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1.

Tom Waits的一个访谈中，记者问他收集过的最奇怪的cd是哪一张。他说：我买过一张cd，里面有40分钟的空白，最后结尾处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张cd卖得还挺好的。

我最近的生活，颇似这张cd。

好吧，我的空白无处兜售，而且结尾处也没有掌声。

小时候写作文特别流行的一个句子是：“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真的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

为了填补事件的空白，我只好开始狂读书，覆盖面从乌克兰大饥荒到纳粹崛起，从比较民主化到中国南北朝，愣是把生活从一篇记叙文改造成了议论文。

《Harvest of Sorrow》讲的是1930-31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如何导致8百万人饿死的故事。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一个政府制造出一个想象的同盟，再去打倒一个想象的敌人，然后奔向一个想象的目标，一定是会有人纷纷饿死的。

为了检验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另一个国家30年后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者欣慰地发现，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Terror of Nazi》讲的是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希特勒作为一个独裁者，还得依靠秘密警察抓人，再关到集中营里秘密处死，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独裁者啊。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光天化日之下整死你，整死你之后他的双手还是洁白的。

3.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老师的著作。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柏老师最出名的书，《史纲》显然是他更呕心沥血的著作，书名其实应当叫《中国暴君史》。

“假使世界上有疯子集团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高洋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突然想起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大声哭号。高洋把平时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里，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

此类情节，书中四处可见。

看完此书，我特别想举手问两个问题：第一，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第二，“沉默的羔羊”导演以及Kill Bill的导演，是不是深入学习过“中国传统文明”，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电影呢？

4.

除了读书，我还大量使用youtube和优酷，搜索MTV，sitcom和反动言论。

其中一段反动言论是李敖老师06年在北大的演讲。在两个面无表情的校领导面前，他反复指出：丹麦放开A片的那一年，强奸犯减少了16%。还有一段反动言论来自于永远春风拂面的贺卫方老师，他说，要不别说什么解放思想了，直接说言论自由不就行了。

我时常会自作多情地为中国的左派民族愤青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痛苦地想到：“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品格清白的、魅力四射的、妙语连珠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呢？”想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崩溃呢？

5.

面对人生的大面积空白，我决定要树立正确的空白观。

Tom Waits说：Is it a diamond or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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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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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The Fountainhead》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The Fountainhead》。

《The Fountainhead》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The Fountainhead》。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 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 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Howard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Howard，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入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 ；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象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象其它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Or, is it?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The Fountainhead》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的作品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这两天泰国很热闹，下面是我前一段给南周写的一篇关于泰国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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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布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亲自回到巴黎

在写完“回到巴黎”之后，我和“真爱”恩华同学就私奔到了巴黎。

巴黎还真是巴黎。建筑古典优雅，塞纳河风清云淡（是塞纳河吧……），阳光灿烂，广场祥和，照相机往哪一举都是“风景”。的确适合全世界人民辞去工作、六亲不认、偷渡扒车，到此地来晒太阳、喝咖啡、选一座大桥的桥头与恋人弯腰45度角接吻。

巴黎也不过是巴黎。见到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并没有心跳加速，仰望艾菲尔铁塔时心潮始终没有澎湃，找到梵高故居时没能够潸然泪下，参观完各地城堡窃喜地想：“幸亏我们没有生在41世纪，不然不得不参观的城堡还得多一倍”，继而对41世纪的人民倍感同情。

旅行的意义在于你能够用眼见为实的方式得知生活不在别处、地球上没有别处、别处的别处就是此处。

当然旅行的意义还在于能够见到一个老朋友你们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坐在床头啃花生米。

链接里是我在巴黎拍的街景。附有近照哦，其中一张在高空324米哦。

http://www.flickr.com/photos/drunkpiano/sets/72157616634490468/

爱是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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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回到巴黎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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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它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凯特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新周刊》专栏。

这个专栏主要写书评、影评之类的文化评论，不过写出来还是象时政，呵呵。这篇《戈尔巴乔夫自传》的书评。因为该专栏有1500字的字数限制，很多观点都没法展开谈，如果大家觉得语焉不详，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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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46-50年GNP增长率8.9%； 61-65年4.8%；71-75年2.9%；81-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部门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了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帐，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冒个泡

这两天收到dreamhost好几封信，说这个网站再不交钱就过期了。为了避免网站过期，只好交了钱。既然交了钱，不写东西好像很对不起那个钱，所以，还是时不时冒点泡吧。

嗯，我已经消失六个月了，以下是一系列可以找到的理由：忙；懒；厌倦网络世界；忙；避免和那些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忙。以下是一系列本可以成为理由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炮制鸿篇巨著；被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孩子抱着大腿叫妈；转行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被送往神经病院；到发展中国家去打游击。

Update一下近况：

房子已经买了。该事件造成三个后果：1. 因为成为地主而政治态度越加保守；2.因为拥有一个公寓30%的产权而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丧失任何物质上的追求；3. 装修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巨大DIY热情使我产生一个远大抱负，以后，将来，在光荣退休的岁月里，我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又完成了近一年的人民教师生涯。这一年和上一年相同，在讲台上没有遭到鲜花掌声的袭击，也没有遭到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尤其可喜可贺的是，没有遭到43号男鞋的袭击。

《南方周末》的专栏还在写。最近又添了一个专栏，在《新周刊》，专栏位置疑似和一位叫做“于丹”的老师平行。回头把其中一些文章堆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有两本署名刘瑜的书今年将要出版。一本是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一本是我的文艺随笔集，暂定名《风吹草动》，收录博客节选和一些平媒非时政文字，其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性生活描写，哦，不对，那个是《小团圆》。

仍然象以前一样忧国忧民忧自己，半夜为“live or not live“ 这样深沉的问题惊醒，然后在跑到厨房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口鸡块之后又回到床上酣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