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唇

60多度，大家都穿着衬衣、T恤，最多夹克，但是老太太不。

黑色卷边帽，黑色呢子大衣，长统丝袜，黑皮鞋，老太太打扮得象是50年代的少妇，一不小心，迷路走到了21世纪。她瘦瘦小小，站在超市的队伍里，我前面。

她已经跟售货员争论很久了，大约是为某种维生素的价格问题。虽然争论了很久，她也不着急。缓缓地抬起胳膊。缓缓地对着那堆药瓶子指指点点。缓缓地摇头晃脑。缓缓地回过头，看看后面越来越不耐烦的长队，再缓缓地回过头去。

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看老外如何评价《无极》”。评价大多是这样的： “为什么它丝毫不能引起人的敬畏感，却只是让人想窃笑”，“采用了可笑的电脑技术和二流的功夫表演”，“感情更多的是强加于人而不是自然唤起的”，给的分也多是C-，C什么的。

然后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凯歌又发火：无极不是烂片，根本没有退货”。里面提到陈凯歌的声明：“如果退货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华纳为什么要接手呢？而且如果《无极》真的是烂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安排66个城市的上映呢？”

我想象陈凯歌说这话时候的样子：严肃的脸上泛起的正义表情，硕大眼袋上面愤怒的眼睛。我得承认，想到这里，我有点心酸呢，就像看到那个80岁老太太脸上的红唇。

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那个老太太，也不是陈凯歌，而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要重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状，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到处跟人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

还有朋友Y。他已经33岁，却几乎身无分文。在n次发财计划失败之后，决定开始炒股。最近开始不分昼夜地读公司报表。

还有朋友X。已经和H暧昧了一年了，而他始终不能给她一个承诺，总是在说“我喜欢慢慢来”。她又能怎么样呢？别人问起，她会笑笑地说：我男朋友挺好的，对我也很好。

还有萨达姆。萨达姆看上去已经很消瘦了，尤其是被米舍洛维奇的死吓得够呛，可是他在庭审中，还在义正词严地号召他不存在的听众赶走美帝国主义。

还有朋友K。K这个流亡者，多年来有国难回，却一不小心把自己折腾到了快50岁。在一起朋友聚餐中，他对着三个昏昏欲睡的人，滔滔不绝地政治布道。

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悲伤的、鲜艳的红唇。

等

说是要下雨，一直不下，我一直在等。

它下点雨多好啊，多配合我现在文艺的小情绪。干这么阴着，让人心慌。阴沉的下午，容易把人带进红楼梦的情绪。

文艺情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小把戏，它还上瘾，它还弄假成真，它还自命不凡。它还有个大屁股，坐哪就把哪坐垮。

不想写论文。我多么希望布什突然疯了，发动一场文革，宣布停课脑革命，然后我就上山下乡，然后在伊阿华一边种玉米一边心里窃喜。完了20年后还可以哭哭啼啼地骂布什摧毁了我的青春。

我还盼着突然发地震。

或者再来一场Katrina，这回直接hit new york. 要不然彗星撞地球也行。

为了逃避自由，我发明了多少小把戏。

我总是不肯承认，人的一生，就算认真，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是多么、多么地少。我不服气，总以为自己可以做10件，其实只能做1件。我气急败坏，最后连这一件都没有做好。

图书馆5楼，黑框的大窗户，框住几根斜插过来的枝杈，树叶象小手一样在风中摆。我猜是槐树吧，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希望我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可以告诉我许多植物的秘密，让我觉得自己跟很多植物都是哥们。如果这个暑假不是赶论文，我自己去研究也行。

坚持不下去，就继续坚持好了。

好吧，听你的。

rain and tears

在网上翻出Beatles这首歌，听了一晚上。甜蜜而惆怅，真好听啊。厕所都舍不得去上。

可惜我不会上载音乐，不然放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最早注意到这首歌，是看“最好的时光”时。说实话，整个电影，我就记得那个镜头，舒琪和张震在小饭馆里吃完饭，出来，雨中过马路，等车流过去，两人并肩站着，张震轻轻地握住舒琪的手，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歌。

候孝贤特别擅长塑造这种非常干净的爱情。

他电影里的爱情，都是淡淡的，如同两个老头儿在午后下一盘棋。那种安静，自里而外，整个世界谦卑地撤退下去，聆听爱情发芽的声音。绿色的，细细簌簌。

却也会让人心痛。“恋恋风尘”里，男主角当兵回来，女主角已经跟了别人，整个世界都crumble了。我跟着心碎，哭了很久。非常take it personally.

候孝贤拍电影，大约是受了水墨画的影响，懂得less is more。

怎么说到候孝贤了，其实我想说的是，rain and tears，很好听，大家都去听吧，最好听的时候，心里想着一个人。

为什么说我是人民公敌

我刷新了博客门脸，号称理想是做一个人民公敌，引起了同学们的关注，以为这是文学女青年造句癖的又一临床表现。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这样写，没有任何玩弄辞藻的意思在里头。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的精神面貌，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更是对历史的总结。

为什么说是对历史的总结呢？我回首往事，惊诧地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立场问题”上，我都站在“群情激愤”的反面。比如，我觉得如果人家台湾人民实在不想跟我们统一，那么不统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我虽然不喜欢X功，但是我同情他们政治上的遭遇；比如，我虽然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让我上街游行去抵制日货，我没有什么热情――一想到很多对开日本车的小姑娘义正词严的人，事实上对中国基本的现实人权状况漠不关心时，我就不但毫无热情，而且会起鸡皮疙瘩；比如，在前两年刮那个什么朗旋风的时候，我虽然不一定喜欢郎的对手，但是我显然更讨厌朗咸平；比如，前几年那个宝马事件时，我虽然对农妇的死很同情，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以及对汽车的知识说明那个有钱太太一定是故意倒车撞人，我就不会加入全民谴责阔太太杀人犯的运动当中去；甚至比如，虽然我反对伊战，但是对那些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的人，我会追问what do you exactly mean by it: 是指美国打了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东石油价格，还是能控制它的出口总量，How so? What’s your evidence? 最不可饶恕的是，虽然我这一切政见都很反动，我还坚信我其实比那些一听见国歌就热泪盈眶、一看见日本车就急火攻心的人更爱国，但是一想到“爱国”这个字眼象妓女一样被人操来操去操了这么多年，我又觉得没有她的乳沟贴过来，其实更好。

这还仅仅是政见的部分。在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问题上，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反动立场上。哪儿人多，哪儿肯定没有我。比如，在朱苏力vs.阿甘，孙维vs.贝志城，韩寒vs.白桦，袁伟时vs.团中央等等事件中，我都是不可救药的少数派。除了对赵老师的鄙夷和对胡戈馒头的同情上，我实在看不出我跟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有任何交集。我曾经质问自己是不是因为青春期后遗症导致了自己以唱反调为乐，但是经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的思索，我得出结论，我的所有立场，不管多么反动，都是真诚的。我的毛病并不是青春期后遗症，而是正相反，未老先衰，因为我发现在所有愤青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场合，我体内那个阴郁的老头子总是随时赶到，把我拽到一个黑暗的、冷清的、阴凉的角落。

立场问题，就像口音问题一样，一旦具有了这种口音，你说任何话都具有这种口音。所以反动立场永远是成串出现的，而不是在个别事件中偶然的误入歧途。

如果上述一切还没有使大家认识到我“人民公敌”的本质的话，我还可以接着交代，总有一条会踩到你家地雷：我觉得金庸很平庸。王家卫假深沉。布什智商并不低。张国荣并不帅。王小波虽然很好，但是被overrated。王菲虽然唱的还不错，但是也就是那么回事。张曼玉长得不好看，而章子怡其实挺漂亮。

好了，得罪干净了吧。

人家说“悬崖勒马”，我觉得我这匹马已经掉下悬崖了，在山谷里垂死挣扎，很快要被追下山的群众乱棍打死。

老摇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张照片，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反分子：反集体，反道德，反舆论”。

看来，自绝于人民的人，还不止我一个。

我想说的是，老摇，牌子举累的时候，我可以顶上去。

独身主义的诱惑

任何主张，加上的“主义”这个后缀，就变得恐怖。因为恐怖，人们就避而远之。比如“女权主义”，谁敢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呢？那简直等于宣布自己长相恐怖性情变态脾气乖戾。又比如“环保主义”，保护环境，自然是好的，可是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个这个，有专家出来说了，还是要“以人为本”嘛。

中国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

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一直觉得自己对于婚姻这件事，抱着叶公好龙的态度。一个女人，30了，整个世界都在忧心忡忡地虎视耽耽地幸灾乐祸地看着你，等你把自己用跳楼价大甩卖了。别等了，跳吧，也就59楼，我们脖子都仰酸了，你就跳吧，我们还赶着去吃午饭呢。

于是出于善良，这些年来也配合他们的目光，做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相亲，上网交友，到各种party抛头露面。最严重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标准、原则、理想，在那些毫无感觉的人面前骚首弄姿，努力用老爸老妈的口气说服自己，其实婚姻就是找个伴而已，其实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一切的标准、原则、理想都只是自恋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凭什么呀。

不就是个婚姻嘛？婚姻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说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婚姻本质上不过是爱情的私有制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说的多好啊。比如你有一个房子，得，下半辈子就忙着还贷款吧。婚姻其实也是一样，为了占有一个人，你被占有了多少啊。他本来习惯于三天洗一次澡的，可是实在无法忍受她的唠唠叨叨，只好一天洗一次。她本来习惯于饱一顿饿一顿的，可是他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少，只好睡眼惺忪地起来给他做早饭。他本来喜欢周末哪也不去，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结果她非得拉他去丈母娘家。她今晚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着，看看小说喝喝茶，可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看足球赛吵得她头疼欲裂。他其实喜欢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她非得强迫他每个月存工资的一半。她其实喜欢上网聊天，可是结了婚的女人，还上网聊天，他说，真是老不正经。

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人即地狱啊，萨特说。

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的亲友ABCDEFG说，也有很多乐趣啊。一起旅行，一起做饭，搂着看电视，挎着逛商场，其乐融融啊。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他之所以结着婚，是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之所以结了婚，是因为别人都结婚。别人都结婚，是因为――结就结吧，闲着也是闲着。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小昭在清华时，同学申请出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问：哎？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天昭答：因为出国是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

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听上去简直令人凄凉，仿佛人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在传统、趋势、潮流等等集体性的事物面前，都不堪一击。仿佛人只是一只陀螺，在外力的抽打下，机械地旋转。
而我偏偏有一个爱追问的灵魂。

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不结婚？而是，为什么要结婚？

或许，我只是自恋，对那个因为炎症而肿大的自我无法释怀。

倒也没有到“独身主义”的地步，但的确得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放下抵制它的诱惑。其实我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希望这样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没有对谁爱到“那个份上”。我希望有一天，象在大街上拣到钱包一样拣到“那个份上的爱情”，而“那个份上的爱情”正如他们说的那样，魔法无边，让我五迷三倒，七窍生烟。我可以为了它，一天洗四个澡，存80％的工资，一辈子不打游戏，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一打开电视就找足球赛，象一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不放，成天跟在他后头，唱S.H.E的那首歌：你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我还是这样希望。

精确的与更精确的

自从做了近视眼手术，我的世界变精确了。

之前，我看不见starbucks的小黑板上写着什么，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持之以恒地点红茶，现在我可以瞪一眼头上的那个牌子，然后挨着个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chai tea lattee什么的。又比如，之前我看不清电视字幕，很难用读字幕来弥补听力的不足，现在我可以读字幕了，而且沮丧地发现，凡是那些你听不懂的话，其实你也读不懂。

我喜欢精确。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会精确地思考的人。而所谓文采，就是能够精确地捕捉词汇去表达想法。

科学是精确的。古时候，人们只知道早晨太阳出来了，现在人们可以说，早上六点一刻太阳出来了。古时候，人们只知道今天很冷，现在人们可以说，今天是零下10摄氏度。精确的知识才能够得到积累，能够得到积累的知识才能进步。否则，大家都停留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看似高深、但实际上非常不精确的判断上，两千年前这样说，两千后还是这样说。

有的时候，我疑心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从东西的哲学、绘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甚至对比“国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看出，“天下”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国家”对边界、人口都有清晰的定义。最后“西风压倒东风”，很大意义上就“西风”将一个模糊的政治实体转变成一个精确的政治实体的过程。同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确化”的胜利――产权从一个模模糊糊的“集体”、“全民”慢慢地精确到一个一个看得见、找得着的实体或者个人。

当然，我自己就是东方人，虽然有时候企图精确地思考、精确地表达，但是更多时候是沉溺于模糊。原因当然很简单，从模糊到精确，做一个模糊的判断，只需要一个灵感，而要把它精确化，则是一个技术活。你想想，把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球精确成一张经纬分明、地形地势清楚的世界地图，这其间有多少人的探索、血汗甚至牺牲？“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样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如果是一个美国社会科学的教授，他立刻会冲上来问：What do you mean by 精确? What do you mean by 模糊? what do you mean by 追求? what do you mean by 沉溺？What do you mean by 很大程度上？你如何measure 精确与模糊？你指的是哪个方面的精确与模糊？……然后我很快就蔫了，然后我很快就觉得思考的乐趣全没了。

我就是这样慢慢丧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我以前以为做所谓的社会科学，真的象传说中的那样，每天坐在窗前紧缩眉头做思考状，所以屁颠屁颠地就跑来做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做社会科学，至少在美国，你用在窗前思考的时间，只是占你整个精力的10％，90％的时间你都是在通过找data，manage data，读文献，查证evidence，梳理逻辑，玩定义，交代data以及操作data方法的可靠性，将你的“灵感”精确化。以前只有经济学这样，现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这样了。

好比你要制作一个凳子，设计那个凳子的时间可能只占10％，其他90%的时间要去砍树、刨木头、安装椅子、上漆、雕花……那90％的奔波早就把那10％的乐趣给扼杀了。

我知道偷懒不好，但是我满足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沉溺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其实并不适合做社会科学。

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不善于analytical thinking、而习惯于general thinking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实是我们的语言。中文的语法结构里面没有定语从句、就是状语从句、补语从句，都用得不多，这就限制了我们精确地表达的能力。当然，这又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

前两天我在mitbbs上看人吵架。事情是这样的，MIT有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他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日本19世纪末期的版画，而那些版画中有很多日本人屠杀、羞辱中国人的内容。那个日本教授要主持一个这些版画的画展，当然配上了他的很多文字说明，来展现当时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军国主义心态及其演变。这件事情，在MIT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中国愤青愤怒声讨教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说实话，我却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态度，这不是常识吗？如果一个人关注什么，他就和那个被关注的事物同流合污了，那拍“辛德勒名单”的Spearberg岂不是因为拍摄犹太人被屠杀、被羞辱的电影而“严重伤害勒犹太人的感情”？要我看，这又是愤青思维及其不精确的一个表现。

当然，精确也有不好的地方。追求精确的前提，就是假定一切都是可以被精确化的，而这个假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有很多时候，世界、生活、感受的流动性是拒绝被精确化的――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measure，也许是因为它总是在变化。我以前问一个朋友，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他说：说不清，昨天爱50％，明天爱70％，上午爱75％，下午爱83％。看，爱就是一个无法被精确化的东西。还有的时候，精确化是对灵感、对美、对胃口的伤害。比如，我吃这个冰淇淋就可以了，你干嘛非要告诉我里面有150个卡路里？又比如，我知道我眼角有皱纹了，可是做了眼睛手术以后，我现在连有几条皱纹都可以数得出来，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精确。最可怕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论证为什么要每年回家看父母：“你算算看，就算你一年回一次国，一次平均回国20天，20天里面有10天呆在父母身边，而你父母还能活25年，那么其实你这一生，跟你父母总共能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50天，也就是半年多啊！”靠，这样的精确，多么让人心碎。

八荣八耻

我们间歇性抑郁症患者，也决定要实践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以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为荣，以顾影自怜唧唧歪歪为耻
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荣，以好好睡觉天天上网为耻
以一个星期锻炼两次以上为荣，以跑步的时候跑一分钟走五分钟为耻
以每天吃维生素钙片为荣，以喝可乐吃甜点打饱嗝为耻
以每天面对蓝天白云绿树深呼吸为荣，以动不动思考灵魂为耻
以对好人微笑对坏人微笑对天才微笑对蠢货微笑为荣，以问“你凭什么”为耻
以管好自己的吃喝拉撒为荣，以自作多情地以为中国的贫富分化美伊战争中东和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为耻
以象牲口一样忍受为荣，以每天晚上做恶梦对美好生活进行暴动为耻

有党的领导，有中宣部的精神指导，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决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基因决定论”的快乐观，正如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终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实践和认识之间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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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花言巧语方面，真是训练有素啊。
说空话并不难，难就难在要把空话讲得推陈出新、琅琅上口。能把无米之炊做得花样翻新，这才是才华。

恶心

一回来，就depressed。

什么也不想干，什么电话都不想接，什么人都不想见。脸都不想洗。一切都不make sense。

为那些自己内心并不需要的东西奋斗，奋斗个屁。

也许不能让我自己呆着。让我跟自己呆着，就像让我和一个虐待狂呆在一起。看着他踢我、打我、捶我、砸我、掐我，眼睁睁地看自己身上开始青一块，紫一块，痛到麻木为止。

或者，是和一场火灾在一起。看它把什么都烧干净，裸露出生命的荒原本质。

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电视里的一只澳洲野狗，为了一点食物，拼命地奔波，找啊找啊找啊找，受伤了，死在沙滩上。生命怎么可能make sense呢？把那个食物做大一点，做复杂一点，把那个奔波做得花哨一点，曲折一点，就make sense了吗？给恐惧衍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取一些动听的名字，就make sense了吗？爱情。家庭。事业。教育。慈善。社会。不但不make sense，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恶心。

这么多的宝贝，“文明”，怎么就还压不住、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为什么那个邪念这么强烈呢？我听见它象风铃一样在我窗前叮当作响。

而它的声音竟然是清脆的，而它的声音竟然是优雅的。

还有那么多狗屁不通的人，成天在教育你、指挥你、要挟你。这些你不在乎的人，说着那些你不在乎的话，还有他们手里那些你不在乎的东西，为什么要忍受呢？为什么要表演着垂涎呢？为什么不轻轻拨开他们，然后纵身一跳呢？

可还是有在乎。如果还有在乎，怎么可能自由呢？有一些责任，有一些爱，有一些义务，它就像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样长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把它们挖掉呢？可是如果没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伤心的是，发现决心根本无法改变什么。你决心要快乐，决心要有“平常心”，决心要从容，决心要改过自新，决心要感恩，决心要看到瓶子里满的那一半，你每天都在下决心，下了30年的决心，但是最后你发现，决心管个屁用。对自己说，no matter what you have to swallow, take it as a lesson. Lesson，多么崇高的字眼，可还是让我恶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去享受强奸。

强奸它就是强奸啊，你会痛，会屈辱，会恐惧。

怎么能这样顽固不化呢？上帝对我多么溺爱，给那么多玩具，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怎么还是挡不住我的那个邪念呢？

电影Before Sunset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遇上了车祸，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残疾人，但是六个月后，你还是变回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突然有一天中奖了，平白无故天上掉下来一亿美元，但是六月后，你还是要变回一个不快乐的人。

不快乐的人。我多么厌倦自己。

对异乡的乡愁

我承认，到最后，其实我已经很想念纽约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念的是什么，洁净明朗的空气？可以静下心来工作的状态？fossil蚊米闹同学这些朋友？纽约生机勃勃的街景？……还是，其实，我只是想一个人呆着而已。

我真是犯贱啊。一个人的时候，看到老头子下棋都恨不得跑过去凑热闹，可真热闹起来的时候，觉得人悬着，想要沉下去，沉到纯粹自言自语的地方，才算是脚跟着地。

或者我哪里都不想念，只是想要逃离。

甚至想着要卖掉我的电视，拔掉我家的网线，跟世界保持最少的接触，就读一读诗歌、历史什么的。

中国是多么狠的一记重拳啊，打得我眼冒金星之后，只想坐在地上喘气。

那天我跟小昭互相打听，“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出生在哪里”，我说美国，她说北欧，然后我又补充道，“可是你不可能假装你不是自己去进行选择的。我只能是我，那个只能是我的我，还是会选择中国。”

在JFK回哥大的路上，我心想，要有片湖就好了，结果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湖。

要下一场雨就好了，我得寸进尺地想，结果睡一觉起来，发现窗外的地都湿了。

我想纽约还是挺疼我的。

上飞机前，我爸给我电话，突然跟我说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话，让我要“爱国”、不要参加“反华”的活动，说话写文章要注意云云……我当然没有参加什么“反华”的活动，不过写文章好像是有点“出格”的地方，是不是我爸听说或者读到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只是恩恩啊啊着，想着大洋此岸也好，彼岸也好，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我党，我国、我爸，我妈，仿佛汇集成一只粘乎乎、暖烘烘的手，握着我，温柔地腐蚀我。虽然是温柔地，但是是在腐蚀。我看到自己在这只手里，变成软绵绵的一滩泥，再变成一堆水，从它的指缝间流走。

我宁可没有故乡。故乡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个负担。

飞机上的电影，大多非常难看。有一部里面两个女主角，一个叫王小路，一个叫王小晴。这个电影烂到让我恨不得跳起来砸了电影屏幕的地步。“甲方乙方”还行，至少开头不错，后面，就像个春晚小品了。艺术家多可怜啊，前有政府，后有市场，为了票房，只能糟蹋自己。这个，倒是世界各国，大家彼此彼此。

刚才睡了一觉，还没有睡够。

我的房间在四楼，刚好看到窗外槐树的树冠。一个多月前走的时候，它们还是吞吞吐吐地绿着，现在，彻底撒开了，唧唧喳喳地，填了一窗户。这点“春色”，喜气洋洋，几乎可以抵消“中国”、“美国”这样庞大的概念给我带来的折磨和忧伤。我想我最想念纽约的，其实也就是这个窗口了。我能想念而不显得自作多情的，也只是这个窗口了。

求婚

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求婚。两个人看顺眼了，然后在某天晚上，一家吃三鲜面的铺子里，男的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小不点们。

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在洋鬼子的求婚仪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当然就是钻戒了。这个钻戒，要求是真的钻石戒指，最好是tiffany牌的。据说它的价格，得是这个男人月工资的三倍。其实几个月的工资事小，重要的得让那个男人心疼。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象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钻戒代表我的心……”

光有钻戒还是不够的，还得浪漫。吃三鲜面时候，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钻戒，说：“老板，胡椒在哪儿？！……对了，小玉，嫁给我吧，这块金刚石，你拿着，三个月的工资呢！”这可不行。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帐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的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

为了满足广大女孩的浪漫需求，男人为了求婚的时机和场合绞尽脑汁。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在金门大桥上，男的给女的单膝跪下求婚。这样的“公开场合求婚法”，好处当然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就我的那对朋友来说，据说当时桥底下人们一看见有人单膝跪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立刻都停下来起哄鼓掌。坏处，当然就是这样的求婚，看上去有点象绑架。善良的女生们，多半不忍心当着众人的面，让男人下不了台。于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好吧好吧，你起来再说吧。结果这一再说，等了几十年，就没下文了。这一点，讲Johnny Cash的电影Walk the Line里面，有生动的演示，更别说我那位在金门大桥上的朋友了。不答应？不答应把你从桥上扔下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绑架了。

更多的人，在求婚场合问题上，选择温馨地“私了”。比如，吃甜点吃着吃着，突然吃出了一颗钻戒。又比如两人爬山爬到山顶，极目四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男人掏腰包，于是男人突然掏出一颗钻戒，深情的说“小玉，嫁给我吧……”。这种“温馨私了”的求婚方式，好处当然是给女生压力较小，她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拿起钻戒就飞速逃离现场，反正不一定非要说 “yes”了。坏处就是不够耸人听闻，效果不够震撼，有可能若干年后，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嫁给孩子他爸的。

要说我自己。我虽然已年过30，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枚钻戒说“嫁给我吧”。我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得三鲜面铺子都关门了。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从小对求婚场景的幻想里面，从来就没有钻戒这种东西。就一个帅哥，和我。我们都才华横溢桀骜不逊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彼此爱之入骨，又由于我们都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惟我独尊，所以我们又对彼此恨之入骨。由于这种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悖论，我们今天爱得脑肝涂地，明天又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争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对这个幻想是如此钟情，以至于都忘了在其中插入一个他掏出一颗三克拉大戒指的情节，可见女人一激动，就变得愚蠢。后来，我想，愚蠢也好，聪明也好，反正不过是幻想。如今我30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我，和一家三鲜面馆子。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我妈

我妈精力极其旺盛。仅仅当我妈太可惜了，她应该去当总理。

我在这个屋看书，她在客厅大声唱歌。唱的全是新歌，“感恩的心”，“解脱”。她一个人，下午，在客厅里，声情并茂地唱歌。

过了一会儿，她跑过来，勒令我下网，让我去踢毽子。说是怕我刚做手术的眼睛受不了电脑，但是我知道她真实的目的，是篡夺我的电脑，因为她也想玩游戏。

毽子是她买的。她没事的时候就在家踢毽子。我现在每天下午踢一会儿毽子。虽然每次只踢十来分钟，我进步却很快。三天前只能一次踢1、2个，现在可以连着踢10个。我妈更厉害，她可以左脚右脚换着踢。可是今天下午，我只踢了十个，毽子啪地散了。

我报告了我妈。我妈急了，这可怎么办？你的脚太厉害了！

那能怎么办？我心里窃喜，还惦记着我没打完的游戏呢。于是回到电脑边打游戏。打着打着，眼睛的余光扫见我妈，站在桌前咔咔咔地剪东西。我说你在干嘛？她说我在做毽子。

我抬头一看，伊正把一张白纸剪成须须，背着光，非常认真，嘴里一直嘟囔，太硬了，这种纸太硬了…… 过了一会儿，她愣是做成了一个毽子。我踢了踢，还行。不如买得好，但还是能踢起来。我回到到客厅踢毽子，踢得气喘吁吁。过了一会儿，我妈过来了。“让我踢会儿”，她眼巴巴地说。

我让给她。她拿起毽子一看，已经破了！又被你踢破了！不行不行，这种纸不行！她勉强踢了两下，恋恋不舍地把毽子扔到了垃圾桶里。

没有了运动项目，她就在屋里踱来踱去，并挥舞着两只高举的手。我问她在干嘛，她说，这也是一种运动，人老了，身体往下坠，所以要经常举举手，把身体往上提，我有时候走在路上，快步走，就举起胳膊挥舞。我说，那路上的人没准觉得你神经病呢。她不屑地笑道：神经病？人家跟我学还来不及呢！

晚上，我妈做了酸菜鱼给我吃，她边吃边说，做得真好吃，我做的东西，真好吃。

确实挺好吃的倒是。

饭后，我们出门散步。在院子里，她又开始边走边挥舞胳膊。我反正也见怪不怪了。

报纸上说了，她说，人老了，最多会缩十几厘米，所以一定要提升，运动，保持挺拔的姿态。她还说，以前老家里的旧家具，要扔掉，你爸不肯，你爸这个人，就是舍不得扔东西，那种送给别人别人都不会要的东西，我都不知道他留着干嘛！你爸那个人！她又说，现在瓜瓜新词可多了，你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奶奶，你把你的意思总结一下吧！总结！连“总结”都会说了！后来，她说累了。这个54岁的新新人类，终于放下胳膊，叹了一口气，坚定地说，明天，一定要去买一个新毽子。

怕

1。我。

哈佛一不留神竟然给了我postdoc offer。虽然我为明年的饭碗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欢欣鼓舞，但对哈佛本身，我并没有什么迷信，觉得它的光环，不过就是平庸当中最辉煌的一种而已。

但是我家里人就不一样了。在确认我所说的“哈佛”的确就是传说中的“哈佛”之后，他们普遍迸发出一股范进中举般的巨大热情。我爸跑到书店买了一堆关于哈佛的书籍和DVD，以至于他现在连哈佛那个著名铜像上有几个语法错误都已经知道了。我妈则热切向她所有认识的人发布这个消息，就是饭店的服务员小姐，在人家把我们送往电梯的路上，她都要迫不及待地告诉人家，她的女儿要去哈佛了。我一个堂哥，甚至发来了“贺电”，“贺电”里恭喜我成为了哈佛的“博导”。而我的四叔叔，从江西老家打电话过来，虽经我百般劝阻，却不能动摇他要在县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表示祝贺的决心。

闹同学说得对，中国人只知道两个国外的大学：哈佛与非哈佛。当年我上哥大的时候，虽然好歹也是一个Ivy League，但是谁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虽然我爸在做了适度的调研之后，认定哥大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他在亲朋好友之中炒作“常青腾”这个概念的努力非常失败，直到N年前，我的小姨父还是非常担忧地询问我：哥伦比亚大学是在哥伦比亚吗？

家里人的热情虽然是一片好意，我却开始忧心忡忡。原因是，虽然哈佛给我这个offer，但这个offer的前提是我必须在秋季之前成功答辩论文。现在，我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能够把论文改得让我的两个导师点头称是。我的两个导师中，导师B一直对我的论文比较肯定，但是导师A一直有种种非议。以我一直比较忧心忡忡的个性，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导师A有可能不让我通过论文。然后我就去不了哈佛。然后我就成了全世界的人的笑柄。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在我四叔叔、堂哥、饭店服务员小姐面前抬不起头来。

2。我爸

我爸总是在劝我，毕业以后要回国。他特别怕我在美国找个老外，然后就不回来了。

昨天我爸我妈我坐在一起聊天，我爸说，以后你哥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北京的，你又不回来，我们老两口啊，要空巢了。

去去去，什么空巢，我妈反对道，现在的孩子，还指望得上吗？我都想好了，以后等我们老得不行了，就住敬老院去，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有各种活动的，孩子们是指望不上的！

我爸不说话了。

晚上，我爸溜达到我房间，转悠了一圈，突然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找老外啊！你看那些涉外婚姻，有一个幸福的吗？你看那个韦唯，三个孩子都出来了，还不是要离婚？你听见没有？你可不要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啊！

3。瓜瓜

果果还不到三岁，但是他妈妈为了锻炼他，愣是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

于是他在幼儿园里号啕大哭。别的小朋友都在吃饭，他一个人站在墙角边哭。手里还拽着他的小书包，随时准备离开。

我妈决定让已经上幼儿园一年的瓜瓜教育果果。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上幼儿园，好吗？”

瓜瓜不理，自己抓着他的玩具飞机，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嘴里大喊大叫。

“瓜瓜，你告诉果果要跟大家一起玩，大家吃饭他也吃饭，好吗？”

瓜瓜还是抓着他的飞机跑来跑去。

“瓜瓜，你去年上幼儿园哭了吗？”

“哭了。”瓜瓜停下来，扬起他小帅哥的脸。

“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我怕。”

“你怕什么？你是怕幼儿园的老师吗？”

“不是，我是怕我妈妈再也不来接我了。”

老头子

那天在北京某书店做talk的时候，我胡说八道来着，我说：很多年轻写手都是靠青春期的荷尔蒙写作，我不靠它。我从小体内有个老头子，他很焦虑，我靠他的焦虑写东西。

后来有人问，你说的老头子指的是什么啊？

我哪知道是什么啊，我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来着，只好接着胡说八道。我说，他吧，他是我体内的局外人，跟我保持着距离，等着一切情绪沉淀下来以后来拣垃圾。

那天有一个听众。他站起来问问题，他说，不知道你们留学生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去年，有7、80个留学生被杀害了，这事你知道吗？有一个叫XX的，他爸爸是XXX，是以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很厉害的，它跑到美国去抓共产党，它很厉害的……

我说我没听说，我也不觉得留学生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他说：美国的留学生安全问题，很严重的，还有北大，北大去年有3、4百个学生被绑架了，失踪了，问题很严重啊……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说，全场哗然。主持人把话筒给拿了回来。

被迫害妄想狂。一个地地道道的被迫害妄想狂。

后来散会的时候。另一个听众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们正聊着天，那个被迫害妄想狂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是我没理他。情形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听众热烈的讨论着文学当中的隐喻，而那个妄想狂站在我们身边、大声地、愤怒地、慷慨激昂地论证去年美国真的有7、80个留学生给杀害了，北大有3、400个学生给绑架了。

……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国民党很厉害的！……3、400个人被绑架了，失踪了！国家调查了吗？没有，3、400个人……国民党的特务很厉害的……我隐隐约约听见他的痛诉。

后来大约实在觉得无趣了，自己走了。而我还在和那个听众探讨文学的隐喻。

晚上躺在床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妄想狂。突然对自己很失望。

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去倾听这个被迫害妄想狂的痛诉呢？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他说话呢？我关心什么狗屁文学隐喻吗？我多么想了解，在那个人的心里，那个宇宙里，无数星系的漩涡里，为什么会认定3、400人被绑架、7、80人被杀害？我不是号称体内有个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老头子吗？为什么没有和那个智力势利主义者的自己保持距离？

我为什么没有去直视他的眼睛？

今天坐在车里，快到一个路口时，堵了。司机嘀嘀咕咕：怎么会堵成这样呢？怎么会堵成这样呢？这条路上从来不会堵成这样的，是不是出事了前面？

磨磨蹭蹭终于开到了“前面”，司机大喊：就是出事了，你看！

我按下左边的车窗，看见路的两边站满了人，警车停在一边，警车和人群的当中，有一个躺在地上的少年，大约15、6岁，农村孩子的打扮，头部鲜血淋漓，静静地躺在那里。

怎么不送医院呢？司机说。

肯定是死了，我说，流了那么多血。

我的车缓缓地开了过去。

除了5岁那年看见我六叔叔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一个尸体。而我并不悲哀。甚至也不惊诧。那是一个生命，刚刚消亡的生命，才15、6岁，他爸爸妈妈肯定伤心至极。那么多血。也许身体还是热的。而我不能够悲哀起来。我想象自己是那个少年，躺在地上，睁着空空的眼睛，仰望天空，周围的高楼、人群、车流趴在我的上方，竟然也不恐惧。

司机开了车里的音乐，是一首老歌“蝶儿蝶儿满天飞”。蝴蝶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与君双双飞，你却只能留一夜……她唱，我也唱。

于是，在那个尸体的前方二百米处，我和那个女司机一起百无聊赖地哼歌。蝴蝶为花醉，花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

能够这样坦然地接受死亡，这实在是让我措手不及的一件事。我想我真是对自己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对体内的那个老头子一样存在着误解。他焦虑吗？他是远远地看着的，但是他真的焦虑吗？他看见了死亡，但是他用同样的眼神看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的一切：刚刚被印刷出来的晚报，泛着淡淡的墨香。一个小孩在买烤红薯，眼巴巴地看师傅翘起的秤，悄悄咽了一口口水。一个郊区来的妇女在药店门口排长长的队。一只流浪猫在“草原之夜”餐馆的后门处啃一块骨头。我把车窗重新摇了上来。

角色的黄昏

终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那天我19岁的表妹到我家来玩。她穿球鞋、牛仔裤和松松垮垮的上衣，跳街舞，唱那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歌，崇拜周杰伦。我比她大11岁，作为一个表姐，我常常被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指定去教育她、改造她。可是，就是她，也眨巴着眼睛跟我说：“我同学说你的小说写得好！”

天哪，便是我这个在石家庄郊区读一个大专文凭的表妹，也知道我在写小说么？也知道她这个看似威严的学习模范表姐，其实有那么多焦虑，有那么多阴暗面，有那么多文艺情绪，有那么多顾影自怜，我看着我表妹眨巴的大眼睛――套用小学作文里面的一句话――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我还怎么继续在她面前扮演那个“三个代表”的表姐呢我？

之后是我妈。那天我在北京，走在大街上，突然接到我妈的一个电话。

“鱼儿，我的同事说，在XX杂志上看到你的访谈，上面说你写了一本小说！是真的吗？……啊，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个女儿啊，你怎么写了书都不跟我说，你也给一本给爸爸妈妈看看嘛……”

我站在地安门大街上，听着我妈的哀叹，急得都快哭了。完了，连他们都知道了。老妈啊老妈，不是我不想给你们看，而是我在你们面前，花了30年时间，苦心经营了一个傻呵呵、乖兮兮、甜蜜蜜的“女儿”形象，我实在不想毁了她。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形象上拉开一条口子，窥视里面那个惶恐焦虑敏感纤细的陌生人呢？

何况里面还有一些“儿童不宜”的情节呢，我实在无法想象我的父母读到我写的某些情节时作何感想。

然后接着是我堂妹，我妈的一个朋友……我真怕有一天连我的小脚奶奶都要打电话给我，操着家乡方言跟我说，那个王徽啊，真是作孽啊……

对于我的大部分网友读者来说，DP从一开始就是DP，所以对于向他们展示自己灰暗的一面，我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但是对我父母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单纯”的女儿。对我的表妹堂妹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学习标兵”姐姐。现在，半路突然冒出了一个DP，那么文艺，不害臊地把自己的病痛摊在别人面前，并且号称就是他们的女儿或者姐姐，这叫他们如何是好呢？而我，象一个行骗几十年的骗子，突然被拆穿，人证物证俱在，又叫我如何是好呢？

写小说是多么流氓的一件事啊。再纯洁的小说，都是一种自我暴露。

每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的衣服，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而我现在，因为写小说，被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我在生活中基本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人――对于我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姐姐、妹妹、姑姑、侄女、学生、助教、网络写手、网友、学者……分得丁是丁，卯是卯，一般都能扮演得恰如其分。倒不是我喜欢带面具，而是我尊重社会秩序嘛。一个社会的秩序，无非就是一个角色的序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师生生，婆婆妈妈……你可以和自己的哥们姐们一起看黄片，但永远不可能和自己的父母。你可以嗲声嗲气地和男朋友说话，但永远不可能嗲声嗲气地做论文报告。一旦一个角色串入另一个角色当中，尤其这两个角色的跨度很大时，结局只能是整个世界的错愕。

我长期大跨度的精神分裂终于遭到了报应。

昨天在一个书店做一个小的talk，讲到一半，突然有个人悄悄地潜入观众席。我当时脑子就“轰”地炸开了――这不是，这不是我以前在清华某院的院领导XX吗？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所以也不能完全肯定，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逃避那个人射过来的眼光。如果是他，这该是多么荒诞的景象啊――以前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可只是“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方案”啊，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前同事，那个看上去那么乖巧的小女生，竟然用这么老成的语气，说着这样厌世的话：“爱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跟大街上拣钱包似的，它可能发生，但它很少发生……”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No. No. No. No。No。No。No。

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是不是他，因为会后我还没跑过去相认，他就消失了。估计不是吧，不然他应该也会跑来认我。又或者，人家都替我害臊。

我想我对码字这事真是够哥们的，为了它，我让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的角色们纷纷破产，血本无归。

崔建的新歌“蓝色骨头”里，有一句唱道：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春天里，而我能唱的只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伪花朵正好长在伪春天里。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

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

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