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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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911以来美军抓获的700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2001年8月4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4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年12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60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03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911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700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飞跃流水线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

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

points

今天在某网站写东西，突然出现一个提示，“文中有敏感字符points，请自行检查”。

Ok，检查就检查。

但是看来看去，楞是找不到任何敏感的字眼。我既没有诬蔑任何一代领导人，也没有拥护某某功，甚至连simple，naive这样的词绕道而行。最后，我不得不用“切半定位法”开始搜索――具体啥意思我也不解释了，估计大家都有类似的战斗经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定位出敏感部位在哪。

靠，就是“points”这个词啊。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不要以为你自己经常中英文夹杂，人家堂堂正正的中文网站也会像你一样装蒜。人家说有“敏感字符points”，人家的意思就是“敏感字符是points”，而不是“敏感字符或points”。第二，我们的宣传部门荷尔蒙近期高涨，敏感部位越来越多，连points这样一点都不性感的词汇都具有了撩拨的意味，饥渴啊饥渴。

以前一帮朋友一起唱卡拉Ok。正如所有的卡拉OK的MTV，无论你唱的是“血染的风采”，还是“送战友”，屏幕上总是出现无数泳装美女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跑累了的时候，她们也会躺倒歇息，但是可能是阳光太大，或者沙子太硬，她们躺倒的时候往往休息不好，会不断地辗转反侧。

就在其中一位美女不厌其烦地辗转反侧时，同去的一位姐们说：“搞这么多女的在这搔首弄资干嘛？What’s the point？”

一位哥们答：“Well, there’re three points.”

煤油灯

两天了，手还在辣。辣这东西真顽强，跟饶颖似的。

打开冰箱，几乎是空的。怎么办呢，我吃什么呢？于是我开始使用自己的惯常招数：把冰箱里所有剩下的能吃的东西混一块，煮。其中有：一盒paste、几片大白菜叶、几根葱、冷冻柜里一盒已经放了两个月的贝壳肉。

后果当然是，非常难吃。吃了几口，剩下的一锅给倒了。倒的时候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当年养大它们的阳光雨露和水。

小白菜长成大白菜，使了多少劲啊。

我现在真的很热爱wikipedia，什么都有，还全都免费，而且一个词链着无数相关词，不断分叉的线索，无穷无尽。每次用wikipedia，我总有一种侦探破案的兴奋心情。

家里有人去世。不过因为跟我关系远，也不太难过。但是好奇，每次知道有人去世，都好奇“那一刹那”的感觉。

我妈说，实在是煤油灯烧干了，一滴油都没了。

我回忆伊的样子，老得缩成一团，看上去很脆，一碰就要碎成粉末的样子。

想我外婆了。

“世上有着万般情义，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

半夜三点

Borat, 不好看，基本跟春晚小品一个水准。尤其到两个男人互相啃下体的那种情形，用小昭的话来说，观众不得不大笑来掩盖尴尬。

晚上切辣椒，把手给切辣了，然后手摸到哪就烧到哪，现在左脸上跟挨了个大耳光子似的，火辣辣的。

早上醒来，没来由地就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对我以前所在的系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呢？走了就是走了。离开纽约的大街时我有点伤心，离开河边公园也都点伤心，离开住了六年的公寓楼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甚至连110街那个破破烂烂的starbucks，走之前都多看了两眼，但是最后一次走出系里所在的大楼时，没有一点伤心。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伤心的缺失。

直到这个初冬的早晨，从远方的一个小床上醒来，才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缺失。

至少是不礼貌的吧。

好歹人家“培养”我这么多年。钱都是白给的呀。美元呀。

当然我很快就想清楚了为什么，无非是，没有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呗。无非是，你是个老外，人家都不带你玩而你又从来不追着人家玩呗。无非是从来没有打入过那个系里的八卦圈因而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呗。

心这个东西，是多么睚眦必报啊。而且是自动化运转的，都不跟大脑打招呼。

有一天，在街上骑车。那天冷，下着毛毛雨，街上没有什么人，黑乎乎的。突然就很想纽约的大街。想起纽约up west side那些高大古典的建筑，热热闹闹的人群，在昏暗的街灯下流动。那一刻觉得很温暖，心里又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想念，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啊。从此以后，纽约的大街，将和童年的院子，和少年时代养的猫，和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麻辣烫店并列在一起，成为我生命里的勋章。一个人得攒多少年，才能攒出一个想念呢。哪怕伤感，也是干干净净、柔柔软软的一团。

给你一个刺激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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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就会端出美国的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个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标题，你就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妹睡了”，“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过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一般来说，这个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A，把被她欺骗的人B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和C于是扭做一团。这时候保安D，就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婊子！婊子！婊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E开打。

你看，最后，B打A，C打B，D打BC，ABC打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象吸了毒一样high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下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的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 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叫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屏幕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的沦丧啊，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等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的评论圈子里其实也屡见不鲜。当刘忠德对着“超女”这匹羊大喊“狼来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倒真是充斥着一群群的恶狼。

但是当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则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烂，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他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其实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经任辛西那提市的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的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特定年代，比如反右的年代里，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刘忠德先生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象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辩，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文化的病毒。

其实，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要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但是洪水猛兽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个几条不堪一击的小老鼠而已。

斯布林格面对讨伐时自己就说过，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Vivian

因为一个presentation的事情，下午我去找一个哈佛教授。

老太太70多了，精神抖擞。

第一次见面，所以寒暄了两句，然后我开始讲这个presentation的事情。讲了一小会儿，老太太飞快地转移话题。她拿出一本中文书，说“以前我和XX是这样做的：她念一句，我念一句，她给我校正读法，然后我来翻译，她看我翻译得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有点诧异，刚认识，老太太就让我帮她学中文。

书是她搞研究要用到的，刘晓波的，好像跟公民社会有关系。

我只好开始读，我念一句，她念一句，指出她的发音错误，告诉她某个词的含义。

说实话，老太太中文真不咋地。好歹是搞中国研究搞了几十年的人，连“辞职”、“策略”这样的词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所以往往10分钟才能读完一段意思很简单的话。

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一直说：It’s usually not this hard。

读到半个小时的样子，我有点着急了。下午和另一个教授还有另一个meeting，我还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呢。但我也不好意思说。老太太挺认真的，我说一句，她记一句。

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太太看了看表，终于说话了：那今天就这样吧，我还有很多别的事。

说完，她突然抽出一个check，非要往里面填20块钱。

我赶紧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就是一点小忙而已。

她说要要要，不给钱她不comfortable。

两人拉扯半天，她又说：以前XX帮忙的时候，都是要给钱的，你也是一样啊。

我说xx是谁啊？

她说：你不认识XX？你不是她介绍来的吗？

我：没有啊，我从来不认识她。

她：咦？我以为你是她介绍来的那个Vivian，专门来帮我阅读中文的。

我：不是啊，我刚才说了，我名字叫XX，就是来drop by来说presentation的事情的。

她：我听你说中文名字，以为你英文名字叫Vivian呢。

两人正说着呢，有人敲门。

打开，一个中国女孩。

Vivian?

Yes。

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一直没好意思敲门，Vivian哭丧着脸，说，我已经在外面等快一个小时了。

人民公敌在裸奔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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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2005年8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科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长发披肩、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40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比自由派更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98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象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科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911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0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科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93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科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象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去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著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科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科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科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的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科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科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5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估计科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忸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科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靠色相傍大款的美女，楞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同学们注意了

本小姐旷世梨花体要上半身有上半身要下半身有下半身艳情哲理小说“烟花”进行时连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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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前往打砸抢。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一个犹太人。189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5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 他们说---- 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 Strauss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 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 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 他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 Bloom的学生，而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抓狂

昨天我刚信誓旦旦要在博客上贴小说，blogcn就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倒戈活动。我本来想把以前写的那几节先贴出来，结果丫从昨晚到今天，不是“cannot find the server”，就是没法登陆，就是好不容易挤进去一回，又说内容太长，云云云云，总而言之，极尽颠覆破坏之能事，阻挡一篇伟大的梨花体小说之诞生。

昨天深更半夜，当blogcn第189次拒绝让我登陆，我抓狂了。如果blogcn是一个人，如果它当时站在我面前，我肯定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用斧头把他劈成两半，一半用来剁馅，一半用来炖汤。

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世界要和平，祖国要统一，文学女青年要搞文学，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我决定，不在blogcn的博客上连载了，咱另开一个博客专门连载小说：

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drunkpiano

而且这样也好，省得博客内容和小说内容混作一团。 请同学们提着马扎，背着茶壶，跑步前进，奔走相告，到我家去看烟花。

烟花

说挖小说坑，就挖小说坑。吹牛的本质，是自我绑架。

其实是把以前一个刚开头的小说写完，“烟花”。

“烟花”开始写的时候是要献给ss的，可是她现在已经消失了，谁都找不着了。对这事，我有点伤心。虽然我们并不熟，事实上，我们一共也就见过3、4次，但是我是把她引为知己的。我想着她要玩神秘失踪的时候，没准会给我开个后门。可是，她没有。

这个世界上，和我活得一样认真并且被这认真深深伤害的人，也就那么几个，ss算一个。她的消失，让我更加孤单。

但是我也有点高兴，我想她一定是“顿悟”了点什么才消失的。除了与过去的她自己决裂，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她要与我决裂的理由。所以我不take it personally，只是怪她为什么那么小气，不分一点她的顿悟给我。

我甚至告诉二哥，我坚信ss是生孩子去了。我时刻准备着有一天她突然找上门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屁孩。那个时候，ss气定神闲，优雅从容，上来就开始教导我人生的道理。那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劳教所，当了妈的她，可不就学会了接受现实。

我就边写边等吧，ss。这个小说，就当是给你的祝福。祝你生孩子顺利，祝孩子健康成长，祝你相信你将要教给我的所有道理。

以前连载小说的地方，mitbbs，不想去了，就在博克上连载吧。

我会尽快写，但是杂事太多，不可能天天更新。争取一两个月写完。

挖小说坑期间，除了贴专栏文章，其他博客可能就写得少了。

另：部分内容儿童不宜，未成年人以及道德特别高尚的人，请勿进。

A joke without a punchline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郁闷。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5天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了，除了讲电话。也可能是因为昨天下了雨。最大的原因还是终于有时间郁闷了。情绪其实是时间的函数。

72小时之内没有任何deadline。

下午天气非常好。我就穿一个T恤在外面走，也不觉得冷。

天气这样好，后来我干脆决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Cambridge是一个非常适合漫无目的乱走的小镇。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小路，很快我就如愿以偿地迷路了。

迷路之后看到一个小公园，碧绿的草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阳光下一个空空的秋千。我就走进去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

后来来了两个小孩，他们尖叫着挖蚯蚓。一条一条，拎在手里，一边喊恶心，一边往一个塑料杯子里装。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非常兴奋地挖。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空虚。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象一个影子一样生活，跟自己周围的世界毫无关系。走在cambridge迷宫般的马路上，那种幽灵般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的问题是，走到哪里都根本不为“融入”那个环境付出任何努力。好像就是打不起兴趣。那天碰见一个教授，他说，你应该去找那个谁谁谁啊，还有那个谁谁谁……我想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我确实不想去找那个谁谁谁，还有那个谁谁谁。这样的做人方式，在中国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在中国，就算你孤僻，“集体的怀抱”无处不在。可是在美国，如果你不主动跟人打交道，那你只能是街上的幽灵。

其实就是任性。

任何一个关系，都是要去经营的，我嫌累。

有一个朋友问我，你怎么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不要take it personally，因为我几乎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绝对不是清高反正。也绝对不是一说话就脸红结巴紧张。

就是，不想。

说到这个，想起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我老梦见自己养一个小动物、植物、或者小孩，竟然把它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它已经饿死了，或者奄奄一息。最近一次，是梦见两只小猫。被我给忘了。有一只，还是被拴住的，活活饿死。再前几天，梦见把朋友送的兰花给养死了。

在梦里总是无比内疚、伤心。

蚊米说，是缺乏责任心。

我说不是。一般不敢承担责任，都是太有责任心的表现。

我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认真呢？我太认真了。认真是一个一点都不酷的姿态。认真在我身上的后果，就是拖延对一切问题的决定。

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眼睛都舍不得眨。而且一定要坐得离电视最近。如果谁说话，我就跟他急。基本上我做任何其他事，都是这个样子。

对了，p and y，放心，兰花还活着呢。你们送我的时候，才开一朵。现在，开了七朵。我每天看着它，都象看一场隆重的演出。

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扛住一切deadline，写它一两个月再说。象我记忆力这么烂的人，只能靠一点想象力糊口了。写小说其实完全是个投机取巧的行当，仅次于当导演。我想没准有一天我就去当导演了，因为我还想再懒一点。

有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冒出这句话：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非常崔健、非常rap的一个声音，在脑子里硬邦邦地弹来弹去。

我怎么老不崩溃呢？我真是天下最没劲的人。

以前跟闹同学说：I’m a joke without a punch line.

11月，才4点半，天就黑了。

没有电脑的日子里

两个人以为我死了。三个人以为我疯了。五个人以为我跟那谁赌气了。

放心，死不了，也疯不了。俺早就决定要死皮赖脸地活他个8、90岁，活到随随便便出一次门就会造成全市交通堵塞为止。

其实就是电脑坏了。Dell竟然一修修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是做心脏手术也该出院了，也不知道dell捣鼓了些啥。

学校电脑也能用，但是用公用电脑写博客，就跟拉着一个陌生人倾诉衷肠一样，不逮劲。还是自己的电脑好，虽然它脾气大点，好歹是一家人。

没有电脑的日子，俺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一天早上，也就是上个礼拜天，我竟然6点多钟就起床了。走在多年没有沐浴过的朝阳里，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向来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能够自觉早起的人，一种是尽一切可能睡懒觉的人。就像昆虫世界分成益虫和害虫一样。因为电脑坏了，我临时冒充了两天益虫。益虫的生活多么健康、清新，我一直以为我狂躁抑郁焦虑，其实我就是每天起得太晚而已。

没有电脑的日子，不能没日没夜地上网，我就开始读书。两个星期，我飞快地读了四本书，当然也更加飞快地将它们忘记。其中最值得表扬的，是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六百来页的《Mao’s Last Revolution》。

这是哈佛一个叫Marcfarquhar的老头写的文革史。里面大多数内容，我都零零碎碎从其他地方读过，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发现。但是你知道文革之所以是文革，就在于同一段历史，无论你读多少遍，都不能消除你对人可以到达的癫狂的震惊，对人可以到达的无耻的羞愧，对人可以到达的丑恶的愤怒。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大脑允许运转，所有其他大脑就被禁止、或者主动放弃运转。就是周恩来、康生、张春桥这样的人，都总是因为毛的一句话，而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来个180度大转弯，然后站在毛的面前拼命扇自己耳光。就是明朝这样极度专制的皇权社会，还有《西游记》、《金瓶梅》这样活泼的文学作品，看看毛时代中国的文学成就，就知道中国人的大脑在那个年代，被羞辱到了什么程度。

我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人们谈论文革，总是主要谈论红卫兵运动以及打到走资派。其实很多资料表明，文革最惨烈的一段（从受迫害人数和受迫害程度而言），并不是这两个阶段，而是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而这恰恰是“革委会”成立之后对群众（包括造反派）的迫害运动。今天的“挺文革派”还在说文革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但是如果文革真是“下层对上层的造反”，如何解释“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的“上层”对“下层”最大规模的清洗？

我本来想翻译《Mao’s Last Revolution》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这一章的，不过觉得中译本估计很快出来，所以就懒得动手了。

没有电脑的日子，其实也挺好。最大的好处，就是回到生活的真相里。我的生活有太多部分给了网络。网络是个大party，而我本来是属于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本来我也是乐于走在一条夜深人静的大街的。

今天下了一整天雨。

选谁都差不多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本来给杂志的文章，我一般都过十天半个月再贴到网上，不过这个时效性太强了，先贴之。小过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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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 11 月 7 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 5.3% 减到 5% ，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 0.3 ％，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 0.3 ％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 1957 年，政治学家 Anthony Downs 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之的利益”吗？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迟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