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最好的时光

2009-06-24T13:52:00.000-07:00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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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阔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

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

《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孟姜女哭长城。

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

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各种来源的资料表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华访台机会一概拒绝。后来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驻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 ……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不能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在死亡的强光中

2009-06-24T13:48:00.000-07:00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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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地烂，而不是平庸地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纹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拉康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象“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象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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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螺旋式终结

2009-06-20T01:05:00.000-07:00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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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也是终结状态，其它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还不到20年，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勒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甚至两个月前，美国女记者还因采访活动被伊朗当局判刑8年。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据说约有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型”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71到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81-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这也是“最初的人”：漂亮女孩渴望摘下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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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也是罪责

2009-06-20T01:03:00.000-07:00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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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有些媒体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很多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几年后可视情况释放），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瘀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06年12月到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起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瘀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或作为不足的惩罚，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Shoesmith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医生Ikwueke和Al Zayyat被解雇；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象Shoesmith那样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07年9月此案爆发，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搜索”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万零一年

2009-06-03T19:14:00.001-07:00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风月

2009-05-29T07:00:00.000-07:00

1.

有一点比较好笑：愤青内部，“理性派”劝“激动派”不要太激动，“激动派”谴责“理性派”奢谈理性，as if 革命成功与否在于采取正确策略似的。其实内部掐来掐去有什么意思呢，反正“理性派”也好“激动派”也好，都是自言自语派。基本相当于杨丽娟在激烈思想斗争，该穿礼服还是该穿牛仔裤去见刘德华。

2.

本来这周专栏想写个 The Whisperers书评的。The Whisperers是一个苏联史专家写的斯大林时代口述史，非常好看。但编辑再次发来鸡毛信：“不谈政治，只谈风月”。

也是，已经为难人家很多次了。

但俺不谈风月，久矣。“风月”和我的关系，基本相当于新几内亚仙人掌和周迅的新睫毛膏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关系。思来想去，创作风月作品一篇：

2009年5月29号，南风2-3极，月亮，三分之二坨。

3.

推荐我的骨灰级网友“沧海一撮”之网站出走社，其来龙去脉在此。爬山社的门槛比较高，一般人可能迈不进去（比如我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型的），但觉悟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偏执地热爱大自然或者偏执地厌恶俗世的、相信愤青也可以是快乐的、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永远在去往内心乌托邦的路上的，不妨去锤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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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二则和专栏一篇

2009-05-28T09:14:00.000-07:00

1. 巴东县野三关镇官员殴打采访邓玉娇案的记者

2.湖北省宣、国新办严控“邓玉娇”案报道

其中一段话：而国新办网络局则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对该案报道网络转载进行限制。他们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他们要求，“相关专题和稿件，不放首页和新闻中心要闻区”，“作为一般新闻淡化处理。”同时，要“严格规范新闻来源，不转发规定范围外的稿件”。据记者了解，此前，国新办曾多次要求，对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不得作为新闻转载。

面对这样的新闻，人们自可以对“国新办”气愤填膺，但“他们要求”只是一个巴掌而已，另一个巴掌还是“我们照办”。下面这篇专栏，献给“各大网站”网评员、网络巡警、网站管理人员和各路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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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新周刊专栏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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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20年之后

2009-05-24T08:43:00.000-07:00

南方周末，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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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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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能和不可能之间

2009-05-17T03:45:00.000-07:00

新周刊，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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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南周评论存档之八：都是IMF惹的祸？

2009-05-17T03:37:00.000-07:00

4月初的20国首脑会议据说没干成别的，就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了个5000亿美元的大红包，使其规模和功能大大强化。IMF还在数钱呢，4月24号，其负责人收到了一封信，题目叫“督促IMF负责人具体政策改革的请愿书”，要求IMF缩小其政策范围、减少贷款条件、加大公共服务款项，签名的有加纳的非洲全球联盟、马拉维的行动援助国际、美国的非洲行动……以及其他所有你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几百个非政府组织。

当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将北朝鲜、伊朗、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的时候，西方知识界和媒体一片哗然：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给人扣这么个帽子呢？一点也没有建设性。不过，有趣的是，我发现西方知识界在斥责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学说的同时，其实自身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邪恶轴心”观念，这个轴心的成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

当然谁也没有明确地称这些国际组织为“邪恶轴心”，但是从我8、9年前进入西方高校以来，就发现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关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书、新闻报道都在重复一个主题：都怪IMF！都怪WB！都怪WTO！其中对IMF的谴责尤甚。于是，就像小时候我还不知道国民党是何物时就已经对它恨之入骨一样，在我还不知道IMF为何物时，就已经对之深恶痛绝了。

IMF受到谴责，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它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黑手，而“华盛顿共识”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你想获得IMF的贷款援助吗？请削减政府开支、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就是说，如果你想拿到IMF的钱，必须先改革本国的经济甚至政治模式——向市场化、私有化、开放化、小政府化方向前进。这种“有条件贷款”里的“条件”貌似无害，却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贷款国民众不高兴是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往往意味着教育、医疗、公共行业工资的削减；贷款国政府不高兴，是因为IMF对其指手划脚，捆住了它花钱的手脚；知识分子不高兴是因为……好吧，知识分子不高兴需要理由吗？于是，政府、民众、知识界骂声一片、相互强化，IMF就这样从一个金融组织被骂成一个霸权主义“邪恶轴心”。

一边给你发钱，一边还挨你骂，IMF听上去真的很冤大头。但挨的骂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IMF战后刚成立时，初衷是维护世界汇率体系的稳定，缓解各国收支不平衡，但是从70年代开始，它越来越转向“促进穷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远大目标，而促进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贷款条件来改造这些穷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问题在于，IMF“在改革中求发展”的远大目标四处碰壁。不但救火成功案例屈指可数，甚至有批评者还认为它火上浇油。据统计，在80-99年接受IMF和世行贷款最多的12个非洲国家里，有7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负增长。90年代接受贷款最多的十个前苏东国家里，有6个在此期间经历了人均GDP的负增长。在拉美，经济增长速度50-80时代比80年代后快得多，而80年代后正是拉美接受世行和IMF贷款最多的时代。所以有学者得出结论说，IMF不但于事无补，简直是经济增长的毒药。阿根廷、厄瓜多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爆发反IMF的民众大游行也因此不奇怪了。

IMF虽然“劣迹斑斑”，我倒觉得对它需要“辩证”地看待。且不说IMF曾经在救助一些危机国家起过积极作用（94年墨西哥、97年韩国和泰国、最近冰岛和东欧），关键是这样的，大多数求助IMF的国家一般都是在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才找上门来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IMF的药方没起作用，到底是药不行还是病人病得太重呢？就象一个人得了胃癌吃三九胃泰不见好，如果他不幸去世，那是不是能怪三九胃泰害死了他吧？比如阿根廷，80年代末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这种情况下IMF90年代在阿根廷推行紧缩财政政策，难道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吗？更何况IMF开出的药方在很多国家得到执行的程度很低，象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药都没吃下去，又怎么能怪药不见效呢？事实上，象印度、中国这样接受IMF贷款相对少的国家，虽然不面对IMF的直接压力，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靠的正是市场化、开放化、财政适度开支等药方，因此把“市场化”这个药方一棍子打倒，似乎不妥。

这当然不是说IMF没有任何问题。《White Men’s Burden》一书列举了IMF的种种问题，比如太野心勃勃，不分主次，实施方式太自上而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考虑太少 ……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那种“都是IMF惹的祸”观念盛行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其“欠发展”问题上的责任。指责IMF其实很容易，因为它“怎么做都是错”：遇上经济危机，不帮是见死不救；帮则条件太苛刻；条件紧，侵犯主权；条件松，助纣为虐；通过政府帮，只管精英不管百姓；通过民间团体帮，挑拨离间想搞颜色革命。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因”。如果一个国家腐败盛行、社会动荡、政策短视，管谁借钱估计都无力回天。比如海地，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获得IMF短期贷款次数最多的国家，但它同时在179个国家腐败排名中占177位，独立以来发生过200多次政变或骚乱，你说给它借钱有什么用呢，也就IMF还一往情深地给它借。与海地类似还有刚果、安哥拉、乍得、索马里等等“失控国家”。

当然，IMF并没有被骂倒。G20这次给它注资5000亿使其如虎添翼，就是明证。当然G20也是没办法，在经济危机全球化的今天，救市资金不注给IMF这个救市机构，又能给谁呢？IMF也许伤痕累累，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当然IMF这些年来也逐渐调整战略，现在也终于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对民间团体请愿书的回信中，IMF总裁表示，现在IMF“贷款条件已经被大大简化了”，他尤其指出“IMF没有限制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条款，事实上IMF在穷国三分之一的项目都用于维持或增加福利支出”。G20之后，各国纷纷加大贷款申请力度，IMF，这个“万恶的美帝霸权主义代言人”，揣着鼓鼓的腰包，顶着烂西红柿、臭鸡蛋又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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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七：倒霉的英国议员

2009-05-17T03:34:00.000-07:00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今年三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六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同样，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往往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可能同时还会窃喜：洗衣机320块、电视机370块、门垫14块……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块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卖隆1741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不吃辣”的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吃惯辣”的人则可能会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都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2010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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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信息

2009-05-17T03:31:00.000-07:00

如果你预算十万块钱装修房子，肯定不会找个包工头，塞给他十万现金，然后说“随你怎么花”。你肯定会跟他沟通你的想法，说希望客厅装成什么样、卧室什么样，地板什么样……让他买完材料给你留个收据以备核实。没有交待和核实，谁知道包工头会不会把其中8万塞进自己的腰包，然后用剩下的2万买一堆朋友给他推销的伪劣产品呢。

这样的常识，人人都懂。但是放在治理国家上，却有很多人不懂或者不求甚解。人大代表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为自己家的装修和包工头斤斤计较过，但是这种斤斤计较精神似乎没怎么体现在人民大会堂里。上海的严义明律师不满足于这种“难得糊涂”，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它公开4万亿元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预算项目金额和使用情况。不出所料，发改委虽然就4万亿做了原则性概述，但是没提供具体项目资料，虽然“魔鬼都在细节中”。

如果严义明律师是美国人，他其实用不着提交这个申请。2月17号奥巴马签署8000亿美元复苏法案时说：“这个计划的实施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透明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创办了recovery.gov网站，以便每个美国人都能上网观察他们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

奥巴马说要有复苏网站，于是有了复苏网站。在他允诺的复苏网站上，我们能找到8000千亿的预算法案，其中不仅包括粗略的流向“板块”，而且有细致的流向信息，比如流向能源板块的613亿美元中：110亿用于电网改造，63亿用于地方政府的能源投资，60亿用于可再生能源，60亿用于核辐射垃圾的清理，50亿帮助穷困家庭取暖或降温，34亿用于二氧化碳减排，25亿用于科研，20亿用于汽车节能……；复苏网站还链接到每个联邦政府部门的复苏网页，其中有各部门所接受复苏资金数额和使用情况的信息，比如劳工部有资金使用的“周报”，工作动态具体到每一天；至于每个州的复苏计划实施情况，你可以在网站的美国地图上点击一个州查看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同时，网站也及时更新复苏计划的进展，比如，三天前一条新闻标题是：“劳工部老年社区服务项目受益人在复苏计划中将接受1.18亿美元拨款”。这些项目的合理性当然可以被质疑，但是质疑的前提是信息的公开本身。

其实经济复苏资金信息是否公开只是一面镜子，折射财政问责体系的现状。虽然中国人大的职责之一是监督政府财政，其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网站信息却可以说少得惊人。不但没有基本的财政报告，“委员会职责”、“机构设置”、“研究与报告”等栏目竟然是空的。仅有的内容在“工作动态”里，但08年以来的7条动态里，有5条是座谈会简报。相比之下，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网站，则是美国财政收支的字典，不但有69年以来每年的历史数据，而且有当前预算的每月更新；不但有每个政策领域的预算报告，而且有各领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但对其职能和工作流程详尽解释，而且有其依赖的专家名单；其负责人甚至在上面开了个工作博客。仅09年2月，该办公室就有11个报告出台，其中包括“扩张医疗保险和控制开支的几种方案”、“军队的网络无线沟通项目”、“欧洲导弹部署的几种方案”等等。正是因此，该网站已经成为无数记者、学者、公民观察、研究美国财政状况的窗口。相比之下，研究中国的学家只能“嫉妒”研究美国的同行，因为研究中国，由于官方常常不公布或者按独特口径公布数据，学者需要绞尽脑汁寻找基本数据。学者不但要“做饭”，还要自己去种大米。

无论从公务人员数量还是行政管理费规模来看，相比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是个大政府。但一个大政府却没有做到服务最大化、信息最大化，不能不说它没有大到点子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这里的“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温顺沉默、逆来顺受、对4万亿、4千亿、4百亿的来龙去脉不闻不问的话，这样的“好”其实一点也不好，它就是懒而已。一个好的老百姓是公民而不是子民，当有人对从自己、从任何人口袋里拿走东西，他追问是谁、干什么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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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存档之五：绞死银行家

2009-05-17T03:29:00.000-07:00

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这个愤青大本营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几天前开始，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是：Capitalism is not working. (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上要完蛋啦。

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愤青们宣布资本主义完蛋了时，会场里的G20各国元首达成协议，要筹集1万亿美元，注入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全球救市；奥巴马则说，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将危机变成萧条。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是各国元首对愤青们的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真的能够分得那么一清二楚吗？什么是“他们的危机”呢？如果金融崩溃、企业倒闭、就业机会萎缩，“他们的危机”不也就成了“我们的危机”吗？绞死了银行家，我们也就搁浅在了……天知道哪里。

同样重要的是，当愤青们指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环顾四周，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还存在吗？当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都将联邦预算的一半左右用于福利开支、法庭将麦道夫送进监狱、国会让AIG吐出已经吞进去的奖金，那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象是愤青们想象出来的敌人，而不是对经验现实的观察。不错，各国对自由经济的监管还不够有力，但这只说明一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全新金融现象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调整，而不是“革命！革命！革命！”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游行队伍，就会发现愤青们“门派”其实很多，反对自由经济的，未必是多数。其中有环保分子，有反对加入欧盟的，有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有力挺伊朗的，有为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和能力。从图片上来看，那些冲到RBS去砸烂窗玻璃的，可不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而是一些20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后来被拘捕的一个打砸抢分子，竟然是个17岁的小姑娘。据她自己交待，她“从12岁开始就跟着继父四处游行示威”。这个小细节虽然不起眼，却隐藏着无穷关于“革命”的道理。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愤青都不怎么“愤”。虽然有“一小撮”打砸抢者，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都心态平和，喊喊口号，散散步而已。有些游行者简直可以说喜气洋洋，全当示威是一次春游活动了。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政治活动中，最极端的声音往往吸引最多的眼球。

令诸愤青遗憾的是，自由经济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无政府主义们冲进RBS之后，要绞死银行家的人类学家奈特振奋地说：革命已经发生，没有什么能阻止革命。如果十来个人半个小时的暴力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革命的话，这可能是史上最微型革命了。就在奈特为此振奋不已时，道琼斯指数，资本主义的晴雨表，作为对G20的反应，同样振奋地涨了几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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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那一天

2009-05-03T04:29:00.000-07:00

新周刊，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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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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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四：罗宾汉在21世纪

2009-05-02T07:22:00.000-07:00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维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00年到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了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于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它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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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评论档案三：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2009-05-02T07:17:00.000-07:00

“亲爱的总统，就像3/4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即倒，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联邦支出的50%以上。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是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象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象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百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4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峰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咯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南周评论档案二：让政治变得家常

2009-05-02T07:15:00.000-07:00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磅，2-3件26磅，4-6件30磅，7-10件40磅。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象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该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南周评论档案一：别了，布什

2009-05-02T07:01:00.000-07:00

因为有半年左右没有更新博客，很多《南周》上的专栏都没有及时转帖上来，虽然有些因为有时效性意义已经不大了，不过由于“档案完整强迫症”，我还是都贴上来吧。这个星期贴一批，下个星期再贴一批，要不然太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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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虽然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虽然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若干年后人们提起他，恐怕最先想起的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语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至少它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打开了可能性，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是，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要是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有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年时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小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小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象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地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据说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象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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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2009-04-25T18:10:00.000-07:00

1.

Tom Waits的一个访谈中，记者问他收集过的最奇怪的cd是哪一张。他说：我买过一张cd，里面有40分钟的空白，最后结尾处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张cd卖得还挺好的。

我最近的生活，颇似这张cd。

好吧，我的空白无处兜售，而且结尾处也没有掌声。

小时候写作文特别流行的一个句子是：“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真的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

为了填补事件的空白，我只好开始狂读书，覆盖面从乌克兰大饥荒到纳粹崛起，从比较民主化到中国南北朝，愣是把生活从一篇记叙文改造成了议论文。

《Harvest of Sorrow》讲的是1930-31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如何导致8百万人饿死的故事。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一个政府制造出一个想象的同盟，再去打倒一个想象的敌人，然后奔向一个想象的目标，一定是会有人纷纷饿死的。

为了检验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另一个国家30年后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者欣慰地发现，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Terror of Nazi》讲的是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希特勒作为一个独裁者，还得依靠秘密警察抓人，再关到集中营里秘密处死，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独裁者啊。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光天化日之下整死你，整死你之后他的双手还是洁白的。

3.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老师的著作。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柏老师最出名的书，《史纲》显然是他更呕心沥血的著作，书名其实应当叫《中国暴君史》。

“假使世界上有疯子集团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高洋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突然想起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大声哭号。高洋把平时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里，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

此类情节，书中四处可见。

看完此书，我特别想举手问两个问题：第一，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第二，“沉默的羔羊”导演以及Kill Bill的导演，是不是深入学习过“中国传统文明”，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电影呢？

4.

除了读书，我还大量使用youtube和优酷，搜索MTV，sitcom和反动言论。

其中一段反动言论是李敖老师06年在北大的演讲。在两个面无表情的校领导面前，他反复指出：丹麦放开A片的那一年，强奸犯减少了16%。还有一段反动言论来自于永远春风拂面的贺卫方老师，他说，要不别说什么解放思想了，直接说言论自由不就行了。

我时常会自作多情地为中国的左派民族愤青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痛苦地想到：“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品格清白的、魅力四射的、妙语连珠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呢？”想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崩溃呢？

5.

面对人生的大面积空白，我决定要树立正确的空白观。

Tom Waits说：Is it a diamond or a piece of coal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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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2009-04-19T03:57:00.000-07:00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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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The Fountainhead》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The Fountainhead》。

《The Fountainhead》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The Fountainhead》。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 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 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Howard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Howard，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入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 ；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象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象其它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Or, is it?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The Fountainhead》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的作品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2009-04-12T06:10:00.000-07:00

这两天泰国很热闹，下面是我前一段给南周写的一篇关于泰国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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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布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亲自回到巴黎

2009-04-11T15:25:00.000-07:00

在写完“回到巴黎”之后，我和“真爱”恩华同学就私奔到了巴黎。

巴黎还真是巴黎。建筑古典优雅，塞纳河风清云淡（是塞纳河吧……），阳光灿烂，广场祥和，照相机往哪一举都是“风景”。的确适合全世界人民辞去工作、六亲不认、偷渡扒车，到此地来晒太阳、喝咖啡、选一座大桥的桥头与恋人弯腰45度角接吻。

巴黎也不过是巴黎。见到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并没有心跳加速，仰望艾菲尔铁塔时心潮始终没有澎湃，找到梵高故居时没能够潸然泪下，参观完各地城堡窃喜地想：“幸亏我们没有生在41世纪，不然不得不参观的城堡还得多一倍”，继而对41世纪的人民倍感同情。

旅行的意义在于你能够用眼见为实的方式得知生活不在别处、地球上没有别处、别处的别处就是此处。

当然旅行的意义还在于能够见到一个老朋友你们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坐在床头啃花生米。

链接里是我在巴黎拍的街景。附有近照哦，其中一张在高空324米哦。

http://www.flickr.com/photos/drunkpiano/sets/72157616634490468/

爱是

2009-04-11T12:02:00.000-07:00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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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回到巴黎

2009-04-11T11:59:00.000-07:00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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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它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凯特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2009-04-05T05:42:00.000-07:00

《新周刊》专栏。

这个专栏主要写书评、影评之类的文化评论，不过写出来还是象时政，呵呵。这篇《戈尔巴乔夫自传》的书评。因为该专栏有1500字的字数限制，很多观点都没法展开谈，如果大家觉得语焉不详，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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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46-50年GNP增长率8.9%； 61-65年4.8%；71-75年2.9%；81-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部门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了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帐，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冒个泡

2009-04-03T10:10:00.000-07:00

这两天收到dreamhost好几封信，说这个网站再不交钱就过期了。为了避免网站过期，只好交了钱。既然交了钱，不写东西好像很对不起那个钱，所以，还是时不时冒点泡吧。

嗯，我已经消失六个月了，以下是一系列可以找到的理由：忙；懒；厌倦网络世界；忙；避免和那些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忙。以下是一系列本可以成为理由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炮制鸿篇巨著；被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孩子抱着大腿叫妈；转行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被送往神经病院；到发展中国家去打游击。

Update一下近况：

房子已经买了。该事件造成三个后果：1. 因为成为地主而政治态度越加保守；2.因为拥有一个公寓30%的产权而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丧失任何物质上的追求；3. 装修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巨大DIY热情使我产生一个远大抱负，以后，将来，在光荣退休的岁月里，我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又完成了近一年的人民教师生涯。这一年和上一年相同，在讲台上没有遭到鲜花掌声的袭击，也没有遭到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尤其可喜可贺的是，没有遭到43号男鞋的袭击。

《南方周末》的专栏还在写。最近又添了一个专栏，在《新周刊》，专栏位置疑似和一位叫做“于丹”的老师平行。回头把其中一些文章堆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有两本署名刘瑜的书今年将要出版。一本是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一本是我的文艺随笔集，暂定名《风吹草动》，收录博客节选和一些平媒非时政文字，其中有大量不堪入目的性生活描写，哦，不对，那个是《小团圆》。

仍然象以前一样忧国忧民忧自己，半夜为“live or not live“ 这样深沉的问题惊醒，然后在跑到厨房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口鸡块之后又回到床上酣然睡去。

布朗拯救世界

2008-11-02T03:13:00.000-08:00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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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号，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猛烈赞美了英国首相布朗，说他的金融救市计划可能“拯救了世界”。一个政治家得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赞美不足为奇，但令这个赞美分量大增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这个专栏作家顺便得了诺贝尔奖。

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其早年的贸易理论而获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英国首相布朗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几天前，他还在为工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而焦头烂额，而现在竟突然被诺奖获得者封为金融风暴中的“救世主”。

克鲁格曼封布朗这个救世主称号，是因为在近期的金融风暴中，英国政府首先宣布将要注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股份，旨在解决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银行“部分国有化”。具体来说，英国政府将投入370亿英镑入股银行，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60%以及HBOS 43%股份开始。

克鲁格曼之所以对这个“布朗方案”叫好，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布什方案”。相比布朗方案，布什方案计划用政府资金去购买银行的呆坏账，而不是买他们的股权。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是花钱娶了金融界的“丑女”，而布朗政府则可以从中挑选“美女”----谁聪明谁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用反对者的逻辑来看，这些呆账坏账目前是由于特殊情境而被市场低估了，等到市场恐慌消除，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而政府过多介入银行经营，则有可能把白天鹅养成丑小鸭。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避免国有化方案，是因为共和党“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偏见：“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令布朗和克鲁格曼欢欣鼓舞的是，布朗方案宣布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表示会追随英国采取类似做法，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掉转方向，表示救市资金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银行股份。英国俨然成了银行国有化行动中的领头羊。

熟悉克鲁格曼专栏的都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和党”派，基本上他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都是共和党的错”这个结论上，哪怕“今天为什么下雨”，都恨不得说成“共和党的错”。从这一点来说，布朗也许也不用太为自己受到诺奖得主的赞美而欣喜---与其说克鲁格曼多么欣赏他的方案，不如说他为克鲁格曼又提供一颗攻击布什政府的子弹。但仔细分析，克鲁格曼的批判并不完全有道理。首先，两国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时机不同---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在9月中旬酝酿而成，而布朗计划则于10月中出台。虽然两者只相差一个月左右，但这段时间金融危机风驰电掣地发展，一个月前的布什政府没有想到国有化这剂“猛药”，也不奇怪。如果布什政府真是他说的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凡是主义者”，那又怎么解释它后来的转向呢？

其次，两国的政治框架也不同。别忘了英国是内阁制，行政权和立法权掌握在同一个执政党手中，不存在美式的三权分立。美国救市方案出台之后，白宫和国会之间制衡牵扯，众议院否决救市方案初稿，引起举世震惊，但这一幕在英国是很难出现的，因为首相领导着议会的多数党。布朗政府上来就宣布一个激进方案，也不用担心自家后院失火，相比之下，面对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布什政府就必须审慎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救市方案问题上，各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吃同一颗药丸。以前有人分析欧洲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四分五裂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最后制度与制度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在救市问题上，各国又何妨各管齐下，最后优胜劣汰？其实，日本早在90年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就使用过银行部分国有化方案，十多年下来似乎也收效平平。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得先让百花齐放，最后才能选出哪朵花最美。

事实上最后各国的救市方案也的确是百花齐放，有的注重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有的注重银行国有化，有的收购银行呆坏账，有的提出减税减息，有的则直接补贴弱势群体，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方案的某种组合。比如澳大利亚的救市方案包括提供存款担保、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贴和给购房者提供一定资金，德国的方案包括给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购买银行股权以及购买呆坏帐……自由制度的优越在于其多样性，扼杀这种多样性转而追求“大一统”的救市方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市场关系，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既然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多编几个篮子吧。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2008-11-02T03:12:00.000-08:00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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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 Obama! 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开学

2008-10-20T20:05:00.000-07:00

1.

太忙了，这段。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地。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捧他，吵死了。说是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象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的树叶。这些树叶，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米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2008-10-11T03:18: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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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什么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美国大选贵不贵

2008-10-05T17:02: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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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00年6亿5千万，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象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政治现代化，从权力分享开始

2008-10-05T16:59: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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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是政治学，总有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却让他们颇有些失望：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美国大选，我可能更关心----比如----津巴布韦大选。

这么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是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的一次集会中，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纵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暂时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既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也不需要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竟然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竟然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100年前在那个东方国家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最近所阅读的另一本关于国共战争的书《红流大事》同样昭示了权力共享的艰难性。1946年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和平希望未泯的中国。1月的重庆政协会议和马歇尔的调停，都曾给中国带来联合政府的曙光。但关键时刻双方都不妥协，权力只能是“你的”或者是“我的”，而不可能是“我们的”，中国再一次从“瓶颈”掉回了内战中去。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每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事实重要吗（转帖）

2008-10-05T16:46:00.000-07:00

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有意思的文章。今年夏天以前一直对奥巴马持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态度，最近越来越烦他了，丫太会找群众的G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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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acts Matter?

By Thomas Sowell

Abraham Lincoln said,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Unfortunatel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worl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can be fooled on election day, just a few weeks from now.

Right now, the polls indicate that a whole lot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fooled a whole lot of the time.

The current financial bailout crisis has propelled Barack Obama back into a substantial lead over John McCain-- which is astonishing in view of which man and which party has had the most to do with bringing on this crisis.

It raises the question: Do facts matter? Or is Obama's rhetoric and the media's spin enough to make facts irrelevant?

Fact Number One: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led by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and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who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year-- denied that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taking big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a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Senator Dodd, Congressman Frank and other liberal Democrats who for years refused request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set up an agency to regulat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was liberal Democrats, again led by Dodd and Frank, who for years pushed fo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o go even further in promoting subprime mortgage loan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Alan Greenspan warned them four years ago. So did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 So did Bush'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ive years ago.

Yet, today, what are we hearing? That it wa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ight-wing ideology" of "de-regulation"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facts matter?

We also hear that it is the free market that is to blame.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pres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o lend to subprime borrowers, with such things as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later, threats of legal action by then 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 if the feds did not like the statistics on who was getting loans and who wasn't.

Is that the free market? Or do facts not matter?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being against the "greed" of CEOs and for "the people." Franklin Raines made $90 million while he was head of Fannie Mae and mismanaging that institution into crisis.

Who in Congress defended Franklin Raines? Liberal Democrats, including Maxine Waters and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at least one of whom referred to the "lynching" of Raines, as if it was racist to hold him to the same standard as white CEOs.

Even after he was deposed as head of Fannie Mae, Franklin Raines was consulted this year by the Obama campaign for his advice on hou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riticized the McCain campaign for calling Raines an adviser to Obama, even though that fact was 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itself on July 16th. The technicality and the spin here is that Raines is not officially listed as an adviser. But someone who advises is an adviser, whether or not his name appears on a letterhead.

The ti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Franklin Raines is not all one-way. Obama has been the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annie Mae's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ight after Senator Christopher Dodd.

But ties between Obama and Raines? Not if you r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ts don't matter much politically if they are not reported.

The media alone are not alone in keeping the facts from the public. Republicans, for reasons unknown, don't seem to know what it is to counter-attack. They deserve to lose.

But the countr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t in the hands of a glib and cocky know-it-all, who has accomplished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 advancement of his own career with rhetoric, and who has for years allied himself with a succession of people who have openly expressed their hatred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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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相关文章：
Deregulation Not to Blame for Financial Woes

By Peter Wallison

The Democrats are wrong in claim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deregulation is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if anyth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seen increased regulation since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1980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ch Republicans sought to strengthen in 2005, is the true culpri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bate on September 26,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Barack Obama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Republican deregulation.

The advertising from his campaign has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claim is becoming a fixed element in the talking points of Democratic candidates this yea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arge depends on ignoring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regulation in our economy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ut none of it has bee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r ha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lmost all financial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Improvement Act of 1991, adopted after the 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 in the late 1980s, significantly tightened the regulation of banks.

-- The repeal of por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n 1999--often cited by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aw--has no relevance whatsoev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one major exception: it permitted banks to be affiliated with firms that underwrite securities, and thus allowed Bank of America Corp. to acquire Merrill Lynch & Co. and JPMorgan Chase & Co. to buy Bear Stearns Cos. Both transactions saved the government the costs of a rescue and spared the market substantial additional turmoil.

None of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got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pecifically Bear Stearns, Merrill Lynch,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were affiliated with commercial banks, and none wer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deregulat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ost of it under Republican auspices. But this deregulation--in long-distance telephone rates, air fares, securities-brokerage commissions, and trucking, to name just a f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it occurred--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down consumer costs and producing vast improvements and efficiencies in our economy.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wouldn't have been economically possible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of data-transfer rates. Amazon.com Inc.,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et vendors, wouldn't have been viable without trucking deregulation.

-- Republicans have favore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ere it was necessary, a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opposed it. In 2005,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then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adopted a tough regulatory bill for Fannie and Freddie over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of committee Democra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Democrats when the bill reached the full Senate made its enactment impossible.

Barack Obama did nothing; John McCain endorsed the bill in a speech on the Senate floor.

-- The subprime and other junk mortgages that Fannie and Freddie bought--and the market in these mortgages that their buying spawned--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se are the mortgages th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asking for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buy. If the Democrats had allowed the Fannie and Freddie reform legislation to become law in 2005, the entire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Policies that center on deregulation are probably hard for the voting public to grasp, and that has allowed Democratic candidates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deregul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n Obama victory, based in part on the claim that deregulation has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create a mandate for new regulation where it isn't necessary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economy.

看房综合症进一步恶化中

2008-10-02T14:40:00.000-07:00

由于剑桥一共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由于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上市是有限的，又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吓得很多卖主根本都不敢把房子往市场上推，导致我在大跃进地看了一段房子之后，很快就没有房子可看了。

就是说，我的论文越狱行动很快就碰到铁丝网了。

但，就像那些发明金融衍生工具以套现的华尔街牛人一样，我很快发明了很多看房“衍生事务”，实现了进一步拖延论文的战略目的。

这些“衍生事务”包括：研究IKEA网站和catelogue（三个晚上）；研究铺地板贴瓷砖Do-It-Yourself的难度和可节省费用（四个晚上）；研究墙纸的种类的样式（两个晚上）；研究refinish厨房卫生间和refit厨房卫生间的成本区别（三个晚上）；研究剑桥的装修界现状（一个晚上）；研究英国的厨房安装改造界现状（两个晚上）；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三个晚上）；研究汇率趋势（一个晚上）；研究并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及股市、房价走势（五个晚上）；为成功砍价而窃喜（三个晚上）；窃喜之后痛悔自己的决策（四个晚上）；反反复复登录蚊米和我的所有银行帐号一次次审视我们存款数字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或多个零（无穷个晚上）……

为了逃避论文，我冲不出铁丝网，挖地道还不行吗。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注册成立一个剑桥买房咨询公司了，您想知道Abbey National和HSBC的mortgage利率区别吗？您想知道英镑和美元的利率走势吗？您想知道Paradise St上那些房子的历史价格吗？您想知道IKEA和ARGOS哪家餐桌便宜吗？请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女博士为了逃避写论文，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表明，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围棋高手，就逼他学篮球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成为游泳高手，就逼他学登山吧。历史一定会精确地朝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的。

可悲的是，正如金融衍生产品也有泡沫爆炸的一天，我，朝360个方向挖过地道之后，发现看房的“衍生事务”也被我做完了。

在一个深夜，发现自己面对GOOGLE的输入栏竟然失去了一切想象力，再也没有了衍生名词可输之后，我禁不住搂着自己的钱包，仰天长啸起来-----

天哪，难道，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去、买、房、了、吗？！

玩火自焚，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Bail Out Ourselves (转帖)

2008-10-02T13:38:00.000-07:00

不太懂经济、又特别想懂的时候，我一般都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今天读到的《Bail Out Ourselves》是我近期读到的、关于华盛顿bailout plan的文章里最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当然我很少发现该报纸的社论不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所以很可能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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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Out Ourselv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2003161497455.html

"If banks,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are sometimes betrayed into giving a false credit to the persons described, they more frequently enabl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men of small and perhaps of no capital to undertake and prosecute business with advant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So wrote Alexander Hamilton in 1790, amid an earlier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American bankers. Hamilton didn't hesitate to use the powers of the Treasury to calm markets amid a speculative panic for the good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 U.S. is at another Hamiltonian moment, if Congress has the nerve to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are told this is a "bailout for Wall Street." But if Americans are honest with themselves, they will admit that bankers are far from the only cause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U.S. i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a classic credit mania, one that all of us enjoyed while it lasted. We don't remember many protests when home prices were rising by 15% a year, or when interest rates stayed at 1% for a year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ere negative for far longer. Some of the loudest voices now invoking "free markets" to denounce the Paulson plan were most opposed to tighter money. We know because their complaints were often aimed at us.

Our point isn't to absolve Wall Street or Washington -- far from it. The point is that credit mania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ocietal, which is why the panics that follow can do so much damage to Americans outside the financial arena. They are part of a larger psychology that sweeps everyone up in euphoria for a time, only to send everyone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when the credit stops.

The challenge at such a moment is to prevent a panic from becoming a crash that does far more extensive damage.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and this is why the House should pass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last night, even with its flaws.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power to use public capital to defend an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at sense, we are really bailing out ourselves.

The critics who believe that talk of a crash is merely a scare-tactic must not be paying attention. The stock market's gyrations are the least of it. Credit markets are ceasing to function by any normal standard, with banks refusing even to lend to one another, much les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on Main Street.

Wednesday's Youngstown, Ohio, Vindicator carried a story with this lead: "The national credit crisis is squeezing Mahoning Valley manufacturers." The story quotes Herbert Schuler Sr., the boss of General Extrusions, that "Unless you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need to borrow, they [local banks] won't do business with you." His company has already laid off 70 of 350 workers as its auto-supply customers reduce their purchases of its aluminum products.

A mere anecdote, yes. But September sales for Toyota and Ford fell by 30%, as auto buyers find credit harder to come by. Yesterday,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s manufacturing index reported its largest one-month drop in 24 years. While at 43.5 the index remains above the recession level of 41, the credit vise may soon guarantee one.

A special word is in order here for Congress. Today we're running a collection of greatest Member hits in defen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The guilty deserve such attention because those two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did so much to turbocharge the credit mania. By providing subsidized rates of return to global investors, they helped fuel the bubble in housing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at is now haunting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quotes make clear, the Members fought furiously against any attempt to make Fan and Fred less dangerou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debate for eight years, as was the late Clinton Treasury. This was a scandal in plain sight that all but a few ignored.

And now, having done so much to create this mess, many of the same Members who protected Fan and Fred are denouncing the "bailout" as a favor to Wall Street. Who do they think were Fannie Mae's business partners? Who marketed mortgage securities to the Chinese, for a tidy fee? Main Street investors also loved Fan and Fred while they were making private profits by taking inordinate risks with a taxpayer guarantee.

The real heroes of the House are the Members who tried to reform Fannie when that was unpopular and are now trying to defend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le that too is difficult. We have in mind Paul Ryan, the Wisconsin Republican, who has had the guts to support the Paulson plan while his GOP colleagues in safe seats, like Jim Sensenbrenner, run for cover.

The Paulson plan isn't what we would have drawn up. It will not by itself inject capital into troubled banks, and it carries risks in how Treasury will price toxic assets when it buys them. But it is one more policy tool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it is the only one currently up for a vote. Passing it won't by itself revive the banking system, but defeating it will guarantee far more damage to far more Americans.

Mr. Ryan and some other stalwarts are proof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does exist in Washington, albeit not always at the highest ranks. In this sense, too, the votes this week in Congress are about bailing out our political class from its own embarrassing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anxious, even frighte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y are looking for leaders who will act to defend it.

形而下生活

2008-09-17T15:14:00.000-07:00

逃避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结婚，比如生孩子，我最近发明的方式是看房子。

虽然我现在可买可不买房子，虽然college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在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新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虚假需求，我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逃避自我。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说到表格，我那表做的，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agent联系方式，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它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

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或者你最好朋友的更新博客能够泰然自若地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啦！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ready-to-live的那种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它多么形而上、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今天到达了高潮：我一天看了8个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agent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property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救心针救心丸了，直接给我一堆cash，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appointment，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paper、改出另一篇paper、新写一篇paper、写出更多的专栏和博客、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因为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的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把我皮肤都掐青了，我就不醒，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呢。

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是有房子要卖是吧？

民主可以防腐？

2008-09-05T13:21: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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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第57：中国和印度。这个信息之所有有趣，就在于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而中国走的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两个国家虽然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在腐败排名上却“殊途同归”。这个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呢？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见想象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当地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国民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帐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2000年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逃亡日本，最后还是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07年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97年、金大中的儿子02年也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为其“改革胆识”受到国民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个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经济制裁有用吗

2008-09-05T13:20: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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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布什政府的“流氓政权”名单似乎有“调整”。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问题上的配合，6月底以来，布什政府表示将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将它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8月初，美国还解除了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最后部分，做了20年“流氓”的利比亚终于被彻底摘帽了。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伊朗却因为核问题上的负隅顽抗，又面临新一轮的制裁压力。而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选举舞弊事件，则成了“流氓政权”的“后起之秀”。

一边是朝鲜、利比亚走下黑名单，一边是伊朗、津巴布韦在黑名单越爬越高。同样是“流氓”，同样受到制裁威胁，却有的服软，有的更硬，不禁让人想问：对于“修理”流氓政权，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

经济制裁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制裁能够恶化该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化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流氓政府或者会迫于民众压力而下台，或者会被反对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逻辑并不总是能转化为现实。古巴和伊拉克是经济制裁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失败的两个例子。古巴已经被美国经济制裁了半个世纪了，美国总统都换了十来位，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安然无恙。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可以“顺手”将经济的一切失败归咎于美帝制裁。伊拉克则遭受过史上最“惨重”的经济制裁，十几年下来，萨达姆不但没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后萨达姆虽然被赶下了台，却不是因为什么制裁，而是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苏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韦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独裁我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经济制裁史中有87%的个案都是失败的。

如果经济制裁仅仅是政治上无效也就罢了，毕竟它还具有道义上的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从道义上讲，经济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可圈可点。经济制裁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该国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国工厂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投资锐减，物价高涨，食品医药短缺，国际社会冲着专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后扇到了普通民众脸上。伊拉克是最显著的例子，据报道，伊拉克从90年受到制裁到96年，人均GDP从3510美元跌倒了450美元，联合国调查甚至表明有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与经济制裁直接相关，为此联合国有两任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官员愤然辞职，称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构成了屠杀”。

即使是在经济制裁下“改邪归正”的例子，也很难说是不是经济制裁起到了主要作用。拿利比亚来说，04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并不突然，而是美利双方幕后直接对话的结果。朝鲜与此类似，很难说朝鲜今天的转向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制裁，在多大程度又是因为六方长期会谈。即使是常常被援引为制裁成功典范的南非，有学者指出，经济制裁对南非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很小，导致南非94年放弃种族隔离的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民权运动，而不是什么制裁。

经济制裁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它的成功取决于专制政府对民众疾苦作出反应，但专制政府根据定义就是对民间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对这些政府来说，经济制裁的害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给民众，比如津巴布韦政府，你不是削减粮食进口吗？那我就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分发食物。经济紧张还为计划型经济提供了最好借口，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甚至有时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专制政权，反而可能因为一个“外敌”的存在而激发本国国民对独裁政府的拥护。

虽然制裁鲜有成功，很多国家却乐此不疲，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家面对专制政府“总该做点什么”的心态。冷战之后，动武已经不得人心----伊战就是个典型教训，但是无所作为又令一些政府和民众“良心不安”，于是找到了一个中间道路：经济制裁。尤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民权团体极其发达，媒体、学生、社团们往往是推动经济制裁最大的动力所在。

打击独裁者心态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宁”的代价却使专制者更专制，无助者更无助，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制裁的可悲现实往往是，西方愤青动动嘴皮子就获得道德优越感了，而被制裁国的工人却因为工厂失去订单而丢掉工作。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对流氓政权无可奈何？其实在动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对话、贸易交流往往是比经济制裁更有效的促进变革方式。对话可以避免专制者“狗急跳墙”，而贸易则能带来经济发展。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才是培养内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动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里面有个捣蛋鬼，你要“带他玩”，他可能还就慢慢学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大家合起伙来孤立他，把他扔一边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弃了，而自暴自弃的人最容易狗急跳墙。

福利国家的限度

2008-09-05T13:19: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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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是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11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这个13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13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交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60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540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6千万），其中270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162万领失业救济，80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120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270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200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70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网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象什么“慢性疲劳综合症”、“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7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5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12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还不算靠前的：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但是，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目的是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世相

2008-08-23T07:13:00.000-07:00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穿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象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这么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女人。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

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了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

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吧。

注一：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友邦国家搞乒乓球队，冲上去当炮灰，何必呢，人生苦短的。

注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德勒帅哥，我长期积蓄的倾慕之情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了，满场象瑞士人那样大喊：“Roger，加油！Roger，加油！”看来我并不像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缺乏当众尖叫的能力，只是以前碰见的偶像都还不够偶而已。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

“我们那，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来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象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档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到达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电视剧

果然，象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现代言情剧。

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

另一行字被覆盖了，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防止91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小孩子的优点就是善于遗忘，小孩子的缺点就是总会把屁股上的疼痛悄悄转化成长大以后的阴暗。

10. 幸福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大街上都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周国平但它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走向共和

2008-07-21T17:38:00.000-07:00

在国外住着，什么都比国内慢好几拍。《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好像在国内早热闹过了，我远隔欧亚大陆，最近才有时间下载来看。

目前才看到20集左右，主要感想有三个：

1. 李鸿章、慈禧演得真好。那个演慈禧的老太太，和照片里的慈禧本人还真有三分想像。李鸿章，躺在日本的病床上，听到光绪手谕批准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一抹淡淡的冷笑，太传神了。

2. 这个电视剧真gay啊，所有的男主角都有一个闺蜜：李鸿章身边永远跟着个盛宣怀，张之洞身边总是跟着个辜鸿铭，光绪身边总贴着个翁同龢，袁世凯总是和“菊人兄”粘一起，康有为身边总贴谁都不用说了，连李莲英身边都总粘个德公公。

3. 康有为和孙中山演的不是一般的猥琐，每次出场便摧胸顿足地干嚎一番，引发比他们更猥琐的众跟班们一番喝彩，然后匆匆退下。也不知道编剧是故意恶心观众还是不能把握人物心理（一种可能性为正常人无法把握这俩躁狂病人的心态），反正每次这两哥们一出场，就是一番“不起鸡皮疙瘩不收钱”的架势。比如下面这个康有为片段：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恶狠狠地指着某人）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伦常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擦汗）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双手向空中伸去）一次又一次的落第，一次又一次的耻辱！（手拍桌子）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到这个制度的内部（梁启超端茶过来：老师！）这，就是执着。（梁启超点头）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蝼蚁能捆住巨人吗？（问一堆人）栏杆能挡住骏马吗？（问另一堆人）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一只拳头向空中挥舞）

看完这个片段，我怎么觉得康有为应该由吴孟达来演，梁启超应该由周星驰来演呢。

给法治一次机会

2008-07-20T04:10:00.000-07:00

专栏牺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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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于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魇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么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讧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么“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扇”布什政府的“耳光”了。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什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意味着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于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众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众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于在网上获得那么多“喝彩”。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于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众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为此杀死6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于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采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什么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油价高涨，焉知非福

2008-07-20T04:08: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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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又见马尔萨斯

2008-07-20T04:07: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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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Slow like honey

2008-07-06T09:41:00.000-07:00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瓮安事件

2008-07-02T17:29:00.000-07:00

有网友问对瓮安事件的看法。

我“不明真相”，没多少看法，就12条。

1. 照例谴责一下政府对新闻的管制。

4.我并不认为任何反政府行为天然地就是“义举”，我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一贯一样深重。

12. 很讨厌现在网上无数人一窝蜂地用“俯卧撑”这个词造句。

仔细想来，这12个看法都跟瓮安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贯情绪在某一个随机事件中的折射罢了。

可能这个答案简短得令人失望，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长度应当与他所掌握的事实数量成正比。此刻我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甚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2008-07-02T04:01:00.000-07:00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假如由你来制宪（4）

2008-06-30T07:18:00.000-07:00

做事情有始有终，是我的诸多各种美好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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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毛里求斯

2008-06-25T07:44:00.000-07:00

1.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wikipedia，说毛里求斯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结果一下飞机，路经的村庄、城镇，一概都是中国乡镇级城镇的模样（蚊米说是中国乡镇“20年前的样子”，大约因为他们浙江农村比较富裕）。要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000美元左右，所以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感觉却是“穷三倍”的样子。就是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植物园，港口的shopping center，都非常宽敞明亮洁净，但凡是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酒店，酒店都圈起自己的private beach，里面优雅宁静，风景如画，但是10分钟车距之外的村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自己的地盘反而破破烂烂，让人想起两个字：租借。

2.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一下飞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比JFK机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的风景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当然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名字忘了），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big big temple”，到那一看，就一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big big waterfall”，结果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非常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觉得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能看到“big big everything”啦。

3.

虽然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去之前看wikipedia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所以觉得应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便是在路易港的“中国城”，也很少看到华人。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破败最诡异的中国城。奇怪的是，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餐馆、卖菜卖肉的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孔子亿万的后人里，有那么几个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所以官方语言是英语，对外国人使用最多的口语是法语（基本上人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首先会用法语“试”我们，不行再试英语），加上各自的“籍贯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3-4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生养孩子吧。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很值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海，我当然见过。在北戴河，海南，大连，香港，纽约，波士顿，上海，我都见过大海，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地地蓝，热带地蓝，海明威式地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地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n年前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公路、电灯电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旷更狂野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肯定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但也不是没有好处。人少，安静，气温适宜，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which，正是我期待的。

所以基本上去的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打球打牌扔freesbie，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坐在世界尽头发呆。

5.

这一条是写给那些有可能去毛里求斯玩的人看的。

我并不是一个主张“奢侈旅游”的人，但是去毛里求斯玩，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挺重要的，主要是它们一般都有private beach。Private beach 的好处：有比较好的海景；酒店一般有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场地），所以两手空空地去都可以，不用操任何心；人相对少，不用争夺资源。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客观地说，“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似乎不应该感到内疚，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

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public beach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子，把游人给“困”在了里面。对于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极不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比如big big temple和big big waterfall），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鸡蛋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比较奇怪，虽然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什么海鲜供应（这与我在大连和北戴河的经验完全相反），外出吃饭花钱买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而且味道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鱼肉牛肉（听上去不错，但是很难吃）和面包pasta，要么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外式蔬菜salad。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当地似乎产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6.

给我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我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爸：“毛里求斯？一种布料吧？记得给我买几尺毛里求斯啊！”

7.

回来之后上网看新闻，yahoo头条新闻竟然是“UK Workers Urged To Sleep On The Job”云云。

嗯，看来我一走，世界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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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站好像上载照片特别麻烦，我就不在这里贴照片了，可以去这里观赏我拍摄的毛里求斯风光。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2008-06-13T06:47:00.000-07:00

《南方周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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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雪花点

2008-06-12T11:49:00.001-07:00

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昏天黑地地改考卷。

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所以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

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改考卷不象中国或者美国，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 这里是个“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但却改4门课的考卷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

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剪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

开始还行，毕竟，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欣快感。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象爬大山坡，越爬越吃力。

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象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

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

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

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

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

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

博客，博客是什么呀。

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森维斯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但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长时间地从事体力透支型的劳动。

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

马克思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肯定也说过点什么。

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滩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

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2008-06-02T15:19:00.000-07:00

为庆祝顺利完成第一个学年的教育工作，我和蚊米决定出门玩。

因为特别想去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地方，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由于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加上家里到机场的周折，从门到门，恨不得两天两夜。跋涉两天两夜，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具体也搞不清在哪，反正是美国东南角的一堆岛屿中的一个，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琢磨着，去美国，距离短点，机票便宜点。结果统筹计算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因为也要七倒八倒），而且，我4月份刚去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上次恩华去意大利希腊玩，约我同行，我打了一圈申根国家的签证预约电话，最后在斯洛伐克使馆的电话系统告诉我最近的预约也在1个月以后之后，放弃了。

地球是平的，但对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然后，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然后我就跑到mitbbs旅游版的非洲精华区查看先人的经验，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

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家名称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利坦尼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然后开始查毛里求斯在哪，原来是马达加斯加附近一个拿放大镜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也有阳光海滩。

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嗜血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听上去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伦敦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所有关于签证信息的链接，都指向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网站。Google到的其他一些信息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紧接着蚊米来电话说，毛里求斯驻美使馆的信息网页里说签证至少要一个月。

我倒。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突然搜索到的一个中文文章，文中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

可能吗？赶紧又去密集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rdan and 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 fifteen (15) days do not require a visa to enter Mauritius.”

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在此链接一下。该文列举了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你绑架。所以，have a safe trip，别忘了带上你们家祖传那把菜刀。

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是只想去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国、德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度的，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麦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美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每天电视上都看得到，麦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和蚊米飞快地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5日，我将搭乘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

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防晒霜、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非常MTV地徜徉时，突然想到----

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怪谁

2008-05-28T11:20:00.000-07:00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宽容

2008-05-27T11:48:00.000-07:00

1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Life after People

2008-05-27T11:37:00.000-07:00

昨天看BBC纪录片一个“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

记一次邪教活动

2008-05-24T08:38:00.000-07:00

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电视里的爱情

2008-05-21T15:49:00.000-07:00

出于强烈的求知欲，看肥皂剧20分钟，其中一段精彩对话：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假如由你来制宪（3）

2008-05-19T14:32:00.001-07:00

第二个问题：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政治学者Alfred Stepan在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多民族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制。”我一直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英国呢？英国不就是单一制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吗？当然也许他不把苏格兰看成“另外的民族”？或者他直接把98年以后的英国(苏格兰98年成立独立议会)算成联邦制？而且，“多民族”又怎么界定呢？韩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现在不也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德国传统意义上也算是单一民族国家，但现在据说土耳其人一堆一堆的，算不算多民族国家了？

不管Stepan这句话是不是经验上完全正确，说绝大多数多民族民主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却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并选择保留现在这种单一制统治形式，那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

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倾向于联邦制的。先不考虑民族因素，假设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也是支持联邦制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范围太大，联邦制有利于地方自治，而自治不但接近民主真义（更有效率吸纳民众参与），而且往往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更有效率；第二，不同的“省”可以成为“制度的实验室”，这不但有益于通过“制度竞争”找到比较有效合理的公共政策，而且可以帮助避免那种“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

从“制度实验室”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美国7年，观察到很多不同州各自探索自己的制度方案的例子，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麻省最先探索“全民医保”的路子；比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不同的州拿出执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方案；比如不同的州对同性恋结婚的不同规定；比如加州一马当先废除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你们州要是某个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可以学（当然也可以不学，毕竟“州情”不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也省得再走弯路。

如果加上民族因素呢？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联邦制是解决民族矛盾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有民族矛盾，那就更要联邦制了。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基本能做到“各民族和平共处”部分原因就是联邦制。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联邦制可能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最经常被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类例子，比如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好像两种观点都可以说的过去：正方可以说联邦制导致各民族和平相处，反方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有这么多民族遗留问题，就是因为联邦制。

为什么有的国家联邦制有助于民族矛盾和解，有些国家联邦制反而恶化民族矛盾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关键是地区性政党的发达程度（如果地区性政党特别发达，那么联邦制会强化而不是缓解民族矛盾），比如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聚居“浓度”有关（越“浓”越有利于和平---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比如有人认为和先前的“积怨”程度有关，比如有人认为这和地区选举和全国选举谁先谁后有关（地区选举如果早于全国选举，可能激化地方分裂主义）……关于这最后一点，顺便插一句话，老有人提中国应当“自下而上”地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再中央选举）。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用这种方式民主化，民主化还没实现，地方割据没准就先实现了。例子参见清末的地方咨议局改革经历。

说到联邦制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0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拉克采用了联邦制，库尔德地区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因此缓解，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二者积怨很深，其关系与汉藏关系有类同之处，所以对于中国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利于缓解矛盾。加上前面说的民主、效率、制度实验等理由，综合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在为中国制宪时选择联邦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迈出这一步，将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毕竟，上千年的“大一统”经历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将“统一/分化”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问题了，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在1978年以前就是“大一统”传统深厚的国家。

当然，鉴于地方割据、地方主义的危险，权力也不是越下放地方越好。从美国的经历来讲，众所周知，“州权”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种族主义的保护伞。30年代、60年代美国一系列福利制度、民权保障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比如现在保障残疾人、老人医疗保障的Medicare，Medicaid项目，就都是“中央政府”资助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往往比地方政府更考虑“公共福利”。其实这也不奇怪，州州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外部性”问题往往抛给中央政府。这一点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环境恶化，往往和地方经济恶性竞争有关系（比投资、比项目、比基建）。相比之下，环保或者福利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就扔给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一方面通过“分权”尽量保障保障民主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权”遏制恶性竞争和地方主义，就对联邦制的设计细节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比如财权、事权、人事权如何有放有收地分配？钱颖一等人以前写过一个著名的论文，论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财政分权”能起作用，恰恰因为“财政分权”和“人事集权”相结合，因为地方政府试图用“经济政绩”来争取“被提拔”的机会。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税收、财政、执法方面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后来普京一上台就搞了个联邦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比如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和解除州长职务），现在似乎地方政府就比较老实了。好事坏事？仁者见仁吧。

拿财权来说，中央地方收入比例多少最合适？我也不大清楚。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68 billion，州政府是1304 billion，地方政府（县镇市什么的）是933个billion，可见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联邦国家，中央财政收入也是占大头（跟上面说的福利制度由中央提供有关）。中国，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比例连年下降，现在比中央政府略低，但地方政府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可能收入与中央也差不多。从财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似乎不比美国地方政府“穷”。问题只在于，中国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少，而是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钱少的反而要多做事），越到基层越是如此。

事权、财权、人事权到底如何“联邦化”，涉及太具体的技术问题，就先不讨论了。以后等习老师来找我商量，我再仔细想吧。

回答小牛留言

2008-05-15T16:11:00.000-07:00

“小牛”网友留言如下：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

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关于捐款

2008-05-15T06:57:00.000-07:00

现在有很多给灾区捐款的渠道，我看来看去，还是推荐大家使用牛博网组织的渠道（如果您还没有捐并打算捐的话）。原因除了牛博网开通的paypal方式对外海外捐款特别方便以外（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少在海外），更主要的是我相信通过这个渠道，您捐的钱会最大限度地到达灾民手里。通过红十字会等捐，就算不考虑可能的腐败，我仍然会质疑捐的钱里面，有多少、以什么速度能够渗透庞大复杂的官僚层级抵达灾民手里。

当然我对牛博的信任有与其核心人员私交有关，如果您缺乏这种信任，不用勉强。

这是牛博的捐款途径：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http://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接受捐款的银行账号：1101 0299 8013 0459 030，户名：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中关村支行营业部。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会在到四川安排好之后再公布。

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另附：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捐赠人：所有自愿捐款捐物的网友

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益人：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接收捐款的银行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开户行：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捐款的支付宝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海外捐款的PayPal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5月14日中午公布

规则：

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2008年5月13日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解决

2008-05-14T09:19:00.000-07:00

在网上下载了《立春》看，一个想去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人王彩玲被憋在山西小县城的故事，特别压抑。边看就边好奇导演会怎么让这个女人和“现实生活”的对峙收场。看到那个男芭蕾舞演员出场两人疑似冒出火花的时候，就想：不能吧，这也太好莱坞了。看到那个“绝症少女”在王彩玲的帮助下夺得大奖王彩玲热泪盈眶时，又想：不能吧，这也太陈凯歌了。看到她重新邂逅那个四宝同学而四宝疑似发财致富了时，还是想：不能吧，这也太冯小刚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让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看上去几乎像是希望。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在前者，“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在后者“痛苦”却是很傻逼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小资们逃离傻逼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蒋雯丽演的王彩玲，特别象《中国式离婚》里面的林晓枫。虽然角色不同，但那种在歇斯底里和心力交瘁之间摇摆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看《中国式离婚》的时候就想，蒋雯丽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个角色演下来，得脱多少层皮。

前一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产）：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stuck感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2008-05-13T15:29:00.000-07:00

by 张楚

吃完的饭有些兴奋
在家转转或者上街看看
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
天堂实在太高太远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
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明星
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人生缩影

2008-05-10T17:07:00.001-07:00

今天计划完成任务：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

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Reqiuem for a dream

2008-05-10T02:28:00.000-07:00

这两天才意识到可以用YouTube搜歌，撞上一个以前有段时间特别迷恋的曲子，Requiem for a dream。

最早知道这个曲子是因为同名电影，对配乐印象特别深，就买了soundtrack CD，有一段时间可以整晚整晚地听其中“Aeternal”那支曲子，因为它具有这样神奇的大麻效果：在你情绪低落的给你提神，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平静。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支曲子已经有了一群cult followers。作曲叫Clint Mansell.

下面这个版本，动漫也挺酷的。从第五分钟到最后，drop-dead magnificant，但必须从头开始听才有效果。

还有一个钢琴版本，也很好听。

Requiem for a Dream 电影也好看，是Darren Aronofsky三部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前一部 PI 和后一部 Fountain故事性都太弱了。这位导演的老婆是著名的美女Rachel Weiss.

假如由你来制宪（2）

2008-05-08T12:46:00.001-07:00

在一个宁静的春日黄昏，我，又牺牲了自己研究张柏芝恋爱史的宝贵时间，开始制宪了。。。

上回说到，虽然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余地了，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制度选择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1.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兴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总统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政治学家都试图论证“总统制”不如“议会制”。Juan Linz（也是耶鲁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总统制民主的失败》（比较有意思的是，Carl Schmitt老师老师写过一本名字非常对称的书《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不过该书反思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民主制本身，所以不是一码事）。他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优越，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第一，总统制下国家等于有两个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各有各的选民基础，谁都可以不服谁，所以容易造成对峙僵局；第二，一旦政治危机出现，议会制政府往往可以及时地进行政党重组，从而缓解政治危机，但是总统制下，由于弹劾总统门槛特别高，一方面总统几乎干不下去，另一方面民怨沸腾，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惜用推翻民主制的方式推翻总统。他举的例子就是1973年智利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总统制激化了少数党总统（阿连得）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为最后军政府上台提供了制度上的帮助；如果当时智利是议会民主制，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觉得Linz老师说的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常看到少数党总统与多数党议会之间的对峙（比如现在的美国，和前一段的台湾），这些对峙未必都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但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的确可能增加矛盾激化的机会。印象比较深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就伊战拨款问题对峙了很久，还有一次，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坚决逼布什辞退司法部长Gonzales（最后他只好主动辞职）。可以想象，类似的对峙如果多了，而且是在民主不成熟、经济有危机的地方，双方的选民基础对峙，很可能恶化成暴力冲突。

当然总统制下的政府和国会对峙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强总统弱议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93年叶利钦愣是靠炮轰冬宫的方式胁迫立法机关通过改革议案，最后93年底通过了“强总统制”的新宪法，其遗产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普京老师愣是把职位亲切地“传给”了Medvedev小朋友（不过俄罗斯的强总统制是不是就此会改变倒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Gillermo O’Donnell就“强总统制的民主制”干脆起了一个名字，叫“委任民主制”，以区别于立法机构强大的“代议民主制”。在他看来，这种委任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总统权力超强并且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进行决策、依政令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不民主但往往不自由、政府倾向于追求垂直的责任感（民粹主义）而不是平行的责任感（三权分立）……不幸的是，他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总统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它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假设我们国家有一天民主化了，想必我们也不大希望看到习老师（？）象普京老师那样“禅让”职位，which，我们现在就有了早就不稀罕了，或者总统和自己的小圈子猫在中南海里指点江山“政令治国”，which，根据我国伟大的政治传统，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head of the state。我想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总统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国家的大多国民，都有对于“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象征性职位的心理需求，这个职位似乎应当具有一种“团结国民”、“凝结民族”的神奇效果。对于被专制了几千年的、已经形成“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心理需求可能格外强烈。日本、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当然没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有“天皇”、“女王”，而咱们现在总不能再把爱新觉罗老师的重孙子请回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元首，其选举过程、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女儿出嫁、儿子恋爱……都给国民带来无尽的八卦话题，人民需要八卦，就像人民需要色情。我向来认为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娱乐价值，因为选举过程具有一切drama特征：悬念、斗争、眼泪、激情、丑闻、诅咒、羞辱、心碎、而且n年一次，每次换男主角……总统选举，因其个人化的特色，比议会制下缺乏个体色彩的政党间选举好看多了、八卦多了、戏剧化多了，所以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总统制相比议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程度比较高，不象议会制下的政府，哗，一个政党联盟起来了，哗，该政党联盟又倒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总统制蕴藏潜在制度性危机和隐性专制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又需要国家元首，怎么办呢？

我觉得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可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法国总统（直选产生）可以任命总理，但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这就强迫总统选择议会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派支持的人选，从而减少总统和议会的对峙机会（毕竟总理是他任命的）。而且，法国总统除了任命总理权，实权有限，现实事务的决策权主要还是由议会、总理掌握，法国总统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也美国总统小得多，从而也减少了“隐形专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又的确有总统直选，萨科兹老师、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前老婆、他的前老婆的现任老公，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八卦生活，功勋多么卓著！您可能要说，总理也可以八卦呀。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不禁认为，八卦就像免费鸡蛋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来制宪，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问题上，会选择法国模式的“半总统制”。

又写累了，待续……

假如由你来制宪

2008-05-06T14:33:00.001-07:00

由于这个学期不讲课，时间相对宽松，我终于有时间多看几本自己想看的书。今天刚读完的一本，是罗伯特·达尔的《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

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说一下达尔老师。达尔老师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算起来今年已经已经93岁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写于2002年，就是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7岁高龄了。

达尔老师可能是当代学者里写民主理论产量最高的一个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学家之一。我喜欢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总是用特别浅显易懂的语言谈“真问题”，这和学术界很多人用深奥晦涩的语言谈论“假问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因为他的语言不够晦涩，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学者，这种看法，我觉得就象“我一下子就追上她了，她肯定不是一个好姑娘”一样，缺乏科学依据。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好，既维护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告诫了我们不要对民主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也是我看了《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之后略感吃惊的原因。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与《多头政体》显然有了差别，后者不动声色地把民主作为一个经验现象来看，前者却颇有点“让我们高举民主的火炬”的意思。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宪法被神化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的宪法根本不够民主。

不够民主的地方很多，比如：

1. 两院制，尤其是参议院：参议院一州两票显然违反了公平代表原则（人口少的州被过度代表）。
2. 总统的间接选举：选举团+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赢得选举团的总统未必是赢得多数选民的总统（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说清，参见2000年选举，以后有机会我另文写）。
3. 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这个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也被达尔视为不民主的表现，因为他认为“违宪审查”事实上成了“法院立法”，而法院并不是民选机构，没有资格立法。
4.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相比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小党、第三党存活。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细碎或者由于已经被“修宪”改正，就暂时不说了。

达尔的很多推理的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从民主的原则出发，确实怎么也无法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辩护。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国父们本来就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高原则，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护自由。我可以看出“三权分立”、“权利法案”、“联邦制”保护自由的潜力（正如历史所演示），但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甚至“赢者通吃”选举制度等等如何“保护了自由”。

唯一可能的辩护是“传统”。别忘了，美国1787年制宪时是13个不同的殖民地走到一起，用某学者的话（忘了名字了）来说，佛杰尼亚和纽约州的关系，就像是印度和新西兰的关系。13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意味着13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来说，只有宪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州权”（很多时候，谈及美国的宪政史的时候，“州权”和“自由”常常被互换地使用），他们才会批准同意宪法。这就像高校合并，对于那些被合并的小学校来说，只有照顾好其学校（尤其是领导）的利益，他们才会同意合并。“参议院一州两票”、“选举人团”、包括早期的“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才改变成直选）这样的制度，都是在“保护州权”这样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达尔不满的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凭什么还要保留这些古董设计？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美国修宪程序上门槛太高（议员2/3，州3/4）。另一个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这些“不民主”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政治危机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改革的呼声不够强烈。改革“选举人团”的呼声其实一直就有（2000年选举危机又一次掀起改革呼声），但都由于制度障碍不了了之了。

读这本书激发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假如由我来设计中国宪法，会怎么设计呢？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权利条款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外，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需要做选举题的，比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还是“赢者通吃”制？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些如何做选择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不是卖关子，第一，有点写累了；第二，想激发读者自己先思考一下----既然“宪政”、“宪政”、“宪政”已经成了“过街美女，人人喊好”的褒义词了，何不一起来思考一下“宪政”里面这个“宪”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不是点歌台

2008-05-05T08:32:00.001-07:00

时不时有人来信或者留言，问：“能不能多写点你个人生活的博客啊？”“能不能再多写点美国政治的博客啊？”“你的讲恋爱讲情绪栏目更新太慢了，能不能快点？”“能不能多写点小说啊？”

答案：不能。

英式政治学

2008-05-02T10:56:00.001-07:00

时不时有人问我“英式政治学”和“美式政治学”有什么区别。我在英国待的时间短，什么叫“英式政治学”还没有琢磨出来，不过“剑桥式政治学”倒是略有感受了。总的来说，剑桥这里还是比较沉浸在政治哲学的传统里，喜欢讨论一些宏大的、抽象的、笼统的、理论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学经验化、科学化、细节化的程度高多了。就拿我们这里给本科生出的考试题来说，我举几个简单（也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

上个学期我们有个老师给学生出的考试题之一是：“恐惧应当是政治正视的一种激情吗？”我看到这个题目时，两眼一抹黑，靠，要我也不知道从何答起啊。后来知道，这句话是霍布斯的一句名言，主要是探讨国家的必要性和国家的权力“深度”问题。

上上个学期另一个老师出的另一个考试题：“政治还有希望吗？”看到这个题目，我两眼再次冒出一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因为没有跟出题的老师讨论，至今不知道她想问什么。

刚才看到某老师给这学期考试出的一道模拟题，又被雷到了：“西方还有未来吗？”这这这……简直是把学生当上帝啊。

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的广告，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能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叫“英国民族性存在吗”，都非常地石破天惊。

通常你在美国的政治学考试中能看到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比例代表制真的比plurality election system更能促进共识吗？请以瑞士、德国和英国为例说明。”“总统制真的比议会制更容易瓦解吗？请以拉美国家经验说明。”“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存在真的促进了公共服务吗？”……

当然我上面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我办公室门口还有两个讲座广告就不那么雷人，一个是“符号与母亲：印度国歌之研究”，另一个是“危机中的民族建构：秘鲁电影与政治暴力”……Ok,还是挺雷人的，不过雷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亚当斯密老师是对的，即“分工细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他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来，即“课题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学发展比较落后，因为“西方还有未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明显只能出现在研究的“前分工”时代。记得我在人大读研时，我们有个受西方学术（现在看来主要是美国学术）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总是不断告诫我们，提学术问题，不要怕“小”，越小越好，不要大，越大越是伪问题，因为越大的问题越无法验证其答案的对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坚持问“大问题”、“理论问题”、“抽象问题”也不全是坏事，它把我们不断牵引回归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当中。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在于，几千年来经济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今天我们思考的“次贷危机问题”在柏拉图时代是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我们思考的“民主专制优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时代。所以，对于研究政治，不断回归基本问题、宏观问题、价值问题，不断重读经典，也许更有道理。

而且，英国这些老师还是很注意把“教学”和“研究”分开的—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本科教学和考试当中，就“研究”来说，大部分老师还是老老实实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还有希望吗”的出题老师，她自己的研究就是90年代以来的英国汇率政策。用“大问题”来引导本科生教育，我觉得胜于用“小问题”指导教学。本科生大多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孩，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森林”，寻找“树木”应当下一步的、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小问题，往往也只有放在一个大问题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比如如果你研究“秘鲁的贸易开放程度和教育投资变化的关系”，本质上其实还是思考“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引领学生思考“大问题”，目的恰恰是教他们认识从何处着手寻找“小问题”。

所以说学者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上帝”型的（研究“主义”的），一个是极端是“工匠”型的（研究“问题”的）。前者总是坐在云端指指点点，而后者全神贯注地挖眼前的水沟但是不管挖的方向，当然好的学者最好既有上帝的视野，又有工匠的吃苦耐劳。

今天下午跟一个学生做辅导，谈到我国我党的统治能力问题，我问：“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财政制度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呢”该同学沉思一会儿，说：“黑格尔说……韦伯说……”滔滔不绝了一阵，俺忍不住打断他：“你能回到当代中国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上帝同学，您能从上面下来一下吗？”

高于生活多少米

2008-04-29T10:23:00.000-07:00

虽然我对剑桥的小镇生活有种种抱怨（此处省去两万字），但是有一点却是意外惊喜：我的办公室离一个电影院特别近，走路也就7、8分钟。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电影，没事了，看个电影解闷，有事了，看个电影逃避。

开始觉得一个人看电影挺pathetic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关键在于任何自怜的理由都可以是自恋的理由。

这个电影院的好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电影都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当代的，中国的，伊朗的，瑞典的，对于我这样的电影杂食动物，正好。

经常看这些稀奇古怪的电影给人时空错乱的感觉，which，正是一个每天在优雅宁静小镇过着优雅宁静教书生活的人民女教师需要的。

说说过去一段时间看的4个电影（排名不分先后）：

1. My brother is the only child:

一个意大利电影，一对兄弟，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共产党员，两人PK不断，最后“兄弟情谊战胜政治分歧”的故事。拍政治电影，最大的陷阱就是从宏观历史中推导个人历史，从而将个体符号化。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做得还比较成功，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没有忘记讲故事，故事里有很多“不可复制”的细节。

不过，以我的政治观点看，这个电影还是太左了，所以把电影的结尾搞得很蠢，竟然整出了一个“分房英雄”，真应该请Accio同学拿着斧头到中国的各大国企和机关巡回武术表演。如果导演不急于表现他“解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心理，这本来几乎可以成为一个象Bertulluci的《Dreamers》那样的伟大电影的。

《Dreamers》也是关于两个政见不同的朋友的故事，但是Bertulluci不象Luchetti 那样急于对政治表态，所以Dreamers比My Brother更好看。当然dreamers里面的女主角也漂亮得多。后来竟然看见她在Golden Compass里面演一个飞来飞去的女巫，当时哐当心就碎了。

我认为任何出演两个胳膊向前一伸人就腾空而起的角色的演员都是可悲的。如果他或者她的胳膊往前一伸的时候表情还特别严肃，就更可悲了。

2. Persepolis

一个法国投资的关于伊朗的电影，好像去年得了一个什么大奖。一个叛逆的伊朗女孩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经历。相比上面这个电影，Perspepolis就太符号化了。“符号化”的意思就是情节太具有“集体性”了，个体成了“中心思想”的道具。

不过，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值得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画片，而且动画制作得非常好。说不上好在哪，俏皮？灵巧？虎头虎脑？一个情节比较乏味的故事，愣是被一个奇特的讲述方式给救活了。动画片爱好者们，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

3. Delamu

田壮壮老师拍的一个纪录片，反映云南一个多民族小镇的高原生活。以前看《小城之春》之后，挺讨厌田壮壮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去重拍这样一个三流电影。而且由于无聊的导演碰上更无聊的观众，这个电影当初还成了一个“现象”。

因为预期很低，所以《德拉姆》成了一个惊喜。除了有几段逼问当事人爱情经历的情节比较傻叉以外，大部分时候《德拉姆》都拍得非常收敛、安静、不动声色。很多时候，对导演来说，比“表达”更难的是“不表达”。

我比较喜欢这个电影在于它带来很多意外，而它之所以带来意外，是因为它对电影的“原料”比较诚实。比如怒族人民吧，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唱山歌编篓子的土著什么的，但结果人家是一群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蒙太奇”的画面（注：我不懂“蒙太奇”这个词什么意思，只是非常急于使用这个词而已）：一群清苦的怒族人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用方言念圣经、唱圣歌。又比如藏族人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群虔诚的佛教教徒朝圣的故事，结果看到是一个和哥哥共享一个妻子的藏族帅哥讲述“发财致富”的重要性。

生活总是比你想象的要离奇，总是在拒绝小资们时刻准备献出的、满满的、都快流了一地的同情心和抚摸欲。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好的纪录片甚于故事片。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艺术理论说“艺术要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呢？谁他妈能“高于生活”呢？您准备高于生活多少米呢？

4. War on Democracy

某记者拍的讴歌查韦斯老师痛斥美国政府的纪录片。这不是从电影院看的，是租DVD看的。不评也罢，典型一“高于生活”的纪录片，如果我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会用这个纪录片来讲解“How NOT to make a documentary.”

就是这些了。小镇生活如此美好，让我禁不住想大喊一声“蒙太奇”。

伪阅读

2008-04-27T18:47:00.000-07:00

在一次百老汇大街边的午餐交谈中，关于阅读，我和我的荷兰同事达成一个共识：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个摧毁阅读的过程。

从道理上来说，怎么会呢？从事学术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量阅读了。

是的，从道理上来说。

但事实是，学术工作从以下几方面摧毁了阅读及其乐趣：第一，为了“研究”需要，你的阅读范围一般都非常狭窄。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主义，那么你必须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民族主义。由于关于民族主义，有几百本书/论文已经出版，几百书/论文本正在出版，还有几百本书/论文将要出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读完这些作品。做一个研究者，你又有义务熟知并跟踪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因此，你就掉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而只会越陷越深的“专业”阅读漩涡。第二，这几百本已经出版、正在出版、将要出版的著作中，哪怕其中的“经典”，大量都是极其乏味、变态、平庸的作品，你的阅读往往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具体地说，是为了“引用”而从事的功利性阅读，所以很多时候阅读就成了一个负担、一个任务，跟小孩子被强迫吃鱼肝油差不多。第三，由于是功利性阅读，而且阅读速度还要跟出版速度赛跑，你不可能细嚼慢咽地阅读，往往捧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飞快地寻找关键词和结论----这样囫囵吞枣的阅读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阅读就像吃饭一样，乐趣就在于细嚼慢咽，让词句的甜酸苦辣在味蕾上回旋。

所以，虽然phd，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如果你们嫉妒我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不用嫉妒，你们看到的情形，本质上和一个民工在一个车间里装卸螺钉没有差别-----寻求准确定位、快速拆装并且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领域。你们羡慕车间里安装螺钉的情形吗？不羡慕吧。

那不是阅读，是伪阅读。

当阅读的标准从“有没有兴趣”变成“有没有用”时，阅读就变成了伪阅读。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当代小说，没时间。我还想重新一遍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没时间。我也想学习一遍罗马史，没时间。

每次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我想看但没时间看的书，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到大海一样，那么多、那么多水，就是不能喝，急死我了。

所以，当“休闲”对别人来说意味着玩时，对我，却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一个完美的下午，对我来说，就是拿一本“闲书”（定义：与写论文、备课、辅导学生无关的书），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以随便一个什么姿势、用随便一个什么速度阅读。

那感觉，简直就是一头猪看见一棵新鲜大白菜抱住就啃的喜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有空就喜欢去borders坐坐。

Borders是本镇最大的书店，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星巴克。通常我去那，都是顺手从书架、展销台上抽几本书，然后拿到楼上。每本翻第一章，不好看的，放回去，好看的，接着看，或者下回再来看。

这个周末，我奇迹般地拥有了两个不被任何“工作任务”追杀的下午。几乎是带着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理，又去了borders。这两天在那里翻的书有：If this is a man（一篇讲述奥辛维斯经历的个人传记）；The Assault on Reason (戈尔骂布什的书)；Remember Me （一个英国小说家的小说）；How Democratic Is Our Constitution (By Robert Dahl)。《If this is a man》和Dhal那本书很好看，其他两本看了一章就放了回去。

真高兴啊，整整两个这样的下午！

几乎跟去加勒比海岸渡了两天假一样。

其实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瞌睡，有时候走神开始发呆或者观察旁人，有时候看了后面忘前面，但这不影响我从中得到的乐趣。真阅读之“真”在哪呢？就在于它让一件事成为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在borders漫无目的的悠长下午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享受的，是散步式的阅读本身，还是这种散步里反目的、反意义的态度。

独立博客

2008-04-25T13:13:00.000-07:00

计划不如变化快，本来想做一个msn space的镜像，方便国内读者访问，也多一个备份地址。但，在某同学的指导下（隆重感谢该同学），我竟然亲自（！）建了一个独立博客。地址在：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

这个blogspot还会保留，同步更新。有两个地址比较保险，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还可以挺着。所以愿意保留这个收藏的，继续保留就是了。

连我这样DVD player和电视都不会连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建独立博客了，而且说时迟那时快，飕飕飕就建好了，真是我不肯走进新时代，新时代直接走进我了。

关键词是dreamhost和wordpress，然后是溺水般地扑腾几下，脚就踩到石头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就这儿吧

2008-04-23T11:39:00.000-07:00

本来做独立博客最好，但是自己不会，又不愿麻烦别人。

在各个博客网站转了一圈，发现在这里最好，因为：1，画面干净，疑似没有男根加长三寸的广告劈来闪去；2，言论自由，疑似没有目光如炬的编辑猫在暗处删贴改标题；3，组织涣散，每个人写自己的，疑似没有任何“社区感”。

说白了，就是leave you alone。

离开牛博，不是因为厌倦了牛博，而是因为厌倦任何形式的集体感。

Hell is other people.

集体给人温暖，也给人压迫感。压迫感我不能忍受，温暖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东西很多，比你们想象的多。

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觉得男主人公Charles一生真完美，前半生用来得到，后半生用来失去。

说起来也是自私，因为为牛博写东西的原因里似乎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根据阶级分析压迫感也分推动历史进步的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因为某些我讨厌的傻B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傻B，但，现在为了个舒服就做了逃兵……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爱看的，不就是再加个收藏呗，不爱看的，正好leave you alone。

还真就图个舒服。

看不得那种你死我活的表情，任何矛盾都是“敌我矛盾”，都要“弄他！弄他！”。“爱国贼”、“卖国贼”，观点不同，表情都是一样的：暴戾、乖张、兴奋、“捏死你去”的仇恨。

不奇怪，都是红旗下的蛋。

也许有人说：只管人家道理对不对就是了，管人家表情干嘛。

我还真觉得，一个民族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写在它的表情里。

而且老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辩论太耽误时间。回忆一下牛博建网以来的几次大混战，每次我都耽误一堆时间。黄佟佟有次跟我说：每次看你跟他们吵架我都着急，你要是拿那个时间来写小说多好啊。写不写小说倒无所谓，干点什么大约都比吵架要好。看书，看电影，睡觉，跑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在那个“社区”，我又不可能做到对那里的弥漫硝烟充耳不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谁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刘瑜呢。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生到考试左右，都有裸奔活动。当时就叹息着跟朋友说：唉，如果我身材再好一点，肯定也去裸奔了。

你看，还要“如果身材再好一点”，多没劲。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裸奔，让乳房、屁股、尾椎骨、五脏六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关于这个世界，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是这样的：当你离集体越远，你就离裸奔越近。

所以，就这儿吧。

支持一下“我弟”

2008-04-16T00:31:00.000-07:00

同意王老板说的，其实在中国这种地方，每个独立思考者开始独立思考都有某种“偶然因素”（比如王老板读到林达，比如我00年接触到网上关于大饥荒的讨论，连岳97年左右开始阅读王小波），碰到这个“偶然因素”的时间有早有晚，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本质上来说这是大环境使然，用连岳的话来说，这些偶然因素在中国社会“稀缺”。现在牛博上某些人，因为自己较早碰上了这种因素，“觉悟”得比别人早点，那个得意，那个凶恶，几近狰狞了，好比一批有幸先“过了河”的人看着河对岸跌跌撞撞没找到桥的人极尽羞辱之能事，好比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骂那些还在为温饱挣扎的人“没本事”、“蠢”、“看你们那穷酸样”。我以为启蒙是一种传播，是增加这些“偶然因素”的分布点，在他们那里，启蒙成了一种耍酷，居高临下地骂人家“脑残”（哦，对了，他们现在不用“脑残”这词了，改“蠢货”、“装逼”、“脑子里养金鱼”了）。这种把自己的国民当“二傻子”的心态，本质上还是一种“思想精英”思维在背后起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对手更可爱。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这样经受着双重羞辱：先是在知识和智力上被自己的政府羞辱，然后因为这个羞辱的后果被“思想精英”同胞羞辱。政府和“思想精英”都获得了精神上的优越感，唯有普通人还在河对岸张皇失措。

更何况愤青的“蠢货”行为跟“独立思考”有多大关系也不好说，和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藏人打砸烧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某些人的反思与同情，而汉人和平示威抵制某货的民族主义却令同一些人咬牙切齿，呵呵，独立思考？两个凡是吧。

死磕西藏之A面与B面

2008-04-14T23:14:00.000-07:00

看来这个春假不过完，俺是不会放弃死磕的。

另，来信留言里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回了，就不一一回信了。还有，那些真正想讨论交流问题的，最好发信到我的email (看博客上方）而不是留言，否则我无法给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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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暴乱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脑残”

2008-04-13T18:42:00.000-07:00

来信选登一封：

dp:

关于海外华人针对达赖和藏独的游行，我觉得某些博主提出的“go back to China”非常不合适。我承认参与游行的有些人可能是所谓的“愤青脑残”，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那么盲目。从BBS上的发言看，很多人也反感中国政府和政策。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支持抗议，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让西方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包围他们的媒体，和中国政府一样，只是传输着单方面的观点和消息。游行组织者们再三声明我们只要陈述事实，让美国人了解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让部分媒体能看到和报道不同的观点。这些活动全部是海外华人自发组织的，费用是大家民间募集的，就连受到中国使馆赞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拒绝在newsletter里发布关于抗议游行的信息，以免造成中国官方组织此类抗议的嫌疑。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博主对有组织有靠山有赞助的藏独人员到处围攻一个体育盛会标志物如此纵容，却对海外华人气愤不过西方世界的“洗脑”自发自愿组织的抗议游行如此冷嘲热讽。叶三的狐朋狗友对游行的态度并不代表多数海外参加游行的华人的态度。他们凭什么用这或者杜撰出来的对话，或者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代表性的对话来侮辱游行的华人。这些华人和藏独法轮功的人一样拥有在美国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声音而已，又何过之有？我没有打算去参加游行，因为我不能确定他们所散发的资料是否是真实的。但是我回去看看，如果我觉得他们所宣传的表达的是我能认同的，也许我也会站到他们的队伍去。谢谢你听我罗嗦：）
祝好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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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那么多人都气氛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逼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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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有一种优越感那么廉价呢？

好看的以及难看的胜利

2008-04-12T17:46:00.000-07:00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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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台湾和伊朗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08年3月都有世人瞩目的选举。俄罗斯、台湾是选总统，伊朗是国会选举。

选举正如电视剧，有好看、难看之分。好看的电视剧有什么特点？有悬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湾的选举比俄罗斯的、伊朗的好看。台湾大选之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预测国民党马英九会得胜，但由于族群冲突余温未消，加上西臧问题节外生枝，很多人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疑虑重重。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从去年普京牵手梅德维杰夫亮相的那一刻开始，全世界人民就知道了谁会当选总统。至于伊朗的国会选举，在神职团体“护国议会”的护佑下，保守派势力“再次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也不足为奇。

选举缺乏悬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个政党以及候选人众望所归，另一种则是，地球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操作”。不幸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不好看，都有后者这个因素。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半民主”国家，神职团体“护国议会”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过滤。于是，1700个具有改革倾向的参选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参选人----以“对伊斯兰革命不忠诚”的名义被“过滤”掉了。俄罗斯的反对党同样在选举前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很多反对党成员收到恐吓电话，一些有力的参选人，比如人民民主联盟的Mikhail Kasyanov，干脆被禁止参选。自由派的媒体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之驯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猫腻”，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保守派在伊朗支持率也很高，但这就使他们的“猫腻”显得更奇怪了----既然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地，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样呢？

相比之下，选举有悬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政党竞争正在展开。学界对民主化的共识是：“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自由公正”这一点上，台湾走在了其他两国前面。众所周知，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我们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在伊朗和俄罗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可以上，但是你不可以上”，或者“我可以跑步上，你却只能迈着小碎步上”。

可能有人要问，台湾的民主竟然还是民主化国家的榜样？今天我骂你爹搞外遇，明天你用30万根蜡烛拼“屁”字，鸡飞狗跳，乱象丛生，这样的民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如果“井然有序”是民主的检测器，那么朝鲜恐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检验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分析台湾政治这几年里重大政治危机：大选枪击案、陈水扁家族腐败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等，我们发现，不管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事情的解决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里，而不是象伊拉克那样靠军阀混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之乱甚至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习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习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习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

“公正自由”四个字，实际上是各国民主化的瓶颈。历史表明，民主国家的很多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起源：由于选举不够自由公正，失败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并因此引发冲突甚至内战。最近的例子包括乌克兰、刚果、埃塞俄比亚、巴基斯他、肯尼亚等等。就拿肯尼亚来说，07年底的选举出现舞弊，反对派拒绝接受选举结果，08年初对抗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一千多人死亡。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选举相对自由公正，失败者也心服口服。所以谢长廷才会在败选后说：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这个态度表明，台湾民主已经成熟到把权力当作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或者政党财产。

3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津巴布韦总统选举。这个选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很好奇，当了28年总统、已经84岁高龄的穆加贝在把一个非洲之星折腾成一个失业率高达80%、通货膨胀率100000%的国家之后，是否还能以民主的名义当选。虽然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几乎已经人神共愤，从选票而言不可能当选，但是军方表示他们坚决效忠穆加贝，同时还有流言说，政府多印了350万张假选票。所以，如果最后穆加贝这次还能“顺利当选”，那就真是非常、非常难看的胜利了。

亚细亚的孤儿

2008-04-12T05:48:00.000-07:00

1. The big apple

五颜六色的人群，大超市旁边挨着小百货店，胖胖的鸽子赖在马路中间不走，满街的美甲店，路边摊上卖10块钱一个的假皮包，星巴克里不再问你是drink in or drink out，啊，this is my town.

走在那个英格兰小镇里，确切地说走在Sidgwick Avenue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每天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总是对自己说：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纽约，我不想念。

“UK or US, it’s all foreign countries. So who cares.”

然后，坐在JFK到曼哈顿的出租车里，看见哈德逊河边的skyline，茂盛的高楼大厦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灯光，头顶上的月亮特别特别细，象一片被啃光的西瓜。一边昏昏欲睡，一边想：“This is my town.”

The madness. The freaks. The indifference. The dirtiness. The noisiness. The fuckers and the fucked. This is my town.

2. 亚细亚的孤儿

那天看巴黎火炬传递的网络报道，一个小女孩，举着中国国旗，旁边一片雪山狮子旗，小女孩站在那里，先是笑着，然后痛哭起来。

据说那天不少法国人对举着中国国旗的人喊：Go back to China!

觉得伤心。觉得看到13亿个孤儿的表情。

觉得这个政府太辜负自己的民众。

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re loving the unlovable.

无法体会他们那种“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愤怒，也无法体会另一些人看到“流氓国家成为过街老鼠”的幸灾乐祸，只是伤心。They just want to love, but they happen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想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了孤儿。从1978年想起？从1949年想起？从1911年想起？从1898年想起？从1840年想起？从明朝想起？从宋朝想起？从春秋战国想起？从屈原站在泊罗江边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想起？

看三番火炬接力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上四五点就跑去“占领阵地”；看一个中国人自己租了一个飞机，绑了一个飘带，上面写着“TB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China”；看到论坛上北美各个城市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组织抗议示威；看到阿根廷华人武术师要组织自己的几百个徒弟去保卫火炬……然后看到Pelosi谴责，Clinton号召，Obama号召，Brown退出，美国议会谴责，欧洲议会谴责。

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

想屈原投江那一刹那的心情。

看视频里一群中国人从一个臧独手里抢雪山狮子旗，觉得镜头在放慢，在模糊，觉得罗大佑在镜头背后，很远的地方唱：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想走到镜头里，抓住那些兄弟姐妹的手，对他们说：stop，stop，let’s not fight history.

想在一个无人的夜晚，走到天安门，凝视那个巨大画像。

想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恐惧甚于愤怒，无知甚于邪恶。让我们别再害怕，因为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已经错了三千年，让我们明天醒在一个无辜的清晨。

3. Richard Dawkins

“If there is no God, how can we keep a sense of hope living in this world?”

“The Universe doesn’t owe you a sense of hope.”

（转帖）一个澳大利亚人对西臧问题的看法

2008-04-07T12:51:00.000-07:00

另一个西臧问题的英文帖。读后感想一：但凡做过一点独立历史或调查“功课”的人，而不仅仅是跟着媒体走的人（此点同时适用于中国人、西方人、西臧人），都愿意承认西臧问题并非“非黑即白”的卡通世界，而有着复杂的根源和多方的责任。西方主要的西藏问题专家，A. Tom. Grunfeld, Melvyn Goldstein, Barry Sautman 以及下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都对西藏流亡政府持有或多或少的批评态度，当然对中国政府更是如此。感想二：多研究点事实和史实比匆匆忙忙做价值或政治判断更重要。虽然人对事实的观察往往受制于价值观念，但哪怕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事实研究和陈述也还是比干喊口号更有意义。

有人针对我上一篇转帖说“你不会因为作者是老外就觉得文章客观吧”。答：如果我认为作者是老外文章就客观，那我应该觉得西方媒体在西臧问题上的报道都很客观了。我觉得那篇文章客观是因为它涉及很多事实讨论，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当然这也仅仅是“我认为”而已，我的判断当然受我的价值观影响。我转贴那篇以及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人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误解’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自己吗？”我想展示：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全世界”在西臧问题上看法都高度一致。事实上，西方政界/新闻界和西方学界在西臧问题上出现的观点分化（前者多“一边倒”，后者多强调复杂性）就耐人寻味。当然，不管西方在西臧问题上看法是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都要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

还有这样的留言: “以你近来的进化，估计有一天北大清华会来请你去当个教授院长之类的了。” 答：滚。

此文是pbs论坛的一个主贴，后面还有很多跟贴，讨论涉及很多牛博博主也讨论到的问题，而且质量比较高，有兴趣可以去这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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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sponse to Tony Martin (in relation to the Tibet issue)

情书