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收到dreamhost好几封信，说这个网站再不交钱就过期了。为了避免网站过期，只好交了钱。既然交了钱，不写东西好像很对不起那个钱，所以，还是时不时冒点泡吧。
嗯，我已经消失六个月了，以下是一系列可以找到的理由：忙；懒；厌倦网络世界；忙；避免和那些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忙。以下是一系列本可以成为理由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炮制鸿篇巨著；被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孩子抱着大腿叫妈；转行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被送往神经病院；到发展中国家去打游击。
Update一下近况：
房子已经买了。该事件造成三个后果：1. 因为成为地主而政治态度越加保守；2.因为拥有一个公寓30%的产权而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丧失任何物质上的追求；3. 装修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巨大DIY热情使我产生一个远大抱负，以后，将来，在光荣退休的岁月里，我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又完成了近一年的人民教师生涯。这一年和上一年相同，在讲台上没有遭到鲜花掌声的袭击，也没有遭到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尤其可喜可贺的是，没有遭到43号男鞋的袭击。
《南方周末》的专栏还在写。最近又添了一个专栏，在《新周刊》，专栏位置疑似和一位叫做“于丹”的老师平行。回头把其中一些文章堆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有两本署名刘瑜的书今年将要出版。一本是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一本是我的文艺随笔集，暂定名《风吹草动》，收录博客节选和一些平媒非时政文字，其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性生活描写，哦，不对，那个是《小团圆》。
仍然象以前一样忧国忧民忧自己，半夜为“live or not live“ 这样深沉的问题惊醒，然后在跑到厨房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口鸡块之后又回到床上酣然睡去。
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
布朗拯救世界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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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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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 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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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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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开学
1.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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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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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美国大选贵不贵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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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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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政治现代化，从权力分享开始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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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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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事实重要吗（转帖）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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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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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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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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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看房综合症进一步恶化中
由于剑桥一共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由于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上市是有限的，又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吓得很多卖主根本都不敢把房子往市场上推，导致我在大跃进地看了一段房子之后，很快就没有房子可看了。
就是说，我的论文越狱行动很快就碰到铁丝网了。
但，就像那些发明金融衍生工具以套现的华尔街牛人一样，我很快发明了很多看房“衍生事务”，实现了进一步拖延论文的战略目的。
这些“衍生事务”包括：研究IKEA网站和catelogue（三个晚上）；研究铺地板贴瓷砖Do-It-Yourself的难度和可节省费用（四个晚上）；研究墙纸的种类的样式（两个晚上）；研究refinish厨房卫生间和refit厨房卫生间的成本区别（三个晚上）；研究剑桥的装修界现状（一个晚上）；研究英国的厨房安装改造界现状（两个晚上）；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三个晚上）；研究汇率趋势（一个晚上）；研究并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及股市、房价走势（五个晚上）；为成功砍价而窃喜（三个晚上）；窃喜之后痛悔自己的决策（四个晚上）；反反复复登录蚊米和我的所有银行帐号一次次审视我们存款数字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或多个零（无穷个晚上）……
为了逃避论文，我冲不出铁丝网，挖地道还不行吗。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注册成立一个剑桥买房咨询公司了，您想知道Abbey National和HSBC的mortgage利率区别吗？您想知道英镑和美元的利率走势吗？您想知道Paradise St上那些房子的历史价格吗？您想知道IKEA和ARGOS哪家餐桌便宜吗？请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女博士为了逃避写论文，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表明，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围棋高手，就逼他学篮球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游泳高手，就逼他学登山吧。历史一定会精确地朝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的。
可悲的是，正如金融衍生产品也有泡沫爆炸的一天，我，朝360个方向挖过地道之后，发现看房的“衍生事务”也被我做完了。
在一个深夜，发现自己面对GOOGLE的输入栏竟然失去了一切想象力，再也没有了衍生名词可输之后，我禁不住搂着自己的钱包，仰天长啸起来-----
天哪，难道，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去、买、房、了、吗？！
玩火自焚，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是说，我的论文越狱行动很快就碰到铁丝网了。
但，就像那些发明金融衍生工具以套现的华尔街牛人一样，我很快发明了很多看房“衍生事务”，实现了进一步拖延论文的战略目的。
这些“衍生事务”包括：研究IKEA网站和catelogue（三个晚上）；研究铺地板贴瓷砖Do-It-Yourself的难度和可节省费用（四个晚上）；研究墙纸的种类的样式（两个晚上）；研究refinish厨房卫生间和refit厨房卫生间的成本区别（三个晚上）；研究剑桥的装修界现状（一个晚上）；研究英国的厨房安装改造界现状（两个晚上）；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三个晚上）；研究汇率趋势（一个晚上）；研究并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及股市、房价走势（五个晚上）；为成功砍价而窃喜（三个晚上）；窃喜之后痛悔自己的决策（四个晚上）；反反复复登录蚊米和我的所有银行帐号一次次审视我们存款数字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或多个零（无穷个晚上）……
为了逃避论文，我冲不出铁丝网，挖地道还不行吗。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注册成立一个剑桥买房咨询公司了，您想知道Abbey National和HSBC的mortgage利率区别吗？您想知道英镑和美元的利率走势吗？您想知道Paradise St上那些房子的历史价格吗？您想知道IKEA和ARGOS哪家餐桌便宜吗？请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女博士为了逃避写论文，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表明，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围棋高手，就逼他学篮球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游泳高手，就逼他学登山吧。历史一定会精确地朝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的。
可悲的是，正如金融衍生产品也有泡沫爆炸的一天，我，朝360个方向挖过地道之后，发现看房的“衍生事务”也被我做完了。
在一个深夜，发现自己面对GOOGLE的输入栏竟然失去了一切想象力，再也没有了衍生名词可输之后，我禁不住搂着自己的钱包，仰天长啸起来-----
天哪，难道，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去、买、房、了、吗？！
玩火自焚，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Bail Out Ourselves (转帖)
不太懂经济、又特别想懂的时候，我一般都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今天读到的《Bail Out Ourselves》是我近期读到的、关于华盛顿bailout plan的文章里最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当然我很少发现该报纸的社论不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所以很可能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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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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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
形而下生活
逃避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结婚，比如生孩子，我最近发明的方式是看房子。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民主可以防腐？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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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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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经济制裁有用吗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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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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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福利国家的限度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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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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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世相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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