一堆砖头搭成高高大大一座房子了,这事不容置疑,哪象建构一种观念,你辛辛苦苦把它给码起来,人家一脚就可以踹翻,完了还骂你“美帝走狗”云云。
谁也不能指着一栋房子说这不是房子,但是谁都可以指着一个思想家说这人根本就不是个思想家。
当然纯“泰勒式”的体力活估计也没什么劲,还得是有点“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体力活,比如搭积木一样组装家具,比如选择窗帘竿和窗帘布并成功地把它们给安装上去,比如不断挪动家具找到最佳的位置组合……忘了谁跟我说的了,说最让人幸福的工作,就是有点挑战性,但经过一番努力总能实现目标的那种。太容易或者太难的工作,都会让人郁闷。
这不就是打电子游戏吗?
不过,收拾一个新家,还真有点象打电子游戏。卧室算一关,厨房算一关,客厅算一关……反正乒乒乓乓,一关接一关,打得人两眼放光。半夜两点坐在地板上研究一个家具的图纸,狂走30个街区就为了买到一只我想要的那种汤盆,啥叫passion,这就叫passion。这决心,我写论文或者读论文的时候何曾有过。
我跟恩华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做个室内设计师什么的。
难,但不太难。累,但不太累。幸福的秘诀,说到底,不过在于对自由的逃避。
由于蚊米的工作属于早出晚归型,我不得不承担了几乎所有收拾新家、打扫卫生甚至组装家具的工作。
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面对几十块板,几百号各式各样的钉子,一件件家具,愣是在我的巧手下,扭着柔软的腰肢,神奇地站了起来(恩华对此亦有贡献)。我妈说得多好啊,她说:谁要是娶了我们家鱼儿,那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幸福了。
人们单知道我忧国忧民,单知道我风花雪月,不知道我还特热爱收拾家、做花样百出的饭。
我琢磨着我要是生活在农业社会,肯定是个虎背熊腰的劳动妇女,孩子生一串,睡觉打胡噜,碰上个灾荒之年的话,愣是靠着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保证全家一个都饿不死。
当然,这也未必是优点。据说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老公――我打不开这个酱油瓶,你帮我打一下嘛!”
不过,谁又在乎一个从能打开酱油瓶盖中获得成就感的男人的看法。
连干几天体力活后,突然觉得体力劳动好处真多。减肥就不说了,关键是不用追问意义。体力劳动的本质,就是造成一些事物的物理或者生化变化。什么叫意义?这变化就是意义。大到种粮食造房子,小到做饭洗碗,无不如此。相比之下,写论文写小说写博客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有吧,但好像总得费点口舌才能说清,说清了也总有点狡辩的苍白在里面。
难怪农民、工人不管穷不穷吧,总是活得理直气壮,“咱老百姓”这、“咱老百姓”那的,人家愣是把一颗种子变成结结实实一根玉米,一堆砖头搭成高高大大一座房子了,这事不容置疑,哪象建构一种观念,你辛辛苦苦把它给码起来,人家一脚就可以踹翻,完了还骂你“美帝走狗”云云。
谁也不能指着一栋房子说这不是房子,但是谁都可以指着一个思想家说这人根本就不是个思想家。
当然纯“泰勒式”的体力活估计也没什么劲,还得是有点“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体力活,比如搭积木一样组装家具,比如选择窗帘竿和窗帘布并成功地把它们给安装上去,比如不断挪动家具找到最佳的位置组合……忘了谁跟我说的了,说最让人幸福的工作,就是有点挑战性,但经过一番努力总能实现目标的那种。太容易或者太难的工作,都会让人郁闷。
这不就是打电子游戏吗?
不过,收拾一个新家,还真有点象打电子游戏。卧室算一关,厨房算一关,客厅算一关……反正乒乒乓乓,一关接一关,打得人两眼放光。半夜两点坐在地板上研究一个家具的图纸,狂走30个街区就为了买到一只我想要的那种汤盆,啥叫passion,这就叫passion。这决心,我写论文或者读论文的时候何曾有过。
我跟恩华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做个室内设计师什么的。
难,但不太难。累,但不太累。幸福的秘诀,说到底,不过在于对自由的逃避。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他人眼中的刺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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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 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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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 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
小澄清
我发现很多网友都以为我已经在英国剑桥了,纷纷要求我跟我去剑河边谈心、送我英国帅哥、跟我合作去抢伦敦银行什么的,澄清一下啊,我现在还在米国,9月才去剑桥。
回音:
还在米国……还在米国……还在米国……
9月才去……9月才去……9月才去……
----------象四一一样忧郁的分割线---------
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
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金正日呢?
悲哀啊。
我只好又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回音:
还在米国……还在米国……还在米国……
9月才去……9月才去……9月才去……
----------象四一一样忧郁的分割线---------
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
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金正日呢?
悲哀啊。
我只好又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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