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

1.

有一点比较好笑：愤青内部，“理性派”劝“激动派”不要太激动，“激动派”谴责“理性派”奢谈理性，as if 革命成功与否在于采取正确策略似的。其实内部掐来掐去有什么意思呢，反正“理性派”也好“激动派”也好，都是自言自语派。基本相当于杨丽娟在激烈思想斗争，该穿礼服还是该穿牛仔裤去见刘德华。

2.

本来这周专栏想写个 The Whisperers书评的。The Whisperers是一个苏联史专家写的斯大林时代口述史，非常好看。但编辑再次发来鸡毛信：“不谈政治，只谈风月”。

也是，已经为难人家很多次了。

但俺不谈风月，久矣。“风月”和我的关系，基本相当于新几内亚仙人掌和周迅的新睫毛膏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关系。思来想去，创作风月作品一篇：

2009年5月29号，南风2-3极，月亮，三分之二坨。

3.

推荐我的骨灰级网友“沧海一撮”之网站出走社，其来龙去脉在此。爬山社的门槛比较高，一般人可能迈不进去（比如我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型的），但觉悟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偏执地热爱大自然或者偏执地厌恶俗世的、相信愤青也可以是快乐的、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永远在去往内心乌托邦的路上的，不妨去锤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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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二则和专栏一篇

1. 巴东县野三关镇官员殴打采访邓玉娇案的记者

2.湖北省宣、国新办严控“邓玉娇”案报道

其中一段话：而国新办网络局则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对该案报道网络转载进行限制。他们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他们要求，“相关专题和稿件，不放首页和新闻中心要闻区”，“作为一般新闻淡化处理。”同时，要“严格规范新闻来源，不转发规定范围外的稿件”。据记者了解，此前，国新办曾多次要求，对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不得作为新闻转载。

面对这样的新闻，人们自可以对“国新办”气愤填膺，但“他们要求”只是一个巴掌而已，另一个巴掌还是“我们照办”。下面这篇专栏，献给“各大网站”网评员、网络巡警、网站管理人员和各路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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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新周刊专栏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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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20年之后

南方周末，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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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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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能和不可能之间

新周刊，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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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南周评论存档之八：都是IMF惹的祸？

4月初的20国首脑会议据说没干成别的，就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了个5000亿美元的大红包，使其规模和功能大大强化。IMF还在数钱呢，4月24号，其负责人收到了一封信，题目叫“督促IMF负责人具体政策改革的请愿书”，要求IMF缩小其政策范围、减少贷款条件、加大公共服务款项，签名的有加纳的非洲全球联盟、马拉维的行动援助国际、美国的非洲行动……以及其他所有你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几百个非政府组织。

当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将北朝鲜、伊朗、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的时候，西方知识界和媒体一片哗然：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给人扣这么个帽子呢？一点也没有建设性。不过，有趣的是，我发现西方知识界在斥责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学说的同时，其实自身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邪恶轴心”观念，这个轴心的成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

当然谁也没有明确地称这些国际组织为“邪恶轴心”，但是从我8、9年前进入西方高校以来，就发现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关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书、新闻报道都在重复一个主题：都怪IMF！都怪WB！都怪WTO！其中对IMF的谴责尤甚。于是，就像小时候我还不知道国民党是何物时就已经对它恨之入骨一样，在我还不知道IMF为何物时，就已经对之深恶痛绝了。

IMF受到谴责，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它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黑手，而“华盛顿共识”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你想获得IMF的贷款援助吗？请削减政府开支、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就是说，如果你想拿到IMF的钱，必须先改革本国的经济甚至政治模式——向市场化、私有化、开放化、小政府化方向前进。这种“有条件贷款”里的“条件”貌似无害，却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贷款国民众不高兴是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往往意味着教育、医疗、公共行业工资的削减；贷款国政府不高兴，是因为IMF对其指手划脚，捆住了它花钱的手脚；知识分子不高兴是因为……好吧，知识分子不高兴需要理由吗？于是，政府、民众、知识界骂声一片、相互强化，IMF就这样从一个金融组织被骂成一个霸权主义“邪恶轴心”。

一边给你发钱，一边还挨你骂，IMF听上去真的很冤大头。但挨的骂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IMF战后刚成立时，初衷是维护世界汇率体系的稳定，缓解各国收支不平衡，但是从70年代开始，它越来越转向“促进穷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远大目标，而促进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贷款条件来改造这些穷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问题在于，IMF“在改革中求发展”的远大目标四处碰壁。不但救火成功案例屈指可数，甚至有批评者还认为它火上浇油。据统计，在80-99年接受IMF和世行贷款最多的12个非洲国家里，有7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负增长。90年代接受贷款最多的十个前苏东国家里，有6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的负增长。在拉美，经济增长速度50-80时代比80年代后快得多，而80年代后正是拉美接受世行和IMF贷款最多的时代。所以有学者得出结论说，IMF不但于事无补，简直是经济增长的毒药。阿根廷、厄瓜多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爆发反IMF的民众大游行也因此不奇怪了。

IMF虽然“劣迹斑斑”，我倒觉得对它需要“辩证”地看待。且不说IMF曾经在救助一些危机国家起过积极作用（94年墨西哥、97年韩国和泰国、最近冰岛和东欧），关键是这样的，大多数求助IMF的国家一般都是在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才找上门来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IMF的药方没起作用，到底是药不行还是病人病得太重呢？就象一个人得了胃癌吃三九胃泰不见好，如果他不幸去世，那是不是能怪三九胃泰害死了他吧？比如阿根廷，80年代末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这种情况下IMF90年代在阿根廷推行紧缩财政政策，难道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吗？更何况IMF开出的药方在很多国家得到执行的程度很低，象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药都没吃下去，又怎么能怪药不见效呢？事实上，象印度、中国这样接受IMF贷款相对少的国家，虽然不面对IMF的直接压力，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靠的正是市场化、开放化、财政适度开支等药方，因此把“市场化”这个药方一棍子打倒，似乎不妥。

这当然不是说IMF没有任何问题。《White Men’s Burden》一书列举了IMF的种种问题，比如太野心勃勃，不分主次，实施方式太自上而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考虑太少 ……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那种“都是IMF惹的祸”观念盛行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其“欠发展”问题上的责任。指责IMF其实很容易，因为它“怎么做都是错”：遇上经济危机，不帮是见死不救；帮则条件太苛刻；条件紧，侵犯主权；条件松，助纣为虐；通过政府帮，只管精英不管百姓；通过民间团体帮，挑拨离间想搞颜色革命。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因”。如果一个国家腐败盛行、社会动荡、政策短视，管谁借钱估计都无力回天。比如海地，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获得IMF短期贷款次数最多的国家，但它同时在179个国家腐败排名中占177位，独立以来发生过200多次政变或骚乱，你说给它借钱有什么用呢，也就IMF还一往情深地给它借。与海地类似还有刚果、安哥拉、乍得、索马里等等“失控国家”。

当然，IMF并没有被骂倒。G20这次给它注资5000亿使其如虎添翼，就是明证。当然G20也是没办法，在经济危机全球化的今天，救市资金不注给IMF这个救市机构，又能给谁呢？IMF也许伤痕累累，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当然IMF这些年来也逐渐调整战略，现在也终于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对民间团体请愿书的回信中，IMF总裁表示，现在IMF“贷款条件已经被大大简化了”，他尤其指出“IMF没有限制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条款，事实上IMF在穷国三分之一的项目都用于维持或增加福利支出”。G20之后，各国纷纷加大贷款申请力度，IMF，这个“万恶的美帝霸权主义代言人”，揣着鼓鼓的腰包，顶着烂西红柿、臭鸡蛋又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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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七：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今年三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六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同样，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往往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可能同时还会窃喜：洗衣机320块、电视机370块、门垫14块……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块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卖隆1741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不吃辣”的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吃惯辣”的人则可能会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都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2010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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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信息

如果你预算十万块钱装修房子，肯定不会找个包工头，塞给他十万现金，然后说“随你怎么花”。你肯定会跟他沟通你的想法，说希望客厅装成什么样、卧室什么样，地板什么样……让他买完材料给你留个收据以备核实。没有交待和核实，谁知道包工头会不会把其中8万塞进自己的腰包，然后用剩下的2万买一堆朋友给他推销的伪劣产品呢。

这样的常识，人人都懂。但是放在治理国家上，却有很多人不懂或者不求甚解。人大代表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为自己家的装修和包工头斤斤计较过，但是这种斤斤计较精神似乎没怎么体现在人民大会堂里。上海的严义明律师不满足于这种“难得糊涂”，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它公开4万亿元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预算项目金额和使用情况。不出所料，发改委虽然就4万亿做了原则性概述，但是没提供具体项目资料，虽然“魔鬼都在细节中”。

如果严义明律师是美国人，他其实用不着提交这个申请。2月17号奥巴马签署8000亿美元复苏法案时说：“这个计划的实施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透明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创办了recovery.gov网站，以便每个美国人都能上网观察他们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

奥巴马说要有复苏网站，于是有了复苏网站。在他允诺的复苏网站上，我们能找到8000千亿的预算法案，其中不仅包括粗略的流向“板块”，而且有细致的流向信息，比如流向能源板块的613亿美元中：110亿用于电网改造，63亿用于地方政府的能源投资，60亿用于可再生能源，60亿用于核辐射垃圾的清理，50亿帮助穷困家庭取暖或降温，34亿用于二氧化碳减排，25亿用于科研，20亿用于汽车节能……；复苏网站还链接到每个联邦政府部门的复苏网页，其中有各部门所接受复苏资金数额和使用情况的信息，比如劳工部有资金使用的“周报”，工作动态具体到每一天；至于每个州的复苏计划实施情况，你可以在网站的美国地图上点击一个州查看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同时，网站也及时更新复苏计划的进展，比如，三天前一条新闻标题是：“劳工部老年社区服务项目受益人在复苏计划中将接受1.18亿美元拨款”。这些项目的合理性当然可以被质疑，但是质疑的前提是信息的公开本身。

其实经济复苏资金信息是否公开只是一面镜子，折射财政问责体系的现状。虽然中国人大的职责之一是监督政府财政，其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网站信息却可以说少得惊人。不但没有基本的财政报告，“委员会职责”、“机构设置”、“研究与报告”等栏目竟然是空的。仅有的内容在“工作动态”里，但08年以来的7条动态里，有5条是座谈会简报。相比之下，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网站，则是美国财政收支的字典，不但有69年以来每年的历史数据，而且有当前预算的每月更新；不但有每个政策领域的预算报告，而且有各领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但对其职能和工作流程详尽解释，而且有其依赖的专家名单；其负责人甚至在上面开了个工作博客。仅09年2月，该办公室就有11个报告出台，其中包括“扩张医疗保险和控制开支的几种方案”、“军队的网络无线沟通项目”、“欧洲导弹部署的几种方案”等等。正是因此，该网站已经成为无数记者、学者、公民观察、研究美国财政状况的窗口。相比之下，研究中国的学家只能“嫉妒”研究美国的同行，因为研究中国，由于官方常常不公布或者按独特口径公布数据，学者需要绞尽脑汁寻找基本数据。学者不但要“做饭”，还要自己去种大米。

无论从公务人员数量还是行政管理费规模来看，相比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是个大政府。但一个大政府却没有做到服务最大化、信息最大化，不能不说它没有大到点子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这里的“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温顺沉默、逆来顺受、对4万亿、4千亿、4百亿的来龙去脉不闻不问的话，这样的“好”其实一点也不好，它就是懒而已。一个好的老百姓是公民而不是子民，当有人对从自己、从任何人口袋里拿走东西，他追问是谁、干什么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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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五：绞死银行家

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这个愤青大本营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几天前开始，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是：Capitalism is not working. (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上要完蛋啦。

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愤青们宣布资本主义完蛋了时，会场里的G20各国元首达成协议，要筹集1万亿美元，注入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全球救市；奥巴马则说，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将危机变成萧条。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是各国元首对愤青们的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真的能够分得那么一清二楚吗？什么是“他们的危机”呢？如果金融崩溃、企业倒闭、就业机会萎缩，“他们的危机”不也就成了“我们的危机”吗？绞死了银行家，我们也就搁浅在了……天知道哪里。

同样重要的是，当愤青们指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环顾四周，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还存在吗？当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都将联邦预算的一半左右用于福利开支、法庭将麦道夫送进监狱、国会让AIG吐出已经吞进去的奖金，那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象是愤青们想象出来的敌人，而不是对经验现实的观察。不错，各国对自由经济的监管还不够有力，但这只说明一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全新金融现象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调整，而不是“革命！革命！革命！”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游行队伍，就会发现愤青们“门派”其实很多，反对自由经济的，未必是多数。其中有环保分子，有反对加入欧盟的，有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有力挺伊朗的，有为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和能力。从图片上来看，那些冲到RBS去砸烂窗玻璃的，可不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而是一些20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后来被拘捕的一个打砸抢分子，竟然是个17岁的小姑娘。据她自己交待，她“从12岁开始就跟着继父四处游行示威”。这个小细节虽然不起眼，却隐藏着无穷关于“革命”的道理。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愤青都不怎么“愤”。虽然有“一小撮”打砸抢者，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都心态平和，喊喊口号，散散步而已。有些游行者简直可以说喜气洋洋，全当示威是一次春游活动了。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政治活动中，最极端的声音往往吸引最多的眼球。

令诸愤青遗憾的是，自由经济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无政府主义们冲进RBS之后，要绞死银行家的人类学家奈特振奋地说：革命已经发生，没有什么能阻止革命。如果十来个人半个小时的暴力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革命的话，这可能是史上最微型革命了。就在奈特为此振奋不已时，道琼斯指数，资本主义的晴雨表，作为对G20的反应，同样振奋地涨了几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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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那一天

新周刊，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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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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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四：罗宾汉在21世纪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维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00年到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了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于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它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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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三：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3/4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即倒，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联邦支出的50%以上。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是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象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象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百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4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峰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咯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南周评论档案二：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磅，2-3件26磅，4-6件30磅，7-10件40磅。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象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该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南周评论档案一：别了，布什

因为有半年左右没有更新博客，很多《南周》上的专栏都没有及时转帖上来，虽然有些因为有时效性意义已经不大了，不过由于“档案完整强迫症”，我还是都贴上来吧。这个星期贴一批，下个星期再贴一批，要不然太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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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虽然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虽然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若干年后人们提起他，恐怕最先想起的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语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至少它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打开了可能性，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是，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要是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有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年时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小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小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象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地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据说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象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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