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

难怪闹同学说伦敦象北京，别的不知道，拐个弯就让人转向，倒是真象。

在曼哈顿住六年，习惯了那种横平竖直的马路，横的叫street，竖的叫avenue，越往北（或者西）数越大，越往南（或者东）数越小。走路上打个电话，你在哪儿呢？57街第9大道啊。多清楚，智商60都知道哪哪。

就这样还迷路呢。有一回遥遥去纽约玩，吃完饭两人出来，要去某地，人家是客人，我是主人，只好由我来掐方向。但见我站马路中间，左比划，右比划，跟个交警似的，一会儿仰天冥想，一会儿念念有词，最后一拍遥遥的肩膀，知道了，往那！结果走了一个街区，还是错了。

遥遥大笑不止。不识路不奇怪，奇怪的是明明不识路，还弄得那么煞有介事。

我承认，在方向感方面，我智商16。

在一猜就错方面，我已经成了概率史上的奇迹。

北京就不用说了。有时候也问人家住哪，人家说“五棵松”或者“左家庄”或者“玉泉路”，我点着头做若有所悟状，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听到的只是“%%#*”或者“×◎％”或者“％!@”而已。

在北京住八年，是临走那年才搞清楚西单是在天安门往西北的方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安贞桥、安定桥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我猜，我就猜是表兄弟关系。

我的问题在于，第一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前方一定是北边，而且一旦形成了这个基本错误，就无论如何都纠正不过来。比如在人大的时候，我第一次是从东门往西门走，因此无可救药地形成了西门在北边的观念，接下来的8年都没有扭转过来。从理智上讲，我知道西门在西边，但是从感情上讲，我始终认为西门在北边。理智和感情冲突得非常严重，当它们扭作一团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有的方向就糊成了一团，于是北京在我记忆里的形状，就是一个转动着的漩涡。公主坟、车工庄、知春路什么的，在我脑子，全都有腿，还健步如飞，我紧赶慢赶都赶不上。

伦敦就更不用说了，它甚至不象北京，还有个二环、三环、四环，在你找不着北的时候帮你重新定位。据我从地图上观察，伦敦的主要大道好像都是斜线，有的45度，有的20度，有的75度，非常无规则地拧成一团，象那些后现代画家的“泼墨”作品。纽约因为历史短，典故少，所以干脆所有的大街按数字排，简单省事，伦敦就不一样了，历史长，典故多，街道都不够用，为了公平分配，只好一条街这段叫这个，下一段叫那个，再下一段又换一名字。这还是大街呢，大街框架下的还有无数支离破碎的小街、小小街，完全是一盘散沙。

于是这两天伦敦就多了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抱着一张地图，每拐一个弯，就端起地图，嘴里念念有词，眼里充满了解三元二次方程的困惑。

要不怎么说我适合小国寡民的农业社会呢？只能记住从大院到玉米地的路，左手边，翠华家，穿过两个路口，再经过旺才家，走100米，绕过村口那棵大柳树，往下走，就到了。

再远就不认路了。

有时候干脆自暴自弃，迷路就迷路呗，迷到哪算哪，反正我对“名胜古迹”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于是干脆将自己的“迷路症”给美化成了一种小资情调，想象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沼泽，每一个人走着走着都将沦陷在它的腹地。别人的旅行是去发现，而我的，是去消失。

我想一个文艺女青年不识方向，就像一个科学家不会做饭一样，是可原谅，甚至可炫耀的吧。

顺便说一句，我中学地理学得很好，老考第一。第二次上地理课的时候，复习第一次地理课的内容，黄老师点我起来回答各国首都名称，我一个不差地答出来了，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用了一个词：漂亮。我想她应该也问了英国的首都，我想我应该也回答了：伦敦。

当时回答问题的小姑娘，完全不曾想到有一天自己将周游世界，更不曾想到她周游了世界之后，还是想回到她自己的小村庄。

馅饼

拿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在学业就业方面，我一直是个幸运的人。

初中保送高中，高中保送大学，大学保送研究生。在国内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清华某院本来只招博士生，但我一坨硕士愣是把自己给“忽悠”了进去。出国的时候，人家拼死拼活努力很多年未必拿到理想的offer，我考G考托写申请材料一共花半年拿到六个offer。哥大毕业的时候，虽然投的诸多简历石沉大海，但是最后拿到的哈佛博士后offer，是我最想要的，所以又算是正中下怀。

更重要的是，除了上高中和大学，在上述所有的“成果”中，并没有什么是我真正渴望和浴血奋战的。一般都是，既然馅饼都已经掉我眼前了，那我就捡起来啃呗。如果它们没有正好砸我头上，我多半也不会绕道而行地把它给抢过来。比如大学保送研究生，如果不保送我多半也不会考研。我当初压根儿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保送，因为我既不是干部，又没有好好学习过，本科的时候除了考前借笔记背两个星期根本不学习――很可能是因为别人考前都是借笔记只背一个星期，结果四年的学分积算下来我愣是成了全班第一，非常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坨研究生。出国也是，我身边有不少人从大二、大三就开始为出国呕心沥血，而我自己就是到了读研的时候，身边的人都“红宝书”人手一册的时候，也没有动过心，当时就非常先知先觉地意识到出国最终会成为很土的一件事，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性感”的生活只能在国内。但是到清华之后，好像仅仅是不甘心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考G考托，当时都想好了，如果申请不上就算了，反正我们院长说我可以读在职博士，结果又是一不小心就给折腾到了哥大。

以至于有时候我都怀疑上帝残害我的方式就是溺爱我。

它不断让我得到我不真正需要的，制造一种虚假的成就感，让我成为一个光芒四射的错误。别人看到的是光芒，而我看到的是错误，好比一个女孩嫁了一个她并不爱的钻石王老五，别人看到的是钻石，她看到的却是王老五。本来也许我适合做的，就是本科毕业以后，在北京某报社当个记者，跟“圈子里的人”混个脸熟之后，没准就攒够了做个自由撰稿人的资本，辞职，嫁人，写东西，20年下来，很有可能比“刘教授”的成就更大，幸福指数也高得多。结果却是，我总是顺手牵羊地得到，然后成了自己所得的奴隶。

是不是真有人给尿憋死我不知道，但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会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给砸死。

直到最近，找工作严重受挫时，我才感到：上帝这会儿才真正开始心疼我了，舍不得砸了。

我从10月初开始整理、投寄各种教职申请材料――美国的纯文科phd出来，基本也只有高校这一个去处了。一共也七七八八寄了20来个，其中真正想去的，最多也就是5个。然后就搬个板凳坐屋檐下等啊等啊等，等得太阳都下山了，也没有任何回音。

我想上帝他老人家终于是回心转意了，扇我一耳光，该回哪回哪。

我们这个领域的第一轮面试，一般都集中在11、12月。我认识的人中，陆陆续续，有拿到这个那个面试的。有一天碰见一个以前哥大的朋友，她去年已经拿到南方某名校的教职，今年也是在哈佛做postdoc，我顺嘴问她去年这时候拿到了多少面试，她说：八个。

我差点没吓趴下。

我给我想去的那几个学校去信询问，要么没人搭理，要么有好心人出来说：姑娘啊，别做梦了，你那论文，搞革命研究的，早没人要了，现在我们都要政治经济学的。

也是，我早总结出来了，我们这个领域要在美国找到工作，研究如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般指哪打哪：扯经济；做比较；搞当代。比如吧，如果你写个“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福利政策的影响比较”，就冲这个标题，再随便加点眼花缭乱的模型数据，其他各项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十个学校里面有十个会面试你而不是我。

说实话，我并不为找工作受挫而失落。求仁得仁又何怨，既然你当初自己选择做一个冷门课题，承担它的后果，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厌倦了漂泊。一想到回国，就觉得踏实。回x大，或者y大也行，弄个房子，装修成ikea样板间的恶俗模样，每天给学生贩卖自由主义的道理，成为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八卦材料，有空的时候跟老罗啊，学那什么啊，王小峰啊、愚人啊、毛啊探讨一下人生，再跟闺蜜们去做个美容逛个街什么的，不亦乐乎。要我说比在美国某荒凉小镇上二流高校里做个自言自语的“中国问题专家”，要强多了。

所以我都做好了回国的打算了，都开始思考跟老罗们应该去什么餐馆吃饭了。

但是，从12月中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我竟然拿到一个面试；面试竟然成功；第二天竟然就给了offer；我还试图半推半就说我在考虑回国，对方系主任赶紧发信说，反正我们这一年就上24周课，剩下半年多，你完全可以回国啊。

最不幸的是：对方竟然是剑桥大学。

拒绝剑桥大学的offer，就像一个功能健全的男人拒绝和Natalie Portman上床一样，是不可能的啊。

她的无辜，她的性感，她的妩媚，都让你缴械投降。

离伦敦50分钟，满足我的都市癖。

基本是铁饭碗，不存在美国名校系统里评tenure赶人的情形。

侧重偏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倾向，和我臭味相投。

教学任务比美国和中国都轻，假期长，所以也算半个自由职业者。

工资黛玉虽然不高，但也不象传说中的那么低，和美国同行基本持平，而且好像还有免费房子住。

牛顿的大学，培根的大学，拜伦的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罗素的大学。

…………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又得接着漂，而我对那种一个人扛着行李上飞机、一个人扛着行李下飞机的生活已经如此厌倦。只好自我安慰说，反正假期长，所以完全可以过那种国内国外的两栖生活……如果呆得实在不高兴了，过个两三年再回去也无妨……出一、两本书什么的再回国，也省去国内评职称的纷争……既然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欧洲也应该住几年，满足我业余人类学家观察不同社会的癖好……

我以为上帝要扇我一耳光，结果其实他就是无微不至，帮我节约其他7个面试的时间精力而已。我想他还将继续溺爱我，直到用馅饼把我给砸死为止。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To 夏曦小子

本来我对下面这类留言是不回帖的，但是夏老师的留言比较经典，我希望以后“夏曦小子们”再写类似留言时，可参见该回贴，以防止零意义的交流。

“一个B不离口的留美女博士，真是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在国外学习的宝贵时光……”

我写那么多，你只看见B字，只能说A者见A，B者见B，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又一篇替美式民主张目的文章……你让我看到一个到美国学政治的留学生（哪怕是博士）尴尬的一面——政治方向上的混乱。”

如果你对我文章的具体观点或论据有异议，欢迎批评讨论，如果你仅仅对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感兴趣，对不起，我对思想改造没兴趣。

“还洋洋自得于在美国活得很潇洒。既然如此，干吗还要回国求职？是出于爱国主义？没看出来。还是混不下去吧？”

对于要不要回国，为什么要回国，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解释，何况对于恶意揣测的的人，解释也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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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炸英国，停博半个月。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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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3K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Allan Bloom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Ben Shapiro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51％；商学院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什么地干活？说到底，对自由的压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实的威胁的开始。

辞旧迎新

世上本没有“年”，庆祝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年”。

虽然我的生活总得来说是一勺子捞不上三粒米，2006年，却仍然算是“eventful”。最大的一件事当然是博士毕业，如同一场得了六年的肝炎终于治愈，终于出院。答辩是在九月，在这之前，由于和我的论文导师之一学术观点不同，论文写得非常揪心，直到答辩前一个月，都不能确定他能否让我通过。大约有半年时间，非常郁闷，每天早上醒来，都似乎醒在一条铁轨上，而远处火车的呼啸越来越近。虽然那位老师可能最后也没有理解我的论文意图和价值，但他还是高抬贵手，让我通过，而答辩委员会的其他几位老师，似乎都很喜欢我的论文。那天是9月1号，我答辩出来，坐在哥大那堆著名的台阶上晒太阳，觉得一只长期掐着我的脖子的手突然松开、消失，而我自己，从一场漫长、孤独、险恶的海上漂流中死里逃生，回到了岸边。

当然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个学位。我很高兴自己完成了论文，并且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不是一个做事很在乎“规则”的人，包括写论文，明明知道做什么样的选题、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以相对轻易地发表论文、申请会议、取得funding，谋得教职，但还是从阳关大道上走下来，拐进了自己的羊肠小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服从内心的召唤更重要。人这一生，很多时候不是缺乏勇气去追求去放弃，而是不知道for what，所以内心有召唤的人是有福的，能在一个羊肠小道上看到瑰丽风景是有福的。

2006年的最后四个月我来到了cambridge。这段时间过得比较懒散，论文一个字没改，倒是开始看杂书、写博客、小说、专栏――平时朋友问我忙什么，我都说：“忙着不务正业呢”。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看杂书、写博客、小说、专栏就是不务正业。事实上我觉得凡是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就是正业，而做自己不想做的，纯粹出于义务感而去做的事情，哪怕一天工作16个小时，哪怕最后这勤奋能让你功成名就，它仍然是歪门邪道。

比如找工作。在这四个月里，我花了大量时间去准备找教职的材料，但我做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找一个工作养活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很不开心，仿佛自己是在为自己找一所监狱蹲。职称、发表论文数量、tenure、开会、funding……这些劳什子游戏规则，对我来说就是作茧自缚而已。所以当我投寄的那些材料石沉大海时（我论文的选题实在太冷门），我竟然真心地感到窃喜。

如果要说感谢，就是感谢灰暗之中朋友们带来一些亮色：在巴塞罗那Humbler大街上，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西班牙语中，我、恩华、M迎来了2006年的第一个时分；在广州，小昭带着酸奶到宾馆来看我；老黄、小麦和我坐在某酒吧里说笑；和西影夫妇、家明夫妇在罗湖逛街吃饭，家明的老公坚持让我们看完他们小宝宝的影集；春天去纽约郊外的路上看到的沿河的风景，以及那个美丽的河边小站；夏天和Z还有他的朋友，坐在little Italy的街边吃饭；在图书馆五楼的步行梯那里给C打电话，边说话边听到自己的回音；和luckfossil在她家厨房里做饭，透彻分析那谁到底有没有“那方面”的毛病；和蚊米去打网球，走在路上，突然泪如雨下；和W在edgar’s café喝茶；和X等三个摄影家在hungarian café喝东西，s教我摄影；和si他们一起在哥大附近吃告别饭，听闹同学讲六四的故事；和H去听那个Tom Waits的模仿秀，非常sensational；和西影、emily、xn等老朋友一起庆祝答辩顺利；去white mountain路上的说笑；五个女博士的脱衣舞男俱乐部之夜；中秋之夜和JS等在韩国餐馆听四一吹牛；感恩节之夜一桌子女孩齐声讨伐可怜的C……这样回忆下来，发现过去这一年拥有过的快乐其实比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还要感谢两个还没有见过的网友，一个是老罗，他把我引入了牛博，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有就是cherry，我几年前写的那点小破东西，在她无限耐心的帮助下，终于要出版了。

不过我对自己的2006仍然很不满，太多时间都浪费在了睡懒觉、上八卦网上。最不可原谅的是，无数宝贵的精神能量都消耗在了重复性的焦虑、自我辩论和顾影自怜上。一年前，3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自己一张生日卡，祝福自己在下一年，下十年，下半辈子可以变得更勇敢、更自由。现在来看，我做的很不好，还是害怕孤单、害怕失败，害怕让父母失望，害怕辜负与被辜负，还是被软弱蚕食。

新的一年，心里自然充满期许。我希望伊拉克人能想通了不再掐架，希望俄罗斯人能想通了不再搞什么暗杀，希望中国人想通了不再骂任志强，希望孔庆东想通了不再歌颂朝鲜，希望地震想通了绕开海底缆线而行，希望全世界的蟑螂都想通了去集体自杀，希望我爸豁然，我妈开朗，瓜瓜茁壮，果果成长，希望朋友们和网友们该找到工作的找到工作，该发财的发财，该有艳遇的有艳遇，该买房子的买房子――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好消息，也希望你跳楼的时候正好楼下有一个席梦思。至于我自己，我希望2007年能够停止漂泊――如果不得不接着漂泊，希望能遇上有趣的旅人。希望自己能够更快乐――如果不得不焦虑，希望这焦虑能转化为生产力。希望能更聚精会神地做事――如果不得不分心，希望迷路的途中有意外惊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在所有的希望落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希望。

时间的形状

最近死人真多，James Brown, 福特，萨达姆，加上海底地震，印尼翻船，每天打开报纸头版上都有一条晦气的消息，而2006年就在这晦气中蹑手蹑脚地溜了过去。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憧憬2000年，四个现代化，小康，机器人干家务，所有的丑小鸭都应该变成白天鹅了，所有的灰姑娘都应该穿上水晶鞋了，所有的公主都应该找到白马王子了。虽然人人都隐约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这并不耽误大家欢天喜地地翘首以待。后来2000年来了，事实自然证明，人类过去这2、30年所有的激动都是白激动，但是白激动为什么不激动呢？

可是2001，2002，2003，2004，2005，就要过去的2006，以及马上要到来的2007呢？在2000的阴影下，这些年份，好比光芒四射的女皇面前的宫女，走路轻手轻脚，说话低声细气，一不小心就消失在了时间的隧道里。

说时间是隧道，后现代主义者没准要不满了，因为这里面“假定了线性发展的历史”，“假定了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那么时间还能是什么呢？在记忆和想象面前，在博尔赫斯面前，在爱因斯坦面前，也许时间本来还可以是迷宫的。

或者还可以是一个大轮子。虽然我一听到“现代性”这个词就头疼，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古代，也就是在人们还生活在“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的刻度里时，时间就是那么一个大轮子，周而复始地打转，爷爷种地，儿子种地，孙子还种地。后来时间就不打转了，1900年，1910年，1950年，2000年……卯足了劲地非常直线式地往上窜，爷爷种地，儿子进城，孙子出国。

据说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从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左右开始的。自从历史开始在时间的“隧道”里“加速度”前进，人类强奸自然屡屡得逞，于是得意忘形，产生一种夸张的错觉，以为这加速度会是无限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是到2000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机器人给我们做饭，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外星人，癌症也依然是癌症。这飞快疾驰的历史，在我们更快地疾驰的想象面前，显得又是多么笨重而缓慢啊。

说到沉重和缓慢，我的日记是最好的见证。偶然翻起十年前的日记，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作茧自缚，竟然十年来如出一辙。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啊，别人的时间也许是隧道，或者轮子，或者迷宫，而我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坑。十年来站在同一个坑里捶胸顿足，与此同时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已经去世、第三代已经下台，第四代也走进新时代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大约是自己的麻木，就是真的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很多女人到了30左右都开始含糊其词自己的年龄，而我从来不能理解。对我来说，过了30就过了30呗，人生就像是电子游戏，每一关都有每一关的陷阱和刺激，哪怕出于好奇，我也愿意那么一关一关地打下去。

又或者，还是不够老，所以还耍横，还嘴硬。

有一天蚊米说，现代社会真的是文明了啊，要在以前，什么巴以冲突，就是一个杀，赶尽杀绝算逑了还莫莫唧唧折腾这么多年。说的也是，现在就算那谁修理那什么功，不也得欲遮还羞么，换在古代，看你不顺眼不就砍光了算了。

这样想想，历史还真是前进了那么一些，如果不是线性，也是――用马克思的画来说――螺旋型。要不怎么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呢，不但脸上涂满了胭脂，脚上跳的也是秧歌的舞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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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钱”，“买一斤蔬菜才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暖冬

到波士顿的时候，我对这里的气候如临大敌，来了之后却不怎么冷，而且一直不冷。都12月下旬了，还可以精神抖擞地在外面走，一点没有钻回室内的迫切感。

独来独往的好处是：不用怎么太收拾自己，每天早上抓起什么穿什么。有时候低头一数，发现身上有8种颜色，跟个水果拼盘似的。

路过一个商店，看见玻璃橱窗里的小人，红红绿绿 ，灯光下喜气洋洋。再接着往前走时，看到好多树上被绕了很多圈彩灯。再往前走，中央广场的路口，几个黑人在唱歌，是那种欢快的教堂歌曲。这就是所谓的节日气氛吧。

我就是有些同情那些树，本来可以趁着冬天歇会儿，生生被缠上这么多劳什子。也许我是瞎操心，虚荣一点的树没准就很窃喜。

蚊米问我生日想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

其实我想要一只猫。

可是一想到要把一个动物关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每天除了我就是我，我不在家就连我都没有，又有点不忍心。再说，过了明年夏天，还不知道人在哪呢。

终于把看了，感觉很一般。很久以前看的时候，非常喜欢。心境不同，同一个调调的东西，感觉如此不同。现在看，无非是一个逃避生活的男人，把自己的懒惰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而已。

不过女主角是真漂亮。不得不承认，法国女演员都长得一副无辜样，就是30岁的脸上，还挂着一个13岁的表情。不象好莱坞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健壮，个个都象女版施瓦辛格。

她在电影里说：Why are we often obsessed with people we even don’t like? I can’t understand this.

印象中这个Julie Delpy还演过那个什么什么斯基的“颜色三部曲”中的《白》，有一个镜头，她前夫在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她在那边和另一个人做爱。整个电影，我就记得这个画面，可见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健康。

不对，好像还有一个镜头，雪地里。几个男人，一个箱子，有人在跑，好像音乐还不失时机地响起。算了，记不清。

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或者看书看着看着，哪怕买菜做饭，我就想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漫画里，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化成铅笔的几根简单线条，快乐是简单的快乐，伤感是简单的伤感。似乎只有把线条后面的那些质地、重量去掉，生活才变得美好。你看，我也无非是一个逃避生活的女人，把自己的疲倦上升了艺术的高度而已。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这句话的完整说法是，如果我象男人那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Carberry

在我各种可能被称为“装B”的行为中，有一个是最显著的：我喜欢在咖啡馆看书写东西。

我的毕业论文估计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在哥大附近110街的星巴克写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的论文出版了，你使劲闻，没准能闻到latte 的味道。

到哈佛之后，自然觉得处处没有纽约这个大城市方便，但是有两点哈佛附近比哥大附近要强得多，一个是书店多，一个就是咖啡馆多。

我住在哈佛广场和中央广场之间，所以两头的咖啡馆都去。我刚才算了算，光步行距离以内的，就有十来个咖啡馆。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家，叫carberry。

首先，carberry和一般的咖啡馆不同，它特别明亮，两面墙都是大玻璃，坐在那里看书写东西累了，抬头就看到窗外的冬天的树，顿时产生那种“生活在别处”的小资情绪，非常适合梨花体文字的创作。熟悉美国各式咖啡馆的人可能知道，美国很多咖啡馆都是黑灯瞎火的――比如哥大附近的那个hungarian café，或者cambridge中央广场附近著名的1369 café，都是黑咕隆咚的，人们得象抓虱子一样辨认书上的文字，能够在那样的光线下抓住文字甚至思想的，肯定后来都能成为康德萨特弗洛伊德什么的。

其次，它比较大，又加上不在主干道旁边，所以人不多――就是周末去，也没有碰上过排队等座位的情况。这和星巴克、peet’s coffee等又不同。在星巴克或者peet’s coffee，排长队不说，座位拥挤不堪，你坐那思考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呢，旁边两女孩讨论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非常扫兴。或者你坐那冥想昨晚碰见的某个男生是不是cute呢，旁边两教授跟那探讨自由的本质、人类的命运、婚姻制度的必要性，也很扫兴。可能去carberry的人都是看中了它的安静宽敞，所以除了周末吵点，平时大家基本都是各看各的书、杂志、电脑，互不干扰，或者轻声说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型”咖啡馆。有一次我竟然在carberry看见7个中年妇女，围着三张桌子坐成一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打毛衣，场面非常超现实。

再次，它方便，到处是插座，还可以上网――当然一个月要交13块钱，但是我经常去，交了也不觉得亏。以前在110街的starbucks的时候，整个咖啡馆里就三个插座，大家进去都眼巴巴地盯着等着，如果有一个人撤了电脑插头，无数人就会蜂拥而上。有一回我非常幸运的抢到了，一个哥们从后面突然冒出来，说：“你看，我带了一个插座，你让我把它给插上，然后你把你的电脑插在我的插座上吧”。去咖啡馆还带插座，这也就是资源和人口发生矛盾时人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吧。Starbucks里也有T-mobile垄断的网络链接，但是一个月好像要40块钱，我可舍不得花那钱。所以每次都尽量找靠窗口的座位，指望能偷到一点外面的无线信号，有时候能偷到，有时候偷不到，就跟野猫偷食似的，全靠当天的运气。

而且carberry挺漂亮，桔红色的外墙，里面的桌子是钢的，简洁中带点笨拙。而且carberry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茶的品种也很多，又便宜，一块五左右买一杯，坐一下午，中间还可以不断地续茶。而且这个café的管理人员大约音乐品味不错，时不时选出让人“惊艳”的CD。

好处多么罄竹难书呀。

我之所以想写写carberry，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睚眦必报。觉得这个小咖啡馆给我这么多宁静美好的下午，也应该赞美它一下，免得它觉得我不够朋友。以前一个哥们问我为什么爱去咖啡馆看书，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解释，就说大约是独来独往惯了，所以喜欢到那些温暖、热闹的地方，蹭一点人间的气息。

历史

美国大学里革命家非常多，昨天又碰上一个。

不知怎么地聊到中国的文革，伊象所有的小将那样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啊，文革的时候经济还增长了多少多少呢。

我说，文革的时候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为有文革，所以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另一种是“尽管有文革，但是经济还是增长多少多少”，要我说如果没有文革，经济增长更快呢。

他：你看，你这是在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说怎么不能假设，有个叫邹至庄的普林斯顿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计算“假如没有政治运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如何如何”。

他：那都是想象，我坚持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然是不欢而散。

后来越想越不对。象他这样的美国左派，肯定是反伊战、反种族歧视的，如果他说“没有伊战，世界更美好”，那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说“没有种族歧视，美国更美好”，我还是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依此类推，所谓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是混淆是非的一个说法。

我假设一下历史怎么了，又不偷又不抢的。

我老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的经历也不好，许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眼巴巴的，老惦记。对于渴望M的人，不S一下他，他就不消停。

敌人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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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911以来美军抓获的700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2001年8月4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4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年12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60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03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911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700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飞跃流水线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

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

points

今天在某网站写东西，突然出现一个提示，“文中有敏感字符points，请自行检查”。

Ok，检查就检查。

但是看来看去，楞是找不到任何敏感的字眼。我既没有诬蔑任何一代领导人，也没有拥护某某功，甚至连simple，naive这样的词绕道而行。最后，我不得不用“切半定位法”开始搜索――具体啥意思我也不解释了，估计大家都有类似的战斗经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定位出敏感部位在哪。

靠，就是“points”这个词啊。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不要以为你自己经常中英文夹杂，人家堂堂正正的中文网站也会像你一样装蒜。人家说有“敏感字符points”，人家的意思就是“敏感字符是points”，而不是“敏感字符或points”。第二，我们的宣传部门荷尔蒙近期高涨，敏感部位越来越多，连points这样一点都不性感的词汇都具有了撩拨的意味，饥渴啊饥渴。

以前一帮朋友一起唱卡拉Ok。正如所有的卡拉OK的MTV，无论你唱的是“血染的风采”，还是“送战友”，屏幕上总是出现无数泳装美女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跑累了的时候，她们也会躺倒歇息，但是可能是阳光太大，或者沙子太硬，她们躺倒的时候往往休息不好，会不断地辗转反侧。

就在其中一位美女不厌其烦地辗转反侧时，同去的一位姐们说：“搞这么多女的在这搔首弄资干嘛？What’s the point？”

一位哥们答：“Well, there’re three points.”

煤油灯

两天了，手还在辣。辣这东西真顽强，跟饶颖似的。

打开冰箱，几乎是空的。怎么办呢，我吃什么呢？于是我开始使用自己的惯常招数：把冰箱里所有剩下的能吃的东西混一块，煮。其中有：一盒paste、几片大白菜叶、几根葱、冷冻柜里一盒已经放了两个月的贝壳肉。

后果当然是，非常难吃。吃了几口，剩下的一锅给倒了。倒的时候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当年养大它们的阳光雨露和水。

小白菜长成大白菜，使了多少劲啊。

我现在真的很热爱wikipedia，什么都有，还全都免费，而且一个词链着无数相关词，不断分叉的线索，无穷无尽。每次用wikipedia，我总有一种侦探破案的兴奋心情。

家里有人去世。不过因为跟我关系远，也不太难过。但是好奇，每次知道有人去世，都好奇“那一刹那”的感觉。

我妈说，实在是煤油灯烧干了，一滴油都没了。

我回忆伊的样子，老得缩成一团，看上去很脆，一碰就要碎成粉末的样子。

想我外婆了。

“世上有着万般情义，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