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异乡的乡愁

我承认，到最后，其实我已经很想念纽约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念的是什么，洁净明朗的空气？可以静下心来工作的状态？fossil蚊米闹同学这些朋友？纽约生机勃勃的街景？……还是，其实，我只是想一个人呆着而已。

我真是犯贱啊。一个人的时候，看到老头子下棋都恨不得跑过去凑热闹，可真热闹起来的时候，觉得人悬着，想要沉下去，沉到纯粹自言自语的地方，才算是脚跟着地。

或者我哪里都不想念，只是想要逃离。

甚至想着要卖掉我的电视，拔掉我家的网线，跟世界保持最少的接触，就读一读诗歌、历史什么的。

中国是多么狠的一记重拳啊，打得我眼冒金星之后，只想坐在地上喘气。

那天我跟小昭互相打听，“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出生在哪里”，我说美国，她说北欧，然后我又补充道，“可是你不可能假装你不是自己去进行选择的。我只能是我，那个只能是我的我，还是会选择中国。”

在JFK回哥大的路上，我心想，要有片湖就好了，结果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湖。

要下一场雨就好了，我得寸进尺地想，结果睡一觉起来，发现窗外的地都湿了。

我想纽约还是挺疼我的。

上飞机前，我爸给我电话，突然跟我说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话，让我要“爱国”、不要参加“反华”的活动，说话写文章要注意云云……我当然没有参加什么“反华”的活动，不过写文章好像是有点“出格”的地方，是不是我爸听说或者读到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只是恩恩啊啊着，想着大洋此岸也好，彼岸也好，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我党，我国、我爸，我妈，仿佛汇集成一只粘乎乎、暖烘烘的手，握着我，温柔地腐蚀我。虽然是温柔地，但是是在腐蚀。我看到自己在这只手里，变成软绵绵的一滩泥，再变成一堆水，从它的指缝间流走。

我宁可没有故乡。故乡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个负担。

飞机上的电影，大多非常难看。有一部里面两个女主角，一个叫王小路，一个叫王小晴。这个电影烂到让我恨不得跳起来砸了电影屏幕的地步。“甲方乙方”还行，至少开头不错，后面，就像个春晚小品了。艺术家多可怜啊，前有政府，后有市场，为了票房，只能糟蹋自己。这个，倒是世界各国，大家彼此彼此。

刚才睡了一觉，还没有睡够。

我的房间在四楼，刚好看到窗外槐树的树冠。一个多月前走的时候，它们还是吞吞吐吐地绿着，现在，彻底撒开了，唧唧喳喳地，填了一窗户。这点“春色”，喜气洋洋，几乎可以抵消“中国”、“美国”这样庞大的概念给我带来的折磨和忧伤。我想我最想念纽约的，其实也就是这个窗口了。我能想念而不显得自作多情的，也只是这个窗口了。

求婚

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求婚。两个人看顺眼了，然后在某天晚上，一家吃三鲜面的铺子里，男的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小不点们。

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在洋鬼子的求婚仪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当然就是钻戒了。这个钻戒，要求是真的钻石戒指，最好是tiffany牌的。据说它的价格，得是这个男人月工资的三倍。其实几个月的工资事小，重要的得让那个男人心疼。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象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钻戒代表我的心……”

光有钻戒还是不够的，还得浪漫。吃三鲜面时候，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钻戒，说：“老板，胡椒在哪儿？！……对了，小玉，嫁给我吧，这块金刚石，你拿着，三个月的工资呢！”这可不行。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帐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的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

为了满足广大女孩的浪漫需求，男人为了求婚的时机和场合绞尽脑汁。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在金门大桥上，男的给女的单膝跪下求婚。这样的“公开场合求婚法”，好处当然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就我的那对朋友来说，据说当时桥底下人们一看见有人单膝跪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立刻都停下来起哄鼓掌。坏处，当然就是这样的求婚，看上去有点象绑架。善良的女生们，多半不忍心当着众人的面，让男人下不了台。于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好吧好吧，你起来再说吧。结果这一再说，等了几十年，就没下文了。这一点，讲Johnny Cash的电影Walk the Line里面，有生动的演示，更别说我那位在金门大桥上的朋友了。不答应？不答应把你从桥上扔下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绑架了。

更多的人，在求婚场合问题上，选择温馨地“私了”。比如，吃甜点吃着吃着，突然吃出了一颗钻戒。又比如两人爬山爬到山顶，极目四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男人掏腰包，于是男人突然掏出一颗钻戒，深情的说“小玉，嫁给我吧……”。这种“温馨私了”的求婚方式，好处当然是给女生压力较小，她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拿起钻戒就飞速逃离现场，反正不一定非要说 “yes”了。坏处就是不够耸人听闻，效果不够震撼，有可能若干年后，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嫁给孩子他爸的。

要说我自己。我虽然已年过30，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枚钻戒说“嫁给我吧”。我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得三鲜面铺子都关门了。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从小对求婚场景的幻想里面，从来就没有钻戒这种东西。就一个帅哥，和我。我们都才华横溢桀骜不逊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彼此爱之入骨，又由于我们都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惟我独尊，所以我们又对彼此恨之入骨。由于这种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悖论，我们今天爱得脑肝涂地，明天又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争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对这个幻想是如此钟情，以至于都忘了在其中插入一个他掏出一颗三克拉大戒指的情节，可见女人一激动，就变得愚蠢。后来，我想，愚蠢也好，聪明也好，反正不过是幻想。如今我30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我，和一家三鲜面馆子。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我妈

我妈精力极其旺盛。仅仅当我妈太可惜了，她应该去当总理。

我在这个屋看书，她在客厅大声唱歌。唱的全是新歌，“感恩的心”，“解脱”。她一个人，下午，在客厅里，声情并茂地唱歌。

过了一会儿，她跑过来，勒令我下网，让我去踢毽子。说是怕我刚做手术的眼睛受不了电脑，但是我知道她真实的目的，是篡夺我的电脑，因为她也想玩游戏。

毽子是她买的。她没事的时候就在家踢毽子。我现在每天下午踢一会儿毽子。虽然每次只踢十来分钟，我进步却很快。三天前只能一次踢1、2个，现在可以连着踢10个。我妈更厉害，她可以左脚右脚换着踢。可是今天下午，我只踢了十个，毽子啪地散了。

我报告了我妈。我妈急了，这可怎么办？你的脚太厉害了！

那能怎么办？我心里窃喜，还惦记着我没打完的游戏呢。于是回到电脑边打游戏。打着打着，眼睛的余光扫见我妈，站在桌前咔咔咔地剪东西。我说你在干嘛？她说我在做毽子。

我抬头一看，伊正把一张白纸剪成须须，背着光，非常认真，嘴里一直嘟囔，太硬了，这种纸太硬了…… 过了一会儿，她愣是做成了一个毽子。我踢了踢，还行。不如买得好，但还是能踢起来。我回到到客厅踢毽子，踢得气喘吁吁。过了一会儿，我妈过来了。“让我踢会儿”，她眼巴巴地说。

我让给她。她拿起毽子一看，已经破了！又被你踢破了！不行不行，这种纸不行！她勉强踢了两下，恋恋不舍地把毽子扔到了垃圾桶里。

没有了运动项目，她就在屋里踱来踱去，并挥舞着两只高举的手。我问她在干嘛，她说，这也是一种运动，人老了，身体往下坠，所以要经常举举手，把身体往上提，我有时候走在路上，快步走，就举起胳膊挥舞。我说，那路上的人没准觉得你神经病呢。她不屑地笑道：神经病？人家跟我学还来不及呢！

晚上，我妈做了酸菜鱼给我吃，她边吃边说，做得真好吃，我做的东西，真好吃。

确实挺好吃的倒是。

饭后，我们出门散步。在院子里，她又开始边走边挥舞胳膊。我反正也见怪不怪了。

报纸上说了，她说，人老了，最多会缩十几厘米，所以一定要提升，运动，保持挺拔的姿态。她还说，以前老家里的旧家具，要扔掉，你爸不肯，你爸这个人，就是舍不得扔东西，那种送给别人别人都不会要的东西，我都不知道他留着干嘛！你爸那个人！她又说，现在瓜瓜新词可多了，你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奶奶，你把你的意思总结一下吧！总结！连“总结”都会说了！后来，她说累了。这个54岁的新新人类，终于放下胳膊，叹了一口气，坚定地说，明天，一定要去买一个新毽子。

怕

1。我。

哈佛一不留神竟然给了我postdoc offer。虽然我为明年的饭碗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欢欣鼓舞，但对哈佛本身，我并没有什么迷信，觉得它的光环，不过就是平庸当中最辉煌的一种而已。

但是我家里人就不一样了。在确认我所说的“哈佛”的确就是传说中的“哈佛”之后，他们普遍迸发出一股范进中举般的巨大热情。我爸跑到书店买了一堆关于哈佛的书籍和DVD，以至于他现在连哈佛那个著名铜像上有几个语法错误都已经知道了。我妈则热切向她所有认识的人发布这个消息，就是饭店的服务员小姐，在人家把我们送往电梯的路上，她都要迫不及待地告诉人家，她的女儿要去哈佛了。我一个堂哥，甚至发来了“贺电”，“贺电”里恭喜我成为了哈佛的“博导”。而我的四叔叔，从江西老家打电话过来，虽经我百般劝阻，却不能动摇他要在县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表示祝贺的决心。

闹同学说得对，中国人只知道两个国外的大学：哈佛与非哈佛。当年我上哥大的时候，虽然好歹也是一个Ivy League，但是谁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虽然我爸在做了适度的调研之后，认定哥大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他在亲朋好友之中炒作“常青腾”这个概念的努力非常失败，直到N年前，我的小姨父还是非常担忧地询问我：哥伦比亚大学是在哥伦比亚吗？

家里人的热情虽然是一片好意，我却开始忧心忡忡。原因是，虽然哈佛给我这个offer，但这个offer的前提是我必须在秋季之前成功答辩论文。现在，我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能够把论文改得让我的两个导师点头称是。我的两个导师中，导师B一直对我的论文比较肯定，但是导师A一直有种种非议。以我一直比较忧心忡忡的个性，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导师A有可能不让我通过论文。然后我就去不了哈佛。然后我就成了全世界的人的笑柄。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在我四叔叔、堂哥、饭店服务员小姐面前抬不起头来。

2。我爸

我爸总是在劝我，毕业以后要回国。他特别怕我在美国找个老外，然后就不回来了。

昨天我爸我妈我坐在一起聊天，我爸说，以后你哥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北京的，你又不回来，我们老两口啊，要空巢了。

去去去，什么空巢，我妈反对道，现在的孩子，还指望得上吗？我都想好了，以后等我们老得不行了，就住敬老院去，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有各种活动的，孩子们是指望不上的！

我爸不说话了。

晚上，我爸溜达到我房间，转悠了一圈，突然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找老外啊！你看那些涉外婚姻，有一个幸福的吗？你看那个韦唯，三个孩子都出来了，还不是要离婚？你听见没有？你可不要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啊！

3。瓜瓜

果果还不到三岁，但是他妈妈为了锻炼他，愣是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

于是他在幼儿园里号啕大哭。别的小朋友都在吃饭，他一个人站在墙角边哭。手里还拽着他的小书包，随时准备离开。

我妈决定让已经上幼儿园一年的瓜瓜教育果果。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上幼儿园，好吗？”

瓜瓜不理，自己抓着他的玩具飞机，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嘴里大喊大叫。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跟大家一起玩，大家吃饭他也吃饭，好吗？”

瓜瓜还是抓着他的飞机跑来跑去。

“瓜瓜，你去年上幼儿园哭了吗？”

“哭了。”瓜瓜停下来，扬起他小帅哥的脸。

“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我怕。”

“你怕什么？你是怕幼儿园的老师吗？”

“不是，我是怕我妈妈再也不来接我了。”

老头子

那天在北京某书店做talk的时候，我胡说八道来着，我说：很多年轻写手都是靠青春期的荷尔蒙写作，我不靠它。我从小体内有个老头子，他很焦虑，我靠他的焦虑写东西。

后来有人问，你说的老头子指的是什么啊？

我哪知道是什么啊，我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来着，只好接着胡说八道。我说，他吧，他是我体内的局外人，跟我保持着距离，等着一切情绪沉淀下来以后来拣垃圾。

那天有一个听众。他站起来问问题，他说，不知道你们留学生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去年，有7、80个留学生被杀害了，这事你知道吗？有一个叫XX的，他爸爸是XXX，是以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很厉害的，它跑到美国去抓共产党，它很厉害的……

我说我没听说，我也不觉得留学生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他说：美国的留学生安全问题，很严重的，还有北大，北大去年有3、4百个学生被绑架了，失踪了，问题很严重啊……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说，全场哗然。主持人把话筒给拿了回来。

被迫害妄想狂。一个地地道道的被迫害妄想狂。

后来散会的时候。另一个听众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们正聊着天，那个被迫害妄想狂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是我没理他。情形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听众热烈的讨论着文学当中的隐喻，而那个妄想狂站在我们身边、大声地、愤怒地、慷慨激昂地论证去年美国真的有7、80个留学生给杀害了，北大有3、400个学生给绑架了。

……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国民党很厉害的！……3、400个人被绑架了，失踪了！国家调查了吗？没有，3、400个人……国民党的特务很厉害的……我隐隐约约听见他的痛诉。

后来大约实在觉得无趣了，自己走了。而我还在和那个听众探讨文学的隐喻。

晚上躺在床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妄想狂。突然对自己很失望。

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去倾听这个被迫害妄想狂的痛诉呢？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他说话呢？我关心什么狗屁文学隐喻吗？我多么想了解，在那个人的心里，那个宇宙里，无数星系的漩涡里，为什么会认定3、400人被绑架、7、80人被杀害？我不是号称体内有个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老头子吗？为什么没有和那个智力势利主义者的自己保持距离？

我为什么没有去直视他的眼睛？

今天坐在车里，快到一个路口时，堵了。司机嘀嘀咕咕：怎么会堵成这样呢？怎么会堵成这样呢？这条路上从来不会堵成这样的，是不是出事了前面？

磨磨蹭蹭终于开到了“前面”，司机大喊：就是出事了，你看！

我按下左边的车窗，看见路的两边站满了人，警车停在一边，警车和人群的当中，有一个躺在地上的少年，大约15、6岁，农村孩子的打扮，头部鲜血淋漓，静静地躺在那里。

怎么不送医院呢？司机说。

肯定是死了，我说，流了那么多血。

我的车缓缓地开了过去。

除了5岁那年看见我六叔叔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一个尸体。而我并不悲哀。甚至也不惊诧。那是一个生命，刚刚消亡的生命，才15、6岁，他爸爸妈妈肯定伤心至极。那么多血。也许身体还是热的。而我不能够悲哀起来。我想象自己是那个少年，躺在地上，睁着空空的眼睛，仰望天空，周围的高楼、人群、车流趴在我的上方，竟然也不恐惧。

司机开了车里的音乐，是一首老歌“蝶儿蝶儿满天飞”。蝴蝶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与君双双飞，你却只能留一夜……她唱，我也唱。

于是，在那个尸体的前方二百米处，我和那个女司机一起百无聊赖地哼歌。蝴蝶为花醉，花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

能够这样坦然地接受死亡，这实在是让我措手不及的一件事。我想我真是对自己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对体内的那个老头子一样存在着误解。他焦虑吗？他是远远地看着的，但是他真的焦虑吗？他看见了死亡，但是他用同样的眼神看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的一切：刚刚被印刷出来的晚报，泛着淡淡的墨香。一个小孩在买烤红薯，眼巴巴地看师傅翘起的秤，悄悄咽了一口口水。一个郊区来的妇女在药店门口排长长的队。一只流浪猫在“草原之夜”餐馆的后门处啃一块骨头。我把车窗重新摇了上来。

角色的黄昏

终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那天我19岁的表妹到我家来玩。她穿球鞋、牛仔裤和松松垮垮的上衣，跳街舞，唱那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歌，崇拜周杰伦。我比她大11岁，作为一个表姐，我常常被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指定去教育她、改造她。可是，就是她，也眨巴着眼睛跟我说：“我同学说你的小说写得好！”

天哪，便是我这个在石家庄郊区读一个大专文凭的表妹，也知道我在写小说么？也知道她这个看似威严的学习模范表姐，其实有那么多焦虑，有那么多阴暗面，有那么多文艺情绪，有那么多顾影自怜，我看着我表妹眨巴的大眼睛――套用小学作文里面的一句话――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我还怎么继续在她面前扮演那个“三个代表”的表姐呢我？

之后是我妈。那天我在北京，走在大街上，突然接到我妈的一个电话。

“鱼儿，我的同事说，在XX杂志上看到你的访谈，上面说你写了一本小说！是真的吗？……啊，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个女儿啊，你怎么写了书都不跟我说，你也给一本给爸爸妈妈看看嘛……”

我站在地安门大街上，听着我妈的哀叹，急得都快哭了。完了，连他们都知道了。老妈啊老妈，不是我不想给你们看，而是我在你们面前，花了30年时间，苦心经营了一个傻呵呵、乖兮兮、甜蜜蜜的“女儿”形象，我实在不想毁了她。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形象上拉开一条口子，窥视里面那个惶恐焦虑敏感纤细的陌生人呢？

何况里面还有一些“儿童不宜”的情节呢，我实在无法想象我的父母读到我写的某些情节时作何感想。

然后接着是我堂妹，我妈的一个朋友……我真怕有一天连我的小脚奶奶都要打电话给我，操着家乡方言跟我说，那个王徽啊，真是作孽啊……

对于我的大部分网友读者来说，DP从一开始就是DP，所以对于向他们展示自己灰暗的一面，我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但是对我父母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单纯”的女儿。对我的表妹堂妹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学习标兵”姐姐。现在，半路突然冒出了一个DP，那么文艺，不害臊地把自己的病痛摊在别人面前，并且号称就是他们的女儿或者姐姐，这叫他们如何是好呢？而我，象一个行骗几十年的骗子，突然被拆穿，人证物证俱在，又叫我如何是好呢？

写小说是多么流氓的一件事啊。再纯洁的小说，都是一种自我暴露。

每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的衣服，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而我现在，因为写小说，被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我在生活中基本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人――对于我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姐姐、妹妹、姑姑、侄女、学生、助教、网络写手、网友、学者……分得丁是丁，卯是卯，一般都能扮演得恰如其分。倒不是我喜欢带面具，而是我尊重社会秩序嘛。一个社会的秩序，无非就是一个角色的序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师生生，婆婆妈妈……你可以和自己的哥们姐们一起看黄片，但永远不可能和自己的父母。你可以嗲声嗲气地和男朋友说话，但永远不可能嗲声嗲气地做论文报告。一旦一个角色串入另一个角色当中，尤其这两个角色的跨度很大时，结局只能是整个世界的错愕。

我长期大跨度的精神分裂终于遭到了报应。

昨天在一个书店做一个小的talk，讲到一半，突然有个人悄悄地潜入观众席。我当时脑子就“轰”地炸开了――这不是，这不是我以前在清华某院的院领导XX吗？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所以也不能完全肯定，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逃避那个人射过来的眼光。如果是他，这该是多么荒诞的景象啊――以前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可只是“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方案”啊，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前同事，那个看上去那么乖巧的小女生，竟然用这么老成的语气，说着这样厌世的话：“爱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跟大街上拣钱包似的，它可能发生，但它很少发生……”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No. No. No. No。No。No。No。

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是不是他，因为会后我还没跑过去相认，他就消失了。估计不是吧，不然他应该也会跑来认我。又或者，人家都替我害臊。

我想我对码字这事真是够哥们的，为了它，我让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的角色们纷纷破产，血本无归。

崔建的新歌“蓝色骨头”里，有一句唱道：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春天里，而我能唱的只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伪花朵正好长在伪春天里。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

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

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

在广州

在路边等人，因为来得太早，就在路边逛。

看见一个小店，门口贴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凉茶”二字。本来不渴的，一看见这两个字就渴了。赶紧扑过去，说，小姐，我买一杯凉茶。等小姐做凉茶的时候，环视小店的布置，到处贴满了海报，赞美凉茶的种种好处和功效，刚读到“广东人为什么喝凉茶？”，还没来得及读下文，小姐就把凉茶端过来了。 虽然颜色有些可疑，冲着刚才读的那些广告，我还是咕咚喝了一大口。

靠！

我吞下去之后差点没再喷出来，大喊：小姐，怎么这么苦啊！

小姐说：凉茶就是这样的啊！

我赶紧交了钱，把完完整整的一杯凉茶遗弃在桌上。

出去，走了几十米，突然后悔刚才没读那个“广东人为什么喝凉茶”的下文。

对啊，广东人为什么喝凉茶？古时候就开始了，还嫌旧社会不够苦啊。莫非，凡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文化”？

然后舌头就一直觉得有些委屈。它一路东张西望，就盼着前面出现一家“仙迹岩”。多没追求的味觉啊，就知道珍珠奶茶。

哥大附近有一家店卖珍珠奶茶，3块2美元一杯。我可是，每次有点什么喜事或者什么伤心事的时候，才把它作为奖励或者安慰送给自己。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怕胖。我不能再胖了啊，每次路过那家店的时候我都想，想完了还是喝，喝完了接着想。虽然每次买它，都有一种罪恶感，可是，真把它捧在手里往家里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变回了一个6岁的儿童，世界因为手里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东西而变得完整。

可是一路走下来，都没有看到仙迹岩，倒是各种快餐店、米粉店一大堆，还有卖衣服的。连衣服都不愿看了，只是一家一家地往下走，心里任性地想着，我要喝珍珠奶茶。

然后走到一个快餐店门口，它的窗玻璃上头贴满了他们的菜谱，然而我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迅速从密密麻麻的图片和文字当中找到了“珍珠奶茶”四个字。

耶！

然后终于捧上了珍珠奶茶，坐在小店里，打开自己带来的书，边看边喝。刹那间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人世间值得拥有的一切。上帝就坐在我对面，皱巴巴的脸，白花花的胡子，笑眯眯的眼睛，那么慈祥。我特别想让他喝一口，并说：好喝吧？对了，您救救广东人吧，他们还在喝凉茶。

小镇

站在小镇的一条小街上等人，大约是晚上8点。

因为此地靠近几个工厂，街上走来走去的，全都是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密密麻麻，三三两两，象大学里刚下自习时候的情形。

因为以前脑子里的民工，都是建筑工地边上尘土满面、衣衫褴褛的形象，所以此刻简直有些吃惊：男男女女的民工，都打扮非常入时。牛仔裤，紧身T恤（女孩）或者倘着怀的衬衣（男孩），都是最亮最新潮的花色，比我在美国认识的留学生群体时髦多了。如果不是大多数人胸前还别着工厂里的厂牌，完全无法相信这是一群打工仔。

也是，这些孩子本来就应该是走在大学校园里、林荫道间、上下自习的路上。

如果中国的大学象美国那么好考、好上的话。

何祚庥那句臭大街的话，不过是一句实话而已。

女孩子们许多都手拉着手。还有不少情侣勾肩搭背。满街的各地方言。有一个女孩，穿着黑上衣，黑色花边短裙，脚踩黑靴子，很酷地、一扭一扭地走，迎面走过来的三个男孩，齐刷刷地偏过头去看他，等那个女孩走远几步后，其中一个拍着另一个头说：不要太激动！那个被拍的人大喊：不许打我的头！

有两个人走过去的时候在嚼甘蔗，我痴痴地看着，口水都快流了出来。

沿街都是小摊小贩，卖着零零碎碎的东西。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录音机，放着不同的流行歌曲。右边有一家卖麻辣串的铺子，周围围了一圈女孩，个个都梳着马尾辫，都是娇小玲珑的身材。

虽然是三月底，这里已经是初夏了。便是在室外站半个小时，也没有丝毫寒意。少年们轻快的脚步，更是加热了空气的温度。

如果这些少年不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如果他们身后没有一个偏远的贫困的家庭，如果他们的未来有所谓的前途，如果10年后他们不会因为青春耗尽而被这个城市当作煤渣给丢弃，如果他们中间不会有女孩子因为贫穷沦为妓女男孩子因为贫穷而沦为罪犯，这该是多么温柔、多么美好的一个初夏的夜晚。

怕只怕多看一眼，看到这薄薄青春覆盖着的生活的肥胖肉体。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想爱上一个完美的人

关于《那么，爱呢》的访谈。

GNC: 你好。

刘瑜: 你好。

GNC: 咱们先聊聊《那么，爱呢》这个作品，然后再聊文学、八卦，怎么样？

刘瑜: 好。

GNC: 《那么，爱呢》这个作品是在网上连载的，写的是海外中国人的网恋故事，也许有读者不了解，你简单介绍一下《那么爱呢》的情节吧。

刘瑜: 情节很简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纽约的华人圈子里，一个萎缩男和一个势利女斗志斗勇的故事。

GNC: 讲讲当时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刘瑜: 没什么动机。道听途说一些故事，然后受了刺激，然后就写了。

GNC: 受了什么刺激？

刘瑜: 说得严重一点，就是爱的残酷吧。残酷倒不在于它怎么伤害人――毕竟，被爱伤害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残酷在于爱情，而且为什么是爱情这样一个本该美好的东西，对人的怯懦、渺小、贪婪的暴露。或换言之，在于它对人的“有限性”的暴露。便是爱，也无法拯救这种“有限性”。便是爱，也会暴露这种“有限性”。便是爱，也要恶化这种“有限性”。这里面，有种看起来龌龊但实际上挺苍凉的东西。

GNC: 故事的灵感来自于身边朋友？

刘瑜 says: 算是吧，从每个人身上挤点东西，再加上道听途说，拼凑起来的，又经常去“未名交友”网站潜水，弄得现在人们跟我在一起，都很提防我，把我当贼防。

GNC says: 哈哈，防不胜防啊。

GNC：海外华人的爱情，也始终是一个文学题材吧，象“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女人”什么的，你觉得你的这个“海外华人爱情故事”和一般的海外华人文学有什么区别？

刘瑜: 留学生文学总的来说我读的不多，以前80、90年代的留学生，可能生活特别苦，老刷盘子什么的，所以那时候的文学，都有股子怨妇情结。现在身边的留学生里，也还有这种怨妇情结，什么国内的同学现在当老板了自己还在美国打工，国内的同学怎么吃香的喝辣的享受生活，我们怎么怎么省吃俭用等等，我对这种怨妇情结挺反感的。不就是怀念一种阶级上的优越感呗，跟真正的“思乡”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对那种白领啊、中产阶级啊之类的优越感本来就缺乏体验和向往，对它的丧失也没有什么留恋，反映到我的小说里，就是，我自己觉得啊，我笔下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坏，都有一种人性的完整性，而不是一个个由于身处异国他乡而把生活简化为生存的人。

GNC says: 《那么爱呢》算是一个网恋故事吧？现在网恋小说层出不穷，你觉得你的这个小说有什么特色呢？

刘瑜 says: 《那么爱呢》是网恋故事，而且是典型的网恋故事。和大多网恋小说的不同，要我说啊，“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同”，呵呵。大多数网恋小说，还是把“网络爱情”当作一个“罗曼蒂克”的东西来写的，这个，在本质上，和琼瑶小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把邂逅的地点从咖啡厅、火车站、图书馆换成了网络而已，而且，由于网络的“无限性”，实际上是把这种“浪漫”给无限地放大了。《那么爱呢》对这种无限放大的希望，是一个打击。恰好相反，《那么爱呢》里面的故事是在说，即使是网络也无法拯救我们在爱情上的无能。不管是科技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能性，我们还是被困在人性的现实性里面。而且，恰恰是由于网络的“无限性”，人在爱这个事情上的“无能”也给无限放大了。

GNC: 这么说你对网恋评价很低？

刘瑜: 没有太多好感，感觉它不过就是增加了恋爱的速度而已。每个人在情场上周转的速度加快了，折旧损耗的速度也加快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当然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好事，对空间的局限性有一个突破，但是如果你到处挖洞，却一棵树苗都不好好种，又有什么意义，1000个零还是零。网络的问题就在于，它给你一种错觉，以为你有无限的机会，但事实上，爱情不仅仅是机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GNC says: 有网友说，你这个小说反映的是纽约中国人的生活，可能国内的读者不一定有共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瑜: 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我写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留学生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在很大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或至少，对于人物的心态和故事的发展，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把这个故事的地点改成北京，或者河南某个县城，但这个故事本身的性质不会改变。当然，留学生生活的“特色”对故事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东西。

GNC: 看的时候，觉得里面的人物算计的特别多，当时还奇怪，哪里来的时间？是因为不爱吧？

刘瑜 says: 其实算计得也不算太多，只是我用放大镜来照，显得比较多。

GNC says: 这里面是不是有些夸张？真的会想那么多么？

刘瑜 says: 当然我选的人物也稍微极端一些。不过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男主人公王徽稍微有点，但也不算太极端。

GNC: 这里面有没有反映你的爱情观？

刘瑜: 确切地说，反映我对爱情的焦虑吧。

GNC: 那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刘瑜: 盲目、绝对、相互毁灭，原子弹一样。事实上我觉得啊，真正的爱情是有害健康的，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快乐和痛苦都很多地取决于别人，所以也特别地脆弱。

GNC says: 可不管快乐还是痛苦都觉得是享受，都觉得值。

刘瑜 says: 觉得值是后来回忆中的感受，把它当文学素材时的感受，呵呵。经历痛苦本身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倒霉的。觉得自己好像手无寸铁地走在一个战场上，那么地脆弱。

GNC says: 说到《那么爱呢》，里面人物离这个状态挺远的。

刘瑜 says: 《那么爱呢》里面的人物刚好相反，因为人们潜意识里都知道爱让人脆弱，所以都选择用不爱来保护自己。

GNC: 这个状态是不是跟留学生活有关呢？留学生活与国内的差别？

刘瑜 says: 差别就是这里没人管你，你得以享受自由，同时也要承受自由带来的焦虑。

GNC says: 哈哈，我们大学一老师警告我们“自由是宝贵的，选择是痛苦的。”

刘瑜 says: 其实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被“引领”着前进的，而自由是一个旷野，在旷野里，你会迷路，孤单，还有各种陷阱。

GNC says: 可是这种自由好像不包括爱情上的，似乎在美国很多中国人抱怨选择太少，所以不自由？

刘瑜 says: 其实现在的人有很多方法扩大选择范围，网络也好，旅行也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好，国内的亲戚朋友介绍也好，在选择范围上来说，当代的人比任何时代都自由。但是当代的“爱情”，更大的问题不是选择范围的问题，而是对爱情，对自己存在误解，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想爱上一个完美的人。

GNC says: 这样说的话，海外的爱情生活和海内也没什么区别？

刘瑜 says: 可能还是有点吧，国内的人恋爱更放松，更象是谈恋爱，这边的，更直奔主题，更像是找个伴。一方面是从国内的环境移植到这里，老同学、朋友、父母、亲戚的关系被彻底斩断，另一方面估计也受美国相对“人情淡漠”的影响，海外中国人都相对急迫地建立一个家庭或者找到一个稳定的伴侣，来解决孤单的问题。所以在这边的中国人里，恋人往往是“多功能”的，既是恋人，又是家庭，又是亲戚，又是朋友，又是哥们，又是事业伴侣，又是社会保障……每个人的恋爱，都是孤注一掷的努力。

GNC says: 可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刘瑜 says: 是，一方面急于得到别人，另一方面又舍不得交出自己。好像一个很饿的人逛一个大食品店，一方面特别饿，一方面有看得眼花缭乱，不知从何买起。何况，看中的东西又往往买不起，呵呵。

GNC says: 极其形象……有些读者问你为什么不写温馨的纯情的爱情故事？

刘瑜 says: 第一，我没见过多少纯情的爱情故事。第二，我喜欢残酷里面的力量。我觉得痛感是写作的爆发力所在。

GNC: 在网上连载时，你这个小说的语言特色引起挺大的反响，有人说象钱钟书，你怎么看？
刘瑜: 钱钟书是大名人，我不喜欢跟大名人扯到一起抬举自己，或者说，我也没觉得跟大名人扯到一起就是抬举了自己。人家这样联想，大约是因为这个小说语言上比较诙谐，写的又都是些留洋的“loser intellectuals”。

GNC: 有人说你的东西不象女孩子写的。

刘瑜: 可能吧，我精神上本来也不是那么“女孩子气”。基本上我是个反感各种条条框框的人，包括性别意识给人带来的条条框框。

GNC says: 如果有读者看到结尾不满意，请你预先开导一下他/她。

刘瑜: 哈哈，这个问题有意思。感觉我捅了读者一刀，现在读者要让我付医药费。看到结尾不满意，如果是指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的话，那我的开导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其实吧，怎么说呢，我喜欢现实的坚硬，不喜欢童话的软绵绵。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不断试探自己对残酷、黑暗的东西忍受力限度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限运动”，有一种刺激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极限运动，所以别人要是不满意，我也理解。

GNC: 有读者说，你写的说到底是一个悲剧，但是悲剧固然打动人，如果能够描写人在悲剧当中的抗争，在灰暗之中加入一点阳光和希望，这个作品会更好一些。刘瑜: 可能吧，不过我并不觉得我笔下的人物没有挣扎，或者没有希望。更重要的是，写作需要一种爆发力，而激发我写东西的那个“爆发力”，不是那种蓬勃向上的东西，而往往是令我触痛的东西。这个可以算是我的缺点，或者特点，但无论如何，一个写东西的人只能从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出发，而不是从写作对他人的效果出发，否则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写得矫情。可能有些作者写东西的爆发点就在于那种“在逆境中奋起”之类的情绪，可惜我不是。

GNC says: 你怎么看自己这部作品？

GNC says: 我怎么看待自己这部作品？……除了语言上有点过于密集以外，我基本上对这个作品挺满意的，包括它的结构，它的内容，它的色调。有读者跟我说，可惜没能把它和一个“纽约职场”的故事结合起来写，不然可能更“大气”一些，更像是纽约华人水深火热生活的“画卷”，呵呵。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写的时候本来只想写一个小短篇，根本没有往大里想，写成了这个规模，自己已经吓一跳了。


GNC: 现在我们聊聊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历程吧，呵呵。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比较严格意义上的。

刘瑜 says: 严格意义上的，98年左右吧，但是始终也只是一个断断续续的业余爱好而已。

GNC says: 98年？还记得怎么开始的？一时冲动还是压抑已久的爆发？

刘瑜 says: 之前在大学的文学社，跟几个朋友写东西，自娱自乐，互相交流，后来97年一个朋友说，一个出版社想给一批大学生出书，让我正儿八经写点东西，98年夏天，就开始涂鸦了。虽然后来事实上，他也没有给我们出书。

GNC says: 咦？在文学社不叫写作么？

刘瑜 says: 文学社写些情绪化的随笔、短文什么，挺无病呻吟的那种。90年前期和中期，做文学青年还不算太丢人的事，但是气氛也不是特别健康，不是很多元化，受海子什么的影响，大家还是把写作当作一个挺悲壮的事，结果悲壮也成了意淫的一种。

GNC says: 呵呵，就是张口闭口“以梦为马”那种？我倒是觉得那是朦胧诗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

刘瑜: 对，大学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以梦为马”什么的。挺虚的，写的东西都没有体验和感情的根基，就是坚持一种表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没好处，后来的文学风气，再也没有人象90年代初之前那样问“大问题”了，都偏执于、沉迷于“小”体验，坚持另一种表情，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大问题都是假问题。

GNC says: 后来就非常小。

刘瑜 says: 是，后来整个文学界就“沉溺”于小。

GNC says: 小女人，小资，小情调，小事件。再说大问题就不是文学青年了，就是愤青了。

刘瑜 says: 有道理，80年代文青和愤青是一体的，后来分工了，但是要我看分工的后果就是彼此的力量都削弱了。现在文学青年都陷入在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里。

GNC says: 哈哈，不想被当作文学青年又无力摆脱。

刘瑜 says: 骨子里可能还是在“市场经济”面前的不自信。觉得“有本事”的人都“干事业”去了，唧唧歪歪的人才写东西，所以文学青年干脆在被羞辱之前自我羞辱，于是形成了一种“自我羞辱”的文化。另外，“文学”要求一个人“暴露”，暴露自己的情绪，感情，想法，而暴露让人尴尬，自我羞辱也有助于消除尴尬。

GNC says:回到问题，第一部自己认可的作品是什么？

GNC says: 99年的时候，在《芙蓉》登了一篇“校园纪事”，一个文学期刊。

GNC says: 那篇作品是短篇小说么？讲什么的？好奇ing.

刘瑜 says:写的是几个校园生活的片断，象一些素描。

GNC says: 以前写东西是不是更情绪化？

刘瑜 says: 是，更情绪化，但未必更真实。因为那个时候－－如前所说－－也有那个时候的文学时尚，也受到它的影响。

GNC says: 其实有些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是很难不受周围氛围的影响的。

刘瑜: 是，尤其在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根深蒂固，就是文学圈子，大家有意无意地，会保持“步调一致”。无论这种“步调”是70年代的“主旋律，80年代的海子，90年代的“调侃笔调”，还是后来的“下半身写作”。总之，大家都有一种”跟风“倾向，以前是上面发动的，后来是社会自发的，可能在”集体主义“的情绪里，大家容易有安全感。

GNC says: 那么现在呢？你有没有觉着自己受什么影响？

刘瑜 says: 有影响，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是自己的。

GNC says: 一直想问你喜欢的作家。

刘瑜 says: 我读小说很少，真的是令人惭愧的少。当然不完全怪我，很多东西写的惨不忍睹，读不下去。张爱玲和王晓波算写得不错的，张爱玲更精致，王晓波文笔一般，但是情绪总是很稳妥。

GNC says: 呵呵，也喜欢张爱玲。但奇怪的是，她的作品真的是个审美的过程，惊心动魄的看完了，心脏归位了，也就完了。

刘瑜: 是，读张爱玲的东西，一句也舍不得漏的感觉。这是她最特别的地方。别人的小说，你是在读故事。她的小说，你是在读文字。非常不同。

GNC: 外国作家呢？

刘瑜 says: 外国作家，不瞒你说，我读得更少。以前读伍尔夫的时候，有震动，但是她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卡夫卡之类的，根本读不下去。从文字的角度说，我怀疑任何被外国作家影响的可能性。当然，哲学、精神层面上可能会被影响，但往往不是被外国文学家影响，而是他们的哲学家、思想家。总的来说，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应该说还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别人的作品。

GNC says: 嗯，你那些无穷无尽的精当的比喻真的是学不来的。没法从别人那里学来，别人也没法从你那里学来。不瞒你说，你那些比喻真的极其出色，让很多人（比如我这样的）十分沮丧。
刘瑜 says: 彻底放松的时候，声音、图像、记忆、动作、味觉、触觉，都会融会贯通。

GNC says: 原来还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看了谁的什么秘籍，想有朝一日也偷一本。

刘瑜 says: 说到秘笈，我自己觉得啊，多读一些好的诗歌，可能对想象力有帮助，虽然我并不是这样过来的，但我猜想是这样。

GNC says: 是的是的，现代诗歌一个观点是要限制比喻的数量，但比喻嫁接到小说或者散文中却熠熠生辉。

刘瑜 says:诗歌把词语从它常规的意义、句型、语法当中解放出来，有助于作者创造性地使用词语。

GNC says: 说到这里，看过你的一些比较长的诗，觉得不是传统意义的诗歌。

刘瑜 says: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它”诗歌“，只叫它断句，呵呵。

GNC says: 不是传统意义的诗歌，不过我很喜欢。

刘瑜 says: 有时候情绪会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你既不想受语法的规范，但还是想叙事，所以就有了那么一种”短句“体裁。

GNC says: 是不是有些时候有些状态和心情只能用诗歌来表达？

刘瑜 says: 诗歌的好处在于你没有系统的故事可讲的时候，还可以写作,为情绪本身盖一个宫殿。

GNC says: 可不可以说，诗歌或者“短句”更少雕饰更接近于某种本质？

刘瑜 says: 写小说的话，你得有故事、情节、经验，需要一个“对象”，像是做爱，但是诗歌不需要对象，更像是手淫，诗歌更自由，可以“随地大小便”……呵呵。

GNC says: 对，就是这个更自由。所以有时候更直接，可以更一针见血。

刘瑜 says: 当然因此诗歌对才华的要求也更高，因为除了“词语”，你没有别的武器。不象小说，你还可以借助情节、思想什么的。

GNC says: 完全认同。有时候有的小说像是技工干出来的……那小说的优点呢？

刘瑜 says: 小说的优点当然就是可以表达更系统的东西。。。而且故事、情节本身的“弧度”可以很优美，诗歌没有那个弧度。诗歌有一种破碎的美，小说更能表现结构的美，类似于建筑的美。

刘瑜 says: 刚才说到外国作家作品，除了文学作品，其他哲学方面的呢？

刘瑜 says: 哲学方面的，以前在全国人民读尼采萨特的浪潮中，也读过一些，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与其说是他们影响了我，不如说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我一些焦虑相呼应，相印证。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文学写作有哲学化的倾向，但不是因为我读了什么什么书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天然的思维方式。

GNC says: 能不能具体谈谈？

刘瑜 says: 对反讽式的东西特别敏感，对善恶、好坏之间的微妙转换特别好奇，对同样美好但是方向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冲突特别敏感，对“存在与虚无”的焦虑，对事务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总有惊叹等等.……好像扯远了。

GNC: 不，这个应该是写作的基础问题。那么在你的写作过程中，或者通过写作，焦虑有没有缓解？

刘瑜 says: 有，一个是写作的过程能整理自己，象打扫房间一样。再有就是驾驭文字本身的快感，类似于开快车兜风的感觉。可能我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写作满足我激烈地做一件事的愿望。
GNC: 那你自从98年左右开始写东西以后，写的作品多吗？

刘瑜: 很少。我99年一年在忙出国，00－03年忙上课考试，到03年以后，才稍微有些空闲，猛地想起文学青年这回事来。之后写了几个小说，少量的随笔和诗歌。

GNC: 记得03年《孤独得象一颗星球》在网上连载时，很多读者颇为惊艳。不过这个《那么，爱呢》风格和《星球》好像迥然不同。

GNC：是，从读者的反映来看，喜欢《孤独的象一颗星球》的读者，和喜欢《那么，爱呢》的读者，是非常不同的两个读者群，类似于喜欢new age的人和喜欢摇滚的人的不同。我在网上写的几个小说，语言风格都截然不同，“孤独得象一颗星球”，完全是短句，语调灰暗，是在巷道里迷路的感觉。“那么爱呢”，长句多，而且语言浓度高，是子弹笔直向前飞行的感觉，写的读的都会有点喘不过气来。这个，跟我的个性有关系，说得好听点，是丰富，难听点，是分裂。我觉得精神分裂让我获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不被“一致性”束缚，而我是个对自由很贪婪的人。

刘瑜: 你是学什么的？专业和文学相关么？

刘瑜 says: 我学的是政治学。

GNC says: 好像和文学也是比较隐秘的相关的。

刘瑜 says: 对，看你怎么理解政治。如果你把政治理解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一切故事都有政治的痕迹，爱情故事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那些没有写出这种微妙权力关系的小说，无论它是平民文学，还是小资文学，都只能是二流的。当然，就算你对政治作狭义的理解，只把它和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统治关系等等联系起来，政治和文学仍然是非常相关的。那些看起来专注于“私人写作”的东西，都有它隐含的政治态度。沉默就是它的态度。所以我从来就认为象“身体写作”，上海宝贝之类的东西，是非常“政治保守”的一种写作，虽然看上去很“放荡”。

GNC says: 介意不介意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以及对你的影响？母校了什么的。

刘瑜 says: 我学业上啊，顺得一塌糊涂，中学保送大学，大学保送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然后出国直接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GNC says: 哥大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刘瑜 says: 这里的人，无论老中老美，都给我一种中规中矩的感觉，属于目标明确、脚步坚定的那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如果说有影响，也是情绪的而不是个性的思想的影响。不过，我挺欣赏美国青年的单纯，中国的青年大多在追求一种“情绪的时尚“，酷，颓废，无所谓，先锋，实际上不过是随波逐流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反而是单纯的东西让我觉得有个性，而且，一个青年很单纯的国家，让你觉得有希望。

GNC says: 整体而言，你的爱情经历像求学经历那样顺么？

刘瑜 says: 刚好相反吧，谈一个崩一个，基本上情场上的灾星.

GNC says: 中国足球似的？

刘瑜 says: 中国的银行似的，人家在我这存款，我把人家的存款弄成呆帐坏帐，呵呵。

GNC says: 拐到小资上，怎么看所谓的“小资文学”？

刘瑜 says: 比如说？

GNC: 安妮？

刘瑜 says: 没看过。

GNC: 怎么看“美女作家”？

刘瑜: 我就不落井下石了。

GNC: 如果别人叫你“美女作家”呢？

刘瑜: 叫我美女，叫我作家，千万别叫我美女作家。写作和长相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

GNC: 《那么，爱呢》是你出版的第一本书？

刘瑜: 是。

GNC: 那你近期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

刘瑜 says: 写作方面，有一些小说的想法，有两个短篇和一个长篇的构思，但是暂时没有时间去写。另外一个想法是，在今后5年内，系统地写一些政论性的东西，但是不想写成学术著作，而是半学术半随笔的性质，平易近人的那种――毕竟拿着中国人民、美国人民的税钱，学了这么多年政治学，有义务给社会反馈一点东西。出版的话，我相信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么爱”和“星球”两本书都要在今年夏天先后出，“从头再来”要在一个杂志登。台湾的出版那边也有朋友跟我联系。关键还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写，明年想毕业，今年要专心写毕业论文。

GNC: 你觉得写作有什么困难吗？

刘瑜: 时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毕竟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写东西。另外一个障碍是思维方式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专业是“反文学”的――文学讲究直觉、美感、故事性、灵感，而社会科学讲逻辑、论据，严密性、推理，所以在思维方式上会有冲突。另外一个障碍，当然就是生活体验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是从校园到校园地转悠，生活体验非常有限。缺乏体验的东西，你无法写出生动的细节，而细节的缺乏，是一切小说、电影的致命伤。

GNC: 以后会做职业作家吗？

刘瑜: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能会。职业作家听上去有点恐怖，叫自由撰稿人吧。总的来说，我既是个文青，也是个愤青，所以我的野心，始终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做一点事。

GNC: 嗯，问得差不多了。

刘瑜：好的，谢谢你的访谈。

在深圳

在美国的时候，每天的生活静如止水，反而有心情、有时间去写博客。现在每天东奔西跑，却没有了那种对情绪条分缕析的闲情。感觉脑子里堆了一大堆想法、情绪的laundry，要洗，要烘干，要耐心地叠好，放进抽屉里。

可是，情绪这个东西，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北京的时候，天气那么好，好得象是北京专门递给我的秋波。走在这盛大的秋波里，与这城市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心领神会。我想着一定要好好赞美它，可是我住的宾馆上不了网，一个字也没有博，白激动了全都。

小时候我一直把深圳念作深川。

回来的这个季节真好，时间走动的脚步清晰可闻。眼看着冬天彬彬有礼地向春天移交世界，碰到那些只有可能在中国碰上的老朋友新朋友。中国是多么可爱啊，多亲啊，多激起我的撒娇欲啊，我想，我真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赖在美国。便是在美国多呆一分钟，都是对自己的不敬。 孤单久了，任何intimacy，都觉得感动。便是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看人来人往，都觉得幸福。

多幸福啊：有人跟你说话；街上那么多人；刚吃过川菜；刚买了一条新裤子；有人跟你说话；明天不用见导师；下一分钟没有恐怖分子袭击你；天气好得象一个小政府；南方的绿树在头顶笼罩着你；有人跟你说话。

这几天真幸福啊，几乎把我在国内所有的朋友，都见了一个遍。

几个贴心人：

LJ。虽然我们年年都要为政见吵架，可他真是最好的人。 那天从出版社领了我那20本赠书，发愁无人可送，正好晚上和LJ、露露吃饭，想着，啊，终于可以解决掉两本。结果，人家LJ一到，怀里揣着两本俺的小破书，让我签名，只好郁闷地拎着自己带来的那两本回去。以前有老同学问我，说你怎么每次回来都要找LJ，你们怎么关系那么好？LJ啊，你不要嫌我肉麻，我之所以每年回来都要骚扰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更好的人，而我这人在比我好的人面前，总是特别卑颜屈膝。

陈同学。我问陈同学，你搞那么多年杂志，政府有没有找过你麻烦。陈同学说：没有，因为我从来不去激怒政府，我就是把政府当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引导它，而不是揍他。你看，陈同学的好处，就是精辟。陈同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总是能脱离时尚――思想的时尚，情绪的时尚，文字的时尚――去思考问题。当然陈同学也有很多毛病，我在这里不说，都攒着，背后再说。 小昭。小昭晚上11点半来看我，还买了冰棍和酸奶――天下只有小昭，可以因为自信而这样热情，也只有小昭懂得我不会因为人家对我好而轻慢人家，信任我不会有那样的势利（多拗口的一句话啊，可是小昭肯定能有效阅读）。我们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的拗口的八卦，如此默契，简直象自言自语。如此知音，以至于都有些没劲。忘了跟你说了啊，小昭，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可好看呢，以后没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笑吧。

露露、西影、Kaming。分别是本科、研究生、博士时代的好友。同宿舍结交出来的朋友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也说不清。反正就是跟她们在一起，特别舒服、放松，还特别亲。自己不再是那个忧国忧民的愤青，也不再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文青，就是一个唧唧喳喳的傻丫头，而且傻得心满意足。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挺“中性”的人，仅有的那点“女孩气”，多半都是和露露、西影、Kaming这样的人相处培育出来的。虽然从来没有培育到可以嗲嗲地互称“亲爱的”的地步，但多少也给自己的生硬一点柔顺剂。仅仅因为她们可以宽容我的生硬、激烈和棱角，你就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她们都是多么好的人。

Kite Runner

那天在飞机场等飞机，闲来无事，转悠到机场里面的一个书摊。看到一本小说Kite Runner，突然想起以前有一个朋友曾经力荐这本书，又看到书的封面封背上全都是“No 1 of the year”, “riveting and unforgettable”之类的评语，加上想到接下来的14个小时将漫长而枯燥，就买了下来。飞机上的n个小时，加上昨天上午，看完了。

说来惭愧，虽然号称文青，这是第一本我完整地从头看到尾的英文小说。

非常好看。虽然好看的小说不一定是好小说，但是这是一本既好看又好的小说。讲的是一对阿富汗的少年，一个是主人的儿子Amir，一个是仆人的儿子Hassen，在70年代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个人一同调皮捣蛋，一起放风筝。Amir机灵，善感，又有一点狡诈和软弱，而Hassen永远是憨厚，朴实，勇敢，在Amir有麻烦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貌似天真的少年友谊，还是掩盖不了两个人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在Hassen有一次被流氓堵截鸡奸时，Amir只是默默地躲在角落里目睹了这一幕，而没有挺身而出。Amir被自己的软弱羞辱，回去之后开始冷淡Hassen，甚至使诈让父亲赶走了Hassen和他的仆人父亲。然后，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Amir一直生活在羞愧和悔恨当中。期间，由于苏军入侵，他和他父亲政治避难到美国，在美国开始过一种蓝领的生活。20年后，Amir结了婚，成了一个作家，过着一种平静的小中产阶级生活，直到2001年，他的一个阿富汗朋友把他给召回了阿富汗。那个朋友Kahim是Amir父亲的老朋友，在Amir离开之后，把Hassen找了回来。Hassen继续做他的仆人，并且结婚生子，直到Hassen和妻子都被Taliban杀害，而他们的孩子Sohara成了街头孤儿。Kahim在弥留之际，把Amir找回来，希望他能够收养Sohara。Amir回阿富汗，发现Hassen原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就是说，他一家两代人，曾经两次背叛善良忠诚的Hassen，导致他最后的惨死。怀着悔恨，Amir努力营救已经沦为塔利班“慰安少年”的Sohara，最终还是把他带回了美国。

这个小说，有点象雨果、托尔斯泰那种古典现实主义的风格。它的结构，对称，结实，高大，象古典的罗马建筑。它的语言，简洁、流畅，没有多少炫技性的细节，也没有纯古典小说那种拖泥带水的旁支末节。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它的主题：redemption。

说起来可能有点可笑。我平时经常会问自己一个假想的问题：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成人拿着菜刀追砍一个小孩，我会不会上去“见义勇为”，帮那个孩子？虽然只是一个假想的问题，但我如此频繁地想到这个问题，并且在每次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感到如此焦虑，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真切的场景，一个迟早会到来的、对我的道德审判。

我会吗？不会吗？如果我会，我真的愿意为一个陌生孩子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如果我不会，我真的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若无其事地渡过下半生？仅仅因为我lucky enough not to run into that situation，仅仅因为上帝宽厚到不把我放置到那个人性的test里面，我就可以对自己狭隘的道德底线视心安理得？假装自己是一个无罪的人？

面对持刀歹徒只是一个可能的test，还有多少其他的test，我没有遭遇它，并不意味着我能够超越它。上帝没有拿手电来照射我腐烂的道德伤口，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当看到Kahim对Amir说：Those who have no conscience don’t suffer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就算它的结构太过紧密对称，就算它其中有一些太过“好莱坞”的细节，但它还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因为它在问一个伟大的问题，关于人的罪孽的问题。

多少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这本书，比任何传教士教授给我更多宗教的本意。与那些仪式教义无关，与神到底是安拉还是上帝无关，甚至与神到底有没有一个物质存在的形态无关，就是人在自身的罪孽中提升自己、拯救自己、洗净自己的欲望。

十多年前，“善”在我眼里是一个“二流”的问题，“一流”的问题事关“美”和“真”。但是现在，十年下来，我渐渐意识到，道德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它比“美”和“真”含有更多的悲剧性，对人的智力与精神，带来更尖锐的追问。如果说对“美”和“真”的追求，更多的是一个个体性的放纵（感观的放纵与智力的放纵），对道德问题的直视，却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承认。

道德作为一个问题，至少在我眼里，不是指任何人对另外一些人指手画脚的权力，比如，同性恋不许结婚，某某贪官该判死刑。某某第三者该遭天打五雷劈。相反，对于真正面对人性之脆弱的人，道德问题首先是一个内省问题，然后将这内省转化为在神性面前的谦卑。

前一段和朋友谈起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说到有一本书认为，中国文化是shame-based，而西方文化是guilt-based。Shame作为一种道德的纪律，其关键是不能丢“面子”，不能被他人发现自己的劣迹。而guilt作为一种道德纪律，则意味着一个无所不在的道德眼光――即使周围没有任何人，即使你lucky enough not to be caught，你随地吐痰的时候，在网上匿名诅咒他人的时候，贪污公款时，“红杏出墙”时，还有神在注视你。我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本意如此，但是照我的理解，guilt-based的道德显然是一种更严厉的道德，它把道德责任的对象，从一个个有限的、易朽的、肉体的存在（父母、亲人、朋友、同事）转化为一个无限的、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存在（神）。说到底，人的“检点”，不应当仅仅是一种外向的表演，而是一种对自我的救赎。

当然，这种说法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比如我，虽然我不信主，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full of guilt的人。比如，虽然两次尝试做一个素食主义者都失败（有一次坚持了一年），但是在吃肉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这个肉的主人――牛、羊、猪――在凝视我的感觉。估计很快又会有第三次尝试，第三次失败，第四次……就算最后我的软弱输给了我的意志，但确实无法对吃肉这件事完全心安理得、若无其事。

奢侈生活

现在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就是出国的人比留在国内的人土。为了表达对我这个“海龟”的同情和慰问，每次回国，我国内的亲戚朋友都带我去“开荤”，领略国内的奢侈生活，以此来证明国内可以过得多么爽，而我们留学在外，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这次朋友莉莉，带我去做身体的“精油护理”，因为她有某个美容院的包月会员卡。

刚一进去，几个穿粉色制服、带护士帽的小姐就笑眯眯地迎了过来，左一个“姐”、右一个“姐”地叫开了。她们引我和莉莉穿过一个走廊，换了拖鞋，走到一个粉嘟嘟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在换衣服之前，小姐给我们端来两个大木桶，说是洗脚。洗脚就洗脚吧，里面还放了几块石头，问那是什么，说是“火石”，有“祛寒”的效果。洗完脚，换上他们发的纸内衣，躺下。

我叫小慧，给我按摩的小姐温柔地说，今天我给您服务。

又温柔地追问，音乐声音大小，您觉得合适吗？屋里的光线呢？

我们说好好好，没问题。刚趴下，小姐又端来一个小木桶，里面漂着一朵莲花，放在我们的脸下边，说是“清凉解乏”。

然后才开始按摩，小姐往我的身上涂上一种精油，然后跟揉开了。在淡雅的音乐、温柔的手指间，我很快睡着了，只觉得自己是扔到水里的一片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慢慢地沉下去。

中间朦朦胧胧翻了几次身，再醒来时，已经过了半小时了。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小慧小佳聊天。莉莉问小慧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多少钱。小慧说不一定，看每个月客户情况。莉莉追问到底多少，小慧说：好的时候有一千吧。

她怎么还能对我们这样和颜悦色呢？我心想，我们做一次按摩，据莉莉说，没有会员卡的话，一次就400块。一个月最多挣1000的人，怎么能对一次花400块来按摩的人，这样和颜悦色呢？

也许心里是有怨恨的吧，如果是我，我肯定是有的。

如果来一次文革，小慧也许会给我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小姐XX”，然后让我“坐飞机”，剪阴阳头，住牛棚，挨批斗。但是文革已经过去，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再来。

何况文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

阶级啊，这就是阶级。躺在小慧温柔游走的手指间，我心里叹息。所谓奢侈生活，前提就是阶级的差异。如果没有那大部分人的痛苦，又怎么会有另外那小部分人的幸福。

虽然阶级差异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在中国，它是如此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甚至不需要遮羞布。

按摩完毕，穿上衣服，小慧又笑眯眯地端来“为客人特制的冰糖银耳羹”，边看着我们喝，边介绍说：我们马上要搞一个活动，叫“植入金丝”展示会，29号晚上，有一个晚宴……询问一番，原来是一种美容产品，一套9万多人民币。

有人做吗？！我惊呼。

有啊，已经有4、5个了。

出去之后，莉莉问我：感觉怎么样？还是国内好吧？

挺好的，我说，挺舒服的。内心深处，却是说不出的堵。这样的好，再好，不过是对着水深火热转过身去，看到的海市蜃楼。我并不稀罕，并不羡慕，并没有热切的向往。

何况消费的乐趣，在我眼里，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

坐在莉莉的车里，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那句话。小时候读到那句话，从来不懂它的意思，现在不但懂了，而且懂得痛彻。它说：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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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饭，朋友介绍的，到一个吃烤全羊的地方，叫“草原明珠”。原以为就是点一个羊，然后开吃而已，结果发现其中还有一个复杂的仪式。我们坐定在包间里坐定，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一群穿着蒙古族服装的男男女女走了进来，为首的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头完整的烤熟的羊，身上还披着红色的纱绸，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那几个蒙古打扮的人，围着桌子站成一圈，手里捧着白色的哈达，几里呱拉开始说蒙古语，说完了蒙古语又开始说汉语，大意就是“欢迎您啊，尊贵的客人，牛头象征着富足，羊腿象征着力量”云云。然后叫一个客人去给羊“剪彩”――在羊头上划一个十字，在羊身上割一块肉。最后才把羊撤走，切成能吃的模样。羊肉上来之前，我们先吃别的菜。吃菜的时候，那些蒙古族打扮的人，站在一边，给我们唱具有蒙古族风情的歌曲，象“天堂”、“敖包相会”等等。

家

1.妈妈

我妈说话嗓门大,还总是特别肯定.说什么,都身临其境,不容置疑.

"法国女人为什么身材好,你知道吗? 人家不坐车,光走路!"
"有时侯总得坐坐吧?"
"不坐!都不坐!万不得已才坐!人家要保持身材!"

"要减肥,你吃饭得慢,慢是关键!"
"哦."
"上海人为什么瘦? 上海人吃饭特别慢!"

"沧州穷? 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最穷,那个甘肃,兰州,兰州最穷!"
"兰州穷?我看贵州更穷." 我大姨反驳道.
"不不不, 兰州更穷,兰州绝对比贵州穷!"

"卤水鱼,不是我说,你们没一个人有我做得好吃!你们都不用去学,学也学不会的!"
"可是我自己都做过了..."
"那你肯定失败了!"

2.果果.

大人怂恿果果给我敬酒,果果非常大方地举起酒杯.
"果果,你给姑姑说点什么吧?"
我举起酒杯,指望他说点"欢迎姑姑回家"什么的.
结果他憋了半天,说: 生日快乐!
后来整桌人吃饭,只要一举杯,都说: 生日快乐.你也是,你也是......

3.摇滚沙拉

在外面吃饭, 小姨父非要点一道叫摇滚沙拉的菜,说是招待"国际友人".

两个穿红旗袍的小姐,一个举着一个塑料圆柱体,里面装了一筒蔬菜.另一个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无数小碟子. 拿蔬菜的小姐,把碟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蔬菜筒里倒: 花椒,西红柿酱,蜂蜜......

然后,她关上盒子,先在左边使劲摇,边摇边说: 摇一摇,欢迎宾客到. 然后换到右边摇,说:"摇二摇,幸福自然来". 又换到前面晃,说:"摇三摇,身体健康最重要". 最后放下蔬菜筒, 说:"摇四摇,财源滚滚到!"

大家热烈叫好.

我心里只是伤感,真的有必要这样么?只是一个沙拉而已.我亲爱的祖国啊,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

昨天半夜三点，我正睡得如痴如醉，突然手机猛响，我打开一看，一个“restricted" call。

谁啊？深更半夜的，我一恼怒，就没接。然后把电话设成silence，呼呼睡去。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打开手机一看，有25个missed call！看得我脊背冒凉气。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可是不对啊，家里人只知道我座机号，不知道我手机号。而且，电话里也没有留言。如果真有急事，早就留言了。

能一个晚上打25个电话来，又没有急事，这是什么样的变变啊。我脑子迅速搜索可能的来电者，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名堂。

过了一两个小时，突然电话铃又响。吓得我不敢接。

鼓起勇气，接了。竟然是一个女孩的声音：Is Yu there?

Yes?

对方沉默。

Hello? Hello? Who is calling? ……Hello?……Why don't you speak?

啪，对方挂断。

过一会儿，电话又响起。

因为知道是女孩，我排除了变变的可能性。放心大胆地接了。

Hello?

对方突然蹦出非常shocking的一句话。

Keep away from my boyfriend，OK?

What? Who's your boyfriend?

啪，电话又挂断。

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Keep away from your boyfriend? But who is your boyfriend? 这个傻丫头，你不告诉我你bf是谁，你这一晚上电话不白打了吗？我怎么知道keep away from whom呢？

再说了，我思前想后，从来没有招惹过任何人的bf呀。

听口音，那个女孩像个老美。但是听她对我名字的发音，又象是中国人。（老外一般都把Yu发成You，中国人才能正确地说出“Yu”这个音）。

我估计，可能是我哪个哥们在外面有外遇，被女朋友抓住，又不敢招出实情，于是拿我来搪塞。

算了，不想了。管它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然后竟然，有些沮丧。竟希望这个陌生女人的指责有些道理，好让我觉得我的生活中，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故事。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贫瘠到令人尴尬。

Dear Miss restricted呀，你看，我的口袋里，空无分文，而你，当街把我捉住，还以为我偷了你的存折。

然后开始想象那个故事。不可告人，然而色彩缤纷。里面有他，她，我。鸡飞狗跳，刀光剑影。就算是俗不可耐吧，也给我的生活一点重量，也让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