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

还有什么比一个初夏的、周末的、阳光无边无际的下午靠在沙发上发呆更令人伤感的呢？

何况是刚刚送走老妈和小姨的下午。何况沙发的另一头摆满了这几周游玩的各种票据。联合国、帝国大厦、从波士顿回来的火车票……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扔掉，舍不得。留着，有什么用呢？

人类所有的感情里面，最不理性的，大约就是“舍不得”。好像不需要热爱，不需要心意相投，仅仅是习惯，仅仅是时间。

以前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不跟他早已感情淡漠的远方女友分手，他笨嘴拙舌，不知怎么说，嗫嚅半天，说：还是……舍不得。

机场回来的路上还跟蚊米抱怨老妈的种种不是，难哄，去哪都没兴趣，不去哪又埋怨美国没劲，几里呱啦说了一路。回到家，站在房间，看见空空的桌面，想着上面本来摆着她的什么和什么，空出来的衣橱，想着里面本来挂着她的什么和什么，过道里本来有她的脚步声，厨房里本来有她的炒菜声，客厅里本来有我们的吵架声，现在，都安静了下来。

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淌。

还是……舍不得。

也不完全是伤离别。还有挫败感。以往在中国的时候，两人的关系虽然有问题，但它被更多更复杂更错乱更有问题的关系跟遮蔽、掩盖，所以不觉得。在这里，这关系单线条地暴露出来，清晰突兀，孤零零，如同一条丑陋的伤疤。让自己的无能如此正面、清晰、全方位地暴露在自己的眼前，让人挫败。又因为是在美国，她除了我无依无靠，哪怕是平等的拌嘴，却觉得是自己欺负她，更觉恼羞。

还有惊恐。她在这些天，生活满满当当，有组织有纪律，早起早睡，一日三餐，游玩，逛街，聊天，洗衣做法拖地， ……就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笼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她这一走，生活的属性再次暴露：稀薄、空洞、陌生、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却感觉是一只野兽走在荒原里。

站在空空的房间里哭的时候，就是那种重新被吸入一个黑洞的惊恐。

窗外各种车辆的声响延绵不绝。轰隆隆、兹啦拉、哗哗哗、呜呜呜，各式各样，让初夏更象初夏，让无边无际的阳光更显得无边无际，让荒原更象荒原。

老妈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下载了一个叫“大智慧”的软件，及时更新国内股市动态。刚才打开电脑，发现这个软件还打开在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曲线，热热闹闹地堆在那里。我想起她当时让我下载时说：一定要先起一个文件名，再下载它！你起文件名了吗？不起文件名就下载不了……先下载再起文件名？不是不是！我下过，我知道！……

她总是那样自信，就算不知所云时。我不知道是我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隔岸观火，还是她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从而总是活得满满当当，对着屏幕发了两分钟呆，几乎是依靠某种决心，我关掉了“大智慧”。屏幕上蹦出一个窗口问“您真要推出大智慧”，我点了“确定”。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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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长长的“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2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解雇了8名联邦律师（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检察官）。这些律师在震惊愤慨之余，将这事捅到了媒体。从2007年1月份开始，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报道这件事，讨论这次解雇是否合理。3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传唤司法部的相关当事人。在媒体和国会越来越气势汹汹的声讨下，司法部策划此次解雇事件的司法部长助理桑普森被迫辞职，同时，要求司法部长冈泽尔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虽然此事仍然在调查当中，但是“律师门”的说法已经遍及媒体了。

大家可能会奇怪，司法部解雇自己的雇员，怎么会成为丑闻呢？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个联邦律师里有89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93个里面替换了89个。布什政府最初两年里，也替换了88个联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这一点，在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已经做出明确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冈泽尔解雇本部的9个律师，怎么会酿成政治风暴呢？

问题在于，很多议员、媒体以及这8个律师本人认为，此次大规模解雇不是因为什么“工作表现”――因为在解雇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工作表现”的评审程序，而是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次解雇是对这些律师的打击报复――报复他们作为检察官起诉民主党员不力，或者起诉共和党成员太卖力。

比如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南加州律师莱姆。05年她曾经积极调查美国近年来最大的腐败案克宁汉姆案，并成功了起诉了共和党议员克宁汉姆。2006年5月，她又将调查之手伸向了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员利维斯。同时，由克宁汉姆案顺藤摸瓜，她又开始调查CIA前高官佛格。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她还在忙于起诉佛格。莱姆在这个关头被解雇，难怪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清洗运动”，与“工作表现”没有关系。当然司法部还是辩称，这个解雇并不是阻止莱姆起诉佛格，因为就在莱姆被解雇之后，司法部还是起诉了佛格。

其他7个联邦律师的解雇，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争议。比如，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律师依格里塞斯表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没有加快调查民主党人的投票舞弊案；内华达的波根，在被解雇前正在调查内华达共和党州长吉本斯；而东阿肯色州联邦律师克明斯的解雇，据说唯一的理由就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洛伍想让他腾出位子，安插他的一个亲信。

鉴于这些争议的存在，双方掐作一团。冈泽尔坚称这次解雇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纯粹基于“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是广义而言的，包括政策优先性的安排等等”，同时强调司法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能本来就是“为总统服务”，具有政党性的特点。而批评者则认为，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应当说，在这场辩论中，冈泽尔节节败退。助手辞职，国会听证，本人被传唤，职位岌岌可危。尤其在他声称他并没有深入参与这件事、但是他的助手在国会听证中否证了这一说法之后，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布什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他，也一再要求他“做出更好的解释”。事实上，布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身难保：他的几个“爱卿”洛伍、玛尔斯等都受到牵连，被国会传唤。

堂堂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靠山，有“麦尔斯对美国”这个判例的前科，有政府大规模更新联邦律师的惯例，竟然不能扳倒几个手下的律师，甚至可能被他们扳倒，可见在美国，即使是部长，权力也非常有限。政党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政见不能超越公益，是这场斗争成为丑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稍微熟悉一点美国宪政史的人就知道，这场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地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年，当罗斯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怎样悼念死者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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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蜜

热烈庆祝恩华同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加入到女博士这个弱势群体当中来。有了恩华的优雅、贤惠和无数双漂亮鞋子，我们女博士的“去污名化”运动是多么的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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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过去几年的哥大生活中，恩华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人。亲密度甚至超过蚊米，蚊米跟我还是时好时坏阴晴圆缺，恩华跟我，用一个我一直不知道啥意思的成语来说，那是“meng不离jiao，jiao不离meng”。

我们闺蜜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我们早已说好：千万不能让对方给自己写回忆录，因为我们了解对方如此之多的“黑幕”，以至于这回忆录肯定会写成一本丑闻录。

毫无疑问，恩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这事不用证明。这事还用证明吗？她能持之以恒地忍受我的霸道，说明她非常吃苦耐劳。她能吃我各种“实验主义”风格的饭菜，说明她非常宽容。她能欣赏我的思想，说明她非常智慧。她能在我每次还她钱的时候都说“不用了”，说明她非常大方。她能在我冲动地准备买下第29条裙子时按住我那只伸向钱包的手，说明她非常刚正不阿。

还是让记忆的镜头捕捉我们伟大友谊的片断吧：

镜头一：“喂，你陪我去跟那谁谁谁吃饭吧！”“我今天晚上有事，就不去了吧……”“不行啊，我真的很讨厌他，你不去，我一人承受不来……”

镜头二：春暖花开，河边公园，但见我俩一个前扑后仰、左挪右腾地在那摆芙蓉造型，另一个拿着相机大喊：眼神迷茫一点，再迷茫一点，侧过去，侧过去，你左脸34.5度最好看了……

镜头三：由于我要分用恩华的study cubicle――“这是学校的钥匙，不能复制啊！上面写着呢。”“没事，咱们伪造校方同意书就行了。”“对，他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哗哗哗，伪造完毕。“电话留什么号呢？”“留我的就行。”“好吧……可是，万一人家当场打，你的手机当场响起来了呢？”

镜头四：“革命爆发了？”“爆发了。”“革命成功了？”“就那样吧。”“武器装备还先进？”“……妈的，太小了，我都感觉不到它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的！”——摘自关于一次sexual experience的对话。

镜头五：两人结伴去西班牙玩。恩华订的飞机票，大约800欧元，我出的零用钱，大约1000欧元，其中，我分了一半，也就是500左右给她。最后回来结帐，恩华花了一个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计算帐目，最后，她大汗淋漓地交给我一个结果：她，花了800＋500＝1300，我花了500，所以，我欠她1300－500再除以2也就是350块钱。我非常愉快地说：好吧，我回头还你350啊。瞧，这俩女博士的数学，太有才了！

镜头六：“以后我们真的要好好做学问，发文章，你看看那谁谁谁，小学校、小教授，开个会都没人理，人家牛校一个秘书都欺负她……”“是，不能再象现在这样贪玩了。”“没错，实力才是硬道理……哎，下午去逛街吧？”“走！”

镜头七：在恩华家那个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我们一起做饭，边做饭边八卦，由于生活贫乏，八料很少，只好反反复复八以前八过的东西，基本上到了她说上半句我能说出下半句的地步。“他那人，特烦人，特别imposing……”“对了，那天我查了一下，imposing好像不是强人所难的意思，而是‘壮丽的’意思。”“靠，用错这么多年了，反正吧，他那人，特烦人，特别……算了，都错这么多年了……特别imposing……”

镜头八：“啊？你又跟他和好了？他对你那样，你还跟他和好，真是I服了U。”“哎，我就是没出息……”“没事，我跟那谁也和好了，咱俩谁也别嫌弃谁了……”

镜头九：哥大的游泳池里，两个中国三好学生，对减肥抱着百折不挠的决心，跳进了游泳池里，一前一后，在粼粼波光中使用非常标准的蛙泳姿势，优美地前进……尤其优美的是恩华，动作如此标准，看上去简直像个德国三好学生……游完泳，这两个三好学生就会去商学院的cafe喝珍珠奶茶，然后去图书馆，非常三好学生地学习，那间图书室里，所有的人都被她们给起了外号：绿绿、花花、恨恨……绿绿是个德国帅哥，花花是美女，她男朋友是数学系的，恨恨老不让人说话，一句都不行，幸亏她长得丑。

…………

镜头十：2046年，在剑桥，秋日的黄昏，一个70岁的退休老太太，孤身一人，拎着一堆grocery，非常艰难地穿行在飘满了落叶的马路上，拿出冰冷的钥匙，打开冰冷的房门，走进冰冷的厨房，拿冰冷的刀，切冰冷的菜，那时候她抬头，看着阴云密布的英格兰的天空，心想：如果有恩华在，多好啊。

我爸

我爸是个特矛盾的人。一方面特别严肃、阴郁、刻板；一方面又特别浪漫、敏感、幽默。

今天听说一件事。

我哥在加拿大生活过几年，因为俩孩子在那边生的，刚带回来的时候还有英文名呢，一个叫Jerry，一个叫Jason。

我爸当时一听，对我哥我嫂说：你俩在加拿大怎么穷成这样？生两个孩子，一个叫“节约”，一个叫“节省”！

体力活

这几天一直帮蚊米搬家来着。

由于蚊米的工作属于早出晚归型，我不得不承担了几乎所有收拾新家、打扫卫生甚至组装家具的工作。

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面对几十块板，几百号各式各样的钉子，一件件家具，愣是在我的巧手下，扭着柔软的腰肢，神奇地站了起来（恩华对此亦有贡献）。我妈说得多好啊，她说：谁要是娶了我们家鱼儿，那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幸福了。

人们单知道我忧国忧民，单知道我风花雪月，不知道我还特热爱收拾家、做花样百出的饭。

我琢磨着我要是生活在农业社会，肯定是个虎背熊腰的劳动妇女，孩子生一串，睡觉打胡噜，碰上个灾荒之年的话，愣是靠着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保证全家一个都饿不死。

当然，这也未必是优点。据说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老公――我打不开这个酱油瓶，你帮我打一下嘛！”

不过，谁又在乎一个从能打开酱油瓶盖中获得成就感的男人的看法。

连干几天体力活后，突然觉得体力劳动好处真多。减肥就不说了，关键是不用追问意义。体力劳动的本质，就是造成一些事物的物理或者生化变化。什么叫意义？这变化就是意义。大到种粮食造房子，小到做饭洗碗，无不如此。相比之下，写论文写小说写博客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有吧，但好像总得费点口舌才能说清，说清了也总有点狡辩的苍白在里面。

难怪农民、工人不管穷不穷吧，总是活得理直气壮，“咱老百姓”这、“咱老百姓”那的，人家愣是把一颗种子变成结结实实一根玉米，一堆砖头搭成高高大大一座房子了，这事不容置疑，哪象建构一种观念，你辛辛苦苦把它给码起来，人家一脚就可以踹翻，完了还骂你“美帝走狗”云云。

谁也不能指着一栋房子说这不是房子，但是谁都可以指着一个思想家说这人根本就不是个思想家。

当然纯“泰勒式”的体力活估计也没什么劲，还得是有点“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体力活，比如搭积木一样组装家具，比如选择窗帘竿和窗帘布并成功地把它们给安装上去，比如不断挪动家具找到最佳的位置组合……忘了谁跟我说的了，说最让人幸福的工作，就是有点挑战性，但经过一番努力总能实现目标的那种。太容易或者太难的工作，都会让人郁闷。

这不就是打电子游戏吗？

不过，收拾一个新家，还真有点象打电子游戏。卧室算一关，厨房算一关，客厅算一关……反正乒乒乓乓，一关接一关，打得人两眼放光。半夜两点坐在地板上研究一个家具的图纸，狂走30个街区就为了买到一只我想要的那种汤盆，啥叫passion，这就叫passion。这决心，我写论文或者读论文的时候何曾有过。

我跟恩华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做个室内设计师什么的。

难，但不太难。累，但不太累。幸福的秘诀，说到底，不过在于对自由的逃避。

他人眼中的刺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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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 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